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4日未时八字查询(2018年12月4日是什么命)

千古学案的冰释：武王克商之年是怎么推算的？

文/岳南

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收集到的武王克商年研究的资料，尽管已有44种说法，但纵观这些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就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是通过文献得出一个克商之年后，再用一两种天象记录作为旁证，来肯定这个结论，这样得出的结果就不免带有无法回避的缺失。因为研究者所利用的天象大都具有周期性，其旁证不难找到，故出现了同一个天象记录会被不同的学者用来支持不同的克商之年的做法。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就要求研究人员在利用天象记录推算时，必须对天象记录的选择慎之又慎。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有关专题人员从古代文献和出土器物收集到与这一战争事件有关的天象记录16项，其数量之多为世界所罕见。但正如前文所言，这些记录的载体多出于后人之手，时间跨度大，内容艰涩模糊，而且有的自相矛盾，这就为研究者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障碍。经甄别和筛选，最为可信的当属利簋铭文所载的内容。

1976年3月上旬，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西段大队的农民在搞水利建设时，于地下掘出了一个铜器坑和一批铜器。临潼县文化馆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进行调查，发现铜器的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遗址，面积约两万平方米。该遗址位于原零口公社驻地西北一公里的南罗村南、西段村东，在东距零河半公里的二层台地上。从农民们已挖掘的现场看，遗址耕土层下即为周代文化层，灰土堆积不厚，内含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陶尊、陶盆、陶鬲等残片。早于此前的1975年5月，当地农民就在此处不远的地方发现过一座西周前期的竖穴土坑墓，并出土了铜、玉、蚌、贝等器物。这次出土的铜器坑位于该墓西约两百米，铜器已被推土机推离坑位，已无法知道当时的排列情况。但文化馆的文物干部赵康民等人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观察，出土地应为一个深两米、宽七十厘米的窖藏。就在这个窖藏里，共出土了60件青铜器和91件铜管状络饰。而轰动学术界的著名的青铜礼器——利簋，就在其中。

经观察、测量，这件利簋为深腹，方座，双耳有珥（见封面）。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其中腹与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和夔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圈足亦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龙纹。经除锈发现器底有铭文四行共32字，经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等人释读为：

征商，惟甲子朝，岁（越）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

王在阑师，易又事利金。

用作檀公宝尊彝。

按照唐兰的解释，这段铭文的大体意思是：周武王出兵征伐商纣，甲子那天的早上夺得了鼎，打胜了昏（指商纣），推翻了商王朝。第八天辛未，武王在阑师，把铜器赏给有司利，利用来做檀公的宝器。

铭文所记的显然是周武王伐纣之事。武王打败商纣进入殷都后，有许多事情要急于处理，一直到第五天戊辰，才用猪来追祭文王，并于同日立政，标志着周革了殷王朝的命而自己受了天命。这件铜器的所有者——有司利，是在武王立政后的第四天辛未受到武王赏赐的，于是利就于这一天刻了铭文。关于武王伐纣的历史，文献多有记载，但就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而言，则是首次发现，利簋作为这次战役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武王克商年代的重要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如此，这件青铜器称为利簋，又称为武王征商簋。并自发现之日起，备受世人关注。

从利簋的铭文看，武王克商的这一天正是甲子日，这个记载和许多古代文献所记的干支相合，从而证明文献至少在这一点上的记载是正确的。由于利簋本身所刻铭文较少，且铭文又较古奥难训，如唐兰、于省吾、徐中舒、张政烺等一批著名学者，都曾对铭文作过考释，但在一些关键性的字词及句子的理解却有分歧。特别是“岁（越）鼎克昏，夙有商”一句，如何标点、训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此处的“岁”字，唐兰释读为“越”字，越鼎即夺得了鼎。于省吾释“岁鼎”为“岁贞”，徐中舒又释“鼎”为“则”字。张政烺、严一萍等人解释为“岁星”，“鼎”作“当”讲，即克商之日的“岁鼎”就是岁星正当其位。也有学者认为“岁鼎”即岁星（木星）正当上中天，并与《淮南子·兵略训》的一段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相合。也就是说，当武王率兵由丰镐出发东征的时候，在正面的东方能看到岁星。夏商周断代工程专题研究成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黄怀信，在对铭文作了深入考释后，用白话释解为：“武王向商都发起最后攻击，是在甲子日黎明，当时岁星中天。直到天黑，才占了商都。”若以黄怀信的解释，可知利簋铭文前半部分完整地记录了武王伐纣取得最后胜利的全过程。它的价值不仅是印证了文献中关于武王伐纣在甲子朝的记载，而且印证了纣王自焚于甲子夕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它记录了克纣之日黎明的天象，为推求武王伐纣的准确年代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尽管利簋铭文为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仅靠这些记录是难以得出正确的武王克商之日的，要想达到理想的目的，就天文学而言，必须对所有的天象材料进行全面研究。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一大的课题中，专门设置了“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并由天文史学家江晓原具体负责研算。

