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农历8月二十五八字(1991年农历八月二十五出生是啥命)

91年的女孩子很老吗？为什么老被父母催婚？

过年的时候很多人是想回家的，特别是有些一年到头就回一次家的，恨不得过年回个半个月再说。但是也有一批人是不想回家的，这里面不想回家的原因有各种各样，有些是说混的差的不想回家，而有些是因为找不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害怕被催婚，害怕被七大姑八大姨进行围观而不敢回家。而这里面我就听到这么一个人，她是一个91年的女孩子，她说我每年回家都是要壮着胆子回去的，要回去之后也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被人围攻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就纷纷在说我才91年很老吗？我还是一个小孩，为什么怎么老被催婚？

怎么说呢？91年，今年是2023年，91年应该已经32岁了，你说老不老吧？对于以前来讲，在农村超过25岁，没有结婚的，我们会定义为嫁不出去。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并不是女孩子嫁不出去，而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或者是说对方的情况并不是很理想。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女孩子，她要求的就是说年龄比我大一点，工资比我高一点，有房有车有存款，所谓的三有人员就有可以了。可是这种情况，在城市里面也并不是很好找。

比如说有房有车这个东西吧，一个男孩子一出毕业都已经20多岁，等到他奋斗到有房有车的时候，他至少也有30岁的年纪，30多岁的年纪的男孩子基本上所找的女孩子，他都希望找个25岁左右的，而不是去找个3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结婚，这样子变成了所有女孩子都想找所谓的凤凰男，但是凤凰男却是在找更小的女孩子。所以如果你遇不见得到的话，那么很容易就被剩下来了，这样子，城市里面就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女孩子，30多岁了没有嫁出去，甚至连一次正规的恋爱都没谈过，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那你说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就很复杂了，首先这个女孩子本身她有了工作，收入也比较高，要找到比她收入更高的男孩子已经是圈子很小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国企、公务员、事业编的女孩子嫁不出去，就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优质资源，在里面找更优质的男孩子非常的困难。

对于女孩子来讲，她会认为我自己才30多一点，甚至一直都认为是个小孩，比如像广州现在没结婚的都还伸手要要红包，我竟然给了好几个红包，对方都是30多岁的，说实话，比我年轻不了多少，我也算了一下，我像她们这么大的时候，孩子都会打酱油了，可是她们依旧是认为自己是小年轻。但是对于父母来讲，他们认为超过30岁已经是非常大的年纪了，毕竟老一辈可能比我们还更加的着急，而接下来面临的是越来越难的，这个选择比如说优质的男越来越少了，那剩下的都是已经结过婚的，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要不要？你不可能头婚的嫁给二婚吧，那既然二婚不要一婚更难，最后只能慢慢的剩的越剩越多。

我觉得这个社会变成这种情况，肯定不是某个人的原因造成的，但又说不出是到底是哪个原因造成的？总之，他最后的结果就成为这个样子，91年的女孩子，也许她自己认为还是小孩，但很快她就朝着40的方向发展，之后结了婚都不一定能生出小孩，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

历史上的今天｜李富春同志诞辰123周年——担任副总理长达21年

今年5月22日，是李富春同志诞辰123周年。李富春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他一生忠诚为党、竭诚为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李富春（1900年5月22日—1975年1月9日），字任之，出生于湖南长沙，是中国创建时期入党的老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

一、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和红军的杰出政治工作者

1900年，李富春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贫寒的教师家庭。少时，清贫的家境，严格的家风，对他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1919年，有感于国家内外交困的境况，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随后赴法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

到法国后，李富春同志立志当“实行劳动的先导人”，先后做过钳工和火车司机。他对法国劳动人民的生活及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发表小说《一个法国兵的忏悔》和《法国哈佛尔施乃德工厂的华工实况》等文章，控诉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主义。在蔡和森等同志影响下，李富春同志开始思考如何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问题，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1922年6月，他在巴黎参与发起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后更名为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党员，成为中国旅欧总支部的领导者之一。1923年6月，根据三大实行国共合作的决定，李富春同志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同年11月任旅欧支部执行部宣传科主任，承担起开展海外宣传和发展力量的任务。

图为1924年7月，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在巴黎合影。左起1排左1为聂荣臻，左4为周恩来，左6为李富春；4排右3为。

1925年初，李富春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主义大学接受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先后任中国共青团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组织部主任，旅莫地方执委会委员、宣传部主任。同年夏，他回到祖国，满怀热情投身大革命的洪流。

1925年8月，李富春同志到广州，任广东区委军委委员。不久，受组织派遣，以员身份加入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副党代表（实际负党代表责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法处处长。他采取措施，建立健全各级党代表制度，组建军、师两级政治部，形成坚强有力的政工队伍，使第二军成为“颇受民众欢迎”的革命军队。

