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21生辰八字(1996年6月21日命运)

我的父亲孟繁驯，您在哪里？

在我还不到8岁的时候，我的父亲离开了我，到今年已整整八十三年。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这真是一个揪心而又漫长的过程。

我的父亲是孟子七十四代嫡孙叫孟繁驯，又名孟尉民，家住原邹县（现改为邹城市）南关亚圣府院内的赐书楼。公历1940年3月17日，还在睡梦中的我被吵杂的声音惊醒，看到赐书楼院内外、房顶站满了日本兵和汉奸，一个日本军官拿着明晃晃的指挥刀，真是吓死人了。我的父亲只穿着一只鞋就被抓走了。随后，日本兵在我家翻箱倒柜，四处查找，甚至把房间内的地面都进行了刨挖。我是一个孩子，我的弟弟不到2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清楚，只是这惊吓人的一幕刻在了脑海中，几十年了如在眼前。

后来，我的母亲告诉我，父亲是被日本宪兵队按嫌疑犯抓走的，那年还不到30岁，第二天就被押解送到日寇驻兖州宪兵司令部。母亲没有文化，父亲被捕后只知道哭，祖父变卖了家中所有的财物，托人营救，但是无济于事，只好求助于他的堂侄孟繁骥。孟繁骥又名孟雪生，是孟府七十四代嫡系传人，当时的奉祀官，也许碍于祖父的面子，奉祀官孟繁骥在孟府见山堂宴请了日寇宪兵司令，具体怎么谈得不得而知。事后，派孟府总管王小殷去兖州营救。据近支孟繁宗叔说，父亲拒绝写悔过书，人未能救回。祖父自此病倒，第二年春天，吐血身亡。由于家境败落，母亲借发丧送走祖父。因我父亲是孟子嫡系后裔，居住在亚圣府内，是孟府二支大少爷，他的被捕在当时邹县城内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时的亚圣府内住着七户孟子后裔，与父亲相差2、3岁的有六人，只有父亲一人在府外担任教师，其他的人都在亚圣府内做事。在祖父过世后，我的堂伯父、孟府奉祀官孟繁骥把我们娘仨叫去吃过两次饭，许诺供我姐弟俩上完大学，但1948年他就去了台湾。自此，我父亲的事再无人提起，只有我的母亲幻想着父亲还活着，为父亲做了30多双鞋。日寇投降后，有从日本回国的劳工，母亲就到大街上去询问见没见过这个人。母亲带着我姐弟俩十几年，自己的身体不好，患上了甲状腺炎也无钱治疗，直到最后已不能手术，于1959年去世。母亲直到咽气前还在掐算父亲的年龄，盼望能够回来。

1952年秋天，我报名参加工作，到南关镇开介绍信时遇到一位邻居，他坐在一张桌子上指着我说：她是地主成份，不能让她去，让我去。当时，一位姓石（名字忘记了）的镇长说：你知道什么，地主地主的，你知道她爹是干什么的么？就让孔副镇长开了介绍信，从此我走上了革命道路，走上了工作岗位。弟弟高小毕业后，在南关大队第六生产队当会计。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没把我们当地主子弟看待，母亲也从没被当做地富反坏扫过大街，直到1956年我有了大儿子，还在亚圣府内住着。期间，我丈夫受到批斗，我也受到牵连，让我游街示众，说我父亲是，跑到台湾去了。此时，我的同事也是南关的邻居田庆吉站出来说：以后不要这样说了，她父亲不是，更没有跑到台湾去，而是叫日本鬼子杀害了。以后，我的生活、工作环境有了改善。

父亲被日寇抓捕后，最终是一个什么结局，始终缺少一个明确的说法，这也成了我一辈子的心事，每当想起父亲就感觉心被堵的满满的，呼吸都不顺畅。多年来，我多方查找党史资料，信函咨询革命前辈，努力想着理出一个头绪来。邹县党史记载：1940年3月17日，邹城特别支部委员会因叛徒任德馨告密被破坏，当时共逮捕了20多人，被押解到日寇驻兖州宪兵司令部杀害。这一时间，与我父亲被日寇抓捕为同一天。1960年，邹县一位30年代入党的革命老前辈董宜亭（解放后曾任邹县卫生局长）主动找到我，对我说：孩子，你父亲那批人，城内的8个人大都是员，不是党员的也是红外围，你写个材料，我帮你联系了解情况的老同志落实，给你父亲一个说法。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党的红外围这个名词。遗憾的是，我那时还年轻，母亲刚去世，二儿子出生几个月，又是生活困难时期，就把这事给耽搁了，辜负了董宜亭老人的一片心。后期，我再找到老人家，他的年事已高，身体已不太好，这使我错失了一个良机，懊悔终生。

