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友强迫我给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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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我被了。我当时就没想过这回事。就是一次非自愿的性行为而已，我不愿意，他愿意。现在我29岁，我懂了，那就是。

配图 | 《暴劫梨花》剧照

前 言

1970年初，美国刚开始关注问题，许多城镇都设立了咨询服务中心和援助组织，女性之间也开始谈论自己的经历以及如何积极应对带来的后续影响。《女士》杂志记录了这些不断增长的有组织的反馈，为受害者个体的发声提供了场所。案、犯和受害者都开始成为关注焦点。

随着对认知的不断增长，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也渐渐延伸到了更为黑暗的深处。1982年9月，《女士》杂志刊发了一篇文章，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证据，它们证明存在着一种仍不为人知的——通常被称为“约会”，即男女当事人是认识彼此的。初步研究发现，这种类型的受害者比当时认为更普遍的“陌生人”还要多。

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个可能性，《女士》杂志向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申请了做全国性研究的经费。“预防和控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ape）与该杂志组成了研究团队。接下来的3年，科斯博士及其研究团队和《女士》杂志的工作人员在32所大学的6100余名男女大学生中做了详尽无遗的调研。《女士》杂志的这个项目是有史以来就此课题进行的科研调查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它揭示出了一些令人忧虑的数据，包括这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四分之一的受访女性都曾有过某种符合法律层面所定义的或未遂的经历，而其中超过80%的女性认识袭击者。

从那时起，这种现象开始被更广义地称为“熟人”，这个术语能更精准地称呼发生在认识的人之间的，不管他们是约会关系还是其他关系。熟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为人知的，因为很少有人认清它的本质——一种理应受到法律惩处的犯罪行为。由于这类侵犯发生在相互认识的人之间，在男女的私人关系和性关系相混杂的语境中，因此许多人都难以正确地对待它。

曾经经历过熟人的撰稿人罗宾•沃肖决定深入本研究，她先后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50名熟人受害者进行了交谈，倾听了他们的遭遇，并在《危险的熟人》一书中结合这些案例深入探讨了熟人对受害者的影响及存在的诉讼困境，在提醒人们重视此现象的基础上，力图从个体及社会层面提供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文节选《危险的熟人》书中第八章、第九章，讲述了遭遇熟人后青少年及成年人的真实困境及诉讼难度。

不被看见的青少年熟人

“我觉得我没法告诉父母……警察更别提了……我要是让自己人进了监狱，朋友们会立马跟我划清界限的。”

——梅丽莎，高中生，被一个朋友

一般认为大学是熟人的高发地，尽管如此，高中甚至初中女生也会被她们认识的男孩。身处童年与成年的夹缝地带，情绪大起大落，青少年面对时往往束手无策。

梅丽莎升高中一年级的那个9月初，男朋友大卫告诉她，自己打算开始跟另一个女孩约会。当时才16岁的梅丽莎拼命恳求他不要这么做。她以少女初恋的那种强烈的感情爱恋着大卫：他们已经约会一年多了，在此期间，也有了亲密的性行为。

大卫说自己会在这周六晚上跟别的女孩约会，在那之后，梅丽莎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者是大卫最好的朋友布莱恩。

布莱恩问我想不想报复大卫的三心二意。他提议我和他一起出去，跟大卫还有那个女人来个四人约会。他向我保证，他的想法绝对光明磊落，他只是不喜欢看到大卫这么对待我。我同意了。

这四个人去看了电影，然后开车来到了当地一处海滩。大卫和他的新对象去水边散步了。布莱恩建议梅丽莎和他一起坐在岩石上等他们回来。

我们坐在巨大的岩石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几分钟后，布莱恩站起来，面冲着我，开始解裤子。我问他在干吗。他说：“我们实实在在地报复大卫一把吧。”

我说：“不要。”不过心里没把他的话当真。他还在继续脱裤子。直到他的手伸向我的皮带时，我才发觉他是认真的。

我叫他停下，并开始逃开。他抓住我的胳膊扭到背后，我靠着岩石，变成一个半站半趴的姿势。他一只手把我的胳膊固定在背后，另一只手脱我的裤子。我开始一边尖叫着大卫救我，一边祈求布莱恩停下。

布莱恩没有停下。他很快就了。梅丽莎拉起裤子，回到了车里。大卫和约会对象回来后，四人就开车回家了。梅丽莎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大卫来到了她家。

他说布莱恩到处吹嘘自己“上了”我。大卫来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他这样。我告诉他我没有“让”布莱恩干任何事，告诉他我是怎样大喊着叫他（大卫）救我，以及布莱恩是如何把我死死按在岩石上的。

大卫说他没有听到我叫。然后他说，我们两个再也不可能像过去一样了，因为他不再是唯一与我发生过性关系的人了。

我觉得我没法告诉父母，因为这会泄露我和大卫有过性关系的事实，而在我父母眼里，失去童贞恐怕比被还要糟。同理，警察更别提了，再说我要是让自己人进了监狱，朋友们会立马跟我划清界限的。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自己，这种情况下又有谁会相信我呢？

青少年中间发生的熟人案时不时就出现在公众视野里。1985年底，位于马萨诸塞州南镇、隶属新教圣公会的私立寄宿制名校——圣马丁学校接到当地警方通知，称该校一名15岁的十年级女生报案说自己在宿舍里遭到，随后该校开除了7名男生，另有8名知情的学生被从轻处罚。

