钤是什么意思(镌是什么意思解释)

这些难读的地名，读对一半就是学霸

被人读错名字，伤自尊

读错别人的名字，很尴尬

然而，你有没有考虑过

地名也是有尊严的

TA们，也不想被读错

小编精心整理了各省、市、区

最容易读错的100多个地名

看看你以前读错了多少

潭柘寺：柘读zhè，寺有一千七百年历史

爨底下：爨读cuàn，生火做饭之意

妫水河：妫字音读guī，春秋时有美女息妫

演乐胡同：乐在此读yào

蓟县：蓟读jì，一种草本植物

铃铛阁：阁在此读gǎo——天津卫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

双港：港在这里读jiǎng

宜兴埠：埠字的标准读音bù，但在这里读fǔ

蔚县：蔚读yù，不读wèi

井陉：陉读xíng，不读jīng

蠡县：蠡读lǐ，顺便记一下和西施有关的范蠡

藁城：藁读gǎo，在诗文中“藁砧”指代丈夫

涿州：涿读为zhuō　

乐亭：lào ting，亭发轻声

隰县：隰读xí，《卫风·氓》“隰则有泮”　

洪洞：洞读tóng，例如“苏三离了洪洞县”

临汾：汾读fén，汾水、汾酒同理

忻州：忻读xīn

扎赉诺尔：赉读lài，赐予、赏赐的意思

巴彦淖尔：彦读yàn，淖应读nào，林妹妹《葬花吟》“强于污淖陷渠沟”

磴口：磴读dèng。

阜新：阜读fù，易误读为“bù”以及“fǔ”

桓仁：桓读huán　

岫岩：岫读xiù，此地产玉，名为岫玉

珲春：珲读hún，注意与下文瑷珲的珲区别　　

桦甸：桦读huà

穆棱：棱是多音字，在此读líng，不读léng

讷河：讷 读nè

肇州：肇读zhào，起始之意，金代认为这里是“祖宗肇兴”之地

瑷珲：读作ài huī，历史书上的“瑷珲条约”在此签订，1956年改名为“爱辉”，2015恢复为瑷珲。

莘庄：莘读xīn，不读shēn；山东莘县的莘，读为shēn，不读xīn

五厍：厍读shè，注意比车库的“库”少一点

颛桥：颛读zhuān，想想谐音“砖桥”比较好记

蕰藻浜：蕰读wēn，浜读bāng

盱眙：读xū yí，记住这里盛产小龙虾　

邗江：邗读hán，京杭运河的一段叫“邗沟”

邳州：邳读pī

甪直：甪读lù，注意比“角”少一笔

栟茶：栟读bēn

浒墅关：浒读xǔ，不读水浒传的hǔ。

丽水：丽读lí，《千字文》“金生丽水”　　

台州：太读tāi，天台山的台同理

嵊州：嵊读shèng

鄞县：鄞读yín　

诸暨：暨读jì，西施故里

乐清：乐读yuè

歙县：歙在这里读shè，多音字，还读xī

六安：六读lù，有一种茶叫“六安瓜片”

亳州：亳读bó，注意比“毫毛”的“毫”少一笔　

枞阳：枞读zōng，多音字，还读cōng

黟县：黟，读yī　　

濉溪：濉，读suī　

蚌埠：的读音为bèng bù　　

砀山：砀读dàng

长汀：汀读tīnɡ，例如“汀上白沙看不见”

琯江：琯读guǎn

东庠：庠读xiáng，注意偏旁，当地人读xiǎng

曾厝垵：读音为zēng cuò ān，垵字正规应读三声，但是当地人一般读一声

筼筜湖：筼筜 yún dāng，是一种竹子，韩愈有诗

“筼筜竞长纤纤笋，踯躅闲开艳艳花”

