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译社小组豆瓣(星译社小组豆瓣小组)

五月 | 没写进稿子的一些事

摘要：2020年5月过去了。后浪不再刷屏，被活埋的母亲可能已被遗忘，互联网的记忆太短，而生活还很长。我们记录过其中的一些事，一些人。在这个月末，写作者们说出了记录时的情感和思考，想通过这样一次“实验”，与读者更多交流，而那些被记录过的生命，也还有一些小小的回响。

文 | 张蒙

编辑 | 陶若谷

面目模糊的一个词

@高佳

5月3日，万事皆可二次元的B站发布了号称献给新一代年轻人的视频。后浪，迅速成为一个代表年轻群体的概念，意思太多以至于分不清褒贬。

9天后，24岁的安安在翼装飞行时坠亡，在这个悲伤的故事里，她也被贴上“后浪”的标签。报道回顾：《在天门山，一个年轻飞行者的坠落》

安安的最后一跳，在摄影师的镜头里停留了19秒。我有些羞愧，在我还没有找到生命中的热爱，甚至怀疑还能不能热爱的时候，安安已经为此付出了所有。翼装飞行风险挺高的，是什么让她如此热爱呢？我很想得到答案。

我接触到她的圈子，这些人身上可能有她的影子。认识多多的时候，我觉得，或许接近了答案那么一点点。其实这个感受也很主观，只不过她们年纪相仿，家境类似，连热爱的运动都比较一致。潜水，滑雪，跳伞，翼装飞行。多多说，飞翔的感觉超越了所有恐惧。

跳伞之前，她花了很多时间在海洋里。最开始是一种无力感，她有憋气憋到快要窒息的挫败时刻，但也慢慢提升了呼吸技巧。

等到可以不用带氧气瓶就能深入海底的时候，她终于觉得和鱼类站在了平等位置。她去捕获它们，带上岸，在船上吃烤鱼。从前带着氧气瓶，她不想捕鱼，觉得对鱼类不公平。现在，她觉得自己也是海洋世界中的一员，和它们一样。

这应该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生存快感，从“我无法战胜它”的恐惧，到“我可以生存下来”的满足。她这样一说，我好像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

安安此前穿翼装服跳下直升机，迈入天空。图片源自网络。

安安到底为什么如此热爱，我仍然没有准确答案。有人说她是“后浪”，但奔涌在同一条河流中的无数朵浪花，如何能只用面目模糊的这一个词去代表呢？这个词语看似中性，不过是再一次的集体标签化。

越是这样，越需要睁大眼睛，细心体察，辨认出每一个人。

工人的浪漫

@叶雯

26岁的打磨工人任海龙也用“后浪”描述了自己，说自己可能属于“靠底边一点儿”的“后浪”。他灰头土脸，但眼里有光，想着每天能挣300块钱的小愿望。

他的故事写在《一个非标准后浪的理想生活》里，但还有一些没写完。

问我任海龙的故事哪些没有写进稿子里，我才猛然意识到他身上的浪漫。

一开始我就是单纯被他的质朴打动。其实我并不想表达他这个人多正能量，我太讨厌这个词了。都说他是“后浪”，可什么是“后浪”呢，我也太讨厌这个词了。看完他的所有视频，我知道他过得不好，但为什么这么乐观呢？后来觉得这个立意没啥意思，就只想把他的经历写出来。

看第三遍视频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背景音乐是电影《醉乡民谣》的一首歌。电影的最后，制作人拒绝为男主做专辑，他的梦想无法成真了。人生哪儿有那么多峰回路转啊，到处是平静的无望。这才发现任海龙用这首歌配乐，巧合，却暗合着人生的必然——或许他乐观，但经历着种种无奈，艰辛。