江晓原，1955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1982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院士的指导下攻读天文学史。1984年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不久即长期领导当时中国唯一的天文学史研究组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1988年获博士学位，1994年因在天文学史研究方面的特殊贡献被中国科学院破格晋升为研究员，次年任博士生导师。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古代中西方天文学交流史；运用古代天文学资料解决当代天文学课题；古代中国天文学的性质与功能研究；利用天文学方法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等。另外在中国性文化史研究领域也颇有建树。在不算太长的职业研究生涯中，先后在海内外出版16种专著，并在英、美、德、韩、中国大陆及港台等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同时还有大量的随笔、杂谈予以发表，被誉为当代中国学术界“功力深厚，思想激进，学术目光敏锐”的“才子型”中青年学者。

江晓原接手“武王伐纣时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后，在他的两名博士生兼助手钮卫星、庐仙文的协助下，采用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新思路进行探索。这种新的思路就是将史籍中已知的16种关于武王伐纣的天象记录全部加以考虑，在逐一进行甄别后，选择相关的天象包括日、月、行星位置，彗星、日蚀、月蚀、历日（朔、干支）等进行验算。

前文已述，虽然已有不少中外学者此前在研究武王伐纣年代时考虑到了天象，但他们一般只用一种或两种来计算，故所得的结果总是各执一端且差异很大。对于这种情形，江晓原认为，也许以前的研究者心里明白，应该把所有的天象都进行计算，只有如此，得出的结果才更加真实或接近历史事件的本身。但若真的如此操作，又往往力不从心，在计算机尚未发展、普及的年代，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个天象的计算，学者们可能需要几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按照天文学的理论，凡是能够回推计算的天象必为周期天象，而周期天象又必然会有多重解。例如文献上记载的“岁在鹑火”这一天象，每12年就会出现一次，而同样见诸记载的“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则每年都会出现一次。这样的天象周期，如要回推到四千年前的某一段，需费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决。所以此前的学者们通常只能对某种天象求取某一次或若干次特定的解，而无法对所有有关天象进行长时段的（如一百年）、全面的回推、排比和筛选。因此，学者们在通过其他手段获得一个假设的伐纣之年后，再拿出一个或两个天象记录来作旁证，就作出了最后的肯定性结论。但问题的要害是，由于天象的周期性，这样的旁证很容易获得，同一个天象往往会被不同的学者用来支持不同的伐纣之年，其所得结果的混乱也就可想而知了。

江晓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首先把历代学者各种说法中的年代分布，也就是公元前1100-前1000年的百余年范围确定下来，然后把已知的16种天象放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进行验算，如果有某种天象在这个时间段内不可能发生，就将这种天象排除。如果计算表明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有些天象虽然可能发生，但却不能用来定年的也要排除。如关于彗星的天象，文献中有武王伐纣时出现彗星的记载，天文学理论表明，这种用来定年的彗星必须是哈雷彗星。经研算，记载中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0.3%，这样小的概率很难作为可靠的推论依据，故一并予以排除。

