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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爱 2023-10-20 21:52:43 网络

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述评

( 程佩张其凡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要: 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期间，命理学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命理学进行多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虽然近百年来的命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继乏人、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

一、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回顾

命理术是术数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推命方法，描写并预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对命理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命理学。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故其研究史不过百年。其间，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时期) 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以及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编写;

第二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命理学者开始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三个阶段的研究虽时有交错重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来展开进行的。命理学也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

第一阶段: 通论性著作的出现和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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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学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从 1916 年袁树珊编写《命理探原》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命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

个转型期，这也可看做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袁树珊( 1881—1968) 对此类书籍评价道:

“……然其中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入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义。”《序》为了使的命理学能够走向大众和科学，一些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开始将古代晦涩难懂的命理文献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编排方式，写出命理学通论性著作或讲义。个别著作，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解释传统命理概念。命理学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首先是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现。

袁树珊编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 1916 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将古代命理文献镶嵌于纲领之中，夹叙夹议，既言之有据，又便利初学，一改过去命理书籍晦涩玄妙之风。

1935 年韦千里( 1911—1988) 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随后的《韦氏命学讲义》，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编写而成的讲义。《千里命稿》先论天干地支，后论五行、六亲以及格局分类。该书语言精练，通俗易懂，为后世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编写之范本。

徐乐吾 ( 1886—1948) 在 1938 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该时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用神、格局等命学核心问题阐述详尽。在书中，作者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选取用神的五种方法和判定格局高低的六条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成为后世学人断命之准绳。该书的第六编古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法时期命理术的重要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命理学古法时期的唐李虚中术源自五星术，“唐李虚中就五星之术而变其法，去星盘而专用年月日时，以年为主，推算禄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命，为子平与五星间之过渡”。《子平粹言》是命理术在新的转型与整合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潘子端( 1902— 1990) 1937 年出版的《命学新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将西方现代心理学分析引入传统命理学中。潘子端借鉴了当时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的性格类型学说，将其八种性格类型说直接与命理术之八格对应起来。

这种全新的阐释，开现代命理学科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和诠释。

伊始，袁树珊、徐乐吾等命学大师皆意识到古代命理文献对现代人的学习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碍，实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诠释。这一时期，徐乐吾曾先后评注多部命理学经典，包括《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穷通宝鉴评注》。这一时期整理、诠释出的古籍还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树珊校、李雨田校补的《滴天髓阐微》，韦千里校的《精选命理约言》以及他和尤达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为命理学的规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证明，由徐乐吾、韦千里等校注的命学古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后人学习掌握古代命理学理论知识之必读经典。故其校释之功，不可小觑。

第二阶段: 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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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思想及方的引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原因的影响，命理学在中国大陆一度销声匿迹，但在港台地区，命理学的研究仍在有力地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方被逐渐引入命理学，尤其在台湾，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命理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教师吴俊民( 1917—) 出版的《命理新论》是一本概论性质的命理学讲义。该书首次提出实证的研究方法，开中国命理学界实证研究之风。该书的许多思想及方法颇具创新性，如提出八字年柱必须从冬至点开始更换，一改千百年来年柱以立春点更换的惯例。对于吴俊民的这一大胆变革，后人一直争论不断。高源、范良光、吴怀云、司莹居士、了无居士、陆致极等术士及学者皆有回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吴俊民还改进了陈果夫( 1892—1951) 的八字先天体格检查表，将人八字地支所藏干与天干一同标记到表内，结合五行四时旺衰状况，分析其强弱分布，进而判断该人先天疾病，并注重实证的检验。

《命理新论》堪称首部探讨健康命理研究的著作。后来赵季青的《八字与健康》、钟义明的《现代命理与中医》( 武陵出版社，1993 年) 、陆致极的《又一种“基因”的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均是以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命理医学理论准确与否，足见吴俊民对后来者影响之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新一代命理术士和学者希望以计量研究的方法使命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70 年代陈品宏在《预言命律正解》( 大成出版社，1986 年) 中提出“实律说”，首次将计量研究引入命理学; 80 年代，何建忠在其著作《八字心理推命学》(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5 年) 中，自创一套阴阳计分法，规定了八字干支中的阴阳气含数，以此来选取“中用神”; 吴怀云在《命理点睛》(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中提出一套计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陈品宏的实律数，何建忠的阴阳气含数计算，还是吴怀云的五行力量强弱的计算公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其计算的出发点的数据来源是自由心证或由梦而得，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数据。这也使得之后的计算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无论上述几人再做出多少次试验和计算，其付出很可能都将是劳而无获。个中缘由，或如陆致极( 1949—) 先生所言: “……八字命理学推理的主要手段是象，象本身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能期待它得到完全精确的结论呢?”现代科学思想及方的引入，为古代命理学添加了更多的现代因素，也为其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命理学本身理论系统的制约，这些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是时期的徐乐吾、方重审、潘子端，还是台湾新一代的命理术士及部分命理学者，他们均希望命理学能够早日摆脱迷信的桎梏而走向科学与理性，但时至今日，他们的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张明喜先生对术数性质的认识或许有助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命理学不能立于科学之林的原因: “……( 术数) 蕴涵着一定的原始形态的科学因素和一定的科学思路，甚至还可以从其中的某些思想指向分离出一些新的科学领域，但就其现有的基本的性质特征和文化风貌来说，我们只能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复合而成的产物，为一门极想进入科学的殿堂，却又终于徘徊于科学的殿堂之外的伪学。”

