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20日八字的(1983年11月2日)

如何从孩子的八字，断上下三代人的命运

2009年入冬的一个下午，客户易先生来为他的孩子求测，他儿子的生日是：1983年9月27日6时05分，农历是：癸亥年 八月 廿一日 卯时。

财　　　　伤　　　　日元　　　官　　　　

乾造　　癸　　　　辛　　　　戊　　　　乙（日空子、丑）

亥　　　　酉　　　　午　　　　卯　　　　

藏干　　甲壬　　　辛　　　　己丁　　　乙　　　　

杀才　　　伤　　　　劫印　　　官　　　　

地势　　绝　　　　死　　　　帝旺　　　沐浴　　　

纳音　　大海水　　古榴木　　天上火　　大溪水　　

节气：白露1983年9月8日13时20分，寒露1983年10月9日4时51分

起大运周岁：6岁 2个月 23天，每一交大运年 12月 20日起运(公历)。

排大运：

食 劫 比 印 枭 官 杀 财

大运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病 衰 帝旺 临官 冠带 沐浴 长生 养

岁数　7 17 27 37 47 57 67 77

年份 1989 1999 2009 2019 2029 2039 2049 2059

八字排出来我看完了对他说：易先生，从你儿子八字上看，你本人是兄弟姐妹5人，你儿子应该是大学本科学历，从小到大学习成绩都很优秀，长相也很帅气，应该是长得像他母亲，你妻子本人素质优秀、肤白貌美，兄弟姐妹有6人左右，大部分都是属于事业有成，而且有的兄弟姐妹还担任一定的职务，你儿子从小和他的姨姨舅舅有缘分。

说到这里，易先生反馈道：您说的一点没错！我本人是兄弟姐妹5个，我儿子是大学本科毕业，长相和性格都象他母亲，我老婆是兄弟姐妹6人，孩子有两个舅舅都是处级干部，孩子二姨在银行工作是个科长一直关照着他的生活学习。

我接着说：你儿子虽然学历和能力都不错，不过最近几年运气却不咋地，换了几工作都不理想，至今也没有女朋友，结婚会比较迟。

易先生点点头道：的确如此，这孩子这几年运气不好，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合适对象，我们全家都为他操心。

我又接着说，从八字还可以看出孩子的爷爷一生命运坎坷，寿命不长，而奶奶出生家境很好，本人能力也较强，动过一次手术，不过寿命较高。孩子的姥爷是个有本事的人，但一生不得志，姥姥一直操持家务很能干。最后易先生竖起大拇指感慨地说，多谢您的推断，您的八字算命又快速又准确。

湖南邵阳市近代杰出人物简介（上）

魏光焘(1837年-1916年)，湖南隆回，晚清政治、军事、外交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光绪时初任道员，累擢按察使、布政使，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募兵北上，与湖南巡抚呉大澄援辽抗日，在海城等地与敌多次激战，在牛庄战役中指挥所部重创日军。战后历任江西布政使、陕西巡抚、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两江总督。曾任新疆省布政使，新疆巡抚、云贵总督、陕甘总督，后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

李剑农(1880年-1963年12月14日)，湖南邵阳人，教育家。自幼在家乡私塾读书，遍览古籍，后支持维新变法，1904年到长沙师范攻读史学，并且加入同盟会，不久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参加东京同盟会的活动，辛亥革命后回国内响应革命，因宪战离开官场，专心教育活动。日军侵华期间，归籍邵阳，因推崇蔡锷而创办松坡中学，并建成松坡图书馆。1950年被聘为中南军政委员会顾问，195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

匡互生(1891年11月1日-1933年4月22日)，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今邵东市廉桥乡丰足村)人，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大会和会后游行的三位主要组织者之一。之后一直从事教育事业，1933年4月22日在上海病逝，终年42岁。

蒋廷黻(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今邵东)人，中国史学家、外交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蒋廷黻是南开历史系的创建者，也中国近代外交史教学研究的先驱者。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形成了区别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新学派。他编著的《评<清史稿 邦交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选辑》《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中国近代史》等，为外交史新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镇(1895年-1973年)，字屏藩，湖南省邵东县魏家桥长冲口人。一说湖南宝庆人。1918年入保定军官学校，保定军校第八期、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直皖战争爆发，任国民革命军中尉排长，参加过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与日军狄州立13师团对峙，组织3次伏击，消灭不少日军，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940年1月1日，率师参加昆仑关战役。后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副司令员，第55军副军长，湖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彭述之(1895年-1983年11月28日)，出生在湖南邵阳市隆回县羊古坳乡转角丘村。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冬加入中国，是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之一。回国后主编《向导》和《新青年》，在四大、五大相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不同意中央的路线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被捕入狱，1937年8月获释。1948年，将中国主义同盟改为中国革命并迁往香港，先后流亡越南与欧洲。1973年移居美国，1983年11月28日病逝。

