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3日的时晨八字(1962年10月3日什么命)

​格斗数千年，人类才“消灭”了一种传染病

​格斗数千年，人类才“消灭”了一种传染病：天花覆灭启示录｜草地·专栏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疾病抗争的历史。天花，曾经肆虐数千年，杀人无数，但成了迄今全球范围内被人类消灭的唯一一个传染病。

天花，是如何覆灭的？对今天的我们，又有哪些启示？

康熙“避痘”记

1656年，在今天北京北长街北口路东的福佑寺，两岁的爱新觉罗·玄烨辗转病榻，命悬一线。两岁，是刚刚记事的年龄，玄烨终其一生，都记得这次患病时的空虚寂寞冷。玄烨后来成为康熙帝，中国封建时代非常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在位期间，平定三藩之乱、反击沙俄收复失地、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但玄烨成为康熙，并不容易。

《康熙帝便装写字像》轴 故宫博物院

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贵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专宠贵妃董鄂氏，后人附会，董鄂氏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大名士冒辟疆的小妾，被大汉奸洪承畴送入皇宫，得顺治宠爱。纯属演义，董小宛比顺治足足大了14岁。董鄂氏是满洲正白旗人，超级美女，性格也好，甚得顺治喜爱。玄烨重病那年，正好董鄂氏进宫，顺治一颗心全放在她身上，反正他儿子多，不是太在乎玄烨生病。

玄烨何以成为康熙？要从他得的病说起。天花，是人类千年来谈之色变的烈性传染病。人一旦感染天花，无特效药可治，能不能撑下来，全靠免疫力和运气，侥幸不死，脸上也会留有麻子——天花病人皮肤会成批依次出现斑疹、丘疹、疱疹、脓疱，最后结痂、脱痂，遗留痘疤，“天花”由此得名。现在演的一些古装戏，满屏的胶原蛋白，俊男靓女，面庞光洁，吹弹可破，要多假有多假。真实的情况是：天花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放眼看去，多是麻脸，区别在于有的是脸，有的面颊浅浅几颗，寥若晨星。

当年，玄烨撑过来了，脸上也有麻子，后人放大康熙年轻时的画像，能够清晰看到两颊上的斑斑点点。见过康熙的外国传教士就写得更清楚了，法国传教士在给路易十四的报告中就这么写道，康熙“威武雄壮，身材匀称，而比普通人略高，五官端正……鼻尖稍圆，略带鹰钩状，虽然脸上有天花留下的痕迹，但并不影响他英俊的外表”。

满清发迹于白山黑水，寒冷干燥，原来没有天花，但实力雄厚，不断南下，开始与明朝争天下时，得天花的日渐多了。可以想象，之前跟天花没有任何接触的满族人，在天花病毒面前，抵抗力自然比不上已与这一恶疾抗争了上千年的汉人。不论当时满清铁骑何等豪横，但被天花一击即溃。很多大人物都死于天花，比如皇太极的亲哥哥莽古尔泰和亲弟弟多铎。顺治也是因天花而死，并非演义中所说因爱妃病亡悲伤过度，到五台山当了和尚。

顺治

他在大年初二得了天花，朝廷传谕全国“毋炒豆、毋点灯、毋泼水”，并颁布大赦令，无效，顺治皇帝于正月初七日半夜崩于养心殿，年仅24岁。临终前，要选人继承大统，他最心爱的董鄂氏，前一年生有一子，但百日夭折（董鄂氏因此悲伤而死）。亲生儿子中，只有两个选择，一是9岁的福全，一是8岁的玄烨。最终商议结果是：玄烨。

天花虽然恐怖，但感染后撑过不死，就能终身免疫。中国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孩子生下才一半，出过天花才算全”。玄烨出过天花，但福全未出。假若福全以后出天花，也不一定就会死，但顺治不敢打这个赌。福全也很能干，曾带兵出征，大败噶尔丹叛军。福全活了51岁，康熙则享年68岁，这在当时算是长寿了，他在位61年，“康熙”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

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也是死于天花，而不是后世讹传的死于梅毒。同治帝的爸爸咸丰帝，也出过天花，一张麻子脸，但同治的运气没有老爹好，纵欲过度，身子虚，得了天花很快不治，才活了19岁。清代档案中，有记录同治脉案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此外，《翁同龢日记》中也有记载。翁同龢是帝师，他在日记中记载同治的病情时用了“花极稠密”四字，说的是当时皇帝的头、面和胳膊上尽是灌浆饱满的痘粒（密集恐惧者的噩梦啊）。

当时对付天花，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隔离。满清入关后，把京城中天花患者赶得离紫禁城越远越好，而一旦附近出现天花患者，皇帝就非常恐慌，有个专用词叫“避痘”。玄烨就是为了“避痘”搬到皇宫外的，但没避过。所幸保姆孙氏精心照料，未来的康熙大帝逃过大劫。这份情谊，康熙铭记终生。