这一时期的台湾命理学界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属梁湘润。60 年代至今，梁湘润先后完成命理著作 30 余部。他不仅校释了大量命理古籍，而且尝试对子平古法等命理术早期推命方法进行探讨。其代表作有《李虚中命书》( 武陵出版社，1985 年) 、《大流年判例》( 金刚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滴天髓、子平真诠今注》( 行卯出版社，2000 年) 、《命略本纪》 (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神煞探原》( 行卯出版社， 2003 年) 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台湾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作品不胜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品宏的《命理奥义》( 金刚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了无居士的《八字的世界》( 河畔出版社， 1992 年) 、钟义民的《现代命理实用集》( 武陵出版社，1993年) 、陈柏谕的《专论女性八字学》( 益群书店，1995 年) 和《四柱八字阐微与实务》( 益群书店，1997 年) 、梁湘润的《子平基础概要》(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等。总体来看，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体例统一，内容雷同，偶有创新也多为个人体验，难以上升至学术高度，故此类作品虽数量庞大，至今畅销不衰，但于学术研究已价值不大。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周易热与气功热，也促使了八字命理术在中国大陆的复苏。80 年代末，洪丕谟、姜玉珍夫妇合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再版) 是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本命理学著作。该书在中国大陆再版多次，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部学术质量较高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

杨景磐的《玉照定真经白话例题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古典命理文献评注作品，该书也是至今罕有的专门讲解古法时期命理术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还有: 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5 年再

版) 、《四柱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陈园的《四柱预测学释疑》(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总体来说，大陆的这些通论性作品的质量水平远不及台湾的同类作品，且从事研究的命理术士和学者人数也远少于台湾。

第三阶段: 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研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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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命理学研究特点

相对于命理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学者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就要短得多。无论是港台、大陆、还是海外，以多方位视角对命理学进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多方位、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将命理学研究领入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的同时，也避免了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将命理学带入死胡同的尴尬。

最早以这种宏观视野对命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华裔学者陆致极。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陆致极先生先后出版《八字命理新论》( 益群书店，1996 年) 、《八字与中国智慧》( 《八字历史81命理新论》增订版，益群书店，1998 年) 。在上述书中，作者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字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进入 21 世纪，陆致极先生又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写出了《中国命理学史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 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

在该书中，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发展的逻辑进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还认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命理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之势。早在陆致极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之前，中国大陆的何丽野教授就已经完成了《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一书。该书从八字易象的组成结构、八字易象的哲学思想以及它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何丽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最后再到系统思维的变化过程。“本书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了八字易象之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作者还首次指出，八字命理术是从京房易中衍生出来的术数。它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该书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命理学，认为八字命理术中的 “六亲”、“十神”等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封建社会里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何丽野教授的上述这些观点，无论是哲学领域的还是社会学领域的，均具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丽野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国忠教授 ( 1969—) 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毕业论文《五行大义研究》是国内唯一研究《五行大义》的专著。《五行大义》一书虽不是命理学著作，但该书保存了众多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部入门之作。以阴阳五行为推命基础的命理术多以此书为其理论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观上对唐宋命理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国忠教授的《五行大义研究》，对《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内外对它的研究现状都做了详尽的论述。

2009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是刘国忠教授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汇总。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讨论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古代术数研究现状、《五行大义》研究、《五行精纪》研究、徐子平事迹考述以及对多篇宋代命理文献的考辨。该书的下篇“资料篇”中，作者参照宋代命理文献《五行精纪》等著作，整理出《李虚中命书》、《直道歌》、《五行要论》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献。唐宋时期命理文献荒芜杂乱，命理学历史扑朔迷离。这一时期的许多问题，诸如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徐子平事迹及其子平术的渊源、唐宋命理文献的考释等，在此之前都还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刘国忠教授第一次广泛的回应了上述学术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不仅是本世纪以来，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唐宋时期命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版，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领域涉及命理学的还有张荣明、黄正建、林立平、赵益、董向慧等。张荣明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章“命理术起源及形成的考证”中，详细考释了古代命理术的许多基础，诸如五行生克、四时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宫、干支配五行等的产生过程。在判断出这些小系统的诞生时间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寻找记录古代命理术的蛛丝马迹。其论证过程层层递进，富有逻辑性。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中，列举出敦煌文书中禄命术类文书 22 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书已涉及到干支知识、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刑、冲、合、害法等命理术的基础知识。这些文书虽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对于唐宋命理术的研究不无益处，值得学人们的注意。

