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农历阳历表(万年历1961年农历阳历表)

我的初心

读高三的孙女要去学农。根据学校提示，我们为她网购了拉杆箱、衣架、拖鞋、雨伞、驱蚊水、防晒霜，等等。那几天我不断地下楼，为她取回七、八个快递。听说那儿没有星巴克和奶茶店，老伴担心她晚上饿，又去买了好些零食带上。

望着孙女像一头快乐的小鹿蹦上她为期五天的学农之旅，我止不住回忆起我的青少年时代来。

我1951年出生于湘中双峰乡下。父母生了我们五兄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们家给的我印象是除了筷子有多，其余都缺。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饥饿一直伴随着我。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由于连年旱灾加虫祸，水稻严重减产。土里的红薯、麦子、高粱、豆类等也多被晒死。这样一来，人们每天睁开眼就是去找食物。父亲领着大哥和二哥，扛着锄头，背着箩筐走向旷野，去寻觅榆树皮、苎麻根，沙参、百合、土茯苓之类。方圆几十里的荒山野岭都让他们寻觅了一遍又一遍。

共和国没有忘记他的子民。政府使尽浑身解数，调集各方资源，统筹发放救济粮。无奈自去年以来，各地都遇上了灾荒，需要救助的群体太多。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调拨来的粮食，发放到各人手中时都是杯水车薪。

记得发第一批救济米是1961年农历的严冬。按16两老秤，18岁以上的丁壮汉子每人每天8两，15岁至17岁的男孩以及成年妇女每人每天6两，老人和少儿每人每天4两。

各个生产队派人去县粮食股仓库统一将米担回来，然后各家各户齐集到队上领取。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围拢在一起，自始至终看着发完，共同见证有没有多余。

大队书记范求叔像救火队员似的奔走在各个产队之间，传达县里的通知：米就这么多了，各家省着些吃，要吃到过年。至于过年以后还有没有得发，几时再发，上级没说。

救命的米，人们最懂得珍惜。如果用炉锅去煮，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锅和饭勺都要粑去一些，划不来。二是饭煮熟后再分到各人碗里时，容易出现谁分得多，谁分得少的问题。经常有兄弟姐妹及妯娌姑嫂因此弄得眼泪婆娑。

于是，各家不约而同地蒸着吃。将各人的米分放入各人的钵子，然后拿去蒸，公平透明，谁也没得意见。

我们一家七口，大哥已经18岁了，他和父亲都是每天8两，母亲与二哥每天6两。我和老四、老五每天4两。按照这个标准，各人每天的量又分成两份，分别为中饭和晚饭，早餐则以糠菜对付。

母亲记得范求叔的吩咐，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经历过很多的饥荒年岁。晓得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碗米汤也能救活一条人命。同时，她也晓得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各地连年遭灾，救助不过来。所以，尽管我们饿得有时半夜哭醒，母亲仍是铁石心肠，坚定不移地执行标准，绝不突破。

不仅如此，为防万一，母亲还瞒着父亲和她的五个儿子，每餐蒸饭之前，都从她自己的那一分米中抓出一把来，放于一只瓦坛子，藏在床铺底下。

这个秘密不晓得怎么被被十三岁的二哥发现了，并告诉了我。于是，只要母亲出工去了，二哥就喊上我去那坛子里偷一把米来嚼。有些日子了，母亲仍未发觉。我们的胆子也就更大了。

有一次，我贪心，抓了一把大的。结果，由于用力太狠，有些粒米儿便从手指缝里被挤了出去，散落在地上。母亲发现后嚎啕大哭，把门闩起来要上吊。我和二哥吓死了，一边放声大哭。一边用手使劲儿捶门：

“妈妈哟，你不要寻死啦，我们保证再也不偷吃了！”

隔壁邻居冬二婶听闻，赶紧过来圆合，母亲才止住哭声，把门打开。

母亲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多亏她用这办法，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攒下几升米。因此，1962年春节这一天的早上，我们全家人吃了一歺半年来未曾有过的饱饭。