何廉(1895年-1975年)，又名何淬廉，湖南邵阳人。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统计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学教育奠基人。1926年进入南开大学任教，创办南开经济学院和南开经济研究所，1948年担任南开大学代理校长。

李伯蛟(1897年-1937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小东乡周家村。早年投身军旅，曾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8军63师187旅旅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7年11月5日，在最前线阵地督战指挥，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时年40 岁。

刘敦桢(1897年9月19日-1968年5月10日)，字士能，号大壮室主人，湖南新宁人。现代建筑学、建筑史学家，中国建筑教育及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毕生致力于建筑教学及发扬中国传统建筑文化。

袁也烈(1899年10月19日-1976年8月8日)，湖南洞口人。1925年加入中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国民革命军叶挺部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龙州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纵队参谋长、第七军第二十师团长。1939年后，任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部长、清河军区参谋长、渤海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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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东北单位的那些同志穷了（九）

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结束以政治标准取代经济意识的做法。

于是，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回城知青和积压多年的待业青年，通过顶替或家长单位大集体等都解决了就业问题。重建家园，一切开始正本清源。可十年里长大的一代人，却成为了“垮掉的一代”。随着这些人的大批就业，基础知识太差的严重性已经体现在各行各业和各个岗位。不仅科技等知识领域青黄不接，普通工作也难以胜任的状况都暴露出来。

据统计,1968年至1980年年参加工作的青年，80%文化程度达不到初中。1979年9月24日,教育部在郑州召开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教育部副部长臧伯平在会上提出:“在最近几年应该把提高‘’以来参加工作的青年工人的政治、文化、技术水平作为重点。”

一、 进错圈子，幸年轻适逢读书潮

我生长于文化贬值，知识分子退后，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的年代。杂志停刊，许多中外名著和电影都被列入“毒草”的禁区。“读书无用”，大批“臭老九”，使我们饱尝了匮乏知识的精神饥渴。我们小时候没有课外读物，有限的小说《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也都是阶级斗争题材的政治小说。小人书《刘文学》、《金训华》等都是英雄人物事迹，宣传保卫集体财产或与敌人搏斗牺牲的英雄。都是政治宣传，没有文学艺术。自幼接受的是集体重于泰山，个人轻于鸿毛的思想教育。

随着平反等各项政策的落实，领导干部和右派知识分子都官复原职，重归就位。又通过恢复高考等将人的层次自然进行了重新划分。有才华的，都去了高等学府。来企业就业的都是经过筛选，被过滤下来的回城知青和学校刚毕业的青年。这些年轻的赶上了高考，但却不愿意，不珍惜读书机会，初中就毕了业。

虽有几个知青是商校中专学历，但工、农、兵学员的选拔不是文化考试，拼的是后门和关系。所以，单位的这个圈子整体就是不读书，文化低的一群底层人。底层人低级趣味，没有精神追求，有人说底层人接近动物。工人粗野、无知和野蛮。张雪峰说过一句话：内向老实的孩子千万不能掉入社会底层，一旦进入社会底层，和一帮没有素质和底线的人在一起，他就会成为别人欺负的对象。

当年的右派是有指标的，听说有的单位为完成指标，看谁老实就把谁划成右派。底层社会是混乱的，道德，规则里的东西太弱势了，大家都是利益驱动的。休息或没活干时就吹牛、赖大彪。女的到一起就聊家常，聊婆婆聊孩子，要么就传播单位里的新闻。午饭后，一边织毛衣一边又议论单位里的谁谁谁，啥啥事，又咋咋地了。

最近曹德旺在视频里说：“人最大的灾难就是你接触错了人，你学到了错误的东西和思想，你到了错误的环境。这个时候你再有能力，你再有能量再善良都没有用，你去了地狱，还希望那里没有鬼吗”

这个群体里也什么人都有，包括流氓、二流子。总体来说是个庸俗群体。嫉妒心，踩人手段，讽刺话，溜须语言，拍马动作都应有尽有，唯独没人推崇读书。不仅不倡导，还视为缺陷或罪状，挖苦和打击。当初为了多读名著，为了文学梦，我是放弃了园艺中专学校的录取，选择来这里就业的。因为就业在我成长的年代里最难。

