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出生的人很可怕(7月6日出生的人很可怕嘛)

党的生日是7月1日，为何直到57年后才考证出真正的建党日期？

党的生日是7月1日，为何直到57年后才考证出真正的建党日期？

一大场景

1941年夏，六月流火，地处黄土高原的延安更是炎热耐。当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处于全国抗日大本营的延安正在展开一场重要讨论。

和他的战友们挤在窑洞里开会，这一年正好是中国成立20周年，决定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纪念活动。

但“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是在哪天呢？由于已经过去了20年，已经记不清具体日期，他只记得是“放暑假，天很热”，就去问董必武，因为在所有的“一大”代表中，只有他们两人在延安。

但董老也无法确实说出具体日期，但他肯定是1921年的7月。

经过讨论，就把每年的7月1日作为党的生日，这一天就被当成建党节。

次月（即7月）1日，延安出版《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社论《纪念中国二十周年》，并发表了很多领导人的纪念文章。

多年之后，新中国成立，在当年的7月1日，发表文章《论人民》，其中有一段重要文字：“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八年了。”

一年之后，胡乔木发表文章《中国的三十年》，文中明确说7月1日是党的生日：“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建党日期并非7月1日。

一大会址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当年这里属西门区，后来属卢湾区，现属黄浦）。

这里在当时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以石为框，箍住木门，里面是经典的江南两三层小楼，或者类似四合院，形形的人们挤住在里面——以石箍门，应该叫“石箍门”，但宁波话以“库”为“箍”，所以就叫石库门了——宁波人和上海土著的关系，基本就是血和肉的关系。

这是一幢沿街的石库门，一楼是起居室，二楼住人，房子很新，去年刚刚竣工的，主人是一个叫李书城的同盟会员，但人当时在日本，房子由他的弟弟李汉俊住着。

23日这一天，房子里集聚了不少人，差不多有十五、六个，大部分像是读过书的，大的有四、五十岁，小的还不到二十岁，甚至还有两个洋人。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互相闻名而并没有见过面，在一阵吵吵闹闹中坐了下来，开始开会。虽然叫开会，但会议主题、会议议程、会议目的其实并没有明确的文件，以讨论为主。所以其中就有一些争论，甚至有时候会吵起来。

过路的人常常听到房子里爆发的争吵，嗓门最大的是那个苏俄人，他经常情绪激动地大声咆哮，引得有事的路人驻足往楼上张望。

没有人知道，包括当时参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做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是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即将诞生！

青年

参加一大的共有7个党小组代表：

湖南代表：和何叔衡；上海代表：李达和李汉俊；山东代表：王烬美和邓恩铭；北京代表：张国焘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湖北代表：董必武和陈潭秋；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

上述代表共12人，另有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以及第三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

参加会议的所有人中，年龄最大的是湖南代表何叔衡，45岁；年龄最小的北大学生刘仁静，年仅19岁——他也是一大代表中最后一个离世的，他于1987年8月5日在北京因车祸去世。两个外国人中，一个是尼克尔斯基，是苏联人，另一个是一个英国记者马林，隶属于上海《东方经济学家》杂志。

这其中，要重点说说马林。

马林对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但马林并非英国人，而是荷兰人，他也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代表第三国际的革命家。因此，他在春节从欧洲动身到中国的路上，就被各国“重点照顾”，他的伪装身份早已被各国掌握，并通告了中国方面。如果不是中国方面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予重视，马林早吃上牢饭了。

但中国上海的工部局必须得秀秀存在感，他们一直对马林保持近距离监视。

一大代表铜像

会议就这样一天一天地开着，到30日，马林再次出现在会场，这一次，他明确地提出了几个原则：首先，是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在路线上和组织上都必须服从国际的领导。

正在开会的时候，一个人突然闯了进来，李汉俊问他找谁，他说要找什么王主席，四处张望了一下，又说找错地方了，又慌慌张张退了出去。

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马林马上嗅到了危险的味道，他本能地认为这个可疑人物就是上海当地的“包打听”（线人），立即宣布中止会议，所有代表立即疏散，只有李汉俊因为是房东的弟弟走不了，由陈公博留下来陪他聊天。

果然，不一会儿法国巡捕带人前来会场搜查，还询问他们是否从日本回来（怀疑他们是日本归国的激进分子），最终什么也没查到，不了了之。

马林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贸然闯入的人确实是巡捕的人“包打听”，也就是巡捕房侦探程子卿。

