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卯日柱男命(己卯日柱男命婚姻)

王正伦

《宋史·徽宗纪》“赞曰”：“徽宗……轻佻不可以君天下。”据学者黄日初考辩，此语当为元朝史官虚构；再由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将其诉诸哲宗朝宰相章惇之口，演绎为具体的历史场景；最后，清代史学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将其固化为史料，从而相沿成习。（《“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辩疑》，《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后人在承认“端王浪子”（《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七）或为虚构的同时，又大多将其视为某种先见之明，甚至是对徽宗本人及其统治的盖棺论定，以至于元朝史官甚至有“宋不立徽宗”，北宋不至亡国的假设。那么，既然“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为什么还能被立为皇帝呢？

宋徽宗

一

有关徽宗即位为皇帝的情形，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

（元符三年正月）己卯，上（即哲宗）崩于福宁殿。……皇太后曰：“邦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章）惇厉声曰：“在礼、律，当立同母弟简王。”皇太后曰：“神宗皇帝诸子，申王虽长，缘有目疾。次即端王当立。”惇又曰：“论长幼之序，则申王为长；论礼、律，则同母之弟简王当立。”皇太后曰：“俱是神宗之子，岂容如此分别？于次端王当立。兼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又仁孝，不同诸王。”于是知枢密院事曾布曰：“章惇未尝与众商量，皇太后圣谕极当。”尚书左丞蔡卞曰：“当依圣旨。”中书侍郎许将亦曰：“合依圣旨。”惇默然。……俄顷，王至，独召入，于福宁殿东起居讫，升殿。惇等从至寝阁帘前，皇太后谕曰：“先帝无子，端王当立。”王对曰：“申王，兄也。”固辞。久之，皇太后曰：“申王有疾，王次当立，王不须辞。”王又辞再三。太后再三宣谕，惇等进曰：“天命所属，大王当上为宗庙社稷大计，不当辞。”徽宗乃即皇帝位。

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仁宗朝宰相章得象从孙。嘉祐二年、四年，章惇先后两次考中进士，后被王安石荐于神宗，参与熙丰变法。元祐初，太皇太后高氏垂帘，知枢密院事章惇遭刘挚、苏辙等人交章劾罢。之后，哲宗亲政，首起章惇为宰相，且始终独相，权倾一时。元符末，哲宗不豫，章惇与哲宗生母皇太妃朱氏及内侍梁从政等密谋，亟欲立哲宗同母弟简王，但哲宗嫡母、皇太后向氏独断立端王（即徽宗）为皇帝。

引文中，宰相章惇首引“礼、律”，其潜台词是将为哲宗确立继承人视为国事，因此应由宰执们主导，认为哲宗同母弟简王当立。但是，皇太后偷换概念，化被动为主动，将其扭转为家事，即为神宗挑选继承人，换言之，自己作为神宗皇后、诸子嫡母，理应做主，认为端王当立。

毋庸置疑，章惇关于皇位传承中的“礼、律”和“长幼之序”说，应该是当时士大夫之间的普遍共识，对此，剩下的三位宰执曾布、蔡卞和许将都无言反驳，出自士大夫之族、宰相之门，被曾布屡屡称誉文辞堪比翰林学士的皇太后，以及学识过人的端王想必也都不陌生，但皇太后和端王都刻意回避了章惇对于简王优先于端王继承权的质问。端王与皇太后之间，究竟是心有灵犀，还是预有安排？史称章惇“穷凶稔恶”，皇太后何必一定要和章惇立异，决意弃简王而改立端王？

皇太后独断专行，竭力为端王夺取皇位，根本诱因可能和她对哲宗母子的失望情绪有关。元祐末，哲宗亲政，之后，便不惜僭越礼制，屡屡尊崇生母皇太妃，致使皇太妃大有凌驾皇太后之势。长此以往，一旦皇太妃的另一个儿子简王再做皇帝，皇太后在后宫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岌岌可危。

