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的意思(繁的意思)

我喜欢和靠谱的人相处

生活中，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高度评价一个人，你会用哪个词？

是聪明？是勤奋？还是大方？

但慢慢地，越来越多人用“靠谱”来表示对一个人的高度夸奖认可。每个人都喜欢靠谱的人相处、共事。

非常同意。

特别认同股神巴菲特说过的一句话：“靠谱，是比聪明更重要的品质。”

与靠谱的人相处，踏实又安心；与不靠谱的人交往，是对时间、生命的极大浪费。

那怎样的人算“靠谱”呢？

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说话真诚，做事有度，心怀他人。

说话真诚

语言学家王力曾说：“泼妇骂街往往口若悬河，走江湖卖膏药的人，更能口若悬河，然而我们并不承认他们会说话。”

说话是最容易的事，随便张嘴就可以。

说话也是最难的事。

因为一句能让人信服的话，并不在于语势滔滔不绝，辞藻华丽，而更在于是否言之有物，是否真诚。

诗人晏殊，便是以说话真诚著称于世。

据说参加科举殿试时，晏殊看过试题后说:“陛下,十天以前我已经做过这个题目了，草稿还在，请陛下另外出个题目吧。”

真宗见晏殊如此真诚，感到他很可信，便赐予他“同进士出身”。

任职期间，每逢假日，京城的大小官员常外游结伴取乐。

晏殊因为囊中拮据，便只好在家里读书习文。

后来，真宗点名要晏殊担任辅佐太子的官职，许多大臣不解。

真宗说:“群臣经常出门游玩饮宴，唯有晏殊闭门读书，如此自重谨慎，正是东宫官的合适人选。”

然而晏殊谢恩后，却说:“其实我也是个喜欢玩乐的人，奈何囊中羞涩。如果我有钱，想必也整天玩乐吧。”

也因为这些事，使晏殊在君臣面前树立起了信誉，大伙也更加信服他了。

有句古诗说的好：“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与人交流时，常怀一颗真诚的心，怎能不让人心生信赖呢？

相反，胡言乱语、谎话连篇的人，只能让人心生恶感，让人背弃。

就像耳熟能详的寓言“狼来了”中，那个谎话连篇的放羊娃一样，最后自食恶果。

孔子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意思就是：靠谱的人，说话谨慎，行动敏捷。

诺不轻许，言必有物，态度真诚，这才是一个靠谱的人，言谈间应有的修养。

做事有分寸

《孟子》中提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靠谱的人，往往心中有度，讲究分寸。

知道何事该做不该做，知道何物该拿不该拿，不会为了一时贪欲，失了本心。

曾国藩建立的湘军，以善战闻名。

作为湘军的灵魂人物，他领军剿灭太平军时，立下赫赫战功，湘军在百姓心中的威望日盛，清廷当权者心中不禁心生忌惮。

为解除朝廷疑心，曾国藩主动减兵削权，消除了朝廷上下那些说他拥兵自重的流言。

此举，让他迅速获得了朝廷信任，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拯救了自己。

古人常说：过犹不及。

一个靠谱的人，做事势必有准。进退有度，为人有所分寸。

《三国演义》中，谋士许攸就是个反例。

年轻时与曹操为友，后来成为袁绍的谋士，多次为袁绍出谋划策，力主攻打曹操。

后来却又因家人犯法而叛投曹操。更建议曹操偷袭乌巢，结果大获全胜。

大战后，跟随曹操回城，却仗着有功而口出狂言，辱骂曹操，轻视曹军将士，最后亦难免杀身之祸。

许攸诚然有功，却是逾越了自己身份该有的底线，失了分寸最终引来杀身之祸。

靠谱的人，行事讲究分寸，明理得体。处什么位做什么事，端什么碗吃什么饭。

自然而然地，就会让人心生好感，初见生欢，久处不厌。

心怀他人

有句老话说的好：“人怕交错友，心怕给错人。”

靠谱的人，做人厚道。心中除了自己，更心怀他人。

听说一个寓言故事：

狗和狐狸是好朋友。狗很厚道，吃点亏也不在意；狐狸精明，一有便宜就占。

有一天他们遇到了猎人。

猎人对他们说，“你俩猜拳，赢的可以走，输的就得当我的猎物。”

结果狐狸输了，狗活了下来。

善良的狗哭着说，“说好一起出石头的，我出了剪刀，谁知你出了布。”

靠谱的人，心中厚道。宁愿自己吃亏，宁愿自己不好过，也不让身边人受累。

相反，则是一副终日算计，爱占便宜的人，小到蝇头小利，大到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绝对与靠谱挂不上钩。

生活中，有时候很多小细节，能让人感觉一个人是否有教养、是否靠谱。

走在马路上时，那些会主动走在左边，把更安全的位置让出来的人；

一起乘坐电梯，不管是先出还是后出，都会用手挡在门边，以防门在其他人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关上夹手的人......