这样一搅和，会议无法继续下去，李达的夫人是浙江嘉兴桐乡乌镇人，就安排大家乘火车到嘉兴南湖，租了一条画舫继续开会，就在这条画舫上最终完成了一大，中国就此诞生——这条画舫就是著名的南湖红船，如果你现在去南湖，还可以看到它的复制品。

嘉兴南湖红船

一大的参加者，包括列席者，分别有不同的命运。

先说两个外国人：马林的祖国荷兰在二战中沦于德国铁蹄，马林坚持抗战，不幸被捕，于1942年慷慨就义；尼克尔斯基后来在1938年因误判为间谍罪被冤杀。

王烬美、邓恩铭、陈潭秋和何叔衡4位前辈，或因积劳成疾去世，或因为革命牺牲，都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太阳。

刘仁静、李达、李汉俊不久离开了革命队伍。

而张国焘、周佛海和陈公博则走到了历史的对立面，被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1987年8月5日早晨6点左右，一名须发皆白的老翁手提木剑，准备去马路对面的北师大练剑，不幸在过马路时被一辆公交车撞倒，倒在血泊之中。这位死于车祸的老者，就是当年北大大名鼎鼎的学生领袖、一大参加者刘仁静。

他既是当年最小的一大代表，也是最后离世的一大代表，至此，中国的创始人全部离开人世。

会议最后一天转至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

时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距离一大召开已经过了57年，会议到底是哪天召开的都没有定论。

有一天，一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们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看到了谢觉哉老人的一篇日记，这篇日记写于1921年6月29日，上面有这样的文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之招。1921年6月29日特记。”——谢老为何用了5个圆圈？因为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直说，这5个圆圈是“主义者”的意思。

因为何、毛二人是从长沙出发去上海的，而且，他们也并不是乘飞机或高铁到上海，而是乘轮船顺江东下——一天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乘船从长沙到上海，按当时轮船的速度，到达上海最快也得是7月4日以后。再结合其他代表的到沪时间，只有张国焘、王烬美和邓恩铭3人是在7月1日就到达上海的，其他人都在途中，所以会议在7月1日召开是不可能的。

1952年，谢老曾回忆过：“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刻动身赴上海，我颇感到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日记和谢老后来的回忆对上了号，这说明，7月1日不可能是一大召开的日子，因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党的生日。

那么，一大真正的召开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和董必武在开国大典上

弄清此事原委的关键是陈公博。

陈公博参加了一大，也算是党的创始人，但他不久就背离了革命，抗日战争期间追随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汪精卫死后，陈公博顶替汪逆成为中国头号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判处死刑。

陈公博死前一年，曾出版过一本散文集，起名《寒风集》，在这本书里，记述了另外一桩恐怖的命案。

就在那天法租界巡捕程子卿“误闯”会场之后，晚上陈公博和他的新婚夫人回到大东旅社休息，到天刚放亮时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和一声呼叫，后来看报才知道原因：“那件命案是男女的情死。女的名唤孔阿琴，男的名字我已忘记，是一个洋行的西崽。”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陈公博写明了这桩血案的具体日期：“7月31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一个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篇文章发表于《新青年》第九卷第3号，名字叫《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陈公博的好友、一起参加了会议的周佛海也有回忆文章提及此事，不过没有讲到具体日期。

根据这一线索，历史学者们灵机一动，既然是命案，上海当地的报纸没有理由不报导啊！于是，他们去查当年的老报纸，结果，谜底还真让他们给揭开了！

《申报》

在旧上海的报纸中，有两家报纸都报导了这桩血案，其中《新闻报》的标题是《大东旅行内发生谋杀案》，《申报》的标题则是《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少妇》，在提及本案的发生时间时，异口同声说是7月31日。

这已经很明确了，7月31日凌晨发生孔阿琴被杀案，头一天即7月30日是代表们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天会议，因为陌生人的闯入就改到嘉兴南湖了，接下来需要确定的就是往前推。

学者们看到了一篇来自俄国的珍贵资料《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有这样的内容：“代表大会预定6月20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假定这份资料说的是对的，那从7月23日开幕，到7月30日在上海最后一次会议，再转战嘉兴南湖红船，能对得上吗？