铅山：铅读yán，不读qiān，地名专用字音

钤山：钤读qián

婺源：婺读wù，旅游胜地读错了买不到票哦

弋阳：弋读yì　　

长堎：堎读lèng，此镇与滕王阁隔江相望

莒县：莒读jǔ，不读lǔ

茌平：茌读chí

临朐：朐读qú

郯城：郯读tán　　　　　

曲阜：正确的读音qū fù，孔子故乡

鄄城：鄄读juān，不读yān　　

芝罘：罘读fú，是一种打猎用具，秦始皇曾经在这里立石颂德

浚县：浚读xùn，多音字，还读jùn　

武陟：陟读zhì

泌阳：泌读bì，不读mì　　

渑池：渑读miǎn；山东渑水的渑读shéng。　　

荥阳：荥读xíng，而四川荥经的荥读音yíng。

中牟：牟，读为mù，不读móu

黄陂：陂读pí，多音字，还读bēi以及bō

郧县：郧读yún。　　

秭归：秭读zǐ，屈原故里

监利：监，读jiàn，不读jiān

猇亭：猇读xiāo　　

蕲春：蕲读qí，李时珍故乡

耒阳：耒读lěi　

郴州：郴读chēn，秦观《踏莎行》“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筻口：筻读gàng

枨冲：枨读chéng

东莞：莞读guǎn　

番禺：番读pān

沥滘：滘读jiào

巽寮湾：巽读xùn，八卦之一

硇洲岛：硇读náo，有种矿物叫“硇砂”

吴圩：圩读xū ，也许你去过南宁吴圩机场

百色：百按古音读bó

儋州：儋读dān，苏轼曾经的贬谪地，《自题金山画像》“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涪陵：涪读fú，涪陵榨菜的故乡

綦江：綦读qí，青黑色的意思，《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　

北碚：碚读bèi

郫县：郫读pí，郫县豆瓣是川菜的灵魂之一

珙县：珙读gǒng

犍为：犍读qián，犍牛的犍读jiān　

邛崃：qióng lái，卓文君的故乡

筠连：筠读jūn，不读yún

阆中：阆，读làng

永燊：燊读shēn

岜沙：岜读biā，普通话里没有这个读音，但就像biangbiang面一样，入乡随俗（字典读bā）

大磏：磏读qiān

浞水：浞读zhuó

勐海：勐读měng，傣族语音译字

禄脿：脿读piǎo

漾濞：濞读bì，此地盛产核桃

者竜：竜读lóng

那曲：正确读法是nā qū

噶尔：噶读gá

洽川：洽读hé

栎阳：栎读yuè，不读lè

柞水：柞读zhà　

吴堡：堡，读bǔ

虢镇：虢读guó，历史地名专用，杨贵妃有个姐姐被封为“虢国夫人”

崆峒：正确读法是kōng tóng，喜欢看武侠小说的话应该不会读错

颉崖：颉读xié

垲坪：垲读kǎi

枹罕：枹读fú，鼓槌的意思

吴砦：砦读zhài，王维诗《鹿砦》

茶卡盐湖：卡读qiǎ，这里被称为“天空之镜”

窎沟：窎读diào

潘昶：昶读chǎng

巴音郭楞：楞读léng，不读lèng

焉耆：耆读qí

寨乪村：乪读náng

坪輋：輋读shē

红磡：磡读kàn， 红磡体育馆简称红馆

作壆坑：壆读bó

凼仔岛：凼读dàng，当地一般写作异体字“氹”

你还知道哪些易读错的地名吗？

你的家乡有被读错的烦恼吗？

书法中的“碑”和“帖”，看完这篇文章终于搞清楚了

一、碑，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释为“竖石也”，也就是竖立在地上的石头。

那时候的碑主要有三个作用，一是设在皇宫中，用来观日影，辨方向，测时刻；二是放在祠庙中，用来拴祭祀牲口；三是竖在墓穴边，为葬礼引棺入墓，施与辘轳之用。起初碑是没有文字的，后来刻了文字，才是书法艺术中所称的“碑”、“碑刻”。