这样的人，十分靠谱。

因为心中一定常怀他人，与之相交，永远如沐春风，永远不用担心因为利益出卖你、伤害你。

有媒体做过一项非正式调查，发现95.7%的人身边有不靠谱的朋友。

其中45.2%的受访者表示，遇到这种人，能躲就躲，尽量不再与之相处。

作家王潇也曾经说过：“面子是别人给的，别人会把面子给那些靠谱的人。”

由此可见，一个靠谱的人，往往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

因为靠谱，所以说话真诚；因为靠谱，所以做事有度；因为靠谱，所以心怀他人。

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喜欢和一个靠谱的人相处，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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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翟巧红 | 编辑：张素玲

作者 |净静 ID：cystyle001

插画 |人民网 安然

主播 |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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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言事的繁与简

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发表过一篇著名的讲话，题目叫《反对党八股》。所谓“党八股”，直译是党内行文言事套用历史上的八股文的风气。具体特点，可从指斥的其“八大罪状”中看出，即：

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对党八股的深恶痛绝，已溢于言表。

他说：“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然而，打倒党八股并非一件易事。

之前看过一部纪念诞辰一百周年的电视文献片，有一段纪录画面印象很深。大概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一次中央全会，坐在主席台上，看到一叠稿子，随手翻了翻，感慨地对身边的人说：“稿子越讲越多，都七十多页了。”的确，七十多页的稿子，无论是念下来，还是听下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讲话一向简洁明了的，发此感慨也属自然，其中暗含的批评之意，似也不难体会。

大凡执政办事，行文言事，常有繁简两面。对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明辨和论证，对一些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的研究和阐述，对一些重大决策条例的条分缕析，其繁者必繁，过程是不宜省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多谋”。一旦弄清楚了问题，找到了办法，却是简者宜简，不必绕弯子。只有鲜明、准确，直奔主题，人们才好理解你的意思，事情才有可操作性。

从繁到简，是人们了解情况、提出问题、提炼办法的思维规律。想问题，做决策，遵循了这个规律，就会体现出好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该繁的时候，如果图省事，会导致误判。该简的时候，如果绕来绕去，大话空话太多，会让人一头雾水，不得要领，甚至心生厌烦。

在古代，就有大臣不能简单明确地陈奏意见而挨板子的事情。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向朱元璋奏陈五件事情，洋洋洒洒17000字。朱元璋叫人念给他听，但听至6300多字，知道说的是这些年任用的多是迂腐俗吏，才能之士百无一二。至于要说哪五件事，还没有切入正题。

这一下，朱元璋生气了，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把茹太素召来，当众打了一顿屁股，那时叫“廷杖”。晚上，朱元璋再叫人把茹太素的上书念给他听，耐着性子听到16500多字，才说到具体事情。朱元璋觉得五件事中有四件可行。他感慨地说：“做国君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我所以要征求真切的话，是想它符合实际情况和事实。文字太多，就会使人迷惑。茹太素所说的，只要500字就可以说完了。”

有人说，茹太素挨板子，是因为在奏折中说了些不中听的话，这或许是事实。不过，让一个国家的最高决策者拿出两个晚上来听读一件公文，且只有3%的实际内容，惹其生气也是难免。

从朱元璋的处理结果来看，也还是把茹太素提出的可行的四件事交代下去办理了的。他还根据这个事例，下决心改革文风，制定了公文的格式，“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他亲自写了一个序，叙述了自己阅读茹太素奏文的过程，顺便也做了点自我批评，说自己因为“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最后要求：“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听读文件省下了不少精力。效率也提高了。有人做过统计，说洪武十七年九月，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内，朱元璋收到奏札1660件，他平均每天要看或听两百多件公文。倘若动辄是上万言的奏文，断难如此。

抛开茹太素挨板子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朱元璋要求的行文言事之风，是可取的。大体说来，文风反映作风。喜弄长文言事者，或是因事先疏于周密调查，即省略了应有的“繁”而胸中无数；或是为卖弄才学而不着边际地引经据典；或是担心话说短了别人不明白，啰里啰唆；或是怕直陈意见得罪人、担责任而求四平八稳，讨好四面八方。凡此种种，只好用更多的套话、虚话、空话、大话搪塞行文。反对这样的文风，可谓古今一理。读过《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的人，不难萌生联想，朱元璋之反对茹太素的奏文，事实上也是在反对那时的“党八股”。

与茹太素同为明初文臣的朱升言事，则要高明一些。1356年，朱元璋在集庆（今江苏南京）一带获得了一块立足基地。但那里地狭粮少，且四面受敌。东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有张士诚占领着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今江苏常州）和浙西地区，东北有地主武装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今属江苏），南面有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屯徽州（今安徽歙县），西面有徐寿辉占有池州（今安徽贵池）。

朱元璋处境十分艰难，要成大事，很需要求贤问策。他听部下说有一位叫朱升的老先生很有学问，便去拜访。这老先生只给了他三句话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虽是老粗，却很有悟性，立刻明了自己的战略：加强城防，巩固根据地；发展农耕，积蓄粮草；缩小目标，增强实力。根据朱升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朱元璋的势力果然迅速壮大起来。朱升也备受器重。

仔细想想，朱升若不是对朱元璋的处境和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有过切近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是很难用如此简明的语言提出对策的。因为有了由繁及简的过程，虽只区区九字，却明白地揭示了当时形势发展的规律，抓住了根本问题，也更容易入脑入心，方便实行。这九个字，犹如诸葛亮的《隆中对》，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政治智慧方面的精彩浪花。体会和欣赏这朵浪花，后人也就记住了朱升这个除此之外并无多大建树的历史人物。

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曾两次谈到朱升和他的对策。一次是1953年2月，在南京参观明孝陵时对陪同的陈毅说：朱元璋是一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元璋听了朱升的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再一次是1972年，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明朝建国以前，朱元璋召见一位叫朱升的知识分子，问他在当时形势下应当怎么办。朱升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取得了胜利。还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把朱升的九个字化用为新中国的战略表述方式——“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相信过来人至今都记得这三句话，并且明白其特有的历史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