就是这样一个人，其实非常浪漫。他的爱情我没有写，我固执地认为感情不值得出现在新闻里。

他有个执念，就是高中的初恋女友，当兵的时候他们还没分手，他把子弹壳粘在一起，在上面写着女友的姓。

有一次他给高中生军训，正好七夕，学生起哄：“教官，给女朋友打个电话，我们一块儿喊嫂子节日快乐。” 任海龙很腼腆，连连摆手拒绝了。现在他很遗憾：“当时觉得利用职务之便，不好。但打个电话喊一声也没啥对不对，至少是个纪念。”

后来他女朋友发了条微信给他，说“不如break up”，他非常伤心，就回“好吧”。女朋友问：“你听懂了？”

任海龙说：“我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很刻苦，这个词什么意思我还是知道的。”

任海龙生活照。受访者供图。

听他说到这儿，我还挺心碎的。他女朋友后来读了研究生，他在造船厂终日打磨钢铁，盼着每天都能挣300块钱。

他曾经为了能看前女友一眼，在她学校附近摆了个臭豆腐摊儿，虽然已经不指望在一起了，但还是有个执念，万一呢？那时他一无所有，积蓄被不靠谱的朋友借走了，他还是花光身上所有的钱去校门口摆摊儿。

就算他做打磨，脸上非常脏，拿着微薄的工资，但他依然是浪漫的。不光是为了爱人，还有他注意到大连美丽的天空，走在路上捡起的一朵无人在意的小花，甚至赞美打磨钢铁时蹦出来的火星。

这些和他传在抖音上的连成片的，真实的，不加滤镜的，咧着嘴笑的，愁眉苦脸的视频，让我看到了他身上的诗性或者文学性。

不如这么想，人生苦短，夏天来了，浪漫起来。

底层的绝望感一望无际

@蔡家欣

5月5日，陕西靖边警方挖开墓穴，救出一位79岁的母亲。三天前，她被58岁的儿子用手推车推到墓坑里，活埋。家欣在裁判文书网上搜索“杀害母亲”，发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厚厚的一沓档案，记录了34个涉及杀害母亲的犯罪案件，30位母亲被杀，4位母亲受伤。刊发《三十四份弑母案判决书里的悲剧》的时间，是母亲节的第二天。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24岁的男子，精神病发作时内心烦躁，只想发泄，拿着剪刀刺向他的母亲。母亲哀求着，“儿子，不要杀我”，但他没有停止。这个母亲带伤逃走，但她后来出具了对儿子的谅解书，以求从轻判决。

说刺就刺，亲情不堪一击。甚至于，在活下来之后，母亲还会为伤她的人作证。就和陕西靖边被活埋的母亲一样，她在被救出来后，依然在担心儿子，谎称是自己爬进墓穴，害怕儿子被送进监狱。她丧失了基本的自理能力，却没有忘记保护儿子的本能。

我查询到的这34个母亲，大多已过花甲之年，生在农村。如果悲剧没有发生，她们晚年要面对的，应该是清贫的生活，和坚持照料有精神病、吸毒史或其他问题的子女。她们可能尝试过无数种脱离困境的方式，没料到，最终以这种方式结束一生。

鉴于法律道德与亲情伦理的纠葛，此类案件在审判中颇难权衡。图片源自网络。

编辑说过一句话：底层的绝望感一望无际，这是大部分被杀害母亲一生的写照。

摇摇欲坠的时刻

@殷盛琳

梁岗，一名教师，全国优秀班主任。但他真正为人所知，是在过去10年里，利用教师职权对男生进行害，4月末，一封来自12名受害者的公开信揭开了这个秘密。

如何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害，再次引起关注。报道回顾：《被男孩们埋在青春里的秘密：班主任梁岗事件调查》

受害者分散在各地，没有来得及面见，我只是隔着电话听遥远的陌生人讲他们遥远的记忆。男生的讲述简单直白，语气平淡，好像在说另外一个人的遭遇。只有在问到“那件事”对自己的改变时，语调才会变化，或有片刻沉默。有人在我没问完的时候就打断，说自己很难再信任别人了。