一块树立的石头，这样的大概是碑最初的样子。

刻了文字的碑

今天我们说的碑，有广义和狭义的理解。广义上指的是镌有数德、铭功、纪事等文字的刻石。比如碑碣、摩崖、造像记、塔铭、刻经、界石、墓志等。

《始平公造像记》（北魏时期）

《张黑女墓志》（北魏时期）

《曹全碑》（东汉时期）

注：需要曹全碑教学视频可以联系启明私人微信qiming467

狭义的碑是指东汉以后，立于纪念地、建筑或者墓前，刻镌文字的长方形石头。

我们学书法所理解的碑，大部分说的是前者广义上的理解，也就是指一切刻有文字的（除刻帖之外）石刻的总称。

二、帖，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帛书也”。

古人把写在竹、木片上的字，称之为简牍；

长沙简牍博物馆陈列的简牍（我感觉去长沙玩除了看省博，简牍博物馆也非常值得一去）

书写在丝织品上的字迹称之为帖。

著名法帖——米芾《蜀素帖》（北宋）

由于帖最早是指写了字的奏事的小纸片，一般指字条、请帖、庚帖之类，因此凡是小的篇幅书迹，过去都称作帖。后汉开始呢，书法艺术得到整个社会的重视，很多士大夫习惯于把书家信札作为珍藏起来研习，也称为帖。自北宋，刻帖之风开始盛行，人们把帖刻与木板、石头之上，名之曰丛帖、汇帖或集帖。

从木板、石头上拓下来的拓本，为便于学习欣赏、装裱称册，也称之为帖。

拓碑

清末以后摄影技术传入国内，凡镌刻、手写一切书法文字，一经影印装订成册、都称之为帖。

至于碑和帖有什么区别，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区别。

一、制作目的不同

最初的碑没有文字，后来为托顽金之坚以期永垂后世，在碑上增加了文字，并且从最初的随意刻画到庄重严整、一丝不苟，其主要目的是追述世系、记叙生平、歌功颂德，而不是传扬书法，所以书者可以是名家，也可以不是名家。唐以前的碑多不署书者姓名，可以看出碑是重内容而轻书写的。

刻帖的目的是传播书法，为书法研习者提供历代名家法书的复制品，所以书法的优劣是它的选择标准。只要是名家的书作精品，即便是只言片语的一张便条，也照样收入，很少顾及内容。

著名刻帖《三希堂法帖》（清代）

二、书体不同

碑的历史悠久，所用书体在隋以前都是庄重肃穆的篆、隶、楷书。

《九成宫醴泉铭》原碑，大家可以看到碑额上用的字就是用的篆书。

直至唐太宗御笔亲洒，才开始有行书入碑。草书刻碑除《升仙太子碑》外，绝少有。而刻帖一事始自赵宋，多数是诗文简札，所以行、草书及小楷居多。

三、形制不同

碑是竖立在地面上的石刻，多数是长方形，也有圆顶、尖顶的，虽然有一面字的，但也有两面以至于四面刻字的。丰碑巨碣动辄丈余高，气势宏伟。

颜真卿《勤礼碑》就是长方形（残石175×90×22厘米，现存西安碑林）

帖因为多取材于简札、书信、手卷，故高度一般在一尺上下，长则一尺至三四尺，呈横式，多为石板状，只在正面刻字。另外，帖有木刻的，碑则绝少。

颜真卿《祭侄文稿》（纵28.3厘米，横75.5厘米，纸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四、制作方法不同

南朝梁以前，碑一般是书丹上石，即由书写者用朱笔直接把字写在磨平的碑石上，再经镌刻。刻碑者往往可以因循刀法的方便而使字的笔画有风格上的变化，即与原书丹之字略有出入，还有的碑刻甚至未经书丹而直接奏刀。其字融入了刻工的艺术情趣，有极浓的金石味道，非毛笔书写所能体现，实际上是书者与刻者的共同创造。

而刻帖都是摹勒上石，就是先将墨迹上的字用透明的纸以墨摹下来，然后用朱色从背面依字勾勒，再拓印上石，最后刻，比碑多出两道工序。虽然程序复杂，但刻帖要求忠于原作，尽力毕肖，每道工序均不得掺入己意，所以精品帖本可以达到乱真的水平。

《孙子兵法》和《道德经》都讲做人，尤其是这1句，让你少走弯路

我国古代的兵书《孙子兵法》不但是中国兵家的经典，也被全世界视作是智慧宝库，早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因孙武所作，又名《孙武兵法》，是中国最早且影响最大的一部兵书，书中逻辑严谨，不但详细记载了经国治军之法，更是一部指点人们立身处事的经典之作。

人生如战场，每个成功者对于这个战场都有着自己的布局，或“实”，或“锐”，又或者“通”，似乎在常人看来并不起眼，但是等这个人成功后，他的谋篇布局在众人看来，却是步步有深意。