补充一下：孙氏的丈夫叫曹玺，康熙对曹家很好，曹玺的儿子曹寅，17岁时就当上康熙的侍卫，深得赏识。后来曹寅任江宁织造，康熙先后六次南巡，其中四次住曹寅家。但因为康熙晚年的皇储拥立问题，曹家站错了队。雍正一继位，马上收拾了曹家。曹寅有个著名的孙子，就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

天花打垮了罗马帝国和印第安人？

迄今最早一例天花患者，出现于古埃及，是从一具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的。天花出现的时间，可能还要往前推许多年。

根据现代科技研究成果，不同类型的天花致死率不同。大天花（感染大天花病毒变种）的死亡率为30%，小天花的死亡率约为1%，最可怕的是出血性天花，有5%到10%的患者会在感染天花病毒后发生出血性天花，死亡率高达97%。

中国明代名医万全在《痘疹世医心法》上写：“嘉靖甲午（嘉靖十三年）春，痘毒流行，病死者什八九。”可见得的是可怕的出血性天花。

天花是恐怖的人类杀手。18世纪，天花夺走了欧洲1.5亿人的生命。英国女王玛丽二世，法王路易十五，沙皇彼德二世等都死于天花。仅仅在20世纪，天花就造成了全球3到5亿人的死亡。

辉煌一时的罗马帝国，曾遭受天花重创。美国学者凯尔·哈珀在《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中写道：“过去认为影响罗马命运的主角是：皇帝、蛮族、将军、军士、奴隶。现在换个角度，认知到‘非人因素’其实更有决定性：细菌、病毒、火山、太阳黑子周期。换言之，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将相英雄只是棋子。”作者认为，罗马帝国曾三次受到大范围死亡事件的冲击，第一次就是天花导致的“安东尼瘟疫”，时为公元166年。

书上写道：大部分估算安东尼瘟疫总体死亡人数的结果都落在10%～20%之间。这场瘟疫唯一的一个流行病学模型（基于病原体是天花的假设），得出整个帝国的死亡率为22%～24%。“安东尼瘟疫”持续了15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疾病对罗马军队的打击非常严重。到172年，军队几乎消失殆尽，帝国不得不向奴隶和角斗士开放紧急征兵，甚至对强盗进行特殊征召。

今天人们已经知道，传染病会跟着人员流动而迅速蔓延。在古代，战争和贸易是瘟疫跨区域传播的两大途径。罗马帝国最鼎盛时，是一个以地中海为中心，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四通八达的陆路和海路，频繁的战争与繁荣的贸易，不仅运送了人、货物和财富，也运送了病毒。

天花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晋朝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记载说：“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说的是，在东汉时期，天花就随当时交趾国的战俘传入了中国，因为是俘虏带来的，所以叫“虏疮”。

众所周知，《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记载，为屠呦呦从中草药中如何分离出青蒿素提供了灵感。《肘后备急方》还在中国古代第一次准确且详细描述了天花病情：“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创，皆带白浆，随決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瘢紫黑，弥岁方灭……”

跟新冠病毒一样，天花也是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但天花病毒的生命力明显要顽强得多，可以在疮痂中存活数年。当初欧洲殖民者来到美洲，给印第安人带来浩劫，美洲原住民死于殖民者带来的天花病毒的人数，远远多于被枪炮杀死的数量。殖民者发现天花这一“妙用”后，居然把天花患者用过的毛毯作为礼物送给印第安人，造成更多的死亡，确实恶毒！

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已同旧大陆的人类隔绝了上万年，对传染病缺乏免疫机能，也缺乏防疫知识，无法抵抗。天花之后，由欧洲传来的腮腺炎、麻疹、霍乱、淋病和黄热病等也接踵而至，印第安人在劫难逃。史学家后来称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种族”事件。

从中国的“种人痘”到英国的“种牛痘”

面对天花这个恐怖杀手，人类一直没有停止对抗，史料中留存了大量中外医生对天花的认识与治疗方案。今天再看，由于时代局限，这些治疗方案有效性不高，但给后人很多珍贵启示。比如，10世纪的波斯医生阿巴斯建议：刺破天花脓疱，并涂上含盐的药膏，这种疗法，会给病人带来剧烈的疼痛，但却告诉后人，天花脓疱里释放出的物质，如果不控制住，就会污染空气，旁边的人容易感染。

天花病毒

比阿巴斯稍早一些的另一位波斯医生拉茨，写过《专论天花与麻疹》，系统地提出了在不同阶段如何治疗天花，比如出现皮疹后，就要想办法促进皮疹的透发，越早越彻底发出，对病人越有利。清代文献中有名医叶天士治痘的医案，与此异曲同工。

