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sea(hosea什么意思)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它不仅是明清以来中西语言接触问题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极具基础性的内容。以洋泾浜英语，特别是早期洋泾浜英语——广东英语的研究为例，内田庆士、Kingsley Bolton、周振鹤、吴义雄、邹振环、黄兴涛等海内外学者，都对反映广东英语特征的“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有所利用和介绍。内田先生甚至将其搜寻的5种“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集（即大英图书馆所藏“成德堂本”、“璧经堂本”，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荣德堂本”、“富桂堂本”，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以文堂本”）以资料集的形式影印出版，[①] Kingsley Bolton的著作也附录有大英图书馆所藏“璧经堂本”原本的影印全文，[②]使得研究者得以窥见这些早期英语词汇书的真容。缘此，存世的以“红毛番话”命名的早期英语词汇书刻本，学界基本判定为上述5种。本文拟以笔者在位于新西兰达尼丁市的新西兰长老会研究中心档案馆（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 Knox College, Dunedin, New Zealand）新发现之五桂堂版《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对这6种“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读物进行整体性考析，进而以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一、从“鬼话”到“番话”：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

明清以降，虽然封建王朝施行闭关政策，厉行海禁，西方天主教、教新教传教士仍寻求各种可能相继来华传教，与此同时，随着中外通商贸易的迅速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法等国的商人也先后来到中国的广州等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来华西人在传教与经商的过程中，开始了与中国人的接触与交流。从1637年第一艘英国商船来到广州，到17世纪中叶英国逐渐取得海上霸权，英语凭借权力优势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和外交的优势语言。传教方面，自1807年英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广州之后，英语亦逐渐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而此时广州作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标签已经维持了整整半个世纪。上述种种情形构成了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据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其名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的记载，广东英语作为中英商贸的通用语言大约诞生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的1715年。[③] 此后，整个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战争前，广东英语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语言基础。[④]“红毛番话”便是教授学习这种广东英语的民间读物。

资料显示，最早留意到这类“红毛番话”词汇书并加以介绍和讨论的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过中文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1812—1891），19世纪20-40年代在广州做生意期间，曾在商馆附近的书肆购得一本名叫《鬼话》（Devils’ Talk）的小册子。他对此本小册子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882年在著述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广州“番鬼”录》）时，还特别着墨介绍了小册子的封面，即画着一个身穿18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头戴三角帽，身穿宽下摆外套，马裤长袜，蕾丝褶皱袖饰，带扣足靴，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⑤] 亨特的《广州“番鬼”录》是研究早期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著作，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其汉译本内容经常为国内研究者征引。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番鬼”录》英文本自1882年初版后，相继于1911年和1938年进行过再版。然而笔者参看英文版原文时发现，在描述《鬼话》小册子的封面时，1938年版的文字比1882年初版以及1911年版有所删减，[⑥]而被学者经常征引的“戴着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⑦]的冯树铁先生的译文，应该依据的是1938年版。[⑧]上述有关《鬼话》封面细节描写的差异虽然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是反映早期中国人眼中英国人形象的重要线索。此外，根据亨特对《鬼话》内容所做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该小册子在编纂形式上，是由粤语注音汉字与用汉字注出的英文发音合构而成；在编排顺序上，至少有单音字、双音节词和短句的分类。[⑨]

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在好友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 1831年来华）的协助下，于广州等地大量搜购满汉书籍，带回德国的图书中就包括一本名为《红毛（番）话》的小册子。1840年德国汉学创始人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对这批新图书进行清单并编目时，将其收录在《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的“语言、文字与古礼”类中，并解释道：“这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而是汉字注音，使用的是粤语方言。如英文come注音‘金’，因为‘金’在粤语里读kom，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kim。”[⑩]

1837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1833年来华）重点介绍了一本刊刻于佛山、且无编者署名的英语小册子，名为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kwei hwa，即《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是“帮助中国商人与他们的‘红毛’顾客打交道的语言工具书”。该小册子共16页，所收词汇不到400个，分成四类目编排，分别是数目类、人与物类、会话用语类，以及食物名称类。至于编纂形式，卫三畏没有明确说明，但他指出该小册子很有可能与同时介绍的另外一本《澳门番语杂字丛钞》出自同一编者，循例是“（中文）词汇分栏纵向排列，紧接其下用小号汉字注出发音”，同时他还列举了包括两（Tael/te）、夹克（Jacket/tik-ka）、一样（Alike/a-loo-sum）、换过（To exchange/cheen-che）等28个词汇及注音。[11]

其实卫三畏在发现《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之前，1836年时他就在讨论广东英语的起源与应用的文章中，介绍过一种当时在广东很常见的英语词汇书手抄本，也是用中文标注英语发音。[12]他还表示见过一种收录有近3000词汇、短语量的英语词语集手抄本，堪称“规模相当可观”。[13]

此外，1876年，美国人查理斯·李兰德（Charles G. Leland, 1824—1903）在伦敦出版的《洋泾浜英语歌谣集》（Pidgin-English Sing-Song）中也介绍过一种名为《红毛番话》（A Vocabulary of Words in Use among the Red-Haired People）的小册子，共有12或15页。与亨特介绍的《鬼话》相比，李兰德对这本《红毛番话》封面的描述也相当详细：首先是一个红毛番人的全身肖像；其次，身上的礼服是英国格鲁尼亚时期（Georgian period, 1714-1830）的风格；下身着半截裤与长袜；佩戴手杖与剑。李兰德从未到过中国，他的这些描述应该是来自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岳父的转述。[14]

上述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集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亨特介绍的《鬼话》；二是硕特、卫三畏、李兰德等人介绍的“红毛番话”刻本；还有一种是卫三畏介绍的词汇量较大的手抄本英语词语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出现英文词汇。这些早期供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读本，今天基本上都已无缘得见。很多研究者都将亨特介绍的《鬼话》与卫三畏介绍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估计为同一种小册子，[15]但从编纂内容和形式上看二者还是有些微差异，因此尚无法判断是否是同一种读本。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仅是只言片语，实际讨论“红毛番话”的出版、流通、使用、演化，以及所反映的广东英语的特征等问题，必须借助这类“红毛番话”的原本进行具体分析。

二、从《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到《红毛番话贸易须知》：“红毛番话”六种版本的演化轨迹

