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19日阳历八字男性(1970年1月19日农历是多少命运)

浮生如梦 2023-09-18 07:38:56 网友投稿

谌贻琴当选贵州省委书记，李炳军、时光辉为副书记

据贵州天眼新闻消息，4月28日下午召开的贵州省委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月28日下午，中国贵州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贵阳举行。谌贻琴同志主持会议。

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贵州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批准了中国贵州省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谌贻琴当选为省委书记，李炳军、时光辉当选为省委副书记，李元平、卢雍政、吴强、胡忠雄、谭炯、吴胜华、李睿、时玉宝、陈少波当选为省委常委。

谌贻琴，女，白族，1959年12月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党员，现任十九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李炳军，男，汉族，1963年2月生，大学，工学学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时光辉，男，汉族，1970年1月生，大学，工学学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兼）。

李元平，男，汉族，1962年11月生，大学，农学硕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卢雍政，男，汉族，1967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法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吴强，男，侗族，1966年8月生，大学，工程硕士，党员，现任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毕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胡忠雄，男，汉族，1966年1月生，研究生，哲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贵州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

谭炯，男，汉族，1966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吴胜华，男，布依族，1966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哲学硕士，党员，现任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李睿，男，汉族，1967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工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时玉宝，男，汉族，1966年2月生，研究生，管理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兼）。

陈少波，男，土家族，1969年6月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出生于1970年1月的时光辉此番当选贵州省委副书记，他自2018年起，任贵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原任贵州省委副书记蓝绍敏，已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此番新当选的贵州省委常委中，有5位新面孔：

谭炯，男，出生于1966年6月。曾任中国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行长、云南省分行行长，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等职，2017年1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2019年6月任中国工商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9年9月任贵州省副省长。

吴胜华，男，布依族，出生于1966年10月，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吴胜华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黔南州副州长，黔南州委常委、副州长，黔南州委副书记、都匀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州委政法委书记等职，2017年2月任黔南州州长，2020年10月任贵州省副省长，继续兼任黔南州州长职务，2021年3月卸任黔南州州长。

李睿，男，出生于1967年10月，曾长期在甘肃工作，曾任：甘肃省交通厅副厅长，甘肃省发改委副主任，兰州新区管委会主任、党工委副书记，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甘肃省交通厅厅长、党组书记等职。2020年10月，跨省任贵州省副省长。

时玉宝，男，出生于1966年2月，曾在中组部工作，历任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副局长、巡视员，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常务副局长，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局长，中组部组织一局局长等职。今年2月报道显示，时玉宝已任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兼贵州行政学院院长。

陈少波，男，土家族，出生于1969年6月，长期在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曾任：秘书五处副处长、处长，秘书一处处长等职。2010年，他调任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2011年任贵州省政府副秘书长，后同时任省政府研究室主任，2016年3月，陈少波任贵州省发改委主任。

谌贻琴当选贵州省委书记，李炳军、时光辉为副书记

李炳军，男，汉族，1963年2月生，大学，工学学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

时光辉，男，汉族，1970年1月生，大学，工学学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兼）。

李元平，男，汉族，1962年11月生，大学，农学硕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卢雍政，男，汉族，1967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法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吴强，男，侗族，1966年8月生，大学，工程硕士，党员，现任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毕节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胡忠雄，男，汉族，1966年1月生，研究生，哲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贵阳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贵州贵安新区党工委书记。

谭炯，男，汉族，1966年6月生，在职研究生，经济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吴胜华，男，布依族，1966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哲学硕士，党员，现任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李睿，男，汉族，1967年10月生，在职研究生，工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时玉宝，男，汉族，1966年2月生，研究生，管理学博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兼）。

陈少波，男，土家族，1969年6月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党员，现任贵州省委常委，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此番新当选的贵州省委常委中，有5位新面孔：