江晓原按照以上的思路工作后，在16种天象中最终确认可以用来定年，同时又是在事先确定的一百多年时间段内可能出现的天象共七种，分别是：

1.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据利簋铭文）；

2.克商之日的清晨岁星当头（据利簋铭文）；

3.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岁星（据《淮南子·兵略训》和《荀子》）；

4.在周师出发前后，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所述天象及《三统历》）；

5.从周师出发到克商之间应有一段时间距离，这段时间的长度应使得周师从周地出发行进至牧野合乎常规（据《武成》、《世俘》及《三统历》）；

6.周师出发后至甲子日克商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干支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则约在克商前五日，日干支为庚申或辛酉（据《武成》、《世俘》所记历日）；

7.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有“星在天鼋”的天象（据《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天象）。

在确定了以上七种天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寻找一个同时符合这七种天象的具体年代。如果找不到这样一个具体的年代，就说明当今的天文学研究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一下找出了几个年代，也同样说明天文学研究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真正的克商年只有一个而不是几个。根据以上预设的条件，江晓原率领专题组研究人员，采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长时段计算软件DE404星历表进行推算。幸运的是，计算结果只有一个年代符合上述七种天象的条件。全部结果用下表可表示出来。

武王伐纣天象与历史事件一览表

最后的结论是，武王于公元前1045年12月4日出兵东征，在出发后的近一个月内，岁星于日出前出现在东方天空。次年——公元前1044年1月3日师渡孟津，六天之后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在牧野之战中克商。此时牧野当地时间为凌晨4时55分，岁星正位于上中天，地平高度约60度。

当上述成果出现之后，江晓原于1998年7月致函“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将情况作了如下汇报：

一、关于岁星天象

计算结果，非常令人鼓舞。按照我们推算的伐纣历日：

甲、武王出师近一个月内，岁星皆于日出前出现于东方天空，此与《淮南子·兵略训》所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极为吻合。

乙、克商之日，日出前一小时，正值岁星上中天，在正南方，地平高度约60度——这是一个非常利于观测的位置，恰与利簋“岁鼎克昏，夙有商”吻合。

丙、此时岁星在十二次中的位置是在寿星之次的头部，虽与鹑火相隔一次，实际仅差三十余度。而按照中国古代星占学原则，前后数年（极限情形可达六年）之内事，皆得作为事应。故岁于公元前1046年次鹑火，而武王于前1045年出兵伐纣，完全可以符合伶州鸠“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言。

……

在这封函件发出之后，江晓原在助手的配合下，很快写出了研算的详细报告交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办公室。在这份报告的最后，江晓原说道：“接受本课题之始，我们并未抱乐观的态度，因为对于史籍中众说纷纭的记载，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困扰：古籍中的记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然而当最后结果浮现出来时，我们感到非常惊讶。我们只是在对古籍记载存疑的前提下，用天文学方法‘姑妄算之’，但是在经过非常复杂、也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验算和筛选之后，而且是在完全不考虑考古学、甲骨学、14C测年等方面结果的条件之下，发现《武成》、《世俘》、利簋铭文、《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等等文献竟然真能相互对应，而且能够从中建立起唯一的一个伐纣日程表（因为这是严格筛选出来的最优结果），这不能不使人由衷感叹：古人不我欺也！由本课题的结果，或许也可以反过来印证，古籍中关于武王伐纣天象的绝大部分记录都是真实的。许多关于刘歆伪造天象史料之类的说法，其实是没有根据的。”

面对这个可喜的成果，1998年12月20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在北京礼士宾馆组织召开了“武王伐纣问题研讨会”，就以上专题成果报告进行研讨。来自全国六十余位一流专家学者经过两天的研究讨论后认为，江晓原等专题研究人员，利用全新的思路研究推导出的这一成果和前人相比有本质的提升，完全有理由认为是一次大的突破。但是，尚有两点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一是公元前1045-前1044年岁星不在鹑火之次，从记载于《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中可以看出，这个记载包括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这就是“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这四条信息的后三条经江晓原等专题人员推算及多重验证，和所得的年代相当吻合。但唯独“岁在鹑火”一条不合，而这一条恰恰是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并认为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国语·周语》中的这段话是日月星辰浑然一体，“岁在鹑火”限制了年份，“日在析木之津”限制了月份。按照上述推算，岁星在公元前1047年的下半年位于鹑火之次，这一年正是武王率八百诸侯会于孟津之时。按江晓原给李学勤的信函和结题报告中的解释：在牧野之战的前二年，从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之时，就意味着广义的伐殷的开始，直到两年后成功克商。而在这个时间段里，正好和“岁在鹑火”的天象相吻合。对于这种解释，多数学者认为虽无不可，但毕竟有点牵强附会的味道，故只好作为存疑保留下来。

