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历十一月十六八字(阴历十一月十六出生的人命运)

“消失”一个月后落马的市委书记，被省级纪委书记点名

撰文 | 余晖

最新一期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的署名文章。

在文章中，艾俊涛提到，宁夏严肃查处了闽宁会议中心、丝路明珠塔等违规兴建楼堂馆所背后的和责任问题。

艾俊涛还透露了中卫市委原书记何健的案件细节。

被国办点名通报

闽宁会议中心、丝路明珠塔，曾被国务院办公厅点名痛批。

2021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部分债务沉重地区违规兴建楼堂馆所问题的通报》。

通报中提到，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重要内容，、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

审计发现，青海、宁夏、贵州、云南等4个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较高的地区，有8个项目不同程度存在违规兴建楼堂馆所问题。

其中，被通报的名单中，就提到了“宁夏闽宁会议中心”和“宁夏丝路明珠塔”。

先来看宁夏闽宁会议中心。

宁夏闽宁会议中心项目一度因资金缺乏而停工，依靠财政支持才完成建设。该中心在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直接开工建设，边实施边补手续。

2016年10月，在未明确建设主体、没有资金来源、未办理施工手续的情况下，由银川市委、市政府直接选定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垫资建设，用于考察接待、会议、展览、餐饮、住宿。2019年4月和6月，银川市政府决定安排财政资金拨付市国资委，由市国资委按照“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推进建设。2020年6月，项目竣工预验收，按照酒店模式运行。银川市和闽宁镇以向企业注资等方式拨付财政资金5500万元。

再来看宁夏丝路明珠塔项目。

设计高度448.2米的丝路明珠塔被称为“西北第一高塔”。此前有媒体报道，作为目前银川第一高的地标建筑，丝路明珠塔建成后，将成为继广州“小蛮腰”（塔高600米）、上海“东方明珠”（塔高467.9米）之后，国内观光电视塔“第三高”。

该项目是银川市筹划建设的集广播电视发射、观光旅游、商务会展等于一体的综合性建筑。2018年12月，银川市决定由中铁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市属国有企业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建设。项目实际到位资金5.2亿元，其中银川通联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出资的3亿元全部为财政资金。

据澎湃报道，2021年10月，丝路明珠塔在建工程和土地使用权转让项目通过协议转让，由宁夏本土房企宁夏中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挂牌价8.58亿元成交。2022年3月，宁夏中房实业集团已挂出了丝路明珠塔项目塔基拆除工程公告。

丝路明珠塔项目塔基拆除工程公告所附现场照片 图来自澎湃新闻

15人被问责

在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之后，2021年11月1日，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咸辉（现任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持召开了专题会，传达了国务院办公厅的通报。

会议提到，“国务院办公厅专门下发通报，公开曝光典型案例，深刻指出突出问题，明确提出工作要求，充分体现了、国务院严控楼堂馆所建设的坚定决心、严肃财经纪律的鲜明态度。”

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深刻认识问题的严重危害性，坚持以案示警、以案为戒、以案促改，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深入细致自查自纠，全面彻底整改问题，进一步提升整改落实的政治自觉，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发生。”

在最新的《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中，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透露了上述项目背后的更多细节。

艾俊涛曾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组长，2019年11月到宁夏任职，至今已有3年多。

艾俊涛在文中提到，宁夏严肃查处了闽宁会议中心、丝路明珠塔等违规兴建楼堂馆所背后的和责任问题，问责党员领导干部15人，其中区管干部7人，推动“两个维护”成为自觉、见诸行动。

“消失”一个月后被查的市委书记，被点名

在文章中，艾俊涛还透露，党的十九大以来，宁夏共查处县处级以上“一把手”417人，其中多人违反政治纪律。

党的以来，宁夏查处的51名移送司法机关区管干部中，80%都插手工程建设和政府采购。

艾俊涛还点名中卫市委原书记何健、银川市永宁县委原书记钱克孝等人。

何健，男，汉族，1965年10月出生，今年58岁，江苏南通人。

何健早年曾在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四川省委组织部任职，2003年6月进入中组部干部二局工作，2013年4月从中组部干部二局副巡视员调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后兼任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主任。

何健于2015年9月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2017年6月调任中卫市委书记。

在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秘书长期间，何健并未跻身自治区党委常委之列。

2021年12月23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监委发布消息：中卫市原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在被查之前，何健曾“消失”了一个月。

据报道，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是宁夏文明网2021年11月18日的一则消息。消息称：2021年11月16日，中卫市河北地区城乡供水工程通水仪式在市第三净水厂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健出席活动。此后，何健便未见诸公开报道。

2021年12月15日，中卫市领导干部大会召开，会议宣布张利任中卫市委书记。但并未交待何健的情况。

当时，有媒体在“中卫新闻网”中搜索“何健”，页面显示“没有找到和您的查询相匹配的结果”。同时，在中卫市政府官网中，也未见“何健”相关新闻报道。

案件细节

在被查之后，何健曾对镜忏悔。

他说，“（我）在政治上注重包装，冠名是领导，批示是落实，应批尽批。”

“在中卫工作4年多，涉及生态环保方面的批示就有313次，但是很多批示呢，就是一批了之，批完就算了。同时也是掩盖环保整治没有到位（的问题），更多的还是追求政治上的利益，导致了我们原有的污染量没有降下来，反而还增加了，在有些方面还给国家造成了损失。”

2022年7月，何健被“双开”。

纪委通报称，何健问题不少，其中第一个就是“对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总书记重要批示、重要讲话精神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影响”。

今年4月2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十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提到了何健。

通报提到，何健在多次环保问题调研中搞“程式化”的工作方案和“精心”设计的调研路线；不顾生态环境实际，盲目铺摊子、上项目，引进一大批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项目，搞“政绩工程”。

在最新的文章中，艾俊涛透露，何健还曾在推进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中打折扣、搞变通。

“（宁夏）坚决查处了中卫市委原书记何健在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逡巡不前’‘背道而驰’，在推进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中打折扣、搞变通，致使生态环境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卫市各类生态环境风险积聚扩散的问题。”

除了何健之外，银川市永宁县委原书记钱克孝也被点名。

艾俊涛提到，宁夏坚决查处了银川市永宁县委原书记钱克孝政治意识淡漠、政绩观错位扭曲，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辖区内泰瑞药业异味扰民问题虚假整改、擅自违规违法恢复生产等生态环保领域重大问题。

资料｜新华社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宁夏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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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传第十五章:光绪驾崩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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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光绪驾崩 疑团丛生

光绪帝比慈禧太后早一天去世。这个历史的巧合，使光绪帝的死蒙上了一层迷雾。人们猜测，光绪帝是非正常死亡的。而凶手却有五名之多，即袁世凯、李连英、崔玉贵、奕劻、慈禧。但这也只是猜测而已，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能充分证明这一论点。笔者相信，光绪帝是正常病死的。但近期出现了科学最新说。

光绪帝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崩逝于瀛台的涵元殿。其实，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后，光绪帝就成了慈禧太后的一个十足的傀儡。他整整做了十年傀儡。

光绪帝死后，不到二十一小时，慈禧太后亦宾天。即不到二十一小时，两宫相继死去。而且，光绪帝在先。这就使人们自然地产生了诸多疑忌。联想到他们之间十几年的恩恩怨怨，于是关于光绪皇帝之死，就产生了三种说法：一是被害死亡说；二是正常病死说；三是科学最新说。

1.被害死亡说

这个说法流传甚广。其实，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后，光绪帝就成了慈禧太后的一个十足的傀儡。召见臣工时，他只有陪坐的份儿，被剥夺了任何发言权。只是在慈禧命他问话时，他才说上一两句不关痛痒的话，且声音极低，有时需太后重复，臣子方能听见。对此，吴永有极为形象的记载：“先相对数分钟，均不发一言。太后徐徐开口曰：‘皇帝，你可问话。’乃始问：‘外间安静否？年岁丰熟否？’凡历数百次，只此两语，即一日数见亦如之。二语以外，更不加一字。其声极轻细，几如蝇蚊，非久习，殆不可闻。”

