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双官得意思(八字 双官)

芙蓉草（赵桐珊）自传

今日推送之《芙蓉草（赵桐珊）自传》录自《京剧谈往录》续编，作者赵桐珊，著名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以艺名芙蓉草闻名，赵桐珊在道白唱腔、表演风格、艺术创造等方面都深受王瑶卿的影响，演出颇有王氏风范，他会戏多、戏路广、传统戏、古装戏、时装戏、连台本戏都能演。他精于旦行，青衣、花旦、刀马旦样样行，且通其它各行，曾以“多才多艺、生旦净丑无一不能”而红遍汉口、福州等地，形成了他自身独特的演出风格。

芙蓉草便装照片

一、我的家庭

我原名同山，后改桐珊，1901年5月28日生于河北省武清县的小长亭村。

父亲赵万春，是个木工，常背着斧锯墨斗等工具，流动到各村做些散工。

母亲王氏，曾在1890 年到北京当老妈子，在秦五九（名稚芬，为梅巧玲之婿．梅兰芳的姑丈。他的戏是杨桂云一路的花旦，为王蕙芳之师）家做了10 年，回家乡后才生的我，那时她已44岁。

我有个叔父名万和，是个没有正业的独身流浪汉。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来跟我父亲闹分家。我们家有二亩半地，但连祖坟也在内，是不能卖的；还有葬满了坟的一块地，更不能卖。这些地种粗粮还不够吃的，另外还有半亩菜园子，有三间土房居住。叔父吵闹一阵，分了钱去，不久即花尽， 回来又吵。我母亲很慈祥i总是可怜他，我见过很多次都是母亲给钱打发叔父走的。

我有个姐姐，是从姑母家抱来的；哥哥同海，也是抱叔伯家的。所以我父亲在52岁时生了我，算是亲生子了，十分喜爱。

母亲生下我后，身体不好，奶水不足，只能向邻居们讨奶，当然要等她们把自己的孩子喂足了，有余才给我吃一些，这样就要一家家去问，所以母亲说我是寻奶吃大的。有时我父亲到较远的杨村去做活，就能买些糕干回来，这就是我的美食了。

乡村常有庙台戏，父亲常带我去看。我五六岁时就对庙台戏十分喜爱，看戏回来就能摹仿戏中的动作，引得一家人大笑。

二、开始学戏

我念过三个月的私塾。9 岁那年（1909年 ) ，到北京来学戏。师父是同海哥哥原来的亲哥哥、也是我的堂兄赵庭玺，是唱开锣戏的梆子老生，住在煤市街大马神庙头条一号。我们虽然是师徒，但我管他叫大哥，所以同行中都叫我老兄弟的。

我到北京是夏天，光身子穿个肚兜，光着脚丫子走到北京的。手里提了一双母亲做的新鞋，到了师父家门口才换上。那时北京街上满是洋车（还是两个铁轮没有胶皮的人力拉车时代，不常见汽车呢），我一见即认识，我曾在年画上见过，所以有印象。

我头天到师父家，坐在院子里，听里面麻子红（姓魏，梆子旦出身，但应的是丑工）在教女徒王福子学《忠孝牌》 。秦腔慢板第三句“想当年”，是个大腔，王福子学了好久还是不会。我在院子里可听会了，师父叫我试唱，我全唱对了，因此，他对我初步印象就很好。随即开始学梆子青衣，练习跷工，这时有名的崔灵芝，即是绑跷唱青衣的。当时有四个以灵芝为艺名的梆子名角：崔灵芝、丁灵芝、李灵芝、任灵芝。灵芝是“瑞草”。还有还阳草——杨韵谱，曾掌管奎德社梆子坤班，加上我这个10 岁出台的芙蓉草，总称“梆子六草”。

我的开蒙戏《忠孝牌》，是《双官诰》前面的情节，称为《双官诰》 “头子”；接下来学《三疑计》《女起解》《玉堂春》《探寒窑》。这样学了半年。1910年的新年（春节），我第一次出台演于隆福寺的景福茶园(在东四牌楼隆福寺内)。过去茶园，饭庄、会馆等处，凡能坐几百人的均可演戏。至于茶园，平时就是人们闲时饮茶之处，大都是方桌长条凳，也有长条桌的。好多座位不是面对前台，真是名副其实的“听戏”，而不是看戏，因为扭着身，侧着头看戏实在费劲，当时还有一种风气，如果谁认真看戏，人们还说他是外行呢。以后我到过天河茶园、西安园（即后来西安市场的地方）、人和园、金鱼池的布篷（就是用布搭起的篷子）、朝阳门外菱角坑的小戏园、永定门外的四合号茶馆、天桥的歌舞台和燕舞台（虽称舞台，仍是大戏棚），口袋胡同的咸丰茶园（这个茶园较大．好角也常去，老谭就曾在这里唱过）；其余一些更小的地方都去演过。这样唱了二年，才进入市区的大戏馆，如华乐（即现在的大众剧场）、庆乐、三庆园、广德楼（现在前门区小剧场）、中和（那时舞台冲西，现在改成冲东了）等。

三、进入三乐社科班

1913 年我加入三乐社梆子科班，这个科班是李际良（他是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皮硝李的侄子）、薛固久（十二红）、孙佩亭（十三红）三人合办的，所以称为三乐。后来二红退出了，才改名正乐社。我和尚小云、荀慧生（当时艺名白牡丹）同科，有正乐三杰的称号。青衣花衫偏重唱工的戏归我，那时我嗓子较好。白牡丹是玩笑旦，尚小云是唱二黄的正工青衣。演出的场所是在王广福斜街的汾阳会馆。唱了二年，一面唱一面学，梆子名家大玻璃翠、冰糖脆给我再开蒙学花旦。冰糖脆的跷工特别好，社里还有陈春喜教旦，杨玉林教小生，麻子红也在其内。这时又有王贵山（五盏灯）教我二黄花旦戏，如《胭脂虎》 《乌龙院》《院花溪》 等。

1914 年年底，我到保定府．在贡院街的会馆演出梆子本戏《万花船》、《错中错》、《玉虎坠》《忠义侠》（即《周仁献嫂》）。因我学过花旦，自己觉得在台上比较会做戏了。一次我演《玉虎坠》中的冯傅氏，当演到继母诬陷冯傅氏的丈夫杀人时，冯于左右两难的情境下，长叹了一声，台下不少人叫好，自己也觉得高兴，知道了戏是要“做”的，不是靠死唱的。保定府这个班名重庆班，同台的有李铁山的花脸，演张飞和《玉虎坠》的马武都极好；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十三旦（姓程，是上海有名鼓师王燮元的舅父，王的鼓学梳子和，曾佐梅兰芳、黄桂秋），善于演摔打戏，如《紫霞宫》， 《红梅阁》等。

芙蓉草之《坐楼杀惜》

四、由梆子转皮黄

1915 年我15 岁，由保定动身到南方，是杭州邀角的头儿胡三约去的，第一个码头就到了杭州，演于城站第一台。我是随时慧宝（孙菊仙一派的老生）同去的，但他有自带的旦角朱如云。我演我的梆子戏。为我操琴的是梆子胡琴名手魏发科（梅兰芳大弟子魏莲芳之父）。

班中角色很齐整，有七盏灯（毛韵坷，旦角）、老一盏灯（张云青，这时也唱小生，取“盏灯”为艺名的很多陪我演过《忠义侠》 的周仁）。那时取“盏灯”为艺名的很多。那时。舞台上还没有电灯的时代，是不演夜戏的，如果白天戏演得过长过迟，天色已暗，则台角有人捧两支竹蔑扎成的火把，或点几支烛台，观众就在这样烟雾缭乱、烛光暗淡的照明下看戏，可见是重听不重看了。自有了煤油打气的灯后，台上就算大放光明了。所以艺人要取盏灯为名，由“一盏灯”而至“十三盏灯”, 似乎这样的角色，就如灯光一样的明亮。班中还有小杨月楼、常春恒（后演《狸猫换太子》 的陈琳而大红》），郑法样（演孙悟空有名）、陈嘉麟（是清廷供奉陈金雀之孙，唱老生）、俞振庭（老生）。

我主要还唱梆子青衣花旦，这个戏班的老板刘金瑞，是个老道，原来也是吃戏饭的。他排的戏码不间你会不会，派了你的角色你就得唱， 这是当时的风气。头天见报，回家就“钻锅”, 幸亏我的梆子琴师魏发科，本是青衣出身，肚子很宽，他帮助我一出一出地对付过去，所以没有被挤垮，相反使我多学了一些戏。

当时毛韵坷是生、旦、净、丑、武生、时装戏无一不唱的。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也就什么都学，而且从梆子转向皮黄。在杭州唱了半年，其间学《牧虎关》 于俞振庭，这出花脸戏以后常常列为我的戏；也向曹银奎学皮黄老生，如《天水关》《文昭关》《琼林宴》《空城计》 等，《空城计》也常列为我的戏。

初秋七月，到宁波“环球”演出，有周维俊（初名兰芳，唱旦，后改小生，是金仲仁之徒，有武工，能唱，可借死得早）的祖父同去，他唱皮黄旦角，也教了我一些戏。唱了一个多月，转到鼓舞台后，同台有李春来的武生，他唱《花蝴蝶》, 上一张半桌子（即桌子上加一椅子），向下走“台漫”，在扎头悬空中拔刀，落地刀已在手，这是他的绝技。翻桌子是越低越难，因为距离短，空间也短，不利于转身，何况他还在空中拔刀，就更难了。还有短打花脸李永利，他的《收关胜》，上四张桌子，走“云里翻”（这是筋斗之祖），扎靠穿厚底靴，黑满甩发，在四张桌上脚先出去，面仰后倒翻约一个半，真帅，没有不叫好的。他在《白水滩》 里走的“裸子”一沾地即起来，内行称它为“带地蹦”又叫“叠襟”。《八蜡庙》 演费德功，台上平放四张桌子，他从上台口向下场门，起“虎跳漫子”，下地“跺泥”亮相，左手刚好接镖。他演《嘉兴府》 的鲍自安，在大家翻挡子时翻上，唯有他翻得高，而且落得慢，白发鞍，一身尽白，像一只大蝴媒，美观极了。一个武花脸，当时能挣到四百多元包银，真不容易。这时盖叫天也同台，他年纪尚轻，但武功已经成熟，演《四杰村》 走13 个“旋子”，所以有“小白旋风”之名。他演余千，一身行头都是黑色，落地无声，快如一道黑影似的，内行都称赞。

在宁波约唱了四个月，跟同台的谢月亭学了些老生戏。

在杭州时认识了金、吴二位报界朋友，他们是宁波人。他们在自己编辑的《詹詹报》（这家报纸后来改为《宁波时事公报》）上，常有文章捧我，见面时又指出我一些缺点，使我得益不少。以后我喜欢向通文墨的朋友请教，使自己在表演角色和唱白上少出问题。

五、第一次到上海

已经冬天了，到上海新新舞台（后改楼外楼，即现在南京路永安公司旁边七层楼的原址），老板是周咏棠（老四盏灯，唱梆子青衣）。同台有武生何月山，他由天津来，也是初次到上海。他长靠、短打扮相都好，演《长坂坡》 ，鸽子翻身靠旗能扑到地毯，足见腰功之好；跺泥的腿功好到如铁铸一样，纹丝不动，而且时间长，能要三五个满堂好，才换亮相，再要一个好。短打干净边式，能不歇气连打三刻种，中间不夹三通鼓。这时他才20 岁，可说是红极了。他嗓子较左，喜欢反串老旦《钓金龟》，后面总连着《三本铁公鸡》 同唱。由于年轻生活不检点，红了几年，即渐渐体弱而吐血。与盖叫天同台时，新排《年羹尧》，盖叫天打七节鞭；何月山找武术老师张双凤（不是伶界），请他说十一节鞭。鞭是比盖的长了，粗了，但气力不加，台上仍逊于盖，台下捧场的也退了下来，叫好也不热烈了。由杭州到上海亦舞台演出后，革新戏《狸猫换太子》 排出时，他已不行了，死时才27 岁。当他出殡时，魂亭过福州路，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看着也有掉泪的，同声惋惜，足见他很得人缘。这是后话。

这时主角、何月山和我，派出一台戏即倒第四林的《跑城》 ，倒第三何的《钓龟》，我的《纺棉花》压轴，何、林的《三本铁公鸡》大轴。到年下，客户有按月包红票的（为了这四出戏，人家连看不厌而长期订座），足见其受人欢迎之热烈，这次我唱了约二个月。