不过，青少年中间有大量的熟人案是被掩盖起来的。与成年人中的熟人一样，它们也遍及各地区、各收入阶层以及各种族。少女们会被同学、男友、普通朋友；随着做兼职的青少年越来越多，同事也可能成为侵害者。《女士》研究数据38%遭遇过的女性，受害时的年龄为14、15、16或17岁。

詹妮，一位加州女性，回忆了自己的遭遇：

我是16岁的时候在派对上被一个熟人的，他跟我一块儿工作，那次派对就是他组织的。他本该开车送我回家。我醉倒了，等我醒过来时，发现我们还在车里，而他已经进入了我的体内。我大喊大叫让他走开，可他一直到了高潮才罢休。

我后来才知道，他（犯）逢人就把这事拿出来吹嘘……而我跟他以及参加那次派对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同一座大型折扣商场工作，这种屈辱让我不得不辞了职。

伊玛尼当时17岁，被时正在她的哥哥和嫂子位于费城的家中帮忙看孩子，而对方是她的约会对象，一名大学生。

那天晚上他过来看我，跟我的两个小侄子玩儿。我们哄孩子们上床睡觉，还给他们读了睡前故事。

然后我们就在楼下的起居室里看电视。我吻了他，不过不是很热烈那种。我们只是聊着天，接着他就开始爱抚我。

我跟他说“不行”的时候，他同意了，但没过一会儿又开始动手动脚。当时我们正坐在地上，他就爬到我身上来了……他把我死死按在了地板上，扒我的裤子。我不断挣扎，但不想闹得太大声，怕吓着我的小侄子们。

他差不多六英尺三，身材跟橄榄球运动员差不多。他压得我都快窒息了。我觉得我是跟一个怪物同处一室，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我很恐惧，很担心自己和我的侄子们的安危。

伊玛尼试图反抗，但攻击者得逞了。了她之后，他说了对不起。“他那个道歉的语气，就是男人们虽然道了歉但你知道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语气，因为从他的道歉中能听出对你的责怪之意。”回想起那一刻时，伊玛尼说。

我对他说：“你该走了。”我记得他还叽歪了会儿不想走。要离开的时候，他过来亲我，我推开了，他露出了一个微笑。

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跟他见面，我已经彻底被他吓坏了。

特丽莎17岁时就读于中西部的一所高中，某次派对后，学校里的一个朋友提出开车送她回家。在车上，他们聊起了学校的事以及一些共同的朋友。

最后，他停下车说：“猜猜我们接下来该干什么了？”我的回答是：“你开玩笑呢吧，你不是说要送我回家吗？”

我们都喝了酒，但还不至于分不清好赖。一开始，我很气愤，威胁说要自己走回去，威胁说要告发他。已经很晚了，我知道父母肯定正等着我呢。

他开始骂骂咧咧，伸手抓我，摸我。

……我意识到他是认真的，而且他吓着我了。接着他说，他不打算再争什么了，就开始撕扯我的衬衫和短裤。我又踢又打，可他毫不动摇。我心想：“天呐！为什么是我啊！”就哭了。

感觉好像没完没了，不过最后他还是完事了。我们穿好了衣服。接着他开车送我回家——一路上是漫长的沉默。我恨死他了！真想做点什么事狠狠报复他……但那有什么用？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见他了。我不想活了。不想面对任何人。

我没有找任何人倾诉。我只是不再与人来往了。

科罗拉多州博德尔的行为研究所的苏珊妮·S·艾格顿，长期研究为何青少年易遭的问题。她发现，几乎所有受害少女都认识侵害她的人：56%被约会对象，30%被朋友，11%被男朋友。

在艾格顿的调研中，虽然71%的受害者向一位或多位自己的同龄好友吐露过实情，但78%的受害者没有告诉父母。只有6%的人报了警。没有报警的人大部分是因为她们与侵害者相识，或者是因为身体没有明显受伤。

和某些女性一样，这些女孩没有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认定为犯罪，因为对方不是陌生人，而且她们也没有伤口可以证明她们受到了伤害。换句话说，她们相信了所有的谬论，而正是那些谬论让此类始终被掩盖着，成了一种看不见的现象

独自承担一切的受害者

新罕布什尔州的桑迪遭熟人时才17岁，还是个。当年，她对这件事的看法跟今天许多青少年的部分想法是一致的。“那时候，我心里有种想法觉得‘这事’本来就是这么干的。男孩朝你扑过来，你挣扎，然后忘掉这一切。”她说。

17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给男孩们留下好印象，有个稳定的男朋友，尝试一下，不管是哪种类型的。

我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我被了。我当时就没想过这回事。就是一次非自愿的性行为而已，我不愿意，他愿意。

现在我29岁，我懂了，那就是。

走进任何一所初中和高中，你都可能会遇到一大群跟桑迪当年的想法雷同的年轻人，因为青少年经常表现出对男性“过度阳刚”和女性性行为社会化的严格坚持。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科研团队研究了432名14至18岁的青少年对男女交往的认知，杰奎琳·D·古德柴尔德、盖尔·泽尔曼、宝拉·D·约翰逊和罗珊·贾鲁索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些相当令人悲哀的迹象：当新的一代人开始步入成人世界的人际关系，特别是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时，身上却背负着令人震惊的迂腐观念。”