光绪帝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迫于慈禧的淫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他是有意在韬光养晦，以求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因此，他在慈禧面前表现出来的是忠顺、木讷，好像对政治已完全失去了兴趣。这是他深自愧悔呢，还是韬光养晦呢？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则不得而知了。

光绪帝死后，不到二十一小时，慈禧太后亦宾天。这就使人们自然地产生了诸多疑虑。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么巧合？是不是其中有鬼？因此，私家记载便生出了种种猜测，其中多数说法为光绪帝是被毒死的，而其凶手又说法不一。被疑为凶手的有五人，即袁世凯、李连英、崔玉贵、奕劻和慈禧。这就是光绪被害死亡说。

第一个是袁世凯。

袁世凯因戊戌告密有功，颇受慈禧及荣禄的赏识。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又作慰亭、慰廷），别号容庵，河南省项城县袁寨人。光绪二年(1876)秋，应试不中，落第而返。五年秋，再次应试，仍然名落孙山。七年(1881)，踏上仕途。以后，因缘际会，袁世凯逐步升迁。二十七年(1901)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病逝。袁世凯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了李鸿章的班。旋奉旨，以袁世凯“共保东南疆土”有功，加太子少保衔。十二月，命参与督办政务处事宜。二十八年(1902)五月，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七月，督署由保定移住天津。九月，兼商务大臣。十二月，兼电政大臣。二十九年(1903)，兼会办练兵事务大臣。

袁世凯

袁世凯又训练出了北洋六镇新军，兵力骤增至九万余人，形成了以他为首脑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因其势力急剧膨胀，遭到满洲亲贵的疑忌，慈禧亦担心其尾大不掉，酿成后患。为此，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二十七日，免去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授为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其目的是剪除其令人担忧的兵权。但不管怎么说，袁世凯仍隐握兵权。袁世凯虽然官运旺达，如日中天。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心病，即他深知，因戊戌，光绪帝是对他切齿痛恨的。

怀来县县令吴永根据亲眼所见的记载，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记道：“宫监对于皇上，殊不甚为意，虽称之为万岁爷，实际不啻为彼辈拨弄傀儡。德宗（光绪帝）亦萎靡无仪表，暇中每与诸监坐地作玩耍，尤好于纸上画成大头长身各式鬼形无数，仍拉杂扯碎之；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袁世凯）至深，几以此为常课。”

项城即袁世凯，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这里生动逼真地刻画出了光绪帝对袁世凯的仇视。光绪帝如此痛恨袁世凯，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如果光绪帝死于慈禧太后之后，袁世凯就有被光绪帝杀头的可能。为此，由袁世凯主谋暗害光绪帝也是极有可能的。

当时人就有这种猜测。宣统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写道：“我还听见一个叫李长安的老太监说起光绪之死的疑案。照他说，光绪在死的前一天还是好好的，只是因为用了一剂药就坏了，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使人送来的。”

其实，清宫规定，皇帝用药的手续十分严格。袁世凯不敢随便进药，进了药，皇帝也不能随便服用。细分析这段话，溥仪是听老太监说的，老太监是听别人说的。这些话都是口口相传，因此，不能作为凭据。

尽管袁世凯有作案的动机，但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不能指实袁世凯是谋害光绪帝的凶手。

第二个是李连英。

李莲英

李连英(1848—1911)，原名李英泰，字灵杰，道号乐元。入宫后慈禧赐名李连英，后被误写为李莲英，以李莲英之名行于世，而档案和正史记载都用李连英名。祖籍浙江绍兴。“其先世多宿儒显官，后世椒衍瓜行，支分派别”，家道衰落。明末清初，祖辈迁徙山东。后来，辗转流落到直隶河间府大城县。

道光二十八年(1848)十月十七日，李连英出生在直隶河间府大城县李家村。李家村紧靠子牙河，距北京大约三百里，是一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地带。只要小雨连绵，便颗粒无收。因为穷，这里许多人家便把孩子送去当太监。清宫里的太监大多是这一带人。

李连英家境贫寒。其祖父祖母都饿死在灾荒年代，只留下一个十岁的男孩子李玉。他就是李连英的父亲。李玉在死亡线上挣扎。后来，投靠了同族叔李柱，得以安身立命，娶妻生子。李连英兄弟五人：老大李国泰、老二李英泰（即李连英）、老三李宝泰、老四李开泰、老五李世泰。还有两个妹妹。

李玉在家乡吃不上饭，就通过亲戚的关系，在北京西直门外堂子胡同开了一个作坊，名永德堂李皮作坊。这就是后来李连英被称为“皮硝李”的原因。

咸丰四年(1854)，因生活艰难，无以为继，不得已将李连英送到专门干净身行当的地方净了身，那时李连英才虚龄七岁。咸丰七年(1857)，李连英进宫，起名李进喜，分配在奏事处当差。

咸丰十年(1860)，李连英被调到东路景仁宫当差。同年，英法联军侵犯北京。八月八日，咸丰皇帝偕后妃大臣北逃热河，十三岁的李连英“以童年随扈奔走跋涉”，也随之逃到热河。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咸丰帝病逝于热河避暑山庄。此后，慈禧、慈安两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于九月三十日，在回銮北京的当天，就成功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辛酉，真正掌握了皇权。

野史记载，李连英在这次中曾经干过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来往于热河与北京之间，为慈禧传送的重要情报。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李连英，既不是东路钟粹宫慈安太后的太监，也不是西路储秀宫慈禧太后的太监。同时，他也只有十四岁，还太年轻。慈禧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去完成。而且，传送热河与北京之间的情报，不是由某个人单独去做的，而是利用方略馆的正当渠道，通过书写暗语密信，巧妙地完成的。即使李连英的墓志碑文也只是说“虽艰苦备尝，未曾言念及之”，也没有提到他有何功劳。因此，李连英在辛酉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此后，李连英得到了人生一大际遇。就是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日，十七岁的李连英被调到长春宫慈禧太后御前当差。从此，李连英得以近距离地接触慈禧太后，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此时，李连英同慈禧太后的宠监安得海同为慈禧服务。档案记载，安得海与李连英同时入宫，安得海比李连英年长一岁。安得海很走运，入宫就分到储秀宫为懿贵妃当差。他聪明伶俐，办事利索，很得慈禧太后青睐。慈禧甚至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灵珊。因为得到慈禧的重视，同治七年(1868)，二十二岁的安得海连升两级，赏戴六品顶戴。但是，好景不长，安得海目光短浅，恃宠而骄，眼睛里只有慈禧太后一人，其他的人，包括恭亲王奕訢，甚至同治皇帝、慈安太后，都不放在眼里。后来，安得海从慈禧那里得到了一个到广东采办龙衣的机会。他一路之上大肆招摇，侵扰地方。同治八年(1869)八月初七日，山东巡抚丁宝桢将其在济南正法，曝尸三天。

二十二岁的安得海的如此下场，李连英历历在目，铭刻在心。此时的李连英并不像民间传说的那样，立即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安得海一案，他也受到了牵连。先是被无缘无故地罚掉薪俸，继而又因“滑懒不当差”被革去八品顶戴及钱粮，后来又官复原职。总之，安得海的被杀，使李连英看清了自己在皇宫中的真正位置。从此，他在宫内，低调做人，小心谨慎，“事上以敬，事下以宽，如是有年，未尝稍懈”。

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二十五岁的李连英终于开始走运。同年九月二十一日，他被赏戴六品顶戴花翎，食月薪银八两五钱。同治十三年(1874)，二十七岁的李连英进入更加辉煌的时期。这一年，他三逢喜事：一是三月十日，他被任命为储秀宫掌案首领大太监。二是九月十五日，他被赏戴四品顶戴花翎。三是十一月十二日，他被加赏貂皮马褂。