其实在元丰末命之际，皇太后对冲龄践祚的哲宗护佑有加。在正史和宋人笔记中，婆婆太皇太后霸道、强势，“贪恋政事”，皇太后则“退抑、谦逊”，但关键时刻，勇于自决，杀伐果断。元丰八年，神宗驾崩，神宗生母太皇太后掌权，在旧党支持下，有意改立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即神宗同母弟、雍王赵颢，但神宗之子、徽宗之兄哲宗最终得以顺利即位，其中，皇太后的居中折冲，可谓功不可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引《（神宗实录）旧录》：

“方皇太后当从神宗灵驾西行，（蔡）确密上文字，属内臣阎守懃奏太后，请留保护。太后以故辍行，晨夕常与之俱，食以铜匕箸，饮水亦为之亲尝。其年八月，又宣谕：‘是时奸臣诚有异意，朕（此处指徽宗）亦亲闻皇太后德音，神考寝疾，太后令守懃谕确弟硕，使确辅立哲宗。徐王（即雍王赵颢，哲宗即位，改封徐王）数留禁中，不肯出，魏王（即赵頵）牵臂引去。确母入禁中，皇太后使谕确，外托主兵官燕逵并知开封府蔡京。’”

然而，绍圣中，哲宗对有恩于己的嫡母皇太后抛诸脑后，另一方面，却悖礼任情，对生母皇太妃一再尊崇，以至于皇太妃的出行仪制及其侍从、亲属恩数等一再比肩皇太后：

“（绍圣）二年三月二日，诏皇太妃生辰祗应人推恩依皇太后条例。”

“五月二十一日……皇太妃…止请建殿立名……未尝及宫名，其审议之。……宜以圣瑞名宫。”

“十月七日，诏皇太妃合奏亲属恩数并视皇太后例，圣节大礼亦如之。”（以上，引自《宋会要辑稿·后妃》）

考虑到向太后与皇太妃之间的家世悬殊，即使不比前朝，仅以《宋史·后妃传》中记载的几起后宫争斗事件（如哲宗孟皇后与刘婕妤争宠）而言，皇太后的屈辱和隐忍也是难以想象的。不仅如此，哲宗尊崇皇太妃的诏旨，又大多假托和利用了皇太后之名，事实上，皇太后几乎沦为哲宗母子予取予求的“橡皮图章”，这一点，从哲宗及章惇伪造皇太后手诏，废掉孟皇后，另立刘皇后（即上文中与孟皇后争宠的刘婕妤），即可见一斑。

相较于皇太后之于哲宗的护佑之功，哲宗对待皇太后就显得刻薄寡恩。皇太后惟育有一女，即神宗长女、延禧公主，可惜夭折，为此，皇太后打算施建一座慈云寺，以便时时荐飨爱女。对此，哲宗似乎漠不关心，后来，在知开封府蔡京帮助下，皇太后才得偿所愿。

二

皇太后不希望皇太妃的两个儿子相继为皇帝，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皇太后为什么要选择端王，同样其来有自，另有隐情。

据《宋史·宗室传》，神宗共育有十四子，其中，哲宗讳煦，为神宗第六子，哲宗驾崩时，神宗尚有五子在世，他们都是哲宗之弟，而“（申王）佖于诸弟为最长，有目疾不得立”。另外，依次是端王佶、莘王俁、简王似以及睦王偲。

如果将申王佖和简王似排除在外，“五王”中还剩下端王佶、莘王俁、睦王偲可供皇太后挑选，莘王俁、睦王偲同为林婕妤所生，林婕妤早逝，但其家世显赫，为“三司使特之孙，司农卿洙之女”。相较之下，端王佶为陈氏所生，陈氏早逝，且家世低微，母家无人，尤为重要的是，端王与皇太后之间的特殊关系，更让其成为不二之选。

