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的八字(狄仁杰八字命理)

狄仁杰死前，在武则天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彻底解决大唐隐患

狄村是狄仁杰的故里，在太原市老城区南郊，村旁西北有狄母手植的槐树，称“唐槐”，并有“狄梁公故里”石碑。

狄仁杰墓位于洛阳城东十二公里的白马寺旁，为一圆形土丘。墓前今存碑石两方，较大的石方上书“有唐忠臣狄梁公墓”八字。据《彭泽县志》记载，狄仁杰任彭泽令期间，将囚犯免除死罪，囚犯以土在狱侧积成小丘，称为“纵囚墩”，后人就在这座“纵囚墩”上建立了狄公祠。

也因为狄仁杰名气太大，世人为其留下了很多文学作品，清朝时期就存在的《狄公案》，很可能是目前描述狄仁杰破案最早的文学作品；西方有名的汉学家高罗佩所著的《大唐狄公案》，甚至，还被芝加哥大学加入到了学生的书单里，成为学生必读书目。

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现今，关于他的文学作品就更多了，有票房可观的电影《血溅画屏》；有收视率俱佳的电视剧《武朝迷案》。《神探狄仁杰》全剧更是被分为了三部，多达一百八十余集，可见，大家对狄仁杰喜爱之深。

其实，狄仁杰也是位政治权谋高手，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对他政治才能描述得少之又少。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的是，狄仁杰依仗武则天的信任，最终将她扳倒了。说到这里，我们则充满着疑惑：为什么狄仁杰要费尽心思扳倒武则天？他用了哪些惊人手段？

狄仁杰本是并州太原人，经历高宗和武则天两个朝代，在武则天时期政治建树达到顶峰。曾出任过并州都府法曹、侍御史、大理丞、豫州刺史等诸多职务。狄仁杰多年来潜伏在武则天周围，并且，借此不断培植自己的势力，最终，成功的扳倒了武则天，将大唐还与李氏王朝。

他这般谋划深远，手段高超，城府之深，令后人叹服不已。

狄仁杰家族世代为官，祖父狄孝绪，贞观年间任职尚书左丞；父亲狄知逊，任职夔州长史。狄仁杰通过科举考试中举，出任汴州判佐一职。当时，工部尚书阎立本受命出任河南地区道黜陟使，狄仁杰遭小人构陷被告到公堂，阎立本负责审理此案询问真相。

审理期间，阎立本发现狄仁杰是个不可多见的人才，于是，便向皇上推荐，狄仁杰由此出任并州都督府法曹。仪凤年间，高宗执政狄仁杰深受器用，升任大理丞。狄仁杰尽职尽责、执法廉明，一年时间，就判了许多积压已久的案子，涉及一万七千多人，且没有冤叛误判案情发生。

自此，狄仁杰名声大噪，成了大家认可，断案如神、惩处奸恶的法官大人。为了维护封建法度，狄仁杰不怕冒犯一国之君，敢于向上谏言。仪凤元年，即公元六七六年，时任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失误砍掉昭陵内一棵柏树，高宗皇帝下令要杀了他。

狄仁杰认为罪不至死，便奏请收回旨意，令高宗很不愉快，再次下旨非杀了不可。狄仁杰劝阻皇上：“如果，因权善才一时失误而诛杀他，千百年后，后人会认为您是明君还是昏君呢？”狄仁杰也表示：“不接旨行事，就是怕置皇上于不仁不义的境地。”

高宗这才幡然醒悟，于是，免去了权善才死罪。

自此，狄仁杰的社会声望日渐提高，为表嘉奖，武则天赐他紫色长袍和犹龟绶，并用金色墨汁在紫色长袍上写下“敷政木，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十二个字。公元六九七年十二月，即神功元年十二月，武则天将狄仁杰召回宫里，任门下侍郎，协同凤阁、鸾台一同处理朝中政务，并加授他为从三品官员，同时，负责政务的上传下达工作，并恢复其宰相一职。

这个时候，狄仁杰这位潜伏在武则天身边最厉害的高级间谍，顺利成为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左膀右臂。