程光炜：读俞平伯干校家书、日记

俞平伯(1900——1990)，著名作家、学者，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读俞平伯儿子和外孙所编“家书”“日记”，参考其他人回忆文章，发现“七十年代意识”“新时期意识”穿插或并置其间，真担心它会影响真相的探讨，阻碍今天对20世纪70年代的认识。俞润民的《写在家书出版之前》谈及自己赶回北京家里时，见到父亲干校前的最初反应：1969年12月父母亲将随社科院一同去河南农村“五七”干校。我闻讯后立即由天津赶至北京，见母亲正在整治行李，父亲心情却很平静，他对我说：“我们家原本世代务农，我这次去农村也算是返本吧。”他对北京并无过多的留恋，对去河南农村也没有太大的不安。他就是在这种心情下，离开了北京，奔赴河南，开始新的农村生活。家人对俞平伯1969年12月至1971年1月的“干校家书”，不知是否增删、修改，至少从家书（是写给儿子俞润民的）内容看，俞对下放，确实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外孙韦柰的《俞平伯日记选·前言》并不看好这种结论：在外祖父重病期间，他把写的多本日记交给了我，如果这能算是遗产的话，那么，他留给我的，便是最宝贵的财富。……“干校”日记，则是我外祖父在……的记录，也是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历。编选者特别用“惊心动魄”一词来描述“日记”内容，显然认为其中并不简单。为什么同为俞平伯亲属，却是不同的结论？而比较起来，哪一种更能揭示俞平伯在20世纪70年代的真实心态？这是本文希望探讨的问题。一、饮食和住宿在俞润民看来，“父亲在河南的家信，总是很乐观的”。一个月内由信阳、罗山、包信到东岳搬四次家，频繁打开收拾行李，虽然两位年逾七十岁老人的体力受不了，但他叙述新环境的风土人情和品尝饮食，却乐在其中。1969年12月14日致儿子家书说：余去东岳步行十五里，“七时去，八时三刻到。在彼买一熟鸡，较北京的为佳。吃面一碗，又吃面裹魚块汤”。去时有伴，归时失侣，然独自行走原野，欣赏乡村风景，仍“别有趣味”。这位50多年很少离京城的老先生，对吃、看、行皆感新奇。七天后，家书写到赶集和烹饪的情形。购买活鲫鱼和虾，“用二角”，鸡子三枚，每个七分。“鱼虾以火酒烹食之，虾有一大碗之多，南来第一次尝鲜。”初觉物价便宜，与旁人比较后，才发现买瓶开水（五分）上了当。俞平伯是学部文学所首批一级研究员，每月工资应为300多元，此次花销虽是小钱，但被骗仍觉不爽。东岳干校曾盛传俞平伯用十块钱买一只鸡的笑话，不知确否。从他对每分钱的精算程度看，其实也不迂腐：“一角买四个牌子，可打四瓶。零卖则每瓶三分。即此亦很贵。”“开水事件”未破坏俞平伯品尝当地小菜的兴致。他在12月27日致润民信中接着说，因三天一集所购不足，可用北京带来的罐头弥补。不过南来已打开7个，信阳2、罗山2、包信3，所存宝物愈见稀少。又说当地鱼虾颇丰富，可作料太差，不足与食材相比，无形增加烹出美食的难度。“此间鱼虾、肉类、蔬菜、红枣、番薯均好，只调味品欠佳，棉籽油、酱油均不佳。”（1970年1月19日家书）1970年开春从包信搬至东岳，刚安顿，俞去信告知饮食情形。18日自集上购来的草鱼，或炸，或红烧，均美。而且经反复实践，发现它味道鲜美，且体大，一次从集上买来的草鱼，“可吃数日”。（1970年3月24日家书）八九天后的家书，还兴致不减地谈到去附近外贸部干校抢购猪肉的情景。下乡干部，日日学习、劳动，生活极为贫乏，于是把赶集当作迎接节日，因为那里毕竟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俞平伯之所以去外贸部干校抢购猪肉，一是东岳集市时间不定，忽而五日一集，忽而又二日一集，反复变动，颇感不便。俞氏购猪肉五斤，没料到竟被不遵守排队秩序的干校干部挤得狼狈不堪。他讥讽说：“名为排队，实系一拥而上，我被挤狼狈”，不过，“居然买上了”。另外，为适应集市开市的反复，保持家里库存，“汝母”把在北京向王澄秋之母学来的熏鱼手法，派上了用场，品之发现“颇佳”。可惜鱼刺太多，不小心把上排某颗假牙撬掉，那假牙居然最后又在“魚骨丛中找到”。信阳所辖罗山、息县等县，邻近湖北孝感和随州，地处淮河流域。这里是河南偏僻和落后地区，然而是本省唯一鱼米之乡。俞平伯苏州人，俞夫人杭州人，居北京50余年，饮食习惯仍偏于家乡风味。这次下乡虽苦，没想这个鱼米之乡，能满足肠胃，也能在饮食中缓解思乡之情，岂不两全齐好？