这些青少年究竟是如何抱残守缺的呢？调研中，受访者被问及在一些特定情况下男性强迫女性发生关系是否可以。与许多同类研究一样，这些问题里也没有出现“”一词。结果竟有超过一半的男孩和近一半女孩认为，如果女方让男方亢奋了，男方就可以强行发生关系（也就是）。

这些洛杉矶的科研人员还做了一项测试，他们向这群参加测试的青少年展示了27段关于约会经历的短文，然后让他们指出谁应该为这种互动的结果负责。其中一组短文描写的是男孩想要发生性关系，而女孩不想，于是他强迫了她。这组短文涵盖了各种层次的关系（刚认识，泛泛之交，约会关系）以及男孩的各种行为（威胁要散布她的谣言，威胁要动粗，使用体力优势）。所有这些情况，哪怕是其中最具强迫意味的一种情境，男性和女性受试者都认为出了事女方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

举例来说： 男孩和女孩刚认识没多久，因为男孩威胁要散布女方的谣言，二人就发生了性关系。青少年受试者认为这种情况78%是男孩的错，34%是女孩的错（二者相加并不等于100%，是所用计分系统的原因）。而在另一个案例中，男孩和女孩是约会关系，男孩利用体力优势强行发生了性关系，青少年认为这里86%是男孩的错，23%是女孩的错。总体来讲，在这27种情境下，受试者将84%的责任归于男方，27%的责任归于女方。研究人员称，这些数据“着实令人讶异。我们原以为——或希望——比例应该是100和0的（100%男方过错/0%女方过错）”。

在青少年的世界中，其他社会因素的附加令他们在面对熟人的问题时更显得不堪一击。高中文化和大学文化一样，也往往围绕着酒精和展开。

根据全国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Alcohol Abuse and Alcoholism）的数据，孩子们第一次正儿八经喝酒的年龄平均为12岁。而且，青少年喝酒就是为了买醉：如今，330万14至17岁的美国人被认为有酗酒问题。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喝醉了以后都很危险，因为许多熟人案都是在加害者和受害者双双醉酒的情况下发生的。

青春期是个艰难的阶段，正是一个人从情感上与父母逐渐分离、探索个体身份和性别认同、获取知识技能、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时期。正因为青少年处在这样一个自我成长的关键节点上，遭到，尤其是被信赖的朋友或熟人将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她们的世界往往会变得摇摇欲坠，她们还会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甚至发展到自杀的地步。

凯西·温德哈尔15岁时是一名运动健将，热爱游泳、骑马和滑雪。但在她生活的圣保罗郊区，冰球才是王道。所以，凯西会跟朋友一家踏上观看青少年冰球锦标赛的旅途也就毫不奇怪了：其中一支球队里有好几个男孩跟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锦标赛期间，这群男孩里有几个强行闯入了凯西和朋友入住的汽车旅馆房间。三个男孩——两个15岁，一个14岁——夺走了凯西紧紧抱着的枕头，拉起她的衬衣，扒下她的裤子，当着其他球队成员的面抚摸她的胸部和。然后男孩们扬长而去。几分钟后，侵犯凯西的三人又回来了，说他们想跟她道歉，其中一人的确这么做了，但另外两人又用同样的方式再次侵犯了她。

凯西和朋友本打算不告诉任何人，但她们听说那几个男孩跟朋友吹牛说自己已经“上了”她，于是改变了主意。凯西一家决定起诉他们。男孩们被冰球队禁赛了一场。凯西家不断接到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的电话，要求他们撤诉。嚷嚷得最大声的是青年冰球协会的（成年）支持者。

“男孩毕竟是男孩嘛。”他们对凯西的家人说。在学校，凯西也被不断骚扰，被起了下流的外号，还遭到了排挤。听证会后的第四天，凯西吞下了10片泰诺——她妈妈说，这么做正是她求救的表现。凯西在医院住了整整两周。

同年9月，她和这几个男孩都升入了高中。几周后，在少年法庭，其中两人承认了指控；第三人也在不久后被定罪。他们被缓刑至19岁执行，并被判社区服务以及承担凯西的全部治疗费用。

但针对她的骚扰还在继续。其中两名男孩在高中很快就成了受人崇拜的冰球队明星球员。而凯西的很多朋友都不理她了。一天，她还在自己的储物柜上发现了这样一行字：“杀了这婊子，她害我们的朋友上法庭了。”正如《明尼阿波利斯明星论坛报》记者道格·格罗在1987年7月的一篇报道里所写的那样：“侵害者成了英雄，而受害者被踢出了学校的各种圈子——讽刺的事情一件接一件等待着她。”

凯西努力尝试让生活继续下去，但总有事情勾起她的回忆。学校和当地出版物不断刊登热情洋溢的文章，赞扬那几个侵犯者优异的冰上表现。1987年5月，其中一名男孩请求解除他的缓刑，凯西写信给法官，要求否决这项请求。

接下来的那个月，凯西办了一个生日派对。之后，她认真地写了几张表达谢意的短笺。几天后，当这些短笺静静地堆在她的房间里的时候，她开着车进了自家车库，关上门，却让发动机继续工作。她的尸体被发现时，身边放着泰迪熊，一些纸巾和一张她深爱的家人照片。

并不是所有遭到的少女都是如此悲惨的结局，但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尤其当侵害者是一个或几个熟人的时候。凯西的身体被侵犯了，之后又因为报警而打破了同龄人之间的（甚至她那个镇上成年人之间的）社交“准则”，她遭受了更进一步的情感上的打击。就连成年人也没有几个能承受住这种狂轰滥炸的。

