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5月11日出生八字(1972年5月31日出生的人命运)

浮生如梦 2023-09-05 12:40:27 用户分享

安徽籍开国中将,保卫延安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进军新疆被彭德怀称为军事奇迹

文/陈乔桂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军,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的战将,张贤约就是其中一位。他一生久经沙场、屡历险境。三年解放战争中,西北战场重要战役战斗共32次,他率部参加了27次,在参加延安保卫战时曾受到亲切接见。他先后履职军事、政治、后勤岗位,还一度任职空军,每一岗位都干得精彩,是一位具有多方面领导才能的杰出战将。

挺进敌后,“贤约支队”威震冀豫边区

张贤约,1912年2月出生于安徽金寨县汤家汇下湾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时上学一年就因贫退学,16岁到六安当长工。1929年11月,领导六霍起义,建立皖西革命根据地,张贤约在此加入红军。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指导员,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作战。1934年12月,任红4军12师34团团长,率团参加了陕南、嘉陵江、包座等战役战斗,先后两过茫茫草地。1936年4月,任红4军第12师师长,率部第三次过草地北上,胜利完成长征。

全国抗日战争开始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张贤约任八路军第129师教导团团长。1937年9月30日,他率教导团随第129师由陕西富平出发,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2月10日,第129师以教导团两个连为基础,成立先遣支队(俗称贤约支队),张贤约为司令员、张南生为政委。贤约支队从山西和顺出发,挺进冀豫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此时的冀豫边区,军溃败后的散兵游勇东游西荡,横行乡里;会道门和土匪武装趁机扩充,争夺地盘;地主乡绅纷纷拉起武装,维护自身利益。一时遍地是“司令”“队长”,百姓深受其扰、苦不堪言。贤约支队进驻邢台以西20余公里的西黄村镇,展开以抗日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在争取群众站稳脚跟后,张贤约、张南生派出官兵到街头巷尾张贴标语、宣传抗日,收编各路武装,壮大抗日力量。西黄村最大武装是胡震武装,有100余人枪。胡震曾任军连长,是秘密党员,参加过渭华起义,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回乡当过区长。日军入侵后,他拉起队伍抗日。了解了支队情况,胡震主动找张贤约汇报,要求领导。张贤约经请示上级,将胡震队伍编为支队一个大队。此后,张贤约、张南生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收编抗日武装、特别是处在中间摇摆状态的武装,壮大抗日力量。张贤约还按指示,建立邢台县抗日政府,提名胡震担任县长。

1938年4月,八路军晋冀豫军区成立,冀西地区为晋冀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张贤约兼司令员,张南生兼政委。此后,贤约支队或配合主力作战,或与地方群众抗日武装配合,采取麻雀战、破袭战、地雷战等多种战法,楼、炸火车、拆铁路,肃清敌伪据点,粉碎敌伪一次次“清乡”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冀西抗日根据地。贤约支队灵活机动、卓有成效的游击斗争,在冀豫边区赢得了百姓的普遍赞誉,也使日伪军又怕又恨、无可奈何。

1939年11月,张贤约任第129师干部轮训大队队长。次年12月,奉命赴延安八路军军政学校学习。1942年2月转入中央党校继续学习,参加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1944年3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保卫延安,荣幸成为主席座上宾客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贤约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4旅旅长。1947年3月,军调集34个旅25万余人,对陕甘宁边区实施“重点进攻”。仅有2万余人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兵力对比悬殊情况下,于延安以南实施运动防御,掩护中央机关和群众转移。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以15个旅14万余人,由洛川、宜川直取延安。中央军委命令,张贤约任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火速到延安地区组织防御。张贤约立即率由新4旅组成的中央兵团,赶到延安以南三十里铺、程子沟、大小劳山一带,与罗元发指挥的左翼兵团一起,英勇抗击胡宗南部进攻。指战员在敌绝对优势兵力疯狂进攻、飞机狂轰滥炸、重炮猛烈轰击之下,顽强坚守,浴血拼杀,激战6昼夜,为中央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3月17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前线看望慰问新4旅部队,将自己分得的食品送给战士,给指战员极大鼓舞。

