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7月初二午时生八字命理(1963年7月初二出生是什么命)

舍我其谁 2023-09-30 18:05:09 用户分享

​1963年我的高考

​ 1963年我的高考

2020年由于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中国的高考晚来了一个月,今年是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四十三个年头,很有纪念意义。在中国每个人对高考都有不同的体会。

我是1963年参加的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的高考。和后来这四十三年的高考大不相同。

经查:1963年,全国高中毕业生人数:43.3万人,高校招生数13.3万人,录取比例 30.7 (%),报考人数:53.1万人,录取比例 25 (%)

那时候高考,感觉就是正常的升学考试,只要分数够了,就能去上大学。不像现在,大家的心态也没有现在这么紧张。考不上大学也有很多的就业渠道。

我们那时候高考是全国统一试卷,统一录取分数线,各地也没有什么差别,显得更公平些。

我是1957年考入丰润车轴山中学初中,这是个早就过了百年的老校,当时是完全中学。

我家兄弟姐妹七个人,我1960年初中毕业,当时我三哥在该校初二上学,我和姐姐都是初三。

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部分家里都很困难,各家孩子都多,都想尽量早点工作、挣钱,来补贴家用,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高考,考上了就去上,考不上就算。高中毕业、初中毕业,就业都没什么问题。很多人选择初中毕业后考中专,中专只读3年,读完就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了,能比较早挣钱。

由于父亲在唐山市工作,长年不在家,大哥是通县师范毕业的,那时受冤在家劳动,所以大哥从各方面考量,为长远打算,决定让我考高中,说有希望上大学,姐姐年龄大了考中师能早上班挣钱。结果姐姐顺利地考上了河北省有名的滦县师范。我没参加升高中考试,直接保送上了车轴山高中。

初中毕业时,班主任马万田老师和教导主任姜昆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考唐山一中还是考本校高中,我说唐山一中我家供不起,考本校高中。马老师说:“这就好说了,你不用考了,下学期开学就来上学吧。”就这样我又在车轴山中学上了三年高中。

这三年,也是中国历史上20世纪60年代的多事之秋,1959~1962,现在有很多的叫法,“自然灾害时期”、“困难时期”、“大饥荒时期”等。凡是经历过的中国人,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这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的,从我家到学校不足五公里的平原土路,因为没饭吃,中途需要坐地上休息三次,那正是我长身体的三年。

和苏联关系破裂,苏联背信弃义。过多的政治运动和饥饿对我们的学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学校体育课也改成了教二十四势简化太极拳。好在从1962年末起,粮食形势有所好转。但也是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60年代对高考的方针是正确的。特别在当时,中国的大学实行精英教育,大部分高中学生都不能进入高等学校,对于社会就业,学生的综合素质就特别重要。不搞应试教育,考前不猜题、押题,提倡做题,但不搞题海战术,学校把主要精力放在平时对各科的教育教学工作上。尽管有政治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各科的基础都很扎实。

到了高三,我们年级四个班又打乱重分了,我们高十八班有十一人分到高三一班。宋殿友老师班主任教数学,还有董锡田老师等。这就是我们十一人:

1963年7月的车轴山中学,唐山大地震前的原貌:

我们班几乎全部考上本科。全班36人绝大多数进入大学或军事院校,大多是教育部属重点。不知以后车轴山中学有没有这样的班级。那一年,北京八大院校都有我们那一届车轴山中学同学。天津的南开、天大、河北大学有我们这届四、五个同学。

我们是考前填志愿。我的志愿很搞笑,一、二、三志愿都是南开大学,数学、物理、化学三个系。四、五志愿是清华、北大随便填了两个系我都忘了。当时班主任宋殿友老师要我第一志愿填清华,我决心不改。

为什么呢?现在70岁以上人都明白,那时政审是相当严格的。凭我家的情况和社会关系的复杂,清华那些好专业是不会录取我的。

有一个上两届的老学长正好回母校来,他在南开历史系上学。他叫王贺明,丰润房子里村人。我向他问了南开招生情况,他说,每年政审不太好的考入南开的挺多,只要够分数线就行。所以我下决心就报南开。没想到第一志愿就被录取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是杨石先老先生。我们的毕业证也是他老人家发的。

那时候与现在考的科目差不多,理科考数学、语文、外语、物理、化学、政治,每门100分共600分满分。

这是当年全国统一的准考证:

我记得理科语文只考一作文,两个题目任选一个《唱国际歌想到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日记》

当时中国流行两首歌,即《国际歌》和《国歌》,并都以“起来”为开头,一些同学在紧张中,把国歌当成国际歌了,据说凡是写国歌的,作为审题错误,得分很少。还有一个传说,某地一女生,考完语文后,与同学兴高采烈地说,我写唱国歌时想到了什么什么,后来人家告诉她,题目是要唱国际歌,她当场晕倒了。

高考结束了,我们就都回家到公社的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去了,也没人关心考的好不好,有的考上了也发愁家里没钱。其实当时上大学只是路费和衣服自己负担,几乎人人有助学金,住宿、洗澡、看病都不收钱。那也很难哪!

记得下着大雨,学校后勤王春光老师浇得象落汤鸡一样,跑步到家里给我送南开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那时候老师也买不起自行车。王老师都没进屋休息就又跑了,去给其他同学送录取通知书去。他是我们上几届的留校学生,是长跑运动员。

2006年我在丰润城关和王春光老师见面,我提起此事时,王老师说:“记不清了,那年车轴山中学考上大学的同学太多了,都是我们几个老师,冒着大雨跑步送的通知书。只记得那一年暑假几乎天天下大雨。”

1963年高三一班毕业合影:(前排中间为宋殿友老师)

炎热的夏天,穿中山装的四位同学,可见家庭困难程度。

因为那年我高考,我家里也正是那年春天盖房,大哥、三哥、六弟不让我分心,一点活也没让我干,五间房都是哥三个受累盖起来的。接到录取通知书都很高兴,但家里没钱,是老妈找邻居鲁名林二大爷借了12元钱,给我上学用。

我家离唐山火车站20多公里,去天津上学是大哥用“曙光牌”自行车把我送到唐山火车站的,大哥嘱咐我一定要学出个样来,我背上小行李卷,穿着大哥穿过的带补丁的裤子,带着妈妈借来的12元钱,上了火车,去南开大学报到。

当年唐山火车站:

青岛产“曙光牌”涨闸自行车,还有“国防牌”:

那年8月,海河流域遭遇特大洪水,火车在军粮城车站被堵一个多小时,到达学校就投入到了抗洪斗争中去了。大水过后,毛主席发出了号召:一定要根治海河。

2020年4月24日,大哥以87岁高龄离开了我们。一到高考就想起大哥。愿天堂没有不公,更无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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