韦柰证实，外祖父有爱吃美食的“嗜好”。他和叶圣陶是“五四”时代结识的挚友，秉性脾气相同甚少，相差却大，仅就饮食来说，“叶老饮食有度，从不过量；而他爱吃能吃，没有限制”。文学所年轻同事栾勋也发现俞平伯有爱吃鱼虾的嗜好。“他的祖父俞樾是翰林人士，居家苏州。俞平伯也就爱吃虾。”一次，俞上街赶集时，见一堆河虾鲜活蹦跳，便问这虾价格。答说一毛五一斤。俞老不谙行情，错以为一毛五一对，于是买了10对，一下花去10元钱，小贩一时乐不可支。俞氏10元钱买一只鸡的“干校传闻”，被栾勋张冠李戴；但以讹传讹，只增加文学色彩而已，故事却不失真。比之饮食，俞平伯的住、行不理想，他依旧抱着随遇而安的态度，不为环境所动。据1970年夏从北京插队农村去探望外祖父母的韦柰回忆（东岳）：那间茅草房，简直就称不上是一间房：土墙茅草顶，四壁透风寒，一扇柴门半掩，无窗室内昏黑，这是我对那间长仅2米，宽不足1.5米“房间”的描述。老乡们听说这里住的是一个“毛主席给他写过信”的“大人物”，便常围在门口张望，好不新鲜，就连散养的猪，也成了他们的常客。……完全被惊呆了……尽管那时我也在农村，我根本无法想象他们是怎样过活的。（此图为俞平伯夫妇东岳居处内部情形）他在吃惊之余，竟发现外祖父对此抱着达观的态度：当我们握手拥抱之后，外祖父的第一句话却是：“这里逢双日有集市，明天一早我们去看看，可买些鱼虾，还有油条可吃。”短短的几句话，像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生活的苦难，并没有把他摧垮。傍晚，祖孙闲坐门前小水塘旁的一棵楝树下，俞平伯谈往事、干校和农村生活，将一首写乡居生活的诗词念给他听，作品写道：《七绝》（二首）落日红霞映水村，西塘小坐似公园。晚来更对柴门月，一岁情踪共讲论。祖孙两地学农田，北国中州路几千。知汝远来应有意，欲陈英力起衰年。纯粹从诗句字面讲，看不出任何韦柰所感触的“生活苦难”，相反，倒是一派士大夫还乡省亲时看到的田园风光。其实，那个水塘并非清水，而是泛出黄绿色，很脏很臭，毫无“诗意”而言。不知何故，老先生居然在此雅兴大发。820世纪80年代，臧克家因美化干校生活的诗集《忆向阳》，被老作家姚雪垠诟病，由此引发笔墨官司。然而格调相同的俞平伯“干校旧诗”，却被学部人士传为美谈，笔者对此一直郁闷不解。不光诗词，连俞平伯家书对寄住包信小学的叙述，也极平常。他在致润民的信中说：“我的住居分配在小学。茅草屋三间，孙剑冰家占二间，我们只一间，中间要隔一下，总算分为两家。地甚简陋窄小，汝母初到亦稍感不悦，我却能安之。其室虽陋，而四围环境颇佳，非常清旷。”（1969年12月14日）4要知道俞平伯北京朝内老君堂的祖居可是几十间房。据去过老君堂的何西来忆起：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是清代学术史上重要人物之一”，传到他这里五代书香。“老君堂分正院、偏院，有几十间房子。俞平伯住正院，偏院是他家的书房。”每逢休息日，他常请朋友到西院唱昆曲。虽与北京有天壤之别，但文学所对俞还算照顾。初到东岳，学部无法立足，只能借住公社仓库、供销社、老乡家，通常是几十个人、十几个人共居一室，一个大通铺解决。就连钱钟书、吴世昌、吴晓玲、范宁等宿儒，还与年轻的陈俊涛，同居一室有一两年之久。9因东岳住房紧张，俞家被暂安置在十八里外的包信小学，便属权宜之计。1970年1月19日的家书，对包信寓所的描述甚详：“我们住室四面通风，西间的门其缝甚大，且墙亦缺损，东向窗虽然糊上却仍透风，纸有时被小孩（后窗在校，临旷野）戳破，北面的墙靠屋顶处亦破了一块，故屋顶亦漏光”，“但如大雨，我想也会漏的，好在我们在此亦住不长的”。这等环境，难怪俞夫人“稍感不悦”。搬至韦柰所看到的东岳住所，本想条件稍好一点，没想一日突遇大风，对房间破坏甚剧。家书无意隐瞒一片狼藉的实情：四月二日南风颇甚，到半夜时，忽起大风，怒吼声隆。我们觉得脸上掉土，蒙被而卧。邻人夜起，来借电棒。我们亦未睡，后风稍小方睡着了。早起一看，原来我们住屋西边之茅草，已被吹去一部分。门边柴草满地，即由屋顶吹落之茅。是夕为西北风，亦不知几级，至少有八级。我们住屋本在这一排西尽头，故吹茅草。幸已有绳缚之，损失一部分，未全掉，尚待修补。远处另见一屋，整整吹掉一大片茅，露出屋顶，昔读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吹我屋上三重茅”，今日方有真切之感，而老杜之襟怀真挚旷达，古贤真不可及，不知你能觅得此诗一读否？二人在住屋西边茅草吹去一部分，四周透风的房间，居然安睡一夜。