以后，李连英在太监的路上一帆风顺，官运亨通。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二十八日，三十二岁的李连英被任命为四品花翎总管，赏食月薪二十两；光绪七年十月十四日，三十四岁的李连英被赏戴三品顶戴花翎，赏月薪二十八两；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日，赏食三十八两月薪；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奉旨月薪添加十两，达到四十八两；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一日，四十七岁的李连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

至此，李连英的升迁达到了清朝太监行当登峰造极的地步。

李连英一生所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是以监军的身份巡视北洋海军。光绪十二年(1886)，慈禧派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与海军衙门会办大臣李鸿章、善庆校阅北洋海军。醇亲王奕譞是个城府深邃、处事谨慎的人。鉴于其六兄恭亲王奕訢的前车之鉴，为了免除慈禧的猜忌，奕譞主动提出让大太监李连英随行。这正合慈禧太后的心意。慈禧爽快地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李连英就有随扈醇亲王奕譞的北洋海军的校阅之行。

奕譞一行于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十三日抵达天津，会见李鸿章。次日赴大沽；十五日，出海至奉天旅顺口，视察炮台并阅看南北洋水陆军操练；十八日、十九日，检阅威海卫与烟台；二十日，回大沽；二十二日，回到天津。这一次校阅，从四月十三日抵达天津，到二十二日回到天津，首尾共十天。奕譞、李鸿章、善庆等，全面地检查了北洋海军的舰队和海防要塞、水陆学堂、水陆操练、机器厂局等。《李连英墓葬碑文》记道：“当醇邸（醇亲王奕譞）观兵海口，公（李连英）从之，维持左右。”

李连英的随行，慈禧并没有明确地给他以监军的名义。但无其名，却有其实。深谙太监身份含义的李连英，知道此行包含的危险因素。安得海被正法的殷鉴不远，李连英不愿意以身试法。他此行是在走钢丝，险象丛生。为此，他首先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他自认为，是慈禧太后派他来侍候七王爷醇亲王奕譞的。李连英此行的表现，他亲口讲给其徒弟太监刘祥听，刘祥又讲给老宫女听。老宫女说：“光绪十四年（作者按：应为十二年，即1886年），太后命七王爷奕譞视察北洋海军，让李莲英（李连英）陪同。这等于七王爷是正的，李连英是副的。太监当钦差大臣视察海军，在大清朝还是第一次。因为祖宗的制度非常严格，太监不许过问政治。李连英非常了解这一点，于是把二品顶戴（作者按：此时应为三品顶戴）换成了四品顶戴，因祖宗制度太监最高不得过四品，规规矩矩地随着七王爷出发。在海船上，他不住给他预备的仅次于七王爷的豪华的舱舍。他说：我怎能跟七王爷、李中堂（李鸿章）比呢？他坚持住在七王爷的套间里，不和任何官员接触，白天只是在七王爷面前站班侍候，拿着七王爷的长杆烟袋，提着麑子皮的大烟袋荷包，往侧面一站，低眉敛目，自认为是太后钦派来侍候七王爷的。晚上，预备好热水，要侍候七王爷洗脚。说：我平日没机会侍候七王爷，现在请赏脸让我尽点孝心。感动得七王爷连连地拱手。一趟差事回来，李连英的名誉不知提高多少倍！七王爷、李鸿章争着向太后称赞，老太后更喜滋滋的，显然是给老太后露了脸，争了气，堵住了一般朝臣的嘴，连说：没白心疼他。”

著名的维新派人士王照，对李连英随醇亲王奕譞校阅北洋海军持有与一般人完全不同的见解。王照，字小航，直隶宁河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任礼部主事。在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期间，王照是一个著名的变法人物。他曾经掀起一个大波澜。他大胆上书，陈述“转移观听之法”，建议“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以益光荣而定趋向也”。他请礼部尚书怀塔布等代递，遭到拒绝。后来，王照怀揣奏折，到礼部大堂，要求礼部堂官亲递，否则就往都察院递之。怀塔布等不得已，答应代递。但在正折外，夹带附片，说“折请皇帝游历日本，系置皇帝于险地，故不敢代递”。光绪帝抓住这个阻隔奏折的事件，想要狠狠地教训一下守旧派，便下令罢免了礼部全部六个部级正、副部长，并以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就是这个王照，发表了关于李连英随醇亲王奕譞校阅海军的看法。鉴于王照的观点向来激烈，他的这个见解就特别引人注目。他在《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中记道：“及王（奕譞）赴烟台阅海军，懿旨赐杏黄轿。王不敢乘，而心益加惕，力请派李莲英（李连英）偕往。出宫后，每见文武各员，皆命李连英随见。王意在避本生擅权之嫌也。而莲英怵于安得海之祸，布靴布衣，每日手执王之旱烟筒、大皮烟荷包，侍立装烟。退则入王之夹室中，不见一人。时直鲁两省卑鄙官员，欲乘机逢迎大总管者，皆大失所望。王之左右与李连英皆一介不取而归，王大赞赏之。”

王小航的这个记载，同老宫女的上述口述，几乎不谋而合。这两个材料互为印证，说明李连英校阅北洋海军一行，既完成了慈禧交给的监军任务，又邀得了当朝官员的某些好评。从以上记叙可以知道，李连英确实是慈禧太后的宠监。

因李连英为慈禧之宠监，人们便猜测光绪帝一定衔恨李莲英。传说在慈禧患病时，李连英为保全自己，同慈禧合谋毒杀了光绪帝。

慈禧御前女官德龄在《瀛台泣血记》里写道：“万恶的李莲英（李连英）眼看太后的寿命已经不久，自己的靠山快要发生问题了，便暗自着急起来。他想与其待光绪掌了权来和自己算账，还不如让自己先下手的好。经过了几度的筹思，他的毒计便决定了。‘近来奴婢听许多人说，万岁爷的身子很不好。’凑某一个机会，他就悄悄地向太后说，语气是非常的奸猾，‘奴婢愿意去瞧瞧他去，或者可以使他的身体好起来。’他这一串说话的深意，当时太后究竟有没有听清楚，实在没有人敢断定了。但为稍存忠厚起见，我们不妨姑且说她因为病中精神恍惚，所以没有窥测到李连英的真意。就在李连英说过这一番话的第二天，光绪便好端端的也害起厉害的病来了。当下少不得就召御医进宫诊视，无奈他们谁都想不到其中会有下毒的阴谋。诊下他的脉，一个也说不出是什么病症。只得随便煮一些开胃安神的药让他喝喝，只有光绪自己心里是明白的。他料定必是给李连英在饮食中下了毒，存心要谋杀他。但李连英究竟下了什么毒呢？应该怎样才解救得转，他就无法可想了。那时只有一个人是可以救他的，那就是太后。可惜太后到底不曾出来干涉。于是她就在无形中帮助李连英达到了目的。”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说：“德宗（光绪帝）先孝钦（慈禧）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间纷传李连英（李连英）与孝钦有密谋。予遍询内廷人员，皆畏罪不敢言。”

上述的记载都是耳闻，而非亲见。这就不能作为直接证据。我们进一步思索，也找不到光绪帝仇恨李连英的动机。尽管野史记载李连英如何苛待光绪帝，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李连英身为太监，他自知是个地位卑下的奴才。他既怕得罪太后，又怕开罪皇帝。因此，他在光绪帝面前始终是诚惶诚恐的。这是在预留地步。慈禧洞烛其心。为此，李连英曾一度宠衰。只是李连英仍像没事儿似的示之以诚，才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地位。