但现在已不同以往，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里却依然保留着之前的惯性，我错进了这个圈子。可我不想，也不能融入进去。像“剪下了翅膀的蝴蝶，像期待黎明前的黑夜，我被自己封锁”，“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进了国企，前途、岗位都由单位来安排。个人不用考虑学习专业、技能。只需要你做一块砖，一个螺丝钉。一切发展机会都靠论资排辈，年轻人是真正的小孙子。你只有熬：熬环境、熬规矩、熬套路、熬资历、熬人缘。要在单位这个社会的大熔炉里不断磨炼，磨去你的棱角，磨成平庸圆，磨到能适应这种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少则一二年，多则十年二十年。仅摸索和领悟，就能耗光你的全部精力。

国企的本质是什么？有人说：就是一群人在用国家的资产搞经营，深以为然。因为不是所有者，不承担企业亏空、倒闭等风险，那保全位子则是第一要素。因而，企业运行自有一套自己的规则。有些尤其是潜规则要靠自己悟。人际关系复杂。处处渗透着权力的威力。年轻人落入到这个群体就蹉跎了青春。

国企水很深，是非多，规矩大，各种势力明争暗斗。明显的工作分配不合理，后台是大爷，如果没有背景，才华和个性的张扬定会遭来打压。季羡林在《体制内的单位是小人的天下》里写到:“应该是说，在集权体系下，通常都是阿谀奉承的小人天下”。

整天面对的是，喊得震天响的口号和乏味的重复性工作，各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横行。向上的阶梯布满荆棘，情商第一重要，不怕不会做事，就怕不会做人。国企里就是人的事情，其他都不是事。有人说：智商低可以，情商低万万不行。是啊，基层能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文化？尤其是商业企业。

在拨乱反正的政治背景下，各高校开始举办各种成人教育培训班。培训对象就是在职员工，各单位有指标。有的好学校如北京等因名额限制，省里可能组织考试，矬子里拔大个式的选拔。多数不考试，因为是单位出钱且带工资，能去上的寥寥无几。属于单位着意培养的，但青年们并不争先恐后。一是惯性思维，二是读书、求知意愿不强。后来黑龙江电视大学招生，我们单位里也没几个年轻的报名，倒是三十多岁机关这边的报名多点。

在整个社会如火如荼开展的热潮推动下，局里下发文件要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规定以后中层以上干部要有大专文凭。师范学院办了一个企业管理培训班，读两年发大专文凭。本站有一个指标。学习西方管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者通过制定各项制度来考核和管理员工。各科制度制定也一样，不但要对本部门的业务全面熟悉，还要很深入地了解以致精通才能定出制度来。只懂权力和人治是封建时代的官僚主义。但站里却放弃了这个指标。

1981年11月18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凡“”以来参加工作的青壮年职工，其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的实际水平不及初中毕业程度者一律补课。十年浩劫，致国家各领域人才匮乏，青黄不接。“垮掉的一代人”开始走向工作岗位，造成的恶果开始显现。

“书到修身品自高”，那些中当上的什么主任，不少都是初中生工人。有的像土流氓一样，TMD是口头禅，大会上有的也破口大骂。文凭代表文化水平，代表知识程度。提高全民文化素质，首先要补习文化知识，各行业、各领域及工厂工人还急需等级技术培训。

二、“双补”教育，现身裸泳

1982年1月12日，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发出《关于切实搞好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的联合通知》。于是，各地及企业纷纷成立教育科，开始“双补”教育工作。站经理召集科长们开会，说各科要轮流抽调出大批青年，进行为期八个月的脱产学习，一定要安排好工作。

那些平日里衣着光鲜亮丽，说话伶牙俐齿的美女，此时都现了原形。这些人的知识结构也太差了，连语文基本的字、词、句、章都不过关。可平时并没看出影响进科室和人际沟通啊？我想，英语口语常用单词不足1000个，汉语也如此吧？现代汉语常用字3755个，次常用字3008个，这些人能认识几个呢？那些常去科长家串门，也曾被某科长看中，争着进了科室的帅哥、靓姐，这时都被抽出来补习了，包括“人精”菊花也走进了“双补”教育培训班。

人们都说学习好的漂亮的少。这个底层群体的确是漂亮的多。大眼睛顾盼有神，眉毛描得细而黑。衣服很时髦，发型换着花样的变。听说各单位都是大集体好看的比国营的多。一是美丽容易遭男孩子勾引，耐不住寂寞；二是家长为子女前程考虑，丑女找对象不易，多将国营顶替指标给相貌差的女儿。