在早起收拾一片黑土灰尘、四散的茅草的时候，还不忘跟儿子幽默一把，甚至嘱他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找来一读。这种淡然、冷静的态度，在今天富足的年代真是不可理喻。前面说到，单位安排他住距东岳学部干校十八里之外的包信，确有关照之意。但他也不能仅仅在此吟诗，置身于历史之外，还要经常赶到东岳干校学习开会。如遇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十八里路途不过蹒跚得稍久一些。假如阴雨天，遭遇豫南一带山地遍地的泥泞，那就惨了。俞平伯“日记”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如1969年12月25日记道：“步往东岳听报告，九时行，六时返，归途遇雨，幸有人招呼，狼狈仅达，已昏黑矣。”1970年元旦、二日放假。“三日东岳开肃清516分子大会，薛作报告。晨六时三刻行，九时五分到，时间恰好。后又有班会。”又记，元月“16日六时半至东岳开会（九时半至十一时），返寓一点三刻”。信阳所辖各县，大多是丘陵山地地区。南五县罗山、光山、新县部分地区，更是崇山峻岭，干校所在息县地势虽稍微平坦，不过丘陵、河沟依然会有。俞平伯已满七十岁，年迈体衰不说，光是在丘陵山地、沟塘和树林之间绕来绕去，一路要向行人询问打听东岳方向，其中之苦已不可说。所以，他十八里路就走了近三个小时，16日晨六点三刻出发，另一次回到家里，则天“已昏黑”。这里有一旁证，可以证实俞平伯路途之艰难。作者黄继斌，1940年5月生人，河南息县东岳镇街村人。1970年（30岁）他在东岳完中教书，对学部干校名人久已仰慕，只无缘结识。那个季节东岳连日阴雨，街道上的淤泥有一匝多深，变成名副其实的“水泥路”。某日，他在街上转悠，“看到一位身材瘦小的年迈老人，穿着长筒鞋在街上走，每走一步，总要弯一下腰拔鞋，看起来十分吃力”。他不知道这就是俞平伯先生，于是主动扶着老人走路，不足100米的路，“俺俩足足走了半个小时。他累坏了，也把我急坏了”。原来，俞平伯是去食堂，于是留客吃饭。黄氏谢绝，说20分钟后再来，最后一直把他送至包信。几天后，妻子对他说，这几天你扶的那个老人，你猜是谁？黄氏不解。妻子听大队干部说：“是那个《红楼梦》专家俞平伯。”这位好心人的回忆性记述，恰好与那则1969年12月25日的日记对上，证明此事不假。五十年前的一个陌生人，热心帮助不认识的干校老人，其中的人性温暖，至今仍能依稀地感触。二、菜园、搓麻绳和开会当时形势下，军宣队和连部给资深知名学者安排轻活已属不易。如俞平伯看菜园和搓麻绳，何其芳养猪，钱钟书、吴世昌和吴晓玲看管农具，后钱改去邮局取信等。有俞平伯日记为证：仍在菜园班，班长由培福，副班长李新萍、仁钦。工作为搞积肥。（1970年1月25日“日记”）他看菜园时间不长，搞积肥也不是轻松活，于是他转业在东岳家中搓麻绳。让俞平伯在家搓麻绳，一是避免他走远路；二是在家，方便连部送原材料和取走货品。搓麻绳乃学部干校盖房之需。据何西来说：“俞平伯在这里干点轻活，搓麻绳，用来捆秫秸。因为我们盖的那种房子，没有椽子，只有檩条。就用麻绳捆住秫秸秆，捆成又粗又长一条一条的秫秸把子，搭在檩条上，再上瓦或不上瓦涂上泥搭别的东西，做为支撑。”可见俞平伯搓麻绳，还是一项重要工作。不过因用料量大，他家也许只是其中一个供货点。在何西来印象里，“俞平伯搓麻绳，可说是一丝不苟。他跟何其芳一样，虔诚地劳动，虔诚地改造”。有俞氏的诗为证：脱离劳动逾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可能他在搓麻绳上费时最多，因之日记记载较为详细：1970年4月15日：“至唐棣华处‘天天读’，搓麻绳工作。”为便于盖房用料，“搓麻地点以后改到工地”（1970年5月1日）。“八日雨，搓麻绳。”（1970年5月8日）搓麻绳又改回“家庭作坊”，“二十一日以后，在家制作麻绳”（1970年5月21日）。其间，所领导还来探望，“晚宣传队王、周、袁与连部王保生来访谈”，问些身体、生活等琐事（1970年11月1日）。然而，对于俞平伯这位从未做过农活的老先生来说，搓麻绳哪像“日记”中说得这么简单？要了解具体情形，不妨再读他的“家书”。某日，连部让他们改编麻辫，可能为捆绑檩条所用。但麻辫甚粗，两位老人无力完成。但盖房“麻辫”需求量大，于是这话，又转派俞氏夫妇这里。连部派来的是重量级说客：十八日傍晚吴世昌来，说工地需要麻辫子。规格很粗，用麻经甚多，长约一丈二尺。