慈禧在颐和园仁寿殿前乘舆照，前为总管太监李连英（右）、崔玉贵

总之，说李连英谋害光绪帝，只是人们的一种猜测，实在拿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

第三个是崔玉贵。

崔玉贵为慈禧御前的首领太监，也深得慈禧宠幸。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在逃跑前，命崔玉贵将珍妃从软禁之地北三所提出来，然后扔到井里。珍妃是光绪帝之爱妃。崔玉贵是杀害珍妃的刽子手。回銮后，慈禧为取悦西方列强，便着意改变自己的形象，放风说本不想杀害珍妃，而是崔玉贵误听懿旨，擅自所为，并将其逐出宫去。后来风声小了，又将崔玉贵召回宫中。崔玉贵自知，如果光绪帝亲政，他是逃不过一刀的。人们也是这样分析的。自然，他便成了杀害光绪帝的嫌疑犯之一。但是，任何人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

第四个是奕劻。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里记道：“迨奕劻荐商部郎中力钧入宫，进利剂，遂泄泻不止。次日，钧再入视，上（光绪帝）怒目视之，不敢言。钧惧，遂托疾不往。谓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卖己以谢天下也。”

这是说，奕劻借郎中力钧之手毒害光绪帝。可是，奕劻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要谋害光绪帝呢？于理不通。这显然是道听途说。

第五个是慈禧。

庆亲王奕劻

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记道：“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

既然如此，慈禧似乎就命人将光绪帝先行谋害了。但细究原委，这仍然是一种传说，无法指实。

慈禧对光绪帝的病情是心中有数的。她在时刻密切注视着光绪帝病情的变化。十月二十日，她发现光绪帝的病已露危象，必须立即安排后事。于是，慈禧当机立断，于十月二十日连发两道谕旨。

第一道：“上（光绪帝）不豫。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

第二道：“又谕：朕钦奉皇太后懿旨：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

二十一日，光绪帝病情加重，“上疾加剧”。后来，“上疾大渐。酉刻，崩于瀛台之涵元殿”。这一天，连续发布了五道谕旨。

第一道：“谕：内阁。自去年入秋以来，朕躬不豫。当经谕令各省将军、督抚，保荐良医。旋据直隶、两江、湖广、浙江各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永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来京诊视。惟所服方药，迄未见效。近复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满胃逆，腰腿酸痛，饮食减少，转动则气壅咳喘，益以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实难支持，朕心殊深焦急。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后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将此通谕知之。”

第二道：“谕军机大臣等：朝会大典、常朝班次，摄政王著在诸王之前。”

第三道：“钦奉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

第四道：“又钦奉皇太后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未生有皇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毅皇帝（同治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光绪帝）之祧。”

第五道：“又钦奉皇太后懿旨：现值时事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

这五道懿旨，既宣布溥仪承继同治帝为嗣，又宣布溥仪兼祧光绪帝，同时宣布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而这里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说明此时的慈禧，仍然坚信自己会像从前一样大权独揽、稳握朝纲。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很快地撒手人寰。基于对自己寿命的这种自信，她就没有必要急于害死光绪帝。

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晨，患痢疾多日的慈禧自觉不好，感到要不久于人世。她很快地安排了后事。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慈禧命起草遗诏。遗诏经过修改，得到了慈禧的首肯。

遗诏中所表现的对光绪帝的悼念之情，就不好下断语了。也许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关于的交接，慈禧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直接地连发两道懿旨，以安排后事。

第一道懿旨：“谕内阁：朕钦奉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钦奉崇熙太皇太后懿旨：现命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应行礼节，著内阁各部院会议具奏。”

这就进一步明确地给予了摄政王载沣监国的名义。

第二道懿旨：“又谕：朕钦奉太皇太后懿旨：昨经降旨，特命摄政王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承予之训示，裁度施行。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隆裕皇太后）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

这道懿旨表明，慈禧把国家政事的最高决策权全部交给了载沣。但同时又留了个尾巴，遇有重大事件仍必须请示隆裕皇太后裁定。不管怎么说，慈禧已意识到自己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应该交出了。即直到临死前的四五个小时，她才十分勉强地交出了手中的权力。

那么，慈禧是不是一定要杀掉光绪帝呢？种种迹象表明，慈禧虽然痛恨光绪帝在戊戌期间的叛逆行为，但经义和团事件、仓皇西狩及顺利回銮这样历史的大震荡，也许是光绪帝的养晦之计起了作用，也许是慈禧年事已高，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太后常劝勉皇帝鼓励精神，有顾恤之意”，“太后此时，知皇帝已无反对太后意旨之心也。帝病亟，太后戒饬太监，以后帝来请安时，不可使久候于外。又命令议国政时，免他跪地迎送之礼”。慈禧这样做也许是故意给别人看的。但不管怎么说，慈禧自信是完全可以驾驭光绪帝的。同样自信的是完全可以活过光绪帝的。鉴于此，她为什么非要害死光绪帝呢？

摄政王载沣和宣统帝溥仪

以上人们传说的五名凶手，充其量也只是令人怀疑的嫌疑犯。因为没有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凶手。

我们知道，如得不到慈禧太后的指令或默许，任何人也是不敢对光绪帝下毒手的。谋害皇帝是大逆不道，要祸灭九族的。即便某些人有这种图谋，也是不敢轻易出手的。

近年出版了一本重要著作《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先生说：“我曾祖父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侍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宫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儿哪儿都是，情景非常狼狈。就在宣布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的瀛台，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主持下举行哀礼。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秘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实是我曾祖父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

这段自述，存在六处破绽。

第一个破绽，慈禧死亡的地点不对。本文三处提到死亡的地点是乐寿堂：“在西太后临终前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外”；“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

北京的乐寿堂有两处，一处在紫禁城；另一处在颐和园。

紫禁城里的乐寿堂，属于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位于养性殿后，面朝南。乾隆三十七年(1772)建。嘉庆七年(1802)修，光绪十七年(1891)重修。亦称乐寿宫读书堂。面阔七间，进深三间。光绪二十年(1894)慈禧曾经居住此堂，以西暖阁为卧室。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亦曾在此居住，据《王文韶日记》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2年2月1日），慈禧在宁寿宫的养性殿接见了八国公使夫人和随员眷属十三人、子女八人。在乐寿堂赐宴分男女两处。光绪帝也亲自参与此事。在清朝历史上，皇太后、皇上亲自接见外国公使夫人，这是首次，是创纪录的。慈禧和光绪创造了这个纪录。无怪乎军机大臣王文韶赞美道：“此乃千古未有之创举，可谓躬逢其盛矣！”

关键是，慈禧临死前，没有住在紫禁城的乐寿堂。

颐和园的乐寿堂在颐和园的宫殿区。颐和园的东门为正门，门内为宫殿区，有仁寿殿、乐寿堂、大戏台等多组建筑。慈禧临死前，显然也没有住在颐和园的乐寿堂。

慈禧临死前并不住在这两处乐寿堂的任何一处，而是住在仪銮殿。

仪銮殿是慈禧死亡的最后地点。《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七记道：“是日（十月二十二日），太皇太后（慈禧，因已立溥仪为皇帝）疾大渐，未刻，崩于仪銮殿。”

根据学者林克光的考证，仪銮殿有两处：早期的仪銮殿和晚期的仪銮殿。早期的仪銮殿在皇宫西苑三海中海的西岸。这座仪銮殿，是慈禧为了归政光绪帝特意为自己修建的颐养天年之所。这是一组以仪鸾两卷殿为中心，前后三进，坐北朝南的传统宫殿式建筑群。仪銮殿是正殿，规模最大，面阔五间。正中一间是慈禧召见大臣的地方。东次间是慈禧的寝宫。慈禧于光绪十四年(1888)七月初一日，移住仪銮殿新宫。此后数年，大部分时间均住在仪銮殿。光绪十七年(1891)四月，颐和园修竣，才常住颐和园。但到冬天，则主要住在仪銮殿。但是，在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后，联军统帅瓦德西居住在仪銮殿达半年之久。光绪二十七年(1901)二月二十九日深夜，仪銮殿突然起火，“烈焰凶猛，半天皆红”。后来查明“当系由铁炉之火，延烧壁上之木皮纸面所致”。这是早期的仪銮殿。