前文已经指出，包括笔者在新西兰达尼丁新近发现的五桂堂藏版《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在内，共有6种“红毛番话”版本的英语词汇集存世，尽管它们无论是在内容还是编纂形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均未标注出版年代和编著者，但从不同刊刻书肆造成的各自些微特点，依旧可以窥见此类“红毛番话”的流布年代，以及英国人形象在晚清中国的变迁轨迹和广东英语发展演变的某些片段。

关于这一点，笔者首先对6种版本“红毛番话”的异同做一具体的比较说明。

（一）、《红毛买卖通用鬼话》（荣德堂本）

该小册子封面右半部竖题“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左半部绘一西洋人头戴三角帽（影印本效果无法判断三角帽帽檐的纹饰情况），身着无领长外衣阿比（Habit），门襟和袖口有扣子装饰，下摆外张，露出门襟有装饰的贝斯特（Waistcoat），下身穿宽松式半截裤克尤罗特（Culotte），膝盖以下被合身长袜套住。[16]西洋人右手持手杖，左手扶握剑鞘。人物像左下角有“荣德堂”字样。全书正文8叶16页，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按顺序分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4类，每门各收词条数93个，除每门首页收录21个单词外，其他页每页单词24个，一共收录372个英汉对译词汇。[17]可以看出，“荣德堂本”和上文卫三畏介绍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的大致相似，甚至卫三畏列举的28个词汇，除了jacket/tik-ka一词外，其他27个全部都能在“荣德堂本”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词汇。即便这细微的差别也无法将二者判定为同一本词汇书，但基本可以判断该小册子应该也是19世纪30年代的产物。

（二）、《红毛通用番话》（成德堂本）

周振鹤先生对此版本做过详细的索解工作。[18]除了封面竖题“红毛通用番话”，人物肖像左下角标注“成德堂”，刻本的字体稍有变化，以及将“荣德堂本”中的“卖/些”改为“卖/些淋”等这些细微的差别外，无论是封面人物（三角帽有清晰的花纹装饰），还是页面版式（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页数（16页）、所收词条数（372个）、每页单词数目（21/24）、词条分类及数目等（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4类，每门词条数均为93个），该小册子与“荣德堂本”别无二致。[19]

（三）、《红毛通用番话》（璧经堂本）

这一版学者利用的最多。Kingsley Bolton还原出至少370个对应的英文原词，吴义雄、周振鹤、邹振环、黄兴涛诸先生也都对此版本有过利用和讨论。[20]尽管在编纂内容与页面版式等诸方面，该版与“荣德堂本”和“成德堂本”依旧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差别也比较易见，如封面左下角竖题“璧经堂”三字上，横写小号字“省城”二字，首页第一排下竖刻有“省城璧经堂梓”，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误刻与漏刻，如将“十九/坭颠”误为“廿九/坭颠”，“精致/痕甚”误为“精/致痕甚”，“铺/哮士”错为“八铺”。[21]根据Kingsley Bolton的考证，“璧经堂本”刊刻于1835年，372个具有广东英语特征的英语词条中，除大部分来源于英语以外，还有“一尺/温布”、“一丈/颠哥步”、“公道/贡仙士”、“算数/干打”等22个来源于葡萄牙语，“柑/丫臂先”、“鸭/莺架”、“火腿/圣加”、“牛奶油/士孖以”、“烟筒/卑罢”等5个来自瑞典语，以及“蕉/臂生”和“竹笋/嘛母”2个分别来自马来语和印度语的词汇。

（四）、《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富桂堂本）

内田先生收录的此本影印本为残本，仅有5叶半，11页，应为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不完整之故。所收录词条到言语通用门的“一句/温忽”为止，共有词条数207个，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词条数依旧是各93个。此版本最明显的差别体现在封面的人物肖像上：西洋人头戴筒形礼帽，上唇留有八角胡须，身穿细腰宽摆外套宽裤，足下平底鞋，左手捧书，右手握有手杖。人物像右下角有“富桂堂，只字无讹”字样。[22]

（五）、《红毛 话贸易须知》（以文堂本）

内田先生收录的此本影印本亦不完整，明显漏印二叶上和三叶下两页，而周振鹤先生认为刊刻质量最差、错讹最多的这一版本实际上并非如此不堪。周先生的词汇索解工作做得相当细致，但其在文章中照录的“以文堂本”全文与实际内容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出入。或许是录入或编排的疏忽，诸如“大伙长/涉滅”误为“大伙长/涉减”，“剃头匠/吧罢文”误为“弟头匠/吧罢文”，“鲤鱼/急非士”误为“鳇鱼/急非士”，“鞋扣/酥卜”误为“难扣/酥卜”之类的错误，不一而足[23]。

“以文堂本”与“富桂堂本”的封面人物的造型风格完全一致，但右侧竖题“红毛 话贸易须知”7字，“毛”与“话”之间有空格，似乎是刻意将“番”字隐去。“以文堂本”最明显的变化是编纂内容上。全书正文仅6叶，12页，但每页4个单词为一列，首页刻有“新刻红毛番话 以文堂藏板”字样，且每页单词数目不一，“食物杂用门”除了将“酱油”词条更换为“大虾”外，又在“鞋扣”后增加“猪肉”、“猪肚”、“鹿肉”等23个颇具广东地方特色的词条，因此全书共收录词条395个。[24]

（六）、《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五桂堂本）

“五桂堂本”是笔者在新西兰达尼丁长老会研究中心档案馆翻阅唐愿高（Alexander Don）个人卷宗时偶然所获。[25]唐愿高是何人？“五桂堂本”又是如何进入唐愿高的收藏呢？

1871年前后的新西兰南岛奥塔哥（Otago）地区，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吸引了大批做着淘金梦的华人矿工飘扬过海来此避难以及谋生，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广州番禹、四邑、增城等地的农民。华人矿工的悲惨境遇得到了当地新西兰长老会的同情，自然也成为他们希图传教的对象。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1879年新西兰长老会派出年仅24岁的澳洲矿工的儿子Alexander Don（1857 -1934）到广州学习华人矿工的方言——粤语。[26]这位华人口中的端牧师自1879年11月来到广州，到1881年3月返回新西兰，至少花了10个月的时间专注地学习中国汉字和粤语，[27]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即唐愿高。[28]以粤语标音的“五桂堂本”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进入唐愿高的学习视野的。笔者看到的这本“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在其封面的左上端，确有“Sept. 1880”的铅笔标注，书中以粤语标音的英文对译汉字也多圈注，这与唐愿高逗留广州的时间和学习粤语的经历十分吻合。至于五桂堂则是晚清民初广州著名的书肆之一，创办于光绪年间，从四书五经到木鱼唱本，无所不印。[2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到了晚清光绪年间，广东地区仍有此类广东英语民间读本的流行。