3月18日下午,在主持完会议后,从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挤出时间,在自己居住的窑洞亲切接见了张贤约等新4旅部分领导干部。耐心讲了主动撤离延安的意义,他说:敌人要来了,我们准备给他打扫房子。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要告诉同志们,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

张贤约将的话牢牢记在心里,他觉得时间不早了,起身告辞。却招手大家坐下,请大家吃饭。张贤约以为伙食错不了,哪知炊事员端上来的只是白菜炖萝卜、素豆角、炒辣椒里放了点腊肉,主食是大饼。做客人,大家都拘谨,有人甚至筷子拿在手上很少动菜。再三劝说,大家才吃了个半饱。饭后,送大家到院里,指着自己的窑洞说:如果我们舍不得几孔窑洞,怎会舍得上海、北平、西安呢?张贤约久久回味着的话语。

◆率中央机关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

送走张贤约等人,晚8时,、周恩来率中央机关在战火硝烟中从容撤离延安。19日,新4旅等部队在歼敌5000人后,主动放弃延安。

3月22日,张贤约奉彭德怀命令,率新4旅隐蔽集结于青化砭东北常家塔、北六庄、赵家沟一带,准备与兄弟部队一起伏击胡宗南部第31旅。23日晚到24日,张贤约率部在寒冷的山坡草地卧伏一夜一天,因敌未到于天黑时撤回休息。25日晨,他再次率部进入伏击阵地。临近中午,第31旅进入伏击圈,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山谷,满山川顿时枪炮齐鸣、杀声震天。指战员纷纷跃出掩体,呐喊着杀向敌人。仅1个多小时,全歼第31旅主力2900余人,取得西北解放战场第一个大胜利。新4旅勇猛冲杀,受到彭德怀表扬。

胡宗南发现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以东地区,令整编第1军、整编第29军跟踪“清剿”。张贤约遵彭德怀指示,令第771团与敌保持接触,佯装溃败,牵引敌两个整编军在崇山峻岭间疲于奔命。4月初,彭德怀抓住战机,以新4旅等4个旅在羊马河大道设伏,围歼敌第135旅。14日,战斗打响,新4旅16团首先截住敌去路,接着4个旅从两边山上猛冲而下,将敌分割包围。第771团迫降敌一个迫击炮排,张贤约立即令炮排长调转炮口,轰击敌旅指挥所。第771团乘势冲击,活捉敌代旅长麦宗禹。此仗全歼第135旅4700余人。

◆蟠龙战役中缴获的山炮。

4月30日,彭德怀趁胡宗南主力北上、蟠龙镇空虚之机,令新4旅等4个旅突然包围驻蟠龙的胡宗南部第167旅,新4旅的任务是攻占集玉峁。该阵地东北高地有敌1个营驻守,张贤约令第16团于5月2日夜突袭攻占,扫除了集玉峁外围障碍。3日,解放军总攻蟠龙,敌凭坚固工事和猛烈火力固守,攻击受阻。彭德怀令暂停进攻,组织部队发扬军事。张贤约组织第771、第16团总结出挖“之”字壕、“猫耳洞”逼近敌前沿的“膏药战术”。下午,他率部以此战术再次发起攻击,一举打开突破口,与兄弟部队协同猛攻,迅速占领集玉峁主阵地。彭德怀闻报,表扬新4旅不仅会打硬仗,也会打巧仗。4日,西北人民解放军全歼第167旅6700余人。

对西北人民解放军在撤出延安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重大胜利充分肯定,对新4旅在蟠龙战斗中开展的军事给予很高评价。此后,张贤约率新4旅参加了陇东、三边、沙家店等战役,为扭转西北战局作出重要贡献。

突围西府,生死关头尽显战将本色

1947年10月,西北野战军(以下简称西野)教导旅和新4旅组成第6纵队,罗元发为司令员,徐立清为政委,张贤约为副司令员。1948年2月中旬至3月3日,张贤约参与指挥6纵,在西野编成内参加宜川战役,于瓦子街全歼整编第29军2.9万余人,取得西北解放战场空前胜利。