还有一个事情发生在西安。报道上说，一个外地户口的家庭，妈妈托人“运作”孩子上学，砸了钱却没消息，爸爸脾气暴躁，这个妈妈不敢说实情，就说事情解决了。在这之后，妈妈每天早上带着女儿出门，但其实根本无学可上，只是在外面闲逛，到了“放学”时间再回家。

她们没有对其他家人说出过真相，母女之间守护着一个谎言，持续了五年。

很遗憾，我没能找到这对母女。我很好奇那个女孩，她和被班主任侵害的男孩子一样，在生命还没来得及展开时就看到了世界的背面。丑恶，谎言，很难说清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班主任梁岗。图片源自网络。

记录陌生人生命里那些摇摇欲坠的时刻，是不可多得的运气。我会继续找下一个故事。

他就像一个邻居，只不过没有房子

@陈怡含

一个患有传染病的露宿者经历，在疫情之下让人有了新的感受。

怡含通过社工知道了他的故事，“他就像一个邻居，只不过没有房子，这件事其实和我们每一个人有关。” 报道回顾：《都市露宿者们》

如果不是遇见社工，他还带着肺结核，在北京的公园里拾荒。

我没有见过博哥。去年10月，社工第一次见到他，31岁，背着一个大黑塑料袋，里面是他的全部家当。每每给他介绍工作，他都不想尝试，理由各式各样：天气不好，太远了，今天状态不好……最后一次，他说肠胃难受。社工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查出肺结核，还是在传染期。

社工说，那天他就坐在医院门口，哪里都不去。他说：“你们为了让我走，串通医院骗我是肺结核。告诉你，我不回去，就是死也要死在北京。”

他不想回家是有原因的。博哥十几岁就被父亲拉去老家矿上，父亲说，“我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你得出来干活”。博哥跑掉了，自己跑到北京一个废品收购站打工。

三年前，他觉得身体没劲儿，干不了活，回到过老家一阵子，每天躺在床上休息。没人知道他得病，包括他自己。

但家里人开始埋怨他，说他过得邋遢，说他父亲得了尘肺病，还在外面打工，他年纪轻轻却在家躺着。于是他又跑回北京，以捡垃圾为生。生病无助的时候，他也是回过家的，但家庭又推开了他。

确诊肺结核之后，他就是想回家也难。社工帮他联系了老家的疾控中心回家取药，火车站的人看到了他的X光片，担心肺结核传染，没让他上火车。疫情之后，我对传染病感受也更深了一层。社工不仅仅是帮助露宿者，也是在保护非露宿者，免受传染病的潜在威胁。

博哥后来就在西站附近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露宿。消失了一段时间，年前说自己身体恢复些了，他又回到废品回收站，一个月能拿4000多块钱，在燕郊租了一个几百块的房间。

城进不来，乡回不去，就继续在北京漂着。谁又不是呢？

见过自由的鸟

@叶雯

网红法学教授罗翔让人喜欢的原因，叶雯觉得是他一直在强调法律中的人性。“不要做法律机器”，意思是，不要用教条的专业主义来掩盖本来就容易被忽视的人性。

有个小故事她在罗翔的书里看到，觉得很有意思。报道回顾：《法内狂徒罗翔和他的朴素正义》

罗翔养过一只鸟，叫小米。有一次，小米不小心从笼子里飞了出来，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从此之后，小米闹起了情绪，不爱吃喝，只想越狱。几次出逃，都被罗翔给抓了回来。罗翔觉得，小米从来没有自己生存过，出去无法谋生，出于爱意不想让小米再跑出去。

他把笼子围了起来，加强了对小米的监管。然而，这只向往自由的小鸟绝食抗议，满怀愁绪地饿死在了笼中。罗翔把这件事写在自己的书里，他很愧疚，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小米，见过自由的鸟儿，怎么还能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地回到笼子之中呢？

性别，只是获取爱的一种方式

@妮

5月19日，《跨性别者李二毛的双重人生》刊发后，读者写道：“这是一个生命在现实里苦苦挣扎的过程，性别不过是这段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手段。” 变成真正的女人，获得爱，曾是李二毛的梦想。但生命的最后，李二毛躲在老家的一间出租屋里，一个人悄悄离开。