成语“唾面自干”由来与历史人物娄师德有关，意思是：“别人吐了唾沫在自己脸上，不要擦干，应该让其自己风干。”往往比喻遭遇侮辱却能极度隐忍的态度。

娄师德，出生于郑州原武，字为宗仁，与狄仁杰同是唐朝宰相，性格较为隐忍。娄师德弟弟出任代州刺史时，特地来向他辞行，告别之际，兄弟二人对“唾面自干”进行过讨论。娄师德建议：“别人向你脸上吐唾沫，应该保持微笑，让它自由风干。如果擦掉， 别人会觉得失去快感，那那人还会继续憎恶你。”

娄师德贵为当朝宰相，能往他脸上吐唾沫的人自然不多，至于他有没有做到“唾面自干”，我们不得而知了。

娄师德谦让随和、肚量大，被大家广泛称赞，后人更称他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娄师德和狄仁杰二人同为当朝宰相，能力却有所差别。狄仁杰在同类里比较拔尖，娄师德要平庸很多。娄师德生性与人随和，狄仁杰却看不惯他能力平平却能与自己平起平坐。

因此，狄仁杰欺负起他来更是不遗余力。但是，任凭狄仁杰怎么欺负，娄师德都不为所动，毫无怨言。外人反而看不下去，纷纷认为狄仁杰做得太过分了。狄仁杰向来高傲自大，自然没有人敢从中调解。最后，还是武则天看不下去，亲自出面做狄仁杰工作。

武则天执政时，某天散朝后留下狄仁杰，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重用你吗？”狄仁杰回答道：“我做事向来不依靠别人，皇上能重用，想必一定是因为欣赏我的文章和品行”。狄仁杰的回答在武则天意料之中，但是，狄仁杰的语气却令她有些不快。

武则天喝了口茶，平静地说道：“你只回答对一点，当初我对你不了解，提拔你也是有人推荐。”狄仁杰听后，特别吃惊，内心充满疑问：“究竟是谁推荐自己？”武则天则即使给他三次机会，甚至，再给他十次机会，他都猜不出来。

狄仁杰再问：“到底是何许人也？”武则天告诉他：“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得亏了娄师德当年多次推荐。”看着狄仁杰难以置信的表情，武则天命人将当年的奏折柜取来，让狄仁杰打开一探究竟。 柜子里十多封推荐信，内容都是力荐狄仁杰，希望皇上对他委以重任。

而落款人均为：娄师德。

狄仁杰看后觉得无地自容，也感慨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全依仗娄师德的大力推荐。然而，自己非但没有领情，还一直挤兑娄师德。娄师德也并没有居功自傲，一直默不作声地忍受着。想到这些，狄仁杰感到很讽刺，自己深深反思着这一路走来的岁月。

狄仁杰是个破案高手，深受朝廷认可。同时，他也是个敢于反对一切朝堂势力的反对派。

某次，唐高宗前往汾阳宫视察情况，当地官员为了讨好皇帝，提出开一条御道，狄仁杰坚决反对，最终，修建御道计划被叫停。左司郎中王本立依仗皇上的宠幸行事乖张，朝廷上下都很怕他。唯独狄仁杰丝毫不怕，逮到机会就弹劾他。尽管高宗刻意袒护，狄仁杰仍无所畏惧。最后硬是扳倒王本立，一时间朝堂上下一片肃然。

狄仁杰这般特立独行，为他积攒了不少人气，使得尚未登上帝位的武则天对他刮目相看。武则天登上皇位后，狄仁杰深受重用。

公元七零零年，即久视元年，狄仁杰升职内史（中书令）。

同年夏天，武则天到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请武则天观看安葬舍利仪式。本就信奉佛教的武则天答应了邀请，狄仁杰立即跪到武则天马前劝阻，告诉武皇：“佛是少数民族信奉的神，还不足以令当今天子屈从。这个胡僧如此诡计，想邀请陛下到兵车之地不妥当。”