1963年，春风又绿江南岸。又一个青黄不接。可今年跟去年不同了，政府允许农民生产自救。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四处开荒，种菜种红薯种杂粮。天道酬勤，很快，新鲜的瓜菜出世了。这时，政府又发了一次救济粮。标准虽比上一次减少，男子汉从原来的八两减为六两。发放时机却拿掐得极准，既度过了春荒，又助力了春耕。

每天清早，母亲就背上一只大背蓝，去地里采摘诸如南瓜藤，南瓜花以及豆角之类，只要能进嘴的，都收入蓝中。洗净剁碎之后，将它们塞进一只以前用来煮猪食的一只大铁锅里，用大火煮。与其说是煮，还不如说是闷。因为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挤，想翻动一遍都难。没有油，盐也不是常有。不过没关系，照样好吃。

稍晚一些豌豆熟了。母亲领着我们去摘来，剥了壳，然后用清水煮熟，当晚饭。一家人围着炉灶，人人手上一只碗，听从母亲的分派。她用一只咖啡杯大小的茶杯，先给我和我下面的老四、老五每人堆起分一杯。接着，给二哥分了一杯半，最后分给大哥分了两杯。除此，再无其它，这便是我们这个晚餐的全部。

时光的车轮转到1965年。这些年，农民缓过劲儿来了，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有饱饭吃了。饿肚子的时间只集中在青黄不接的时点。也就是地里的南瓜花，南瓜藤、荞麦、豌豆、豆角之类还未问世的那些日子。

节骨眼上范求叔来了。说要送些红薯给我们。母亲感激不尽，赶忙寻出一担谷箩让我挑去取。

范求叔的家在隔边生产队。他把我带到他家厅屋里，指着脚下的一眼地窖对我说：

“你自己去捡，能担多少就捡多少。”

用这担谷箩盛红薯，堆起放，可以装200多斤。我才十四岁，担不起这么重。拿出吃奶的力气，顶多也只能担140斤上下。但我也没盛到这个数，因为母亲常给我们讲，做人要将心比心，别人为你着想，你就更要为别个着想。所以，最终我只捡了120斤的样子。

也是这时，三舅送来了几斗上好的细米糠，就是靠着红薯和米糠，我们一家终于度过了这道关卡。从此以后，饥饿在我们家成为遥远的回忆。

也就是这个秋天，我考上了双峰十中。学费5元，这对于连盐都吃不起的我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父亲对我说，仨呀，你风快十五啦，可以做很多农活了。这个书就不读算了吧。留在家里跟我学着务农，只要你吃得了苦，就保证饿不死你。

我知道像父亲那样待在农村没有出息。脸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一年忙到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过一世，我不甘心。而我们这些乡里伢子要想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读书，二是当兵。所以，我又哭又闹，就是要读书。

在我和父亲意见相左的时候，母亲站了出来。她说，你大哥读了一年的中学，你二哥现在也正在读。你也一样，怎么也要让你去读一年。

决心已下，母亲就去借钱。她在村里借了一圈，借到了二元钱，还差三元，硬是借不到了。学校得知后，派老师来家访，说实在借不到的话，拿菜蔬去抵也行。

母亲一听，大喜过望。到注册那一天，母亲把自留地里仅有一个冬瓜和百把蔸辣椒都摘了，用箢箕盛着，一头装冬瓜，一头装辣椒，让我挑去充学费。

就这样，我光着脚，揣着母亲给的两张一元钱一张的红票子，挑着一个冬瓜和小半筐辣椒踏上了我的求学之路。

我家到学校有十里路，一半儿是田埂小路，一半儿是铁路。冬瓜重，辣椒轻，担子荡来荡去，好吃力。到了学校，管总务的老师看了后直摇头。因为当时已是深秋，过季节了，辣椒发育不全，品相极差，不想收。最后是陈校长发了话他才收了。而且价格不菲，冬瓜四分钱一斤。

机会如此来之不易，教我怎能不发奋？我和二哥比着劲儿发狠用功，成绩优秀，每个学期都评上助学金，再也不要家里出学费了。

学费基本解决了，可午饭问题没法解决。我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自个儿将昨晚上母亲替我准备好的早餐热了吃了就出门。下午放学回到家时已近断黑，中间有将近十二个小时没东西吃。水则是去学校食堂的水池里舀。

