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经的水(八字经是什么)

“过了白露节，夜里寒日里热”，养鱼人要注意这五个方面

金秋9月气温开始回落，谚语说“过了白露节，夜里寒日里热”，就是指白露后白天夜里的温差很大。此时正是鱼类最适生长期，因此也被称为水产养殖的黄金时期，这个养殖阶段可以说分秒必争，因此必须要做好管理。但此阶段正值换季，同时也是鱼类疾病的高发期，因此更要加强管理，以期化“危机”为“转机”，实现养殖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养鱼人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以下五个方面，帮您安全度过“白露瘟”。

（一）加强水质管理

水产养殖八字经，水是排在第一位的。入秋后鱼类摄食量大、排泄物多，池塘水体大部分呈富营养化，一旦遇到闷热、暴雨等不利天气，非常容易引起倒藻，使养殖动物缺氧浮头或泛池，所以必须要加强水质管理。

调控水质的时候，可以根据水体pH判断，如果水体pH不高或者偏酸性可定期使用生石灰消毒，如果水体pH偏碱性，建议使用强氧化制剂，比如三氯异氰尿酸、二氧化氯或者过硫酸氢钾消毒养殖水体，既能杀菌又能减少耗氧；有条件的可以定期冲水换水，降低水体中氨氮、亚硝酸盐的浓度。

为了减少池塘缺氧的情况，要常开增氧机，多开增氧机，这样不仅能够打破水温层，还能够使上下层水体的溶解氧分布均匀，减少底部缺氧的情况。

如果能做好以上几个步骤，那么水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二）加强饲料投喂

9月份后，水产动物的骨架已经基本长成，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给鱼增肥。此时的水温保持在22-28℃时非常适合鱼的生长，一定要抓住这个最佳时机，适当提高饵料率。

在这个阶段，可以选择高油脂的饲料，让鱼儿快速生长，达到快速育肥的目的。但是高油脂饲料往往会带来脂肪肝、肝胆综合症、大肚子、不耐运输、体质差等负面问题，在使用高油脂饲料的同时，可以拌料内服胆汁酸+杜仲叶提取物，不仅能够减少这些负面问题，还能提高机体抗应激力、调节免疫力等，不仅能增加产量，还能提高水产品的出塘规格和质量，使水产养殖动物长得大、养得肥、运得远、损耗少、效益高。

（三）加强巡塘

水产养殖是个细心、仔细的活，容不得半点马虎。九月是出塘上市前最关键的一个月，一定要加强巡塘，做到三看——看天、看水、看养殖动物，勤观察养殖对象的摄食、活动及水质情况，一旦出现问题，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河蟹、小龙虾、甲鱼等易逃养殖品种，要注意查看防逃设置和池埂有没有漏洞；夜晚加强防逃、防盗、缺氧巡视。

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重视气象信息，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还要注意小细节，防患于未然，比如要常备增氧片，一旦停电缺氧可以快速应对，以防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四）病害防治

九月是水产养殖黄金期，也是寄生虫问题高发期。在加强水质调控的同时，也要注意寄生虫病害。

预防、治疗病害最好选用刺激性小的药品，了解上市水产品的休药期并严格执行，养殖无鳞鱼、甲壳类、贝类的朋友们一定要了解产品的使用禁忌。

追求安全的朋友们，可以选用植物精油类的驱虫产品，比如桉树精油。其原料是澳大利亚小叶多苞桉精油，桉树精油可以破坏寄生虫的细胞膜，使寄生虫发生电解质紊乱，切断寄生虫从寄主身上获得营养的途径，让寄生虫因营养匮乏最终从寄主身上脱落下来，整个过程中不伤鱼、不伤水。同时结合内服抗病、提高免疫力的产品，比如杜仲叶提取物、复合氨基酸、免疫多糖、高稳Vc、大蒜素等，效果会更好。

（五）适时出鱼

养殖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为了盈利。

俗话说得好，“会养的是徒弟，会卖的才是师傅”！

九月是水产品的消费旺季，价格通常比较好，如果这个时候的水产品大部分能够达到上市规格，则益处多多：一方面降低了鱼塘的载鱼量，降低养殖风险；二是资金回笼，落袋为安；三是出鱼后有利于存塘鱼的快速生长或者越冬。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要充分做好出鱼前的准备工作，内服保健产品，减料、停料、底改、增氧、调水，最大限度减少鱼体的应激反应，安全卖鱼，最终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金秋九月，水产养殖即将迎来丰收的季节，养殖管理必须分秒必争，以上总结的五大注意事项，你get到了么？

五行元素中水属性是哪些，我们又何以从属性中学到哪些哲理？

五行元素中水属性是那些，我们又何以从属性中学到那些哲理？

“水”的属性偏寒冷、向下流、形态多变不固定的。

用不同形态的瓶子去装水，水都可以适应不同形状的瓶子；因此水亦可以用来代表“智慧”。

水向低流，能有一种心态融入卑于自己层次的人群中，有服务群众和不亢不卑的精神。因此八字中水多的人，一定都具有很大的机灵性和包容性，相反八字缺水的人，一定是傲性，包容别人的能力也不强的人，要他卑屈身子去适应制度或环境，往往会显得格格不入。

