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14日生八字算命(1952年7月14日是什么星座)

鹰视狼顾 2023-09-23 17:02:18 网友整理

七月十四节到了,妻子向鲁迅询问过节事宜,鲁迅直呼:不可理喻

农历的七月十四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称中元节。

但“中元节”,只是道教的叫法;在佛教,就称为了“盂兰盆节”了。

这个节日的习俗有祭祖、放河灯、祀亡魂、焚纸锭、祭祀土地等等。

今天是七月十四了,老覃突然想起了鲁迅先生和他妻子朱安的一件旧事。

在鲁迅的家乡绍兴,七月十四被称为“七月拜”。

有的人家是在七月十四这天烧纸拜土地,有的人家是在七月十五日这天开拜。

鲁迅家到底应该在哪一天拜呢?

因为这样一件小事,鲁迅直呼妻子“不可理喻”。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呢?

话说,1923年7月底,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反目,气愤不过,带着妻子朱安离开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房屋,另租了北京砖塔胡同61号居住。

朱安是鲁迅的母亲鲁瑞老太太给鲁迅包办婚姻娶的太太,绍兴人,1906年与鲁迅完婚,但从1906年到1919年,鲁迅都在外面东奔西跑,一直有名无实。

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是鲁迅在1919年鼎力购买下来的。

当时,他除了担任教育部佥事,还担任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校讲师,财力雄厚,为了使一家人能在北京团聚、在北京安家乐业,他拍板变卖了绍兴周家新台门老宅,汇合了自己和弟弟周作人多年积蓄,再加上贷款、向朋友挪借,买下了这一大片土地和房屋。

老覃以前写的《鲁迅少年时的玩伴“闰土”晚年因没钱治病逝世,子女后代如何?》一文里有提到,鲁迅于1919年12月回了一趟绍兴。

这,也是鲁迅在自传体散文《故乡》里写到的“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他此次回绍兴的目的,就是接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和三弟周建人一家迁居北京。

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回故乡,此后再也没有回过。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土地有多宽阔呢?

有人打趣说“可以开运动会”。

鲁迅自己也说,之所以看中这个地方,是“空地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

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房屋有多少间呢?

一共有三个大院。

进门的前院有一排三间一套的南房9间,鲁迅把自己的书房和卧室设在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来为了写作不受打扰,改住前院前罩房的中间的一套三间房子。

中院有高大的正房三间和东、西各三间厢房,正房东、西两间分别住鲁迅的母亲鲁瑞和鲁迅的妻子朱安,中间的堂屋为饭厅。

后院有一排后罩房9间,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西跨院的房子为储藏室和佣人居室。

这一大片院地和这一大片房屋真是羡煞旁人。

鲁迅以为自己一大家子人住在这里,会一直和睦,永不分开。

但是,1923年,因为一件被传得沸沸扬扬的“偷窥”事件,他和周作人闹翻了,被迫在8月2日携带自己的所有物件搬到狭小的砖塔胡同61号。

妻子朱安也属于鲁迅的“私人物件”,也跟了过来。

砖塔胡同61号只有两间房,和在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11号院的时候一样,鲁迅并不和朱安住同一间房,而是他住一间,朱安住一间。

鲁迅不满母亲给他办的包办婚姻,不肯把朱安当自己的妻子。

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还说这是母亲送给他的一件“礼物”,他只负有赡养的“义务”,不可能牵扯上“爱情”和“亲情”。

鲁迅说这样的话我们都能理解。

毕竟,他和朱安的婚姻是他的母亲强加给他的。

但是,为了报复他的母亲,他用一种近乎绝情的方式来对待朱安,让人不寒而栗。

鲁迅对朱安有多冷血呢?

被鲁迅称为“旧日学生”的“荆君”荆有麟,他和鲁迅在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老妈子很熟,他曾听其中的胡妈说,“大先生(指鲁迅)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

哪三句?