本来，我可以不用这样饿着的。学校有食堂，农村来的孩子可以带米或红薯去搭伙蒸了吃，但要收三分钱一餐的炭火费，我家出不起。

学校隔边是涟邵矿务局，矿务局下辖有两座煤矿离这不远。盖这所学校以及后来学校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他们都出了大力，所以班上的矿工子弟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午餐都是用粮票和钱去买饭票。有的嫌食堂的菜不合口味，还从家里带菜来。

每天中午开饭的时候，是我心情最复杂的时候。一见他们开吃我就饿得慌。为了减少他们对我的诱惑，我就借他们的小说或连环画躲到教室外边那个栽有几株桃树的土包上去看书。

有一天，饿得实在难受，我就去找二哥。他比我高一个年级。当时吃饭时间快过了，同学们大都去扎堆儿去了，教室里只有几个人。

我轻轻地对二哥说：

“二哥，我饿。”

二哥自己没有饭票。他望了一下身后，那儿坐着一位小姐姐，姓林，是新屋冲煤矿的子弟，长得极好看。二哥向她借饭票。小姐姐二话不说，从书包里翻出一张饭票来给我。

我接过后马上去厨房将饭票交给谭师傅。谭师傅，湘乡人，五十几岁，两公婆管食堂。除了搞饭菜，还要负责挑水。人多，用水多，担水的路比较远，很是辛苦。平素我有空时偶尔也跟其他同学一起，帮他担几担水。他见是我，按规矩给了我一钵饭，一份菜。这时，他环顾了一下周围，趁别人不注意，又飞快地给我多舀了一勺菜。

我上中学之前穿的衣服都是两个哥哥淘汰下来的，补钉加补钉。鞋子是母亲做的。家里人多，母亲做不过来。为了省鞋，一年中的大多数月份我都是打光脚，只有到了寒冬才穿鞋。南方雨水多，鞋子经常是湿的。即便不下雨，走在田间小道上，不一会儿布鞋子里外都湿透了。七舅是克拉玛依油田的钻井队长，他得知后给我寄来一双他穿过的半截雨靴。那靴子四十二码，我的脚是三十七码。于是，母亲就精选那种还留有余香的金黄色的稻草，一根一根的理顺排列整齐，往里垫上厚厚的一层，既凑合着穿，又防潮又保暖。

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家的景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家里偶尔也有剩饭了。唯一不足的是没有经济来源。家里吃盐、买煤油、母亲抓药等等，全靠鸡屁股。至于吃肉，则要等过年过节或过生日这一天才有。

珍宝岛开战那一年，国家一年之内征两次兵。范求书记领着秘书成哥还有民兵营长二毛狮哥去找公社磨，终于给我磨来了一个指标。我的身体也很争气，体检合格。加上祖宗十八代都是贫农，所以政审也很顺利通过。

正月初八是去县武装部集中的日子。过完年到现在，肉菜都吃光了。只有鸡蛋、干鱼仔、豆腐之类。但那也不是全家人都有得吃，是母亲单独给我开小灶。

正月初七，中饭。母亲照例负责盛饭，我们几个兄弟照例围拢去接。在整个盛饭过程中，母亲就当没看见我一样，只顾将一只只盛好饭的碗往其他几个手上塞。到最后她才将碗柜里一只已盛好饭的大菜碗端给我，并细声叮嘱我去外边吃。

我端着碗来到门外，背对着屋内坐在门槛上开吃。吃着吃着，忽然，我从饭堆底下扒拉出一只鸡蛋来。是那种我最喜欢吃，两面煎得焦黄的荷包蛋，一共六只。我张开嘴咬了一口，却久久没能合拢过来，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直往碗里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告别爷娘来到县武装部。脱光一身，换上了斩新的绿军装，登上了远去的军列，跟随毛主席去寻觅我梦中的天堂。