水也可代表成自由，扩散的机能与精神，机智富幻想，但任性。

八字欠水的人，不是要喝多一点水就可以改运，可以通过游泳间感到水元素的属性是何物，要学习在水中浮沉之道，学习水性的机灵，从而放开自我的傲性。

陈先行：古籍稿抄本鉴定

版本学是一门应用科学，或者说是一门实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对有关版本目录的书籍，只能作学习参考，不能盲目迷信。举叶德辉的《书林清话》为例，这部书大名鼎鼎，是学习版本知识的入门书，但他讲的有些版本自己并未经眼，而是根据清季各家藏书目录的材料分析归纳，结果就存在问题。譬如他在讲“宋本不如元本”条中举唐许浑《丁卯集》的例子，认为宋本收录许氏诗歌要比元本少很多。然而他不知道宋代至少有浙刻与蜀刻两个不同版本系统，他了解的宋本是浙刻本，而元本源出蜀刻本。类似问题还有，不一一例举。我更推崇傅增湘，他不仅经验丰富，学问做得也扎实，他的《藏园群书题记》对我们如何研究版本、评估版本价值很有启发。今天我来这里讲演，亦是赶鸭子上架，大家姑妄听之，当你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你会作出自己的判断，也会对我提出批评。所以，今天我们的交流只是开始，相信这种交流随着古籍普查工作的深入会继续。书囊无底，如果大家有机会经常交流心得，相互帮助，取长补短，那么我们的事业就有希望。

稿本简述

一、稿本的种类

稿本是诗文的原始文字记录。“稿”又作“稾”，亦作“藳”，古時候“稾”、“藳”同用，而“稿”则是“稾”的异体字。《史记·屈原列传》有云：“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则“稿”的含义之一即指文字作品的草稾，即未经修改厘定或正式发布（传抄或印行）之前的文本。但对稿本的认定，又非那么简单，因为一部著作发布后，仍有作者或他人再事修改的情况，这就要从实际出发，作出客观准确的鉴定。

稿本的名目繁多，就其形成过程而言，大致可分为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三种。

初稿本是作者首次撰写的书稿，除极少有一气呵成不事修改者外，大都成草稿状态，信手写来，不拘法度，涂抺钩乙，随意为之，作者但求构思成文而已，至于文本之视觉效果则无暇顾及。因而阅览初稿本，即便作者是书法家，读者亦每有辨文识字不易之困难。如现藏澳门中央图书馆的《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旧为吴兴刘氏嘉业堂插架之物，主人刘承干曾请人整理誊录一过，今视其录本，与原稿文字颇有出入，经友人吴格教授费数年之功悉心校核，方始完善（2005年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

修改稿本是指经作者或其亲属、门生、友朋修订改写过的稿本。俗话说“三易其稿”，即一书（文）的成立，需经多次修改，因此修改稿本往往並非一种，只不过有的修改稿在发布之前有意毁弃，或在流传过程中亡佚，后人不得而见罢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为了整理辨析《水经注》各传本淆乱的数百条经文与注文，曾先后进行了七次校勘，也就是说有七种不同的稿本，相对首次校稿，其后六次皆可视为修改稿本，今上海图书馆所藏之稿题为“重校本”。

对书稿的修改，通常是在对初稿重新誊录后的本子上进行的，但亦有直接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者。现藏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五种翁方纲手稿，即《易附记》、《书附记》、《诗附记》、《礼记附记》、《春秋附记》，皆在初稿本上数事修改。如《易附记》历经嘉庆五年庚申、嘉庆八年癸亥、嘉庆十七年壬申、嘉庆二十年乙亥四次覆核修改，都有题署。《书附记》虽未注明修改年月，但观其目录，初稿仅以墨笔书其篇名葉数，修改时则以朱笔分其卷次，並增小序云：“读《尚书》舊积诸条，通加次第排订之，成一十四卷。愚以古文之真否，概不置辨。于前儒所谓错简脱乱者，则不敢以为然，是以宁多缺焉。嘉庆二年夏闰六月二十八日。”后又以朱笔旁注：“此小序写于首卷三行‘虞书’一行之前。抄写之式照《诗附记》。”则该稿至少两度修改后方始定稿。《诗附记》除有翁氏嘉庆元年与八年覆核题署外，卷首又有其题识云：“《诗附记》始自癸丑秋，至今嘉庆癸亥夏。温肄《十四经》，凡得《附记》粗具草稿七十二卷。更当日日虚衷研覈，无怠无怠。夏六月，方纲又识。”此题识告诉人们两点，一是《诗附记》草创于乾隆五十八年，历经修改后于嘉庆八年基本定稿；二是翁氏共撰诸经《附记》十四种凡七十二卷，总体上说，至嘉庆八年仍未修改完成。《礼记附记》有“癸亥五月七日覆核”、“丙寅七月五日覆核”题署，卷内凡于誊清时需作版式提示者，均以朱笔记注。《春秋附记》据其题署，于嘉庆六年辛酉、八年癸亥、十一年丙寅、十四年己巳及二十年乙亥先后覆核，並经两度厘订。此为在初稿本上进行修改的典型例子。