赵佶为神宗第十一子，受封端王期间，便与皇太后往来频密。《宋史·后妃下》载，“徽宗为端王，每日朝慈德宫，钦圣命郑、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赐之。”皇太后谥钦圣，居慈德宫，因此，“慈德宫”代指皇太后，而押班为后宫内职名，后来，郑、王二押班，一为皇后，一为贵妃。

此外，徽宗端邸时的“随龙人”，即亲信内侍，“皆太后殿中人，在藩邸祗应日久。”这些都表明徽宗与皇太后之间往来已久，且关系非同寻常。徽宗与皇太后之间最重要的纽带，很可能源于史籍中一个毫不起眼的人物，即徽宗显恭王皇后。

美国学者伊沛霞所著《宋徽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章，述及王皇后家世时写道：“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只知道她来自京城，父亲是一位地方官。”同样，国内学者任崇岳在氏著《宋徽宗：北宋家国兴亡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中对王皇后及其家庭背景更未置一词。但是，仔细爬梳宋人文集及碑铭可知，这位王皇后家世显赫，绝非等闲之辈，其家族与皇太后母家之间的姻亲关系，或许才是皇太后决定策立徽宗的原因所在。

有关王皇后，《宋史·后妃下》记载颇为简略，“徽宗显恭王皇后，开封人，德州刺史藻之女也。”前引伊沛霞相关论述，显然源出于此，但作者止步于此，再未做详考。今存《宋大诏令集》立王皇后的制书和册文，称其“胄自勋阀”，“乃祖忠劳王家，书于太史；子孙公侯，出入藩服。”

北宋皇帝夸饰后妃家世和出身的现象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属真宗章献刘皇后，此处有关王皇后及其家世的描述却基本属实，据笔者考证，王皇后实际上是北宋开国功臣王审琦第六世孙女。

汪藻在《浮溪集》（卷二十一）中撰有《吴国太夫人赞》，其中写道，“吴国太夫人王氏者，秦王审琦五世孙，而显恭皇后之姑也。”另据胡寅《斐然集》（卷二六）撰《吴国太夫人王氏墓志铭》：“夫人姓王氏，宋初勋臣秦王审琦之五世孙，赠太师庆国公克询女也……显恭皇后，夫人同母兄赠太师藻之女。”

两处的“吴国太夫人”为同一人，其夫贾公偁或出自真定贾氏，即仁宗朝宰相贾昌朝家族，由赞及墓志铭可知，王皇后，父藻，祖父克询，六世祖为王审琦。王审琦，字仲实，历仕五代、宋初，后周时官至殿前都虞侯，与宋太祖赵匡胤同为殿前司统帅之一，后参与“陈桥兵变”，以“佐命功”，被宋太祖擢为殿前都指挥使，后追赠秦王，《宋史》（卷二百五十）、《东都事略》（卷十九）均有传。

王审琦长子承衍，娶宋太祖长女昭庆公主，后来，承衍曾孙师约，再尚英宗徐国公主，王氏与赵宋皇室之间联姻颇多，除王承衍、王师约两尚公主外，最引人瞩目的还有神宗同母弟、徽宗皇叔赵頵之妻、越国夫人王氏，为王审琦次子承衎孙、克善第六女，“今中宫（即王皇后）之姑也。”（赵頵墓志铭，范祖禹撰，见《范太史集》；越国夫人墓志铭，郑居中撰，见《全宋文》，另越国夫人母亲延安郡君张氏墓志铭，毕仲游撰，见《西台集》卷十四）

据《宋史·后妃下》，“（哲宗）元符二年（1099）六月，（王皇后）归于端邸，封顺国夫人。徽宗即位，册为皇后。”王师约薨于崇宁元年（1102），越国夫人薨于崇宁二年（1103），所以，王皇后嫁给徽宗时，王师约及越国夫人均在世，王师约为王皇后从父，也是徽宗姑父、驸马都尉，越国夫人则为王皇后之姑，也是徽宗叔母、魏王妃，而王氏“为京师甲族”，（见王綯墓志，张守撰，《毗陵集》，王綯，南宋高宗朝，仕至参知政事，即副相，与王皇后同为王审琦六世孙）足见王皇后的家世、背景，在当时可谓一时无两。