上世纪90年代，我退休了，孩子们也都有了下一代，可以说是子孙绕膝，生活美满。可生活越好，心中越不安，父亲的事情始终没有一个定论，老感觉对不起他老人家。1996年，我先后给两位革命老前辈去信，询问父亲的事。一位是丁平老人，他原名张文唤，时任邹县县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卫生局长。这是一位对后辈人满怀关爱之情的老前辈，先后9次写信为我介绍情况，指点迷津，每逢信中都让我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爱护和帮助。他在1996年6月21日的信中说：“关于你父亲的具体情况，我也说不清楚，但我估计和当时邹城特支遭敌破坏可能有牵连的。邹城特别支部遭敌破坏，被捕的有特支副书记张庆梅同志，党员董乃济、张兴理、杜荣鑑、任德馨等，同时敌人还逮捕了与我特支有联系的抗日进步的十几名青年。翌日，除任德馨外，都押解到兖州后，不知何时，不知在何处，把二十余同志残杀了。这次事件是任德馨叛变投敌造成的罪恶事件。”同年7月9日又复信：“韩维密是我县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被捕前和被释后，和你父亲因同事（教员）关系有密切交往。邹城特支遭敌破坏时，正逢日寇疯狂残害我国公民，摧残抗日力量，你父亲不幸惨遭杀害，是中华民族之不幸，是你全家之不幸，要切记国耻家恨……”老人家还特别细心，曾致函另一位老前辈韩继堂了解情况，担心韩老前辈的字比较难认，“故抄清一份，连同原信寄去。”这是一位多么善良而又有大爱的老人啊！我多么想当面道一声“谢谢”，可惜没有这个机会了。

另一位就是前文提到的韩继堂老前辈，他原名韩崇尧，时任邹城特支书记，解放后任职北海舰队后勤部。这是一位在战争年代5次受伤的功臣，常年忍受着伤痛的折磨。他在1996年5月17日的来信中说道：“繁驯和维密是同学同事，听说他们来往甚密，感情甚好，我分析可能对繁驯有所帮助……我在邹城工作的四个月内，未和繁驯联系过，当时我住在乡下领导邹城工作”。韩继堂老人家还特别提到在孟府设立情报站的事情：他曾将八路军一一五师侦察参谋江冲送到孟府，交给了孟府的管家孟子玉，是谁把江冲送走的他就不知道了，因为工作变动也就没再过问过孟府情报站的事。

丁平、韩继堂两位老人家都提到了同一个人：韩维密。查阅邹县党史可知，1932年夏，受山东省委委派，员、济南乡师邹县籍学生韩维密，回到邹县从事建党工作，7月，建立了邹县境内第一个组织——邹县支部，直接隶属于山东省委领导。韩继堂老人曾在信中告知我，他和韩维密是同族又是邻居，是韩维密主动帮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韩维密与我父亲是同学同事，1933年被捕前和1937年10月被释后，常到我家去，有时就吃住在我家，他对我父亲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也是最能证明我父亲身份的人。可惜的是他老人家于1939年调往泰山地区从事党的工作，1942年秋，泰山区发生锄奸错误事件，不幸罹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多方查询没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1997年，我又委托好朋友邹城市法院退休法官张德春同志，对我父亲的情况进行走访调查。他历时4个多月，走访了10多位我父亲的同学同事和孟氏宗亲，得知了以下的情况：孟繁驯在邹县简易乡村师范上学，是师五级的学生。在校期间一律军事化，统一服装，腰扎皮带，打裸腿，打着小旗，喊着打倒日本的口号，都是进步爱国学生，是日本人逮的对象。邹城特支成员张庆梅、杜荣鑑、董乃济、任福颖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于1937年9月被中华民族先锋队山东省队部的靳怀刚（党员，解放后曾任上海市环保局长）等人发展为民先队员。事后证明，这四人都是员，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由于历史长久，与父事的革命者多已去世，有的被杀害，加之当时对敌斗争残苦，都是单线或秘密联系，无法查对证明父亲身份，但他与员有密切联系、从事过抗日活动并被日寇杀害的事实是确切的。

我也曾带着老前辈的信到民政部门咨询，以求给我的父亲一个说法，得到的回答是要有当时的证据。如果我的父亲真的从事的是抗日地下工作，是要时刻冒着杀头危险的，有什么能证明其身份的证据也会隐藏很严密，再加上日伪抄家，信函书籍一扫而光，哪里会留下什么证据给我们。后期，我弟弟打听到，1945年邹县第一次解放时，政府曾召开反奸诉苦会，凡是受到日伪迫害的人员家属都要参加会议进行登记。我找到负责下通知开会的梁贵荣老人问过，怎么我父亲的事没有登记，他老人家说，通知你母亲参加会议，但你母亲不敢去，说是害怕如果登记，敌顽再回来会把你唯一的弟弟这条根给断了，连个续香火的人都没有了。

多年来，查阅邹县党史、县志及文史资料，1940年邹城特支被破坏，日伪共逮捕杀害2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只追认了张庆梅等4人，其他受牵连的连个名字都没有。老前辈丁平看到县志后曾指出：发现张兴理同志，遭巩振寰杀害的八同志，还有几名老战友的名字，均未列入英名录。他遂致函民政部门，要求采取措施予以补救。

我现在已经四世同堂，身体还算硬朗。今年以来在孩子的陪同下，先后到兖州、济宁、济南等地的民政、公安、档案等部门去查询线索，再没有什么新的收获。其实，我查找父亲的事情，只是想确切知道他的最终归宿，还原父亲一个完整的形象，尽到一个女儿的心意。早已不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块烈士的牌子，对我一个91岁的老人还有多大意义呢？我只是怕我百年之后父亲的事就无人知道了，明年又适逢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故把此事记录下来留给后人，了却我今生的心愿，告慰父亲的忠魂。

父亲啊，你在哪里？！听得到女儿的呼喊吗！

女儿 孟祥淑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日

（郭刚提供，谢谢）

原载《孟府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