慈禧死于晚期的仪銮殿。慈禧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902年1月3日）从西安回到北京。此后，在仪銮殿旧址建成了西式的海晏堂。慈禧喜爱居住中国传统宫殿，就在海晏堂的西北处，又建造了一座新的仪銮殿。新仪銮殿于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清德宗实录》记载，慈禧于是年十月二十六日重新进住仪銮殿。以后，慈禧一直住在这座新的仪銮殿。初年，新仪銮殿改名怀仁堂。

慈禧就死在这座晚期住的仪銮殿。

西苑的仪銮殿，煌煌所在，作为礼部尚书的当事人溥良是完全应该知道的。慈禧死于仪銮殿，参与其事的当事人礼部尚书溥良也应该完全知道。仪銮殿在西苑，乐寿堂在宫城，一个在西，一个在东，相距甚远。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知识，不知为什么礼部尚书溥良硬是给搞错了。

第二个破绽，慈禧死前的氛围不对。自述说：“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宫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哪儿哪儿都是，情景非常狼狈。”这段自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根据可靠的《清德宗实录》的记载，慈禧病情的恶化也是突然的，先前并没有必死的迹象。

《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七记道：“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癸丑（初一日），上（光绪帝）诣仪銮殿，问慈禧端佑康熙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安。至戊辰（十月十六日）皆如之。”就是说，光绪帝每天定时到仪銮殿向慈禧太后请安，从十月初一日开始，天天如此，直到十月十六日。《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七记道：“辛酉（十月初九日），上奉皇太后幸颐年殿，侍晚膳。至癸亥（十月十一日），皆如之。”这是说，从十月初九日开始，连续三天，光绪帝陪伴慈禧太后吃晚膳。也就是说，从十月初一日开始，到十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一直到仪銮殿上朝视事。其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七十四岁寿诞日，即万寿节。《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七又记道：“上率王以下文武大员暨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等，诣仪銮殿行庆贺礼。众官于来薰门外行礼。”她自认为莺歌燕舞，海内升平，很是志得意满。西藏的又特意向慈禧祝贺，慈禧更是喜形于色。她特颁懿旨，赐居雍和宫，加封其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白天，慈禧参加为她举行的祝寿庆典。晚上，她又兴致勃勃地出席在西苑颐年殿的演戏祝贺。直到戏散，她才回到仪銮殿就寝。

这充分说明，直到十月十六日，慈禧太后一切如常，并没有任何病入膏肓的情形出现。

在这之前，慈禧已患慢性腹泻之病。这几日，又吃了些不易消化的乳酪果饼，腹泻又加剧了。据《内起居注》记载，自十月十六至十九日，慈禧没有参与政务活动。这说明慈禧病情加重了。这时，她感到光绪帝病情已呈危相，应该考虑立嗣问题了。

据说，在此期间，慈禧曾秘密召见军机大臣世续和张之洞，征询为光绪帝立嗣的意见。其实，慈禧早就心中有数，她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根据慈禧的意见，拟任命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沣为监国摄政王，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皇嗣子。

因此，其自述所谓“都惶惶不可终日”了、“情景非常狼狈”了等，就都与实际情况不符。

第三个破绽，慈禧死亡的时间不对。作为亲历者，启功先生的曾祖父没有提供慈禧死亡的确切时间，反而猜测道：“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秘不发丧，只有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

而十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沣都详细写了日记，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当时的情形，并不是“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秘不发丧”。

十月二十日记道：“上（光绪帝）疾大渐。上朝，奉旨派载沣恭代批折，钦此。庆王（庆亲王奕劻）到京，午刻同诣皇太后仪銮殿，面承召见。钦奉懿旨：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万分无法，不敢再辞。钦遵于申刻（十五时至十七时）由府携溥仪入宫。又蒙召见，告知已将溥仪交在隆裕皇后宫中教养，钦此。即谨退出，往谒庆邸（庆亲王奕劻）。”

十月二十一日记道：“癸酉酉刻（十七时至十九时），小臣载沣跪闻皇上崩于瀛台。亥刻（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小臣同庆王（庆亲王奕劻）、世相（世续）、鹿协揆（鹿传霖）、张相（张之洞）、袁尚书（袁世凯）、增大臣崇，诣福昌殿。仰蒙皇太后召见，面承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钦此。又面承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即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同治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光绪帝）之祧。钦此。又面承懿旨：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溥仪）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著摄政王载沣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钦此。是日住于西苑军机处。”

以上两则日记应是真实可信的，即慈禧立嗣是在两天之内完成并宣诏于全部军机大臣的。慈禧神志清醒，办事果断。

太医院太医张仲元、李德源、戴家瑜从十月初六日开始，一直跟踪为慈禧治病。其间，又请得名医吕用宾入诊。直到十月二十二日，太医张仲元、戴家瑜作出最后诊断：“请得皇太后六脉已绝，于未正三刻升遐。”慈禧死亡的时间是准确的，即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二日未正三刻（十四时四十五分），并不是“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

第四个破绽，口述光绪的病情不对。口述者说：“当时光绪被软禁在的瀛台，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光绪帝）有什么急症大病。”光绪帝身患疾病，甚至重病的消息，是当时公开的秘密。当时了解晚清政局的人，自然都会知道光绪帝身患重病。为此，朝廷曾多次发布上谕，向全国征求名医。

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法国驻京使馆医官多德福曾赴瀛台为二十八岁的光绪帝治病。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光绪帝的病情更为严重。宫中御医无计可施，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虽经他们多方调治，效果仍不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再次向全国征求名医。五月初八日，慈禧通过军机处向有名的封疆大吏发出急电，催调名医入京。电文曰：“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名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这次征召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等人。

这些上谕都是发往全国的，而一个身任礼部尚书的朝廷大员竟然说“之前也从没有听说过他（光绪帝）有什么急症大病”，这真让人无法理解。

第五个破绽，宣布光绪死亡的地点不对。口述者说：“但送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这里有两个问题：

其一，当时小德张不是隆裕皇后的太监，而是慈禧太后的太监。小德张，原名张祥斋，字云亭，宫号小德张，张兰德是他宫内的名字。慈禧太后赐名恒太。他于光绪十七年(1891)入宫，在皇宫当了二十二年太监，先后服侍过慈禧太后和隆裕太后。慈禧太后死前，他是慈禧太后的二总管太监；慈禧死后，他转而成为隆裕太后的总管太监。他1957年病死，是年八十一岁。说当时的小德张是隆裕皇后的太监，显然是不对的。

其二，光绪帝死于瀛台涵元殿，宣布光绪帝死亡也应该在涵元殿。可是，口述者却说“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似乎是说在“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帝驾崩了”。清代的太医院不在紫禁城内，而在紫禁城外。根据考证，清代的太医院几经迁徙。开始在现在的东交民巷西口路北附近，后来一度迁到北池子大悲观音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才于地安门外皇城根，另建新署，三年竣工。这个太医院新署，现在遗址尚存。太监特意跑到紫禁城外，在远处的太医院宣布光绪帝驾崩，有这个必要吗？

第六个破绽，赏赐“塌喇”的做法不对。慈禧太后不早不晚扯旗放炮般地赏赐给病中的光绪帝一碗“塌喇”，光绪帝吃后就病故了。慈禧太后的做法也太拙劣了。

综上，短短几百字的自述，就存在六处破绽，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整个自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也可以说，这六处破绽，已经全盘否定了启功先生曾祖父溥良这段自述的真实性。启功先生是我素来十分景仰的国学大师，这段自述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

总之，这个自述不能成为慈禧毒死光绪的证据。

2.正常病死说

正史记载光绪帝是病死的。

其一，《清德宗实录》卷五九七记道：“癸酉（十月二十一日），上疾大渐（病危），酉刻（十七时至十九时），崩于瀛台之涵元殿。”

其二，《清史稿》卷二十四记道：“癸酉（十月二十一日），上疾大渐，崩于瀛台涵元殿，年三十有八。”