丹妮去深圳寻找李二毛的痕迹，穿过窄窄的服装批发市场，在破旧老楼中的棋牌室里见到曾和二毛一起的反串演员谈天说地。有一天，其中一个笑着说，又有一个“姐妹”死掉了，仿佛已经习以为常。

第一次见到二毛的朋友青青，他有些瘦弱，一身男性化的打扮，讲话间又透出一丝柔美。他和二毛都在夜场工作，入行经历相似，世纪之初灯红酒绿的深圳，男扮女装反串表演是个时兴的职业，一周的收入抵得上在工厂上一个月班。

入行时青青已经有了老婆孩子，夜晚工作和“姐妹”外出，他会和大家一起换上女装，回到家，他又穿上男装成为丈夫和爸爸。

我走近青青，是为了寻找二毛。他们都来自农村，在最喜欢冒险的年纪压抑在工厂流水线上，然后一下子漂进大都市。做反串演员能赚钱，为什么不去？在物质生活都没法得到满足的时刻，没有人考虑“别人会怎么看你”、“你性取向是不是有问题”，这些在生存面前已经不重要了。

李二毛（左）和朋友在阳台合照。贾玉川摄。

后来行业不行了。二毛剪掉长发，裹起束胸衣进了工厂，青青转型成房地产经纪。再后来，二毛去世了，活着的反串演员也都到了三四十岁的年纪，他们以“姐妹”相称。

他们会建议我，你应该化个怎么样的妆，下次我带你去买什么样的衣服。那一刻，我觉得我和他们是很近的，都是很需要爱的普通人。能赚到钱，过得开心，在贫乏单调的日子里能快乐起来，这就够了。性别，只是获取爱的一种方式。

二毛一张一张攒钞票，想做手术变成真正的女人。青青一直游离在两个身份之间，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是否是跨性别者。我只是觉得，他们都是在这个时代里迷失的人。

占星

@高佳

豆瓣的树洞里藏着年轻人的故事，其中一些是关于失业的文艺青年。5月份，阿紫收到一家广州公司的offer，她心动了，终于决定离开深圳。

刚到深圳工作时，朋友告诉她，“深圳永远年轻，但你会一天天变老”。 报道回顾：《丢了工作的年轻人：漂浮的种子遇见大风》

我打开豆瓣“星译社”，一个主要发布星座运程的小组，本想只是了解一下阿紫和栗子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但后来，我也经常会去看。

阿紫和栗子是我的受访者，跟我差不多大。年前，她们都准备在职业上往前跨一步，没想到转身就成了失业青年。生活停滞，她们选择占星作为寄托，把期盼放在天空里，在不确定中寻找答案。

栗子开烘焙店，订单大不如前。星运显示，下半年的状况可能依然不乐观，她会因此睡不着觉，整夜焦虑，担心之后会比现在更糟。

阿紫也是资深的占星爱好者，业余时间里，她几乎每天都要逛“星译社”小组。之前星运说，财运即将提升，她就下了决心，从手机行业跳到留学机构，收入果然涨了。现在失业，她仍然频繁点进运程，看看有什么变化。

她在深圳待了三年多，半年没有工作，定居无望。疫情突然来了，好像所有不属于生活必需的东西全被抹掉，而这些行业的年轻人，就这样失去了工作。他们本该是有无数想法等待实现的一群人，但在大风里被率先命中。

失业插画师柳亭手绘的黑板报。受访者供图。

唯一确定的，就是“星译社”里的那些白纸黑字，在运程里试图寻找直接的答案，告诉自己接下来这样做是对的。

后来我也去逛“星译社”。我没有失业，但生活里也会迷茫，想寻找答案，又不知道该去哪里找。看星运，就是有那么一个时刻，可以相信一些东西，做一些选择。触动我的，就是“相信”背后的那种不安全感，人人都有。

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未来也会发生在我身上，她们就是我。

（月运）App 2022年11月星座运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