无论封面还是内容，“五桂堂本”与“以文堂本”都基本一致，也是6叶12页395个词条，只有“泔多”、“唔要”、“公道”等少数词条的粤语注音汉字有所不同。

上述6种“红毛番话”刻本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在编纂形式上，“红毛番话”通篇没有出现一个英文单词，而是由汉字与对应的标记英语字音的粤音汉字合构而成。这种标记英语字音的粤语字音，语言学上定义为“英粤对音”。[30]在词条分类上，基本上都分生意书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四类。词条总数从372发展到395个，词条内容完全一样。因此可以基本肯定，目前存世的这6种“红毛番话”刻本是同一种“红毛番话”词汇书的不同版本。

具体而言，“荣德堂本”、“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属于一种类型，代表了早期版本的特征（封面头戴三角帽、手执手杖和剑的西洋人，16页372个词条的内容含量，以及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的页面版式）。前文已经初步判断“荣德堂本”为1830年代左右中国人的“杰作”，而“鬼话”这类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称谓在其他5种刻本中都未再使用，由此可以估计“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应为这6种刻本中最早的一种。根据李兰德对《红毛番话》封面人物肖像特征的具体描写，他笔下的《红毛番话》似乎应是“成徳堂本”或“璧经堂本”《红毛通用番话》中的一种。且“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均收录有硕特注意到的“来/今”这个词汇，因此判断这两种刻本流行的年代应在1830年以后。

而“以文堂本”与“五桂堂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封面头戴礼帽的西洋人，12页395个词条的内容含量，以及每页4个单词为一列的页面版式），是流行于19世纪70、80年代的“新刻红毛番话”，进一步强调贸易的功能与特征。“富桂堂本”残本综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基本特征，呈现出从早期版本到新刻本的过渡形态。

此外，这6种刻本还存在着“英粤对音”中“口”字旁汉字简化的趋势，以及不同刻本间讹误继承或纠正的情况，如下表：

表 1：6种“红毛番话”刻本词汇举隅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上述6种刻本从“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到“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大致的刊刻轨迹。

关于“红毛番话”的封面人物形象，也是判断“红毛番话”流布年代的重要线索，其所呈现的不同的英国人形象，对于我们理解早期中国人如何认知英国与西洋，当不无助益。周振鹤先生敏锐地观察到“荣德堂本”、“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的封面人物，与同在广州刊印的五桂堂本《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封面人像，均是取材于乾隆朝《澳门记略》卷下所附“男番图”中的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男性西洋人形象：服饰以黑毡为帽，檐折为三角；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边缘以锦金银钮联缀；袖属于腕，折叠如朵莲；袴袜用织文束迫；蹑黑革履；人咸佩刀，刀尾曳地；贵者握藤。[32]除了西洋人深目高鼻的面部特征有所润饰外，其他轮廓、姿态等细节都几乎完全一致。[33]（见下图：《澳门记略》“男番图”与《红毛通用番话》、《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封面人物比较图）

结合前文亨特、李兰德对“红毛番话”封面人物形象的描写，三角帽、长外套、半截裤、长袜、方扣足靴、手执手杖或剑，实为西洋服装史上洛可可时期（18世纪）男性西洋人服饰风格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乾隆时代的《职贡图》、《万国来朝图》中也有明显反映。[34]

历史上澳门长期为葡萄牙人盘踞，中国人在与英国人打交道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与葡萄牙人交往的经验，澳门葡语便是中国人在澳门发明、主要用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交流的一种混合语言，教授学习这种澳门葡语的民间教材就是《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之类的读本。“五桂堂本”的《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刊印年代较晚，目前虽无法得知1830年代卫三畏介绍的《澳门番语杂字丛钞》封面呈现的是葡萄牙人究竟是何种形象，至少《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的编撰者选择《澳门记略》中的男番肖像作为葡萄牙人形象符号的做法，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中国人确是把《澳门记略》中的男番等同于葡萄牙人来认知的。

尽管乾隆朝的《职贡图》、《万国来朝图》已经对“英吉利人”、“荷兰人”、“法兰西人”、甚至葡萄牙人在内的“大西洋人”的形象有所区分，代表了这一时期清廷对西洋人形象认知的最高水平，但“荣德堂本”等三种“红毛番话”的封面显示出，至少在民间，中国人对英国人乃至西洋人的认知还是模糊的，仅从西洋服饰外观无法做出精确的区分。就像一开始中国人称荷兰人为“红毛番”，英国人东来后，亦以“红毛番”谓之，久成习惯。而且，《职贡图》、《万国来朝图》此类宫廷绘画深藏宫中，流传范围有限，《澳门纪略》的两位著者却都有着担任澳门地方官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男番图像也许更接近当时在澳门生活的普通西洋人或葡萄牙人的真实情形。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广东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用葡萄牙人的图像以为纪念。

至于“五桂堂本”等3种“红毛番话”封面的西洋人物形象，呈现出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特征，从人物头戴筒形礼帽，手执手杖，细长鞋尖的情形来看，应属于1820年以后西洋人的穿着。封面人物图像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当时中国人认知下的英国人形象与过去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三 简单的结论

以上，笔者将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刻本进行了文本意义上的考证研究，从封面人物服饰、版面样式、词条内容等诸方面，不仅与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类读本进行比对，试图寻找可能的对应关系，还将这6种刻本进行整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呈现出它们之间的翻刻轨迹与传承关系。笔者认为，目前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刻本，与已知材料中描写的“红毛番话”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并不是其原本，而这6种“红毛番话”刻本应该是同一种词汇书的不同版本，且基本上是按照“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成德堂本”《红毛通用番话》、“璧经堂本”《红毛通用番话》、“富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以文堂本”《红毛 话贸易须知》、“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这样的顺序依次翻刻问世的，每一种刻本都不够完善，均有一定的错讹。