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 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一书的第六章“命学典籍评述”中，详细点评了十几本有影响的古代命理学文献; 在第八章 “算命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作者论证出命理术产生于汉代的结论。赵益则从新、旧《唐志》及《隋志》等古典术数文献的对比研究中考释命理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该书视角新颖，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命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还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载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迹的重要文献《濯缨亭笔记》和宋代子平术重要文献《子平三命通变渊源》，这为后人研究子平术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早在 2009 年，刘国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关事迹辨证》，判定徐子平的事迹及地位的传说皆属子虚乌有，指出这些传说本身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学术谎言。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特刊文《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 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回应刘国忠教授的论点，认为古代关于子平术传承的传说是可靠的，只是它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很多学者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也是笔者目前仅见的国内两篇专门探讨子平术早期产生发展历史的重要论文。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命理学的学术史已近百年。本世纪以来，中国命理学研究更呈现出喜人的成就。部分著作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等多方位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命理学。这为今后命理学的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不足与严重问题。首先是目前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总体来看，命理学研究长期由两大主流人士把持，一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二是长期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前者可看作江湖派之延续，后者则是现代之书房派。两种人士时而交错，其研究亦有所互补，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区分领域。

术士之研究重在介绍命理术( 主要是明清时期子平术) 之推命方法以及近代以来对其理论的一些改进和应用成果，即主要限于术的研究; 学者之研究旨在考证命理术之产生、发展演进之历史，以及命理学所涵盖的哲学、社会学等知识。二者相较，显然前者的贡献较为有限。命理学的发展主要还是依赖命理学者的研究。

但是，以近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来讲，真正提到的专门研究命理学的学者不过十位，且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已远离命理学研究工作。命理学研究人数过少及后继乏人的状况十分明显。

其次，这些学者虽然为命理学的发展做出许多开拓性贡献，但其研究成果还不能视为非常充分，不少领域的探讨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如在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唐宋时期命理术的分析、子平术的产生及早期发展状况、早期命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等方面，目前来看还非常薄弱。

最后，当前命理学与其它术数的合作研究还很不够，命理学之研究应放在整个术数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命理术属于中国古代众多术数的一种。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与众多术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例来说，早期命理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星占学与择吉术的内容。宋代出现的子平术也吸收了当时盛行的火珠林法的六亲配置法则等内容。研究命理学之学者，如果不对古代其他术数有大体的了解，恐怕难以深入其研究。当然，这就要求学者们具备精深的术数知识以及宏观的学术视野。可是我们几辈学人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等原因并不具备这些素质。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大多数学者，对于术数知识一无所知。这对今后命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

总体来讲，中国命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术界对包括命理学在内的术数学缺乏研究，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以来便一直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一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给予的批判与否定。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近代以来，随着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渐被国人所抛弃;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社会上各种算命活动，这种视算命为落后封建迷信的观念至今对人们影响很大。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禁止命理学的研究，但不少学者还是对其有偏见。一些想做命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怕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况且在今天的学术界，研究命理学的学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对命理学研究的缺失。

一个自学算命改运的故事！

有一个心胸狭窄、自私多疑的人，因为工作、生活以及人际交往都不顺心，突然喜欢上了算命，由生辰八字、六爻、姓名学到占星术，没一样不研究。

不过，他学算命不是觉得算命灵验，而是想证明算命是骗人的东西。原因是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大师为他算命，算他活不到四十七，他发誓，非打烂那大师的招牌不可。

他愈学愈怕，因为他发现自己算自己，也确实活不长。这时候，他整个人都变了，他开始关注身外的事情，也学一些慈善人士那样，开始四处做善事，他自言自语道：“反正活不久了，好好利用剩下的岁月，做点对别人有益的事吧！”

接下来的岁月，人人都说他变了，由一个焦躁势利的小人，变成敦厚慈爱的君子。

不知不觉，他过了四十七、过了四十八，而今已经五十三，红光满面、生气勃勃，比谁活得都健康。 “你可以去砸那个大师的招牌了！”朋友有一天和他开玩笑。

他眼睛一亮，回问朋友：“为什么？”又笑笑，“要不是那人警告我，我根本认识不到以前的自己。照我以前的样子，别说活到现在，能活到四十七不犯心脏病都很难！”