许多年轻的熟人受害者被侵害时还是，对她们来说，这种经历会扭曲她们对于的认知，还会从根本上影响她们未来与男性的关系。青少年阶段是探索性和建立身份认同的时期，正因如此，熟人的余波可能会持续数年。

熟人发生之后，很多对异性恋不感兴趣的青少年也受到了极深的影响。

格洛丽亚当时16岁，正陷入一场同性恋爱中，但又想试着变“正常”。于是，她答应跟一个认识的男孩约会。他们一起看了电影，然后男孩邀请格洛丽亚回家见见他的父母。尽管心里有种感觉告诉她别去，她还是答应了。

他进了门，当然了，到处一片漆黑。他说：“啊，他们肯定是出去吃饭了，很快就会回来。”我相信了他。我们坐下来看电视，他就开始亲我。很快就发展到他把我推倒在沙发里，跳到了我身上。这时我说：“不，不，不行。”可紧接着，他就开始扯我的衣服。

格洛丽亚最终趁着男孩调整自己位置——他把自己和她困在沙发和餐边柜的中间——的空当设法逃走了。“当他整个人的重量从我身上移开的时候，我趁机推开他，他的头撞到了餐边柜上。”她说。她跑到外面，跳上自己的车开走了，心里觉得这件事都是自己的错。

我对异性恋（性行为）的概念很模糊。我努力劝自己相信，（这次）很正常，如果我是个异性恋女人，那么这就是我想要的。

失语的受害者，不间断的二次伤害

青少年受害者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可能每天都会在学校或社区里见到侵害者。很多时候，者会到处炫耀，把这件事吹嘘成自己征服女人的成就；受害者则经常会因为她的“参与”而被那些听说了此事的人排斥。就算提起诉讼，也不能保证侵害者不会回到学校、不会回来上班或者不住在受害者的附近。

实际上，最近华盛顿特区就发生了一件事，一个16岁男生被控了一位同班同学后，获准回到高中继续学习。为了抗议校董事会的这一决定，该校校长要求调职，称出于良知，他不能允许这个年轻人留在这所学校。

因为青少年受害者几乎不会告诉成年人自己的遭遇，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后，会深受情绪问题的折磨。“如果青少年向他人隐瞒了这些经历和感受，那么仅凭他们自己的内在力量是很难将事件整合起来并从中得到解脱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护理学院研究青少年受害问题的专家安·沃伯特·博格斯说。然而，很多青少年的“内在力量”是相当弱的，这就更让他们应付不了。

而那些犯下熟人或其他罪行的男性青少年，因为通常都不会被定罪，所以他们很可能会屡错屡犯。“很多人发现这么做没什么损失……也不承认他们是有预谋的。”南希·尼森说，她是西雅图的一位社会工作者，致力于青少年性犯罪方面的工作。据尼森称，这些人第一次出现性攻击行为的平均年龄是10岁。

对孩子充满爱和关怀的父母们很难想象，自己的孩子会向他们隐瞒被人这么可怕的经历。而对大多数青少年来说，不告诉家长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在艾格顿的调研中，只有五分之一的受害者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父母。为什么会这样呢？

许多少女害怕父母发现她们做了没被允许的事：与有关的（喝酒，吸毒，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不经父母同意就去约会）或者与无关的（有了性行为），认为父母一定会怪罪她们，而不是对她们表示支持和爱。与很多熟人的受害者一样，这些少女已经很自责了，她们不想再承受更多的责难也是情理之中。她们已经与父母过招了太多次，知道自己只会得到一番毫无同情心的说教，比如“我早就告诉过你……”。受害者们可能已经看过了朋友或同龄人的冷脸，她们为什么要指望成年人更理解自己呢？实际上，少女们的猜测往往是对的。很多家长的确会把熟人的过错算到自己女儿的头上。

不仅如此，由于受害人往往不认为自己遇到的是“真正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陌生人从灌木丛里跳出来拿刀子抵在她脖子上干的——她们很担心父母会如何看待她的“让步”。还有人不想告诉父母是因为出于某种同龄人之间的“忠诚”，她们不想起诉侵害者。愤怒的家长可能会由于自身的报复心理提起诉讼，但孩子也许不想也不需要打这种官司。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研究员博格斯和L.L.霍姆斯特姆于1979年做的一项研究表明，青少年不告诉家人自己被的五大主要原因为：

保护家人： 这些受害者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好被的事，但她们的家人不能。

价值观冲突： 由于对的看法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或对受害者的生活方式不认同，家人不会理解自己的遭遇。

希望保持独立性： 告诉家人以后可能会被限制自由，而“独立”是青少年最重要的阵地。

心理上有距离： 一些人感情上与家人很疏远，也就无从开口了。

地理上有距离： 那些离家求学或不与父母住在一起的人，认为没必要大老远地把家人牵扯进来。

如此多的青少年受害者不能或不想把自己的遭遇告诉家人、咨询师或警方，着实令人难过，这方面他们与成年受害者倒是相当一致。然而，很多熟人案即使报了警，也未必能让者受到法律的制裁。

两起熟人案，两个诉讼结果

麦琪是在阿拉斯加州被的，霍莉则是在俄勒冈州，但她们的故事代表了熟人案在全国范围内提起刑事诉讼的难度。位于阿尔伯克基的新墨西哥大学社会学和犯罪学研究员盖瑞·D拉弗里指出，符合社会认知中典型案的那类案子最容易定罪——比如持械陌生人犯下的案子；而女性与侵害者相识的案子则较难定罪，尤其是在他们是约会关系或曾有过性接触的情况下。