其三，《光绪朝东华录》记道：“上疾大渐，酉刻，崩。”

以上正史三条记载，无一例外地说明是“上疾大渐”，最后“崩于瀛台之涵元殿”。

其实，根据确凿无误的档案资料，经多人考证，可以确认光绪帝是死于疾病。

这从历史学者朱金甫、周文泉著《从清宫医案看光绪帝载湉之死》和《慈禧太后之死》等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光绪帝四岁入宫，照顾他的是太监和宫女，得不到亲生父母的细心照料，自幼便体弱多病。在如同铁男人似的慈禧的严苛管教下，光绪帝的身心俱受到不可逆转的戕害。

前文已经提到，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1898年10月18日），法国驻京使馆医官多德福曾赴瀛台为光绪帝治病。光绪帝把自己亲自书写的《病源说略》当面交给了多德福。《病源说略》承认自己有病。多德福听诊后，诊断其为“腰败”。“按西医名目：腰火长症。”同时指出，光绪帝的遗精之症，因“少腹皮肉既亦虚而无力，不克阻精之妄遗。宜先设法治腰，然后止遗精”。当时的光绪帝虽只有二十八岁，但已是疾病缠身了。

以后他的病情不仅没有得到控制，反而愈益加重。清宫档案中便存有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绪帝自书的《病原》：“遗精之病将二十年，前数年每月必发十数次，近数年每月不过二三次，且有无梦不举即遗泄之时，冬天较甚。近数年遗泄较少者，并非渐愈，乃系肾经亏损太甚，无力发泄之故……痿弱遗精之故，起初由于昼间一闻锣声即觉心动而自泄，夜间梦寐亦然……腿膝足踝永远发凉……稍感风凉则必头疼体酸，夜间盖被须极严格……其耳鸣脑响亦将近十年。其耳鸣之声，如风雨金鼓杂沓之音，有较远之时，有觉近之时。且近年来耳窍不灵，听话总不真切，盖亦由于下元虚弱，以致虚热时常上溢也。腰腿肩背酸沉，每日须令人按捺……此病亦有十二三年矣……行路之时，步履欠实，若稍一旁观，或手中持物，辄觉足下欹侧荡摇。”

很明显，三十七岁的光绪帝几乎全身是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光绪帝的病情更为严重。宫中御医无计可施，只得征召江苏名医陈秉钧和曹元恒入京诊视。虽经他们多方调治，效果仍不明显。四月初四日，两位名医在会诊的脉案中写道：“皇上脉弦数较减，轻取重按，皆虚弱无力。审察病由，耳响作堵，有增无减，足跟作痛，有减无增。现在腰痛不止，上连背部，下及胯间。考腰为肾府，封藏有亏，肝木上升，脾湿下陷。偏于右者，以左属血、右属气，气血不能流贯，风湿两邪，窜经入络。”

从脉象看，病情愈益严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再次向全国征求名医。五月初八日，慈禧通过军机处向有名的封疆大吏发出急电，催调名医入京。电文曰：“入春以来，皇上圣躬时有欠安。在京名医，诊治无效。希尊处精选名医，资送迅速来京，恭候传诊。”

这次征召来京的名医有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等人。其中江苏名医杜钟骏曾著《德宗请脉记》一书，详细记述了他为光绪帝治病的经过。

七月十六日，杜钟骏首次在仁寿殿给皇帝请脉。当时，慈禧也在座，以示关怀。

皇上问：“你瞧我脉怎样？”

杜答道：“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

皇上问：“我病了两三年都治不好，什么原因呢？”

杜答道：“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

杜钟骏认为光绪帝的病由来已久，不是轻易可以治愈的。

同一天，光绪帝又自书了《病原》：“腰胯筋络酸跳，疼痛增重，牵及小腹两旁皆作跳痛。早晨洗面手不能举，腰不能俯，所有上下阶及行动坐立卧起，咳嗽用力时皆牵震作痛，早间初起时尤重，甚至呼吸皆觉费力。屡用补肾除湿之药，非但无效，且近来每晚间睡时偶有心跳惊醒之候，宜另设法医治。”

可见，此时的光绪帝全身剧痛，呼吸困难，举步维艰，已病入膏肓了。

进入十月，光绪帝的病已露险象。

杜钟骏在《德宗请脉记》中记载：

十月×日夜间，内务府忽派人来说：“皇上病重，堂官叫来，请你上去请脉。”予未及洗脸，匆匆上车，行至前门，一骑飞来云：“速去！速去！”行未久，又来一骑，皆内务府三堂官派来催促者也。及至内务公所，周君景涛已经请脉下来。云：“皇上病重。”坐未久，内务府大臣增崇引予至瀛台，皇上坐炕右，前放半桌，以一手托腮，一手仰放桌上，予即按脉。良久，皇上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予曰：“臣两月未请脉，皇上大便如何？”皇上曰：“九日不解，痰多气急心空。”……请脉看舌毕，因问曰：“皇上还有别话吩咐否？”谕曰：“无别话。”遂退出房门外，皇上招手复令前谕未尽病状，后退出至军机处拟方。予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吗？”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有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

很明显，光绪帝已迫近死期了。

光绪帝驾崩当天的情况，杜钟骏的《德宗请脉记》记载详细：

至十九日夜，与同事诸君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但见内监纷纭，而未悉确实信息。至日午，继大臣来言曰：“诸位老爷们久候，予为到奏事处一探消息，何时请脉。”良久，来漫言曰：“奏事处云，皇上今日没有言语。你们大人们做主，我何能做主。你们诸位老爷们且坐坐罢。”未久，两内监来传请脉。于是，予与周景涛、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予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毡如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请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急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十五时至十七时）而龙驭上宾矣。

光绪帝死于十月二十一日酉刻，而不是申刻。杜钟骏记错了。此时光绪帝年仅三十八岁。

其实在此之前的十月二十一日子刻（二十三时至一时），光绪帝已进入弥留状态。当即由张仲元、全顺、忠勋等御医诊视，脉案记载如下：

十月二十一日子刻，张仲元、全顺、忠勋，请得皇上脉息如丝欲绝。肢冷，气陷，二目上翻，神识已迷，牙齿紧闭，势已将脱。谨勉拟生脉饮，以尽血忱；人参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一钱，水煎灌服。

而后杜钟骏、周景涛两人亦入宫诊视。杜所书之脉案：

十月二十一日，臣钟骏请得皇上脉左三部细微欲绝，右三部若有若无。喘逆气短，目瞪上视，口不能语，呛逆作恶。肾元不纳，上迫于肺，其势岌岌欲脱。

光绪帝此时只剩一息游丝了。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1908年11月14日18时33分），光绪帝“龙驭上宾”，乘龙升天了。

历史学者朱金甫、周文泉认为：“光绪帝自病重至临终之时，其症状演变属进行性加剧，而无特殊或异常症状出现。其临终时的证候表现，乃是病情恶化之结果。因之，笔者认为光绪帝是死于疾病。”

笔者认为，他们根据确凿无误的档案所作出的结论是很有道理的。

光绪帝确实是死于疾病。

3.科学最新说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研究，2008年取得重大进展。2008年11月2日，“清光绪帝死因”研究报告会在北京举行。早在2003年由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二九室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等单位专家组成了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逐步形成了目标清晰的“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现在他们向媒体正式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成果。由此，困扰史学界达百年的光绪帝死因谜案，真相大白。

这要先从光绪帝崇陵的随葬物说起。

崇陵是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的陵寝，位于清西陵东北部的金龙峪。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1875—1908)。崇陵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的最后一座陵寝，宣统元年(1909)破土兴建，三年(1914)竣工。崇陵的建筑物数量与规模，完全依照同治帝的惠陵，建筑工巧。陵园仪树中有罕见的罗汉松和银松。地宫中合葬着光绪帝和他的隆裕皇后。光绪帝驾崩时，陵尚未建，他的梓宫（棺椁）在故宫观德殿暂安。