我的初心

读高三的孙女要去学农。根据学校提示，我们为她网购了拉杆箱、衣架、拖鞋、雨伞、驱蚊水、防晒霜，等等。那几天我不断地下楼，为她取回七、八个快递。听说那儿没有星巴克和奶茶店，老伴担心她晚上饿，又去买了好些零食带上。

望着孙女像一头快乐的小鹿蹦上她为期五天的学农之旅，我止不住回忆起我的青少年时代来。

我1951年出生于湘中双峰乡下。父母生了我们五兄弟。从我记事的时候起，我们家给的我印象是除了筷子有多，其余都缺。而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饥饿一直伴随着我。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由于连年旱灾加虫祸，水稻严重减产。土里的红薯、麦子、高粱、豆类等也多被晒死。这样一来，人们每天睁开眼就是去找食物。父亲领着大哥和二哥，扛着锄头，背着箩筐走向旷野，去寻觅榆树皮、苎麻根，沙参、百合、土茯苓之类。方圆几十里的荒山野岭都让他们寻觅了一遍又一遍。

共和国没有忘记他的子民。政府使尽浑身解数，调集各方资源，统筹发放救济粮。无奈自去年以来，各地都遇上了灾荒，需要救助的群体太多。政府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调拨来的粮食，发放到各人手中时都是杯水车薪。

记得发第一批救济米是1961年农历的严冬。按16两老秤，18岁以上的丁壮汉子每人每天8两，15岁至17岁的男孩以及成年妇女每人每天6两，老人和少儿每人每天4两。

各个生产队派人去县粮食股仓库统一将米担回来，然后各家各户齐集到队上领取。全村的男女老幼都围拢在一起，自始至终看着发完，共同见证有没有多余。

大队书记范求叔像救火队员似的奔走在各个产队之间，传达县里的通知：米就这么多了，各家省着些吃，要吃到过年。至于过年以后还有没有得发，几时再发，上级没说。

救命的米，人们最懂得珍惜。如果用炉锅去煮，就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锅和饭勺都要粑去一些，划不来。二是饭煮熟后再分到各人碗里时，容易出现谁分得多，谁分得少的问题。经常有兄弟姐妹及妯娌姑嫂因此弄得眼泪婆娑。

于是，各家不约而同地蒸着吃。将各人的米分放入各人的钵子，然后拿去蒸，公平透明，谁也没得意见。

我们一家七口，大哥已经18岁了，他和父亲都是每天8两，母亲与二哥每天6两。我和老四、老五每天4两。按照这个标准，各人每天的量又分成两份，分别为中饭和晚饭，早餐则以糠菜对付。

母亲记得范求叔的吩咐，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经历过很多的饥荒年岁。晓得关键时刻，哪怕是一碗米汤也能救活一条人命。同时，她也晓得政府有政府的难处，各地连年遭灾，救助不过来。所以，尽管我们饿得有时半夜哭醒，母亲仍是铁石心肠，坚定不移地执行标准，绝不突破。

不仅如此，为防万一，母亲还瞒着父亲和她的五个儿子，每餐蒸饭之前，都从她自己的那一分米中抓出一把来，放于一只瓦坛子，藏在床铺底下。

这个秘密不晓得怎么被被十三岁的二哥发现了，并告诉了我。于是，只要母亲出工去了，二哥就喊上我去那坛子里偷一把米来嚼。有些日子了，母亲仍未发觉。我们的胆子也就更大了。

有一次，我贪心，抓了一把大的。结果，由于用力太狠，有些粒米儿便从手指缝里被挤了出去，散落在地上。母亲发现后嚎啕大哭，把门闩起来要上吊。我和二哥吓死了，一边放声大哭。一边用手使劲儿捶门：

“妈妈哟，你不要寻死啦，我们保证再也不偷吃了！”

隔壁邻居冬二婶听闻，赶紧过来圆合，母亲才止住哭声，把门打开。

母亲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多亏她用这办法，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攒下几升米。因此，1962年春节这一天的早上，我们全家人吃了一歺半年来未曾有过的饱饭。