由于这样的偏见，警方和检察官往往不愿起诉熟人案中的犯罪者，陪审团也不愿做出有罪裁定。这种偏见在法律体系的各层级中都如此根深蒂固，以致现在很多危机咨询师都建议熟人的受害者千万别提起刑事诉讼。

麦琪的案： 结果——无罪

“谁都知道，如果你说出了真相，这个体制就该为真相服务。”

——麦琪，31岁时对她的男人提起了诉讼

麦琪是在一间酒吧遇到布鲁斯的，那时候，她已经在阿拉斯加住了好几个月。他们聊了大半个晚上，虽然麦琪对他有点兴趣，但也发现他纠缠不休，让人感觉不太舒服。而他也的确死缠烂打： 他向同桌的另一名女子要了麦琪的电话，打了好几次。麦琪当时已经31岁了，对此持谨慎态度：

我已经很久没约会什么的了，所以他的来电让我有点飘飘然。他想约我吃晚饭，去这个那个的，但因为我有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一直说“不去”。

最终，他们还是约了一次会，然后又约了一次。第三次约会时，麦琪邀请布鲁斯一起过夜。“那天晚上还不错。”麦琪说，但她对布鲁斯的感觉还是比较复杂。之后他们有几周都没有见面。麦琪觉得自己的确不想再跟布鲁斯睡觉了，也决定不再跟他出去约会了。

当时，麦琪正在帮人看房子，并且一个人住在那里。与镇上的许多人一样，她从来不锁门。被的那个晚上也不例外。走出浴室时，麦琪身上只围了一条浴巾，她往二楼阳台瞟了一眼，发现布鲁斯就站在中间的大厅里。

他说：“我只想跟你谈谈。”我发现他喝醉了。他不停地说：“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女人。”而我说：“滚出去。”

之前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很享受他的关注，一方面又不喜欢他的态度。但过了（约会的）第一阶段后……我认为自己已经明白想要什么了，也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见布鲁斯不肯走，麦琪就回到浴室穿上了衣服，但她回来的时候发现布鲁斯已经上了楼，进了卧室。她再次让他离开。为了领他出去，麦琪开始往楼下走。

他抓住我，试图把我拉回卧室。我在楼梯顶上坐下，这样他就拽不动我了，可他却跳到了我背上……他的整个前胸都压在了我的后脖子上，发出咔嚓一声响，我半天都抬不起头来。他把我扔到地板上，我们开始在平台上扭打起来。

打斗的过程中，他伤到了我，他还把我死死按住，往我的肋骨上打。

这座房子位置偏僻，后面就是巨大的悬崖。离那里最近的房子在悬崖另一端。“我的感觉就是，只能靠自己摆脱困境了。”麦琪回忆说。

但这并非易事。她的对手身高六英尺二，体重超过250磅，而且体格强壮。扭打过程中，麦琪拼命想戳他的眼睛，但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幻想他的眼球掉到她身上而已。下一刻，当他把她的头往嵌木拼花地板上撞时，麦琪以为自己的头骨裂开了。不过，她最怕的还是布鲁斯把她从二楼阳台上扔下去。

我说：“你是不是要伤害我？”而他说：“我不会杀了你的。”

他说只是想跟我上床而已。他的语气好像在说，他无论如何都要跟我，如果这意味着必须我，那就好了。

布鲁斯把麦琪的胳膊扭得很痛，就这样押着她进了卧室。他命令麦琪把衣服脱掉。遭到拒绝后，他把麦琪按在床上，一拳砸在她脸上。扒光了麦琪的衣服后，他又揍了她，然后把拳头放在她脸上说：“你要是再动一下，我就揍得你满地找牙。”这时，麦琪已经被惊吓、恐惧和痛苦彻底击垮了。她觉得自己已经飞出了身体，飘到了不会受到攻击的地方。

布鲁斯插入了她的，中途软下来好几次才终于。从麦琪身上滚下来后，他要求她保证绝不在他离去后打电话叫人。然后就下楼走了，留下麦琪躺在床上，惊魂未定。

我听见大门打开又关上。然后就没声了。我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等着听他发动汽车的声音。

接着我听到了打火机响。他刚才只是打开门又关上，自己在门里面等着看我是不是会动。然后他喊：“我知道你肯定会告发我的。下来到我这儿来。”

布鲁斯让麦琪挨着他坐在沙发上，絮絮叨叨地说她会报警什么的。他喝了酒，还吸了毒，所以说着说着就开始打盹，然后马上又醒过来。每次他打盹的时候麦琪都想逃跑，可她永远没法知道他是不是睡得够沉，使她能安全离开。她只好一再保证绝不告诉任何人，求他快走，最后他总算走了。

她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直到听见布鲁斯开车离去的声音。然后，她弯下身子到窗台以下的位置，半爬着去锁上了门。她给姐姐和姐夫打了电话。他们叫来了警察和当地妇女中心的代表。

一开始，警方觉得麦琪的案子很好解决。她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他们取了一些样本。逮捕布鲁斯后，在他的身上和衣服上都找到了麦琪的血迹以及那栋房子里的地毯纤维。布鲁斯在上学期间就有过攻击行为的前科，而且与警察发生过好几次冲突。虽然他家在当地有点势力，但警方很高兴这次终于抓住了他的把柄。布鲁斯被控一级、袭击和以实施犯罪为目的的非法闯入。