三

那么，王皇后与皇太后之间又有何关联？

《宋史·后妃下》，“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河内人，故宰相敏中曾孙也。”向敏中，字常之，真宗朝宰相，《宋史》（卷二百八十二卷）有传，另据祖士衡撰《文简向公神道碑》，向敏中凡四娶，“后娶太原王氏，故忠武军节度使、同平章事、追封秦王审琦之女。”（《龙学文集》，卷一）由此可见，皇太后与皇后有着传统意义上的姻亲关系。

神宗钦圣宪肃向皇后

宋代流行重亲婚姻，即婚姻之家复结婚姻，俗称“亲上加亲”。举例而言，王鬷，临城人，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他的女儿嫁向敏中之孙向绶，（见王鬷墓志，王举正撰，《宋朝墓志辑释》）其孙王蘧又娶向绶之女，（见向氏墓志，耿南仲撰，《宋朝墓志辑释》）向绶即皇太后从父；临城王氏还和眉山苏氏联姻，王蘧之弟王适娶苏辙之女，苏轼之孙苏符则娶王适之女。由此推断，王审琦与向敏中两大家族之间或不止于一桩婚姻，大抵不会有误，只是限于史料，难以考证而已。

传统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章献太后养仁宗为子，并为其纳郭皇后在先，皇太后无子，而徽宗生母早亡，皇太后作为徽宗嫡母，或将徽宗养育成人，并择配王氏，徽宗和皇后之间的政治联姻，也可以视为皇太后笼络徽宗的关键步骤，而徽宗母族不彰，更需要仰仗妻族王氏，乃至与王氏有姻亲关系的向氏势力。

综上，借由皇后与皇太后两大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徽宗与皇太后结成政治同盟，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从而，使皇太后必欲立端王，但要玉汝以成，他们还需要和宰执们博弈，尤其是皇太妃与宰相章惇欲立简王，同样志在必得，“初，梁从政给事皇太妃阁，阴以简王属章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第二十五）

神宗元丰改制后，宰执满编八员，当时，宰辅集团仅有四员，其中，章惇为首相，主民政，曾布知枢密院事，主军政，地位仅次于章惇，两人对掌二府，另外，还有三省长官，包括中书侍郎许将和尚书左丞蔡卞，曾布、许将、蔡卞则同为执政，宰相、执政，合称为宰执，宰执中率先附和皇太后、吓阻章惇，进而迫使蔡卞、许将不得不迅速站队，表态支持皇太后，从而确保徽宗顺利即位为皇帝的则是曾布。

曾布，字子宣，与兄曾巩及苏轼等同为嘉祐二年进士，也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干将，《宋史》将他和章惇、蔡卞等人一起列入《奸臣传》。曾布之所以和皇太后配合默契，使皇太后一言定鼎，是因为自己和向氏家族同样有姻亲关系，据曾布自言，其婿“向子莘，此自是皇太后族属”。（当为皇太后子侄辈，《曾公遗录，卷九》）此外，曾布还和皇太后之父向经有交集，对此，皇太后直言不讳，“先大王与枢密最有旧。”（向经，“以后族”，赠吴王，《宋史》卷二百八十二有传，附向敏中）

因为和皇太后的这层关系，端邸时，徽宗或许便已经和曾布暗中往来，因此，被徽宗“简在潜邸”。（《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九）在徽宗、曾布之间往来穿梭、联络的，很可能便是《水浒传》中的“六贼”之一高俅。（《〈水浒传〉第一反派高俅事迹新考》，何冠环，《东吴历史学报》）