当过兵的一米八个头曲斌，此时挤在那小课桌下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平日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似乎是学富五车。他们都是众人口里“行”的人，都是被众星捧月的珍珠。可有谁知道他们连最基础的初中一年级知识都不具备？因为科室用人不考试？因为平时唠嗑不唠诗词？不唠巴尔扎克？

那些婆婆妈妈的甜言和见风使舵，都被公认为会来事，会说话。在这群底层众人的量化标准下，他们是灵活，是变通，是脑瓜好使。望着那只有20分能对的答题，我脑海里不断跳出“羊质虎皮、绣花枕头，金玉在外，败絮其中”等成语。

我考上了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只有考卷能证明我的文化水平高于他们。我看书一直被侮辱是“傻学”，“脑袋不好使咋学不白扯？”有讽刺的就“她学习脑袋可好使了”云云。因为我是学中文的，就八卦说不像理科那样需要分析和聪明。还问我：“你们学的那个是不就靠死记硬背？”好像她们从没读过书，没学过语文似的。

这些参加“双补”的学生都是已有一定社会阅历，经历过十年各种思潮浸染的人，年岁也老大不小，参加工作也多年，根本没有求知欲望和摸书本的兴致。20年后下岗返贫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已经被高考等过滤一次了，却还依然停留在那种半文盲的文化层次上，没文凭、没技术地一直混到单位解体。

当后起的大学生前仆后继涌入到各行各业，无论怎么优化和扬弃，都不可能把大学生挡在门外吧？大浪淘沙，这些不学无术的底层怎能不被汹涌而来的改革大潮所淹没？所淘汰？这个结局在20年前的“双补”教育课堂上，就已经预示和应该看到了的。这些人首先是不愿意读书，尤其是那些赶上高考而自己主动离校辍学的青年人。“电大”招生，她们连报名都不报。我想起北宋黄庭坚的“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相形之下？

密之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这句话用在这些人身上也很确切吧？只顾眼前的事务，像猪狗一样，为有限的施予感到幸福，从来不曾把目光从食槽旁边移开，投向栅栏之外那绵延无尽的森林和原野。她们是那么甘于安现状，甘于那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日子？如此，面对滚滚向前的时代列车怎能不被甩下去？

我走向了讲台。我不是双补对象而是授课老师。现在我和菊花的位置做了置换。望着台下的菊花我想，我和她到底谁是菊花谁是昙花呢？我看到下面各种不屑的表情，窃窃私语，交头接耳。记得我的第一句话是：我们都是同一代人，播种过，失收了。现在又重新开始播种，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期待着新的收获......。 我感到议论声在逐渐减少，有被文字感动的表情，同时也有肃然起敬的眼神。

后来有一天我在科里判卷，保卫科那个独眼龙男的进来玩，用似乎很不解的语气说，“老妹儿还判上卷了？”以他的听说，我就是个“废物”、“蠢猪”，怎么可能会判卷呢？在他的认知里，都是“脑瓜够用”，“玩不转”等概念，没有文化知识这一说。在他的眼里，我的作品，学历都不算能力。

这些人即便是拿着国家的俸禄，也不想读书。而像他这样的占多数啊？他的考试成绩没人知道啊？即便知道也没事。这是工作不是学校，还是政治态度决定一切，权力决定一切。况且，平时根本就看不出，也用不到这些文化知识啊？后来市里统一组织毕业考试时，各单位许多都是找人替的考。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双补”教育把青年人都抽调走了，保卫科尹科长被临时借调到储运科运输组。代替运输员领工人装车，送货去火车站等。保卫科平时就是个溜达的角色，那科长说话都慢声拉语的，到了这需要快手快脚的地方，可真难为了他。有一次，临上火车了见有一件药箱没打包装带，光秃秃的很明显。车站货运员又盯得很紧。如果是平时肯定有人带着打包机备用的，因他不熟悉规则，又没人帮他想着，急的团团转。最后找了根绳子绑上了才运走。

回来方科长很不满意，连同前一段时间里运输组的工作。而他自己更是一脸的沮丧。因为这工作显得他很不行，尤其还归方科长管。看来，啥工作都不容易干好。哪怕是很简单的工作，里面都有人为的潜规则。看来他干不了别的，只能呆在保卫科。也是个国企里躺着混日子的人。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职工教育工作的决定》的要求,总结经验,研究问题,提高质量,促进“双补”教育持续深入的发展,省工农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省劳动局、省总工会、团省委于83年12月1日至19日,联合组织了全省“双补”教育大检查。全局组织了一次检测“双补”成效的文化知识考试。补课合格者发给证书。考核成绩列入职工档案，作为晋级的依据之一。这时我的人缘可好了，来找我替考的也多。都争着要与我坐一起。也只有在这时我才显示出点价值来。