在年底之前，我一个人到南京南门内的钓鱼台戏院唱了个短期，是挑大梁（头牌）。此时冯国璋在南京当督军。我以一出《纺棉花》 大红，我唱京韵大鼓《鸿雁捎书》 ，王昭君的“三寸的小金莲怎把这牛皮靴子登”一句，满城都学唱。后来1954 年我患气喘，由沈阳到南京休养，夫子庙茶叶铺的一位老人．还认识我，跟我提起这一句鼓词来。

这一年，我由保定到杭州，而宁波，而上海，而南京，我在学戏上的收获，要胜于唱戏的走红。一则是开阔了眼界，见了许多有能耐的同行；二则是把自己从梆子青衣的行当中跳出来，增加了各方面的技术，各门角色都重新开蒙，窥得了门径：向王二奎（上海）、老穆春山（喜连成老板叶春善的同学，是小荣椿科班出身，他唱李吉瑞派的武生，也在上海）和谢月亭等学了不少戏。

芙蓉草之萧太后

六、从汉口再到上海

过新年（16岁）到汉口，在爱国花园挂头牌，演出当时所谓“能派戏”，贴出的海报有“多才多艺，生旦净丑，无一不能”等语，夸大到几乎没有边了，但我仍以梆子青衣、花旦为主。同台有李永利的武净，那时他儿子万春才5 岁。王福连的红净，董志扬的武生（艺名小扬猴，他父亲董明是武生名教师，杨小楼也曾向他请教过），小桂和的花旦（与老王桂卿同学，为董德春之徒）。唱了四个月，仍以《纺棉花》 最红，前面总有李永利的《嘉兴府》。有一次前台满坑满谷，无插足之地了，听众买了票由后门走到台上来听，台上负重不起塌了，幸未造成大祸。

近端阳节，上海丹桂第一台派魏树科（魏莲芳之叔，魏发科之弟）来约，但是汉口到期不放我去，只能不告而别，溜走了。船到九江靠岸，汉口老板串通长江帮的恶势力，扣住不让我走。经上海方面的人疏通了洋商轮船的“大板”（如今船长之类），我才到达上海。丹桂第一台在福州路致美楼京菜馆原址（即现在的上海旧书店），由5月17日唱至年底，周信芳是前台经理，自己挂头牌，我为他挎刀，开始唱《女侠红蝴蝶》 连台本戏，排了七本。同台的老生有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唱红净最有名，为南方老爷戏的先辈）、苗胜春（武生改老生，为汪笑侬之徒，《胡迪骂阎罗》、《疯僧扫秦》、《焚绵山》等均有名，后兼演文武丑）、梁一鸣、高百岁，旦角是欧阳予倩（刚下海）、王芝芳，武生有李少棠（即小三麻子李吉来之父，本工武生，这时改了丑角）、张德俊（张云溪之父）等。这时汪笑侬也短期搭在丹桂，《献地图》《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将相和》（与冯志奎合演）都很红。有一次唱《献地图》 ，信芳捧他一下，饰刘备，三老板王鸿寿饰关羽，冯志奎饰张飞，何月山饰赵云，曹甫臣（小丑赵四庚之父）饰曹操，角色最为齐整。

平时还是唱本戏：像《恶奴连环报》《三僧奇缘》等。那时我年轻，在台上经验还少。这种新本戏只是知道情节，却没有固定的本子，大都在台上随便扯，随便对答，不但要有经验，还要有临场的急智，能扯得很远很长，也能立即煞住，时间到了，下一本再续。我主演的《红蝴蝶》是时装戏，周信芳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有办法，我得到他的帮助不少。我包银是每月700元，在丹桂演至年底为止。

我17 岁那年，正月转至贵仙茶园（在福州路贵州路口）, 即原群仙髦儿戏班的地址，这时由贵俊卿（安舒元之师，安的艺名为小俊卿）接办。关于髦儿戏，是清末民初上海幼坤戏班的俗称，“髦儿”二字江浙方言即毛丫头之意，有人称为帽儿戏，恐不对的。搭入这班的都是十来岁的女孩子，彩排演出，是雏形的戏班，一般演的是以生、旦为主比较简单的戏。以后也发展到有生、旦、净、丑、武生各行，能开武戏。贵俊卿唱正宗谭派，是票友出身，通熟俄文，文墨方面也有修养，演谭派戏《失空斩》 等，就很有书卷气。同台的有小生好角朱素云，每演《取南郡》、《舌战群儒》、《群英会》 等戏都很叫座。还有刀马旦阎岚秋、武丑杨四立（此人能耐好而且博学，像《忠孝全》 的安太，耍十八般武器，放洋枪，习洋操等，在台上足闹一气，给小生在后台扎靠，留出很长的时间；唱《盗魂铃》 的猪八戒，翻三张桌子。据说谭鑫培在上海唱《盗魂铃》，观众看惯了杨四立的，也要求老谭翻三张桌子，他年老翻不了，还挨了倒好呢）、戚艳冰（艺名老绿牡丹，即小绿牡丹黄玉麟之师）、金少山（这时他才二十余岁，是很不得志之时，但见其演《取洛阳》 大帐的下场，冲里一亮，气概大，姿势很美，我已十分佩服他，他是陪贵俊卿的）。我和俊卿曾唱过新戏《感德忘恩》（又名《人不如狗》）。这次在贵仙演了四个月，又到宁波四明茶园，和盖叫天同台，我以唱“能派”老戏为主。演《十三妹》使真刀真枪，需要眼明手快，我也跟上了。新戏《年羹尧》也是和盖叫天合演的。在宁波唱过了夏天。

秋天到福州，与南方名武生张桂轩同台（张有洁癖，一天要换数次衬衣和外衣，那时还有辫子，他怕辫子的油污了衣服，所以仰着脖子走路，十分难看）。马昆山领班，他的侄子马连良刚出科，正在倒嗓期，也去了。这时福建对京戏很欢迎，营业也很兴旺，单福州就有四个京班，而且都是以旦角挂头牌，林颦卿、刘玉琴、冯子和及我。

我仍以能派、时装、本戏三种交替着唱，新排本戏中有一出叫《箱尸案》 ，马连良的小生，很能做戏，但嗓子稍差些。这次演了半年，在福州过的年。

《得意缘》（左起）程继先饰卢昆杰、小翠花饰演狄云鸾、芙蓉草饰郎霞玉

七、回到北京

我18岁那年春天，回到北京，这时冯国璋已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了。在丹桂茶园（东安市场内，原来丹桂商场的旧址）演唱，同台有侯喜瑞、白牡丹（荀慧生）、程艳秋、沈华轩（武生）、张文斌（小名二锁、好丑角）、慈瑞全、陈子田（原是太监，唱老生）、一千红（名王喜，是秦腔老生）等。我仍像外地一样的戏路子，倒是连台本戏特别受欢迎，这种所谓连台，就是随时随处可止，明天再续下去，引得那些旗妆太太们天天要去看，以《双鸳鸯》《红蝴蝶》 为最红。

这时梅兰芳在吉祥唱老戏，不太红，罗瘿公给梅编了《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三出古装戏，唱得大红。丹桂那里，张志谭总长喜欢看我的本戏，他拉了罗瘿公来看，发现了在我前面唱第二三出老戏的程艳秋是个人才（他这时还没有名气，是荣蝶仙的徒弟，大约仅十三四岁）。张请程在东安市场小馆子吃饭，罗瘿公与艳秋是初次会面。自此罗常来听程的戏。罗本是贫士，但人品极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筹措了一笔钱，为程艳秋赎出师。主要是荣蝶仙很虐待徒弟，罗出于义债和爱怜人才之心，故有此义举。

入秋，我到了张家口，头天是《辛安释》，二天《连环套》 ，三天《打严嵩》《杜十娘》（皮黄新排的戏），都满座。老板赵光斗是个坐地虎恶霸，原在北京讲明每天包银30元无折扣，先使10 天。不想赵变卦了，说是听白戏的多，又说该处山地多，上云、下雨即不卖座，明明卖的是满堂，却要求对折。当时说翻了，我答应退钱不唱了。于是回京借了钱派人送去，才算了事。

八、狠心的师父，仁厚的梅先生

我9岁拜师学艺、写的是七年期限，早就应当出师了。在外地演戏，师父每月有成百上千的收入，不让我提出出师，到18岁的深秋，已经超过二年多了。我从张家口回到家乡，同父亲来京跟师父(也就是一家的叔伯兄弟)商谈，算是正式出师了。但身上只有穿的夹袍，其余什么也不给，多狠心的师父啊！师娘偷偷送了一小包替换小衣服。我9岁到北京，是一双新鞋，一个兜肚，如今过了九年，出师时只穿上件长袍，想起来不禁为之苦笑。劳累夹气，嗓子也没有了。没有行头，不能够搭班，精神上大为苦恼。出了师门，父亲说，回去呆着再说。我不肯，父亲又想把家里的坟地典了，我也不接受，决意留在北京，还想创创事业，不衣锦不回乡，等能够自立了，迎接二老出来同住。父亲也没有办法，叹息了一声，大家分手。

我住到西河沿路南的第一客栈，常去正乙祠票房(正乙祠是陈十二爷一派的人办的)。提起陈彦衡(即陈十二爷)，无人不知的好票友，他深通文墨，诗词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学梅雨田的胡琴和老谭派的唱法，甚至谭的身段、表情也研究得细致深入，后来为老谭台上操琴很久，老谭死后，他简直就是谭派正宗的地位。

不久，梁华亭来找我(我到丹桂演唱，原是他管的)，说他在大栅栏三庆园当老板，班中原有的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当时称为“三小”)到上海去了，班中没有人，现约我和康喜寿、九阵风三人一同演出。当时我应允是应允了，但没有行头十分为难。这时忽然想起了梅兰芳。当时梅应堂会最多，我有时也被邀唱一出，过去没有交往，只是在堂会后台一同扒台帘看戏。梅喜欢看前场各行角色的戏，以广知识，我也有此习惯。梅住在芦草园，我就硬了头皮去找他借行头。因为不是借一次，而是要借一段时间呢，自己觉得难以启齿，但是梅先生概然应允，可以说是“千金一诺”，当时就叫伙计大李，嘱咐我要什么，即备什么，我的感激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以后我每天早晨去梅家取行头、还行头，大李也配合得很好。以后逐渐有了些积蓄，就用一百余元买了十六件旧行头。这是梅先生帮我渡过了难关。接着在鲜鱼口天乐园跟孙菊仙、张占福（武丑张黑）唱了一阵。

九、跟梅剧团去日本

1919年，我19岁，梅先生率剧团前往日本演出。我知道梅先生为人厚道，所以不谈条件随同去了。大约在端阳节前动的身，先到东京。同行的人是贯大元、高庆奎（老生）、姜妙香（小生）、姚玉芙和我，我实际上是变了“小能派”，我过去在外地演出，常是生、旦、净、丑、老旦各行主角戏都演，这次在日本则是缺什么来什么，好在我能对付一下， 所以说是“小能派” （应该说是“杂角”），王毓楼(梅的内兄）的武生，茹莱卿、高联奎的胡琴。

下面说说找在日本的“小能派”表演：在东京帝国剧场演十二天，我演过《金山寺》 的小和尚，说苏白；《游园惊梦》 的老旦，演了两场；《天女散花》 前饰仙女，后饰罗汉，演过两场；《御碑亭》 前饰德禄，中间改报录的，这出戏最受欢迎，演过五场；还有《贵妃醉酒》 的宫女；贯大元演《空城计》 ，我是先旗牌而后老军；二本《虹霓关》我的家将，进城时我也翻筋斗，这戏梅演过二场。

在东京梅先生只演最后一出，前面也没别的戏，由日本演员讲印度故事，台口点一支洋蜡。

后台有浴室，演罢可洗澡，不像在国内，武生一身大汗还得捂着回去。

有一个特别规矩，也许是日本剧场的风俗：如果后台发给一个小纸袋，内装一枚有穿孔的五分小硬币，则准知今天是卖满堂了。东京12天得到10 次．其余两天空二三个座位，就不算满堂。场内秩序极好，台上在大换布景时，观众均出场自由活动，谈话、吸烟、吃东西、逛逛花园等，到铃声响了再进入。当时感叹得很，我从北京到上海，京沪线、沪杭线、福建，面还算广，尚都是中国比较开化的城市，院子内总是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梆子班、小戏园更甚，演员总得用很大的嗓门和力气．才能压得安静下去，曾经想过，何日才能改善？到今天社会主义时代，北京各戏院已达到这种程度，心情真是高兴得很。

《天女散花》 里贯大元饰文殊师利，是勾脸的活儿。姜妙香扮仙女，虽是他早年的本工，但也好久不妆旦了。高庆奎在《空城计》 里饰司马懿，《虹霓关》中饰辛文礼，刘鸿声一派是生、净兼演的。