4月初,西野挥师西进,直取宝鸡,发起西府战役,拟调动延安、洛川守军及裴会昌兵团于运动中歼灭。26日,西野攻取宝鸡后,急速西进的裴会昌兵团和马步芳整82师对西野形成夹击之势。彭德怀急令西野主力北上陇东,跳出军合围。5月5日,6纵机关率教导旅进至镇原县屯字镇,整82师由镇原东进堵击,将6纵机关和教导旅包围。彭德怀令6纵坚守阵地,吸引整82师,等待主力赶到围歼。

屯字镇是黄土高原一个东西长300米、南北宽200米的聚居点,东西北三面地势开阔,有三四米高的土围墙,南面是一条长300米、宽20米、深30米的深沟,便于防守也易被包围。6纵令教导旅第1、第3团分别伸至屯外东、西面防守,第2团在屯内防御。刚部署完,敌即猛攻。马家军素来凶悍野蛮,且援军不断增加,攻势不断加强。6纵顽强抗击,伤亡很大。加上屯子很小、十分拥挤,敌不时炮击也造成6纵伤亡。不久,屯外第3团被敌隔断,纵队电台与野司联络中断,情况反映不出,形势万分危急。罗元发、徐立清、张贤约紧急商量,决定由张贤约带两名警卫员骑马突出重围,速调新4旅增援,并向彭德怀报告情况。

张贤约从屯子南面用绳子吊着滑到30米深的沟底,再从对面爬上来,与带着马匹从北面冲出的两名警卫员会合,利用敌骑兵扬起的烟尘作掩护,跃马扬鞭迅速冲出包围圈。这是一次冒险、一次与死神的。张贤约很幸运,如敌稍加注意,他插翅也难飞出。罗元发站在围墙上,用望远镜看到张贤约安全突围后,悬着的心才放下,因为此举不仅关系张贤约的安危,更关系到广大指战员的安危。

张贤约以最快速度赶到新4旅,令其急速增援。新4旅近日连打恶仗,又长途行军,部队消耗很大,官兵十分疲劳,急需休整。但旅长程悦长对老旅长说:请张副司令放心,有新4旅在就有教导旅在,说完即率部火速出发。张贤约又马不停蹄赶到西野指挥部向彭德怀报告了情况。

◆张贤约任第一野战军第6军政治委员时留影。

新4旅赶到屯字镇外时,天已全黑。程悦长立即下令向马家军发起猛攻,但激战一夜未能解围。5月6日晨,彭德怀带张贤约,冒着敌机轰炸扫射,到屯字镇战斗前沿察看战况。此时战局速变:裴会昌兵团迅速逼近,西野主力与之激战,无法赶来解6纵之围;敌整82师包围了6纵机关及教导旅,西野主力又包围了整82师,裴会昌兵团又即将对西野主力形成包围。面对西野主力可能陷入包围的险恶局势,彭德怀果断放弃原计划,命张贤约指挥新4旅在屯字镇外发起佯攻,掩护6纵机关及教导旅突围,他亲率西野主力跳出敌包围。此时6纵电台已与野司恢复联系,野司传达了彭德怀的命令。

经屯子内外联系,突围时间定在6日晚10时。时间一到,张贤约指挥新4旅在屯东北发起猛攻,占领了部分阵地。6纵机关和教导旅则从屯南面用绳索翻过深沟,往外转移。至凌晨4时,全部转移完毕。敌整82师围歼6纵机关及教导旅的企图化为泡影,但无法转移的重伤员还是落入敌手,有的惨遭杀害,有的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

1949年2月,西野改称第一野战军,第6纵队改为第6军,张贤约任副军长。此时平津战役结束,大批起义和被俘官兵补入解放军,中央军委决定将其中一部补充一野。一野前委决定由张贤约率150名干部前往平津接收。2月中旬,张贤约率队从陕西白水县出发, 2月底到达北平,分别向、罗荣桓、作了汇报。随后赶往天津,接收了2.9万人。紧紧张张作好各项准备后,张贤约于4月8日率队从天津出发,风尘仆仆,兼程西进,于6月初到达西安,胜利完成接收任务。6月中旬,一野组建第1、第2兵团,第6军隶属第2兵团,张贤约任第6军政委。此后,罗元发、张贤约率第6军参加了扶眉、兰州等战役,于9月挺进河西走廊,在酒泉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进军新疆,创造军事史上一大奇迹