《孙子兵法》有十三篇，做人处事则有十三字！

历史上的名书《孙子兵法》与《道德经》上，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道理。

其中有一个道理，竟然相同，就是：善战者，不怒！

《道德经》的作者，古代圣贤老子讲到：人不要逞强，不要轻易被激怒，要尽量智取。

《孙子兵法》中写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怒而致战。

也就是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国君不能因为一时的愤怒就发动战争，

怒，是失去理智的表现，一但怒上心头，就会失去冷静，也就难以客观地分析，研究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

而取而代之的，就是主观臆断和愤怒的情绪。

这样，势必会给个人或者军队带来极大的危害与损失。

军事如此，人生也如此。遇事不急躁，不冲动，平心静气地认真思考，细分分辨；

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得出正确的解决之道。

据传，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囚禁的最后岁月，看到《孙子兵法》时，曾老泪纵横道：“如果我早看到它，我怎么会落到如此下场。”

这部兵书的出现是划时代的，一直是军事、生活、商业的智慧锦囊。细读孙子兵法, 我们就会发现其核心论述就是谋略。谋略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竞争是实力和智慧的较量。商战如兵战,善用谋略者胜。

孙子兵法的战略思想有两层含义:一是预见性, 所谓“未战而庙算胜”;二是智慧性,所谓“因形而措胜于众”。孙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究竟有些什么奇谋妙策,龙韬虎铃,他一 概采取引而不发的叙述。

在我们的人生和事业中, 难免会遇到决定人生的关键时刻。在那些时刻, 最重要的是仔细考察研究一 切主客观条件。人生大事亦如国家大事, 不可不察。正确的分析,把握难得的机遇才会成功。

不管你是初入社会的青年人，还是混迹江湖已久的老朋友，只要你能读懂，读透上面《孙子兵法》里的其中一句话，我相信你的人生一定会有新起色。

《孙子兵法》是孙武耗时十年创作而成，现代国学专家也是呕心沥血的把它准确的翻译成白话文，并且配上了精美的插图，让我们更好的智者孙武的大智慧。

《孙子兵法》不同于其他的智慧书籍，看到一点就能联系到生活职场中，可以对你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帮助。

现代生活好了，手里的存款只拿来吃喝享受，可能并不会停留多久的感受，而像这种人生智慧，学到就能跟你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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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临床与伤寒六经——兼析新冠肺炎治疗方案第六版中医药内容

历史上中医在与热病（疫病）的抗争中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从汉末伤寒，到明清温病，积淀成为临床的基础。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再良教授曾经撰文《伤寒杂病温病一体论》，强调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临床经典。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张再良教授的文章《疫病临床与伤寒六经》，可以帮助我们贯通古今，启发思路。

千百年来，热病（疫病）是人类（也是医学）主要面对的大问题。中医所谓的外感热病，今天看来，主要是指各种传染病，因此广义上都可以称为疫病。温疫在古代频繁发生，带来灾难，也带来医学发展的机遇。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是在热病临床的反复应对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中医的临床基础也在热病的应对过程中奠定。

众所周知，中医习惯上将热病分为伤寒与温病两大块，瘟疫和温病靠近。每次温疫的大流行都会留下医家努力的痕迹，只是历史久远，很多已经依稀难辨，所以后人的看法不容易统一。今天重新思考，也许要结合一些现代认识，对问题的把握才容易到位。

疫病的临床有特殊性，伤寒的六经有普遍性。如果认定伤寒是传染病，也属于疫病范围，那么将二者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我们一定能够从中得到启发。今天遇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爆发，中医应该怎么认识、如何应对，往往会见仁见智，看法不一。历史在现实中会产生回响，既往的外感热病的知识，会自觉不自觉地左右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历史也是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现实是一个契机，借助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表现，联系古人的实践，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医临床治疗的理解。本文对此展开一些议论，抛砖引玉，希望有助于大家的思考。

01 历史上温疫与伤寒曾经对立

古代“疫”的特点，一个是患者病状相似，另一个是致死率高。今天的传染病，其概念更加宽泛。可以说，张仲景和吴又可遇到的都是传染病，但为什么一个是《伤寒论》、一个是《温疫论》呢？对此，我们是否已经充分注意，是否能够深刻理解呢？