1963年，春风又绿江南岸。又一个青黄不接。可今年跟去年不同了，政府允许农民生产自救。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四处开荒，种菜种红薯种杂粮。天道酬勤，很快，新鲜的瓜菜出世了。这时，政府又发了一次救济粮。标准虽比上一次减少，男子汉从原来的八两减为六两。发放时机却拿掐得极准，既度过了春荒，又助力了春耕。

每天清早，母亲就背上一只大背蓝，去地里采摘诸如南瓜藤，南瓜花以及豆角之类，只要能进嘴的，都收入蓝中。洗净剁碎之后，将它们塞进一只以前用来煮猪食的一只大铁锅里，用大火煮。与其说是煮，还不如说是闷。因为里面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挤，想翻动一遍都难。没有油，盐也不是常有。不过没关系，照样好吃。

稍晚一些豌豆熟了。母亲领着我们去摘来，剥了壳，然后用清水煮熟，当晚饭。一家人围着炉灶，人人手上一只碗，听从母亲的分派。她用一只咖啡杯大小的茶杯，先给我和我下面的老四、老五每人堆起分一杯。接着，给二哥分了一杯半，最后分给大哥分了两杯。除此，再无其它，这便是我们这个晚餐的全部。

时光的车轮转到1965年。这些年，农民缓过劲儿来了，一年之中有几个月有饱饭吃了。饿肚子的时间只集中在青黄不接的时点。也就是地里的南瓜花，南瓜藤、荞麦、豌豆、豆角之类还未问世的那些日子。

节骨眼上范求叔来了。说要送些红薯给我们。母亲感激不尽，赶忙寻出一担谷箩让我挑去取。

范求叔的家在隔边生产队。他把我带到他家厅屋里，指着脚下的一眼地窖对我说：

“你自己去捡，能担多少就捡多少。”

用这担谷箩盛红薯，堆起放，可以装200多斤。我才十四岁，担不起这么重。拿出吃奶的力气，顶多也只能担140斤上下。但我也没盛到这个数，因为母亲常给我们讲，做人要将心比心，别人为你着想，你就更要为别个着想。所以，最终我只捡了120斤的样子。

也是这时，三舅送来了几斗上好的细米糠，就是靠着红薯和米糠，我们一家终于度过了这道关卡。从此以后，饥饿在我们家成为遥远的回忆。

也就是这个秋天，我考上了双峰十中。学费5元，这对于连盐都吃不起的我家来说是个天文数字。父亲对我说，仨呀，你风快十五啦，可以做很多农活了。这个书就不读算了吧。留在家里跟我学着务农，只要你吃得了苦，就保证饿不死你。

我知道像父亲那样待在农村没有出息。脸朝黄土背朝天，披星戴月，一年忙到头，连饭都吃不饱。这样过一世，我不甘心。而我们这些乡里伢子要想改变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读书，二是当兵。所以，我又哭又闹，就是要读书。

在我和父亲意见相左的时候，母亲站了出来。她说，你大哥读了一年的中学，你二哥现在也正在读。你也一样，怎么也要让你去读一年。

决心已下，母亲就去借钱。她在村里借了一圈，借到了二元钱，还差三元，硬是借不到了。学校得知后，派老师来家访，说实在借不到的话，拿菜蔬去抵也行。

母亲一听，大喜过望。到注册那一天，母亲把自留地里仅有一个冬瓜和百把蔸辣椒都摘了，用箢箕盛着，一头装冬瓜，一头装辣椒，让我挑去充学费。

就这样，我光着脚，揣着母亲给的两张一元钱一张的红票子，挑着一个冬瓜和小半筐辣椒踏上了我的求学之路。

我家到学校有十里路，一半儿是田埂小路，一半儿是铁路。冬瓜重，辣椒轻，担子荡来荡去，好吃力。到了学校，管总务的老师看了后直摇头。因为当时已是深秋，过季节了，辣椒发育不全，品相极差，不想收。最后是陈校长发了话他才收了。而且价格不菲，冬瓜四分钱一斤。

机会如此来之不易，教我怎能不发奋？我和二哥比着劲儿发狠用功，成绩优秀，每个学期都评上助学金，再也不要家里出学费了。

学费基本解决了，可午饭问题没法解决。我每天早上不到六点就起床，自个儿将昨晚上母亲替我准备好的早餐热了吃了就出门。下午放学回到家时已近断黑，中间有将近十二个小时没东西吃。水则是去学校食堂的水池里舀。