学者们提出的第二个不足是，上述研究对《武成》历日的解释采用汉代学者刘歆的定点说，这和已出土的大量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情况也多有抵牾之处。

鉴于以上情况，为慎重起见，研讨会之后，“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委托中科院陕西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刘次沅，对“武王伐纣天象的研究”这一专题结题报告进行验算，看有没有其他的结果产生。

刘次沅受领任务后，很快开始了工作，验算结果表明，武王伐纣之年在公元前1046年，比江晓原的推算结果早了两年。根据刘次沅提交于“工程”的报告可知，在《汉书·律历志下》引《尚书·武成》中有三个月相的日期：

一月壬辰旁死霸

二月[庚申]既死霸，越五日甲子

四月[乙巳]既旁生霸，越六日庚戌

以上三个月相，用方括号标出的干支是根据后文补出的，它的重要性和研究困难在于，根据不同的月相词理解，可以得出不同的伐纣之年。刘次沅对一系列月相词作了全面的分析后，认为这些月相日期是定点的，是月内其他日期的出发点。前人对月相含义的研究曾耗费过很大的精力，大多数认为其中的“霸”是月亮的发光部分，“生霸”在月初，“死霸”在望后，“既”在标准月相之后，“旁”在“既”之后，每个定点可以有一两天。从如此假设出发，刘次沅取生霸为月初（阴历三至五日），死霸为望后（阴历十七至十九日）之说。由《武成》历日排谱，并用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结合“岁在鹑火”和“日在析木之津”天象推算，共得到公元前1094年、公元前1083年和公元前1046年三种结果。这三种结果都符合伶州鸠所说的其他天象条件。由于岁星在鹑火之次，也就自然符合对利簋铭文的解释。考虑到考古学方面的结论，刘次沅认为公元前1046年为最佳选择，武王在这一年克商的甲子日期是1月20日。推算结果表明，这一天子夜，木星正上中天，地平高度达79度，肉眼可见，格外明亮。

从江晓原的研究到刘次沅的验算，所得出的结论分别为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仅有两年之差，而两千多年来，关于武王伐纣年代的说法却相差112年。江、刘两人的结论一下将差距缩小了56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性成果。

当然，正如前文所述，有关武王伐纣的天象信息相当多，也相当模糊，这些信息不可能构成完全兼容的自洽体系，更何况某些信息本身就自相矛盾和相互矛盾。因此，靠天象信息来确定武王伐纣的日期，其中必有理解、演绎、取舍、勘误等复杂的问题。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江晓原的研究还是刘次沅的验算，都只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找到了一种自认为最能自圆其说并接近事实本身的解决方案，而最后的选择和确定，必须与文献、考古、14C测年等各方面的研究配合起来，才能求得一个更为合理的结论。那么，公元前1044年和公元前1046年这两个结论，到底哪一个更为合理？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西周金文历谱研究”专题的天文学家陈久金，根据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金文历谱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年代值，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就两个结果而言，江晓原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说，与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虽然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不少争议，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四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不仅与刘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正相符合，且与金文历谱的衔接也较好，同时与《武成》等历日及伶州鸠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厦的构筑，正是根置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

【第二弹】不同日期出生的射手座性格特点（12月4日到12月13日）

射手座是12个星座之一，它代表着宇宙中的冒险家和探险家。人们经常将射手座描述为热情、好奇、自由、有冒险精神、坦率、直截了当、乐观和富有幽默感的人。然而，每个射手座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特点和独特的行为方式，这些特点甚至会受到出生日期的影响。下面我们来逐一分析不同日期出生的射手座的性格特点：

12月4日出生的射手座，热情积极。他们是非常活跃和富有热情的人，特别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他们非常重视自由和独立，拥有很强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而且，他们总是积极向上，对于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他们总是保持乐观态度。