从历史过程看，很明显从金元开始，温热（温疫）与伤寒分道扬镳。刘河间倡导“火热论”，指出伤寒“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临床遣方用药偏于寒凉泻火，方用双解散、防风通圣散等。到明末清初，吴又可著《温疫论》，可谓登峰造极，将温疫与伤寒对立，想要在疫病的治疗上开创新的局面。

中医的临床辨治，伤寒奠基在前，为什么后面的医家不循常规，要另谋出路呢？这里我们注意到吴又可的叙述。原来在疫病的流行过程中，吴又可目睹当时的医者普遍“误以伤寒法治之”，而患者“枉死不可胜计”，书本和现实矛盾。在事实面前，吴又可观察和归纳了温疫与伤寒的不同，强调时疫是“感天地之疠气……能传染于人”，治疗以“疏利为主”。而伤寒则是“感天地之正气”“不传于人”，治疗“以发表为先”。在吴又可的眼中，温疫和伤寒，泾渭分明，不容混淆。

吴又可敏锐地觉察到疫病的发生，是天地间别有一种疠气所感，与一般的六淫之气不同。从外感六淫到疠气致病，在疫病病因的认识上是明显的进步。吴又可认为《伤寒论》为外感风寒而设，所以疾病的传变和治法与疫病完全不同。吴又可在治疗上进而产生了“一病一药”的设想：“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位加减之劳矣。”可见病因对抗其实并非西方专有，古人对此也曾有意识。

吴又可对伤寒的认识，主要来自《伤寒论》的原文叙述。姑且不论吴又可对伤寒能够认识到何种程度，我们从治法上就可以直接感觉到吴又可面临的困惑。基于以上的归纳，今天我们的思考应该更加深入一些，应该注意到临床的疾病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步吴又可后尘，同样对立伤寒与温疫，对温疫的临床治疗作进一步扩展，在治法上别出心裁，制定了升降散及其相关的系列方，提出了以升降散为代表的15首治疗方剂。基本上一个是用清法，所谓“轻则清之”，相关方剂有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苏饮、大小清凉散、增损三黄石膏汤等；另一个是用泻法，所谓“重则泻之”，相关方剂有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普济消毒饮、加味凉膈散、解毒承气汤、增损双解散、增损三黄汤等。

杨栗山的临床遭遇与吴又可不同，其将温疫扩展到了温病，但其中的“温病大头六证辨”讲的是鼠疫，此六证乃温病中之最重且凶者，因为仲景的《伤寒论》中无此证治，所以提出伤寒方不可以治温病。也许在这方面，专病专方比较辨证论治疗效更加独到。杨栗山治疗用升降散加减，比普济消毒饮更有效果，同时认为：“惟刘河间《直格》、王安道《溯洄》，以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温清不同治，方差强人意。”可见，温疫与温病相似处多，但和伤寒比较，则有明显不同。

温疫在温病中作为分类之一，如《温病条辨》的处理。但也有把温疫另立，分别对待的。不管怎么说，温病宽泛，温疫狭小。如果再把视野放开，伤寒六经基础，温病相对专门。温病的诊疗规律（卫气营血、三焦）可以囊括温疫，但温疫必定还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古人对立伤寒和温疫，强调二者的不同，主要原因是出于对温疫临床治法方药的考虑。吴又可对比伤寒与温疫，临床上有着积极的一面，告诫人们不要因循守旧，面对温疫，必须另谋新法。

02 临床上六经与温疫难以分离

吴又可已经意识到了瘟疫“一病必有一气”的问题，但治疗上却对疫疠之气无奈，只能用达原饮透达膜原，使疫邪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再用汗、下祛邪外出。用六经证治的眼光一看，十分清楚，达原饮是伤寒六经辨治中应对少阳的方法，寒温并用，升降气机，扶正达邪。汗法走表是太阳温散，下法入里是阳明寒泻。

把眼光移到金元时期，北方医家刘河间主“火热论”，倡导伤寒六经传受皆是热证，应对热病以寒凉药为主。以后李东垣主“脾胃论”辨内外伤，有补中益气的甘温除热。用历史的眼光看，他们当时都面临疫病的频繁高发期，用六经证治的框架看，刘河间的方法偏阳明寒泻，李东垣的方法重太阴温补，治法方药仍然不出六经。