新疆和平解放后,残余势力和一些分子不甘心失败,妄图趁解放军尚未入疆之际,策动武装叛乱,制造民族;一些起义部队不断发生哗变,严重威胁各族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为迅速稳定新疆局势,一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决定由第1兵团率第2、第6军火速入疆:第2军为左路,进军南疆,第6军为右路,进军北疆;进军采取空运、车运、徒步行军3路并进。1949年10月5日,第1兵团在酒泉召开进军新疆誓师大会,宣布进军命令,彭德怀和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分别讲话。

进军新疆,使命神圣,任务艰辛。后无依托,路途遥远,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从酒泉至迪化1200余公里,至伊宁1900公里,至喀什2500余公里,至和田3000余公里;沿途要通过荒无人烟的戈壁沙漠,翻越终年积雪的崇山峻岭;时近寒冬,部队过冬物资尚未配齐;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这些都给进军带来巨大困难。

按野战军部署,第6军除第17师(不含炮兵)空运,其余车运,另有一支2000余牲口组成的骡马大队徒步行军。进军准备很复杂,张贤约与罗元发一起,全力以赴,夜以继日,逐项落实。

10月上旬开始,第2、第6军先后从酒泉一线挥师西进,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辽阔的戈壁荒原上,战鹰呼啸,车轮滚滚,战马嘶鸣,军旗猎猎,呈现出一幅雄奇壮丽的历史画卷。数路大军出玉门关、穿星星峡,犹如条条长龙向西疾游。

11月中旬,张贤约在完成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组织、指挥工作后,从酒泉乘飞机到达迪化。1950年3月,第2、第6军各部全部到达部署位置,胜利完成这一史无前例的壮举。第6军进疆,共车运2.6万余人;空运出动飞机1033架次,运兵1.2万余人,空运物资120余吨。彭德怀后来评价这次进军是“军事史上一大奇迹”。

◆时任西北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的张贤约(左)与参谋长陈海涵合影。

进疆后,罗元发、张贤约分别兼任北疆军区司令员、政委,迪化区党委正副书记,他们立刻投身稳定和建设新疆的工作之中。因对解放军不了解,加上势力挑唆,新疆少数民族居民对解放军到来感到疑惑不安。张贤约教育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树好形象。无论下部队检查还是听汇报,他首先了解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走到哪强调到哪。由于教育充分、管理严格,部队在严冬宁肯住寒冷帐篷和破旧营房也不进民房,宁肯挨饿也不拿群众粮食,宁肯挨冻也不烧群众柴草,与群众同住的不吃猪肉,还帮群众铲积雪、搞卫生,很快便获得群众信任,营造出民族团结、军民一家的良好氛围。

新疆地广人稀、经济落后。大军到后,供应压力骤增,一时物价暴涨。为解决供应问题,部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张贤约任第6军生产和财经委员会主任,亲自组织部队屯垦生产。到1950年底,第6军共垦荒10万亩,产粮380万公斤、蔬菜400万公斤,还收获部分经济作物,初步扭转供应紧张、经济困难局面。

新疆和平解放初期,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活动猖獗,群众深受其害。罗元发、张贤约组织部队坚决平息叛乱、清剿匪患、建立基层。按分工,张贤约主抓建政工作。他组织1200余名官兵分成若干工作组,进驻19个县、300多个乡、1400多个村,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支持配合剿匪,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到1950年底,第6军驻守的迪化、哈密、伊犁3个地区的县乡都建立,匪患基本清除,社会初步稳定。

1951年7月,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成立,张贤约任副司令员,1952年12月,调任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为西北军区空军组建及后勤建设作出贡献。