“双补”教育是对那些视看书为“不安心工作”、“有野心”、“拿着国家的俸禄为自己读书”的有力回击。我每月有20元的科技津贴可领。我们“电大”毕业工资72元，根据单位情况都转为了干部，档案袋换成了红色的“干部档案”，是归人事局管的。有大集体的都转制为国营，少数没工作或小集体的都被分配到了银行。一纸文凭，除了知识的获取，还享受到国家优厚的政策红利。这是令诸多人眼红，许多人精都难以企及的。

三、滥竽依然可充数，还有浑水能摸鱼。

到1985年 8月，全国文化补课累计合格者2037.9万人，占应补课对 象的 75.9%;技术补课累计合格者 1595.7万人，占应补课对象的 74.4%。从统计数字看“双补”教育很见成效。但“考核成绩列入职工档案，作为晋级的依据之一”的规定未必能全部兑现。我想，工厂可能会好一些，对我们这样的商业企业作用不大。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里说:话语即权力。这句话全国各地域、各阶层的人可能都会认同。考核成绩列不列入入职工档案，首先需要教育科的人和人事科长沟通。作不作为晋级的依据则是管人事的经理和人事科的事情。话语是与权力绑定在一起的。企业里的教育科毕竟是边缘科室，科微言轻，没什么话语权。

“双补” 结束，一切都书归正传，一切都恢复了以往的运行。“双补”虽然使菊花、曲斌相形见绌，但毕竟这是企业，一句以“工作为主，能力为重”就大可遮天蔽日了。何况参加“双补”教育，几乎是全员出动的大批青年人。人多就普通，人多就不劣，还是世俗眼光占主流。

不会写文章但嘴会说会聊天，胜于好文笔。见啥人说啥话，也包括贬低弱者换开心。八卦是低成本维护人缘的一种方式。男的也是那样，物价科有一个男的，说话时眼睛转得很快，嘴的上唇碰下唇的频率也快。显着像是很精明，反应很快似的。他的八卦不亚于家庭妇女。拽不下来有后台的人，只能拿弱者出出气。

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人生如果能够从事自己爱好的职业，理想与事业一致，则是最完美的人生。理想是事业之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发挥自己强项的最大动力。但在这里想靠知识和文凭脱颖而出，就未免太单纯了。

基层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底层。先不说基层不需要什么高深文化，尤其是商业工作，基本就是认字就能干。就是需要点文化的秘书等岗位也未必用真能写的，因为文字后面的东西起决定作用。而且，底层沦陷的螃蟹定律能扼住你的任何才华和个性。

事业是八小时以外的拼搏。你如果想在文学、文字上有所建树，只有业余时间写作投稿，方能有所展现。只有在属于你的八小时以外的时间和空间里，或许能成就你的事业。否则，你越是看书想写，就越是让你干又累又忙，没时间看书的活。即使领导没那么想，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弄成这样。

国企是亚官场，关系众横交错。大部分权力都是一些善于使用各种手段整人，为了达到目的毫无原则的人掌握的。 他们下会拉人，上会拍马。善于借势，给人挖坑。季羡林说：每个公有制单位都是小人的天下。正直的人总是少数，且无权势；群众的眼睛都是势力的，他们大部分情况下不会站在君子一边。

那年我刚来就遭遇了被人事科长出卖的灾难。人事要安排一年多没工作的刘科长带领大集体30个待业和返城知青进加工科创业，但他的冤家反对并极力阻止。说的具体话人事科长问我是怎么说的，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找我去的，之后就到处问你们听谁说了什么吗？故意指向我。

人事调动，领导最先考虑的就是各种关系的平衡。领导也怕得罪人，因为关系复杂，人事科长拿我当了替罪羊。后来我知道工会主席是那人的妯娌。对于像我这样没有后台和人脉基础的新人，搞臭，搞孤立是很容易的。于是我遭遇了羊群效应的一窝蜂踩踏，和群体助纣为虐的破鼓乱人捶。