这样一看，刘河间、李东垣、吴又可面对疫病，要想有所突破，但方药还是摆脱不了六经。古人的苦心所在，经验独到，但六经还是六经，规律客观实在，不管当事人是否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当然，后来发生的疫病临床不一定能够体现出伤寒六经那么明显的传变规律了。从六经的治法方药看，可以说，六经无处不在，疫病的临床也如此。下面我们另外举几个例子来看。

对于小儿痘证，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讲到：“古方精妙，不可胜数，惟用表药之方，吾不敢信，今人且恣用羌防柴葛升麻紫苏矣。更有愚之愚者，用表药以发闷证是也。（紫闷由枭毒太过，法宜清凉败毒；白闷由本身虚寒、气血不支，法宜峻用温补气血，托之外出。）痘证初起，形势未张，大约辛凉解肌、芳香透络、化浊解毒者十之七八。本身气血虚寒，用温煦保元者十之二三。大约七日以前，外感用事，痘发由温气之行，用钱（仲阳）之凉者十之八九，用陈（文中）之温者一二。七日以后，本身气血用事，纯赖脏真之火，炼毒成浆，此火不外鼓，必致内陷，用陈之温者多，用钱之凉者少也。若始终实热者，则始终用钱，始终虚寒者，则始终用陈。”最后，吴鞠通总结并感叹道：“痘科无一定之证，故无一定之方也……治痘若专主于寒热温凉一家之论，希图省事，祸斯亟矣。”

再看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有关瘟毒吐泻转筋的说法：“上吐下泻转筋一症，古人立名霍乱。”道光元年（公元1821年），“瘟毒流行，病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半”“彼时业医者，有用参术姜附见效者，便言阴寒；有用芩连栀柏见效者，则云毒火。余曰：非也。不分男妇老少，众人同病，乃瘟毒也。或曰：既是瘟毒，姜附热，芩连凉，皆有见效者何也？余曰：芩连效在病初，人壮毒盛时；姜附效在毒败，人弱气衰时”“活其血，解其毒，未有不一药而愈者”。王清任的解毒活血汤（四逆散、桃红四物汤加葛根、连翘）用于病初吐泻，如果见到汗多肢冷、身凉眼塌，就非用急救回阳汤（四逆汤、理中汤加桃红）不可了，不能因为患者有大渴饮冷而不敢用。

吴鞠通讲的是痘证，王清任讲的是霍乱，都是疫病。二者在治法上相通的是，或温补气血，或清热解毒，前者太阴，后者阳明，急救回阳在少阴，还是没有跳出六经证治的范畴。据此，我们可以追溯到《金匮要略》中的阴阳毒，用升麻鳖甲汤加减应对，应该是最为简练的表达，阳毒在阳明，阴毒偏太阴。我们再看喻昌对疫病治疗的归纳：“未病前先饮芳香正气药，则邪不能入，此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营卫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上焦升散是太阳的方法，中焦疏利是少阳的方法，下焦攻逐是阳明的方法，贯穿始终的是解毒，体现出专病专药的意思。

临床上如果应对疫病没有特效药，那么治疗还是要回到辨证，用俞根初的话表达：“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吴又可以后，叶天士、吴鞠通有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的明确提倡，也是针对此类疾病的证治特点，在六经中走出了一条临证的快捷通道，集中体现了寒凉药物应用的规律和技巧，有意无意之间更加充实了六经证治代表的内容。

面对疫病，我们今天的临床还会提到刘河间的防风通圣散、吴又可的达原饮、杨栗山的升降散、王清任的解毒活血汤等，这些都不是特效方，而是后人在六经治法方药上的变通。其实，即便疫病的治疗有了特效药物，临床仍然离不开辨证论治。支持疗法、对症处理仍然需要，现代医学也是如此。行文至此，可以交代一下，伤寒这种疫病比较独特，没有特效药，只能随证治之，之所以能够提供出六经辨治的方法，道理就在于此。