在神户唱三天，前面加一出贯大元的《空城计》或《文昭关》，高庆奎这时尚是硬里子时代。我演了一出《鸿鸾禧》。

在大坂演了三天。我们初到日本时，上野、下野正是樱花盛开季节，美丽极了，一片花海，我们游赏得十分高兴。那时梅26岁，姜30岁，姚玉芙24岁，高庆奎与姜同岁，贯大元23 岁，还都是小伙子嘛！

这次出国，大家都是蓝袍黑褂，瓜皮小帽，一视同仁；惟有梅先生是呢帽（旧称礼帽）西服，大方得很。

芙蓉草、孙庆仙之《乌龙院》

十、在北京安家

从日本回来，梅先生送了我1400元钱，我就在绒线胡同内石碑胡同的马神庙租赁房子，置办了家具，算是在北京有了家。于是把双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在北京安家以后，演出则断断续续地进行。

夏天，梅先生培植的牵牛花，品种多，极繁茂，我每天清晨都去梅家看花， 日子长了便能分辨种类，并记下许多有关枝、本，花瓣、本色、合色（杂交变种）之类的知识。同时，去梅家看花的人很多，花丛晤谈，也是一乐。

十一、和欧阳予倩合作

这年秋天，欧阳予倩约我去南通，参加了更俗剧场重阳节的开幕演出。这一时期除常与予倩合演外，也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这时我19 岁。

这时期，梅兰芳、余叔岩、郭仲衡、程艳秋、王蕙芳、盖叫天、孙化成、袁寒云、朱素云等，都曾来南通演出。

予倩这段时间里除演些老戏外，还编演了很多新戏，其中包括时装戏、古装戏、话剧和不少“红楼”戏。予倩在《馒头庵》中于秋千上大唱反二黄、导板、回龙、原板，边唱边舞，我唱宝玉，过去我这个“小能派”各行都演过。就是没唱过小生。这次反串，在我演戏的领域里，又增加了一行，以后又演过几次。我对小生这一行，确是极感兴趣的，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抗战后期，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言慧珠在天蟾舞台唱《玉堂春》，海报贴的是俞振飞的小生。因为日军戒严，振飞家住愚园路，过不来，临时请我反串，我临上场时忘了带扇子，就借了何时希(票友，向张荣奎、瑞德宝、姜妙香学过小生)手中的扇子上台一用。此扇上面有当时数十位小生的签名。下场后，我主动提出也签上名字，下面还注了两行小字：“某年、月、日在天蟾舞台反串玉堂春小生”。还有两桩事可以一提：第一件事是马连良先生去苏州演出，缺小生，请我反串帮忙，约定为《四进士》 的田伦、《群英会》的周瑜、《御碑亭》 的柳生春和《回荆州》《黄鹤楼》 的周瑜等五出戏。演出很圆满，我得的包银不少，于是在苏州桃花坞买了两幢小楼房，立契是在上海洪长兴羊肉馆。第二件事是解放后我去东北戏校教学，有一次师生联演，我演《黄鹤楼》的小生。以后由我带队到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我又演了《黄鹤楼》 ，得到北京有关领导的重视，不久就脱离东北回到了北京。

予倩的“红楼”戏编得不少，如《晴雯补裘》《宝蟾送酒》 《摔玉请罪》《黛玉葬花》《王熙凤泼醋》《毒设相思局》《毒设相思局》 《三戏金鸳鸯》 等；其它戏有《人面桃花》《百花献寿》《嫦娥下凡》。在《聊斋志异》中我演颠当。在《长生殿》 中予倩的杨玉环，我的梅妃。另外有时装戏《情夭恨海》《不如归》等，还有话剧《阎瑞生》 。

在南通不到二年，我自己觉得有些创造：一是耍绸，梅先生在《天女散花》中表演的是双手耍绸，绸子常背在肩上，使天女更觉庄严美丽，气象万千；盖叫天《劈山救母》中双手耍有杆的绸子，以表示霞光万道。我演的是单手耍，可左可右，可扔可接。后来称这为“缓舞”。二是耍翅膀，用在“惊鸿舞”里。在膀下插两个翅膀。双翅先用纱罗制作，因透风不好，后用丝绸制作，又嫌太轻压不住；最后在翅下加些小铃，舞起来就理想了。后来予倩在上海新舞台演《长生殿》时也摹仿这些做法。三是风旗舞。《百花献寿》中予倩饰花女，献酒时舞盘，我饰封十八姨，耍二面风旗，代表车辆的车旗，下垂四根飘带，带端有铃，舞时颇费膀力。四是彩球舞。《头本长生殿》中与予倩对舞，球有银丝盘绕，虽大而轻松飘荡，两人抛接很方便。此外，还有花盘舞、扇舞、纸带舞等。

十二、在汉口与余叔岩合作

这时期我曾随南通更俗剧社全班去汉口。与汉口大舞台的王蕙芳、郭仲衡、朱素云等对调，即他们到南通更俗剧场演出。更俗剧社号称全班，实是师生同去，我在汉口大舞台，与余叔岩同台演出。

演出头天，予倩演《人面桃花》 。原定八个剧目，演四个小时，那时汉口租界规定，戏院演剧过了时限，就要罚款500 两银子。我们虽然把《人面桃花》演完了，但因后半部草草了事，观众不满意，后来又重演了一场以为补偿。当时上海后台的水牌上只写当天的剧目，头几出不写演员名字，由底包自己去捉摸他该演什么。过去有“三块武戏”的说法，头三出以武旦戏居后；中三出以短打武生戏居后；末三出以长靠武生或大武戏收场，也即是通称的大轴戏。一般中后戏码，在水牌上只注明演员的姓，不写名，但注明演出时间的刻数(关于刻数，在清宫升平署的戏单上，即以15 分钟为一刻，民间后台尤为通用), “掐刻数”的准确与否，可以看出后台总管的能耐。象这次演出《人面桃花》那祥的新戏大戏，况且租界又有时间限制，安排八个剧目，显然时间是太长了。

在汉口，我也与叔岩配戏，象《珠帘寨》 的二皇娘，就是跟他学的，《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叔岩给我说得很细。这时我20岁，叔岩31岁，他已经是成名的老生了。

这时期我有幸看到了钱金福的许多好戏，如《铁笼山》《芦花荡》《祥梅寺》 等。尤其是他的“黄巢发兵”一场，气概堂皇，声势浩大，他演的落第状元，身段美，与众不同。我也欣赏了王长林《祥梅寺》小和尚的耍佛珠、飞佛珠绝技，以及他演的《时迁偷鸡》等好戏。因为叔岩体弱有病，常休息，所以才多派这二位老先生演戏。

芙蓉草（左）、欧阳予倩之《嫦娥》

十三、离开南通回上海

1921年5月，我离开南通，准备回家结婚。路过上海时到亦舞台（大新街惠中旅馆旧址）看了王又辰、荀慧生、何月山（武生）等人演出的新戏《诸葛亮招亲》 。老天蟾舞台的管事发现了我，便硬把我留了下来。当时正排头本《狸猫换太子》，常春恒的陈琳、刘小衡的寇承御，我一去就派了我的刘妃，这时刘玉琴从汉口回来，也加入了天蟾，他演李妃。

我给家里去了个电报，说明原因，请求推迟婚礼，可是家中已诸事俱备，只缺新郎。因为婚礼的推迟，我家与女方家闹了纠纷。11月我才回到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假只有七天，假满又赶回了上海。

到天蟾，头天戏是我和刘玉琴唱的《嫦娥下凡》。第二天《贵妃醉酒》，第三天《百花献寿》。唱过四天，又排演新戏《炮打涟镇》（即清朝名将僧格林沁攻打涟镇、鲍超招亲的故事）。后来转为天天唱《狸猫换太子》 ，头、二本均连演了几个月，盛况不衰；第三本演到第18天的时候，我和天蟾订的合同期满，于是又续订了合同。

老板刘凤样知道我过去曾演过《纺棉花》，有一天突然贴出红纸金字海报说我要上演《纺棉花》 。我不同意，因为过去唱时，有天津时调、京韵大鼓、梆子等北方曲艺，自来到上海以后一直用假嗓唱旦角，平嗓好久不用了，怕唱花脸、老旦等应付不下来，所以不愿唱，想以《拾玉镯》《能仁寺》 双出代替。但前台案目说：今天的观众，多是外地客商，大都为看《纺棉花》来的。老板也再三央告，我只好答应下来。演出之前，我先跟台下观众说明没有嗓子，没有弦子，有些北方戏曲不能唱，所以演出时仅唱了些《骂曹》等老生戏，学的都是陈十二爷的谭派，台下还是很欢迎的。不久又演了一次。不想20年后，上海又掀起了一阵《纺棉花》 热，改男旦、花旦为便装俊扮上台，闹得舞台上乌烟瘴气。

在天蟾，我们从前排过《七擒孟获》，时慧宝的孔明，小翠花的祝融夫人，冯子和的杨夫人，常春恒的马岱，何月山的赵云，盖叫天的孟获。这次我们又排演这出戏，由潘月樵演孔明、赵鸿林演孟获、我的杨夫人、刘小衡的祝融夫人，何月山、常春恒照旧不动。1922 年5 月，天蟾舞台归顾竹轩接管，许少卿接梅先生唱40天。这40天中，我们原班到杭州西湖边上的凤舞台演出，也以《狸猫换太子》为主。40天后回天蟾，连续演《狸猫换太子》。演到第七本，一年的合同又满了。唱来唱去，情节不免散漫、杂凑，演起来枯操无味，我已不感兴趣，因此坚决离开天蟾。

十四、东北的两年半

1923年夏天，我辞了上海天蟾舞台，回北京看望双亲，然后和我的学生柯景立先送行头到哈尔滨新舞台演出。哈尔滨新舞台的管事见何景立年轻好看，就先让他演了几场，唱得很红。我又高又瘦，相貌不扬。不相信我是何景立的师父，并疑我是否能唱红。

戏园在我们去之前先停锣半月，装修一新，以示郑重。他们从烟台邀来两位女演员。该地的习惯是，大梁不邀男角，但配角和场面都得齐整。当时武生高雪樵也在那儿，他扮相、武功均好，只是嗓子差些。女演员包银三百，破例给我一千多元。

我的住处跟后台挨着，每次都是先在住处扮好了再上后台，后台的人，包括老板在内，一见了我，都说眼前一亮，不相信这是我。

戏头天是《天女散花》，二天《贵妃醉酒》，三天《嫦娥奔月》，都是按梅派路子唱的。我过去看过梅先生原排，在日本又看过不少次他的演出。以后请教了些人，又好好地描摩，在上海也演出多次，取得了一些经验，到东北以后把梅派戏作为戏演出。头场天女唱二黄慢板，用低调唱，平稳过去；二场“云路” ，末场“散花”，当地人从未见过，叫好之声简直要震坍屋顶，我就这样建立起了声誉。

第四天是二位女演员，我倒第二唱《穆天王》 。以后我排《天河配》时，这二位坤角扮宫女，我们相处得不错。这时同台演出的有黄派文武老生马德成。

这一期唱完，我们组成了三十余人的小剧团，转到华乐戏院演出。次年（1924年）到长春、奉天（今沈阳）、大连、天津等地演出。在天津演出于河东的东天仙戏院，演唱不久，近中秋，直奉之战起，市面乱得很，小剧团困在旅馆里，不能演出，也不给包银，在这种情况下，吃、住成了大问题，我把行头都当了，还是不能维持生活。到冬天，一同工作的伙伴们都散了，剩下我只身一人，只得把所有的空衣箱搬到当铺，当了七元钱．坐上胶皮车（即人力车），黯然消魂地离开了天津。此时北京的房子已退掉了，我只好和父母妻子回到了家乡。岁暮，上海有人来，约我过年去南通演出并留下定钱。于是我到天津去，把行头、空箱都赎了出来，于年底赶到了南通。

十五、再到南方

我25岁时第二次去南通，与以前情况大不相同。我这次纯粹以演员的身份，于正月初一日出演于更俗剧场，原来的主办者（财东）实业家张謇已去世了。

唱了一个月，又到松江、杭州和金山等地演出约一年。所演的戏和在东北等地差不多，新戏、老戏都演。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但自己感到在艺术上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在演技上，加深了一些体会，即现在所说的，加强了深度。

以后，又搭入上海闸北开封路的春华舞台，同台有周信芳、小杨月楼、杜文林、王灵珠、郑法祥（南方的“美猴王”）等。《汉刘邦》是信芳、小杨月楼和我合演的。在春华演了三个月，转入丹桂第一台（即后来小广寒的原址）。《卞梁图》 是我与赵君玉合演的，唱了一个多月。

