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调整八字(1979年命理)

党史天天学 | 百年回眸——1979年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的由来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是中国在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中国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反映的是中国对各派的基本态度。不应成了执政党，就抛弃过去的合作者，或者取消其组织的独立存在。“互相监督”，体现的是中国与各派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指中国与各派在合作的过程中，要以诚相待，开诚布公，患难同当，荣誉共享，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贯彻这一方针，对于正确认识各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方针，同时也是中国和各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指导方针，十六字方针的完整提出经历了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

八字方针的提出

解放战争时期，各派成立时，大都同中国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在斗争实践中逐步发展了这种关系。无论是在举行国共谈判、召开政协会议期间，还是在解放战争的进行过程中，中国都及时向各派通报情况，认真听取它们的意见，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它们进行协商，以便采取一致行动。1948年4月30日，中央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以后，各派纷纷公开发表宣言、决议和通电，响应中国的号召，其领导人应中国邀请，陆续进入解放区，宣布接受中国的领导，参加筹备新政协。这时，各派已经转变成为具有新主义性质的政党。1949年9月，各派同中国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和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生的人民，是新主义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是时，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成为建立和巩固人民的根本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现实课题。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的胜利，党内一部分同志却滋长了骄傲情绪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他们瞧不起派和人士，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表现出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敷衍主义和迁就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是斗争还是团结，对私营工商业是限制、排挤还是扶助、发展，派存在必要还是不必要？等等。这些，不仅是统一战线的重大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1950年3月16日下午，怀仁堂，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开幕。4月12日、13日，周恩来两次到会作报告。他指出，在国内，人民统一战线是四个阶级的联盟。在这个联盟内，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阶级关系、党派关系、民族关系、上下关系”。他强调，要发挥人民统一战线积极作用。4月21日下午，专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精辟地提出了“一根头发和一把头发”的观点。指出：“认为派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是不对的。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是一把头发，不可藐视。”“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对他们要平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我们要有气魄，不怕批评，我们连都不怕，还怕人士的批评？”……这次讲话，在统一战线历史上堪称经典。

1950 年3 月16 日，在接见参加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的代表。

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原定半个月，实际开了一个半月。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关怀下，会议强调或明确了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一部分；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及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派阶级联盟的性质和存在的必要性；平等互助的民族关系和区域自治政策；人民团体、派、人民机关和政治协商机关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环节；部门“了解情况，掌握政策，安排人事，调整关系”十六字工作职能……这些，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统一战线的基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进一步确立了新中国统一战线的政治格局和基本面貌。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党内出现了想利用普选的机会来排斥派的“错误倾向”。6月25日至7月22日，第4次全国工作会议召开。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部署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成为中心议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国际共运的一个难题，也是我国由新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和崭新课题。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问题，这次会议，重视非常，重视非常：中央政治局连开3次会议，夜以继日，审阅文稿，确立主题，明确方针。5月29日，亲自听取中央部部长李维汉关于调查资本主义工商业情况的汇报。6月15日，审阅中央部《关于利用、限制和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未定稿）》。标题中，“改组”改为“改造”；封面上，写了一个讲话提纲，明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15日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并讨论李维汉“若干问题”的报告。会议确定了对资改造的方针，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组成部分。28日晨，阅胡乔木27日对“若干问题（二改稿）”的意见，并准备了29日的讲话提纲。29日晚，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若干问题（修改稿）”，并发表重要讲话。7月18日，向大会作报告。指出：“用和平的赎买的办法，也就是用统一战线的方法来实现消灭民族资产阶级和改造资产阶级人们，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一次值得大书特书的会议，在统一战线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统一战线内部构成也发生根本变化：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派的阶级基础不存在了，有人再次提出要不要派以及怎样对待派的问题。

1956年2月，李维汉在第6次全国工作会议发言中指出，“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我们应该赞成他们，让他们去发展”。

为了发挥派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作用，1956年 4月19日，在听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时说：“少奇说过：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人士发议论。我们搞两个万岁，万岁，派万岁。”

4月25日，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他在阐述党和非党的关系时再次提出“两个万岁”的思想：“我们的方针就是要把派、资产阶级都调动起来。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万岁，另一个是派万岁，资产阶级不要万岁，再有两、三岁就行了。”