从此我的职业生涯就走入了沼泽地，在黑暗的泥淖里禹禹独行。有一首诗是我当时境地的写照：

泊罗江水故沉沉，江水不如谗谤深！

总是蛾眉违众女，还将香草遣孤心。

框固在国企体制里，又没有试错机会。“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也迢迢夜也长”。

领导者对人、财、物的话语权和使用权具有绝对的权威。资产是国家的，但经营和使用权却是领导者个人说的算。堪比家长，却没有家长赚钱养孩子的义务。一个单位干不好了就调另一个单位，待遇级别不变。家长制管理，犹如封建专制。这种带保险的权力谁能不仅仅地握住呢？于是，官场的潜规则在国企也很盛行和适用。

一切都是在权力下运行的。权力具有空前的魔力。“权力能使梦变成现实”。所以，领导在酒桌上可以随意夸下海口：“那不咱一句话的事”？见此，事就成了。

领导喜欢重用小人。因为小人擅长拍马屁，有“眼力劲”，擅长见风使舵，也会办事，在领导眼里，只要你会做事，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小人能传递信息，亲近他们能获得更多关于下属的信息。还可以利用小人制约优秀员工，小人还是背锅侠，很现实。

既然是小人的天下，又是一群没文化的小人，那一切还不都成了橡皮泥？一九八八年，在《关于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方针指引下，我们站也开始组织研究转变运营机制、实行聘任、承包等一系列改革了。

国企改革是国家规划的整体经济布局。减员增效是去掉大锅饭里的冗员，减掉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滥竽，最终达到优化组合的目的。可在小人遮天的单位里，改革改成了踢开一切的“我”字当头？文化知识，学历文凭这些刚刚捡起来的必要因素又都弃之一旁了。

如此，我这个最有资格留在教育科的人，就被减出了教育科。留聘的2个，一是没有专业的高中生，另一个是学中药的中专生，且都没考上高中教师过关证。就是说不具备高中老师资格？三个人就我有大专学历和职工高中教师过关证。可聘用没有理由，没有门槛。就是“我”说的算，“我”想要谁就要谁。大家都看到了，多年后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是这样吗？许多，包括那2人，可能连门槛都迈不进去吧？

“你再有文凭，是干部，人家不聘你不白扯吗？”经理说。

“经理，这就是改革吗？这就是优化组合吗？改革难道是这样的吗？”

聘科员结束后，2个大学生没人要，最后就是我一个没人要了。企管科落聘的那个庞宇有门子，大伯是省医药公司的劳资处处长。主管宣传的女副经理很懂上级的分量，她主管的宣传科聘了他。一年后总经理聘了他当企管科长，他又昂首挺立了。

其实宣传科本是内定撤销的科室，但单位内部事还不是领导一句话吗？包括人事科本定编2人，蔷薇从工会出来没地方去，只有人事科她有关系能接受她，经理就给人事科增加了一个编。编是人定的，能增能减，是活的。还是王小波那句话：话语即权力。

本以为，我的世界将开始明亮和开阔，应该是那些不学无术之人感到末日来临，可我却更加黑暗了？还背负着没人要的耻辱。这些耻辱一直跟着我。那些知道我那时拼命的考电大，看到我现在这样的结果说：“白学了吧？学那有用吗？”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台湾作家柏杨，这样描述中国人：“对别人的苦难，以明目张胆、兴高采烈的看热闹的方式；对于别人的成就和幸福，则以讳莫如深、极端隐秘、极端恶毒的嫉妒心待之”。我深有体会。这些人才真正是大锅饭里充数、混日子的滥竽。是一批无知的低素质人群。

由此，我对底层和群众有了深入的了解。群众就是墙上草，只能起推波助澜，助纣为虐作用。《乌合之众》这样描写群体：“从他们成为群体一员之日始，博学之士便和白痴一起失去了观察能力”。所以，根本不用理睬所谓的“群众”。遇坎就找靠山，只有后台是大爷。大爷一句话，100张嘴都是乌鸦瞎呱呱。

随着建立现代企业的制度化推进，对岗位的门槛和专业化要求，与我当初设想的逐渐靠拢。市场经济下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是量体裁衣，自由择业。这才是聘用！丁玲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获取一切的。”单位那些初中文化的“人精”，都意料之中地被挡在了招聘的门外。

1983年韩国特种部队设下埋伏，在海滩上活捉两名朝鲜渗透特工

话说冷战期间，朝鲜曾多次派遣特工乘坐微型潜艇，对韩国沿海实施渗透活动，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这些渗透活动有时也会被韩国方面拦截，甚至导致全军覆灭，发生于1983年的釜山多大浦渗透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在这次事件中，韩国特种部队设下伏击圈，在釜山多大浦海滩上当场活捉了两名刚上岸的人民军特工。