于是，武则天收回旨意，下令中途折返。

同年秋天，武则天想要建造一尊浮屠雕像，预计费用高达数百万，国库财政不足，武则天则下令让天下的僧侣布施钱财来补足。狄仁杰上书规劝皇帝，如来佛祖设立佛教的本意是以慈悲为怀，又怎会劳人伤财，要些华丽的东西。如今水灾旱灾不断，边境尚不安宁。如此耗费人才物力，一旦某个地区突发灾难，怎么去拯救？狄仁杰再三劝说下，皇帝收回了旨意。

狄仁杰任职宰相期间，武则天对他信任有加，其他朝臣更是无可启及。狄仁杰依仗武则天的亲睐，常在朝堂上据理力争，武则天也常常屈就听他建议。

可以说，在武则天执政时期，狄仁杰的政治手段越发老练，连手段毒狠的来俊臣都不是他的对手。狄仁杰深受武则天器重，居宰相高位，此时，武承嗣也洋洋得意，朝廷上下，他唯一惧怕狄仁杰，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武承嗣一直觉得狄仁杰是自己成为皇嗣路上最大的阻碍，于是，便指使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将他逮捕入狱。当时的刑法规定：“犯人主动认罪可以减刑。”迫于无奈，狄仁杰只好认罪，狄仁杰用这招成功蒙蔽了来俊臣，使来俊臣放松警惕。

在狱里，狄仁杰趁狱史不注意的时候，将准备好的上诉书放入自己棉衣里，请狱史告知家人领走。狄仁杰儿子随即成功的将上诉书交到了武则天的手上，武则天亲自召见狄仁杰，问他承认谋反原因。狄仁杰表示：“为了免于死在来俊臣的鞭下，才承认谋反。”于是，逃过一劫。

此事之后，武承嗣便成了狄仁杰的眼中钉。

并且，狄仁杰借着武则天信任，在立储时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武则天对狄仁杰亲睐信任有加，很少直呼其名，常称他为“国老”。狄仁杰年老后，武则天待他更是不错，在朝堂上，特许狄仁杰不行跪拜之礼，还告诫朝中官吏，不是国家大事就不要劳烦狄公。狄仁杰在朝堂上地位甚高，无人可与之比肩，这也使得他对皇位继承人有谏言权。

武则天侄子武承嗣一直想成为太子，始终在谋划以达到目的。狄仁杰则大打亲情牌，告诫武则天：“立太子事关重大，要考虑诸多因素，首要考虑自己。好的继承人能按照自己的规划来执政，还能在自己离世后受到供奉；继承人选不好的话，则会导致目前一切被推翻，将来连自己的灵位都没人供奉。所以，继承人的最佳人选，必然是与自己血缘最亲的儿子，只有亲儿子执政，才会设太庙供奉自己，而侄子则不可能为姑妈立庙。”

这番说辞成功的打动了武则天，武承嗣成为皇储的想法破灭，武则天儿子李显顺利的成为了太子。李显成为太子，在体制上，狄仁杰也免于遭武承嗣的清算，李唐王朝更是由此完成了复辟。并且，狄仁杰生前借着机会向武则天大力推荐荆州长史张柬之为宰相人选：“此人虽年老但足智多谋，是位宰相之才，将来也定能为国家鞠躬尽瘁。”张柬之升任司马后，狄仁杰再次借着机会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最终顺利的升任到了宰相。

可以说，张柬之是他成功在武则天身边埋下的一颗定时炸弹，只是，武则天始终没有察觉到罢了。

公元七零零年，即久视元年，狄仁杰病逝，武则天知道后，废朝三日，悲恸感叹“朝堂空也”，可见，狄仁杰在武则天心中地位之高。现流传于世的狄仁杰著有文集十卷，《家范》一卷。此外，《全唐诗》、《全唐文》等文集还收录有他的诗词、奏疏、文告等作品。

随着时间流逝，武则天也日渐衰老，朝廷局势更是难以控制，张柬之看时机成熟，于神龙元年，发起了军事，仅仅半个小时便一举取下张昌宗、张易之二人人头，取得胜利。不久后，唐中宗李显继位，李氏王朝重掌大局，狄仁杰先后被追封为司空、梁国宫。