结合各种资料，特别是当事人回忆，如果会议是7月23日开幕，前两天整理资料、起草文件，之后的会议用了6天，在上海共8天，直到7月30日法租界巡捕闯入，马林宣布休会，次日凌晨即7月31日孔阿琴在大东旅社被杀……

安全对上了！

到此，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终于被弄清楚了。

一大会址

开会地点也曾是个难题，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大上海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巨大，不管是还是董必武，都对上海不是特别熟悉，因此，会议地点也曾是个难题。

不过，这个难题早在50年代就被破解了，这和当时的上海市长陈毅有直接的关系。

1959年，为迎接建党30周年，当时的上海市委决定寻找当年的一大会址，陈老总对此事特别关注，专门成立了一个地址寻访小组来负责此事。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最终找到了当事人周佛海的夫人杨淑慧，在她的帮助下确定了会议地址，经和董必武确认之后，会址一事得到圆满解决。

由于一大召开时的特殊性，没有留下书面的会议资料，这对以后的史料搜集留下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难题就是与会代表是到底是多少人？是12人还是13人？

最终代表人数确定在13人，其中包惠僧比较特殊，因为他并非是哪个省的代表，而是陈独秀的个人代表。包惠曾是革命早期的重要人物，曾在大革命中继周恩来之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大革命失败之后脱离革命阵营，新中国成立之后从澳门回归祖国，1979年病逝于北京。

最后说一下那个惹了祸但又当机立断中止会议的荷兰人马林，他其实对一大的召开有着非常大的贡献，连代表们的每人100元路费都是他从第三国际筹措的的，一大是他推动召开的，会议是他主持的，最初纲领是他起草的（即《中国第一个纲领》、《中国第一个决议》）。

很多革命家对马林的印象非常深刻，第三国际革命家罗易对他的评价是“是一个典型的荷兰人，胖得有点虚软，牛奶吃得不少，营养状况良好，面如满月，白里透红”，对他的评价很简短：“精力旺盛，能说会道”，所说列宁对马林也相当倚重。

痛心！仅七月已有30多名孩子溺亡。更悲痛的是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先来看今年几例事件：

7月17日湖南衡阳一水上乐园，一名32岁的女教师在为6岁儿子捡救生圈时不幸溺亡；

7月31日青岛两名准大学生在海边拍照大浪打来后，两人打了一个趔趄倒下，随后被海浪卷入海中不幸溺亡；

7月31日青海1名儿童因失足落入农田灌溉蓄水池，其亲属陆续下水营救，最后致6人溺水死亡

......

以为完了吗？是美好家庭完了，但一个个悲痛事件的发生还在继续

再来看一组事件，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7月全国已有30多个孩子溺亡！

7月2日，西安渭河1名13岁男孩溺水失踪，不幸溺亡；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1名6岁男孩在坝边玩耍时，不小心掉入河中溺亡。

7月3日，福建福州市仓山区，1名17岁少年溺亡；江西南昌欣悦湖，1名10岁男孩落水溺亡。浙江丽水市松阳县，1名16岁的学生溺水身亡。

7月4日，江西抚州，1名15岁男孩溺水身亡；江苏泰州有几名少年在江边戏水，2人溺亡。

7月6日，山东临清市发生一起溺水事件，2名初中生溺亡

......

某溺亡画面

七月的惨痛教训，八月能够居安思危避免这类事件吗？

8月1日，重庆一女子外出洗衣溺水身亡

8月2日，河源市一男子因野泳溺亡；

8月4日湖北武汉汉江同一位置连续两天两人溺亡

......（这应该是最可怕的省略号）

以为上面发生的厄运离我们很遥远吗？

就在前两天，邢台沙河我老家那边，一名初中生和朋友外出游玩，陷入水中泥坑，不幸溺亡。因为这两年在河滩采集沙石的挖掘机铲车很多。采集过后很自然就留下圆锥型大坑。下雨后大坑被填满水。水边看着水不深很安全，但里面却暗藏玄机，越往中间越深，陷入淤泥里面因为压力关系很难挣脱。这给溺水埋下巨大隐患，所以一定一定要远离人工蓄水池，水库、施工水坑、积水池、野外江河、潭水，湖水。

通过短片能引起我们更多沉思。

视频加载中...

孩子们天生对水就感兴趣，炎炎夏日，到水中凉爽一番绝对是件美事。但水火无情，孩子们却不自知。意外发生的后果我们没有人能承担的起。

怎样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除了老师碎碎念念的注意事项，

不准......