1913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光绪皇帝和隆裕皇后才葬入崇陵地宫，当时崇陵尚未完工。1914年崇陵地宫建成。

1938年秋季，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盗掘了崇陵地宫。传说，崇陵被盗是当年参加过修建工程的人所为。还有的说是当地一股匪徒所为。崇陵地宫究竟被谁盗劫，到现在也没有定论。他们对地宫的结构十分熟悉。将光绪帝棺椁的尾部凿开一个大洞，把光绪帝的遗体从棺内拖出，掠走了棺内的随葬品。又将东旁的隆裕皇后的外椁毁坏，将棺盖打开，盗走了棺内葬宝。

经国家文物管理部门批准，1980年6月15日，清西陵管理处对崇陵地宫进行了保护性清理。墓葬破坏严重，专家进行了精心的清理。墓葬清理完毕后，再次予以封闭。为了今后研究之用，清西陵管理处的专家，将光绪皇帝、隆裕皇后的头发及部分尸骨和遗物带出，保存于库房之中。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之举。他们的这个超前而果断的决策，为百年后破解光绪帝死因之谜，立了头功。

2003年，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到河北省易县清西陵采访时，得知1980年曾对清光绪帝及隆裕皇后所葬崇陵棺椁进行清理并重新封闭。光绪帝、隆裕皇后的头发被移至棺椁外，在清西陵管理处库房保存。经与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专家初步研讨后，征得河北省文物局、保定市文物管理部门及清西陵文物管理处的同意，摄制组将清光绪帝多根（两小缕）头发送至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二九室进行测定。由此，中央电视台清史纪录片摄制组、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二九室和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四个单位的相关人员，逐步形成了目标清晰的“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该课题在研究过程中，作为《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学术问题研究专项课题（清光绪帝死因研究）》正式立项。

“清光绪帝死因”专题研究课题组发布研究报告称，在不能开棺直验且时隔久远等不利研究因素下，专家们历时五年，由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入手，利用“中子活化”“X射线荧光分析”“原子荧光光度”等一系列现代专业技术手段，通过开展对比、模拟实验、双向图例等工作，对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提供的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遗骨、衣服以及墓内外环境样品进行了反复的检测、研究和缜密的分析后，最终确证：光绪帝突然“驾崩”系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所致。

那么，这一结论是采用什么科学方法得出的呢？这是用核分析方法测定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得出的。为什么要检验光绪帝尸体的头发中的砷含量？因为头发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人体代谢并能“记录”特定时期人体积蓄的某些元素信息。因此，依据头发不同截段的微量元素含量，可推测不同时期人体微量元素的摄取水平，进而探求微量元素在人体内的变化情况，研究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

2003年，课题组首先采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微型反应堆仪器中子活化法（核分析方法），测定了提取于光绪帝的两小缕头发，其方法是：将光绪帝的头发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推荐的方法清洗，自然晾干，剪切成一厘米长的截段，第一缕头发长度为二十六厘米，剪切成二十六小段；第二缕头发长度约为六十五厘米，剪切成五十九小段，逐一编号、称重和封装，入堆辐照后，逐段分析头发中的元素含量。

光绪帝葬礼

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第一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十段（2404微克/克），第二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二十六段（362.7微克/克）和第四十五段（202.1微克/克）。检测结果显示，光绪帝的两缕头发中的砷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值，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这就是说，拿光绪帝头发某段的砷含量2404微克/克，同当代健康人的正常砷含量0.14微克/克相比，两者相差一万七千倍。光绪帝头发中的砷含量已经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

专家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查证。为探究光绪帝头发中砷含量高的成因，对与光绪帝同一时期、同一类别的人和物进行砷元素对比。研究人员以光绪帝为中心，以关联性和可比性为原则，对同一时期、同一类别的人和物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实验，并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

光绪帝头发高含量的砷是否来自棺椁内外的环境？研究人员测出了光绪帝墓内外环境中物品的最高砷含量。结果表明，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是其棺椁内物品最高砷含量的八十三倍，是墓内外环境样品最高砷含量的九十七倍。这表明，光绪帝头发中的高含量砷元素，并非来自环境的沾染。

在检测中，意外地发现了两个重要的现象：一是内衣的砷含量高于外衣；二是胃肠部位衣服的砷含量，大大高于其他部位的衣服的砷含量。由此，专家得出结论：光绪帝尸骨内的砷，来源于体内。

光绪帝头发高含量的砷是否来自药物慢性中毒？另外，光绪帝头发中的异常高砷含量截段既不在发根处，也不在发梢处。依据头发的生长规律和砷中毒机理，这些头发上的高含量砷不应是正常摄入自然代谢形成的。研究人员将光绪帝的头发与当代慢性砷中毒患者的头发的砷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前者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是后者的六十六倍，而且砷含量分布曲线与后者也截然不同。这表明，光绪帝头发中高含量的砷元素并非慢性砷中毒形成。

光绪帝头发砷的高含量是否为当时人的正常值？研究还证实，同时对比测试的头发砷含量，与光绪同时代并埋在一起的隆裕皇后为9.20微克/克，清末一个草料官干尸头发为18.2微克/克。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是同年代生活环境相似的成年人隆裕皇后头发砷含量的二百六十一倍，是同年代成年人清代草料官头发砷含量的一百三十二倍。这表明，光绪帝头发中的最高砷含量确实属于异常现象。综上所述，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造成光绪帝头发上高含量砷元素异常的成因，只能是来自其尸体的沾染。

毒物究竟是什么？光绪帝遗骨、头发、衣物中高含量的砷化合物就是砒霜。砷在自然界多以氧化物或硫化物的形式存在。主要有砒霜（三氧化二砷）、雄黄（二硫化二砷）、雌黄（三硫化二砷）等，其中砒霜是剧毒砷化物。光绪帝体内的砷是哪种呢？专家采用了液相色谱/原子吸收光谱联用分析法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光绪帝体内之砷为三氧化二砷，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砒霜。

2006年后，课题组听取并研究了刑事技术、法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意见，决定按照案件侦查思路和专业技术规范，扩大取样分析范围，以进一步确证光绪帝砷化合物的来源。由于光绪帝的棺椁在1980年清理后严密封存，不能重新开棺。为达到扩大取样分析范围，课题组再次提取光绪帝头发残渣物及散落的头发，并首次提取光绪帝遗骨及衣物样品，进行砷的分布研究。

据介绍，研究人员依照物质吸附和信息转换还原的原理，对光绪帝的遗骨及靠近其尸体特殊部位的衣物进行取样检验。采样部位、采样方式均按照规范的法医开棺检验方式、方法和要求进行。光绪帝头发上局部有结痂物状的残渣，研究人员用镊子刮取残渣物，然后再取刮掉残渣物的头发，分别分析砷的含量。取样完毕后，把从整体头发上掉落的碎发和残渣物也分别取样。结果表明，这些残渣物的砷含量明显高于头发，说明它们是光绪帝头发高含量砷的来源。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由此进一步推断：这些残渣物的唯一来源只能是光绪帝中毒死亡后的尸体。据介绍，砷中毒死者尸体腐烂后，器官组织中的砷可能会沾染到骨骼上。

光绪帝发辫

光绪帝遗骨

光绪帝棺椁进行清理后，共有肩胛骨、环椎骨、脊椎骨、肋骨等七块遗骨保存于清西陵文物库房内。研究人员刮取这些遗骨表面的附着物进行了砷含量检测，结果表明，一些遗骨表面沾染了大量的砷。

种种研究结果表明，光绪帝遗骨、头发、衣物中高含量的砷化合物为剧毒的三氧化二砷，即民间常说的砒霜。经医学上测定，人体口服砒霜六十毫克至二百毫克，就会中毒死亡。据研究者测算，仅光绪帝的头发的砒霜含量就已经高达二百零一毫克。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