韩军展示在多大浦缴获的武器

1983年10月9日，朝鲜特工在缅甸首都仰光的昂山将军墓地对正访问该国的韩国总统全斗焕实施了刺杀行动，虽然全斗焕幸免于难，但仍有包括一名副总理和三名部长在内的21名韩国政府人士和缅甸友邦人士遇难。此次事件后，不少韩国民间舆论都纷纷谴责政府在情报工作上的失误，为了扭转这一不利的舆论局面，韩国对正处于监视中的朝鲜特工渗透活动实施一次抓捕活动，来转移民众的注意力。

负责执行这次任命的是被称为“雪岳工作队”的韩国特种部队，隶属于陆军第7376部队，这是一支仅有33名成员的精英部队，他们在绝密的状态下训练了很久，就是为了执行类似任务。据曾参加这一任务的郑德根介绍，他们每天晚上的训练课目就是在沙滩上搭起掩体埋伏起来，然后当伪装成朝鲜特工的目标出现时，使劲屏住呼吸并慢慢靠近，直到瞬间发起攻击并将其俘虏。

1983年11月底，雪岳工作队的队员们终于接到了要真正执行任务的命令，根据上级的命令，他们每人都签了一份誓词，上面写着：“就算我死在这个任务里也没关系！”在随后的几天里，队员们被告知在梳洗时将禁止使用肥皂和牙膏，因为据说当时人民军特工的一项培训内容就是凭鼻子嗅出韩国人使用的美制肥皂和牙膏的气味。

关于多大浦事件的韩国新闻

1983年12月2日，33名雪岳工作队队员和3名军官搭乘旅游大巴前往釜山，为避免行动泄密，大巴车窗上都蒙上了遮光布，吃饭都是在车上完成，上厕所也都是在公路边解决，绝不在长途服务区停留。就这样行驶了九个小时后，才抵达对外挂牌为某某总公司的陆军情报司令部釜山分部。所有队员就地换上条纹迷彩服和运动鞋，并被告知将在釜山多大浦海滩执行抓捕人民军特工的行动计划细节。

多大浦海滩距离釜山市区8公里，位于洛东江下游河海交界之处，是一处长900米、宽100米的白色沙滩，亦是一处著名的疗养圣地。十六世纪末壬辰战争初期，日本战国名将小西行长指挥的7000余人就是在这里登陆的。雪岳工作队抵达海滩后，立即分成七组，每组5人，在海滩上的沙丘、废弃渔船和公共厕所等各种可以隐蔽的地方躲藏起来。因为目的是生擒，队员们每人携带的装备为木棍一根、匕首一把、手铐一副、绳子一条和口塞一个。

1983年12月3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海岸线上出现了两个黑色人影，在黑暗中，雪岳工作队队员们彼此之间使用信号线进行了交流，约定将随时发动袭击。就在这时，两名朝鲜特工中的一个仿佛感觉到有人埋伏似的，拿着产自比利时的无声手枪走进厕所。此时，一名躲在厕所里的韩国特工用棍子击中了他的手，将其制服。

被俘人民军特工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

搏斗中，这名叫作全忠南（전충남，26岁）的朝鲜特工用挂在脖子上的捷克制自动手枪打了大约八发子弹，并大声叫喊道“手榴弹！” 就在此时，埋伏在附近的韩国特工们也一哄而出，将全忠南与另一名叫作李相圭（이상규，22岁）的朝鲜特工当场制服，为了防止全忠南和李相圭咬舌自尽，韩国特工们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布条塞住了他们两人的嘴巴。

就在雪岳工作队抓捕全忠南和李相圭的同时，韩国海空军也万炮齐发射向在岸边待命的朝鲜微型潜艇，并迅速将其击沉，艇上三名人民军特工当场牺牲。而当雪岳工作队押送着两名俘虏前往前敌指挥部时，却几次遭到正在海滩外丘陵地带守株待兔的韩军官兵的误射，原来，队员们蓬头垢面的样子看上去简直和朝鲜特工没什么区别，难怪会被自己人认错。

据全忠南和李相圭被俘后透露，人民军在清津、元山、海州、南浦港等4个地点设有负责引导和护送特工的海上联络处，每个络处有400多名特工在受训，培训课目包括航海、船舶故障修理、游击战、易容术等方面的训练，最近又增加潜水的培训课目。但自从1982年9月起，所有45岁及其以上的中老年特工都被排除在间谍培训之外，培训对象主要为19至23岁的年轻人。