注意......

预防......

远离......

更重要的应该是让孩子自己有更深的体会，和孩子一起学习溺水知识，观看新闻报道，分析讨论问题甚至进行溺水演练，只有孩子自己形成自我保护意识，主动规避风险，才会更加安全。

相比于干巴巴的文字，刻骨铭心的经历一定更能让他们记住，甚至受益终生。

假如说很不幸意外溺水，我们应该怎么自救呢？

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胡乱挣扎，调整让自己漂浮的姿势。

可以采用仰卧和水母漂的姿势。

仰卧：头部后仰，身体平躺，口鼻露出水面，缓慢口吸鼻呼。

平衡感较好者：仰卧姿势

水母漂:双手抱膝，低头入水，身体浮至水面，抬头换气，循环往复。

最简单方法：水母漂

当有救援人员靠近时，切勿猛抓，乱抓，拉扯，扑通，这些都是非常影响救援的，极易耗费体力，严重者会将施救者拉入水中。（所以更建议从背后进行救援）

当然这一切都是保持冷静的前提，但是真正面对死亡时，能冷静下来的有几个人，不要以身试险，最安全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远离水域。宁可多留点汗，试问全国被热死的能有几例。

对于溺水事件我们会格外的表现悲痛和惋惜。一时间没人能接受这种非正常死亡。因为生死只在那一瞬间想法，不管是一时逞强还是盲目自信，都不该拿生命开玩笑。

这是完完全全可以规避的风险，不同于交通事故，我们总得出门走路，不同于突如其来的疾病，我们没得选择。但溺水不一样啊。

就好像青岛溺水那两名准大学生，其中一名曾站起来过，但在观望伙伴时被下一波海浪卷走，最后再也没上来，他曾和生的距离那么近。

此刻，一人站在岸边，水中同学奋力伸手求救

青春期孩子处在叛逆期，很多事都和老师家长对着干，越不让越想尝试一下，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但烟总是戒不了。

反复说不让下水游泳，越要彰显自己的个性。残酷的事实总是摆在面前，但是总觉得别人是傻蛋是在矫情是在危言耸听，倒霉的肯定不是自己。

但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请刻骨铭记。

河南疾控和广东疾控均在人民日报上表示：溺水是儿童的头号杀手。希望事件发生的概率和新闻报道的频率产生呼应，让更多人看到，道理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每年暑假都是溺水高发期，看到鲜活的生命逝去都让人无比痛心和惋惜，看到这样的新闻事件都无比难过，一个孩子出现意外整个家庭都陷入悲痛。

在痛惜的同时我们必须引以为戒：拒绝野泳，拒绝贸然施救，拒绝盲目自信，拒绝河边嬉戏......

最后希望全国孩子都能敬畏自然，敬畏规矩，珍爱自己。所有的家长都能利用十分钟和孩子学习溺水知识。让这类悲剧在今天停止。愿逝者安息，愿生者更加珍惜生命，愿悲剧不再重演。

聊一聊：咸丰皇帝为何31岁就早早离世？

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都不愿意面对衰老和死亡，人们追求长寿、渴望益寿延年，很多古代帝王甚至长期派人四处求访仙丹灵药，为的正是寿登期颐、延彼遐龄。

然而实际上古人的寿命普遍不长，就连养尊处优、坐拥四海的帝王也鲜有长寿者，就拿清朝来说，最长寿的帝王乃是乾隆皇帝，而短寿的帝王则以活到31岁的咸丰帝和活到19岁的同治帝为典型代表。

咸丰皇帝是大清朝在位执政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的天资普通，而且为人木讷、综合实力差强人意，是清朝最后一个籍由私下立储的方式而最终登临帝位的天子。

有人说，慈禧之所以能在清朝中后期掌权霸势，主要就是因为身体孱弱的咸丰帝去世太早。

咸丰帝为何年仅31岁就病故了呢？

其实咸丰帝除了极度贪色以外还有几个致命的劣习，这些坏习惯令咸丰帝“往死里作”，自然无法福寿年高、岁至期颐。

一说起大清朝的第9位天子咸丰帝，人们总是觉得他为人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执政期间也没有什么建树，若是往深里边提一句，那就只能说“他是慈禧太后的丈夫，若不是咸丰对慈禧百般纵容，清朝就不会败亡在这个妖妇的手里”。