此外，作者对其著作之修改不仅在誊录本或初稿本上进行，也有该书印行之后在印本上继续作批校修改者，皆应视为修改稿本。复举翁方纲《春秋附记》为例，翁氏曾先将此稿中的卷六《春秋分年系传表》刻印单行，但印行之后又在刻本上修改，並在目录中注云：“独此一卷有刻板，然内有添入处。如再刷印一本，仍照添入。已有刷样一本，已添入矣。”其添入之文，在“僖公二十四年”条末（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刻本之底稿，即翁氏定稿所录刻本，恐无此添入文字），详见《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兹不赘录。再举章太炎《訄书》为例，该书光绪二十五年在苏州刻印后，章氏在刻本上曾数次修改，上图即藏有其修改並重订目录之本。光緒三十年重新出版铅印本，而在宣统二年，他于日本又在铅印本上作大量增删，最后连书名亦予更改，题为《检论》（此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定稿本，是指最终修改完成的稿本，通常经过重新写定，书面整洁，而不是草稿面目。但有的修改稿本因已修改完成，实际上亦是定稿本，或者说是最初的定稿本，而重新写定之本只是其副本。这种情况就比较复杂，需通过与初稿本、其他修改稿本或者写定副本甚至印本的校勘比对之后才能确定。经重新写定的副本称为清稿本，又称誊清稿本。誊清稿本一般请门人录写，也有作者自己书写。有的定稿本为了付刻，直接用宋体或楷体写在雕版格式的纸上（多为红格纸），以便给刻工粘在木板上雕刻付印，这也属于誊清稿本的一种形式，但因其功用，专称为写样本或写样待刻稿本。按理，如经雕刻，写样本当不存在，现之所以有写样本流传于世，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该写样不符要求而弃用，二是该书因故未刻或未及刊刻。不过，翻刻本亦须写样，如果有这种写样本流传，须作考订分析予以辨别，因为这种写样本不属稿本之列。

虽然稿本有初稿、修改稿与定稿之分，但曩昔各家公私书目却每以“手稿本”、“稿本”、“清稿本”等名称著录之（即全文皆为作者亲笔书写者称“手稿本”，由他人誊录复经作者亲笔修改者称“稿本”，全文为他人誊录者则称“清稿本”或“誊清稿本”。如果由作者亲自誊录，当然亦称“手稿本”）。这主要因为编目者囿于客观条件，难以对各稿本进行深入的校核辨识，只能就其形态予以客观著录。再者，一般传统目录的著录要求较简略，只需著录对版本鉴定的结果便可，如果欲对稿本的形成过程与相互间的内在联系作进一步揭示，唯有通过考辨，以撰写书志的方式才能做到，而这又不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客观上往往不具备条件。

二、稿本的价值

评判稿本的价值，如同评判其他版本一样，不出文物价值与文献价值两个方面，当然也要结合稿本固有的特点。假如从广义上说各类写本都是孤本的话，稿本就更显可贵，因为它是一书不同版本的祖本。至于名人手稿，其书迹往往便是艺术珍品，其文物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稿本是否历来一直受到人们珍惜呵护呢？我们先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该书目著录各种版本约五万七千余部，而收录的稿本不足四千部。在这批为数寥寥的稿本中，明代中期以前的稿本更极稀见，大都为明代后期及清代的稿本。于是人们意识到保存稿本要比保存其他版本困难，因其流传稀少，所以更可珍贵。结果是客观存在的，但原因何在呢？似乎没人认真思考过。我认为，除了天灾人祸等相同原因造成古籍损毁之外，当古籍版本学尚未形成与成熟，尤其当人们对古籍版本的文物价值尚未充分认识之前，稿本其实並未受到特别重视，似乎一旦该书刻印流布，稿本的作用也就随之消亡，不必刻意保存。这是明中期以前流传稀见极为重要的原因，並非妄加揣测，其他古籍版本的保存与流传也有类似情况。在明初，宋元刻本並不珍贵，等到流传稀少，藏书家才奉若至宝，由于印本总比稿本量多，故客观上稿本流传更少。即使国图藏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鑑》残稿，很可能是作为书法作品而得以保存的。因为在清代以前的藏书目录中几乎没有稿本的著录，而在书画目录中，却有早至元代以前的手稿，说明当时人们注重的是名家的书法。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尚能收录近四千部明末及清代的稿本，即这批稿本尚能流传至今，主要原因也是在它们显现出文物价值，或者说是后人认识到其文物价值（当然也包括文献价值，尤其是未经刊刻的稿本）之后才得以保存下来的。从这一现象也可说明版本学的形成在明中期以后，清代则进入较为成熟的时期，而版本学的重要功用之一就是评估版本的文物价值。明乎此，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古籍版本爱好者，是不会对稿本（包括近当代有价值的稿本或名人手稿）轻忽而放弃任何收藏机会的。