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相比于狄仁杰的老辣，武则天则显得更单纯，单纯地相信狄仁杰，结果，才导致自己被扳倒。足智多谋的狄仁杰为了避免死后被清算，便借张柬之之手，成功的扳倒了武则天，恢复李唐大业。不论史书如何高度评价狄仁杰，也难以掩盖他对武则天的背叛。

当然，对于狄仁杰谈笑间便能使周朝毁灭的本领，世人甚是惊叹。

参考资料：

【《狄仁杰墓》、《大唐宰相世系表（狄氏）》、《新唐书·狄仁杰传》、《旧唐书·狄仁杰传》】

狄仁杰是什么星座？星座神探论了解一下

唐朝作为古代一个极其繁盛的王朝，名臣辈出。出名的宰相更是很多，例如房玄龄、张九龄等，但在武则天时期，有一个著名的宰相你不得不说，他就是不仅深有韬略，而且断案如神的狄仁杰。如若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判断一个人优劣与否，须结合他的命理来看。而言及命理，自然要说到出生年月了。

狄仁杰，生于公元63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人，卒于公元前700年11月15日。狄仁杰出月日记载不详，但反推他的人生经历，我们可知他是“三甲天上贵命”，也就是说他的命很“贵”，具体贵在哪里呢？贵在“当官”与破案上。

在狄仁杰的长辈中，前两代人都做过官。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后来他顺理成章地中了科举，做了官。早在狄仁杰青年时期，他就非常地聪明，这不仅受到了上司赏识，还时常帮助自己同事解决问题。由此可见，狄仁杰很擅长社交。这种社交能力，让他在高宗时期当上大理寺的官员，处理了大量囤积的案件，涉案人数高达17000起，一时间，不仅神探的称谓就此流传开来，官位也上升到了“上下等”。命力有贵，即使不在一把手，也可以帮助一把手做事。以至于在武则天在位期间，狄仁杰又多次得到提升，官职来回转动，最后坐上了丞相的位置。

有了好的仕途，那爱情怎么样呢？狄仁杰的命理中显示，爱情不顺。好似每一个大神级人物一样，我们从诸多的史料记载中窥见的风花雪月，当属上官婉儿最有名了。两人同属于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大红人，只不过上官婉儿30岁的时候，狄仁杰已经70了。这样的年纪如若放到现实里，也不知道能成为多少吃瓜群众的饭后谈资？

而我们从近日热议的小说《大唐悬疑录：最后的狄仁杰》中也不难看出，狄仁杰与他的第三个儿子狄景晖的关系并不佳，“无恶不作”的狄景晖是狄仁杰晚年心力交瘁的原因之一。自此也推断的出，狄仁杰的老婆并非与他交集颇多的上官婉儿，而至今成谜的狄夫人也成为了当今荧幕上不可抹去的想象力。

在狄仁杰的最后一年，即便是家务事难断，他也依旧不改“神探”本色。在文化悬疑小说《大唐悬疑录：最后的狄仁杰》中，狄仁杰的最后一年仍然破获了27桩谜案，这里头包括恨英山庄案、沙漠迷宫案、童谣杀人案、雪地密室案。狄仁杰断案心思缜密，善于从细小的问题中窥探到真相。而即便已是暮年，在面对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3位帝王的帝位更迭时，他也总能在适当时机，用自己的智慧给出见解并化解危难，看起来还真是个天秤座呢。

古代楼宇可以修到多高？帝王敬天的程度决定着我国古建筑的高度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在两千多年的儒礼规范之下，礼制早已渗透在古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当然也包括“衣食住行”。对古代统治者来说，“礼”就是一种秩序，伦理道德及生活中的吃喝拉撒都必须在规范下进行；基于这样的统治思想，古代建筑上至宫殿下至民房都有着严格的礼制要求。

