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月英语)

一位79岁高龄的老人，居然预见未来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关键最辉煌的十年。一般人乍听此言，估计即使不当面笑他老人家痴人说梦，内心恐怕多少也会有点不以为然吧。

然而，这位信心满满的老人可是一位非常之人。他是开国元勋。他是一代伟人。他是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曾用三个字评价他：“大人物！”

他就是。

年少即有大志，面对清末民初国家贫弱、民不聊生的衰乱之世，他立志为“苍生乐大同”而奋斗。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云南讲武学校。从讲武学校毕业后，追随，拥护国共合作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在战争中显示出过人的才干，深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器重，甚至被视为蒋的嫡系。

1926年11月，30虚龄的被蒋委任为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然而，当背叛三大政策、向人举起屠刀时，毅然抛弃每年光薪水就有20万块大洋的师长职务，选择了一条与个人荣华富贵完全相背离的道路：通电反蒋，并在1927年7月白色恐怖最严重之时加入中国。

当时他做出这个常人难以理解的抉择，一方面是因为感觉才是真正救国救民的革命党，这与他的人生理想高度吻合，另一方面是认为虽然当时形势大好，半年内即打下半壁江山，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执政党，但“享乐腐化，必然失败，朝气蓬勃，必然要胜利”。可以说，这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预见。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1938年，回到广州进行工作，并利用治病之机看望家人。叶道英当时想去延安学习，但觉得母亲年迈又有病，需要叶道英耐心奉养并照顾一家老小，便没有答应。当叶道英问及时局发展和国共两党前途时，打比方说：“国共两党正如两个人赛跑一样，谁进步，谁跑在前头，预计十年内即可见分晓。”虽然当时的实力远远不如，但叶道英听后如拨云见日，顿时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

抗战胜利后，参加了国共和谈，1946年又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仗着巨大的军事优势想一举消灭，谈判随之破裂。1947年2月，军调部代表团撤离北平前，在北平饭店向各界友好人士话别。他坚定地说：“我们离开北平只是暂时的，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代表团离开北平前，九三学社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薛愚的寓所以家宴形式为他们送行。代表团随后举行告别与答谢宴会。告诉九三学社的朋友们：“美蒋不讲信用、不愿和平。我们同手对手、脚对脚地来往许多年，对他是深有所知的。虽然有美国撑腰，但他是外强中干。我们一定会胜利。不出两年，我们还会回到北平！”

战争形势的戏剧性变化证实了他的预言。果然不到两年，1949年1月，解放军开进北平，第一任北平市市长即是。

1979年3月， （右）与陈云在杭州

“”十年中，“”狐假虎威，整倒了一大批老干部。因为反对把军队搞乱，1967年被诬蔑为“二月逆流”黑干将，日子也不好过，他却处之泰然。

1969年12月，陪同外宾到上海访问，从锦江饭店给老朋友、昆曲演员岳美缇打电话：“北京客人来了，你们来，我在锦江饭店等你们。”岳美缇等人到锦江饭店后，留她们一起吃午饭，关切地询问：“你们受苦了吗？挨斗了吗？现在干什么？家里人都好吗？”她们像见了亲人一样，滔滔不绝地向诉说“”中的悲惨遭遇。文艺领域是“”的“发源地”，文艺界是“”重灾区，这些昆曲演员在“”中吃尽了苦头。

倒完苦水之后，她们急切地问：“听说你在责问张春桥，他们说你大闹怀仁堂，把手指骨也敲断了？”笑眯眯地说：“放心！你们看不是好好的吗？只是划破了一点皮。”他语重心长地说：“美缇，你的成分不好，又是文艺黑尖子，你是受委屈了！”岳美缇一时热泪盈眶，无言对答。拍着她的肩膀：“还记得我1963年送你的题竹诗吗？”岳美缇点点头，含泪背了两句：“彩笔凌云画溢思，虚心劲节是吾师。”跟着一起背诵了后两句：“人生贵有胸中竹，经得艰难考验时。”不只是用这首诗安慰和鼓励岳美缇，更深层的意思是认为风头正健的一伙其实兔子尾巴长不了。