人总是回头看，才会看清当初的自己。而且，改变越大，看得越清楚。比如很多富人对儿时苦难的理解，比如很多死囚对以往自由的见解。

生活的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命运虽然可以算出，但命运也可以改变，前提是要真正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命运，算命的目的正在于此，不然，就只能受制于命运的摆布。

著名的《了凡四训》更加深刻地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

《了凡四训》这本书，是中国明朝袁了凡先生所作的家训，教戒他的儿子袁天启，认识命运的真相，明辨善恶的标准，改过迁善的方法，以及行善积德谦虚种种的效验；并且以他自己改造命运的经验来‘现身说法’；读了可以使人心目豁开，信心勇气倍增，亟欲效法了凡先生，来改造自己的命运；实在是一本有益世道人心，转移社会风气不可多得的好书。

袁了凡（1533-1606），出生于嘉善县魏塘镇，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庆远，又字坤仪、仪甫，初号学海，后改了凡，后人常以其号了凡称之。袁了凡是明朝重要思想家，是迄今所知中国第一位著名的善书作者。他的《了凡四训》融会禅学与理学，劝人积善改过，强调从治心入手的自我修养，提倡记功过格，在社会上流行一时。

下面送上《了凡四训》的译文：

第01章立命之学所谓‘立命’，就是我要创造命运，而不是让命运来束缚我。本篇立命之学，就是讨论立命的学问，讲解立命的道理。袁了凡先生将自己所经历，所见到改造命运种种的考验，告诉他的儿子；要袁天启不被命运束缚住，并且应竭力行善，“勿以善小而不为”；也必须努力断恶，“勿以恶小而为之”；如此，则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谓“断恶修善”，“灾消福来”，这是改造命运的原理。

【千人千般命呀！命命不相同，明朝袁了凡，本来命普通，遇到孔先生，命都被算中；短命绝后没功名，前世业障真不轻，庸庸碌碌二十年，一生命数被算定，云谷禅师来开示，了凡居士才转命呀！才转命。】

我童年的时候父亲就去逝了，母亲要我放弃学业，不要去考功名，改学医，并且说：学医可以赚钱养活生命，也可以救济别人。并且医术学得精，可以成为名医，这是你父亲从前的心愿。

后来我在慈云寺，碰到了一位老人，相貌非凡，一脸长须，看起来飘然若仙风道骨，我就很恭敬地向他行礼。这位老人向我说：你是官场中的人，明年就可以去参加考试，进学宫了，为何不读书呢？

我就把母亲叫我放弃读书去学医的缘故告诉他。并且请问老人的姓名，是那里人，家住何处；老人回答我说：我姓孔，是云南人，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的皇极数，我得到他的真传。照注定的数来讲，我应该把这个皇极数传给你。

因此，我就领了这位老人到我家，并将情形告诉母亲。母亲要我好好的待他。并且说：这位先生既然精通命数的道理，就请他替你推算推算，试试看，究竟灵不灵。

结果孔先生所推算的，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但是都非常的灵验。我听了孔先生的话，就动了读书的念头，和我的表哥沈称商量。表哥说：我的好朋友郁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里开馆，收学生读书。我送你去他那里寄宿读书，非常方便。于是我便拜了郁海谷先生为老师。孔先生有一次替我推算我命里所注定的数；他说：在你没有取得功名做童生时，县考应该考第十四名，府考应该考第七十一名，提学考应该考第九名。

到了明年，果然三处的考试，所考的名次和孔先生所推算的一样，完全相符。孔先生又替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他说：那一年考取第几名，那一年应当补廪生，那一年应当做贡生，等到贡生出贡后，在某一年，应当选为四川省的一个县长，在做县长的任上三年半后，便该辞职回家乡。到了五十三岁那年八月十四日的丑时，就应该寿终正寝，可惜你命中没有儿子。

这些话我都一一的记录起来，并且牢记在心中。从此以后，凡是碰到考试，所考名次先后，都不出孔先生预先所算定的名次。唯独算我做廪生所应领的米，领到九十一石五斗的时候才能出贡。那里知道我吃到七十一石米的时候，学台屠宗师（学台：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长）他就批准我，补了贡生。我私下就怀疑孔先生所推算的，有些不灵了。后来果然被另外一位代理的学台杨宗师驳回，不准我补贡生。直到丁卯年，殷秋溟宗师看见我在考场中的‘备选试卷’没有考中，替我可惜，并且慨叹道：这本卷子所做的五篇策，竟如同上给皇帝的奏折一样。像这样有大学问的读书人，怎么可以让他埋没到老呢？于是他就吩咐县官，替我上公事到他那里，准我补了贡生，经过这番的波折，我又多吃了一段时间的廪米，算起来连前所吃的七十一石，恰好补足，总计是九十一石五斗。我因为受到了这番波折，就更相信：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而走运的迟或早，也都有一定的时候，所以一切都看得淡，不去追求了。