任职总后,情注我军现代后勤建设

1955年5月,张贤约任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张贤约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此时军队正规化建设全面展开,部队车辆装备大量更新,战争年代缴获的破旧车辆陆续淘汰,新型车辆已达70%。但车辆管理存在不少问题,正在试行的《军用汽车管理运行条例(草案)》有些内容也已落后于形势,急需制订颁发新的车管制度,规范车管工作。调研了解这些情况后,张贤约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门班子,紧密结合部队实际,借鉴苏军车管制度,吸收朝鲜战场志愿军车管经验,起草了车管条例初稿。随后组织部党委成员逐段逐句研究讨论,反复修改,数易其稿,拿出了一部高质量条例。1957年4月,总参谋部、总后勤部联合颁发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拖拉机管理条例》。总参谋长粟裕、总后勤部长洪学智在命令中,要求全军把车管条例纳入贯彻内务、纪律、队列三大条例的计划,作为训练大纲的一项内容,以加强车辆管理,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车勤队伍。条例颁发后,张贤约在《八一杂志》发表《大力贯彻新的汽车拖拉机管理条例》一文,对全面贯彻新条例提出具体要求。新条例的实施,使全军统一了车管制度,确立了“保养为主”的管理原则,规范了专业训练内容和体制,提高了车辆完好率。

◆上世纪60年代,家人合影。

1957年5月,张贤约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兼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10月,入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开始了为期3年的学习生活。1959年4月,免兼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1960年10月,完成学业回到总后副部长岗位,分管战勤训练、院校工作、总后机关及直属单位管理工作。

1964年,全军掀起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热潮,总后机关、部(分)队、仓库、医院也展开了群众性大练兵。张贤约直接抓了后勤大练兵的组织和指导,亲自主持总后直属单位比武大会。1969年10月,全军进入紧急战备。按军委部署,战时总后机关及驻京单位将疏散到陕西关中地区,急需建立疏散基地、制定疏散方案。11月中旬,张贤约带工作组急奔关中,10天跑遍渭南、华县、凤翔等15个县市数十个人民公社,行程数千公里,昼夜兼程了解掌握各疏散点水电、交通、房舍等情况,按时制定出详细具体的疏散方案。1972年5月30日,周恩来批示由总后组织修建格尔木至拉萨的输油管线。此工程可大大缓解西南边疆因运输困难造成的安全压力,促进西藏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按周恩来指示,张贤约组织起一支由部队及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数万人会战大军,开赴青藏高原,于1973年3月开始施工。工程环境条件恶劣,施工难度很大,张贤约经常听取汇报,与技术人员一起研究,协调各方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至1976年12月,终于建成长近2000公里的输油管线。中央在祝贺管线通油的电文中说:“这是中国人民继青藏、川藏公路之后,在世界屋脊创造的又一奇迹。”

◆1989年,张贤约在书房留影。

1975年8月,张贤约任总后勤部顾问。1977年12月,他再次担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82年2月,总后决定会同各大军区和海空军后勤部组成10个调查组,对全军边海防作一次全面调查。考虑张贤约年已70岁,本未安排他参加。在他一再要求下,总后决定由他带一个组到华东华南沿海和岛屿调查。张贤约不顾年老且有心脏病,带队到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对沿海设防岛屿上所有部队,进行全面细致的调查。每到一岛,他都详细查看战士的饭菜质量、被褥冷暖、住宿条件、生活用水、医疗卫生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坚持走遍每一值勤点,哪怕是高山或岩礁,也要拄着树枝登上去。经3个月跋涉,他由南到北走遍100多个设防岛屿,摸清了详细具体情况,为总后决策提供了准确依据。在这次调查基础上,总后用了3年时间,集中财力物力加强边防海岛部队后勤建设,普遍解决了住房、交通、照明、吃水等多年未解决的问题。

1982年12月,张贤约卸任总后副部长职务。次年6月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9月,离职休养。2002年1月9日,张贤约因病逝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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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去世的真正原因,总理贴身医生说出真相,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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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立志“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伟人周总理,在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自此,周总理离所有人民而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点,中国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周总理的追悼大会,同志缓缓诵读悼词,在场的人皆神情哀痛,默默期盼周总理在另一个世界不再遭受病痛的折磨。