我不能为（编松了亦不合用）仍拟编麻绳。汝母答应试之。年轻领导不便直接来催，遂派所古代组原组长吴世昌登门动员。俞平伯仍难接受，因此改由果决刚毅的俞夫人代夫出征——后经反复试验，她居然克服了技术难关，还称此工作比之编绳，亦不很难。但领导未特别为难两位老人，一百多号人的文学所如果盖房，麻绳、麻辫用料量必定很大，是否在他们“搓麻绳”同时，又令另一些人加紧赶制，也不好说。但学部干校是外来单位，在本地采购原材料不一定顺遂，因此“停工待料”时有发生，让两位老人在此间歇里喘一口气。“家书”对此有不少补叙，其大意如下：汝母所编麻辫，我之所编麻绳，均已送达工地。因麻用完，因此停工待料。自四日起停工待料。然粗算成绩，也颇乐观：五月下旬至今，共做了115绞，其中汝母编13，我编一百有余，她另制麻辫两根（俞夫人还兼有做饭、洗衣和照顾先生之责）。最近天气炎热，无雨。屋内甚热。此时送麻料来，接着搓麻绳。汝母做得比我好，又编二丈有许的麻辫，而我仍然搓麻绳。自九月二十四日以来，无麻停工，约两个月未做。几天后忽然送来麻料，便连忙赶制起来。但他纳闷：“何以中隔多日，亦不知其故。”因此，便抱着“有麻即做，无麻停工”之态度。与俞平伯活计相比，小他四岁的巴金在上海奉贤干校的劳动，可称酷烈。王西彦说，巴金属监督劳动，运稻草、抬粪水、拣菜，什么都干，稍微慢点，就会被训斥。负责派巴金活的黄宗英说，派工时我故意“严词厉句”，“已示划清界限”，其实自己也不在“革命群众”成员之列。此等差别，与上面视文艺界为“重灾区”的恶劣印象有关，可见即使同为“干校”，人们的处境仍会不同。对俞平伯来说，令他不快的倒不在这些劳动，而是无休无止的开会学习。因“家书”需经邮局寄往天津，也许存在抽查担忧，而“日记”则藏于箱底，是故一些“怨言”，可以稍微透露。我们不妨一读：俞平伯来干校不足两个月，就因私下读《水经注》被批：“十日因看《水经注》，会上有批判。”（1970年1月10日）惊出他一身冷汗。于是改吟与干校生活同步调的“诗词”。但此时的他，已被包围在“开会”“听报告”“批判会”和“天天读”当中。例如，1月3日开大会，后有班会；25日学习；28日晚“读报会”；29日在食堂开大会；2月5日在公社开大会；7日在唐坡工地开会；13日早晨到连部听报告；17日晚是席棚大会，“宣布解放毛星，又到连部听录音报告”（毛星原为文学所副所长；录音报告，往往是来自上级，或者更上级的报告，录制下来，供向各省市、地区、县镇等下属单位传达之用）；28日大会斗批徐武生；3月4日，李来做大会报告；27日大会；“三十日在唐坡宣布解放唐棣华，从宽处理王、李，我未参加。事后始知之。”……1月至4月，仅记入日记的大小会议，就有12次之多。未见诸日记的，还不知多少。可见那时干校，不只是劳动、生活，亦有大量烦琐的会议，后者不是陪衬，经常为主要内容。如果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两百年间罕见的“天天读”年代，此话不过。与俞平伯同时期的干校同事，回忆文章有类似的记述，他们共同领教过这种时代氛围。“学习班”致使年轻学者的关系剑拔弩张，比如栾勋和王春元、我和春元等。钱钟书参加批斗会的一个细节，颇有意思：会场气氛紧张，但见他“一直低着头看地上，不看台上（但凡开大会，钱先生也大体如此）”。又有人看到钱钟书另一侧面：清查“5·16”，学习和审查不断。“我们写了大字报，还拿去让钱先生抄。有一次，他看了我的大字报稿，说，你这个不通啊！你这里逻辑上有错误。他指出我的逻辑之错，我当下就接受了，改了。”时任文学所五连负责人的王保生，也在复原、重现学部干校“天天开会”的历史场景：一间住男同志，一间住女同志，都是几十个人合住一室。这儿既是睡觉的地方，也是开会、学习的地方，每天晚饭后，都有一次晚点名，军宣队要训话。白天或是分成若干个学习班，由连里的专案组成员加上几个其他同志，对被怀疑的所谓“5·16”分子进行“政策攻心”，或是召开学习“毛选”心得交流大会，总之是小会接着大会，翻来覆去是那些车轱辘活。俞平伯在包信，与东岳“会议中心”相隔十八里地；搬到东岳，他和夫人单住，与文学所集体宿舍分开。但从他的“日记”看，隔着十八里路程，或隔着几条街道的会议声音，不可能传不到他的耳际。更何况还如日记所载，他会不时赶去开会，有一次牵涉自己，但更多是当旁观者，这种日日月月年年的心理训练，最后导致的必然是心灵麻木。实际，也就在几个月前，学部游行的情景，还晃动萦绕在刘士杰的脑海，不可能因来干校，就忘得干净。他亲眼所见在学部院内，一个外地来的小将审问：“你叫什么名字？”俞平伯说话本来就结巴：“叫，叫俞平伯。”