叶天士是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活跃于乾隆年间，医人无数。一则医案说，叶天士有天坐着轿子下乡，碰到一位正在采桑叶的少妇，他端详了一下少妇的脸色，就悄悄吩咐轿夫突然从背后搂住少妇。少妇大怒，一边挣扎一边大骂，少妇的丈夫也冲过来扭住轿夫，欲大打出手。这时叶天士现身，解释说：“这个女人即将出痘，其痘症已在皮膜间，因火太盛闭住了，不能发出来。刚才我设计刺激她大怒，让她的痘症发出来，否则，她的性命就危险了。”果然，到了晚上，少妇发了痘症，保住了性命。

“治痘”的真正突破，在于“种痘”。今人对于“种牛痘”都不陌生，但“种牛痘”之前，是“种人痘”。“种人痘”的原创，属于中国人。

何谓“种人痘”？即用天花浆预防天花的方法，医生取痘疮浆液，或把带有天花病毒的疮痂磨成粉末，放在未出痘者的鼻腔，让后者感染上轻度天花，产生抗体，从而痊愈后获得终生免疫力。为提高种痘的有效性，医生探索了各种办法，清初医家张璐在《医通》中综述了痘浆、旱苗、痘衣等多种预防接种方法，分别是——用棉花醮取痘疮浆液塞入接种儿童鼻孔中（痘浆法）；将痘痂研细，用银管吹入儿童鼻内（旱苗法）；将患痘儿的内衣脱下，着于健康儿身上，使之感染（痘衣法）。

这是“以毒攻毒”理论的成功实践，也可理解成，为防大火，先烧出一片缓冲带。总而言之，中国人开创了免疫接种的先例，也是世界上人工免疫法的开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曾这样赞扬中国的人痘接种：

“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就有这样的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种痘术在中国源于何时？有人认为早在唐开元年间中国就流传有鼻苗种痘术以预防天花，学界公认的是，北宋初年，种痘术已经存在了。清代朱纯嘏《痘疹定论》、吴谦《医宗金鉴》等书都记载了宋仁宗时丞相王旦找名医给自己儿子王素种痘的故事：王旦长子死于痘症，他为王素忧心忡忡，这时有人推荐了峨眉山的神医，遂邀请前来，这位神医给王素种了痘，七天后，王素发热，再过十二天，所种的痘已结痂。王旦大喜，其他医生也借机学会了种痘术。王素后来官至工部尚书，不畏势权，正直敢言。

到了清代，种痘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经历过“天花惊魂”的康熙，尤为重视种痘术，他推动了清宫中皇子种痘防天花制度的建立。档案中保存有清宫《阿哥种痘档》，皇子种痘过程，神秘复杂，颇具仪式感：先照皇子生辰八字查好种痘吉时，奏请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然后在紫禁城或圆明园的密室内进行，密室要严格避光，旁边房间还设一个神堂，供奉各路神仙，既有药王、药圣、天仙娘娘，也有所谓的痘疹娘娘、痘儿哥哥等，种痘小组由太医和太监组成，24小时监护，一直等到“阿哥”平安度过感染期，走出密室。

康熙同时也在八旗中推广种痘法，还作为“福利”赐给漠南、漠北蒙古，他与王公大臣谈及此事时曾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子，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俄罗斯、西欧等国在康熙年间还派专人从清朝学去了种痘技术。

“种人痘”有一定风险，死亡率有0.5%到2%，《天花的历史》上评价“种人痘”说：“在此期间，由于被接种人本身具有传染性，很可能导致疾病的进一步蔓延。在少数情况下，接种而引起的天花病毒并不轻微，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在康熙推广种痘术百年后，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实现了预防天花的革命性突破：种牛痘。

18世纪末，爱德华·琴纳发现：英国乡村一些挤奶工的手上常常有牛痘，而有牛痘者全都没有患上天花。他开始致力于种牛痘的观察和试验。1796年5月14日，他从一位挤牛奶女工手背上的牛痘里，吸取少量脓汁，接种在一名儿童身上。2个月后，他又给这名儿童接种天花病毒，结果该儿童并没有出现天花的症状。

挤牛奶女工（莎拉·内尔姆斯）手的照片。英国国家医学图书馆保存

今天看来，这是一次伟大的实验！1798年，爱德华·琴纳发表了著名论文《关于牛痘的原因及其结果的研究》，牛痘接种式诞生。牛痘病毒的致命性，比天花低很多，这种方法，比“种人痘”要安全。爱德华·琴纳也堪称伟大，虽然牛痘接种法一时不被接受，但他忍受着嘲讽，不去争辩，而是在乡村继续推广牛痘接种，终于获得广泛认同，为人类最终战胜天花，迈出了关键一步。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到中国，很快被中国人所接受，但当时接种牛痘收费较贵，许多穷人，还是免不了天花的荼毒。