稿本尽管形态、名目不一，但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传抄、刊刻可能带来的讹误，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在评判稿本的文献价值时，人们习惯将稿本分为未刻稿与已刻稿（确切地说当为未印稿与已印稿）两部分来讨论，重点则放在已刻稿本上，因为未刻稿本无论形成与内容，是真正意义上的孤本，其版本价值是人所共知的。而对于已刻稿本的文献价值，则有被忽略的情况，似乎一经刻印或抄写流传，该稿本仅存文物价值而已。其实不然。因为第一，稿本的钩乙增删面貌，刻印本或传抄本往往不得而见，只有通过原稿，方可识得作者著书为学之历程。前文所言章太炎从《訄书》到《检论》的数种修改稿至为典型，无疑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资料。又如上图藏有清代学者沈大成（1700—1771）的《学福斋诗文集》稿本，与沈氏去世后刻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五十七卷本《学福斋诗文集》相比较，此稿本篇帙不全，卷次亦不相连属，计存诗卷十二至十六前半（以上题名《百一诗钞》），卷十九至二十一前半、二十五后半至二十六、三十一至三十五（以上题名《竹西诗钞》）；存文卷五、十至十四，当非最终定稿，但皆经作者亲笔修改校订，或选或删，或选而未刻，或删而复收，字勘句酌，极为慎重，从中可以获知他对自己诗文的评判，並可了解他在生前对该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删去的文字中，有《项贡甫画梅短歌》七古一首，中有句云：“我闻冬心老狂客，一幅一缣索画直。岂知皆出兄手中，可怜赝鼎无人识。”沈氏自注道：“金寿门在日，常倩兄画梅而自署其上。”金寿门即“扬州八怪”之一金农，号冬心，画梅冠绝一时。其所著《画梅题记》一书中有关于弟子项均追随他学诗作画的记载，並赞誉项均画梅“小心作瘦枝，尽萧闲之能”，为师得意之情跃然。则项贡甫应当就是项均。学生为师代笔，似乎寻常，但每流于传闻，捕风捉影，真如沈氏凿凿言诸诗文者却也少见。然而虑及朋友情谊，沈大成终究不愿此事显于世而一笔予以删削。金农画梅之作世人奉若珍宝，可以想象，曾经上当受骗而花了冤枉钱之人有不知几何，若不是此部稿本得以幸存，那么这段有趣的艺林掌故或许至今不为人所知。则稿本之珍贵，于此可见一斑。第二，一书虽已抄写或刻印流传，但作者再事修改整理而未及重新刊刻，这种稿本则可补通行本的不足。如清臧庸《韩诗遗说》一书，传世抄本及刻本皆源出未校正前之旧稿，而上图所藏的稿本，正是其后来重校厘定之本。这部稿本是应阮元高足朱为弼求赐此书抄本而重加修订的。其题跋云：“此庸旧辑本。嘉庆己巳三月，晤嘉善朱椒堂驾部于杭州抚署，索钞此册寄都中。余假归里门，为校正数事，命奴子潘寿写以诒之，余为复勘。时四月十九日，用中记于常州岳园。”将该稿与通行本作比勘，知臧氏此次对旧辑本的校正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体例上（包括格式行文等）作了调整；其次是纠正了原本的衍夺讹误；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如《权舆》“於我乎，夏屋渠渠”句，《韩传》“殷商屋而夏门也”，刻本则无此条，而是将“殷商屋而夏门也”列入《诸书引韩诗未详所属者十七条》内。今检此稿，未详所出者仅十六条，因知此条属臧氏后来考出者。可见这部稿本比现存的抄本与刻本来得精确完备。第三，稿本可纠正刻本之舛误。如清沈钦韩《两汉书疏证》，虽然已有光緒间浙江书局刻本通行，且浙局刻书于校勘一事素有较好口碑，孰料该书错得离奇，竟然将《后汉书》中的缺卷，谬以《艺文志》羼入。

而沈氏《两汉书疏证》的稿本今仍存于世，如果将它们汇集整理出版，则浙江书局本可以废置。第四，某些内容印本未收，稿本可作补充。所谓印本未收，既非指作者自己删削，也不是如臧庸《韩诗遗说》稿本那样后来又作校正，而是指其内容原本固有，但事出有因，刻印时未予收入。如清焦循《忆书》手稿，凡一百三十余条，赵之谦刻入《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时删去了十条专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字。赵氏十分钦佩焦循，本人也是愤世嫉俗之士，他删去这些内容肯定有难言苦衷。但对读者而言，一旦知道稿本还藏在上海图书馆，那么对刻本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又如清林则徐《粵海即事诗》，稿本录诗十八首，撰于战争时期琦善所主和局失败广州被围时，编刻林氏《云左山房诗钞》者恐触时忌，未予收录，则后来重辑林氏诗集者，可据此稿本补入。如此种种，都说明已刻稿本同样值得珍视。第五，稿本经他人任意删改，导致文意失实。惟赖原稿，才能了解作者真实思想。如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刻印本即出于曾国藩的删定，以资料可靠程度而言，无疑以原稿为佳。

又如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二十八卷手稿本，记事自咸丰四年春至同治二年三月，生前曾被其表弟山阴陈寿祺（字珊士）借读，业经涂改，李氏气愤之极，于壬集封面题曰：“是书为珊士借去，中被墨涴甚多”，“文之佳恶吾自荷之，何劳他人饶舌”；並言“剜补以后，日记更不假人”。然其去世后，二十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稿时，又经蔡元培删改，或许蔡氏出于善意，但终非李氏原来思想。今该稿藏上海图书馆，蔡氏删改之粘签亦保留在上，其文献价值自然要高于影印本。

附带说一下，书信亦是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书信称名或异，如帖、启 、笺、移、简、牍、书、札等。其文字长者可累数百言，短者仅单辞词组，有的述事阐幽；有的宣情吐臆，旨虽专于辞达，语则可以观文。至于其书法，信手写来，自然天成，气韵生动，姿态万状，鉴赏家、收藏家们珍之若美珠文玉。

历代学者皆注重书信的学术价值，先秦两汉之史传每有采摭，魏晋六朝的别集、总集则独辟类目。迨至两宋，或一人之手札单刻别行，或众人之尺牍荟萃发布。自是而后，书信代有专刻，其于研究文学、历史与社会、个人，起着其它史料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如此，前人于传世书信手稿的研究与整理成果有限，今人在此学术领域有着广阔驰骋空间，大可作为。即从文献学角度而言，书信同其它稿本相类似，亦存在不同版本。明人叶向高自序其《后纶扉尺牍》有言：“余生平尺牍皆焚其稿，惟前次在纶扉有关系时政者间存之，以附于奏草之后。”又曰：“检诸尺牍，凡属寒暄，悉投水火。所余无几，乃政地之艰难，疆事之得失，大较可见。他日尚论者，亦或有考焉。”可见古人写信有留存底稿的情况，以待将来刊刻别集之用。这种底稿相对对方所收之信件当属另一稿本。其面貌有的是草稿，乃所发信件之初稿；有的书写颇规正，则是所发信件之录副。而当其书信公开发表时，文字又会因人事或辞章等各种因素有所改动，人们只要检览上图所藏明末侯峒曾、岐曾兄弟尺牍手稿，即可略知古人书信之原件、留存底稿与印本的内容往往存在异同。因而书信存在着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文献价值。对此，以往文献家们很少关注。