第一句,太太早晨喊大先生起床,大先生只答一声“哼”。

第二句,太太喊大先生吃饭,大先生只答一声“哼”。

第三句,太太晚上问大先生“关不关门”?大先生答“关”或“不关”。

鲁迅的好友俞英崖也住在北京砖塔胡同。

俞英崖有三个女儿,分别是俞芬、俞芳、俞藻,人称“俞氏三姐妹”。

俞芳后来著有《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鲁迅教育思想与实践》等作品。

俞芳证实,鲁迅和朱安之间是不怎么说话的。

她回忆,“大先生”和“大师母”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是各过各的生活,从不交流:“大先生”上班或在家写作;“大师母”则买菜做饭洗衣服,有时也在自己屋里做针线或休息,晚上各在各的屋里睡觉。

甚至,细心的俞芳观察到,“大先生”为了不跟“大师母”多说一句话,把一只柳条箱的底和盖分放在两处,箱底的里面放着换下要洗的衣裤;箱盖的里面放着洗好晾干的衣裤。“大师母”看了,默默在洗衣、晾衣、收衣,无话可说。

不得不说,鲁迅对朱安实在是太过无情、太过刻薄了。

要知道,鲁迅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健谈的人,他对待周围的亲友、朋辈、同道、学生,从来都是妙语连珠、谈笑风生的。

甚至,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写,鲁迅搬到砖塔胡同61号时,她才12岁,鲁迅不愿意和朱安多说一句话,却热衷于和她们姐妹玩在一块,给她和她的妹妹每人送了一盆积木,而他本人也乐呵呵地参加了进来比赛搭建。

俞芳还深情地写了一个细节:“鲁迅每次捎回点心总有两份:一份给自己,另一份给我们三姐妹。”

这里有一个问题,鲁迅每次捎的回点心分成两份,一份是给了俞芳三姐妹,那么,另一份他是独享呢,还是和朱安共享呢?

答案是独享。

鲁迅写诗称“无情未必真豪杰”,他是“真豪杰”,但对朱安也是真“无情”。

要老覃说,你鲁迅可以不给朱安“爱情”和“亲情”,但起码的道德关怀、起码的尊重还是应该要有的吧?

不要求你和朱安共枕,也不要求你和朱安举案齐眉,但对待朱安像对待普通朋友、甚至像对待俞芳小朋友那样,很难吗?

如果说,鲁迅在母亲跟前嫌弃朱安做的饭菜难吃、当着母亲的面对朱安做给他的棉裤丢到雪地里,那是对母亲给自己包办婚姻的无声抗争。

但是,在砖塔胡同61号,只有他和朱安,他的母亲没有搬来,他没有必要还这样摆谱、没有必要这样甩脸色。

实际上,朱安心灵手巧,不但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而且烧得一手好饭菜。

根据鲁迅的学生许羡苏回忆,朱安做的“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都是世间难得的美味。

但是,鲁迅在享用这些美味的时候,脸色阴郁,不置好坏。

朱安对鲁迅的照顾,无微不至,她为了给鲁迅做好吃的,只能从菜肴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对饮食喜好,从中进行调整。

俞芳回忆起这样一件事:鲁迅搬入砖塔胡同后不久,病倒了,不能吃饭,只能吃粥。大师母每次煮粥前,不得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回来,给大先生开胃。而她一点也不舍得品尝。

可能是鲁迅在病中毫无抗拒地接受了朱安的一切照料,朱安在砖塔胡同有了一点点“女主人”的感觉。

当鲁迅的朋友和学生前来访,她会忙前忙后地张罗着茶水、糕点;当俞芳姐妹在屋外头玩耍的吵闹声稍大,她会神色紧张地踮着小脚跑过去,低声地叮嘱她们不要吵到“大先生”写作或休息。

鲁迅还在日记里提到,搬入砖塔胡同后那一年的农历的七月十四快到了,朱安在他的房门低声询问:“大少爷,七月拜那一天在什么时候拜?”

这也应该是朱安在以“女主人”的身份在低声下气地向男主人问题。

但鲁迅却在当日的日记中大吐苦水,他一个劲地对孙伏园说这个女人太奇怪,太不可理喻。

到底是谁不可理喻?

鲁迅先生博学多才,对于天文地理、民俗民风,无不通晓。他的《朝花夕拾》中所写绍兴风俗,比如除夕枕边的“压岁钱”与“福橘”;东关“五猖会”的迎神赛会;目连戏中的跳无常等等,那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他自然知道“七月拜”是怎么回事。

朱安是封建社会里走出来的旧式女子,迷信,她认为“七月拜”是一件大事,必须拜。

之前和鲁迅的母亲住在一起,万事由鲁老太太做主,轮不到她说话。

但在砖塔胡同,只有她和鲁迅两个人,鲁迅是个不理事的主,她不应该站出来操持这件事?她不应该事先征询一下鲁迅的意见?