然而，案子几乎立刻就出现问题了。在麦琪被后不久拍下的一些照片里，她的伤痕看着没有那么严重，而且照片上也看不出具体受了哪些伤，虽然她表示“我感到有人开着卡车从我身上碾过”。

地区检察官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对案的诉讼不怎么热情。他不断提醒麦琪：“你这不是一般的案。”在发生后不久的一次问讯中，他问麦琪是否做过流产，她回答没有。但在之后进行正式陈述的时候，她却承认自己堕过两次胎。地区检察官的信仰是反对堕胎的，他勃然大怒，他在办公室里对麦琪说：“这种事你都能撒谎，还有什么事你不能撒谎？”随着调查工作一周接一周地进行，他变得越来越不同情她。

麦琪提供给地区检察官的个人信息里提到她一直在坚持记笔记，因为她对顺势疗法和占星术周期感兴趣。在笔记里——实际上就是一本关于她身体健康状况和心情的日记——麦琪记录了自己何时月经来潮、何时头痛或感到抑郁，天气如何，还有其他数据，其中就包括了她的性行为情况。

辩方想看这本笔记。在一次证据听证会上，法官浏览了笔记后，只允许将与发生的那段时间有关的数据用作证据。但还是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里面的内容很快传遍全镇，成了人们口中受害者的“日记”。

审判前的折磨没完没了。布鲁斯被捕后，从他身上和衣服上提取的血液样本在实验室被污染了，失去了价值。布鲁斯的辩护律师接二连三地向法院提出动议，其中有一天竟提出了45次。与此同时，布鲁斯在街上骚扰麦琪，咒骂她，威胁要告她，要么开车尾随她。开庭前几天，地区检察官跟麦琪讲了自己的诉讼计划：他想让布鲁斯和麦琪现场演示他是如何从背后勒她脖子的。“我当场就哭了，我说‘我绝不允许那个男人再碰我一下’。”麦琪回忆说。于是检察官放弃了这个想法。

最终，开庭的时刻到了。麦琪花了8个小时出庭作证。庭审中途，她被叫到了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他告诉麦琪，从她被当晚使用的卫生棉条的血液里（布鲁斯是先把棉条拽出来后再插入的）检出了代谢物。而麦琪曾告诉地区检察官自己不吸毒（她也的确不吸），于是他再度怀疑她说谎。他对麦琪说他在考虑要不要退出这个案子。“因为这件事，他对我的信心动摇了，虽然本来也没有什么信心。”麦琪说。实际上，正如警方向麦琪解释的，最有可能来自布鲁斯的手。

布鲁斯的律师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客户没有麦琪。他要做的就是编造出足够多的“可能性”来质疑控方。辩方律师在证人席上询问麦琪的性生活情况，指出许多女性被后都不想再，而她的笔记里却写着没过几周她就跟人发生了性关系，这不是很奇怪吗？提的其他问题也差不多，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目的是让陪审团成员怀疑麦琪的故事的真实性。

除了“日记”，所提问题还包括她是不是更喜欢比自己年轻的男人（布鲁斯和麦琪当时的爱人都比她小）。而由于警方让她写下她记得的关于的一切事情，麦琪在笔记本里足足写了正反12面——辩方由此暗示，她之所以要提起诉讼就是为了将来写书、出书用。他们还问了她上一份在家庭暴力庇护所的工作。“总而言之，我疯了、我恨男人、我在性上有怪癖、我要出书，”麦琪说，“所有这些都是‘可能性’之一。”

听取证词的过程持续了三周。一次，警方的首席调查员还被问及与受害者之间的“私人关系”，暗示他和麦琪正在谈恋爱。但他们根本没有。而布鲁斯呢，每天穿着整整齐齐的西服三件套，一次都没有亲自站起来陈述过证词。

陪审团考虑了一天半，最后认定布鲁斯的罪不成立，袭击罪不成立，而非法闯入罪成立。问题是，布鲁斯被起诉的是“以实施犯罪为目的的非法闯入”，既然陪审团判定他没有犯罪——于是这项指控也被否决了。也就是说，他推翻了所有指控。麦琪觉得自己像是被卡车又碾了一次。“我不知道自己在期待什么，但我一直是相信真理必胜的，”她说，“谁都知道，如果你说出了真相，这个体制就该为真相服务。”

这次审判还有后续。地区检察官被调去了另一个辖区。法官被禁止参与未来的案件听证。之后，麦琪与警方的首席调查员聊了聊，后者在判决后找到了陪审团成员，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投票。

他告诉我他们说：“我们觉得确实发生了什么事，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他们还说得有更多的照片，更血淋淋、更“具体”的，让人一看就惊呼“哇！这真没话可说了！”那种。他们并不否认确实发生了，但他们觉得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

麦琪在镇上又待了15个月。布鲁斯一直在骚扰她。最终她决定离开阿拉斯加。如今，庭审已经过去5年了，她很幸福，正考虑要第一个孩子。麦琪很高兴现在那个镇上换了一批更有同情心的人处理熟人案件，尽管如此，她明白是谁为了这样的进步而付出了代价。

“我觉得我就是个替罪羊，”她说，“一个牺牲品。”