1926年7月，李富春同志随第二军踏上北伐征程。途中，他带领政工干部战斗在一线，开展政治教育、宣传民众、扶助农工等工作。经过努力，第二军“国共合作密切，官兵作战奋勇”，屡建战功。李富春同志等一批人在北伐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为后来党创建人民军队提供了宝贵经验。

大革命失败后，李富春同志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任江西省委书记，在党的建设、发展生产、扩大红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兴国县因工作突出成为模范县，同志赞扬说：“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李富春同志调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职务。长征开始后，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作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作用，领导总政治部制定政治工作命令和训令。这对于做好政治工作、统一部队思想、保持战斗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李富春同志坚决拥护同志的正确主张，严厉批评“左”倾军事错误。会后，他及时传达会议精神，积极贯彻同志的战略思想。8月，他改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调任红三军团政委等职，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

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实干家和接管城市工作的先行者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李富春同志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1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1940年10月，兼任中央财政经济部副部长。1941年9月，兼任中央副秘书长。在八年延安岁月中，他不惧困难、勇挑重任，展现出高超的组织才能和行政管理才能。

延安时期的‬李富春与‬陈云‬

李富春同志协助陈云同志主持中组部工作，参与建章立制，明确分工和职责范围，推动各项工作走向制度化，使中组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员之家”。根据中央指示，他直接领导对延安各机关各部门的检查工作，帮助调整充实组织机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他和陈云同志根据同志“使党有一个正确的组织路线，使延安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的指示，分类施策，推动各地组织系统很快恢复并发展起来，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李富春在延安时期，主持‬创建陕北公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延安女子大学等院校，为培养干部作出了贡献，李富春给陕北公学学员作《主义运动与中国》的报告

李富春同志参与领导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为克服严重财经困难，李富春同志具体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他不仅积极做好动员和领导工作，还带头深入劳动一线，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大生产运动持续数年，取得丰硕成果，使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局面得到根本改变。

1941年，李富春同志兼任中央副秘书长，分管生产、生活和机关事务。他从新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强调加强卫生工作的意义。他提出的成立延安中西医药联合会、解决医生和药材问题等多项举措，对提高广大干部战士和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5月起，李富春同志出席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多次参与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他出席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6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0年3月,和李富春在一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富春同志赴东北工作。1945年底，任西满分局书记、西满军区政委。1947年起，任中央东北局常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其间，他领导开展建设西满根据地的工作，主持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及军队后勤工作，同时负责哈尔滨市的领导工作。他特别强调东北战时财经工作的特点是“一切为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坚持“发展经济，支援战争；依靠群众，军民兼顾；统一筹划，分工负责；精密计划，结成整体”的财经工作方针，着力做好财经工作，提高部队后勤工作质量。

1945年8月25日，陈毅、、等飞离延安前，在机场与李富春（前右一）、聂荣臻等人合影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东北的大中城市相继解放。面对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新任务，李富春同志贯彻中央“让东北工作先走一步”的方针，心怀“期望以渺小的实践，来作全国的观摩”的使命，先行先试，逐步积累经验。他说：“我们已处在从掌握乡村转入掌握城市的过程中，这在全国是准备的问题，而在东北已是现实的问题。如果东北的城市工作摸到了经验，则将有利于全国。”他坚持“城市的政策不是破坏，而是维护建设”的理念，积极“利用城市组织生产力，发展生产，创造新的大批物资支援战争”，在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和以工业生产为中心任务等方面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在东北工作期间，他为解放东北全境、接管城市、统一财经、恢复和建设东北工业基地以及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推动东北率先实现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奠基者和组织者之一

1950年4月，李富春同志由东北调中央工作，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1953年9月，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1956年9月，出席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书记处书记。1966年，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协助周恩来、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领导者。

1954年10月15日，陈云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前排左二为李富春，左四为陈云。

李富春同志参加了对新中国经济建设具有开拓意义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实施。1952年八九月间，他参加以周恩来同志为首席代表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就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进行谈判。周恩来、陈云同志先期回国后，李富春同志带领代表团成员同苏联有关部门进行广泛接触。经过艰苦谈判，1953年5月，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签署经济援助协定，最终敲定苏联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91个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连同1950年已确定的50个项目和1954年苏联增加的15个项目，形成我国“一五”计划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这些项目的建设，构成新中国工业建设的核心和骨干。按照中央“求援而不依赖”“学习而不照搬”的方针，李富春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为156项重点工程建设付出大量心血。每个项目的组织实施，都由他主持讨论，作出决定，签报中央。从编制设计、审查设计任务书，到选择厂址、组织施工、设备分交，他“从头到尾，一抓到底”。新项目上马，他往往开完会就亲临现场，奔波跋涉在田野山岭和江河湖泊之间。在他领导指挥下，绝大多数工程都能实现预期目标，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设计要求，相继取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科技效应。“一五”计划时期，以156项重点工程为骨干，初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坚实基础。