等我当选了“贡生”，按照规定，要到北京的国家大学去读书。所以我在京城里住了一年。一天到晚，静坐不动，不说话，也不转动念头。凡是文字，一概都不看。到了己巳年，回到南京的国家大学读书，在没有进国家大学以前，先到栖霞山去拜见云谷禅师，他是一位得道的高僧。

我同禅师面对面，坐在一间禅房里，三天三夜，连眼睛都没有闭。云谷禅师问我说：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够成为圣人，只因为妄念，在心中不断地缠来缠去；而你静坐三天，我不曾看见你起一个妄念，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说：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何时生，何时死，何时得意，何时失意，都有个定数，没有办法改变。就是要胡思乱想得到什么好处，也是白想；所以就老实不想，心里也就没有什么妄念了。云谷禅师笑道：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得的豪杰，那里知道，你原来只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

我听了之后不明白，便请问他此话怎讲？云谷禅师说道：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既然有这一颗一刻不停的妄心在，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束缚了；既被阴阳气数束缚，怎么可说没有数呢？虽说数一定有，但是只有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若是一个极善的人，数就拘他不住了。

因为极善的人，尽管本来他的命数里注定吃苦；但是他做了极大的善事，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

而极恶的人，数也拘他不住。因为极恶的人，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但是他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这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使福变成祸，富贵长寿变成为贫贱短命。

你二十年来的命都被孔先生算定了，不曾把数转动一分一毫，反而被数把你给拘住了。一个人会被数拘住，就是凡夫，这样看来，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我问云谷禅师说：照你说来，究竟这个数，可以逃得过去么？禅师说：命由我自己造，福由我自己求；我造恶就自然折福；我修善，就自然得福。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实在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我们佛经里说：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要求儿女就得儿女，要求长寿就得长寿。

只要做善事，命就拘他不住了。因为说谎是佛家的大戒，那有佛菩萨还会乱说假话，欺骗人的呢？我听了以后，心里还是不明白，又进一步问说；孟子曾说：凡是求起来，就可以得到的，这是说在我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若是不在我心里的事，那么怎能一定求得到呢？譬如说道德仁义，那全是在我心里的，我立志要做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自然我就成为一个有道德仁义的人，这是我可以尽力去求的。若是功名富贵，那是不在我心里头的，是在我身外的，要别人肯给我，我才可以得到。倘若旁人不肯给我，我就没法子得到，那么我要怎样才可以求到呢？云谷禅师说：孟子的话不错，但是你解释错了。你没看见六祖慧能大师说：所有各种的福田，都决定在各人的心里。福离不开心，心外没有福田可寻，所以种福种祸，全在自己的内心。只要从心里去求福，没有感应不到的！能向自己心里去求，那就不只是心内的道德仁义，可以求得，就是身外的功名富贵，也可以求到，所以叫做内外双得。

换句话说，为了种福田而求仁求义，求福，求禄，是必有所得的。一个人命里若有功名富贵，就是不求，也会得到；若是命里没有功名富贵，就算是用尽了方法，也求不到的。

所以一个人，若不能自己检讨反省，而只是盲目地向外面追求名利福寿；但得到得不到，还是听天由命，自己毫无把握。这就合了孟子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的两句话了。要知道纵然得到，究竟还是命里本来就有的，并不是自己求的效验，所以可以求到的，才去求，求不到的，就不必去乱求。倘若你一定要求，那不但身外的功名富贵求不到，而且因为过份的乱求，过份的贪得，为求而不择手段，那就把心里本来有的道德仁义，也都失掉了，那岂不是内外双失么？所以乱求是毫无益处的。

【求富贵呀得富贵，求儿女呀得儿女，求长寿呀得长寿，没有什么求不到呀，求不到！只要做好事，从心里去求，心就是福田呀，千万别乱求；心就是福田呀，千万别乱求。】

云谷禅师接著再问我说：孔先生算你终身的命运如何？我就把孔先生算我，某年考的怎么样，某年有官做，几岁就要死的话详详细细的告诉他。云谷禅师说：你自己想想，你应该考得功名么？应该有儿子么？我反省过去所作所为，想了很久才说：我不应该考得功名，也不应该有儿子。因为有功名的人，大多有福相。我的相薄，所以福也薄。又不能积功德积善行，成立厚福的根基。并且我不能忍耐，担当琐碎繁重的事情。别人有些不对的地方，也不能包容。因为我的性情急燥，肚量窄小。有时候我还自尊自大，把自己的才干、智力、去盖过别人。心里想怎样就怎么做，随便乱谈乱讲。像这样种种举动，都是薄福的相，怎么能考得功名呢！喜欢干净，本是好事；但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成怪脾气了。所以说越是不清洁的地方，越会多生出东西来。相反地，很清洁的水反而养不住鱼。我过分地喜欢清洁，就变得不近人情，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一种缘故。