端阳前后，我应邀去汉口，此时爱国花园已改为老圃。汉口号称热城，所以白天无戏，夜戏7时开锣，到11 时。在这里我唱头牌，但要唱双出。星期一至星期五连演五天，星期六、日两天不演戏，开放夜花园。演出营业很好，约演了两个月，北伐，营业大跌，我又回到上海。

我临离开汉口时，王大爷（瑶卿）已带幼卿，跟言菊朋到上海舞台演八本《雁门关》。于是我托付结义的二哥苗胜春，代我尽力招待他们。此时我已有拜王瑶卿为师的意愿。

芙蓉草宫装

十六、半年的灾难

秋天，在上海接到父死的噩耗，奔到家乡去发丧。我在南通时，曾在育婴堂抱领了一个孩子，他有眼病，我也被传染了，加上丧父痛哭，眼病更为严重。葬父后回到北京，住在别人家里，请郭仲衡医治，但未能好转（郭仲衡名权，是有名的老生票友，他原是眼科医生），遂又回到乡下。农村有个老妇说我是“箍眼”，也就是外障，她说可以用针挑治愈。我怕针而不肯，她假说可用麦穗尾扫一下，我就同意她试治。其实她是拿缝衣的针挑去眼翳，用做活儿的剪刀铰去像鸟舌一样的东西，两眼都是这样做的，倒也不觉疼痛。于是双目就复明了，外表既不见什么痕迹，视力也不受影响。我要感谢这位农妇意想不到地治好了我的眼病。记得梅先生说．他幼年因为体质差，稍微带近视，眼皮下垂，迎风还要流泪，眼珠转动也不灵。不想因为驯鸽而把眼睛练好；又因舞动长竹杆来指挥鸽子，把臂力也练大了。我的治好眼病与梅先生的练好眼睛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眼病好了以后，立即回到上海，不料又被伤寒病所困，从10月到过年，闹了三个月。那时我住在陆家观音堂的房子里。病中听说演员刘汉臣、易三奎被天津军阀褚玉璞枪毙了。刘汉臣是冤枉的，他是净角刘坤荣的弟弟。我为什么要提起他们，因为丑角刘文美，后改旦角，是我教的，他是刘汉臣的弟弟。后来刘坤荣的女儿刘韵兰曾贴“小芙蓉草”艺名，即是刘文美所教，可说是我的再传徒弟了。

十七、学艺深造

27 岁那年，我病好以后，和白玉昆（武生）、赵君玉到北京第一舞台演出海派本戏。此时有机会多向王大爷请教，获益良多。

我演时装本戏《枪毙阎瑞生》，红了两个多月。白玉昆、赵君玉回上海，坚决邀我同行。我权衡轻重：上海有优厚的收入和很好的生活条件；北京有王大爷那样迷人的艺术，对我有极大的诱感力。为了长久之计，我还是选择了后者，留在北京王大爷身边学戏。这年七月是闰月，梅先生唱了两次《天河配》，每次各唱三天，这二个月我参加了演出，得了六天的包银。《天河配》 是陈德霖老夫子给排的。头场群歌群舞，七个人唱昆曲，用的是《思凡》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曲子，走云步下场。这个云步，我原先学的是两足一顺走的，老夫子指出须走正反八字，方能不扭屁股，这是我演这出戏的一个大收获。

十八、由主角而至配角

28岁那年，有很多班子来约我，有约唱正戏的，也有约挎刀的。因为我挎刀的时候多，所以我自己的文武场面的伙计们，也就随即散去。公方场面见我私房场面没有了，就千方百计地要挟我，给我添了不少别扭。

这年秋天，我曾搭了马连良的春福社。冬天，应邀去济南唱军阀张宗昌的堂会，张不肯多给钱，再经层层的剥皮，到我们手里，就没有多少钱了。

十九、困苦中一件奇事

1928 年冬天，我与言菊朋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这个戏院在五楼，下面全是商场。唱到年底，菊朋合同期满回去了，我被留了下来。第二年（1929年）新春，又演了一个月。随后在天津升平、大罗天等戏院连续唱到九月。这年腊月二十三日，我的养子因患猩红热死去。我于大年除夕回京，家中没让我知道此事。王大爷到车站来接我，先住在马神庙他的家中，免得我回家触景生情，足见他老人家爱我的深情。我住了一宵，第二天元旦又赶到天津。

回到天津后因思念儿子，演唱也少了，渐渐地吃尽当光，不必说是行头，就连日常衣服也都没有了。无奈，我只好穿上唯一的一件长衫式的雨衣，到北京找王大爷，这时他也十分困难，但还是借给我5元钱。这钱他也是向学生借来的。

思来想去，还是无路可走，只能再回天津。我买的是下午的车票，买完车票的功夫车已快开了，我急急忙忙地进站，差不多我是最后一个人。忽然我被一件小东西拌住脚，仔细一看是皮夹。我站住了，四顾无人，这时我就如《拾玉镯》中的孙玉蛟一样，捡不捡？我若不捡，也会给别人捡去，不如我捡了，上车后让失主来认领，但我又怕人家怀疑我是偷来的， 因为我衣衫槛缕，形容憔悴，是容易启人之疑的。考虑结果，我还是捡了。上车后我一直拿在手中，随时等人来认。直到出车站以后，我还是拿在手中，但始终不见有人来认领。我这才打开看，里面有汉口票10元（在天津可兑3元），通用钞票33元，也没有名片和地址。当时社会上还不兴把捡来的东西交给警察局，因为交给警察局，也许更糟糕，钱包他们留下，再给我加上一个的罪名。最后我只好留做自用了。后来我一直保存着这个皮夹，重放进去36元，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无名的恩人。

当天，我即以26元赎回夹袍和马褂，洗了个澡，晚上我来到中原公司的后台。那时中原邀京角，一星期只唱四、五、六、日四天，这天正是荀慧生演到末天。他见了我分外亲热，因为何雅秋死了，他正缺个贴旦，便很诚恳地邀我回京合作，并且以幼年三乐科班同学时的感情来说服我。他还问我天津亏空多少，我说只缺数十元，荀当即给了我50 元，实际我欠人2000 元。

次日，我同荀回到北京，参加了慧生的班子并成为荀班“四大金刚”之一，即金仲仁、马富禄、张春彦和我。荀每星期只唱二天，这时陈墨香为荀编剧，所以荀的新戏很多。这样，我在慧生班中唱了两年多。

芙蓉草之《十三妹》

二十、《雁门关》

30岁时(1930年)，王大爷把他的绝活《雁门关》传给了我，并把他亲笔抄的剧本也送给了找。这样的厚爱，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那年，我正傍章遏云演出。他要排《雁门关》老戏。其中萧太后一角王大爷演出最合适。王大爷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那时正好四十多岁，演出萧太后，神情和表白都很适中。我想请王大爷主演，我好得到一个观摩的机会。不料王大爷叫管事赵世兴来对我说，他决定不唱了，别给他留着了。如我不去学，诸如香就要去学，他不好拒绝，反而为难。于是我就向他学了这出戏。长时期来我在舞台上演出萧太后一角博得了声誉，这全靠恩师王大爷的栽培。后来我和黄桂秋、王玉善、李玉茹等也配过戏。此后，天津、青岛、上海各地只要邀来京角，都来约我配演，尽“绿叶”的能事。

二十一、长留上海

36岁（1936年）开春，我随章遏云去上海黄金戏院演出，老生是高庆奎，这时高的嗓子已塌中，这是他最末一次演出．武生是他儿子高盛麟，我这中间因母亲死去，回北京18天。

这年5月1日金廷荪接办黄金戏院(原来的老板是黄金荣)，接来马连良、张君秋等，把我留下，订了长期合同，于是我一直在上海作为硬里子贴旦，直到解放。

上海戏剧学校开办，我曾义务教课。以后又当了中华戏剧学校的教务主任。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旦角，无论男女，凡来向我虚心求教的，我无不乐于指点。张淑娴、沈元豫（票友）二人得我传授最多，但沈不大演出，无所表现，使我徒费心力。

七七事变之后，火车上的红、黑帽子狐假虎威，处处与演员为难，他们任意毁坏行头，撅翎子。演员常常挨打、受侮辱。例如他们要金少山喊“哇呀呀”，叫小翠花“走浪步”，叫姜妙香笑三声，围打程砚秋等。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伶界不再南来北往。我也惮于北行，失掉了再向王大爷学习的机会，只能靠通信相互问好，谈些家务。1945年抗战胜利了，交通仍未恢复，还是不能北去。

二十二、和鸣社

我47岁那年（1947年），曾心斋（向苏少卿学过老生）、金少刚(陈道安、杭子和之徒)、何时希（向张荣奎，瑞得宝、姜妙香学过小生）三位票友办起了和鸣社票房，业务十分兴旺，社长是陈彦衡的学生慧海和尚。内外行都去那儿玩。打鼓的有杭子和、魏希云，净行有李克昌，丑行有苗胜春，武生有瑞德宝、杨瑞亭，胡琴有杨宝忠、赵济羹，顾问是梅先生、盖叫天、马连良、黄桂秋等。我和姜妙香尤为热心，每周必到，成为忠实的社员。票友中有名的有程君谋、苏少卿、徐慕云、孙钧卿等，他们也是社员。

和鸣社大家都称之为上海的春阳友会。春阳友会的创办人樊棣生在和鸣社打鼓、弹月琴、吹唢呐。

这个票房曾多次为上海梨园公会义演。我曾陪时希唱过两次《岳家庄》(我去岳夫人)和一次《监酒令》(我去吕太后)。其它义演的戏有：姜妙香、张荣奎的《九龙山》 ，张荣奎的《独木关》，我和时希的《能仁寺》，姜妙香和黄桂秋的《奇双会》(我饰保童)，妙香和我在《探母》 中曾配过太后和宗保。李克昌也配过时希演的《辕门射戟》 里的纪灵、《岳家庄》里的牛皋。时希唱《叫关》时，李克昌打鼓，我打大锣，那天大轴是马连良、袁世海的《除三害》。在这些演出里，我还学会了一出《银空山》，那是陈德霖老夫子的一出绝活。事实上老夫子还有几出好戏，如《双思凡》，就是其中一出，在这出戏里他的左边尼姑，一切身段都是反的，难度很大。此外这一时期我们还成立了练功房，发起人有瑞德宝、杨瑞亭、苗胜春、姜妙香和我，是时希主办的。那是个大伏天，我们都勒头、穿靴、扎大靠，认真地练。通过练功，把旧功也捡回来了。有次在黄金戏院，妙香和我演《穆柯寨》，脚步飞快，快枪、枪架子轻松利落，大家都称赞我们一点也不老，这是练功所得的益处。

有幸的是在一次练功时，我遇见了朱兰春女士(她后来成为我的后妻)。过去我曾欣赏过她的唱工和嗓子，后来她跟瑞德宝先生学《战太平》 《定军山》 《阳平关》 时，我出于爱才，和苗二爷给她配过下手，从而增进了感情，我俩终于结了婚。婚后她为我生下一男一女。

和鸣社票房设在上海牯岭路的净土庵，这和过去北京的元明寺票房、前幸寺票房以及太乙祠票房等相似，因为寺院闲房多。和鸣社有清唱、谈话的二间厢楼，和练功的厅楼，条件是比较好的。可惜不到二年，就被军队霸占，和鸣社也随之解散了。

程砚秋、芙蓉草、孙甫亭之《大登殿》

二十三、演员生涯的最后几年

1949 年，我与朱兰春到苏州演出。1950 年，与李玉茹到江西、长沙、汉口演出；1951 年与王玉蓉在上海演出。程砚秋在上海大舞台重排《荒山泪》 时，我与李丹林在前场唱《樊江关》《得意缘》 等戏。这年冬，我应上海华东戏校之聘兼课教学。1952 年，该校解散，同年我调到东北戏校任教。冬时，因气候不利，旧疾气喘复发，我便回到南京休养。此前，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赴朝鲜慰问回国，在东北演出几场，我带病陪马、周唱了《群英会》，我演周瑜。

1954年4 月，在我正要回东北的时候，周信芳从无锡打来长途电话，要求我陪他演《四进士》 里的万氏，于是又在无锡逗留了一周，唱了三场。回到东北时已经5月1日。这时东北行政区撤销，东北戏校改为沈阳分校。1955年9月份，沈阳分校全部并入北京总校，于是我就结束了表演以及教学的生涯。

何时希 整理

（《京剧谈往录》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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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草（赵桐珊）自传