由此，课题组得出最后的结论：光绪帝系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死亡。

那么，凶手是谁呢？现在尚不能确定。因此，这个谜案的研究，还应继续进行下去。

二 历史定评 维新皇帝

近因光绪帝死因的新发现，引起了人们对光绪帝的兴趣。人们在思考：光绪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到底应该怎样评价他？

史学界对光绪帝的评价不一，大体有四说：“洋务派的皇帝说”，“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说”，“爱国开明皇帝说”和“维新皇帝说”。

“洋务派的皇帝说”是早期的说法，对光绪帝近于否定。现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已逐渐式微，可不必议论。

“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说”，是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提法。他说：“光绪帝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有所作为。”史学家陈旭麓先生也认为光绪帝是“向西方学习的青年皇帝”。这种说法对光绪帝是软性的肯定。

“爱国开明皇帝说”和“维新皇帝说”，是内涵一致的不同表述，是近年来的新说法，得到了史学界的赞同。史学家李时岳先生说：“从百日维新中他已经做到的和正在做的、想要做的来看，确实是力图做一个资产阶级的维新皇帝。”“严峻的形势迫使载湉抉择，他选择了改革的道路。这个选择是明智的，因为他投靠了具有前途和希望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势力。”另有学者说：“那么对于实际推行并公开领导这一革新运动的光绪帝，说他是一个维新皇帝理所当然。”“光绪皇帝，不愧为一个在特定的内外环境中出现的爱国开明皇帝。”

我个人同意后一种说法，光绪帝应该是一位领导了一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爱国开明皇帝。

光绪帝是中国倒数第二个皇帝，是充满悲剧性格的皇帝。他姓爱新觉罗，名载湉，庙号德宗，谥号景皇帝。他的亲生父亲是道光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譞，亲生母亲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叶赫那拉氏。同治帝病逝后，作为慈禧太后的侄子兼外甥的载湉继位，是谓光绪帝，那时他只有四岁。光绪帝在位三十四年，三十八岁病逝。他的一生始终被笼罩在慈禧太后的权力和淫威之中。

光绪帝虽然经历了中法战争、洋务运动、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和筹备立宪等晚清重大的政治事件，但前期年纪尚小，后期被软禁瀛台，因此，他实际参与并主持的只是一个战争和一个运动。前者即中日战争，后者即戊戌变法。

光绪帝亲政刚刚五年，于1894年，日本即侵略中国，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二十四岁的光绪帝坚决主战，积极备战，表现了他的爱国情操。但终因制度落后，国力不济，打了败仗。在签订条约时，光绪帝旨命李鸿章同日本据理力争，以图尽量降低损失，但还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自战争以来，中国丧权最多、损失最大的空前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套上了新的枷锁，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新的灾难，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化的程度。

可以说，《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的四大危机和一大危险，是光绪皇帝进行“戊戌变法”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的前奏。历史学者黄鸿寿一语破的地指出：“及甲午败于日本，各国租港湾之事，相逼而来，瓜分支那之说，腾沸于全球。于是国人大哗，志士奋起，痛论变法之不可缓。帝（光绪帝）亦知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

对《马关条约》签订之后的国内反响，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一针见血地评道：“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后始也。”

这就是说，自签订《马关条约》后，国内有识之士，拍案而起，奔走呼号，发表救国宣言，探求救亡之道。因此，蕴含着各种各样救国方案的大小奏章便不失时机地纷至沓来。它们构成了“戊戌变法”的前奏曲。

这个前奏曲的最强音当是康有为的七封上光绪帝书。在这七封《上清帝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和实施步骤。《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1895年5月2日），三十八岁的康有为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这个上清帝第二书，主要内容是强烈要求光绪帝拒和、迁都、变法。

康有为向光绪帝的七封上书，在中国大地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它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武器，为光绪帝的百日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于是，光绪帝决定变法图强。

在慈禧太后的允诺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召集全体军机大臣，发布上谕，明定国是，决定变法。这道上谕，实际是光绪帝决心变法的誓言书，也是实行变法的动员令。

光绪帝在准备仓促的前提下，匆忙地进行了百日维新。在一百零三天中，他发布了一百八十四道谕旨。这些改革谕旨包括很多方面，有文教改革、财政改革、军事改革和政治改革。

文教改革。主要是废八股，立学堂，设译局三件大事。

财政改革。关于财政方面改革的最主要的是五月十七日之上谕。这道上谕的主题是奖励科学发明。凡是著有新书、创行新法、制成新器并经实践证明确实有价值的，都要给以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从来未有过的。在康有为的先进的资本主义维新思想的影响下，光绪帝亦敏锐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代替封建主义的传统的手工业生产的必要性。因此，他以皇帝的权威大声呼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早日在中国诞生。这是光绪帝顺应历史潮流的高明之处。

军事改革。有责任的官员们纷纷上疏，建议学习西方兵制，改革名存实亡的旧军队。

政治改革。七月十四日，光绪帝经反复考虑，发下一道上谕。这道谕旨的主要内容：一是裁撤詹事府等七个闲散衙门（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二是裁撤督抚同城之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的巡抚及东河总督；三是裁撤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及向无盐场之盐道等。这道重要谕旨充分显示了光绪帝意图改革官制的决心。

改革遭遇到了阻力。光绪帝虽然大胆然却轻率的官制改革遭到了守旧派的猛烈攻击和极端仇视。对光绪帝的上谕，守旧派们或是模棱不奉，或是阳奉阴违，或是避重就轻，或是造谣阻隔。诏旨虽连篇累牍地发下，但守旧派大臣们不为所动。

光绪帝决定予以反击。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九日，光绪帝发下了百日维新以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上谕，罢免礼部六堂官，即罢免了两位部长和四位副部长。七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又命李鸿章、敬信无须在总理衙门行走，罢免了他们总署大臣之职。

光绪帝的以上谕旨触及了慈禧的二品以上高官的任命罢免权由她收回的底线。为了推行资产阶级变法，光绪帝发布上谕，任命四位军机章京，成立了一个新的军机处。他们实际就是光绪帝的宰相。这些坚决的举措，触动了整个顽固守旧的营垒，“守旧大臣皆恐，至是咸怀震动之心”。梁启超分析道：“于是祸变促矣。”

慈禧太后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于八月初六日发动了，并囚禁光绪帝于孤悬的瀛台。八月十三日，慈禧下令杀害了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康广仁等维新志士，史称“六君子”。

慈禧太后把刚刚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守旧派进行了血腥的倒算，对维新派或降、或关、或流、或杀。已在实行的或未及实行的变法谕令几乎一风吹尽。维新派噤若寒蝉，守旧派弹冠相庆。偌大的中国又重新陷入了黑暗、麻木及愚昧之中。

戊戌变法的意义十分重大。戊戌变法是在中国进行的第一次资产阶级变法，其历史贡献很多。一是在政治上，戊戌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二是在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三是在文教上，废止了八股文，改革了科举制，实行了近代的教育制度。

戊戌变法动摇和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戊戌变法的教训也十分深刻。变法维新派热情很高，但经验太少。他们是一群不懂政治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握有的权力太小，变法的组织太弱，变法的目标太高，变法的项目太多，求变的心情太急，实施的步伐太快。君主立宪的目标太高，不具有现实操作的可能性。维新派康广仁直言不讳地对他的兄长康有为说：“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街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历史的局限性束缚了维新派的手脚，不可苛求于他们。

无论如何，光绪帝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实行了一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向封建的顽固势力进行了有力的冲击。这个变法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传播了爱国和的思想，培养了一批有为的进步人士，为最后战胜封建势力积累了可观的力量。光绪帝的历史功绩不可没。在中国皇帝中，光绪帝是唯一一位资产阶级维新皇帝，是当之无愧的爱国开明皇帝。

他是一位怀着使中国富强起来的宏伟理想的先驱人物。

他是一位因倡导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而享有盛名的历史人物。

他是一位具有伟大悲剧性格的值得深思的里程碑式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