天地间，要靠温和的日光，和风细雨的滋润，才能生长万物。我常常生气发火，没有一点和育之气，怎么会生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二种缘故。仁爱，是生生的根本，若是心怀残忍，没有慈悲；就像果子一样，没有果仁，怎么会长出果树呢？所以说，忍是不会生养的根；我只知道爱惜自己的名节，不肯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积些功德，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三种缘故。说话太多容易伤气，我又多话，伤了气，因此身体很不好，那里会有儿子呢？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四种缘故。人全靠精气神三种才能活命；我爱喝酒，酒又容易消散精神；一个人精力不足，就算生了儿子，也是不长寿的，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五种缘故。一个人白天不该睡觉，晚上又不该不睡觉；我常喜欢整夜长坐，不肯睡，不晓得保养元气精神，这是我没有儿子的第六种缘故。其它还有许多的过失，说也说不完呢！云谷禅师说：岂只是功名不应该得到，恐怕不应该得的事情，还多著哩！当知有福没福，都是由心造的。有智慧的人，晓得这都是自作自受；糊涂的人，就都推到命运头上去了。

譬如这个世上能够拥有千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千金福报的人；能够拥有一百金产业的，一定是享有一百金福报的人；应该饿死的，一定是应该受饿死报应的人。比如说善人积德，上天就加多他应受的福。恶人造孽，上天就加多他应得的祸。上天不过就他本来的质地上，加重一些罢了，并没有一丝毫别的意思。接下来这段是云谷禅师借俗人之见，来劝了凡先生努力积德行善。就像生儿子，也是看下的种怎样，种下的很厚，结的果也厚。种下得薄，结的也薄。譬如一个人，积了一百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一百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十代的功德，就一定有十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积了三代或者两代的功德，就一定有三代或者两代的子孙，来保住他的福。至于那些只享了一代的福，到了下一代，就绝后的人；那是他功德极薄的缘故，恐怕他的罪孽，还积得不少哩！你既然知道自己的短处，那就应该把你一向不能得到功名，和没有儿子的种种福薄之相，尽心尽力改得干干净净。一定要积德，一定要对人和气慈悲，一定要替人包含一切，而且要爱惜自己的精神。从前的一切一切，譬如昨日，已经死了；以后的一切一切，譬如今日，刚刚出生；能够做到这样，就是你重新再生了一个义理道德的生命了。我们这个血肉之躯，尚且还有一定的的数；而义理的、道德的生命，那有不能感动上天的道理？书经太甲篇上面说道：上天降给你的灾害，或者可以避开；而自己若是做了孽，就要受到报应，不能愉快心安地活在世间上了。诗经上也讲：人应该时常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不合天道。很多福报，不用求，自然就会有了。因此，求祸求福，全在自己。

【书经说：天作孽呀，犹可违呀犹可违，自作孽呀，不可活呀，不可活；诗经上也说：常常想自己，所做跟所为，合不合天道，求祸与求福，全在你自己呀！全在你自己。】

孔先生算你，不得功名，命中无子，虽然说是上天注定，但是还是可以改变。你只要将本来就有的道德天性，扩充起来，尽量多做一些善事，多积一些阴德，这是你自己所造的福，别人要抢也抢不去，那有可能享受不到呢？易经上也有为一些宅心仁厚、有道德的人打算，要往吉祥的那一方去，要避开凶险的人，凶险的事，凶险的地方。

如果说命运是一定不能改变的，那末吉祥又何处可以趋，凶险又那里可以避免呢？易经开头第一章就说：经常行善的家庭，必定会有多余的福报，传给子孙；这个道理，你真的能够相信吗？我相信云谷禅师的话，并且向他拜谢，接受他的指教；同时把从前所做的错事，所犯的罪恶，不论大小轻重，到佛前去，全部说出来；并且做了一篇文字，先祈求能得到功名，还发誓要做三千件的善事，来报答天地祖先生我的大恩大德。云谷禅师听我立誓要做三千件的善事，就拿了功过格给我看。叫我照著功过格所订的方法去做，所做的事，不论是善是恶，每天都要记在功过格上，善的事情就记在功格下面，恶的事情就记在过格下面。

不过做了恶事，还要看恶事的大小，把已经记的功来减除。并且还教我念准提咒，更加上了一重佛的力量，希望我所求的事，一定会有效应。云谷禅师又对我说：有一种画符篠的专家曾说：一个人如果不会画符，是会被鬼神耻笑的。画符有一种秘密的方法传下来，只是不动念头罢了。当执笔画符的时候，不但不可以有不正的念头，就是正当的念头，也要一齐放下。把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念，因为有了一丝的念头，心就不清净了。到了念头不动，用笔在纸上点一点，这一点就叫混沌开基，因为完整的一道符，都是从这一点开始画起，所以这一点是符的根基所在。