今日推送之《芙蓉草（赵桐珊）自传》录自《京剧谈往录》续编，作者赵桐珊，著名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以艺名芙蓉草闻名，赵桐珊在道白唱腔、表演风格、艺术创造等方面都深受王瑶卿的影响，演出颇有王氏风范，他会戏多、戏路广、传统戏、古装戏、时装戏、连台本戏都能演。他精于旦行，青衣、花旦、刀马旦样样行，且通其它各行，曾以“多才多艺、生旦净丑无一不能”而红遍汉口、福州等地，形成了他自身独特的演出风格。

芙蓉草便装照片

一、我的家庭

我原名同山，后改桐珊，1901年5月28日生于河北省武清县的小长亭村。

父亲赵万春，是个木工，常背着斧锯墨斗等工具，流动到各村做些散工。

母亲王氏，曾在1890 年到北京当老妈子，在秦五九（名稚芬，为梅巧玲之婿．梅兰芳的姑丈。他的戏是杨桂云一路的花旦，为王蕙芳之师）家做了10 年，回家乡后才生的我，那时她已44岁。

我有个叔父名万和，是个没有正业的独身流浪汉。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就回来跟我父亲闹分家。我们家有二亩半地，但连祖坟也在内，是不能卖的；还有葬满了坟的一块地，更不能卖。这些地种粗粮还不够吃的，另外还有半亩菜园子，有三间土房居住。叔父吵闹一阵，分了钱去，不久即花尽， 回来又吵。我母亲很慈祥i总是可怜他，我见过很多次都是母亲给钱打发叔父走的。

我有个姐姐，是从姑母家抱来的；哥哥同海，也是抱叔伯家的。所以我父亲在52岁时生了我，算是亲生子了，十分喜爱。

母亲生下我后，身体不好，奶水不足，只能向邻居们讨奶，当然要等她们把自己的孩子喂足了，有余才给我吃一些，这样就要一家家去问，所以母亲说我是寻奶吃大的。有时我父亲到较远的杨村去做活，就能买些糕干回来，这就是我的美食了。

乡村常有庙台戏，父亲常带我去看。我五六岁时就对庙台戏十分喜爱，看戏回来就能摹仿戏中的动作，引得一家人大笑。

二、开始学戏

我念过三个月的私塾。9 岁那年（1909年 ) ，到北京来学戏。师父是同海哥哥原来的亲哥哥、也是我的堂兄赵庭玺，是唱开锣戏的梆子老生，住在煤市街大马神庙头条一号。我们虽然是师徒，但我管他叫大哥，所以同行中都叫我老兄弟的。

我到北京是夏天，光身子穿个肚兜，光着脚丫子走到北京的。手里提了一双母亲做的新鞋，到了师父家门口才换上。那时北京街上满是洋车（还是两个铁轮没有胶皮的人力拉车时代，不常见汽车呢），我一见即认识，我曾在年画上见过，所以有印象。

我头天到师父家，坐在院子里，听里面麻子红（姓魏，梆子旦出身，但应的是丑工）在教女徒王福子学《忠孝牌》 。秦腔慢板第三句“想当年”，是个大腔，王福子学了好久还是不会。我在院子里可听会了，师父叫我试唱，我全唱对了，因此，他对我初步印象就很好。随即开始学梆子青衣，练习跷工，这时有名的崔灵芝，即是绑跷唱青衣的。当时有四个以灵芝为艺名的梆子名角：崔灵芝、丁灵芝、李灵芝、任灵芝。灵芝是“瑞草”。还有还阳草——杨韵谱，曾掌管奎德社梆子坤班，加上我这个10 岁出台的芙蓉草，总称“梆子六草”。

我的开蒙戏《忠孝牌》，是《双官诰》前面的情节，称为《双官诰》 “头子”；接下来学《三疑计》《女起解》《玉堂春》《探寒窑》。这样学了半年。1910年的新年（春节），我第一次出台演于隆福寺的景福茶园(在东四牌楼隆福寺内)。过去茶园，饭庄、会馆等处，凡能坐几百人的均可演戏。至于茶园，平时就是人们闲时饮茶之处，大都是方桌长条凳，也有长条桌的。好多座位不是面对前台，真是名副其实的“听戏”，而不是看戏，因为扭着身，侧着头看戏实在费劲，当时还有一种风气，如果谁认真看戏，人们还说他是外行呢。以后我到过天河茶园、西安园（即后来西安市场的地方）、人和园、金鱼池的布篷（就是用布搭起的篷子）、朝阳门外菱角坑的小戏园、永定门外的四合号茶馆、天桥的歌舞台和燕舞台（虽称舞台，仍是大戏棚），口袋胡同的咸丰茶园（这个茶园较大．好角也常去，老谭就曾在这里唱过）；其余一些更小的地方都去演过。这样唱了二年，才进入市区的大戏馆，如华乐（即现在的大众剧场）、庆乐、三庆园、广德楼（现在前门区小剧场）、中和（那时舞台冲西，现在改成冲东了）等。

三、进入三乐社科班

1913 年我加入三乐社梆子科班，这个科班是李际良（他是慈禧太后得宠的太监皮硝李的侄子）、薛固久（十二红）、孙佩亭（十三红）三人合办的，所以称为三乐。后来二红退出了，才改名正乐社。我和尚小云、荀慧生（当时艺名白牡丹）同科，有正乐三杰的称号。青衣花衫偏重唱工的戏归我，那时我嗓子较好。白牡丹是玩笑旦，尚小云是唱二黄的正工青衣。演出的场所是在王广福斜街的汾阳会馆。唱了二年，一面唱一面学，梆子名家大玻璃翠、冰糖脆给我再开蒙学花旦。冰糖脆的跷工特别好，社里还有陈春喜教旦，杨玉林教小生，麻子红也在其内。这时又有王贵山（五盏灯）教我二黄花旦戏，如《胭脂虎》 《乌龙院》《院花溪》 等。

1914 年年底，我到保定府．在贡院街的会馆演出梆子本戏《万花船》、《错中错》、《玉虎坠》《忠义侠》（即《周仁献嫂》）。因我学过花旦，自己觉得在台上比较会做戏了。一次我演《玉虎坠》中的冯傅氏，当演到继母诬陷冯傅氏的丈夫杀人时，冯于左右两难的情境下，长叹了一声，台下不少人叫好，自己也觉得高兴，知道了戏是要“做”的，不是靠死唱的。保定府这个班名重庆班，同台的有李铁山的花脸，演张飞和《玉虎坠》的马武都极好；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小十三旦（姓程，是上海有名鼓师王燮元的舅父，王的鼓学梳子和，曾佐梅兰芳、黄桂秋），善于演摔打戏，如《紫霞宫》， 《红梅阁》等。

芙蓉草之《坐楼杀惜》

四、由梆子转皮黄

1915 年我15 岁，由保定动身到南方，是杭州邀角的头儿胡三约去的，第一个码头就到了杭州，演于城站第一台。我是随时慧宝（孙菊仙一派的老生）同去的，但他有自带的旦角朱如云。我演我的梆子戏。为我操琴的是梆子胡琴名手魏发科（梅兰芳大弟子魏莲芳之父）。

班中角色很齐整，有七盏灯（毛韵坷，旦角）、老一盏灯（张云青，这时也唱小生，取“盏灯”为艺名的很多陪我演过《忠义侠》 的周仁）。那时取“盏灯”为艺名的很多。那时。舞台上还没有电灯的时代，是不演夜戏的，如果白天戏演得过长过迟，天色已暗，则台角有人捧两支竹蔑扎成的火把，或点几支烛台，观众就在这样烟雾缭乱、烛光暗淡的照明下看戏，可见是重听不重看了。自有了煤油打气的灯后，台上就算大放光明了。所以艺人要取盏灯为名，由“一盏灯”而至“十三盏灯”, 似乎这样的角色，就如灯光一样的明亮。班中还有小杨月楼、常春恒（后演《狸猫换太子》 的陈琳而大红》），郑法样（演孙悟空有名）、陈嘉麟（是清廷供奉陈金雀之孙，唱老生）、俞振庭（老生）。

我主要还唱梆子青衣花旦，这个戏班的老板刘金瑞，是个老道，原来也是吃戏饭的。他排的戏码不间你会不会，派了你的角色你就得唱， 这是当时的风气。头天见报，回家就“钻锅”, 幸亏我的梆子琴师魏发科，本是青衣出身，肚子很宽，他帮助我一出一出地对付过去，所以没有被挤垮，相反使我多学了一些戏。

当时毛韵坷是生、旦、净、丑、武生、时装戏无一不唱的。我受他的影响很大，也就什么都学，而且从梆子转向皮黄。在杭州唱了半年，其间学《牧虎关》 于俞振庭，这出花脸戏以后常常列为我的戏；也向曹银奎学皮黄老生，如《天水关》《文昭关》《琼林宴》《空城计》 等，《空城计》也常列为我的戏。

初秋七月，到宁波“环球”演出，有周维俊（初名兰芳，唱旦，后改小生，是金仲仁之徒，有武工，能唱，可借死得早）的祖父同去，他唱皮黄旦角，也教了我一些戏。唱了一个多月，转到鼓舞台后，同台有李春来的武生，他唱《花蝴蝶》, 上一张半桌子（即桌子上加一椅子），向下走“台漫”，在扎头悬空中拔刀，落地刀已在手，这是他的绝技。翻桌子是越低越难，因为距离短，空间也短，不利于转身，何况他还在空中拔刀，就更难了。还有短打花脸李永利，他的《收关胜》，上四张桌子，走“云里翻”（这是筋斗之祖），扎靠穿厚底靴，黑满甩发，在四张桌上脚先出去，面仰后倒翻约一个半，真帅，没有不叫好的。他在《白水滩》 里走的“裸子”一沾地即起来，内行称它为“带地蹦”又叫“叠襟”。《八蜡庙》 演费德功，台上平放四张桌子，他从上台口向下场门，起“虎跳漫子”，下地“跺泥”亮相，左手刚好接镖。他演《嘉兴府》 的鲍自安，在大家翻挡子时翻上，唯有他翻得高，而且落得慢，白发鞍，一身尽白，像一只大蝴媒，美观极了。一个武花脸，当时能挣到四百多元包银，真不容易。这时盖叫天也同台，他年纪尚轻，但武功已经成熟，演《四杰村》 走13 个“旋子”，所以有“小白旋风”之名。他演余千，一身行头都是黑色，落地无声，快如一道黑影似的，内行都称赞。

在宁波约唱了四个月，跟同台的谢月亭学了些老生戏。

在杭州时认识了金、吴二位报界朋友，他们是宁波人。他们在自己编辑的《詹詹报》（这家报纸后来改为《宁波时事公报》）上，常有文章捧我，见面时又指出我一些缺点，使我得益不少。以后我喜欢向通文墨的朋友请教，使自己在表演角色和唱白上少出问题。

五、第一次到上海

已经冬天了，到上海新新舞台（后改楼外楼，即现在南京路永安公司旁边七层楼的原址），老板是周咏棠（老四盏灯，唱梆子青衣）。同台有武生何月山，他由天津来，也是初次到上海。他长靠、短打扮相都好，演《长坂坡》 ，鸽子翻身靠旗能扑到地毯，足见腰功之好；跺泥的腿功好到如铁铸一样，纹丝不动，而且时间长，能要三五个满堂好，才换亮相，再要一个好。短打干净边式，能不歇气连打三刻种，中间不夹三通鼓。这时他才20 岁，可说是红极了。他嗓子较左，喜欢反串老旦《钓金龟》，后面总连着《三本铁公鸡》 同唱。由于年轻生活不检点，红了几年，即渐渐体弱而吐血。与盖叫天同台时，新排《年羹尧》，盖叫天打七节鞭；何月山找武术老师张双凤（不是伶界），请他说十一节鞭。鞭是比盖的长了，粗了，但气力不加，台上仍逊于盖，台下捧场的也退了下来，叫好也不热烈了。由杭州到上海亦舞台演出后，革新戏《狸猫换太子》 排出时，他已不行了，死时才27 岁。当他出殡时，魂亭过福州路，人们围得水泄不通，看着也有掉泪的，同声惋惜，足见他很得人缘。这是后话。

这时主角、何月山和我，派出一台戏即倒第四林的《跑城》 ，倒第三何的《钓龟》，我的《纺棉花》压轴，何、林的《三本铁公鸡》大轴。到年下，客户有按月包红票的（为了这四出戏，人家连看不厌而长期订座），足见其受人欢迎之热烈，这次我唱了约二个月。

在年底之前，我一个人到南京南门内的钓鱼台戏院唱了个短期，是挑大梁（头牌）。此时冯国璋在南京当督军。我以一出《纺棉花》 大红，我唱京韵大鼓《鸿雁捎书》 ，王昭君的“三寸的小金莲怎把这牛皮靴子登”一句，满城都学唱。后来1954 年我患气喘，由沈阳到南京休养，夫子庙茶叶铺的一位老人．还认识我，跟我提起这一句鼓词来。