0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的六经解析

当年的伤寒病产生了《伤寒论》，留下六经证治的方法。以后由于疾病的变化，临床的应对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了六经证治的内容，补充了临床的治法方药。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积极面对，提出了治疗上的指导方案。用六经的方法来解读，古今对照，可以理解方案中中医治疗的基本原理和规律。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疗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的中医证型相对简单，治疗期分为寒湿郁肺证、疫邪闭肺证、内闭外脱证3型，恢复期有肺脾气虚证。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在临床治疗期（确诊病例）中，首先推出清肺排毒汤，然后，轻型分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普通型分湿毒郁肺证、寒湿阻肺证；重型分疫毒闭肺证、气营两燔证；危重型增加了中药注射剂的选择；恢复期增加了气阴两虚证。可以看出，除了推荐清肺排毒汤，很明显增加了湿热蕴肺证、湿毒郁肺证、寒湿阻肺证、气营两燔证，恢复期补充了气阴两虚证等，供临证选择参考的范围更大了。

从六经辨治的角度看，寒湿郁肺或阻肺证要用太阳温散（与太阴温燥也有关），邪热壅肺证、疫邪闭肺证、气营两燔证要用阳明寒泻（与太阳凉泄也有关），而湿热蕴肺证、湿毒郁肺证则寒温兼顾，归在少阳的位置合适，内闭外脱证用少阴回阳，肺脾气虚用太阴温补，气阴两虚则偏于太阳阳明（肺胃）的凉润。这是从六经证治中提取出来的，更加符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治疗，可以作为临证的参考。这可以视为缩小、简化了的六经治法。看清了其中六经的基础，就容易理解后来温病的卫气营血，再到具体病证的治法，都是一样的道理。每个病证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都有六经变通的问题，亦即各病有各自的六经（证型）。至于临床多见什么样的证型，今天明白，其实是疾病在背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为指导方案，需要强调若干要点，以引起临床上的充分注意。但是执行者如果不理解六经证治的原理和规律，就容易墨守成规，不知道变化。比如病初有温散和凉泄的区别，病重有寒湿（湿毒）和温热（热毒、疫毒）的不同，而在病情缠绵、寒热往来、邪正相持之际有和解少阳的方法，在高热伤阴时有少阴的救阴方法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对有关内容有所补充，也是这个道理。六经证治中，温散是麻黄、桂枝同用，凉泄是麻黄、石膏同用，太阳除了温散法、凉泄法，还有调和营卫法。温燥、温补在太阴，寒泻、凉润在阳明，辛开苦降、畅达气机，扶正祛邪在少阳。回阳救逆在少阴，滋养阴液在少阴，寒热兼顾还有厥阴。这样的六经，以法统方，从基本方、类变方到加减方，脉络清楚，层次分明。

04 结语

从现实回看历史，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以和过去的伤寒、温疫与温病对照。面对疫病，专家研究、政府部门出面提供指导性的防治方案，并且随时作出修正、补充。这在古代社会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古代医家必定会有一个更加漫长的摸索过程，个人努力所起的作用其实十分有限。所以，从伤寒病中间能够摸到规律，在《伤寒论》中能够将六经病证的方法固定下来，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搞懂温疫临床和伤寒六经的关系，对我们理解问题有帮助。伤寒非疫的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即伤寒六经的治法方药，用于后来遇到的各种疫病是否有效？很清楚，历史上应对鼠疫，确实伤寒六经乏效。这不是六经不行，而是鼠疫（肺鼠疫）当时确实无药可治。对于各个历史时期医家留下的医著，我们不妨相互对照着看，这才有意思。把整个过程拉成一条线，然后分析各个时空位置上事物的异同。相异的地方，要多思考临床的疾病背景；相同的地方，要提升事物的内在规律。

最后，引用一下当年谢观说过的话：“伤寒与温热、瘟疫之别，尤为医家所聚讼。盖伤寒二字，古人既为天行病之总名，则其所包者广……后世医者泥于字面，一遇天行之病，辄以辛温之剂治之。于是阳明成温之症，见杀于麻桂等方者多矣。”其进一步指出，后世医者“偶遇不寒之疫，遂谓凡疫皆温，本虑医者以辛温之剂误施之温热，转致末流泥温疫之论，不敢复言伤寒。执一定之方，驭万变之病，圣散子杀人，正由于此”。谢观感叹：“有此二误，而伤寒、温热、温疫之争遂如长夜不旦矣。”谢观对时弊的针砭，是否在今天的疫病临床中仍有警世作用呢？

来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