从这一点开始一直到画完整个符，若没起一些别的念头，那么这道符，就很灵验。不但画符不可夹杂念头，凡是祷告上天，或者是改变命运，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去用工夫，这样才能感动上天。孟子讲立命的道理说道：短命和长寿没有分别。乍听之下会觉得奇怪？因为短命和长寿相反，而且完全不同，怎样说是一样呢？要晓得在一个妄念都完全没有时，就如同婴儿在胎胞里面的时候，那晓得短命和长寿的分别呢？等到出了娘胎，渐渐有了知识，有了分别的心；这时，前生所造的种种善业恶业，都要受报应了，那也就有短命和长寿的分别了。因此，命运是自己造的。如果把立命这两个字细分来讲，那末富和贫要看得没有两样，不可以富的仗著有钱有势，随便乱来，穷的也不可以自暴自弃去做坏事，尽管穷，仍然应该安分守己的做好人；能够这样，才可以把本来贫穷的命，改变成富贵的命。本来富贵的命，改变成更加富贵，或者是富贵得更长久。穷与通，要看得是没有两样，不发达的人，不可因为自己不得志，就不顾一切，随便荒唐；发达的人，也不可仗势欺人，造种种的罪业，越是得意，越是要为善去恶，广种福田。能够这样，才可以把本来穷苦的命，改变成发达的命，本来发达的命，就会更加发达了。短命和长寿，要看得没有两样，不可说我短命；不久就死了，就趁还活著的时候，随便做恶事，糟蹋自己。要晓得既然已生成短命，就更加应该做好人，希望来生不要再短命，这一生或许也可以把寿命延长一些哦！

命中长寿的人，不要认为自己有得活，就拼命造孽，做奸犯科，犯邪淫。要晓得长寿得来不易，更应该做好人，才可以保住他的长寿呀。能够明白这种道理，才可以把本来短的命变成长寿，本来长寿的命，更加长寿健康。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生与死的关系最为重大，所以短命同了长寿，就是最重大的事情。既然说到这最重大的短命同了长寿，那末此外一切顺境，富有和发达；逆境，贫穷和不发达，都可以包括在内了。孟子讲立命的学问，只讲到短命和长寿，并没讲到富和贫，发达和不发达，就是这个道理。接著云谷禅师又告诉我说：孟子所说的“修身以俟之”这句话，是说：自己要时时刻刻修养德行，不要做半点过失罪恶。至于命能不能改变，那是积德的事，求天的事。说到修字，那么身上有一些些过失罪恶，就应该像治病一样，把过失罪恶要完全去掉。讲到俟，要等到修的功夫深了，命自然就会变好，不可以有一丝一毫的非份之想，也不可以让心里的念头乱起乱灭，都要完全把它斩掉断绝，能够做到这种地步，已经是达到先天不动念头的境界了。到了这种功夫，那就是世间受用的真正学问。

云谷禅师接著又说：平常时一般人的行为，都是根据念头转的，凡是有心而为的事，不能算是自然，不著痕迹。你现在还不能做到不动心的境界，你若能念准提咒，不必用心去记或数遍数，只要一直念下去，不要间断。念到极熟的时候，自然就会口里在念，自己不觉得在念，这叫做持中不持；在不念的时候，心里不觉的仍在念，这叫做不持中持；念咒能念到这样，那就我、咒、念打成了一片，自然不会有杂念进来，那末念的咒，也就没有不灵验的了。但是这种功夫，一定要透过实践，才能领会到的。

我起初的号叫做学海，但是自从那一天起就改号叫做了凡；因为我明白立命的道理，不愿意和凡夫一样。把凡夫的见解，完全扫光，所以叫做了凡。从此以后，就整天小心谨慎，自己也觉得和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尽是糊涂随便，无拘无束；到了现在，自然有一种小心谨慎，战战兢兢戒慎恭敬的景象。

虽然是在暗室无人的地方，也常恐怕得罪天地鬼神。碰到讨厌我，毁谤我的，我也能够安然的接受，不与旁人计较争论了。从我见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到礼部去考科举。孔先生算我的命，应该考第三名，那知道忽然考了第一名，孔先生的话开始不灵了。孔先生没算我会考中举人，那知道到了秋天乡试，我竟然考中了举人，这都不是我命里注定的，云谷禅师说：命运是可以改造的。这话我更加地相信了。