又问：“写过什么毒草？”答：“我写过《红楼梦研究》。”“啊！原来《红楼梦》就是你写的！”俞先生便更加结巴了：“不不不。”“刚才还说你写的，转眼就不认账，真不是玩意儿！”说着往俞老头上抡了一巴掌……三、是“七十年代”，还是“新时期”本文所说的“七十年代”和“新时期”，是指对文学史材料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也即在研究过程中，是按照“新时期”的眼光和意识，还是按照“七十年代”本来的状态，来看待干校人们的生活。从俞润民和韦柰“家书”“日记”的前言看，润民相信父亲干校时期的生活状态，更接近“七十年代”实际的情形，而韦柰倾向以“新时期”来观察之。润民说，父亲的乐观，与他已经融入当地环境有直接的关系。“1970年12月我带女儿华栋去河南东岳省亲。在包信下车，步行至东岳要走18里。父亲寄居包信时，经常步行至东岳开会或听报告，都要走这18里路。”原以为艰苦环境会影响情绪，但见那几天他们“终日谈笑风生”。在以“新时期”眼光进行观察的韦柰看来，外祖父明朗积极的诗词，与他的困居处境其实并不一致。事实也证明，他们是要“把日常生活的琐事，做给我看”，还“嬉之为‘表演’”。何西来比较认同俞润民：“俞平伯的自我改造意识还是明显存在的。他愿意接受的批评。‘’前有一次我到老君堂去看他，他把写在花笺上的一首诗给我看了。是在‘十竹斋’花笺上写的。我记得其中三句：”灸背夕阳面壁居，毛公指点分明甚，悔不当初细读书。这是他想通了的缘故。“上世纪50年代批判了他，60年代他也并未想翻案。‘毛公指点’句和‘漫说屠龙’句，意思是相同的，是愿改造的。”陈俊涛也认为，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看问题，主观性地用另一时代的观念来看这些老先生，与事实不符。“搞干校，这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只有无条件地服从，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有远见卓识者并非没有，但恐怕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处于不觉悟的状态，即令有所不满，也不敢往别处想。”他觉得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和吴世昌当时的状态都是如此。刘士杰持相同观点。不过他强调，俞平伯的“镇定”和“超然”，正说明他有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我在台下看着都替他揪心。但令我钦佩的是，俞老先生以一种镇定的态度对待这一切。或者说，以游戏人生的态度来接受这一切。”他还特别指出了这些诗句的“游戏性”：“三椅拼睡南窗下，太阳棉袄暖烘烘。”《俞平伯的后半生》作者王湜华则提醒说：1954年的“事件”，还有平伯一向达观的性情，是他在干校抱持“随遇而安”态度的主要因素。韦柰与俞润民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是其年龄和经历所决定的。当他还是目睹过大变动的高中生的时候，润民和干校年轻学者，已经是有些社会动荡经历的成年人。而他沉入社会底层的知青经历，与处在封闭状态、与真实社会实际隔膜的润民和年轻学者，在感触时代变化的脉搏时，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就是说，他更接地气的人生处境，使他能提前一步地敏感到时代冰层下涌动的新鲜气息；而他这种思想敏感性，则更接近于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意识”。在这方面，韦柰并非个例，它实际印刻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转折时代某些“代际”的痕迹。比如，在“地下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初期作者中，除《公开的情书》作者峰，几乎都像韦柰那样是高中生、初中生，或是插队知青。这就是说，韦柰看到的外祖父干校时期生活中隐含着的“新时期意识”，并非俞平伯自身所具有，而是那时代的荒谬性，根植在他干校生活之中的。它并非俞平伯所能认识到，而是在他们这代读书人的悲剧经历中，所隐约折射出来的。