1956年，周恩来和陈毅、李富春、聂荣臻等主持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定“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图为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同科学家们亲切交谈‬

“一五”计划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我国计划工作机构和计划管理体系的建立，是我国计划工作的创始人之一。继“一五”计划之后，他参加和领导了“二五”“三五”计划和其他重要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规划的组织编制和指导落实工作。在实践中，他总结出许多科学的指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如：重视调查研究，尊重经济规律，注意总结经验；经济建设要从实际出发，对生产、建设、生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重视经济效益和经济核算；注意综合平衡等。

1953年，李富春同志针对当时财政经济的严峻形势，向中央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建议。8月，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指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广泛开展起来。1955年冬，周恩来等同志提出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要做到又多、又快、又好，李富春同志提出加上一个“省”字，经中央同意形成了“多、快、好、省”的方针。

1960年，在我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他提出应该用几年时间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巩固、提高的主张，得到周恩来同志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央制定实施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3年初经济形势初见好转时，他又提出继续贯彻八字方针的建议，被中央采纳。八字方针的实施，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证。

1963年3月,左起:、陈毅、彭真、、李富春

“”爆发后，李富春同志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主管经济工作，千方百计排除干扰，抓生产、抓经济。他先后主持起草《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等文件，并支持有关部门起草《工交企业进行的若干规定》，力图防止生产秩序受到进一步冲击和破坏。他还协助周恩来同志在保护受迫害的领导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一身正气，为党和人民事业竭尽心力，却遭到、集团的责难和诬陷，受到严重迫害。对此，李富春同志横眉冷对，据理斗争。同时，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始终心念全局，尽最大努力抓工农业生产。即使已经不能参加领导工作，他仍然一如既往牵挂国民经济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四、高风亮节，精神永存

1975年1月9日，李富春同志因病逝世。李富春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岁寒松与柏，忠贞照千古。”赵朴初先生为他题写的诗句，正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他的卓越功绩、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信仰坚定的崇高品格。他很早就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一旦确立，便义无反顾，坚贞不渝。无论是势力的白色恐怖，还是革命斗争的艰难困苦，无论是建设时期的严重困难，还是“”的内乱，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即使受到误解甚至身处逆境，他始终坚持真理，顾全大局，坚守信念。总书记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理想信念，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牢记人的初心使命，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敢于担当、任劳任怨的使命意识。他毕生以党和人民事业为重，从不考虑个人荣辱得失，被誉为刻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在香港开展地下斗争时，面对“满布侦探的监视”，他无所畏惧，坚持斗争。在延安工作期间，他身兼数职，十分繁忙，但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从来不考虑什么是份内工作和份外的事情”。1964年，他已年过花甲，仍率队跋山涉水到交通不便的西南地区考察三线建设，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选址。总书记指出：“干部政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人”。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把初心落在行动上、使命担在肩膀上，勇当先锋、敢打头阵，用行动展现人的政治本色。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以身作则、严守纪律的政治自觉。同志曾称赞说，富春同志是党内最守纪律的人。他有强烈的组织纪律观念，凡是中央决定的事情，都坚决执行。在国家计委处理重大问题时，他从不擅自做主，要求不经请示批准，不准擅发文件；决定什么，都要向中央、国务院请示报告。他选拔任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从来不分亲疏，一律任人唯贤，不搞任人唯亲。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锤炼党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尊重规律的优良作风。李富春同志在党内外以实干家著称。他注重调查研究，强调“了解经济情况，一方面要系统地搜集资料，一方面要有目的有计划地下去深入调查”。他重视“综合平衡、全面安排”，强调要“注意正确掌握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他要求所有经济部门的建设，都必须讲究经济效果，避免浪费。他作风，主张“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遇到问题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有分歧尽量协调，求得一致。总书记指出：“实践反复证明，坚持实事求是，就能兴党兴国；违背实事求是，就会误党误国。”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中探求和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我们纪念李富春同志，就是要学习他艰苦朴素、廉洁齐家的公仆情怀。他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常说：“我们的生活上不要脱离工农群众，要俭省。”他严格要求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亲戚请他调动工作，他严厉批评道：“我们是，不是，不要把那一套搬到里来。”外出调研时，他反对“兴师动众”，常教育随行人员：“我们党员干部不论地位多高，都是人民的公仆，不是老爷！”临终前，他将全部积蓄作为党费上交。总书记指出：“要做到廉以修身、廉以持家，培育良好家风，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走正道。”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保持高尚道德情操，廉洁修身、廉洁齐家，无论公事私事都必须坚持党性原则。

《革命终身伴侣百年诞辰》是2000年发行的纪念邮票，选用了李富春和蔡畅良俦1956年春成亲33年的合影为主图。布景为彩霞。轻巧、明快的构图概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蔡畅和李富春这对革命同伙相濡以沫的一生。

李富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45年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正一步步变为现实。我们要学习弘扬李富春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周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披荆斩棘、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