这一年，我由保定到杭州，而宁波，而上海，而南京，我在学戏上的收获，要胜于唱戏的走红。一则是开阔了眼界，见了许多有能耐的同行；二则是把自己从梆子青衣的行当中跳出来，增加了各方面的技术，各门角色都重新开蒙，窥得了门径：向王二奎（上海）、老穆春山（喜连成老板叶春善的同学，是小荣椿科班出身，他唱李吉瑞派的武生，也在上海）和谢月亭等学了不少戏。

芙蓉草之萧太后

六、从汉口再到上海

过新年（16岁）到汉口，在爱国花园挂头牌，演出当时所谓“能派戏”，贴出的海报有“多才多艺，生旦净丑，无一不能”等语，夸大到几乎没有边了，但我仍以梆子青衣、花旦为主。同台有李永利的武净，那时他儿子万春才5 岁。王福连的红净，董志扬的武生（艺名小扬猴，他父亲董明是武生名教师，杨小楼也曾向他请教过），小桂和的花旦（与老王桂卿同学，为董德春之徒）。唱了四个月，仍以《纺棉花》 最红，前面总有李永利的《嘉兴府》。有一次前台满坑满谷，无插足之地了，听众买了票由后门走到台上来听，台上负重不起塌了，幸未造成大祸。

近端阳节，上海丹桂第一台派魏树科（魏莲芳之叔，魏发科之弟）来约，但是汉口到期不放我去，只能不告而别，溜走了。船到九江靠岸，汉口老板串通长江帮的恶势力，扣住不让我走。经上海方面的人疏通了洋商轮船的“大板”（如今船长之类），我才到达上海。丹桂第一台在福州路致美楼京菜馆原址（即现在的上海旧书店），由5月17日唱至年底，周信芳是前台经理，自己挂头牌，我为他挎刀，开始唱《女侠红蝴蝶》 连台本戏，排了七本。同台的老生有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唱红净最有名，为南方老爷戏的先辈）、苗胜春（武生改老生，为汪笑侬之徒，《胡迪骂阎罗》、《疯僧扫秦》、《焚绵山》等均有名，后兼演文武丑）、梁一鸣、高百岁，旦角是欧阳予倩（刚下海）、王芝芳，武生有李少棠（即小三麻子李吉来之父，本工武生，这时改了丑角）、张德俊（张云溪之父）等。这时汪笑侬也短期搭在丹桂，《献地图》《马前泼水》《刀劈三关》《将相和》（与冯志奎合演）都很红。有一次唱《献地图》 ，信芳捧他一下，饰刘备，三老板王鸿寿饰关羽，冯志奎饰张飞，何月山饰赵云，曹甫臣（小丑赵四庚之父）饰曹操，角色最为齐整。

平时还是唱本戏：像《恶奴连环报》《三僧奇缘》等。那时我年轻，在台上经验还少。这种新本戏只是知道情节，却没有固定的本子，大都在台上随便扯，随便对答，不但要有经验，还要有临场的急智，能扯得很远很长，也能立即煞住，时间到了，下一本再续。我主演的《红蝴蝶》是时装戏，周信芳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有办法，我得到他的帮助不少。我包银是每月700元，在丹桂演至年底为止。

我17 岁那年，正月转至贵仙茶园（在福州路贵州路口）, 即原群仙髦儿戏班的地址，这时由贵俊卿（安舒元之师，安的艺名为小俊卿）接办。关于髦儿戏，是清末民初上海幼坤戏班的俗称，“髦儿”二字江浙方言即毛丫头之意，有人称为帽儿戏，恐不对的。搭入这班的都是十来岁的女孩子，彩排演出，是雏形的戏班，一般演的是以生、旦为主比较简单的戏。以后也发展到有生、旦、净、丑、武生各行，能开武戏。贵俊卿唱正宗谭派，是票友出身，通熟俄文，文墨方面也有修养，演谭派戏《失空斩》 等，就很有书卷气。同台的有小生好角朱素云，每演《取南郡》、《舌战群儒》、《群英会》 等戏都很叫座。还有刀马旦阎岚秋、武丑杨四立（此人能耐好而且博学，像《忠孝全》 的安太，耍十八般武器，放洋枪，习洋操等，在台上足闹一气，给小生在后台扎靠，留出很长的时间；唱《盗魂铃》 的猪八戒，翻三张桌子。据说谭鑫培在上海唱《盗魂铃》，观众看惯了杨四立的，也要求老谭翻三张桌子，他年老翻不了，还挨了倒好呢）、戚艳冰（艺名老绿牡丹，即小绿牡丹黄玉麟之师）、金少山（这时他才二十余岁，是很不得志之时，但见其演《取洛阳》 大帐的下场，冲里一亮，气概大，姿势很美，我已十分佩服他，他是陪贵俊卿的）。我和俊卿曾唱过新戏《感德忘恩》（又名《人不如狗》）。这次在贵仙演了四个月，又到宁波四明茶园，和盖叫天同台，我以唱“能派”老戏为主。演《十三妹》使真刀真枪，需要眼明手快，我也跟上了。新戏《年羹尧》也是和盖叫天合演的。在宁波唱过了夏天。

秋天到福州，与南方名武生张桂轩同台（张有洁癖，一天要换数次衬衣和外衣，那时还有辫子，他怕辫子的油污了衣服，所以仰着脖子走路，十分难看）。马昆山领班，他的侄子马连良刚出科，正在倒嗓期，也去了。这时福建对京戏很欢迎，营业也很兴旺，单福州就有四个京班，而且都是以旦角挂头牌，林颦卿、刘玉琴、冯子和及我。

我仍以能派、时装、本戏三种交替着唱，新排本戏中有一出叫《箱尸案》 ，马连良的小生，很能做戏，但嗓子稍差些。这次演了半年，在福州过的年。

《得意缘》（左起）程继先饰卢昆杰、小翠花饰演狄云鸾、芙蓉草饰郎霞玉

七、回到北京

我18岁那年春天，回到北京，这时冯国璋已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了。在丹桂茶园（东安市场内，原来丹桂商场的旧址）演唱，同台有侯喜瑞、白牡丹（荀慧生）、程艳秋、沈华轩（武生）、张文斌（小名二锁、好丑角）、慈瑞全、陈子田（原是太监，唱老生）、一千红（名王喜，是秦腔老生）等。我仍像外地一样的戏路子，倒是连台本戏特别受欢迎，这种所谓连台，就是随时随处可止，明天再续下去，引得那些旗妆太太们天天要去看，以《双鸳鸯》《红蝴蝶》 为最红。

这时梅兰芳在吉祥唱老戏，不太红，罗瘿公给梅编了《天女散花》《嫦娥奔月》等三出古装戏，唱得大红。丹桂那里，张志谭总长喜欢看我的本戏，他拉了罗瘿公来看，发现了在我前面唱第二三出老戏的程艳秋是个人才（他这时还没有名气，是荣蝶仙的徒弟，大约仅十三四岁）。张请程在东安市场小馆子吃饭，罗瘿公与艳秋是初次会面。自此罗常来听程的戏。罗本是贫士，但人品极高，得到很多人的尊敬，他筹措了一笔钱，为程艳秋赎出师。主要是荣蝶仙很虐待徒弟，罗出于义债和爱怜人才之心，故有此义举。

入秋，我到了张家口，头天是《辛安释》，二天《连环套》 ，三天《打严嵩》《杜十娘》（皮黄新排的戏），都满座。老板赵光斗是个坐地虎恶霸，原在北京讲明每天包银30元无折扣，先使10 天。不想赵变卦了，说是听白戏的多，又说该处山地多，上云、下雨即不卖座，明明卖的是满堂，却要求对折。当时说翻了，我答应退钱不唱了。于是回京借了钱派人送去，才算了事。

八、狠心的师父，仁厚的梅先生

我9岁拜师学艺、写的是七年期限，早就应当出师了。在外地演戏，师父每月有成百上千的收入，不让我提出出师，到18岁的深秋，已经超过二年多了。我从张家口回到家乡，同父亲来京跟师父(也就是一家的叔伯兄弟)商谈，算是正式出师了。但身上只有穿的夹袍，其余什么也不给，多狠心的师父啊！师娘偷偷送了一小包替换小衣服。我9岁到北京，是一双新鞋，一个兜肚，如今过了九年，出师时只穿上件长袍，想起来不禁为之苦笑。劳累夹气，嗓子也没有了。没有行头，不能够搭班，精神上大为苦恼。出了师门，父亲说，回去呆着再说。我不肯，父亲又想把家里的坟地典了，我也不接受，决意留在北京，还想创创事业，不衣锦不回乡，等能够自立了，迎接二老出来同住。父亲也没有办法，叹息了一声，大家分手。

我住到西河沿路南的第一客栈，常去正乙祠票房(正乙祠是陈十二爷一派的人办的)。提起陈彦衡(即陈十二爷)，无人不知的好票友，他深通文墨，诗词书画都有很高的造诣，学梅雨田的胡琴和老谭派的唱法，甚至谭的身段、表情也研究得细致深入，后来为老谭台上操琴很久，老谭死后，他简直就是谭派正宗的地位。

不久，梁华亭来找我(我到丹桂演唱，原是他管的)，说他在大栅栏三庆园当老板，班中原有的杨小楼、尚小云、谭小培(当时称为“三小”)到上海去了，班中没有人，现约我和康喜寿、九阵风三人一同演出。当时我应允是应允了，但没有行头十分为难。这时忽然想起了梅兰芳。当时梅应堂会最多，我有时也被邀唱一出，过去没有交往，只是在堂会后台一同扒台帘看戏。梅喜欢看前场各行角色的戏，以广知识，我也有此习惯。梅住在芦草园，我就硬了头皮去找他借行头。因为不是借一次，而是要借一段时间呢，自己觉得难以启齿，但是梅先生概然应允，可以说是“千金一诺”，当时就叫伙计大李，嘱咐我要什么，即备什么，我的感激心情真是难以形容。以后我每天早晨去梅家取行头、还行头，大李也配合得很好。以后逐渐有了些积蓄，就用一百余元买了十六件旧行头。这是梅先生帮我渡过了难关。接着在鲜鱼口天乐园跟孙菊仙、张占福（武丑张黑）唱了一阵。

九、跟梅剧团去日本

1919年，我19岁，梅先生率剧团前往日本演出。我知道梅先生为人厚道，所以不谈条件随同去了。大约在端阳节前动的身，先到东京。同行的人是贯大元、高庆奎（老生）、姜妙香（小生）、姚玉芙和我，我实际上是变了“小能派”，我过去在外地演出，常是生、旦、净、丑、老旦各行主角戏都演，这次在日本则是缺什么来什么，好在我能对付一下， 所以说是“小能派” （应该说是“杂角”），王毓楼(梅的内兄）的武生，茹莱卿、高联奎的胡琴。

下面说说找在日本的“小能派”表演：在东京帝国剧场演十二天，我演过《金山寺》 的小和尚，说苏白；《游园惊梦》 的老旦，演了两场；《天女散花》 前饰仙女，后饰罗汉，演过两场；《御碑亭》 前饰德禄，中间改报录的，这出戏最受欢迎，演过五场；还有《贵妃醉酒》 的宫女；贯大元演《空城计》 ，我是先旗牌而后老军；二本《虹霓关》我的家将，进城时我也翻筋斗，这戏梅演过二场。

在东京梅先生只演最后一出，前面也没别的戏，由日本演员讲印度故事，台口点一支洋蜡。

后台有浴室，演罢可洗澡，不像在国内，武生一身大汗还得捂着回去。

有一个特别规矩，也许是日本剧场的风俗：如果后台发给一个小纸袋，内装一枚有穿孔的五分小硬币，则准知今天是卖满堂了。东京12天得到10 次．其余两天空二三个座位，就不算满堂。场内秩序极好，台上在大换布景时，观众均出场自由活动，谈话、吸烟、吃东西、逛逛花园等，到铃声响了再进入。当时感叹得很，我从北京到上海，京沪线、沪杭线、福建，面还算广，尚都是中国比较开化的城市，院子内总是人声嘈杂，乌烟瘴气，梆子班、小戏园更甚，演员总得用很大的嗓门和力气．才能压得安静下去，曾经想过，何日才能改善？到今天社会主义时代，北京各戏院已达到这种程度，心情真是高兴得很。

《天女散花》 里贯大元饰文殊师利，是勾脸的活儿。姜妙香扮仙女，虽是他早年的本工，但也好久不妆旦了。高庆奎在《空城计》 里饰司马懿，《虹霓关》中饰辛文礼，刘鸿声一派是生、净兼演的。