人民军特工装备的两种手枪

为了对这些没有经历过朝鲜战争的新一代年轻特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朝鲜领导人还特地向他们发表特别教诲：“为祖国执行任务时自尽，是革命者的荣幸。”当然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人民军也在物质方面给予这些特工们以极高待遇，据透露他们的平均月工资为105至170多朝元，比如李相圭的月工资就是173朝元，而全忠南因为有在特工部队服役近十年的工龄，月工资居然高达226朝元。

相比之下，当年驾驶米格19战斗机叛逃韩国的人民军飞行员李应平上尉，每个月工资也就100朝元，而当时的朝鲜工人平均月工资甚至只有60朝元。除此之外，朝鲜特工们每天能收到800克大米的定额配给，以及购买鸡蛋、黄油、糖和牛肉等优质配菜的特别补贴，这些都显然有利于鼓舞特工们的士气，而且为了方便特工们退役后就业，他们服役期间也都将获得同正规院校一样具有效力的本科学位证书。

1984年被打捞出水的微型潜艇残骸

全忠南和李相圭最后招供，为了执行多大浦渗透任务，他们之前在元山港外海的黄土岛进行了长达45天的隔离训练，内容包括射击训练、与其他特工地下接头训练、无线电加密通讯训练及通过观看外国电影和手册来适应韩国社会的训练。到最后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每人携带的武器为一支捷克制手枪（子弹120发）、一支比利时制无声消音手枪、四枚手榴弹、一把匕首和两台无线发报机。

新闻发布会现场

然而令雪岳工作队队员们颇感意外的是，第二天韩国政府对外发布公告时，却宣称：“朝鲜特工是被在岸上执勤的国民警卫队哨兵发现后制服的。”不仅如此，10天后，陆军本部更是在汉城的陆军大礼堂召开新闻发布会，一方面宣布为在此次事件中“立功”的义务兵金刚山（入伍前为东亚大学冶金工程系二年级学生）颁奖，一方面又宣布两名被俘的特工全忠南和李相圭已宣布自首并效忠韩国。

大学生金刚山接受表彰

韩国政府的这一做法显然是为了隐藏这次行动的情报来源，及掩饰雪岳工作队这支神秘精锐部队的存在。因此直到20年后，釜山地区国民议会议员严虎声在采访了当年亲手活捉朝鲜特工的雪岳工作队队员李基建中士和金凤河下士后，才将此事公之于众。严虎声还引用了另一名前队员郑德根的证词：“尽管当时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为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政府的故意歪曲事实，使得我们事后只得到了非常微弱的补偿金。”

李基建中士（右）

然而严议员的赔偿请求最终还是被不了了之，毕竟历史上韩国对于特种部队队员一贯是用完就扔，对于这种事我们也就见怪不怪了。而对于投降特工全忠南和李相圭，由于他们显然具有非常大的对北价值，所以他们之后的待遇显然不会太差。两人参加完新闻发布会后没几天，又在韩国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到之前在刺杀总统朴正熙行动中被俘、现已经成为一名牧师的前人民军特工金祖信家里吃饭做客。

金祖信此时已经结婚，两个孩子都已经11和13岁，对于这种做做样子的宣传活动虽然内心有一万个不情愿，但在韩国有关部门的“安排”下显然不可能有任何拒绝的余地，只好陪着他们演戏。当两名年轻特工西装笔挺地抵达时，金祖信光着脚跑出来，热情地握住他们的手说：“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早就想见见你们了。”金祖信的夫人、老戏骨崔正华也在一旁帮腔道：“工作辛苦了，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像姐姐我一样没有负担地生活。”

吃饭前装模作样祷告

当着韩国有关部门摄像机的面，金祖信、全忠南、李相圭和崔正华这四大二小开始了长达40分钟的吃饭表演，大家先装模作样祷告一番，然后边吃边聊天。金祖信介绍了他自首以后的新生活，全忠南和李相圭都听得如同小学生一般认真。当随行记者采访问道：“你们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全忠南忙接话道：“完全没有烦恼，就像个没有烦恼的孩子一样。”说完全忠南想招待记者一起来吃几口，记者则对他翻了个白眼：这是什么场合，你心里还没点数吗？

多年后，哥俩混得还不错

之后全忠南和李相圭一边在韩国各地大中院校进行演说，一边在韩国有关部门安排的学校里学习，几年后，两人都在社会上找了份工作，并在金祖信牧师的教会同僚的介绍下，与教会的年轻女孩认识并结了婚，也算是开始了一段新的生活。2002年9月28日，载有朝鲜运动员和啦啦队队员的客轮万景峰92号，在釜山多大浦海滩靠岸并准备参加在当地举行的釜山亚运会，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当年的两名被俘朝鲜特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