在这肃穆、沉重的场合,有一个目睹了周总理的离世年轻人,他是周总理的贴身医生张佐良。他神情悲痛,嘴里不断的念叨着:“如果周总理可以放下工作,他的病能治好的……”

舍己为国的周总理

1967年2月,周总理的身体不堪重负,因为连续通宵工作,患上后天心脏病。

周总理的病情确诊后,让知道的人都十分悲痛,毛主席专门找周总理谈话:“你要保重好身体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邓大姐和总理的身边人,更是提起来就红眼眶,周总理知道后,反而安慰道:“没有关系,你们会把我照顾好的”。

但身体的疗养与恢复需要时间,那时候,周总理最缺的就是时间,可以说整个中国都在争分夺秒的发展,所有的照顾在忙碌面前都不堪一击。看着埋头在一份份文件中瘦弱的周总理,张佐良医生明知不可能,还是忍不住的劝道:“周总理,休息一会儿吧”。

病情在总理连轴转的忙碌中,渐渐恶化,张佐良医生建议周总理先放下手头工作,找适合疗养的地方先把身体恢复好,可周总理忙的连吃饭都是一推再推。

当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的危难之际,不仅国际上,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中国的“老大哥”对中国再也不报协助的态度;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孤立、封锁中国的政策。

而且国内情况也颇为复杂,在大灾难的影响下,国内的经济正是恢复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党的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这大大小小的担子,全都压在了周总理的身上。

查看周总理的工作台历可以看到,在周总理知道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后,对待工作还是如往常般拼命,只2月份,就接见各负责人,谈各类问题71次。

这些哪一次不要认认真真的筹备,再解决?前前后后花费的时间,都是总理拿命熬出来的。这样高强度工作,是周总理的日常。

后来,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陆续被调离,到1968年,周总理的身边就只剩下两个秘书,一个是跟随总理多年的老秘书钱嘉东,一个是新调来的年轻人纪东,工作人员的减少,让周总理更加忙碌,这时候,周总理连续工作14个小时以上,已经成为了常态。

周总理需要处理的工作,都需要一再核对完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而且还会有加密的任务,需要他亲自处理的事情太多了。

就是平常,一个事情还没忙完,接下来又不知道发生什么紧急事,工作人员的减少,加上周总理又从不让身边人跟着他一起加班工作,通宵工作成了常态。

他与人交谈时说过:“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其实,更早的时候,周总理就受不住这么高强度的工作量了,1967年9月24日那天,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

谁能熬这么久工作啊,但在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周总理就做到了,这话他也只会对邓颖超说,他在众人眼里,一直是那个无所不能的周总理。

态度良好,但工作为先

对于张佐良医生,给他的任务就是照看好总理的身体健康。但他却遇到了最为难管的病人。

从接到调配的命令,张佐良就是激动又兴奋。

而第一次见面,周总理亲切的笑容令他备受感动,但还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局促,周总理看出他的紧张,就亲切地与他聊起了日常,在交谈中,张佐良听到令他心潮澎湃的革命往事,也认识到总理的亲切。

周总理也知道了张佐良来自上海,父母已经去世,是一个聪明负责的好医生。这次谈话,拉近了两人的距离,结束前周总理特意告诉张佐良:“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你邓大姐的身体需要你多费心了”。

也是成为周总理的贴身医生后,张佐良才意识到为什么周总理是的身边需要他,不仅是总理的身体已经出现了问题,更是周总理需要有人来监督着照顾自己的身体。

年纪本就大了的总理,年轻时奔波劳碌的后果。身体上已经体现出来了,加上现在又不注重身体,张佐良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身为医生的张佐良,十分清楚过于劳累会给身体带来多大的损害,所以刚到总理身边的他,总是积极的劝总理道:“休息一会吧”。