本来，我可以不用这样饿着的。学校有食堂，农村来的孩子可以带米或红薯去搭伙蒸了吃，但要收三分钱一餐的炭火费，我家出不起。

学校隔边是涟邵矿务局，矿务局下辖有两座煤矿离这不远。盖这所学校以及后来学校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他们都出了大力，所以班上的矿工子弟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的午餐都是用粮票和钱去买饭票。有的嫌食堂的菜不合口味，还从家里带菜来。

每天中午开饭的时候，是我心情最复杂的时候。一见他们开吃我就饿得慌。为了减少他们对我的诱惑，我就借他们的小说或连环画躲到教室外边那个栽有几株桃树的土包上去看书。

有一天，饿得实在难受，我就去找二哥。他比我高一个年级。当时吃饭时间快过了，同学们大都去扎堆儿去了，教室里只有几个人。

我轻轻地对二哥说：

“二哥，我饿。”

二哥自己没有饭票。他望了一下身后，那儿坐着一位小姐姐，姓林，是新屋冲煤矿的子弟，长得极好看。二哥向她借饭票。小姐姐二话不说，从书包里翻出一张饭票来给我。

我接过后马上去厨房将饭票交给谭师傅。谭师傅，湘乡人，五十几岁，两公婆管食堂。除了搞饭菜，还要负责挑水。人多，用水多，担水的路比较远，很是辛苦。平素我有空时偶尔也跟其他同学一起，帮他担几担水。他见是我，按规矩给了我一钵饭，一份菜。这时，他环顾了一下周围，趁别人不注意，又飞快地给我多舀了一勺菜。

我上中学之前穿的衣服都是两个哥哥淘汰下来的，补钉加补钉。鞋子是母亲做的。家里人多，母亲做不过来。为了省鞋，一年中的大多数月份我都是打光脚，只有到了寒冬才穿鞋。南方雨水多，鞋子经常是湿的。即便不下雨，走在田间小道上，不一会儿布鞋子里外都湿透了。七舅是克拉玛依油田的钻井队长，他得知后给我寄来一双他穿过的半截雨靴。那靴子四十二码，我的脚是三十七码。于是，母亲就精选那种还留有余香的金黄色的稻草，一根一根的理顺排列整齐，往里垫上厚厚的一层，既凑合着穿，又防潮又保暖。

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我们家的景况一年比一年好起来。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家里偶尔也有剩饭了。唯一不足的是没有经济来源。家里吃盐、买煤油、母亲抓药等等，全靠鸡屁股。至于吃肉，则要等过年过节或过生日这一天才有。

珍宝岛开战那一年，国家一年之内征两次兵。范求书记领着秘书成哥还有民兵营长二毛狮哥去找公社磨，终于给我磨来了一个指标。我的身体也很争气，体检合格。加上祖宗十八代都是贫农，所以政审也很顺利通过。

正月初八是去县武装部集中的日子。过完年到现在，肉菜都吃光了。只有鸡蛋、干鱼仔、豆腐之类。但那也不是全家人都有得吃，是母亲单独给我开小灶。

正月初七，中饭。母亲照例负责盛饭，我们几个兄弟照例围拢去接。在整个盛饭过程中，母亲就当没看见我一样，只顾将一只只盛好饭的碗往其他几个手上塞。到最后她才将碗柜里一只已盛好饭的大菜碗端给我，并细声叮嘱我去外边吃。

我端着碗来到门外，背对着屋内坐在门槛上开吃。吃着吃着，忽然，我从饭堆底下扒拉出一只鸡蛋来。是那种我最喜欢吃，两面煎得焦黄的荷包蛋，一共六只。我张开嘴咬了一口，却久久没能合拢过来，眼泪一下子控制不住，直往碗里掉。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告别爷娘来到县武装部。脱光一身，换上了斩新的绿军装，登上了远去的军列，跟随毛主席去寻觅我梦中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