任友青是的老部下，新中国成立后考入南开大学，不料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遭人诬陷而被开除了党籍。她写了200多封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期间更是横遭迫害。1975年5月25日下午，她终于见到老首长。握着那双坚实的大手，她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半天也说不出话。把任友青领进办公室，听她哭诉蒙冤经历。任友青讲完之后，擦去了泪水，关心地问：“叶帅，你身体好吗？”信心十足回答道：“好！”他用右手在自己胸前画着说：“我没有那些癌症，我还要再活十年，而且是关键的十年。”后来在的过问下，任友青得以平反。

1976年10月，与等一举粉碎“”，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在79岁高龄时居然能够预见自己未来十年最关键，确实令人称奇。细究其缘故，当是他深知与周恩来都将不久于人世，与“”的斗争不可避免。历史将他推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他重任在肩，毅然挺身而出肩负起历史赋予的使命。后来的历史也证实了他的预见。正如他在《八十书怀》一诗所言：“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粉碎“”后，耄耋之年的力推复出，力推改革开放，力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力推祖国统一大业，真是“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此后，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排名一直很靠前，确实是“万丈霞光值暮时”。

是一位职业军人，军人自然离不开军事。作为军事家，除了在指挥具体战役时对敌情做出正确研判，还有不少战略性的预见。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军攻势迅猛，很快就逼近列宁格勒，苏军处于极其被动的不利局面。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将有何举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方向应如何确定，这是关系到中国抗战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与前途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兼八路军参谋长的当即领导参谋部人员讨论这个重大问题：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国抗日战争形势将如何发展？侵华日军的主攻方向将有何变化？

当时有人认为，日本和德国是轴心国，作为德国的同盟，日军将会北上进攻苏联，东西夹击以支援策应德军，因此我国抗日的重点应该放在防止日军北上方面。带领大家研究了大量资料，分析日军北上与南进两种可能。在对各种情况进行研判后，他得出相反的意见，认为侵华日军仍将继续南进，扩大占领我国南方富庶地区，夺取足够的资源，进而向东南亚发展，实现其更大的侵略野心。对日军而言，北上进攻苏联是啃骨头，得不偿失，很难取得战果。因此，他向中央建议：的战略思想和战争准备的重点应放在对付日军南进方面。半年后，日军进攻东南亚，证实了的预见。他对日军战略动向的正确预判，对中央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身在窑洞，但胸怀世界，密切关注苏德战场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形势的变化。1942年7月，德军大肆进攻斯大林格勒。国内很多人被德国法西斯的嚣张气焰吓倒，对苏军的前景忧心忡忡。提醒人们：观察战局要着眼于发展，不能只看一时的表面强弱，要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对苏军转败为胜要有充分的信心。战局的变化再次印证了的预判。果然，苏军在11月即开始转入，并在次年2月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

如何评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意义呢？这只是一般性的战役胜利，还是带有根本转折性的战略胜利？当时延安各界对此众说纷纭。组织参谋部人员展开讨论，根据各种情报，分析苏德两军军力的对比及消长趋势后，他得出结论，这个胜利是整个苏德战争的转折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十分有利。他将这一重要判断写成书面材料报告中央，得到和朱德的称赞。

1954年9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之后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随后又担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国防现代化建设之中。

当时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军兵种建设、指挥组织系统比“小米加步枪”时代都有了显著提升，但就整体而言，距离打赢现代战争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积极探讨未来战争和现代条件下的军队建设与作战问题。他着重强调：现代战争已进入原子时代，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将是一幅全新的战争图画。他用中国古代神话来打比方：“雷达的发展，使战场成为一眼望尽的象棋盘。红外线的使用，使黑夜变成白天。风火轮、芭蕉扇、雷震子、土行孙、千里眼、顺风耳等等《封神榜》上的东西，有许多都在我们的时代出现了。”

他分析了20世纪世界上发生的大规模现代战争，从总体上概括了现代战争的三个显著特征：第一，战争出现的突然性（“不宣而战”“迅雷不及掩耳”）；第二，战况发展的迅速性（“地中鸣鼓角，天上下将军”“瞻之在前，忽然在后”）；第三，组织协同的复杂性（“诸军种、兵种在时间、空间上的组织协同，复杂的作战指挥”）。从当时数次中东战争以至后来的海湾战争，都证明了的正确。