霍莉的案： 结果——有罪

一位面容和善、颇有魅力的男士走过来加入谈话时，霍莉正和几位女性朋友一起在俱乐部里闲坐。他自我介绍叫泰德。而霍莉最近正在分居，难得出来小小放松一下。她当时25岁，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还在喂奶。抚养孩子就是她最现实的状态，因此当泰德问她做什么工作时，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个妈妈。”泰德和在座的每位女士都聊了聊，然后邀请霍莉跳舞。

午夜时分，霍莉决定离开了。她的室友刚刚到家，可以让临时看孩子的人下班了。泰德说他也该回去了，想跟霍莉一起走。在俱乐部门口，霍莉对着突然从天而降的大雨犹豫了一会儿，打算把外套拉高罩住脑袋，冒着凄风冷雨跑到停车场那头的车里。泰德的车停在俱乐部的入口附近，他提议开车送她到她的车那里。霍莉同意了。

坐进车里，他们聊了会儿泰德在当地广播电台的工作和共同认识的朋友。泰德提议去吃点东西的时候，霍莉又强调了一遍自己必须回家看孩子。泰德于是让步说，他们可以在霍莉家停一下，看看孩子们怎么样，然后再一起出去，让室友帮着照应一下。“我说：‘哦，我不知道’，”霍莉回忆道，“我那会儿可真是又没主意又愚蠢。”

他们来到了霍莉家，孩子们都很好，但霍莉决定还是不要出门了。这一晚过下来，她觉得很累。不过，她的车还在停车场里，她得让泰德载她回去取车。走的时候她把钱包留在了桌子上，只带了钥匙。回俱乐部的路上，泰德问她是否可以在他家停一下，让他把狗放出来。霍莉不情愿地同意了，但说他们得抓紧时间才行。到了泰德住的拖车房，他邀请霍莉进屋。

我想回家。距离上次给宝宝喂奶都过去差不多5个小时了……但是我想：“唉，我也不好要求太多——就让他把狗放出来吧。”

这似乎不是个坏主意，进了屋，我坐着，他把狗放了出去。紧接着他就开始亲我。怎么说呢，就连这会儿我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对。我跟他接了一会儿吻。很快，他的动作变得强硬起来，我开始拼命推开他。

拖车房很小，差不多只放得下一张床，霍莉和泰德就坐在上面，除此以外就是很少的几件家具。泰德的攻击性越来越强，他把霍莉扑倒在床上。这时候，霍莉仍然觉得不是问题。以前的约会中她有过类似经验，只要她一对那些执着的男人说“别这样”，他们通常都会顺从她的意愿。然而，这次泰德没有。

他把我压在身下，我开始有一点害怕了……我说：“我们还是朋友，下回晚上出来还有机会。”虽然我心想绝不会再和他出来了。他看着我说：“我才不在乎跟你是不是朋友呢。”这下我真的害怕了。

我最终推开了他的上半身，对他说：“听着，如果你再不冷静下来，我就要大叫了，所以赶紧让我起来。”突然之间，他用手臂箍住我的喉咙，把我从床上提了起来，我背靠着床，脖子上的手臂越箍越紧……我的头垂了下来，完全无法呼吸……我快昏过去了，身体也使不上劲。

最后，我的神志都开始模糊了，他似乎才决定有所收敛。我对他说：“我只希望能再见到我的孩子。”他回答：“按我说的做，听我的，让你干吗就干吗，你就能再见到孩子。”他的声音真的又冷又愤怒。

然后，泰德强迫霍莉给他，同时紧紧勒着她脖子上戴的双层串珠项链。泰德威胁霍莉要的肛门，接着进行了。他发现霍莉身上用着卫生棉条，就把它撕下来往地上一扔。“我只记得我闭上了眼，对自己说‘这件事我以后再也不要想起来’。”霍莉说。在被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哭。结束后，她看到泰德身上都是自己的经血。她怕他看见又要勃然大怒，赶紧安抚说：“没事的，没事的，我也该回家了。”这会儿，泰德哭了起来，对自己做下的事捶胸顿足。“没事的，”霍莉撒谎说，“我知道你是好人。”

最后泰德带她去取了车，霍莉开车回了家，裙子又脏又破，脖子、手腕和腿上满是瘀痕。她叫醒室友，告知发生的事。第二天，霍莉拨打了求助热线，他们帮她联系了危机应对中心。她去看了医生。霍莉不想起诉，但是通过应对中心匿名提交了一份关于这次事件的报告。这种报告会让行凶者的名字在警方备案，但这不是刑事诉状。接下来的四周里，霍莉与应对咨询师见了几次面。她努力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然后，有一天，其中一位咨询师给她打了电话：“你坐稳了吗？告诉你，他又犯事了。”

泰德在俄勒冈州的另一个小镇里了一名女性。之后，这名女性赤身跳下了他那辆正以40英里时速行驶的车，狂奔逃命。她活了下来，但伤得很重。泰德也像对待霍莉一样告诉了女方自己的名字。警方的搜查工作一直延伸到加州才找到了泰德，当时他正坐在一辆塞满杂志的车里，拿着双筒望远镜盯着不远处购物中心里的年轻女孩们。

泰德被捕后，俄勒冈州警方发现了霍莉的那份匿名报告，于是联系了保存这份报告的应对中心。

霍莉一听说这件事，就决定要正式向警方报案。“他不会停手的，那天晚上他一副追悔莫及的样子，可四周之后就又犯了；正是这一点让我下了决心。”霍莉说。那位受害女性的事让她心里很不好过，她觉得或许正是因为她最初决定不报警，才会导致这样的事发生。

