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17日八字是什么(1977年4月26日是什么命)

没有参加党的七大，仍当选中央委员，足见毛主席的高度肯定

缺席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是中央和毛主席对他投身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太行八年及主持中央北方局全面工作以来建立的卓著功绩及表现出的领导才能的肯定与认可。进入中央这在他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他后来成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和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都具有重要意义。

他于1943年10月代理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1945年3月初，为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冀鲁豫根据地工作的指示，率北方局干部由总部驻地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出发，通过平汉铁路军的封锁线，进入冀鲁豫地区，住在冀鲁豫分局和冀鲁豫军区司令部驻地河北省清丰县单拐村。

七大召开之时，他正在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开展军事斗争和群众工作。6月10日，也就是七大全体会议宣布中央委员选举结果的当天，毛主席即致电：“拟在最近举行一中全会，你在七大当选为中委，望接电即赶回总部，待美国飞机去太行时，就便乘机回延开会。”接电后，于6月中旬离开冀鲁豫根据地返回北方局总部，6月29日离开左权县麻田镇中央北方局机关，赴延安出席七届一中全会。

缺席当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是中央和毛主席对他投身革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太行八年及主持中央北方局全面工作以来建立的卓著功绩及表现出的领导才能的肯定与认可。

于1904年8月22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牌坊村。5岁进私塾发蒙，后转入新式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广安县中学。1919年秋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学校，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

到法国后，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参加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党员，时年20岁。从此，他走上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道路，成为一名主义战士。他先后担任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成员和党组织里昂区的特派员，还做过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杂志的编辑。1926年初，离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在苏期间，比较系统、全面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其他知识，为回国后进行革命活动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1927年春，受党的派遣回国，到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党组织书记。这是回国后从事的第一项革命活动，前后不过三四个月的时间。

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后，于1927年6、7月间转赴汉口，到中央机关工作。9、10月间随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两年间，主要担任秘书工作，负责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件、交通、机要等事务，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参与起草文件。

1927年底，担任中央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等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各种会议安排等，负责起草对一些省区的指示等文件，并继续为中央的会议作记录。1928年6、7月间中国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协助留在国内的李维汉、任弼时等领导人处理中央日常工作。1983年4月29日，在同印度（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谈及当年的情景时说：“我二十三岁就当中央秘书长。要讲马列主义水平，说实在的，马列主义的书看得不多，经验也不多。刚从国外回来，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个不低的岗位，但还是承担起来了。”

在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参加了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在会上担任记录。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派的总方针。八七会议是一个转折点，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在这个重要转折关头，23岁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正是在这里，初次认识了毛主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为挽救革命，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1929年8月底，受中央派遣，由中央机关交通员龚饮冰陪同，乘船离开上海，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1929年12月，他和张云逸等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和右江根据地。1930年2月，又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根据地。他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84年3月25日，在同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谈到个人经历时说：“（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

在等人的领导下，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红军发展到7000人，红域扩展到20多个县，拥有一百多万人口，成为当时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就在这时，中央的领导发生了“左”倾冒险错误。1930年9月底，中央代表邓拔奇来到广西，指示红七军离开右江地区去攻打柳州、桂林，最后打下广州，完成南中国革命。和张云逸等提出，桂系军阀恢复了在广西的统治，而红七军仅几千人，与势力强大的军在大城市较量难以取胜，打柳州、桂林没有把握。邓拔奇等则坚决主张执行中央指令。为团结一致对敌，会议决定执行中央指令。结果红七军在此后的战斗中连连受挫，不得不转战7000里，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中央红军会合。

1931年2月，在转战途中受前委委派，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他化装成买山货的商人，由赣南特委交通员护送，步行数天，到达广东南雄，后由南雄交通员护送到韶关，乘火车到广州转道香港，乘船抵上海。在上海期间撰写了《七军工作报告》，详细叙述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和战斗的经过，左右江地区地方党的状况及土地革命工作，总结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经验教训。对于这个报告，受王明控制的中央不予理睬，还专门发出《中央给七军前委信》，指责红七军的工作。信中说：“我们认为，立三主义的‘左’的言词之下，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与富农路线，没有像七军前委的领导表示的明显的了！”

1931年6月，获准去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8月初，到达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工作的3年间，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等职。也正是在这里，他遭受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磨难。此时，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他们对、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军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等正确意见进行了错误的斗争。

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1977年9月14日，在同以河野洋平为团长的日本访华团谈到自己被打倒的经历时说：“在江西根据地，王明路线夺了毛主席对红军、对苏区的领导权，还反对什么邓毛谢古路线。我算一个头头，叫‘头头’。这件事一般人不大知道。我能在被打倒后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没有什么秘诀，因为我是主义者，也是乐观主义者。”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被调离《红星》报，接替生病的邓颖超担任中央秘书长。这是他第二次担任中央秘书长职务。之所以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是因为到遵义会议前，绝大多数党内和军内的高级干部已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强烈不满，毛主席在党内、军内开始有了发言权。在他的影响下，中央任命为中央秘书长。

1980年8月21日，在同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中说：“在一九三五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秘书长。”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解释了自中央苏区挨整后再次被起用的原因。

1935年1月，以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1958年11月3日，他在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时回忆说：“会议室找对了，我就坐在那个角里。”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政治生命中的重要转机。1935年6、7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由中央秘书长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6、7月间，又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1937年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120师、129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他所担负的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了解部队改编后的思想状况，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为奔赴抗日战场做好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王平回忆，在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前的半个月，找王平说：“离出发还有半个月，你可以到部队了解一下情况，特别是部队接受改编后的思想状况，看看有什么问题。”王平去了第30军，见到萧克、李聚奎他们。在那里了解到，部队对于改编成八路军，把红军的帽子换成军队的帽子不满意，情绪还没有转过来，许多人把红星八角帽摘下来，悄悄藏起来。他们说：我们外面是白的，里面却永远是红的！回总部后，王平把情况向作了汇报，说他了解的情况很真实，很好。1937年8月下旬，八路军开始向华北挺进。9月初，随八路军总部出发东进，9月23日抵达山西省五台县，进入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