6月25日，李维汉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巩固和扩大人民统一战线》的发言。这篇发言稿原来引用了“两个万岁”的思想，送请胡乔木帮助修改后，正式表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并经、审阅同意。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和各派长期共同存在，互相监督，首先是对起监督作用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这个方针的提出，同时就是再一次地宣告，同党外人士实行合作，是的一条‘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原则。”“我们应当宣传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的方针。”发言结束后，李维汉走过身边时，对他鼓掌称赞。

9月，在党的八大报告中代表中央正式宣布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国同派关系的基本方针。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这一方针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他指出：“这些党外的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1957年，他又写了《要接受监督》一文，强调指出，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好处。”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此方针作了更为系统的阐述，指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主要监督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形成了我国同各派既真诚合作又互相监督的新型政党关系，奠定了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

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公开发表的讲话将“两个万岁”思想概括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并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从八字方针到十六字方针

1979年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就把民建、工商联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人请来，商谈对外开放问题，并就在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听后对他们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6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在开幕大会上郑重宣布：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国的资本家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各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9年10月19日晚，在全国政协、中央部宴请出席各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和、王震等来到宴会现场，和大家互致问候，并热忱地希望各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做中国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面对着这些经过“”劫难的派人士和工商业者，诚恳地说：“在中国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各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

1981年2月与民建中央主席周建人亲切交谈。

1982年1月5日，在第15次全国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开创工作新局面》的讲话，强调：“要做好工作，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充分地认识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中央认为，必须明确地和强调地告诉全党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在今后很长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统一战线将仍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我们应当鲜明地向全党同志提出，同时也告诉党外朋友，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一定要同党外朋友真正建立起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次讲话，很快传遍了党内外人士中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一方针，不是随意提出的，而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实现新时期任务的需要，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发展和补充，它反映了党内外人士的共同愿望。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要继续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各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和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合作。这样，正式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又增加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八个字，标志着中国与各派关系十六字方针正式确立，并成为新时期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方针。

1986 年12月2日，会见出席全国工作会议的同志。

十六字方针提出后，在表述上也经历了一些变化。在十二大报告中，将前八字与后八字用引号隔成两部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将十六字方针表述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表述去掉了引号，使前八字与后八字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但二者仍用逗号隔开。

1989年12月29日，在党建理论研究班座谈时指出：“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适合我国国情。它确定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各党派轮流执政。”“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就必须稳定这个格局。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将发一个文件。”

12月30日，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各级党委都要加强和改善对派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和发展同派的合作，支持各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推进“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服务。文件明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使十六字方针成为中国同各派合作的基本方针。

1990 年6 月14 日，和出席全国工作会议的代表座谈。

从此，各派以参政党的身份，同合作和协商，也进一步发挥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的作用，举荐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的领导职务，进一步发挥派在人民政协中的作用、支持派加强自身建设。这以后，每当有重大政策、重要文件出台，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等领导人选变更，中央事先总要与各派、无党派人士充分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有重大情况及时向他们通报。

2004年1月17日，在中央举行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与中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创始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王选亲切握手。

2006年，中央颁发5号文件《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概括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政治准则，鲜明指出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是领导、多党派合作，执政、多党派参政。明确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对如何充分发挥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参政议政作用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政治协商的两种基本方式是“中国同各派的政治协商”和“中国在人民政协同各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意见》还明确规范了中国同各派、无党派人士协商的内容和程序，使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

党的以后，2015年5月18日，中央印发了《中国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条例》将“中国同各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写入其中。

2015年3月4日，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的民革、、台联委员，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016年8月16日，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希望各派始终不忘多党合作初心，坚持同中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2017年10月，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支持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要求更好履行职能。”

2018年3月4日，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中国始终与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共同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他希望各派和无党派人士要做中国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用好政党协商这个形式和制度渠道，有事多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会商量，通过协商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送暖熏风吹不住，催开烂漫花千树。”党在新时期的政策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同心同德，肝胆相照”真正变成了一幅现实中的国画。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必将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作者单位：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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