当然，对传世书信欲作广泛深入的研究，编制专题目录是首要而最基础的工作。不可否认，书信因其为零简散札，较之其它稿本更不易收集保存，而许多收藏家往往又是将书信作为书法艺术作品加以收藏。因此，历来私藏之家几乎没有以书信为专题的收藏目录，而公藏之家亦未对所藏书信作过全面的整理。诚然旧物日益难得，但事实上当今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已拥有大量明、淸、近代藏品，若能有计划有规模地进行整理，摸淸家底，编成专目（馆藏目录乃至各馆联合目录），对书信本身及相关学术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所产生的影响与帮助将是无可估量的。

三、稿本的鉴定

鉴定稿本比鉴定印本难度大。首先，一书之稿本虽可能有初稿、修改稿、定稿数种存在。但每种面目各自不同，都为单一的版本品种，皆可视为孤本，况且很少有各种稿本都完善保存至今者，那么相较印本，客观上便缺乏鉴定参证资料。其次，稿本的书面风格虽然每含时代气息，但又极具个性化，不似印本能大致总结出规律性的现象与特征。再者，稿本与抄本之间亦存在不易区分的情况，如经誊清的稿本，若无编著者的标记（专用稿纸、钤印等）或手迹，很容易与抄本混淆；而一些较为冷门的抄本，因其书罕见流传，亦往往会被误定为稿本。鉴定稿本的要点在于确定该书出于那个时代、何人之手（简单判断是否稿本，並不太困难，尤其是初稿或修改稿，卷面每有涂改、钩乙、粘签、剪贴等特征），其真伪如何，以及该稿本的性质与价值。关于判断稿本的性质与价值，我们可以借助校勘等手段，而鉴定其真伪，则往往要依仗字迹的比对。与鉴定抄本、批校本相通，尽管鉴定稿本也可采取如同鉴定印本之法，即通过纸张、讳字、钤印等因素识别，但要断定其出自何人之手（包括正文与题跋），倘若没有字迹比对，是很难把握的。因此，鉴定稿本（包括抄本、批校本），除了需要一定的书法修养之外（鉴定印本也如是），更强调实践经验，书本知识至多是入门的参考。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理念，我们在2000年编纂出版了《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一书。毋容讳言，此书收入品种有限，亟待充实完善，但我们很高兴看到该书出版后，其资料已被人们广泛借鉴取用。当然，图书馆、博物馆所收藏的尺牍、题跋以及相关的影印文献皆可作为鉴定手迹的参考比对资料，应尽可能加以利用。

对有些个案，须作考证才能判定是否为稿本的情况，因其特殊性，这里无法一一例举。兹专就我在编目实践中遇到对稿本的认识与鉴定问题，因其具有共性，则不避繁琐，举例提出，求教同行，以供大家参考。

1、有该书作者批校题跋者应作稿本例

有的书虽然是抄本或刻本，但有作者亲笔批校题跋者应视作稿本，然而这样的稿本往往被编目者忽略，其版本价值未被充分揭示。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吴骞撰《观复堂藏书总目》一卷《分目》一卷《拜经楼分拨总记》一卷，有吴骞手书题跋，亦仅著录为“吴氏拜经楼抄本”，实际上是吴骞的稿本。再如上图所藏清钱仪吉撰《庐江钱氏艺文略》，虽然是嘉庆十三年刻本，但上有钱氏亲笔批语，亦应定为稿本。或许编目者不识钱氏笔迹，抑或不以为是稿本，遂使此本长期置于普通本书库。又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清黄丕烈撰《求古居宋本书目》一卷，系黄氏家抄，复经黄丕烈手校並题跋，当为稿本，却著录为“清嘉庆十七年黄氏求古居抄本”。

2、誊清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的同行将誊清稿本归入抄本之列，似有其道理。但我认为其价值与抄本不能同日而语，拟以区分为妥。如中国国图书馆所藏清祁寯藻辑《甘肃查办全集》不分卷，有祁氏手书题款，著录为“清抄本”，颇疑此本实为誊清稿本。

而更多情况是，编目者不知为誊清稿本，误以为是抄本。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凌廷堪撰《礼经释例》十三卷（缺卷十一至十三），原以抄本著录，检览其本，虽无凌氏手迹，亦无其印章，但用版心下镌“校礼堂”兰格稿纸抄写，校礼堂即凌氏室名，因而该本当定为誊清稿本。又如上图所藏清阮芝生撰《春秋传说从长》十二卷，原著录为清抄本。是书乃芝生读《春秋》心得，前存翁方纲序，谓“传说从长”者，盖芝生谦不敢自任也。该本卷内有墨笔删正批校，多出翁氏之手，则此当为誊清稿本复呈翁方纲阅正者。或因翁氏之序文系请人誊录，所钤印章之印色又欠佳，编目者失察，故《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亦未收录。再如《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著录清抄本焦循《邗记》六卷，间有勾乙改正之处，並钤有“焦循学”、“里堂草稿”印章，实为誊清稿本，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失收。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二卷与六卷稿本各一部，疑皆为早于上图藏本之初稿或修改稿本，可互校异同。