可是当我们查阅相关规范时会发现，这些规范严格制定了建筑物的等级、布局、用料及装饰色彩等许多方面，却唯独没有对其高度做出过详细规定。

古代礼制规定的建筑参数多属尊卑布局规范

于是在符合尊卑等级的前提下，我国古建筑的高度实际上是不受礼制限制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还得从建筑礼制及“楼阁”的起源说起。

《考工记》形成于战国时期，西汉在修《周礼》时由于“冬官”内容的缺失，就将《考工记》加了进去，最后形成了《周礼·冬官考工记》。西汉是儒家思想开始主导王朝统治的时期，因而《周礼·考工记》就成了后世历代关于建筑礼制的规范，同时也对我国古建筑的形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禁锢。

《考工记》中存在大量建筑尺寸上的比例规范，比如依据城邑和宫殿的等级、城门必须有多少个门洞、南北主路有多宽、建筑台基有多高等。

这些规范几乎详细到建筑中的所有结构细节，形成了建筑组群、单体建筑、装饰色彩级别等多重“尊卑参数”。如果依据建筑台基的尺寸及比例参数，我们可以理解这些建筑都不会有多高，难道这就是有关古代建筑和楼宇的“高度规定”？细究下来后，我发现这其中跟“楼”的因素关系极大。

《考工记》汇总了西周战国以来的建筑经验及规定

常见的古代城市中，由于受限于木料主柱的高度，建筑物高度多在2-3层左右，其中又以角楼和鼓楼最高，可以高达几十米。但角楼和鼓楼都不是用来住人的，那是城市中的一种防御性设施，可见在很长时间里，古人基本是无缘住进“高楼大厦”的，因为“楼”这东西从一开始就跟生活居所无关，所以《周礼·考工记》里也就不会对其作出详细规定！

先秦文献中确实也频繁出现有“楼”的字眼，比如“四方而高曰台，陕而修曲曰楼“(《尔雅》)、“备穴者城内为高楼，以谨候望适人“(《墨子》)。

联系上下文我们可发现，先秦时对“楼”的描述均为战争防御用途，包括战争时用的“楼车”、“楼船”、“望楼”……那时候，“楼”多指的是一种井干结构，可以应用在器件制造和建筑上。

不过同样的结构建造“楼车”和“楼阁”成本会大不一样，所以有限的资源都用到了战争上，而与民用有关的“楼”就不多见了——不是不能，而是尚无必要，又不是没地方住人。

早期的“楼”多为墨家御守所为，并非与居住生活有关的建筑

汉武帝崇尚仙道，因为当时具备了成熟的井干构造技术，于是就建了“很高很高”的楼台、期望更靠近神仙。《史记·孝武本纪》载：“乃立神明台、井干楼，度五十馀丈，辇道相属焉”，我们相信这里说的“五十馀丈”应是夸大之说，否则按单位换算的话得有一百多米高了！

司马迁应是想表达“很高很高”的意思，由于礼制上对此并无明确规定，关于“井干楼”的记录也就如此寥寥数语而已。班固也说“攀井干而未半，目眴转而意迷”，同样只说井干楼很高，至于具体高度也无提及——如果那是当时建筑礼制上的盛事，那是没理由不具体记载的。

同样的夸张描述也见于张衡说的“井干叠而百层“，百层是什么概念？没有了礼制来拘谨一下，这些形容还真能上了天去！除了汉武帝“纵骄而彼得“(唐《花萼楼赋》)的井干楼之外，战国到两汉时期在技术上虽能制造高楼，但仅概念上开始出现了“屋上之屋”(多为两层用途)，现实上却离不开战争及防御之用。

笃信仙道的汉武帝也曾干过“修仙塔”这样的荒唐事

在战争之外，我们可以如此理解建筑意义上的“楼”字：战国时的两层城楼防御建筑(墨子的御敌策略所创)、或西汉时的两层民用建筑和多层塔楼建筑。

两晋南北朝时佛教引入和兴起，当时除了制造大量洞窟巨佛，类似汉武帝“井干楼”那样的高层塔楼也开始在神州大地上“风生水起”。

《洛阳伽蓝记》中记录的永宁寺塔就诞生于北魏时期(约公元516年)，由笃信佛法的胡氏太后所主持修建，规模之大史无前例。今人较为认可的永宁寺塔高度是约九层、加上塔刹共合147米，是目前我国古代最早期的伟大佛塔。