在神户唱三天，前面加一出贯大元的《空城计》或《文昭关》，高庆奎这时尚是硬里子时代。我演了一出《鸿鸾禧》。

在大坂演了三天。我们初到日本时，上野、下野正是樱花盛开季节，美丽极了，一片花海，我们游赏得十分高兴。那时梅26岁，姜30岁，姚玉芙24岁，高庆奎与姜同岁，贯大元23 岁，还都是小伙子嘛！

这次出国，大家都是蓝袍黑褂，瓜皮小帽，一视同仁；惟有梅先生是呢帽（旧称礼帽）西服，大方得很。

芙蓉草、孙庆仙之《乌龙院》

十、在北京安家

从日本回来，梅先生送了我1400元钱，我就在绒线胡同内石碑胡同的马神庙租赁房子，置办了家具，算是在北京有了家。于是把双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在北京安家以后，演出则断断续续地进行。

夏天，梅先生培植的牵牛花，品种多，极繁茂，我每天清晨都去梅家看花， 日子长了便能分辨种类，并记下许多有关枝、本，花瓣、本色、合色（杂交变种）之类的知识。同时，去梅家看花的人很多，花丛晤谈，也是一乐。

十一、和欧阳予倩合作

这年秋天，欧阳予倩约我去南通，参加了更俗剧场重阳节的开幕演出。这一时期除常与予倩合演外，也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这时我19 岁。

这时期，梅兰芳、余叔岩、郭仲衡、程艳秋、王蕙芳、盖叫天、孙化成、袁寒云、朱素云等，都曾来南通演出。

予倩这段时间里除演些老戏外，还编演了很多新戏，其中包括时装戏、古装戏、话剧和不少“红楼”戏。予倩在《馒头庵》中于秋千上大唱反二黄、导板、回龙、原板，边唱边舞，我唱宝玉，过去我这个“小能派”各行都演过。就是没唱过小生。这次反串，在我演戏的领域里，又增加了一行，以后又演过几次。我对小生这一行，确是极感兴趣的，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抗战后期，日军侵入上海租界，言慧珠在天蟾舞台唱《玉堂春》，海报贴的是俞振飞的小生。因为日军戒严，振飞家住愚园路，过不来，临时请我反串，我临上场时忘了带扇子，就借了何时希(票友，向张荣奎、瑞德宝、姜妙香学过小生)手中的扇子上台一用。此扇上面有当时数十位小生的签名。下场后，我主动提出也签上名字，下面还注了两行小字：“某年、月、日在天蟾舞台反串玉堂春小生”。还有两桩事可以一提：第一件事是马连良先生去苏州演出，缺小生，请我反串帮忙，约定为《四进士》 的田伦、《群英会》的周瑜、《御碑亭》 的柳生春和《回荆州》《黄鹤楼》 的周瑜等五出戏。演出很圆满，我得的包银不少，于是在苏州桃花坞买了两幢小楼房，立契是在上海洪长兴羊肉馆。第二件事是解放后我去东北戏校教学，有一次师生联演，我演《黄鹤楼》的小生。以后由我带队到北京演出，最后一场，我又演了《黄鹤楼》 ，得到北京有关领导的重视，不久就脱离东北回到了北京。

予倩的“红楼”戏编得不少，如《晴雯补裘》《宝蟾送酒》 《摔玉请罪》《黛玉葬花》《王熙凤泼醋》《毒设相思局》《毒设相思局》 《三戏金鸳鸯》 等；其它戏有《人面桃花》《百花献寿》《嫦娥下凡》。在《聊斋志异》中我演颠当。在《长生殿》 中予倩的杨玉环，我的梅妃。另外有时装戏《情夭恨海》《不如归》等，还有话剧《阎瑞生》 。

在南通不到二年，我自己觉得有些创造：一是耍绸，梅先生在《天女散花》中表演的是双手耍绸，绸子常背在肩上，使天女更觉庄严美丽，气象万千；盖叫天《劈山救母》中双手耍有杆的绸子，以表示霞光万道。我演的是单手耍，可左可右，可扔可接。后来称这为“缓舞”。二是耍翅膀，用在“惊鸿舞”里。在膀下插两个翅膀。双翅先用纱罗制作，因透风不好，后用丝绸制作，又嫌太轻压不住；最后在翅下加些小铃，舞起来就理想了。后来予倩在上海新舞台演《长生殿》时也摹仿这些做法。三是风旗舞。《百花献寿》中予倩饰花女，献酒时舞盘，我饰封十八姨，耍二面风旗，代表车辆的车旗，下垂四根飘带，带端有铃，舞时颇费膀力。四是彩球舞。《头本长生殿》中与予倩对舞，球有银丝盘绕，虽大而轻松飘荡，两人抛接很方便。此外，还有花盘舞、扇舞、纸带舞等。

十二、在汉口与余叔岩合作

这时期我曾随南通更俗剧社全班去汉口。与汉口大舞台的王蕙芳、郭仲衡、朱素云等对调，即他们到南通更俗剧场演出。更俗剧社号称全班，实是师生同去，我在汉口大舞台，与余叔岩同台演出。

演出头天，予倩演《人面桃花》 。原定八个剧目，演四个小时，那时汉口租界规定，戏院演剧过了时限，就要罚款500 两银子。我们虽然把《人面桃花》演完了，但因后半部草草了事，观众不满意，后来又重演了一场以为补偿。当时上海后台的水牌上只写当天的剧目，头几出不写演员名字，由底包自己去捉摸他该演什么。过去有“三块武戏”的说法，头三出以武旦戏居后；中三出以短打武生戏居后；末三出以长靠武生或大武戏收场，也即是通称的大轴戏。一般中后戏码，在水牌上只注明演员的姓，不写名，但注明演出时间的刻数(关于刻数，在清宫升平署的戏单上，即以15 分钟为一刻，民间后台尤为通用), “掐刻数”的准确与否，可以看出后台总管的能耐。象这次演出《人面桃花》那祥的新戏大戏，况且租界又有时间限制，安排八个剧目，显然时间是太长了。

在汉口，我也与叔岩配戏，象《珠帘寨》 的二皇娘，就是跟他学的，《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叔岩给我说得很细。这时我20岁，叔岩31岁，他已经是成名的老生了。

这时期我有幸看到了钱金福的许多好戏，如《铁笼山》《芦花荡》《祥梅寺》 等。尤其是他的“黄巢发兵”一场，气概堂皇，声势浩大，他演的落第状元，身段美，与众不同。我也欣赏了王长林《祥梅寺》小和尚的耍佛珠、飞佛珠绝技，以及他演的《时迁偷鸡》等好戏。因为叔岩体弱有病，常休息，所以才多派这二位老先生演戏。

芙蓉草（左）、欧阳予倩之《嫦娥》

十三、离开南通回上海

1921年5月，我离开南通，准备回家结婚。路过上海时到亦舞台（大新街惠中旅馆旧址）看了王又辰、荀慧生、何月山（武生）等人演出的新戏《诸葛亮招亲》 。老天蟾舞台的管事发现了我，便硬把我留了下来。当时正排头本《狸猫换太子》，常春恒的陈琳、刘小衡的寇承御，我一去就派了我的刘妃，这时刘玉琴从汉口回来，也加入了天蟾，他演李妃。

我给家里去了个电报，说明原因，请求推迟婚礼，可是家中已诸事俱备，只缺新郎。因为婚礼的推迟，我家与女方家闹了纠纷。11月我才回到北京，举行了婚礼。婚假只有七天，假满又赶回了上海。

到天蟾，头天戏是我和刘玉琴唱的《嫦娥下凡》。第二天《贵妃醉酒》，第三天《百花献寿》。唱过四天，又排演新戏《炮打涟镇》（即清朝名将僧格林沁攻打涟镇、鲍超招亲的故事）。后来转为天天唱《狸猫换太子》 ，头、二本均连演了几个月，盛况不衰；第三本演到第18天的时候，我和天蟾订的合同期满，于是又续订了合同。

老板刘凤样知道我过去曾演过《纺棉花》，有一天突然贴出红纸金字海报说我要上演《纺棉花》 。我不同意，因为过去唱时，有天津时调、京韵大鼓、梆子等北方曲艺，自来到上海以后一直用假嗓唱旦角，平嗓好久不用了，怕唱花脸、老旦等应付不下来，所以不愿唱，想以《拾玉镯》《能仁寺》 双出代替。但前台案目说：今天的观众，多是外地客商，大都为看《纺棉花》来的。老板也再三央告，我只好答应下来。演出之前，我先跟台下观众说明没有嗓子，没有弦子，有些北方戏曲不能唱，所以演出时仅唱了些《骂曹》等老生戏，学的都是陈十二爷的谭派，台下还是很欢迎的。不久又演了一次。不想20年后，上海又掀起了一阵《纺棉花》 热，改男旦、花旦为便装俊扮上台，闹得舞台上乌烟瘴气。

在天蟾，我们从前排过《七擒孟获》，时慧宝的孔明，小翠花的祝融夫人，冯子和的杨夫人，常春恒的马岱，何月山的赵云，盖叫天的孟获。这次我们又排演这出戏，由潘月樵演孔明、赵鸿林演孟获、我的杨夫人、刘小衡的祝融夫人，何月山、常春恒照旧不动。1922 年5 月，天蟾舞台归顾竹轩接管，许少卿接梅先生唱40天。这40天中，我们原班到杭州西湖边上的凤舞台演出，也以《狸猫换太子》为主。40天后回天蟾，连续演《狸猫换太子》。演到第七本，一年的合同又满了。唱来唱去，情节不免散漫、杂凑，演起来枯操无味，我已不感兴趣，因此坚决离开天蟾。

十四、东北的两年半

1923年夏天，我辞了上海天蟾舞台，回北京看望双亲，然后和我的学生柯景立先送行头到哈尔滨新舞台演出。哈尔滨新舞台的管事见何景立年轻好看，就先让他演了几场，唱得很红。我又高又瘦，相貌不扬。不相信我是何景立的师父，并疑我是否能唱红。

戏园在我们去之前先停锣半月，装修一新，以示郑重。他们从烟台邀来两位女演员。该地的习惯是，大梁不邀男角，但配角和场面都得齐整。当时武生高雪樵也在那儿，他扮相、武功均好，只是嗓子差些。女演员包银三百，破例给我一千多元。

我的住处跟后台挨着，每次都是先在住处扮好了再上后台，后台的人，包括老板在内，一见了我，都说眼前一亮，不相信这是我。

戏头天是《天女散花》，二天《贵妃醉酒》，三天《嫦娥奔月》，都是按梅派路子唱的。我过去看过梅先生原排，在日本又看过不少次他的演出。以后请教了些人，又好好地描摩，在上海也演出多次，取得了一些经验，到东北以后把梅派戏作为戏演出。头场天女唱二黄慢板，用低调唱，平稳过去；二场“云路” ，末场“散花”，当地人从未见过，叫好之声简直要震坍屋顶，我就这样建立起了声誉。

第四天是二位女演员，我倒第二唱《穆天王》 。以后我排《天河配》时，这二位坤角扮宫女，我们相处得不错。这时同台演出的有黄派文武老生马德成。

这一期唱完，我们组成了三十余人的小剧团，转到华乐戏院演出。次年（1924年）到长春、奉天（今沈阳）、大连、天津等地演出。在天津演出于河东的东天仙戏院，演唱不久，近中秋，直奉之战起，市面乱得很，小剧团困在旅馆里，不能演出，也不给包银，在这种情况下，吃、住成了大问题，我把行头都当了，还是不能维持生活。到冬天，一同工作的伙伴们都散了，剩下我只身一人，只得把所有的空衣箱搬到当铺，当了七元钱．坐上胶皮车（即人力车），黯然消魂地离开了天津。此时北京的房子已退掉了，我只好和父母妻子回到了家乡。岁暮，上海有人来，约我过年去南通演出并留下定钱。于是我到天津去，把行头、空箱都赎了出来，于年底赶到了南通。

十五、再到南方

我25岁时第二次去南通，与以前情况大不相同。我这次纯粹以演员的身份，于正月初一日出演于更俗剧场，原来的主办者（财东）实业家张謇已去世了。

唱了一个月，又到松江、杭州和金山等地演出约一年。所演的戏和在东北等地差不多，新戏、老戏都演。每到一个地方，总能得到相当好的评价，但自己感到在艺术上似乎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在演技上，加深了一些体会，即现在所说的，加强了深度。

以后，又搭入上海闸北开封路的春华舞台，同台有周信芳、小杨月楼、杜文林、王灵珠、郑法祥（南方的“美猴王”）等。《汉刘邦》是信芳、小杨月楼和我合演的。在春华演了三个月，转入丹桂第一台（即后来小广寒的原址）。《卞梁图》 是我与赵君玉合演的，唱了一个多月。