这一潜藏于历史地表之下的敏感信息，被从北京来的知青韦柰，在探望困居东岳的外祖父母身上捕捉到了。作为韦柰同龄人，北岛也有类似的经验。他在《断章》中说，1974年冬末，他将中篇小说《波动》手稿，交给好友赵一凡保存。“待我在他书桌旁坐定，从书包掏出手稿。一凡惊异地扬起眉毛，用尖细的嗓音问：完成了？”他见我存放手稿时面有难色，便说：“我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里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但他自信的口气却让我不安，“第三天下了班，我赶到他家，借口修改”，取走了手稿。两三个月后，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东侧南拐，发现赵一凡家门上贴着盖有红色公章的某局封条，四五个居委会老太太围着自行车，问这问那。他马上逃走。然而又担心，手稿是否已事先被赵拍照保存？过几天没人找他，惊魂不定的心始才逐渐安稳。显然，这是北岛1974年、1975年就具有的“新时期意识”。虽然李陀在这本书“前言”中否认，“编辑这本书与怀旧无关”，这不是用“新时期意识”重写“七十年代”。但他接着又承认：“我们想在这本书里，让昨天在文字中生动地复活，让昨天在阅读中展现，让今天的人直接和昨天对话。”显然，俞润民编书是“回顾”，韦柰编书则为和“六七十年代”对话。在新时期初期，许多作家都像韦柰这样抱着与“六七十年代对话”的写作目的，来“重写”上述年代。例如，靳凡（峰）的《公开的情书》，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北岛的《波动》，他和朦胧诗人的诗歌。再如，王蒙、刘心武、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卢新华、孔捷生、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韩少功的新时期小说。他们知道，只有“重写”，才能使自己的新时期作品产生有效性，在广大读者中产生强烈和持续的影响。因为通过“重写”，“七十年代”暗淡糟糕的生活经历，始才具有意义。因此可以说，新时期文学史，是一部“重写历史”的文学史；新时期作家，是借助“重写”而发现和重新塑造自我的一代人。但是，我们是否会同意何西来、陈俊涛等所说，俞平伯“家书”“日记”虽然没有“重写机制”，但它更接近作者本人“七十年代”的“真实状态”这种观点呢？理由是，鉴于当时历史，鉴于当时环境，“心甘情愿”是符合他们思想和生活实际情况的一种状态。我们再来翻看家书，俞平伯1971年1月23日致润民的“家书”，在谈到所里宣布何其芳、吴世昌和孙恺第和他本人首批回京，自己打点行李，经息县和罗山，在信阳小住等火车，18日下午四时抵京的经过后，用的是明显松了一口气的语调：这地方算不错，如老乡所谓“不冷不热，吃啥有啥”。最大的毛病，在离信阳远，交通不便，我与汝母住在那里，实际上是陷在那里，我固愿意安居，亦只得安居。若非组织上发动，一切得到照顾，有李君大力相助，我们是无法离东岳而到北京的。我们要年轻些，在六十岁左右，即便要好得多。在这最后一封家书中，作者使用了“陷在那里”，“固愿意安居”，“亦只得安居”，若非什么发动，“无法离东岳”和回“到北京”等措辞。对这部只报喜、不报忧的家书来说，这种措辞是前所未有也是令人惊讶的。它真实的信息是：我们不愿意待在那里，并非是甘心接受“这个七十年代”，而是“这个七十年代”，是由组织安排又由他们发动才暂时结束了的。由此倒推，纯粹从人性而非从表面事态的角度讲，他写于东岳的旧诗词显然是言不由衷的，而这封家书，也许更接近他“七十年代”的真实状态。因为诚如作者坦言：组织安排的那个“七十年代”是被迫接受的，而这个终回北京，可以看书、写东西的“七十年代”，才符合他与汝母的心愿。所以，克罗齐斩钉截铁地质疑道：历史研究者“能够割裂文献同叙述、生活同历史的联系吗”？他接着说：“历史脱离活文献并变成编年史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行动，而只是一种物。”克罗齐所肯定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的死材料，那些被他斥为“编年史”的东西。从“家书”来看，俞平伯不是在抽象地反对“七十年代”，而是反对被安排到河南息县东岳五七干校的“七十年代”——因为它违反了他和汝母“作为人”的“心愿”。