在霍莉的案子里，泰德被控一级和一级（因为强迫霍莉）。霍莉以为根本用不着等到开庭，泰德就会认罪的，但他并没有。不过，与许多其他受害者不一样，霍莉在自己的案子开庭前有一个“热身”机会，她被传唤去为另一位女性的案子作证。“我猜他看见我走进来的时候吓得不轻。”霍莉这样描述当她出现在离家几百公里外的法庭上时泰德的反应。“我提前体会了一下这类案子的流程。”她说。

但结果令人大受打击。在这位受伤女性的案子里，泰德被控袭击、绑架、和未遂，最终只有袭击这一项罪名成立，其他均不成立。霍莉万分失望。

我彻底陷入了混乱。我的意思是，她他妈的伤得那么重，物证多得数不清，然后他们还判他无罪。我想：“我们在这地方一丁点机会都没有。”我真的忧心忡忡。

3月，大陪审团就霍莉的案向泰德提出了指控，但直到11月底才开庭。等待的那几个月里，霍莉必须定期去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开会，一遍遍地重复描述案件，还要和当地的受害者援助机构一起开会。她被后刚找到一份工作，因为这些事不得不经常请假；幸运的是，她的老板很通情达理。当她在广播里听到自己的案子时，非常害怕名字会被曝光，好在没有。

终于，开庭的日子到了。“跟我想象得太不一样了，”霍莉说，“我以前只看过那种超恐怖的庭审剧，他们会让受害人站在证人席上，然后问：‘你每天晚上跟几个男人上床？’他们完全没有这么做。只有很少的几个涉及隐私的问题。”

警方最初问询的时候，霍莉觉得告诉他们自己当时正在经期，而泰德把卫生棉条扯出来扔到一边这种事实在“太羞耻了”，就没有说出来。不过，开庭前她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地区检察官，而这条信息在庭审中对她非常有利。当辩方律师说泰德和霍莉之间发生的事只是你情我愿的时，控方马上有力地指出，一位正在来例假的女性不大可能与一位刚认识的男性随随便便发生性关系。

回过头看，霍莉觉得等待开庭的过程其实比真正站在法庭上的时间还要难熬。尽管她说自己作证作得“好像有一辈子那么久”，但庭审实际上一天半就结束了。霍莉只有在作证和听取审判结果时才能进入法庭。

他的辩护真他妈烂透了。他说： 是啊，我们去了我家，是啊，我掐她脖子了。这方面他不可能脱罪，我这都有物证呢。他说：是啊，我们是了。但那是因为他掐了我脖子之后，我冷静下来了，于是转而开始引诱他。

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唯一一件让我吃惊、没有料到的事情是，他们说只在我的裙子上找到了血迹——没有精斑——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因为我完全配合他的所作所为，自己脱掉了裙子。

陪审团成员一半是男性，一半是女性。他们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做出了裁决。当他们回到法庭时，霍莉已经在那里等待了，她的应对咨询师陪在她身边。

我已经准备好听到宣布“无罪”了……但我心里太希望结果是“有罪”了。他们宣布（罪名）“成立”的时候，咨询师紧紧抱住了我，我甚至都没顾上听的指控是怎么判的。

咨询师说：“怎么样，现在你感觉好些了吗？”而我只是边哭边说“没有”，因为我是真的没有。我的感觉一丁点也没有变好，这是很多人没想到的。我想，他们都认为我在判决后应该很快就恢复如常才对。

尽管陪审团判定泰德的罪成立，却没有判他的罪成立。霍莉认为原因或许在于她实在不想描述自己被迫时的细节。

第二年3月，霍莉又回到法庭参加泰德的量刑裁决。

我们这边的要求是至少7年。泰德还打算耍点小聪明，站起来替自己辩解一番。

恐怕他还是闭上嘴更好。他被处以最低10年、最高20年的刑期——最低标准都比我们的要求多3年。

这时候，我才感觉好多了。

现在距离量刑裁决已经过去了一年，霍莉坐在自己家的起居室里，评论着她人生中的转折点，四周都是孩子们的玩具。泰德开始服刑后不久，她接受了当地一家报纸对此案的采访，甚至允许他们把她的名字刊登出来。

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烂事时保持沉默，那他们就永远不会罢手。我就是一个例子。我默不作声，我放他走了。我对自己说“他并非有意为之”，我相信了他说的那些屁话，说他很抱歉啊，从没干过这种事、以后再也不敢啦之类的。

我现在感觉很好。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

注释：

1 由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内曼于18世纪创立。它是一种有关天然药物的科学，利用剂量非常小的各种植物、矿物质或动物来刺激病人自身的抵抗力。该疗法认为，一个人的症状实际上是机体努力重建体内平衡或平衡的成果，因此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能够在健康人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剂；药物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会顺应而非抵抗此人自身的抵抗力。——译者

2 一项司法程序，在法律系统中有多种用途。在有些案子里和“调查听证”（preliminary hearing）同义，法官会在听证会上决定控方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案件的开庭审理。——译者

3 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的书面请求或建议，以取得命令、裁决或指示。提出动议的目的是为了影响和说服法官，使诉讼按照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动议的类型多种多样，例如直接裁决动议、撤案动议、请求作出无罪判决的动议等。——译者

（本文选自上海译文出版社《危险的熟人》，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美] 罗宾 · 沃肖 著，李闻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12月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