端阳前后，我应邀去汉口，此时爱国花园已改为老圃。汉口号称热城，所以白天无戏，夜戏7时开锣，到11 时。在这里我唱头牌，但要唱双出。星期一至星期五连演五天，星期六、日两天不演戏，开放夜花园。演出营业很好，约演了两个月，北伐，营业大跌，我又回到上海。

我临离开汉口时，王大爷（瑶卿）已带幼卿，跟言菊朋到上海舞台演八本《雁门关》。于是我托付结义的二哥苗胜春，代我尽力招待他们。此时我已有拜王瑶卿为师的意愿。

芙蓉草宫装

十六、半年的灾难

秋天，在上海接到父死的噩耗，奔到家乡去发丧。我在南通时，曾在育婴堂抱领了一个孩子，他有眼病，我也被传染了，加上丧父痛哭，眼病更为严重。葬父后回到北京，住在别人家里，请郭仲衡医治，但未能好转（郭仲衡名权，是有名的老生票友，他原是眼科医生），遂又回到乡下。农村有个老妇说我是“箍眼”，也就是外障，她说可以用针挑治愈。我怕针而不肯，她假说可用麦穗尾扫一下，我就同意她试治。其实她是拿缝衣的针挑去眼翳，用做活儿的剪刀铰去像鸟舌一样的东西，两眼都是这样做的，倒也不觉疼痛。于是双目就复明了，外表既不见什么痕迹，视力也不受影响。我要感谢这位农妇意想不到地治好了我的眼病。记得梅先生说．他幼年因为体质差，稍微带近视，眼皮下垂，迎风还要流泪，眼珠转动也不灵。不想因为驯鸽而把眼睛练好；又因舞动长竹杆来指挥鸽子，把臂力也练大了。我的治好眼病与梅先生的练好眼睛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眼病好了以后，立即回到上海，不料又被伤寒病所困，从10月到过年，闹了三个月。那时我住在陆家观音堂的房子里。病中听说演员刘汉臣、易三奎被天津军阀褚玉璞枪毙了。刘汉臣是冤枉的，他是净角刘坤荣的弟弟。我为什么要提起他们，因为丑角刘文美，后改旦角，是我教的，他是刘汉臣的弟弟。后来刘坤荣的女儿刘韵兰曾贴“小芙蓉草”艺名，即是刘文美所教，可说是我的再传徒弟了。

十七、学艺深造

27 岁那年，我病好以后，和白玉昆（武生）、赵君玉到北京第一舞台演出海派本戏。此时有机会多向王大爷请教，获益良多。

我演时装本戏《枪毙阎瑞生》，红了两个多月。白玉昆、赵君玉回上海，坚决邀我同行。我权衡轻重：上海有优厚的收入和很好的生活条件；北京有王大爷那样迷人的艺术，对我有极大的诱感力。为了长久之计，我还是选择了后者，留在北京王大爷身边学戏。这年七月是闰月，梅先生唱了两次《天河配》，每次各唱三天，这二个月我参加了演出，得了六天的包银。《天河配》 是陈德霖老夫子给排的。头场群歌群舞，七个人唱昆曲，用的是《思凡》 “火烧眉毛，且顾眼下”的曲子，走云步下场。这个云步，我原先学的是两足一顺走的，老夫子指出须走正反八字，方能不扭屁股，这是我演这出戏的一个大收获。

十八、由主角而至配角

28岁那年，有很多班子来约我，有约唱正戏的，也有约挎刀的。因为我挎刀的时候多，所以我自己的文武场面的伙计们，也就随即散去。公方场面见我私房场面没有了，就千方百计地要挟我，给我添了不少别扭。

这年秋天，我曾搭了马连良的春福社。冬天，应邀去济南唱军阀张宗昌的堂会，张不肯多给钱，再经层层的剥皮，到我们手里，就没有多少钱了。

十九、困苦中一件奇事

1928 年冬天，我与言菊朋到天津中原公司演出，这个戏院在五楼，下面全是商场。唱到年底，菊朋合同期满回去了，我被留了下来。第二年（1929年）新春，又演了一个月。随后在天津升平、大罗天等戏院连续唱到九月。这年腊月二十三日，我的养子因患猩红热死去。我于大年除夕回京，家中没让我知道此事。王大爷到车站来接我，先住在马神庙他的家中，免得我回家触景生情，足见他老人家爱我的深情。我住了一宵，第二天元旦又赶到天津。

回到天津后因思念儿子，演唱也少了，渐渐地吃尽当光，不必说是行头，就连日常衣服也都没有了。无奈，我只好穿上唯一的一件长衫式的雨衣，到北京找王大爷，这时他也十分困难，但还是借给我5元钱。这钱他也是向学生借来的。

思来想去，还是无路可走，只能再回天津。我买的是下午的车票，买完车票的功夫车已快开了，我急急忙忙地进站，差不多我是最后一个人。忽然我被一件小东西拌住脚，仔细一看是皮夹。我站住了，四顾无人，这时我就如《拾玉镯》中的孙玉蛟一样，捡不捡？我若不捡，也会给别人捡去，不如我捡了，上车后让失主来认领，但我又怕人家怀疑我是偷来的， 因为我衣衫槛缕，形容憔悴，是容易启人之疑的。考虑结果，我还是捡了。上车后我一直拿在手中，随时等人来认。直到出车站以后，我还是拿在手中，但始终不见有人来认领。我这才打开看，里面有汉口票10元（在天津可兑3元），通用钞票33元，也没有名片和地址。当时社会上还不兴把捡来的东西交给警察局，因为交给警察局，也许更糟糕，钱包他们留下，再给我加上一个的罪名。最后我只好留做自用了。后来我一直保存着这个皮夹，重放进去36元，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个无名的恩人。

当天，我即以26元赎回夹袍和马褂，洗了个澡，晚上我来到中原公司的后台。那时中原邀京角，一星期只唱四、五、六、日四天，这天正是荀慧生演到末天。他见了我分外亲热，因为何雅秋死了，他正缺个贴旦，便很诚恳地邀我回京合作，并且以幼年三乐科班同学时的感情来说服我。他还问我天津亏空多少，我说只缺数十元，荀当即给了我50 元，实际我欠人2000 元。

次日，我同荀回到北京，参加了慧生的班子并成为荀班“四大金刚”之一，即金仲仁、马富禄、张春彦和我。荀每星期只唱二天，这时陈墨香为荀编剧，所以荀的新戏很多。这样，我在慧生班中唱了两年多。

芙蓉草之《十三妹》

二十、《雁门关》

30岁时(1930年)，王大爷把他的绝活《雁门关》传给了我，并把他亲笔抄的剧本也送给了找。这样的厚爱，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那年，我正傍章遏云演出。他要排《雁门关》老戏。其中萧太后一角王大爷演出最合适。王大爷生于清光绪八年(1882年），那时正好四十多岁，演出萧太后，神情和表白都很适中。我想请王大爷主演，我好得到一个观摩的机会。不料王大爷叫管事赵世兴来对我说，他决定不唱了，别给他留着了。如我不去学，诸如香就要去学，他不好拒绝，反而为难。于是我就向他学了这出戏。长时期来我在舞台上演出萧太后一角博得了声誉，这全靠恩师王大爷的栽培。后来我和黄桂秋、王玉善、李玉茹等也配过戏。此后，天津、青岛、上海各地只要邀来京角，都来约我配演，尽“绿叶”的能事。

二十一、长留上海

36岁（1936年）开春，我随章遏云去上海黄金戏院演出，老生是高庆奎，这时高的嗓子已塌中，这是他最末一次演出．武生是他儿子高盛麟，我这中间因母亲死去，回北京18天。

这年5月1日金廷荪接办黄金戏院(原来的老板是黄金荣)，接来马连良、张君秋等，把我留下，订了长期合同，于是我一直在上海作为硬里子贴旦，直到解放。

上海戏剧学校开办，我曾义务教课。以后又当了中华戏剧学校的教务主任。

不管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旦角，无论男女，凡来向我虚心求教的，我无不乐于指点。张淑娴、沈元豫（票友）二人得我传授最多，但沈不大演出，无所表现，使我徒费心力。

七七事变之后，火车上的红、黑帽子狐假虎威，处处与演员为难，他们任意毁坏行头，撅翎子。演员常常挨打、受侮辱。例如他们要金少山喊“哇呀呀”，叫小翠花“走浪步”，叫姜妙香笑三声，围打程砚秋等。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伶界不再南来北往。我也惮于北行，失掉了再向王大爷学习的机会，只能靠通信相互问好，谈些家务。1945年抗战胜利了，交通仍未恢复，还是不能北去。

二十二、和鸣社

我47岁那年（1947年），曾心斋（向苏少卿学过老生）、金少刚(陈道安、杭子和之徒)、何时希（向张荣奎，瑞得宝、姜妙香学过小生）三位票友办起了和鸣社票房，业务十分兴旺，社长是陈彦衡的学生慧海和尚。内外行都去那儿玩。打鼓的有杭子和、魏希云，净行有李克昌，丑行有苗胜春，武生有瑞德宝、杨瑞亭，胡琴有杨宝忠、赵济羹，顾问是梅先生、盖叫天、马连良、黄桂秋等。我和姜妙香尤为热心，每周必到，成为忠实的社员。票友中有名的有程君谋、苏少卿、徐慕云、孙钧卿等，他们也是社员。

和鸣社大家都称之为上海的春阳友会。春阳友会的创办人樊棣生在和鸣社打鼓、弹月琴、吹唢呐。

这个票房曾多次为上海梨园公会义演。我曾陪时希唱过两次《岳家庄》(我去岳夫人)和一次《监酒令》(我去吕太后)。其它义演的戏有：姜妙香、张荣奎的《九龙山》 ，张荣奎的《独木关》，我和时希的《能仁寺》，姜妙香和黄桂秋的《奇双会》(我饰保童)，妙香和我在《探母》 中曾配过太后和宗保。李克昌也配过时希演的《辕门射戟》 里的纪灵、《岳家庄》里的牛皋。时希唱《叫关》时，李克昌打鼓，我打大锣，那天大轴是马连良、袁世海的《除三害》。在这些演出里，我还学会了一出《银空山》，那是陈德霖老夫子的一出绝活。事实上老夫子还有几出好戏，如《双思凡》，就是其中一出，在这出戏里他的左边尼姑，一切身段都是反的，难度很大。此外这一时期我们还成立了练功房，发起人有瑞德宝、杨瑞亭、苗胜春、姜妙香和我，是时希主办的。那是个大伏天，我们都勒头、穿靴、扎大靠，认真地练。通过练功，把旧功也捡回来了。有次在黄金戏院，妙香和我演《穆柯寨》，脚步飞快，快枪、枪架子轻松利落，大家都称赞我们一点也不老，这是练功所得的益处。

有幸的是在一次练功时，我遇见了朱兰春女士(她后来成为我的后妻)。过去我曾欣赏过她的唱工和嗓子，后来她跟瑞德宝先生学《战太平》 《定军山》 《阳平关》 时，我出于爱才，和苗二爷给她配过下手，从而增进了感情，我俩终于结了婚。婚后她为我生下一男一女。

和鸣社票房设在上海牯岭路的净土庵，这和过去北京的元明寺票房、前幸寺票房以及太乙祠票房等相似，因为寺院闲房多。和鸣社有清唱、谈话的二间厢楼，和练功的厅楼，条件是比较好的。可惜不到二年，就被军队霸占，和鸣社也随之解散了。

程砚秋、芙蓉草、孙甫亭之《大登殿》

二十三、演员生涯的最后几年

1949 年，我与朱兰春到苏州演出。1950 年，与李玉茹到江西、长沙、汉口演出；1951 年与王玉蓉在上海演出。程砚秋在上海大舞台重排《荒山泪》 时，我与李丹林在前场唱《樊江关》《得意缘》 等戏。这年冬，我应上海华东戏校之聘兼课教学。1952 年，该校解散，同年我调到东北戏校任教。冬时，因气候不利，旧疾气喘复发，我便回到南京休养。此前，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赴朝鲜慰问回国，在东北演出几场，我带病陪马、周唱了《群英会》，我演周瑜。

1954年4 月，在我正要回东北的时候，周信芳从无锡打来长途电话，要求我陪他演《四进士》 里的万氏，于是又在无锡逗留了一周，唱了三场。回到东北时已经5月1日。这时东北行政区撤销，东北戏校改为沈阳分校。1955年9月份，沈阳分校全部并入北京总校，于是我就结束了表演以及教学的生涯。

何时希 整理

（《京剧谈往录》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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