“红毛番话”刻本之外，各种抄本也颇为流行。内田先生在大英图书馆还发现一种词汇量虽比马礼逊笔下的刻本减少一多半，但明显大于刻本的55叶《红毛番话》抄本。据周振鹤先生译解，该手抄本共收词汇1407个，与刻本不同之处还在于没有严格的分类，仅有二字言语门、果子门、青菜门这样简单大致的分类。[35]

目前所见的早期英语读本中，通篇不出现英文，仅用汉字和对应的粤音注音汉字表示的特殊编纂形式似乎仅“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所独有，不仅《华英通用杂话》（Robert Thom著，1843年）、《华英通语》（子卿著，1855年左右）、《英话注解》（冯泽夫等著，1860年）、《英语集全》（唐廷枢著，1862年）等这些同一时期各种以粤音、甬音等标音的英语读本所未见，连比它们更早出现的、已初具广东英语特征的乾隆朝官修《口英咭唎国译语》都不曾采用。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保留、丰富了早期英语在华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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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白帝社，2009年，第183-228页。此书系黄兴涛教授所赠，特此申谢。该书收录的“璧经堂本”前后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两处印鉴，笔者赞同周振鹤先生的判断，即应为大英图书馆之物。

[②]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266-274.

[③]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合订本，区宗华等译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④] 有关广东英语的细致研究，详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1882, p.63.原文为On the cover was a drawing of a foreigner in the dress of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three-cornered hat, coat with wide skirts, breeches, and long stockings, shoes with buckles, lace sleeves, and in his hand a cane.

[⑥] \"three-cornered hat, coat with buckles, lace sleeves, and in his hand a cane.\"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Oriental Affairs, 1938, p.38.

[⑦] ﹝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冯树铁等译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⑧] 林树惠先生是亨特一书的最早译者，其摘译本《广州番鬼录》收录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战争》第二部分“战争前英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内，依照的英文原本确为1938年版。（参见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摘译）》，林树惠译，中国史学会主编：《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9-274页。）冯树铁先生译本的校订者之一章文钦先生，便是参考了林先生的译著。（参见陈胜粦：《中译本序言》，﹝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第6页。）

[⑨]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1882, pp. 63-64.

[⑩] 转引自张国刚：《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说略》，《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379、383页；《柏林德意志国立图书馆中国古文献调查记——以战争前的图书及其编目为主》，《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卷），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5-47页。

[11]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 6 (1837, October), pp.276-279.

[12]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9 (1836, Janury), p.432.

[13]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6 (1837, October), p.276.

[14] Charles G. Leland, Pidgin-English Sing-Song, Trübner & Co., Ludgate Hill, 1876, introduction, p.4.

[15] 如吴义雄判断《鬼话》是亨特在“广州期间（1826—1844年）购买的，因此很有可能与卫三畏所介绍的是同一种，但他在介绍时将原书的书名做了简化。”见氏著《“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6页。

[16] 李当歧：《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页。

[17]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广州荣德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83-187页。

[18] 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410页。

[19] 《红毛通用番话》，广州成德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7-201页。

[20]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pp.275-287；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4页；邹振环：《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405-410页；黄兴涛：《<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21] 《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05-209页。

[22] 《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广州富桂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1-194页。

[23] 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广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4] 《红毛 话贸易须知》，广州以文堂刻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该书承赵晓阳教授复制相赠，特此致谢！

[25] Alexander Don, Chinese posters, booklets ect. ND. 3/131. 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 Knox College, Dunedin, N.Z.

[26] 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27]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vol.2,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5, pp.143,169. 唐愿高还是新西兰长老会广州镇村传教团（Canton Villages Mission,1898）的创始人，在中国广州的传教事业颇为成功。无论是在教史还是华侨史领域，学界至今尚未出现对唐愿高本人系统的研究著述。

[28] 也有研究者记作唐原高。在Alexander Don的个人卷宗中，收藏有1886年至1890年间他写给教友的中文书信，落款均为“唐愿高”。现藏于惠灵顿（Wellington）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e Papa，New Zealand）1884年的《乌施仑金山南岛图》（South Island N.Z. Goldfields’ Guide）绘注者之一也注明为“唐愿高”（CA000501/010/0001）。参见http://collections.tepapa.govt.nz/Object/693164。

[29] 梁威：《五桂堂书坊》，《岭南文史》1993年第4期。

[30] 黄耀堃、丁国伟：《<唐字调音英语>与二十世纪初香港粤语的声调》，《方言》2001年第3期。

[31] 词条数及英文原词系笔者标注。

[32] ﹝清﹞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记略》，赵春晨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8-59页、第122页。该书系以乾隆初刊本为底本，校以嘉庆、光绪诸本，被学界公认为“最实用”之版本。

[33] 有意思的是，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澳门纪略》所附“男番图”中西洋人的面部特征，反而更接近后二者。

[34] 参见赖毓芝：《构筑理想帝国——<职贡图>与<万国来朝图>的制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

[35] 该抄本影印本收录在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45-273页。相关研究参见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抄本译解》，《暨南史学》2005年第4辑。

英语在华早期传播，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它不仅是明清以来中西语言接触问题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整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极具基础性的内容。以洋泾浜英语，特别是早期洋泾浜英语——广东英语的研究为例，内田庆士、Kingsley Bolton、周振鹤、吴义雄、邹振环、黄兴涛等海内外学者，都对反映广东英语特征的“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有所利用和介绍。内田先生甚至将其搜寻的5种“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集（即大英图书馆所藏“成德堂本”、“璧经堂本”，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荣德堂本”、“富桂堂本”，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所藏“以文堂本”）以资料集的形式影印出版，[①] Kingsley Bolton的著作也附录有大英图书馆所藏“璧经堂本”原本的影印全文，[②]使得研究者得以窥见这些早期英语词汇书的真容。缘此，存世的以“红毛番话”命名的早期英语词汇书刻本，学界基本判定为上述5种。本文拟以笔者在位于新西兰达尼丁市的新西兰长老会研究中心档案馆（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 Knox College, Dunedin, New Zealand）新发现之五桂堂版《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为切入点，对这6种“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读物进行整体性考析，进而以此透视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以及早期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历史图景。