当时中国国力薄弱，提出要搞“两弹”，一些领导人不太赞同，但态度鲜明地支持、周恩来的意见，并对“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多次予以配合支持。这说明充分认识到核武器在战略威慑方面的意义。

核武器的出现，为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开展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训练带来了新问题。解放军一些干部对核武器威力认识不足，另一些则夸大核武器的作用。针对这两种倾向，告诉大家：核武器确实是一种具有很大威力的突击武器，但只靠核武器并不能解决战争的胜负。核武器的产生和使用不仅不能代替其他兵器的作用，恰恰相反，核武器要有其他兵器的密切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认为，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0世纪是原子的世界。原子的发现和运用到战场上，无疑将给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带来重大的影响。但应该指出，原子武器的出现和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根本地改变现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及其指导原则，而只是为作战双方提供了充分利用现代战争规律的更加有利的条件罢了。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来说，更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所拟定的十大军事原则，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军事思想不能解决现代化作战问题”，用具体例子说明如何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等原则运用于现代战争之中，使大家对军事思想有了新的认识。二战后的战争史也证明，除了二战中美国对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核武器还没有在战争中使用过。

“”初期，、一伙煽动军队冲击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揪斗各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在自身遭到围攻的情况下，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仍尽可能地保护老干部。南京军区司令员被抄家，只好躲进大别山，向求救，设法将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1967年初，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搞乱军队的做法提出激烈的批评，并严肃地说：“内忧必然引起外患，稳定军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

果然，两年之后的1969年3月，苏军悍然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中队奋起反击，双方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并将核导弹瞄准中国，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央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北部边境的安全威胁上。

善于与人交往，曾协助周恩来妥善处理西安事变，抗战期间又与周恩来一起做工作，并在延安主持接待美军观察组，抗战之后又担任国共和谈代表和军调处代表。对于在外事工作方面表现出的才干，周恩来很满意。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时，周恩来曾提名担任外交部部长，虽然婉辞了，但他对外交工作和国际战略仍然具有过人的眼光。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把美帝国主义作为头号敌人来宣传，苏联则是“同志加兄弟”的“老大哥”。不料风云变幻，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最终走向紧张的敌对关系。60年代末，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美苏争霸中一时间处于被动状态。珍宝岛的冲突，使等中国领导人感到有必要调整中国的外交战略。

1969年6月，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帅接受、周恩来布置的任务，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周恩来告诉他们：“不要有思想框框，要以元帅的战略眼光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从6月上旬到9月中旬，四位元帅在多次开会讨论。

做了几次很有见地的发言。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强调要利用美国、苏联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尽快打破中美之间的僵局，恢复中美会谈。还援引历史典故：“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可以参考。”

熊向晖等人根据元帅们讨论的情况，整理成两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分别于7月11日和9月17日呈报中央。在报告中，他们对中、美、苏“大三角”的战略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全面地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着重对美苏矛盾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并做出两个重要判断：

针对当时国内外流行的大规模侵华战争迫在眉睫的说法，明确提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因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大战不会轻易发生。美苏之间，苏联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出于对付苏联的考虑，拉拢中国，中国应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必要时应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这两份报告全面地勾画了国际战略新格局，为打开中美关系局面提供了重要依据，为中央和做出调整外交战略的重大决策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也为尼克松政府谋求改善对华关系提供了可能。1971年7月，受、周恩来委托，主持接待秘密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0月，又陪同周恩来与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的基辛格会谈。1972年，又协助周恩来接待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并参与会谈。中美两国开始走上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对于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不是经济学家，但精通经济学，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主政华南期间，提出了很多具有深刻预见性的经济主张，其中一个就是大力发展圩镇。

圩是指农村的集市，圩镇也就是集镇。圩镇介于城乡之间，对打通大中小城镇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搞活水陆交通和商品流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把抓紧玗镇工作作为打通城乡关系、实现城市对乡村领导的关键。