12月5日出生的射手座，乐观自信。他们是非常乐观和自信的人，很容易被他们的魅力和幽默感所吸引。他们天生就有一种探险精神和冒险精神，总是渴望探索更远的地方。射手座的人通常非常友善和善良，总是一副阳光的面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看到积极的一面。

12月6日出生的射手座，坦率直接。他们通常非常直率和坦诚，很容易被他们的率真和自信所吸引。射手座的人天生就非常有灵性和哲学性，喜欢思考各种问题。他们非常慷慨大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乐于助人。

12月7日出生的射手座，好奇心强。他们非常好奇、乐观和开朗，很容易被他们的自信和魅力所吸引。他们天生就具有冒险精神和探险精神，总是渴望前往未知的领域。射手座的人非常独立和自由，他们通常不愿受到任何限制和束缚。

12月8日出生的射手座，充满能量。他们天生就充满了自信和能量，喜欢做领先的角色。射手座的人非常有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总是渴望探索新的领域。他们非常热情和充满活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积极的态度。

12月9日出生的射手座，乐观开朗。他们非常乐观、开朗和友好，很容易被他们的幽默感所吸引。射手座的人非常独立和自由，他们喜欢自己掌握人生的方向。他们总是保持积极的态度，对生活中的挑战感到兴奋。

12月10日出生的射手座，灵敏才智。他们非常灵敏、机智和聪明，很容易被他们的智慧所吸引。射手座的人非常好奇和冒险，总是喜欢探索未知的领域。他们非常坚定，具有出色的领导才能。射手座的人总是充满了自信和热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乐观。

12月11日出生的射手座，冒险精神旺盛。他们具有很强的探险和冒险精神，喜欢尝试新事物和挑战自己。射手座的人通常非常开放和直率，喜欢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们非常富有创造力，总能在生活和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12月12日出生的射手座，自信果敢。他们非常自信、果敢和坚定，很容易被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所吸引。射手座的人天生就具有领导才能，喜欢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非常热情和友好，总是能赢得身边人的信任和尊重。

12月13日出生的射手座，好学习。他们非常好学、聪明和机智，很容易被他们的才智所吸引。射手座的人天生就富有冒险精神和探险精神，喜欢研究和探索未知的领域。他们通常非常积极、乐观和开朗，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

总的来说，射手座的人具有热情、好奇、自由、冒险、坦率、直率、乐观和幽默感等性格特点。然而，每个射手座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个性和特点，这些特点会受到出生日期的影响。对于射手座人来说，保持积极乐观、勇于探索和挑战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必须学会放飞自己的梦想和追求自己的理想。

长征日历：12月4日

2022年12月4日

农历壬寅年冬月十一

星期日

（338/365）

伟大的长征，永远矗立的历史丰碑、永远流传的不朽传奇… …

中央红军：

到达桂北山区龙胜县境。博古、李德仍坚持沿红六军团路线前进，决定主力分左右两路前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此时，已判明红军计划并布下重兵。

中革军委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缩编各部后方机关和直属队。多余人员编入团的作战部队中去。

军委第一纵队开始翻越长征以来第一座高峰——猫儿山附近的老山界。

红二十五军：

到达河南省卢氏县叫河（今属栾川县）附近，意欲直接经朱阳关进入陇南，但发现敌人在卢氏县城以南构筑工事，控制了入陕大道，而追击的敌军已到达栾川一带，形势十分紧张，当即决定改变入陕路线，另择小路进入陕南。

河南-栾川县-红二十五军经过皮皮岭纪念碑

红二、红六军团：

红二军团未能按原计划消灭由马路口向低庄前进的军。

总指挥部命令各师于4日赶到溆浦底庄东北地区集结，相机歼敌。

红四方面军：

百丈战斗后，极为被动的红军转入守势，处境日益窘迫，被迫在天、芦、宝地区休整并准备过冬，兵员、被服、粮食补充均发生极大困难。

1892年12月4日诞辰

（袁正纲 编纂）

编纂说明：

《长征日历》以日历的形式，逐日记载当天日期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发生的主要活动及相关情况。对长征前后发生的、与长征关系重大的事件作附述。

史料繁杂、涉及面广，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众多，引用资料、图片为数不少，未及逐一列举，在此向作者、编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