永宁寺塔的诞生自然皆因皇家有“敬天敬佛”的巨大资本，它产生之后，后世有帝王如果想要表达自己与天的亲近，就不得不要超越这高度了！这样的皇帝自然有，而且同样发生在洛阳。

由于存在考古遗址，“永宁寺塔”是目前最具可信度的古代高层建筑

《狄仁杰通天帝国》里描述的“通天浮屠”高66丈(约220米)是有历史原型的，那就是武则天于公元695年落成的“天堂”(通天塔)。根据史料记载，“天堂”的高度为900唐尺、约合264米，再结合今日的遗址考古分析，实际上的“天堂”可俯视已建成的90米高明堂，估计应为150米以上。

由于“天堂”和明堂皆被薛怀义所焚毁，其真实高度如今就众说纷纭了，但依武则天的心气，“天堂”无论如何都必须要高于北魏胡太后修建的永宁寺塔吧？

《旧唐书·列传一百三十三薛怀义》载：“薛师恩渐衰，恨怒颇甚。证圣中，乃焚明堂、天堂，并为灰烬，则天愧而隐之，又令怀义充使督作”。据此，也有人分析说，初始时的“天堂”确为二百多米的高度，后来重修时参数就大大缩水了；今日所见遗址为重修后的参数，故而造成了考古数据与史料记载的差异。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也就146米高，以唐代的建筑技术来看，我国古建筑曾超越大金字塔完全是有可能的！

武则天“天堂”虽曾真实存在过，但其高度比例目前存在较大争议

永宁寺塔修成16年后毁于雷电大火、“天堂”和明堂也是毁于明火，耗费巨大的建筑如此短命，又间接促进了我国古建筑防雷防火技术的发展，宋代的《营造法式》里就汇总了前人的所有建筑智慧、达到了我国古建筑技术的高峰。

永宁寺塔毁于南北朝时期的雷电后，该时期后我国实际上已催生出一系列防雷举措。南朝刘宋时的《荆州记》就记述了“重母畏雷，为母玄石室”的故事，用绝缘的大理石为母亲建造能够避雷的石室；宋朝时已能够通过建筑物四柱的设计来避免“跨步电压“、由此达到避雷之作用。

早在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之前，就有法国人在《中国新事》里描述了我国古建筑在屋顶的“翘角龙头”处有铁丝引入地面实现避雷的设计，证实了我国古建筑很早就具备了“避雷针”。

古代建筑中的有多种防雷举措，但尚未形成原理和定则

梁思成在“中国营造学社”中整理《营造法式》时曾亲赴各地考证过大量宋代古建筑的防雷设施，也证实了宋朝时就已存在通过各种屋顶神兽来避雷的设计，其中就包括今日的“避雷针”，只是当时的古人尚不知其理(真正的科学原理还是富兰克林发表的)。

避雷方式的发展理论上为高层建筑的修建提供了保障，可惜元代之后佛教式微，元朝统治者只注重喇嘛庙的修建、朱元璋就更是连祭天封禅都懒得干......

帝王敬天的退却导致这之后再无大型高塔和楼阁的修建。在这期间，《营造法式》里的种种建筑智慧最后虽在明代紫禁城里有了最全面的体现，但就唯独缺失了“高度”。

《营造法式》对我国古建筑有大功，其实也存在禁锢

根据梁思成对《营造法式》的分析，我国古建筑虽以砖木结构为主，但从现存“应县木塔”等的修筑方式来看，只要统治者财力足够(或有着胡太后或武则天那样的敬天心态)，要不断刷新建筑高度本非难事。

由于儒礼始终占据主流，过往的建筑高度仅“昙花一现”也是历史进程所决定的，算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的“非主流”亮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