1949年冬，广州刚解放不久，华南区召开党代表会议。此时战争尚未完全结束，亟须治疗战争创伤，迅速恢复经济。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他在华南区党代会上做论述形势与任务的讲话，突出强调要抓圩镇工作。他说：“小圩镇是小地方的经济中心，大圩镇是更大地方的经济中心，由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到大小圩镇，犹如人身的心脏和大小血脉，又如大河流同其各条支流，必须畅通。现在，这些流通的环节堵塞了，必须一节一节地打通它，直通到底。因此要抓圩镇工作，使经济流通，把经济搞活。”他生动地提出要开展“一筒竹运动”，意思是就像把一根竹子的每个竹节都打通，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比如梧州到广州这条西江，好比一条竹，要打通其中的一切竹节，成为畅通无阻的一筒竹。这样，就能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

新中国成立初期曾任广州市委秘书长、对经济学深有研究的吴有恒，当时聆听了的讲话后，感叹道：“我从来没想到叶参谋长精通经济学，把这理论和实际问题讲得如此深入浅出。”

在省、地、县的各种会议上，多次强调圩镇工作的重要性。他还交代华南分局政策研究室派出专人，分头去各地对圩镇工作进行专题调查研究，以拿出加强圩镇建设的有效办法。1950年5月，他亲自起草了华南分局《关于圩镇工作给各地委的指示信》，要求各地区尽快把圩镇工作开展起来。9月，又提议召开圩镇工作会议，他在讲话中指出，做好圩镇工作，是贯彻关于工作重心转移的实际步骤，也是逐步消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城乡对立，巩固工农联盟的实际步骤。

大力发展圩镇的设想，被搁置了30多年，直到80年代才重新被人们重视。对此吴有恒感慨万千：“圩镇问题，是经济学，又是社会学，在这个问题上，叶帅是个先知先觉者。如果30余年来，人们一直早就像叶帅那样认识，那样去做，那该多好！”

1964年2月5日，、贺龙、徐向前、聂荣臻等 (前排从左至右)在广州会见广州军区参加文艺汇演的全体人员

的家乡梅州在广东属于内陆地区，但广东人民数百年来就有下南洋谋生的传统。1916年冬，也曾坐船到马来亚（马来西亚）怡堡找工作，由于忍受不了资本家的白眼，他在南洋考取了云南讲武学校，1917年夏在马来亚坐船经香港、越南的海防与河内，取道滇越铁路前往昆明入学。

这是第一次出洋，海洋的广阔、开放与富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9年冬，回到故乡广东主政的非常重视全省经济的布局，用军事战略家的眼光考虑广东的经济发展战略。当时海南行政区（公署） 隶属广东省，全省海岸线很长，海域广阔，岛屿众多，疆域远至东沙、西沙、南沙群岛，又毗邻香港、澳门，因此必须面向海洋开发海洋。形象地把广东全省比作一条龙，龙头是以广州为首的城市，龙身是广东的农村，龙尾是沿海岛屿。他提出了“抓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的设想。在华南区党代会上，他建议省政府设立海岛局，主管海岛工作。后来他组建了海岛管理局，这一举措不仅巩固了海防，也有利于发展海洋生产。

1950年，他进一步明确提出经营全省的工作方针：巩固城市，依靠农村，面向海洋。按照这个方针，他要把广东的城市、农村、海洋连成一个整体：一方面以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支援农村，以广大农村作为城市的依托，组成巩固的城乡联盟和工农联盟；一方面以城市、农村帮助和支援海岛；一方面以海岛作为巩固国防的前哨，保障城乡改革和生产的发展。在巩固城市、农村、海岛的基础上保卫好辽阔的海疆，利用和开发好海洋的资源。实践证明，这是既符合广东实际又贯彻中央方针政策、同时带有全局性的根本大计。

改革开放后，广东之所以能够先行一步，勇当改革开放排头兵，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这正是拜海洋所赐，也与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80年代经济特区的设立、沿海城市的开放、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的成立，乃至2012年三沙市的设立，都验证了当年的深谋远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