3、批校本实为稿本例

有的批校本作为刻本之底本，应作稿本观。如上海图书馆所藏清抄本《三朝北盟会编》，曾经吴城、江声、朱文藻、彭元瑞等先后校勘，称善于该书诸传本；又尝作《四库》底本，馆臣竄易删削面目宛然。光緒三十一年，许涵度藩蜀时即据以刻印流传，则此本应视为稿本而非寻常抄本或批校本。二十多年前，上图曾拟印馆藏稿本丛书，顾廷龙先生即将此本列为首选。又如上图所藏明冯梦祯校本《三国志》（存《魏志》卷一至二、六至八），虽然校于元刻明嘉靖南监修本之上，但恰是冯氏于万历二十四年任南京国子监祭酒时校刻《三国志》的底本，相对万历新刻本（此本甚有影响），该冯氏校本当然应视作稿本。

此外，又有看似批校本，实为批校者自成一书的情况，这种批校本即为稿本。如上图所藏清陈鳣所撰《恒言广证》六卷，写于嘉庆十年刻本钱大昕纂《恒言录》之上。陈氏于钱氏各条皆有补证，楷书于天头，又于原本引书篇第及讹误之处亦注改在行间，卷末有跋文一篇，因纸敝损蚀，其秉笔之意及从事之年均不可晓。顾廷龙先生因检羊復礼所刻陈氏《简庄文钞续编》，中有《恒言广证叙》一篇，遂校读两文，发觉构造虽异，大旨则同；《叙》云“疏记上下，积而成帙”，知当别有誊录之本，改定跋文为序，以冠诸首；而光绪十四年羊氏刻《简庄文钞》跋文中又有“《恒言广证》六卷，旧为吴氏竹初山房所藏，今亦存亡莫卜”之语，顾先生因据以考定此本正是陈氏《恒言广证》稿本。不过，要将类似本子定为稿本须慎重，如果不通过考订，缺乏依据，即使批校满卷，也不能轻率下稿本的结论。

4、编辑稿本误作抄本例

有不少编辑稿本，尤其是经后人整理，整理者实为副作者（或称第二责任者）的辑稿，往往为人们所忽略。譬如清人鲍廷博曾两度校辑元代邓文原《巴西邓先生文集》一书，其初次校辑事毕，曾誊录分赠友朋，今上海图书馆收藏，却被人认为是伪造之本。而上图又藏有鲍氏嘉庆十七年再度校辑之本，其《补遗》一卷中，《跋欧阳率更子奇帖》、《跋唐临十七帖》、《跋米南宫书》、《与本斋书》、《跋鲜于伯机遗墨》、《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公听松风像赞》、《跋颜鲁公书朱巨川诰》、《四书通序》等篇，为初次校辑本所无，而《四书通序》一篇为鲍氏亲笔抄写。由于此本辑稿的存在，证明了第一次辑本的不伪，然而这部辑稿同样仅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又如清江藩所撰《尔雅小笺》，草创于乾隆四十三年，原名《尔雅正字》，道光元年重订，厘为三卷，易名《尔雅小笺》。道光十一年去世，由汪熹孙重新整理为二卷，未及付梓，后费念慈据汪氏整理本传抄，並于光緒十九年借予徐乃昌刊刻，那么上图收藏的这部有汪熹孙跋与费念慈等题识的“清抄本”，实为汪氏辑稿（顺便提及，徐氏刻本有初印与后印之别，上图藏有初印本，经徐氏手校，现所传印入《鄦斋丛书》之本，多为徐氏校改后印本，后印本与汪氏辑本有文字异同）。再如南京图书馆所藏清吴曾英《覆瓿丛谈》二卷，系缪朝荃的辑稿，不仅有缪氏校跋，又是缪氏辑刻《东仓书库丛刻初编》之底本，但仍被著录为“清光绪五年缪氏纫兰庵抄本”。

上述种种分明是稿本而却以抄本、校本对待的现象，在学术界较为普遍，说明迄今为止版本之学尚未被人们熟悉与掌握，因而版本尤其是稿本的价值也未被充分认识与研究利用。这里再举人所共晓的《四库全书》为例。尽管当代已有不少人将《四库》作为专门之学来研究，暸解到七部《四库全书》存在着各种差异，因此在引用《四库》本时，倘若不注明引用那一阁本，会引起岐义，被人笑话。但当今有多少人识到这七部阁本实际上都是不同的稿本呢？而当人们热衷于影印现存的几部《四库全书》乃至编印《四库存目丛书》等，又有谁能不惟商业利益，甘愿下苦功夫搜集、鉴别现存《四库》底本，不惜代价将之汇集出版以嘉惠学林呢？须知许多《四库》底本（如上图所藏《三朝北盟会编》之类）亦都是实际意义上的稿本，其文献价值远非《四库》本所能替代的。

抄本简述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

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

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他的两部手抄本总算幸运地流传下来，不过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楼时已残存十二卷，只有上图这部严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递经卢文弨、徐养原、顾千里校勘，其价值可与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与刻本在文字上有否异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无讹，而刻本属辗转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经过删改，则抄本可校补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谈录》，明商濬刻《稗海》本仅录二百八十五条，缺失或删节殊甚，而前面讲到的明柳佥抄本则有三百余条，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条数差近。又如明杨慎所著《均藻》，乾隆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图2000年购入的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发现文字颇有出入，知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已失旧观，而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该书所存最早的一个本子，不失为校勘此书的一个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与印本、抄本与抄本之间，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视。如清杭州人吴焯（1676——1733）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虽然只收了宋张镃词作十五首，但其中《风入松咏栀子花》、《菩萨蛮咏素馨花》、《蓦山溪咏苿莉花》三首为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无，其他各首与鲍刻本也都有文字异同，可知两本非同出一源，而绣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献与校勘价值。