一、从“鬼话”到“番话”：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

明清以降，虽然封建王朝施行闭关政策，厉行海禁，西方天主教、教新教传教士仍寻求各种可能相继来华传教，与此同时，随着中外通商贸易的迅速发展，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英、法等国的商人也先后来到中国的广州等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来华西人在传教与经商的过程中，开始了与中国人的接触与交流。从1637年第一艘英国商船来到广州，到17世纪中叶英国逐渐取得海上霸权，英语凭借权力优势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和外交的优势语言。传教方面，自1807年英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来到广州之后，英语亦逐渐取代拉丁文成为主流，而此时广州作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的标签已经维持了整整半个世纪。上述种种情形构成了广东英语（Canton English）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据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在其名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的记载，广东英语作为中英商贸的通用语言大约诞生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正式设立商馆的1715年。[③] 此后，整个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战争前，广东英语在一个多世纪的中外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构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语言基础。[④]“红毛番话”便是教授学习这种广东英语的民间读物。

资料显示，最早留意到这类“红毛番话”词汇书并加以介绍和讨论的是来华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过中文的美国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1812—1891），19世纪20-40年代在广州做生意期间，曾在商馆附近的书肆购得一本名叫《鬼话》（Devils’ Talk）的小册子。他对此本小册子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至于1882年在著述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广州“番鬼”录》）时，还特别着墨介绍了小册子的封面，即画着一个身穿18世纪中叶服装的外国人——头戴三角帽，身穿宽下摆外套，马裤长袜，蕾丝褶皱袖饰，带扣足靴，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⑤] 亨特的《广州“番鬼”录》是研究早期中外关系史的重要参考著作，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特别是其汉译本内容经常为国内研究者征引。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番鬼”录》英文本自1882年初版后，相继于1911年和1938年进行过再版。然而笔者参看英文版原文时发现，在描述《鬼话》小册子的封面时，1938年版的文字比1882年初版以及1911年版有所删减，[⑥]而被学者经常征引的“戴着三角帽，外配以有扣形装饰的大衣，手上拿着一根手杖”[⑦]的冯树铁先生的译文，应该依据的是1938年版。[⑧]上述有关《鬼话》封面细节描写的差异虽然看似无足轻重，实则却是反映早期中国人眼中英国人形象的重要线索。此外，根据亨特对《鬼话》内容所做的简略介绍，可以看出，该小册子在编纂形式上，是由粤语注音汉字与用汉字注出的英文发音合构而成；在编排顺序上，至少有单音字、双音节词和短句的分类。[⑨]

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在好友德国新教传教士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 1831年来华）的协助下，于广州等地大量搜购满汉书籍，带回德国的图书中就包括一本名为《红毛（番）话》的小册子。1840年德国汉学创始人硕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对这批新图书进行清单并编目时，将其收录在《御书房满汉书广录》的“语言、文字与古礼”类中，并解释道：“这是一本交际用的英文词汇表。其英文单词不是用字母拼写，而是汉字注音，使用的是粤语方言。如英文come注音‘金’，因为‘金’在粤语里读kom，而不是像官话那样读kim。”[⑩]

1837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1833年来华）重点介绍了一本刊刻于佛山、且无编者署名的英语小册子，名为Hungmaou mae mae tung yung kwei hwa，即《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是“帮助中国商人与他们的‘红毛’顾客打交道的语言工具书”。该小册子共16页，所收词汇不到400个，分成四类目编排，分别是数目类、人与物类、会话用语类，以及食物名称类。至于编纂形式，卫三畏没有明确说明，但他指出该小册子很有可能与同时介绍的另外一本《澳门番语杂字丛钞》出自同一编者，循例是“（中文）词汇分栏纵向排列，紧接其下用小号汉字注出发音”，同时他还列举了包括两（Tael/te）、夹克（Jacket/tik-ka）、一样（Alike/a-loo-sum）、换过（To exchange/cheen-che）等28个词汇及注音。[11]

其实卫三畏在发现《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之前，1836年时他就在讨论广东英语的起源与应用的文章中，介绍过一种当时在广东很常见的英语词汇书手抄本，也是用中文标注英语发音。[12]他还表示见过一种收录有近3000词汇、短语量的英语词语集手抄本，堪称“规模相当可观”。[13]

此外，1876年，美国人查理斯·李兰德（Charles G. Leland, 1824—1903）在伦敦出版的《洋泾浜英语歌谣集》（Pidgin-English Sing-Song）中也介绍过一种名为《红毛番话》（A Vocabulary of Words in Use among the Red-Haired People）的小册子，共有12或15页。与亨特介绍的《鬼话》相比，李兰德对这本《红毛番话》封面的描述也相当详细：首先是一个红毛番人的全身肖像；其次，身上的礼服是英国格鲁尼亚时期（Georgian period, 1714-1830）的风格；下身着半截裤与长袜；佩戴手杖与剑。李兰德从未到过中国，他的这些描述应该是来自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岳父的转述。[14]

上述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集基本上有三种类型：一是亨特介绍的《鬼话》；二是硕特、卫三畏、李兰德等人介绍的“红毛番话”刻本；还有一种是卫三畏介绍的词汇量较大的手抄本英语词语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出现英文词汇。这些早期供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读本，今天基本上都已无缘得见。很多研究者都将亨特介绍的《鬼话》与卫三畏介绍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估计为同一种小册子，[15]但从编纂内容和形式上看二者还是有些微差异，因此尚无法判断是否是同一种读本。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仅是只言片语，实际讨论“红毛番话”的出版、流通、使用、演化，以及所反映的广东英语的特征等问题，必须借助这类“红毛番话”的原本进行具体分析。

二、从《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到《红毛番话贸易须知》：“红毛番话”六种版本的演化轨迹

前文已经指出，包括笔者在新西兰达尼丁新近发现的五桂堂藏版《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在内，共有6种“红毛番话”版本的英语词汇集存世，尽管它们无论是在内容还是编纂形式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且均未标注出版年代和编著者，但从不同刊刻书肆造成的各自些微特点，依旧可以窥见此类“红毛番话”的流布年代，以及英国人形象在晚清中国的变迁轨迹和广东英语发展演变的某些片段。