1962年，中国已经消灭天花

20世纪中叶，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开展灭绝天花运动。跟新冠病毒不一样，天花只有人类一个宿主，当牛痘接种推广开来，天花再也没有了生存空间。

1980年5月8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第33届世界卫生大会上正式宣布：全球消灭了天花！

中国则早在1962年，就已经消灭了天花。

时期，种痘得到极大发展，但主要是在城市，受人力、物力及陋习影响，广大农村地区种痘率低，天花仍然流行，甚至大规模暴发。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无法避免，《上海防疫史鉴》记载：1926-1949年的23年间，天花在上海有6次大流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天花肆虐不止，遍及全国，仅在1950年，安徽省天花发病高达11620例，发病率为38.7/10万，死亡1534人，病死率为13.20%。

向天花开战！从1950年开始，全国范围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种痘运动”。1950年，全国共接种牛痘6400余万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期接种牛痘的人数最高点，是700万人。但相比于当时5亿多人口，6400万还远远不够。

北京开业医师为托儿所儿童种痘。新华社资料片

中央多次部署接种牛痘工作，1950年10月12日，当时的颁布《种痘暂行办法》，规定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居民，不分国籍均须种痘。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各地纷纷行动起来，全国的种痘运动，由卫生基础条件好的地区，逐渐扩展至缺医少药甚至无医无药的边远地区。

到1951年年底，全国已有约3.05亿人接种了牛痘，1952年，乘胜追击，又有约2.41亿人接种，至此，全国完成牛痘接种5.46亿人，约占当时总人口88.9%。这意味着在严密的组织和医护人员努力下，除少数边远地区外，中国大部分地区已基本完成普种牛痘的工作。到1954年，全国大、中城市再未有天花流行；1959年，在云南沧源县扑灭了我国最后一起天花暴发。

1955年，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区的卫生工作人员正在碧江县少数民族人民种痘、打防疫针。 新华社记者李松青摄

中国最后一个天花病例，出现在1960年3月，患者名叫胡小发，时年23岁，拉祜族，云南西蒙县人，是县粮管所一名员工。根据病发后溯源传染过程，是这么回事：1959年12月，缅甸斑岳寨天花流行，寨子里一名9岁女孩感染后，在出疹期间，到中国境内舅舅家探亲，将天花病毒也带了过来，最终传染给了胡小发。1961年6月，胡小发痊愈出院。1962年以后，中国未再发现一例天花病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球扑灭天花的战役中，中国的“天坛株”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四大痘苗病毒之一。说起“天坛株”，要提两位科学家：一位是齐长庆，1926年，他在北平医院从一个来自西北军的天花患者身上，分离到天花病毒，经动物传代减毒，获得疫苗减毒株，命名为“天坛株”，用于国内天花疫苗生产，直到天花消灭。还有一位是李严茂，“七七事变”后，他先南迁南京，后西迁长沙和昆明，颠沛流离，却始终精心保管“天坛株”。新中国成立初，一度“事事学苏联”，采用苏联疫苗。1960年莫斯科天花流行，人们对苏联疫苗产生怀疑，李严茂拿出精心保存的“天坛株”，比较研究证明，“天坛株”更有效。于是重新更换生产“天坛株”，直至全球消灭天花。

回首与天花的漫长斗争，不得不感慨人类不屈从命运安排的抗争精神。下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将会被消灭的传染病是什么？有人说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希望这个名单越来越长，希望新冠病毒被早日战胜。

但人类与瘟疫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下一个病魔将在何时何地以何种面目出现，都是未知数。不确定，永远是人类的宿命，如何面对？唯有不断求索的智慧、众志成城的组织动员，以及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不甘于宿命的勇气。

周恩来与“”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周恩来在“”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他赞成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新方向,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

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80 年代初,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其在“”期间的这段历史。其实,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适应蓬勃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举措,它在“”前已形成较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 年至1961 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通过给知青写信等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955 年,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2 页。),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启动,也成为了激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1967 年7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655 页。)周恩来十分赞同和关于将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新方向的思路和举措,并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具体阐释。1957 年6 月26 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 10多个省、市共组织了 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

周恩来还通过给知青写信来鼓励他们上山下乡。1957年 12月 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10页。)。1958年,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1958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大加赞扬,并说“要到北京演出,一定会受到欢迎”。同时,对这个戏如何进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3月 2日。)按周恩来指示修改过的《朝阳沟》在北京公演,后来又被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1955年至 1961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相比后来,规模小、人数少,时断时续。从 1955年到 1957年,共有 7.9万多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也使知青下乡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愿垦荒队多数也没有坚持下来。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央总书记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 71岁生日晚宴,坐到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