咸丰皇帝贵为一朝天子，却被后世之人称为“苦命皇帝”，从为数不多的记叙咸丰帝的史料中来探寻一二，我们很容易便会发现咸丰帝的一生的确过得十分委屈憋闷、壮志难伸。

公元1831年7月17日，咸丰帝出生在北京圆明园的澄静斋中，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嫡三子，生母乃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

尽管后宫女子之中道光帝最喜爱孝全成皇后，但因为本身就是早产儿的咸丰帝身体孱弱，他5岁那年还因为外出狩猎而跌落马下、成了一个跛足。

所以在立储一事上道光帝总是犹豫不决，不知究竟该让咸丰做储君还是让活泼机敏的六皇子奕訢做储君。

自古以来凡能成大事者背后必有高人指点，咸丰当初做皇子的时候，身后有一个异常聪睿的老师杜受田。

后来，受杜受田的指点，资质平平的咸丰在道光帝面前总是摆出一副笃爱手足、心善至孝的样子。

最终，道光帝认为咸丰更加宽厚仁德、具备做皇帝的基础素养，故此他亲笔立下了一份立储朱谕，安排咸丰做了统御大清的接班人。

世人皆知，道光皇帝谨小慎微、一生循规蹈矩，在他的治理和统领下，大清已由盛极之势转入衰落之途，这样一个“守成皇帝”让大清在第一次战争中惨败，而且国库也基本上因为大笔的军费开支以及战争赔款而变得“十分空乏”。

道光二十二年，大清国库里就只有600万两白银的结余存量，实在难以维系朝廷下一年度的正常开支。

据史籍记载，道光帝殡天后，堂堂大清国库里仅有存银22万两，这点儿“皇家家底”连一个比较富裕的清朝大户人家都比不过。

然而更可怕的是，道光还给咸丰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大清——在民间闹得极凶的太平天国占据了绝大部分的江南良田，致使咸丰年间的田赋、盐课急速锐减。

等到咸丰帝亲政之时，尽管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帝有中兴天下的宏愿，可他依然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日日思虑着如何才能把面前诸多的统治危机逐一解除。

因此可以说在咸丰帝登基之后的那几年里，这位皇帝着力任贤祛邪、革弊求治，一心谋求重振朝纲以及安内攘外之事，立志要中兴大清。

而几年过后，全国各地一场又一场的义军起义运动、闻风而动的各国联军相继入侵都令咸丰帝忧心不已。

整日唉声叹气、愁眉不展的咸丰看着早已乱成一锅粥的大清，心里充满了疲惫和愁郁的苦涩。

其后，咸丰索性破罐子破摔，终日耽迷于酒色逸乐，不料却早早地病死在了承德避暑山庄中，终年才31岁而已。

在执政的11年里，咸丰帝努力过、奋进过、热血过，也因无力改变现实而愁郁伤心过。一个没办法收拾烂摊子的皇帝毕生多灾多难，而且子嗣凋零，离世前也只能把皇位传给了唯一的儿子同治。

然而同治帝也早早地因病而驾崩，身后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子嗣，可以说比他的父亲的命运还要凄惨。

因此，我们认为咸丰帝一生历尽了苦难与不幸，他的执政生涯异常艰辛难熬，有儿无孙的他最终连江山和皇位都要让与旁人承袭拥占，实在是悲戚可怜，当真可被称为“苦命皇帝”。

公元1861年盛夏，31岁的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突然驾崩，当时正值酷暑时节，慈禧同慈安护送着咸丰帝的遗骸回京，但一路之上对外只是宣称皇帝病重需要回宫调理医治，直至到了北京城后，才公开宣布咸丰帝已经殡天归西。

史学家们对咸丰帝之死充满了好奇与疑惑，一切皆因人们几乎无法从《清实录》、《清史稿》中获知咸丰帝死亡的详尽经过。

现存的正史籍册里都对这位短命皇帝的死因“语焉不详”，唯有《清稗类钞》对咸丰帝之死有了些许记载，书中写道：英法联军入京时，咸丰到热河避难，有汲汲顾景之势，更耽溺于是，故慈禧亦沾染焉。咸丰十一年，病死于热河行宫烟波致爽殿。