关于这一点，笔者首先对6种版本“红毛番话”的异同做一具体的比较说明。

（一）、《红毛买卖通用鬼话》（荣德堂本）

该小册子封面右半部竖题“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左半部绘一西洋人头戴三角帽（影印本效果无法判断三角帽帽檐的纹饰情况），身着无领长外衣阿比（Habit），门襟和袖口有扣子装饰，下摆外张，露出门襟有装饰的贝斯特（Waistcoat），下身穿宽松式半截裤克尤罗特（Culotte），膝盖以下被合身长袜套住。[16]西洋人右手持手杖，左手扶握剑鞘。人物像左下角有“荣德堂”字样。全书正文8叶16页，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按顺序分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4类，每门各收词条数93个，除每门首页收录21个单词外，其他页每页单词24个，一共收录372个英汉对译词汇。[17]可以看出，“荣德堂本”和上文卫三畏介绍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的大致相似，甚至卫三畏列举的28个词汇，除了jacket/tik-ka一词外，其他27个全部都能在“荣德堂本”中找到一一对应的词汇。即便这细微的差别也无法将二者判定为同一本词汇书，但基本可以判断该小册子应该也是19世纪30年代的产物。

（二）、《红毛通用番话》（成德堂本）

周振鹤先生对此版本做过详细的索解工作。[18]除了封面竖题“红毛通用番话”，人物肖像左下角标注“成德堂”，刻本的字体稍有变化，以及将“荣德堂本”中的“卖/些”改为“卖/些淋”等这些细微的差别外，无论是封面人物（三角帽有清晰的花纹装饰），还是页面版式（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页数（16页）、所收词条数（372个）、每页单词数目（21/24）、词条分类及数目等（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和食物杂用门4类，每门词条数均为93个），该小册子与“荣德堂本”别无二致。[19]

（三）、《红毛通用番话》（璧经堂本）

这一版学者利用的最多。Kingsley Bolton还原出至少370个对应的英文原词，吴义雄、周振鹤、邹振环、黄兴涛诸先生也都对此版本有过利用和讨论。[20]尽管在编纂内容与页面版式等诸方面，该版与“荣德堂本”和“成德堂本”依旧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差别也比较易见，如封面左下角竖题“璧经堂”三字上，横写小号字“省城”二字，首页第一排下竖刻有“省城璧经堂梓”，甚至还存在着明显的误刻与漏刻，如将“十九/坭颠”误为“廿九/坭颠”，“精致/痕甚”误为“精/致痕甚”，“铺/哮士”错为“八铺”。[21]根据Kingsley Bolton的考证，“璧经堂本”刊刻于1835年，372个具有广东英语特征的英语词条中，除大部分来源于英语以外，还有“一尺/温布”、“一丈/颠哥步”、“公道/贡仙士”、“算数/干打”等22个来源于葡萄牙语，“柑/丫臂先”、“鸭/莺架”、“火腿/圣加”、“牛奶油/士孖以”、“烟筒/卑罢”等5个来自瑞典语，以及“蕉/臂生”和“竹笋/嘛母”2个分别来自马来语和印度语的词汇。

（四）、《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富桂堂本）

内田先生收录的此本影印本为残本，仅有5叶半，11页，应为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不完整之故。所收录词条到言语通用门的“一句/温忽”为止，共有词条数207个，生意数目门、人物俗语门词条数依旧是各93个。此版本最明显的差别体现在封面的人物肖像上：西洋人头戴筒形礼帽，上唇留有八角胡须，身穿细腰宽摆外套宽裤，足下平底鞋，左手捧书，右手握有手杖。人物像右下角有“富桂堂，只字无讹”字样。[22]

（五）、《红毛 话贸易须知》（以文堂本）

内田先生收录的此本影印本亦不完整，明显漏印二叶上和三叶下两页，而周振鹤先生认为刊刻质量最差、错讹最多的这一版本实际上并非如此不堪。周先生的词汇索解工作做得相当细致，但其在文章中照录的“以文堂本”全文与实际内容实际上有着很大的出入。或许是录入或编排的疏忽，诸如“大伙长/涉滅”误为“大伙长/涉减”，“剃头匠/吧罢文”误为“弟头匠/吧罢文”，“鲤鱼/急非士”误为“鳇鱼/急非士”，“鞋扣/酥卜”误为“难扣/酥卜”之类的错误，不一而足[23]。

“以文堂本”与“富桂堂本”的封面人物的造型风格完全一致，但右侧竖题“红毛 话贸易须知”7字，“毛”与“话”之间有空格，似乎是刻意将“番”字隐去。“以文堂本”最明显的变化是编纂内容上。全书正文仅6叶，12页，但每页4个单词为一列，首页刻有“新刻红毛番话 以文堂藏板”字样，且每页单词数目不一，“食物杂用门”除了将“酱油”词条更换为“大虾”外，又在“鞋扣”后增加“猪肉”、“猪肚”、“鹿肉”等23个颇具广东地方特色的词条，因此全书共收录词条395个。[24]

（六）、《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五桂堂本）

“五桂堂本”是笔者在新西兰达尼丁长老会研究中心档案馆翻阅唐愿高（Alexander Don）个人卷宗时偶然所获。[25]唐愿高是何人？“五桂堂本”又是如何进入唐愿高的收藏呢？

1871年前后的新西兰南岛奥塔哥（Otago）地区，因为丰富的金矿资源，吸引了大批做着淘金梦的华人矿工飘扬过海来此避难以及谋生，他们大部分是来自广州番禹、四邑、增城等地的农民。华人矿工的悲惨境遇得到了当地新西兰长老会的同情，自然也成为他们希图传教的对象。为了消除语言上的障碍，1879年新西兰长老会派出年仅24岁的澳洲矿工的儿子Alexander Don（1857 -1934）到广州学习华人矿工的方言——粤语。[26]这位华人口中的端牧师自1879年11月来到广州，到1881年3月返回新西兰，至少花了10个月的时间专注地学习中国汉字和粤语，[27]他还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即唐愿高。[28]以粤语标音的“五桂堂本”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时期进入唐愿高的学习视野的。笔者看到的这本“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在其封面的左上端，确有“Sept. 1880”的铅笔标注，书中以粤语标音的英文对译汉字也多圈注，这与唐愿高逗留广州的时间和学习粤语的经历十分吻合。至于五桂堂则是晚清民初广州著名的书肆之一，创办于光绪年间，从四书五经到木鱼唱本，无所不印。[29]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至少到了晚清光绪年间，广东地区仍有此类广东英语民间读本的流行。