我虽然把过失改了许多，但是碰到应该做的事情，还是不能一心一意的去做，即使做了，依然觉得有些勉强，不太自然。自己检点反省，觉得过失仍然很多。

例如看见善，虽然肯做；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向前拼命去做。或者是遇到救人时，心里面常怀疑惑，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但是常说犯过失的话。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还能把持住自己，但是酒醉后就放肆了。虽然常做善事，积些功德；但是过失也很多，拿功来抵过，恐怕还不够，光阴常是虚度。从己巳年听到云谷禅师的教训，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直到己卯年，经过了十多年，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在那个时候，我刚和李渐庵先生，从关外回来关内，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回向。到了庚辰年，我从北京回到了南方，方才请了性空、慧空、两位有道的大和尚，借东塔禅堂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到这时候，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也许下了三千件善事的大愿。到了辛巳年，生了你，取名叫天启。我每做了一件善事，随时都用笔记下来；你母亲不会写字，每做一件善事，都用鹅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或是送食物给穷人，或买活的东西放生，都要记圈。有时一天多到十几个红圈呢！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像这样到了癸未年的八月，三千条善事的愿，方才做满。又请了性空和尚等，在家里做回向。到那年的九月十三日，又起求中进士的愿，并且许下了做一万条善事的大愿。到了丙戌年，居然中了进士，吏部就补了我宝坻县县长的缺。我做宝坻县的县长时，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我叫它作治心篇。意思就是恐怕自己心起邪思歪念，因此，叫‘治心’二字。

每天早晨起来，坐堂审案的时候，叫家里人拿这本治心篇交给看门的人，放在办公桌上。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虽然极小，也一定要记在治心篇上。到了晚上，在庭院中摆了桌子，换了官服，仿照宋朝的铁面御史赵阅道，焚香祷告天帝，天天都是如此。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常常皱著眉头向我说：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所以你所许下三千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现在你许了做一万件善事的心愿，在衙门里没什么善事可做，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在你母亲说过这番话之后，晚上睡觉我偶然做了一个梦，看到一位天神。我就将一万件善事不易做完的缘故，告诉了天神，天神说：‘只是你当县长减钱粮这件事，你的一万件善事，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

原来宝坻县的田，每亩本来要收银两分三厘七毫，我觉得百姓钱出得太多，所以就把全县的田清理一遍；每亩田应缴的钱粮，减到了一分四厘六毫，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但也觉得奇怪，怎么这事会被天神知道，并且还疑惑，只有这件事情，就可以抵得了一万件善事呢？那时候恰好幻余禅师从五台山来到宝坻，我就把梦告诉了禅师，并问禅师，这件事可以相信吗？幻余禅师说：做善事要存心真诚恳切，不可虚情假意，企图回报。那末就是只有一件善事，也可以抵得过一万件善事了。况且你减轻全县的钱粮，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千万的人民因此减轻了重税的痛苦，而获福不少呢！我听了禅师的话，就立刻把我所得的俸银薪水捐出来，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斋僧一万人，并且把斋僧的功德来回向。

孔先生算我的命，到五十三岁时，应该有灾难。我虽然没祈天求寿，五十三岁那年，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现在已经六十九岁了（多活了十六年）。书经上说：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人的命，是没一定的。又说：人的命没有一定，是要靠自己创造的。

这些话，一点都不假。我由此方知，凡是讲人的祸福，都是自己求来的，这些话实在是圣贤人的话；若是说祸福，都是天所注定的，那是世上庸俗的人所讲的。

【天道不易信呀，人命没一定，人命没一定呀，要靠自己造；若说祸与福呀，都是天注定，那是凡夫与俗子，而非圣贤说的话呀，说的话！】

你的命，不知究竟怎样？就算命中应该荣华发达，还是要常常当作不得意想。就算碰到顺当吉利的时候，还是要常常当作不称心，不如意来想。就算眼前有吃有穿，还是要当作没钱用，没有房子住想。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还是要常常小心谨慎，做恐惧想。就算你家世代有大声名，人人都看重，还是要常常当做卑微想。就算你学问高深，还是要常常当做粗浅想。这六种想法，是从反面来看问题，能够这样虚心，道德自然会增进，福报也自然会增加。讲到远，应该要想把祖先的德气，传扬开来；讲到近，应当想父母若有过失，要替他们遮盖起来；这里即是说明孟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大义所在；讲到向上，应该要想报答国家的恩惠；讲到对下，应该要想造一家的福；说到对外，应该要想救济别人的急难；说到对内，应该要想预防自己的邪念和邪想。这六种想法，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能够常常如此的存心，必然能成为正人君子。

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有过失，才能天天改过，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就一天安安逸逸的算自己没过失。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然而他们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事业不能用功去做；就只为了因循两个字，得过且过，不想前进，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实在是最精，最深，最真，最正的道理，希望你要细细的研究，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