周总理对身边人的关心,一向都是温和的回到“这个结束,我就过去”,态度非常好,但摞了一大堆的文件,总是一个接一个的处理,容不得休息片刻。

没办法的张佐良,在周总理的办公室门口贴了张纸条,上面写着:“注意睡眠,保重身体”。

而幽默亲切的周总理,在纸条上回复道:“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后来张佐良只能看在眼里,拼命给周总理调配药膳,安排更合适的饮食,尽可能的为总理的身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1967年2月,周总理被查出患有心脏病,1972年9月,两次发生心绞痛,医疗组给出的结论是情况严重,注意休息。

张佐良拿到确诊单后,自责自己没有照顾好周总理的身体,一个见惯生死的医生,哭的像个孩子。

他对总理的身体更为上心,也暗暗祈求总理可以对身体上点心。

周总理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工作强度会压垮自己呢?但是他愿意为了国家鞠躬尽瘁,他也不忍心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熬夜工作。

他曾说过:“我这样的身体,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为国奉献出自己的力量,是周总理的至高追求,确诊了心脏病的总理还是每天忙碌地工作着,甚至因为自己时间不多了,更加迫切的处理问题。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此时周总理的身体可以说千疮百孔,但他还是强撑着得体的到机场迎接,两人微笑着握手这一幕,更是被媒体拍下,大肆报道。

周总理忍受着病痛,为国家争取来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与癌症争时间的周总理

从1971年6月开始,张佐良就发现周总理的便有潜血。但周总理并不重视,还是以工作为先,拒绝了去医院检查的建议。

1972年5月11日,张佐良医生给总理做日常尿检的时候,发现总理的尿检里出现了4个红细胞,这有可能是癌症的先兆。于是在总理空闲的时候,又采集了几次尿液进行化验。

担心真的发生最坏的情况,张佐良特意把样本拿到了北京解放军医院进行检测,认真对比后,发现周总理已经患上了膀胱癌。

这时还不知道病情的周总理,还是像往常那样拼命的工作,1973年1月5日,周恩来发生大量便血,2月5日又开始出现肉眼血尿,周总理的病情加重了。

张树迎是第一个发现周总理开始尿血的,他端着满壶的血尿,跑到张佐良身边,慌张的呼喊着:“张大夫,你快看看啊,你看这里面全部是血”。

张佐良看到情况后,想立马安排手术,但周总理拒绝了“现在国家还离不开我”。

在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工作完成后,周总理才像向政治局请假治疗,经过这次治疗,病情得以控制。

但刚做完手术不到半年的周总理,病情再度复发,到医院检查后,医生面面相觑,周总理的病情变的棘手了,心脏病加重,膀胱癌复发,必须立马进行手术治疗。

但周总理还是选择把手头的工作做完,拖到的第二年的3月份,才进行电灼术治疗。

可到4月过度劳累的周总理,病情再度复发。因为过于严重,不得不进行切除治疗。

这时候周总理膀胱里,已经淤积了大量的血块,排尿十分痛苦,每次都需要晃动身体、甚至跳动等方式才能把尿液排出,而每次结束“战斗”,周总理都因痛苦需要缓片刻,然后投入到工作中去。

吴阶平医生说:“本来治病是很不容易的,他好像在那里治病,可是他脑子根本就没离开过工作,一会一个问题,都是工作。”

周总理现在的身体状况,身体根本承受不住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不久,就必须进行第二次大的手术,来控制病情。

而第一次手术时还安慰他人的周总理,也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手术折磨中,状态越来越差,在进行第4次手术前,他得知病情无法治疗了,担忧自己下不了手术台,就在术前一直工作,安排身后事。

周总理忍受着巨大痛苦,还是不肯放松,他总是尽善尽美的完成工作任务,担心他走后,因为没有处理好的事情国家乱了。他说:“历史把我推到了这一步,我就要完成任务。”

有时候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声的哼哼国际歌。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总理进行了最后一场治疗手术,术后,周总理的生命完全依赖吸氧和鼻饲。

周总理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病就这样了,让我回家吧,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

1976年8日上午9点57分,周总理与世长辞。1月15日,张佐良在追悼会上嚎啕大哭:总理,你要是放一下工作,就不会离开我们了啊,总理。

追悼会后,邓颖超按照约定,亲手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文件袋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

周总理说:“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现在周总理化作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守护着中华儿女。

愿此盛世,如总理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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