借此机会，我想对如何评价明清藏书家的抄本发几句议论。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都被视为重要善本，大家翻检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便可知道。因为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至少两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观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们要知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生並非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这些藏书家固有的品牌效应基础之上。六十多年前，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鉴于识别稿、抄、校本之困难，曾着手编纂相关图录，以供人们借鉴，后来因借书不易而中辍，转为编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在顾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着手编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勉励之余，送我一包旧照片以作留念。打开一看，是数十幅稿、抄、校本书影，照片虽已泛黄，却包含两老当年的心血，十分珍贵。

我问老人家为何未编纂成书，他说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杨氏七桧山房之类抄本作书影，缺乏代表性。可见藏书名家的抄本在老辈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后来我在编纂过程中作过一些校勘比对，发现名家抄本确实非同寻常。如检览馆藏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东晋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本，以此杨氏抄本为最早，成了后来抄本与刻本的祖本。难怪莫棠在题跋中激动地说，“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

事实上在清代，学术界对明清藏书家的抄本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就有如下说法：

“吴宽、柳佥、吴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山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川，皆有抄本甚精。新抄冯巳苍、冯定远、毛子晋、马人伯、陆敕先、钱遵王、毛斧季各家，俱从好底本抄录。”

“余见叶石君抄本，校对精详，可称尽美。钱遵王抄录书籍，装饰虽华，固不及汲古阁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备矣。”

“明人抄本，各家美恶不一，然必有用之书，或有不同寻常之处，亦皆录而藏之。然须细心绎，乃知其美也。吴匏庵抄本用红印格，其手书者佳。吴岫、孙岫抄用绿印格，甚有奇书，惜不多见。叶文庄公抄本用绿、墨二色格，校对有跋者少，未对草率者多；间有无刻本者亦精。”

孙氏是康乾间人，所以仅就明代及清初藏书家的抄本进行评判，他从数量多、抄写精、底本好、内容全、校勘精、有题跋以及无刻本流传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点，对有些抄写草率、疏于校勘者亦进行批评。总体而言，对所例举的名家抄本的价值是予以肯定的。无论褒与贬，关键在于，他对这些抄本都摸过、研究过，並告诫人们，“须细心绎，乃知其美”。

但我注意到有些学者没有摸过书就率意评论。如有一本为学生讲古籍版本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明代“藏书家除名书法家钱谷的抄本字写得好之外，大多数字都写得不好，甚至极差。如茶梦斋抄本相传是姚舜咨的手迹，也同样抄得不好”。类似的话在其他版本学著作中也看到过。姚咨的字写得好与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丕烈说姚氏手抄本“可称三绝”（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谈助》）；常熟瞿氏说姚氏书法“古雅可爱”（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南唐书》），而你说他极差，眼光不一，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相传”，即道听途说而来，那就不太严肃了。这不禁使人要问：你究竟经眼过几部明抄本？是否识得姚咨手迹？就说茶梦斋抄本吧，並非皆姚咨手抄，有的是出于门人之手，也有同一部由姚咨与门人分别写的情况（譬如上图藏《诗集传名物钞音释》，卷前吴师道序为姚咨手抄，正文系门人所抄）。如果不把客观情况搞清楚便妄加评论，是会闹出笑话的。而自己没有经验，将别人的著述东抄西湊编成教材为学生讲课，岂不是误人子弟？

三、抄本的鉴定

我在讲稿本的时候已说过，鉴定写本（即稿、抄、校本）比鉴定印本要难，是因为难在写本个性突出，少有规律可寻，所以更强调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琢磨，取得认知。纸上谈兵对初学者而言，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姑且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有关明清抄本的鉴定。