鲁迅这样大惊小怪,更多的是责怪朱安这天没有遵守“三句话规则”,来向他多说话了。

因为朱安迷信,他是早有了解的。

1915年,朱安尚在绍兴,她的房间里曾蹿进来两条蛇。为此,她让人按民间的习俗请了一道符安宅;还让人把这件事写信告诉给了鲁迅。

鲁迅当时没有回信,但我们读他写的《祝福》,里面写祥林嫂的迷信思想,写得多么深刻。

所以,他应该不会是对朱安咨询“七月拜”的事不满,而是怪朱安不该跟他多说话。

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徒让人从中窥知其人之刻薄、之无情。

实际上,朱安像就是祥林嫂一样的人。

鲁迅后来和许广平私奔了,她挺高兴的。

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和鲁迅有生育。既然没有生育,死后无人烧纸祭拜,就会成为孤魂野鬼,永远不能超度。

所以,1929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了,她感到由衷的高兴。

她以为,有了海婴,海婴名义上也是她的儿子,她死了以后,海婴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

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了,当时的朱安和鲁老太太在北京,她托人写信给许广平,真诚地希望许广平搬去北平同住,“同甘共苦”、“教养遗孤”。

许广平是个新式女子,当然不肯北上。

但朱安想念和牵挂他们母子一直牵挂到死。

海婴十五六岁了,她没有见过海婴,托人给他写信,请他寄一张他和他母亲的相片,言辞恳切地说:“我是很想你们的。”

1947年6月28日,是朱安去世的前一天。

这一天,她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海婴母子俩。

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肯维持我”;“海婴很聪明”“我很想见他”。

关于她和鲁迅的感情,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实事求是地说,鲁迅待她是真的不坏吗?

前面说了,鲁迅病了,她是那样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地照料着鲁迅的一切起居。

但是,1925年9月,即鲁迅从砖塔胡同搬到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后,朱安病了,住在日本人山本开的医院里。

荆有麟回忆,他和妻子一同前去看望。鲁迅后来也来了,找医生要过化验单,但只看一眼,就急着邀请荆有麟夫妇到自己家吃中饭。朱安问他:“医生怎么说的?”鲁迅头也不回,简捷地答:“没什么,过几天就会好了。”

荆有麟认为,鲁迅根本就不把朱安放在心上。

其实,当时医生对朱安的诊断,是很严重的。按照鲁迅在1925年9月29日写给许钦文的信里说的,是“胃癌嫌疑”,但他竟然不耐烦在病房多陪朱安一刻,也不愿和朱安多说一句安慰的话,足见其人铁石心肠、冷血残酷。

但善良的朱安毫不计较这一切。

她一如既往地关心和依恋着她的“大先生”。

她在临终前流着泪委托一直对她多有关照的宋琳(即宋紫佩,鲁迅早期学生)给许广平捎信,希望死后葬骨上海,守在“大先生”(鲁迅)身边。

这个愿望并没能实现,她既不能守在“大先生”身边,也不能守在她服侍了一辈子的鲁老太太身边,而是葬在了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保福寺村消失于1952年至1959年之间。

建国后,中央政府对中关村地区重新规划,紧挨着其南部的保福寺村也被规划掉了,朱安的墓地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尸骨也早已无影无踪了。

如果真有阴世,她真的是一个孤魂野鬼了。

而她在死前一刻,还和记者谈论起“周先生的书房和套院”,谈论起园子里的花树,为周先生最喜欢的那棵樱花死去而深深的自责。

朱安,真的太不幸了。

她的一生,可能没有得到过鲁迅片言只语的关爱和问候。

鲁迅病逝后,朱安不肯接受周作人的钱,原因仅仅是大先生与二先生合不来,她作为大先生的妻子,不能接受二先生的接济。

她每天以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度日,不肯轻易接受别人的馈赠,悉心照看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

从这一点上说,她是一个有爱、高尚的人。

她所有的错误,就是不该遇上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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