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思并非出于作者的思想自觉，而是由携带着作者不满情绪的文字间接和不自觉地显示出来的。我们确实应该相信何西来、陈俊涛等人的判断，俞平伯一代人的“七十年代”，是与他们五十年代以来的生活彼此相接的，具有历史本身的整全性。如果割裂或否定了这种整全性，就等于割裂了他们与自身历史的联系，使他们在历史空间中处在一种悬浮的状态。但安托万认为，这只是一种“亲历者”的角度，而不是一种“研究者”的角度。因为，历史研究者“不是直接观察事实”，“而是对资料间接地进行推理”。举例来说，“例如1830年的革命：巴黎人（如今都已去世）从士兵（也都去世）手里夺过一幢建筑物（也不存在了）。再举一个经济事实的例子：在一位部长（如今已去世）的领导下，工人们（都已去世）建起了戈伯兰工场。如何触及一件再也观察不到其任何组成部分的事实？再也看不见演员和剧场，人们怎样才能对那戏剧有所认识”？所以较理想的办法是，“从此处经由一系列复杂的推理，回溯至需要认识的以往的事实。”这是因为，“所有的历史学认识都是间接的，历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推理的科学”。经过家人整理，也许还有删节或略为增补的俞平伯家书和日记，随着俞平伯和他叙述的吴世昌等一些干校当事人的先后“去世”，已经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今天研究者所看到的，不过是一些“再也看不见演员和剧场”的材料。因此，他们怎样才能“对那戏剧有所认识呢”？这就要借鉴历史学“间接”的“推理”的方法。确实如刘士杰所言，俞平伯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想问题，再说家书邮寄的过程也并不安全。但我们也不认为，这种不能超越就一定是俞平伯所愿意接受的生存状态，韦柰对外祖父的旁观者的“观察”，显然借助的就是这种“间接”的“推理”的方法，否则，他也不会在整理“日记”后，得出“干校”日记，则是我外祖父在……的记录，也是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历”的结论。安托万的见识无疑是卓越的。因为我们迄今所了解的“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都是新时期历史“间接”“推理”的结论。那些“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已经无法通过它们自身的材料，来得出自己时代的结论。干校研究，也会如此。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重走了一遍俞平伯的“长征路”，在想象中一一浮现了他从北京到信阳，再从信阳回北京的种种真实的情景。还有息县东岳干校的建筑物，那些水塘，那些搓麻绳场面，那些会议，那些人与事……而我做的“间接的推理”，是认为在“下乡”和“返城”的家书、日记材料中，俞平伯的“七十年代意识”是倾向于“返城”而非“下乡”的。“下乡”是他被迫的认命，而“返城”才符合他的人性。虽然下乡才一年零两个月，可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更想回到他熟悉的五十年代以来，或者自二十年代以来的既定生活轨道之中：读书、写书、会友和唱昆曲之类。固然五十年代以降并不十分开心，可这总比被赶下乡去好。他愿意“有条件地”接受那个“七十年代”，而不是那个“不讲条件”的“七十年代”，有1971年1月23日的家书为证：十八日宣传队王同志（解放军）用他的小车送我们到招待所，六舅、韦柰同车。在二楼有一间房，宽大清静，有一双人床备卧具。这样最适于我二人之用。铺盖虽已取到，但大床是慢件，三五天以后方能取得。睡眠清静，甚适。有暖气设备及煤气灶。前在东岳用秫秆烧灶，后改用煤炉，今又改用现代装置，变化甚剧。汝母可省去劈柴、制煤饼、笼火等工作，可以休息，且换换脑筋，总与身体有益。十九日上午偕汝母至四姨处，六舅母亦来，相见慰庆。午饭，家常菜，佳甚，有笋片油菜心、烩南豆腐加香菇、酱鸭等品，我得饱餐。……在原本就在那里的“七十年代”，人们愿意过的生活，也莫过如此。刊于《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