1、书法字体。时代有时代的风气，个人有个人的特点。抄本的代风气其实与刻本有相似之处。如明代前期承继元代流行赵孟頫书体遗风；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体，在明抄本中亦时有出现；而万历写刻本的字体实际上就是明末书法风气的反映（当然亦有异同变化），抄本亦每如是。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其字体与康、雍、乾三朝的写刻本多同，即所谓“馆阁体”。所以从书法的时代风气鉴别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进行比较，只是刻本经过施刀，字体不那么自然。这是就一般抄本大致而言。但是对富于个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鉴定，那就要下大功夫，逐家进行辨识，虽然诸如明代吴门书派对地域抄本书法有所影响，但即便苏州地区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墨迹资料（如书作、题跋、尺牍等及其相关影印文献）熟悉名家手迹。我看到不少有关版本学的书讲到抄本的书体，都说明抄本字体飘逸、书法自然，清抄本工整秀丽、书写规矩。我也说过这样抽象的话。但如果不懂点书法，难以体会。不要说看抄本，即便看到刻本也会指鹿为马。顾廷龙先生在教授我们学习版本鉴定时多次告诫，鉴定版本以稿抄校本为最难，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时又要练习书法，以熟悉各时代的书法风气。並说自己所以习书唐以前写经之体，就是为了鉴定现存各时代手写经卷的需要。很惭愧，我没能做到顾老的要求，总以缺乏艺术细胞原谅自己。但在多看手迹这一点上我作过努力。譬如台湾央图出版的《善本题跋真迹》，我置于案头经常翻阅，很有帮助。确实，如不重视各家手迹，即使精于鉴定的版本专家也会失误，不用说初学者了。譬如上图所藏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其中《续录》卷一、卷七监修国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实为钱大昕手抄，又经黄丕烈手校，而杨守敬居然疏忽错过。其题跋云：“忆此书前年（1884）在上海醉六堂书店余曾见之，以索价稍昂未购。当时匆匆阅过，实不知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为顾卿所得，出以示余，如寐初觉，始叹‘伯乐一过冀北遂无良马’未易言也。”余嘉锡则说：“鉴藏书籍，于前人抄校之本，苟不识其手迹，而第检所著目录、题跋以为据，未有不失之交臂者。”两位前辈就辨认手迹的不易与重要，讲了这番发自内心、实事求事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2、纸张。即便在明清两代，纸张的名目也很多，但就其用纸质地而言，不外乎棉纸与竹纸两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棉纸抄本，大都为明抄，但在明末，不乏用竹纸抄书者。这与刻印本用纸情况是一样的，如嘉隆间白棉纸印本颇为常见，而万历以后印本则竹纸居多。清代有所谓毛边纸、毛太纸、开化纸（亦称桃花纸）、开化榜纸、连史纸等名目，实际上都属竹纸类，只不过制作工艺有精粗罢了。区别棉纸与竹纸並不太难，而不能忽略的是，明清两代藏书家往往有各自专门抄书用纸，我们应当熟悉，这对鉴定抄本很有帮助。在此不避烦琐，将一批藏书家专用纸的特征列表附录。需作说明的是，虽然这个表格可用以鉴定抄本的参考，但如一味凭信，恐亦有误，因为藏书家的专用抄稿纸也有借用或赠送之例；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块木板的事情，十分容易。所以除了细心辨认外，还要结合书体风格、印章等方面综合鉴别。

3、印章。通过印章不仅可以了解藏书源流，更可大致鉴定抄本的时代乃至谁家所抄。譬如钤有明代人的印章，该本至少不会抄在清代；而影抄本钤有毛晋父子常用的印章，多半便是毛抄了。借助印章鉴定版本，有两点需把握，但並不容易：一是识读印文。虽然印文大多用小篆，但也有用金文，或者出现並不规则的变体、省体，参考书虽有《说文解字》、《六书通》及各种金文字典等，但需要下功夫，要留意揣摩明清时代的篆刻艺术风格，並结合相关藏书家、校勘家及专门学问家的生平文献资料予以认定。二是能够辨别伪印。常见加盖伪印的情况有：在新抄本上加盖前人印章以冒充旧抄本；在抄本上加盖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在过录批校题跋本上加盖批校题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迹。这些加盖的印章绝大多数是伪刻的；也有个别虽是真印，但它是后人觅得后加盖的，与原书的实际情况不符。这种伪印虽然大多制作拙劣，材料甚至是木质的，所用印泥亦差，但对于接触古籍不多，对一般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学者的手迹、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较难辨识的，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难鉴别的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研究历代各种公私印章的式样、印文的风格、钤印的规律以及印泥的质量与颜色。尤其对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与学者的印章要熟悉，因为作伪者往往利用伪造名家印章牟利。大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多翻阅各种印谱，将各种书影、印谱中的印章与书目中所记录的印章相互比较、印证，将已知的真、伪印章进行比对，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识能力（但要注意，有的藏书家印谱系经描润，与实物有差异，不能以之为准）。当然，这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与经验的积累。对初学者来说，向行家、前辈请教，往往能及时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印文不识的情况）。必须指出，印章只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旁证，也有旧抄本（或旧刻本）盖有伪章的，这就不能因为印章伪而否定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要对原书本身作全面分析，这是在鉴定版本中是始终不能忽略的。

4、讳字。利用避讳字鉴定抄本，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明代抄本避讳不严。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讳、乾隆帝弘历讳，人们即以“玄”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元”字、“弘”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宏”字来判断该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后、是旧抄还是新抄。不过也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讳字，如“玄”字，宋代亦避讳。二是有的抄本原本“玄”、“弘”“宁”字缺笔，后人为冒充旧抄，添上所缺之笔，这就需要根据书法、黑色仔细辨认。

5、题识跋语。有的抄本卷末有抄书者题识，交待了抄写的时间、地点、抄写者姓名乃至底本来源，这是鉴别抄本的直接依据。也有的抄本经同时人或后人题跋，对抄本的相关情况也有介绍，鉴定並不困难。但这同样有一个书体字迹的认定问题，前面已讲过，不再赘言。

最后再谈一点体会。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编制上图普通古籍目录时，顾老曾要求我将百数十万册普通书都能摸一遍，关照要特别注意稿抄校本，因为上图自1958年四馆合併后，普通古籍未有系统整理过。这项编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因仍存在不少问题，未敢将目录出版公诸于世，仅抄就一套卡片让读者检索。但我在工作中锻炼了眼力，先后发现了清臧庸稿本《韩诗遗说》、黄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诗集》、劳权劳格兄弟手抄本《近光集》、《扈从诗》等一批善本，备感欣慰。这种经验绝不是从课堂或书本上能够获得的。因此，大家如果真有兴趣，愿意坐冷板凳，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一定也会有所收获，既增长了才干，又为这项宏伟大业作出贡献，实在是桩其乐无穷的事。

明清藏书家稿抄本用纸特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