无论封面还是内容，“五桂堂本”与“以文堂本”都基本一致，也是6叶12页395个词条，只有“泔多”、“唔要”、“公道”等少数词条的粤语注音汉字有所不同。

上述6种“红毛番话”刻本具有极高的相似性。在编纂形式上，“红毛番话”通篇没有出现一个英文单词，而是由汉字与对应的标记英语字音的粤音汉字合构而成。这种标记英语字音的粤语字音，语言学上定义为“英粤对音”。[30]在词条分类上，基本上都分生意书目门、人物俗语门、言语通用门、食物杂用门四类。词条总数从372发展到395个，词条内容完全一样。因此可以基本肯定，目前存世的这6种“红毛番话”刻本是同一种“红毛番话”词汇书的不同版本。

具体而言，“荣德堂本”、“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属于一种类型，代表了早期版本的特征（封面头戴三角帽、手执手杖和剑的西洋人，16页372个词条的内容含量，以及每页3个单词为一列的页面版式）。前文已经初步判断“荣德堂本”为1830年代左右中国人的“杰作”，而“鬼话”这类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称谓在其他5种刻本中都未再使用，由此可以估计“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应为这6种刻本中最早的一种。根据李兰德对《红毛番话》封面人物肖像特征的具体描写，他笔下的《红毛番话》似乎应是“成徳堂本”或“璧经堂本”《红毛通用番话》中的一种。且“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均收录有硕特注意到的“来/今”这个词汇，因此判断这两种刻本流行的年代应在1830年以后。

而“以文堂本”与“五桂堂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封面头戴礼帽的西洋人，12页395个词条的内容含量，以及每页4个单词为一列的页面版式），是流行于19世纪70、80年代的“新刻红毛番话”，进一步强调贸易的功能与特征。“富桂堂本”残本综合了上述两种类型的基本特征，呈现出从早期版本到新刻本的过渡形态。

此外，这6种刻本还存在着“英粤对音”中“口”字旁汉字简化的趋势，以及不同刻本间讹误继承或纠正的情况，如下表：

表 1：6种“红毛番话”刻本词汇举隅

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演出上述6种刻本从“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到“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大致的刊刻轨迹。

关于“红毛番话”的封面人物形象，也是判断“红毛番话”流布年代的重要线索，其所呈现的不同的英国人形象，对于我们理解早期中国人如何认知英国与西洋，当不无助益。周振鹤先生敏锐地观察到“荣德堂本”、“成徳堂本”与“璧经堂本”的封面人物，与同在广州刊印的五桂堂本《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封面人像，均是取材于乾隆朝《澳门记略》卷下所附“男番图”中的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的男性西洋人形象：服饰以黑毡为帽，檐折为三角；衣之制，上不过腹，下不过膝，边缘以锦金银钮联缀；袖属于腕，折叠如朵莲；袴袜用织文束迫；蹑黑革履；人咸佩刀，刀尾曳地；贵者握藤。[32]除了西洋人深目高鼻的面部特征有所润饰外，其他轮廓、姿态等细节都几乎完全一致。[33]（见下图：《澳门记略》“男番图”与《红毛通用番话》、《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封面人物比较图）

结合前文亨特、李兰德对“红毛番话”封面人物形象的描写，三角帽、长外套、半截裤、长袜、方扣足靴、手执手杖或剑，实为西洋服装史上洛可可时期（18世纪）男性西洋人服饰风格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在乾隆时代的《职贡图》、《万国来朝图》中也有明显反映。[34]

历史上澳门长期为葡萄牙人盘踞，中国人在与英国人打交道之前，就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与葡萄牙人交往的经验，澳门葡语便是中国人在澳门发明、主要用于中国人与葡萄牙人交流的一种混合语言，教授学习这种澳门葡语的民间教材就是《澳门番语杂字全本》之类的读本。“五桂堂本”的《澳门番语杂字全本》刊印年代较晚，目前虽无法得知1830年代卫三畏介绍的《澳门番语杂字丛钞》封面呈现的是葡萄牙人究竟是何种形象，至少《澳门番语杂字全本》的编撰者选择《澳门记略》中的男番肖像作为葡萄牙人形象符号的做法，也是顺理成章的。当时的中国人确是把《澳门记略》中的男番等同于葡萄牙人来认知的。

尽管乾隆朝的《职贡图》、《万国来朝图》已经对“英吉利人”、“荷兰人”、“法兰西人”、甚至葡萄牙人在内的“大西洋人”的形象有所区分，代表了这一时期清廷对西洋人形象认知的最高水平，但“荣德堂本”等三种“红毛番话”的封面显示出，至少在民间，中国人对英国人乃至西洋人的认知还是模糊的，仅从西洋服饰外观无法做出精确的区分。就像一开始中国人称荷兰人为“红毛番”，英国人东来后，亦以“红毛番”谓之，久成习惯。而且，《职贡图》、《万国来朝图》此类宫廷绘画深藏宫中，流传范围有限，《澳门纪略》的两位著者却都有着担任澳门地方官的经历，他们笔下的男番图像也许更接近当时在澳门生活的普通西洋人或葡萄牙人的真实情形。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广东英语起源于澳门葡语，用葡萄牙人的图像以为纪念。

至于“五桂堂本”等3种“红毛番话”封面的西洋人物形象，呈现出的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特征，从人物头戴筒形礼帽，手执手杖，细长鞋尖的情形来看，应属于1820年以后西洋人的穿着。封面人物图像的更迭，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当时中国人认知下的英国人形象与过去已经发生明显转变。

三 简单的结论

以上，笔者将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刻本进行了文本意义上的考证研究，从封面人物服饰、版面样式、词条内容等诸方面，不仅与早期来华西人笔下的“红毛番话”类读本进行比对，试图寻找可能的对应关系，还将这6种刻本进行整体上的比较分析，以期呈现出它们之间的翻刻轨迹与传承关系。笔者认为，目前存世的6种“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刻本，与已知材料中描写的“红毛番话”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性，但并不是其原本，而这6种“红毛番话”刻本应该是同一种词汇书的不同版本，且基本上是按照“荣德堂本”《红毛买卖通用鬼话》、“成德堂本”《红毛通用番话》、“璧经堂本”《红毛通用番话》、“富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以文堂本”《红毛 话贸易须知》、“五桂堂本”《红毛番话贸易须知》这样的顺序依次翻刻问世的，每一种刻本都不够完善，均有一定的错讹。