曾布应该已经预知哲宗驾崩，并就立端王为皇帝一事，和皇太后达成默契，为此，他特意提前暗示蔡卞、许将：“至十一日晚……余窃揆之，万一有变故，唯端王年长，当立无疑。至日（即己卯日，是日立徽宗为皇帝）早聚仆射厅，余遂云：‘天下事无大小，然理在目前，但以大公至正之心处之，无不当者。’冀同列默谕此意。及至廉前，（章惇）遽有简王之请，兼厉声陈白，唯恐众人不闻。”（《曾公遗录》，卷九）

当然，章惇成为众矢之的，是和哲宗朝后期宰执集团的矛盾和权力斗争分不开的。首先，曾布与章惇之间的权力之争由来已久；其次，元符以来，章惇与蔡卞、蔡京兄弟之间的冲突，更以“蹇序辰事件”，逐渐公开化；最后，元符元年，“惇乃因苏駉事，并逐（林）希”，而“许将与林希，俱是亲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七）

这场皇位之争，以并不被人看好的端王即位为皇帝终结，其间，却不啻于一场宫廷，由此，导致“皇帝践祚，内外皆有异意之人”。尤其是“（章）惇与（梁）从政皆怀家族之忧，惇为首相，从政握亲兵，内外反侧”。（《曾公遗录》，卷九）

最能说明当时紧张情势的，莫过于徽宗即位之初，宫廷防卫急剧加强，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百二十）记载颇详，如此情形，终北宋一朝，恐怕也仅此一例：

“诏入内内侍省使臣四十人被甲守内东门，殿前诸军指挥使六十人坐甲于内东门之外，增新、旧城守门卒，皇城司并诸门各增亲从官。命内侍省官四人各部亲从官四百人巡警禁中，差官十二人各将甲士二百人巡警皇城及新、旧城，至成服而罢。

殿前副指挥使姚麟乞守内东门外，从之。

又差閣门通事舍人一人部禁兵五十人，于军器库前稽察。至晡，百官入临，诸军指挥使以上临于宣佑门外。自是朝晡临，自小祥至禫祭，朝一临。军使押班帅其属哭于其营，三日止。辅臣宿资善堂，宗室、遥郡刺史以上宿崇政殿门之外，至成服止。”

四

《宋史·徽宗纪》认为，北宋之亡始于立徽宗，章惇、蔡京为首恶，考虑到章惇之恶恰好在于“廉前异议”，不欲立徽宗，由此，蔡京弄权才是根本，但是，蔡京之所以能在徽宗初年入朝、拜相，从而，引发政局翻覆与震荡，是和徽宗即位之争以及即位前后的形势和处境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即位之初，为巩固皇权，徽宗不得不奏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俗称“垂帘听政”，在皇太后强势主导下，徽宗拜“为廉中（即向太后）所信”的韩忠彦为左相。韩忠彦，字师朴，仁宗、英宗朝宰相韩琦长子，娶吕公弼之女，与皇太后从父向纪为友婿，今称连襟。（吕公弼神道碑，范镇撰，见《名臣碑传琬琰集》）

与此同时，作为政治酬傭，徽宗投桃报李，再将兼有“定策之功”的曾布拜为右相，韩忠彦引陈瓘、邹浩为台谏，并与曾布联手，最终将章惇逐出朝廷。不久之后，“皇弟蔡王（徽宗即位，简王改封蔡王）似以小史坐指斥系狱，上表待罪。”

韩忠彦及陈瓘、邹浩等人倾向于旧党，旧党人士纷纷入朝，替徽宗铲除心腹之患简王及章惇的同时，势必导致新、旧党争卷土重来，愈演愈烈，从而，反噬自身。与此同时，执政集团内部韩忠彦与曾布之间的权力之争也随之浮出水面，结果，蔡京乘隙而入。

史称“（韩）忠彦怨（曾）布……遂召（蔡）京。京之用，自韩忠彦始”。终徽宗一朝，蔡京“四入相”，“执政几三十年”，深刻影响了北宋晚期的政治局势和走向。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