至始至终，人们只知道咸丰帝是在热河行宫中猝死的。

咸丰帝究竟是如何壮年而早逝的，唯一可以从中探窥一二的《清稗类钞》中提到：皇帝乃是早产儿，天生体弱质虚，国事操劳令其内元大伤，其后则每日需用鹿血为其进补续命、补益增元。咸丰十一年夏，咸丰帝忽然咳疾大作，令从仆以鹿血供，仓促不可得，遂崩。

看来，咸丰帝的先天不足也是令其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先天不足的人成年后还要日日被国事和祸乱缠裹烦扰，的确会令人脏腑虚损、损之难复，以至于让咸丰帝的后天之本也日渐亏虚尽耗，最终走向了油尽灯枯的结局。

尽管正史没有详尽记叙咸丰帝的死因，但我们亦可从咸丰帝生平的行为和习惯上来“管中窥豹”，侧面分析总结一下咸丰帝31岁便匆匆谢世的真正原因。

本就酷爱美酒的咸丰帝自从亲政后，每当遇到烦心的事情就会用醉酒来麻痹自我，史料记载：文宗（即咸丰帝）嗜饮，每醉必盛怒。也就是说咸丰帝嗜酒贪杯，一喝就多，喝醉后必然言行无拘、大耍酒疯。

世人皆知纵酒贪杯者必会损伤肌体、对健康不利，那么咸丰帝嗜酒的习惯自然会导致他耗蚀后天之本，身体健康将不断因嗜酒而伤。

有人说咸丰帝虽说没能力、没远见、没胆色，但他却色胆包天、穷凶极欲、荒淫无度。

自从他发现无论自己如何奋发进取、努力为治，但大清依然每况愈下、积重难返的时候，就转而选择用其它途径来宣泄愤懑、麻痹自我，而慕恋美色恰恰就是咸丰帝最为喜爱的一种“宣泄方式”。

昔年，咸丰帝因厌恶被严格的皇家侍寝制度所约束，便想出了移驾到圆明园居住办公的“对策”。

在圆明园常驻之后，咸丰帝就拢住了4位年轻貌美、多才多艺的佳人日夜相伴，还封她们为“四春娘娘”，整天同她们吃喝嬉闹、寻欢作乐。

咸丰四年，善于魅惑人心的宫女兰儿一举诱圣成功，其后，姿容绝美的兰儿便成了得宠的“主子”，怀孕后还被晋封为兰贵人，常年盛宠加身的她诞下了咸丰唯一的儿子同治帝，最后还站到了朝堂上垂帘听政，成了举世皆知的慈禧太后。

据野史记载，咸丰帝还曾看上了一个年轻的男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榻上娈宠。如此一来，本就天资孱羸的咸丰帝既好女色又贪男色，自然会令久虚的身体日渐亏空、久弱成疾。

道光年间，消费昂贵且损伤国民肌体精神的烟被一再查禁，道光帝曾颁下数道圣旨严禁大肆流入流通。

1839年夏，林则徐在虎门开始销烟，将道光年间的禁烟运动发展到了一个高潮。

然而到了咸丰当政之时，这位被国事缠烦已久的帝王不知道被哪个权贵所教唆引诱，竟然喜欢上了吸食烟。

咸丰帝吸食成瘾后，只要哪天没有吸上几口就会烦躁不安、入夜难眠。

后来，咸丰帝还给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如意福寿膏。

长期大量地吸食烟令咸丰帝烟容尽显、肌瘦骨凸，精神愈发萎靡不振，他的健康几乎被大烟膏摧毁殆尽，亦为他后来的猝死埋下了伏笔。

嗜酒、好色、抽大烟让本就不甚健壮的咸丰帝年纪轻轻就猝然驾崩，破落不堪的山河社稷由是愈加江河日下。

数年过后，因接连几任“娃娃天子”都无力执政，故垂帘听政已久的慈禧就把控住了皇权，将家国命运全然玩弄在股掌之中，直到把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带入了灭亡的深渊。

如此看来，悲惨无比的咸丰皇帝其实最应当为自己的早逝而负责，历史上很多懦弱无能、处境堪忧的皇帝无论朝政时局如何不堪都能平顺健康地如常生活，唯独咸丰帝无限度地纵容自己长期沉溺于酒色烟瘾之中，几乎天天做着损害自己的肌体与寿命之事而不知改过止损。

长此以往，本就先天不足的咸丰皇帝自然无法长寿康泰、福至年高，他的早逝也就成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