“红毛番话”刻本之外，各种抄本也颇为流行。内田先生在大英图书馆还发现一种词汇量虽比马礼逊笔下的刻本减少一多半，但明显大于刻本的55叶《红毛番话》抄本。据周振鹤先生译解，该手抄本共收词汇1407个，与刻本不同之处还在于没有严格的分类，仅有二字言语门、果子门、青菜门这样简单大致的分类。[35]

目前所见的早期英语读本中，通篇不出现英文，仅用汉字和对应的粤音注音汉字表示的特殊编纂形式似乎仅“红毛番话”类英语词汇书所独有，不仅《华英通用杂话》（Robert Thom著，1843年）、《华英通语》（子卿著，1855年左右）、《英话注解》（冯泽夫等著，1860年）、《英语集全》（唐廷枢著，1862年）等这些同一时期各种以粤音、甬音等标音的英语读本所未见，连比它们更早出现的、已初具广东英语特征的乾隆朝官修《口英咭唎国译语》都不曾采用。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保留、丰富了早期英语在华传播过程中的某些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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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白帝社，2009年，第183-228页。此书系黄兴涛教授所赠，特此申谢。该书收录的“璧经堂本”前后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两处印鉴，笔者赞同周振鹤先生的判断，即应为大英图书馆之物。

[②]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p.266-274.

[③] ﹝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2卷合订本，区宗华等译校，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6页。

[④] 有关广东英语的细致研究，详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⑤]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1882, p.63.原文为On the cover was a drawing of a foreigner in the dress of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three-cornered hat, coat with wide skirts, breeches, and long stockings, shoes with buckles, lace sleeves, and in his hand a cane.

[⑥] \"three-cornered hat, coat with buckles, lace sleeves, and in his hand a cane.\"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Oriental Affairs, 1938, p.38.

[⑦] ﹝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1825-1844——缔约前“番鬼”在广州的情形》，冯树铁等译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页。

[⑧] 林树惠先生是亨特一书的最早译者，其摘译本《广州番鬼录》收录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战争》第二部分“战争前英美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内，依照的英文原本确为1938年版。（参见威廉·亨特《广州番鬼录（摘译）》，林树惠译，中国史学会主编：《战争》（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249-274页。）冯树铁先生译本的校订者之一章文钦先生，便是参考了林先生的译著。（参见陈胜粦：《中译本序言》，﹝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第6页。）

[⑨] William C. Hunter, The ‘Fan Kwae’ at Canton before Treaty Days, 1825-1844, Kegan Paul, 1882, pp. 63-64.

[⑩] 转引自张国刚：《柏林国立图书馆“汉学书库”说略》，《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2000年，第379、383页；《柏林德意志国立图书馆中国古文献调查记——以战争前的图书及其编目为主》，《中国古典文献学》（第二卷），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45-47页。

[11]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 6 (1837, October), pp.276-279.

[12] \"Jargon spoken at Canton\",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No.9 (1836, Janury), p.432.

[13] \"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miscellaneous words used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of Macao, those words of the devilish language of the red-bristled people commonly used in buying and selling\",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No.6 (1837, October), p.276.

[14] Charles G. Leland, Pidgin-English Sing-Song, Trübner & Co., Ludgate Hill, 1876, introduction, p.4.

[15] 如吴义雄判断《鬼话》是亨特在“广州期间（1826—1844年）购买的，因此很有可能与卫三畏所介绍的是同一种，但他在介绍时将原书的书名做了简化。”见氏著《“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6页。

[16] 李当歧：《西洋服装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09-212页。

[17] 《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广州荣德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83-187页。

[18] 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405-410页。

[19] 《红毛通用番话》，广州成德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7-201页。

[20] Kingsley Bolton, Chinese Englishes: A Sociolinguistic History, pp.275-287；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84页；邹振环：《19世纪早期广州版商贸英语读本的编刊及其影响》，《学术研究》2006年第8期；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通用番话>诠释》，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第405-410页；黄兴涛：《<口英咭唎国译语>的编撰与“西洋馆”问题》，《江海学刊》2010年第1期。

[21] 《红毛通用番话》，广州璧经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05-209页。

[22] 《红毛番话贸易须知》，广州富桂堂刻本。见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191-194页。

[23] 周振鹤：《<红毛番话>索解》，《广会科学》1998年第4期。

[24] 《红毛 话贸易须知》，广州以文堂刻本。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该书承赵晓阳教授复制相赠，特此致谢！

[25] Alexander Don, Chinese posters, booklets ect. ND. 3/131. Presbyterian Archives Research Centre, Knox College, Dunedin, N.Z.

[26] 杨汤城口述、丁身尊整理：《新西兰华侨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27] James Ng，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vol.2,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5, pp.143,169. 唐愿高还是新西兰长老会广州镇村传教团（Canton Villages Mission,1898）的创始人，在中国广州的传教事业颇为成功。无论是在教史还是华侨史领域，学界至今尚未出现对唐愿高本人系统的研究著述。

[28] 也有研究者记作唐原高。在Alexander Don的个人卷宗中，收藏有1886年至1890年间他写给教友的中文书信，落款均为“唐愿高”。现藏于惠灵顿（Wellington）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e Papa，New Zealand）1884年的《乌施仑金山南岛图》（South Island N.Z. Goldfields’ Guide）绘注者之一也注明为“唐愿高”（CA000501/010/0001）。参见http://collections.tepapa.govt.nz/Object/693164。

[29] 梁威：《五桂堂书坊》，《岭南文史》1993年第4期。

[30] 黄耀堃、丁国伟：《<唐字调音英语>与二十世纪初香港粤语的声调》，《方言》2001年第3期。

[31] 词条数及英文原词系笔者标注。

[32] ﹝清﹞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记略》，赵春晨点校，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58-59页、第122页。该书系以乾隆初刊本为底本，校以嘉庆、光绪诸本，被学界公认为“最实用”之版本。

[33] 有意思的是，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的《澳门纪略》所附“男番图”中西洋人的面部特征，反而更接近后二者。

[34] 参见赖毓芝：《构筑理想帝国——<职贡图>与<万国来朝图>的制作》，《紫禁城》2014年第10期。

[35] 该抄本影印本收录在內田慶市、沈国威：《言語接触とピジン―19世紀の東アジア（研究と復刻資料）》，第245-273页。相关研究参见周振鹤：《大英图书馆所藏<红毛番话>抄本译解》，《暨南史学》2005年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