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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人痴梦 2023-06-25 10:24:14 网友分享

举头望北斗

故宫午门星轨。视觉中国供图

编者按

2020年7月31日,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建成,中国北斗开启了高质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新篇章。北斗,每一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星辰名字,北斗七星信仰,中国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它连接星空与人间,成为中国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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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星是北半球星空中的重要星象,由7颗星组成。《春秋运斗枢》云:“第一天枢,第二(天)旋,第三(天)玑,第四(天)权,第五(天)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因七星排列形状曲折,酷似饮食器具斗勺,且位于北天,“居阴布阳,故称北斗”。其中第一至第四星为“魁”即斗身,第五至第七星为“杓”即斗柄,“合而为斗”。

确定季节、推断月份、导航方向

北斗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北斗七星信仰是中国人最早的星宿信仰之一。

距今一万年前的内蒙古翁牛特旗白庙子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发现有早期北斗七星岩画。距今6500多年前的山东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过刻有北斗星斗形的陶器,用7个圆圈象征七星。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遗址中,发现有蚌壳堆积塑造的三角形与两根人胫骨组成的北斗形象,蚌塑三角形代表斗身,胫骨代表斗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大量拜祭北斗的记载。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漆箱上更有彩绘的北斗天象图。

北斗星成为古人最早的膜拜星宿,与其确定季节、推断月份、导航方向的功能密不可分。

《史记·天官书》有言:“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北斗七星随着不同季节的变换,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其斗柄绕北极星顺时针旋转一周,就是地球公转一年,四季交替一周期。古人便依据七星旋转规律和黄昏时分斗柄指向确定春夏秋冬、厘定二十四节气等时令——这就是我国古代天文历法中经常提到的“斗建”。

据《鹖冠子·环流》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我国最早的历法夏历《夏小正》就是以北斗星为准,确定节侯。葛兆光先生认为,《夏小正》《鹖冠子》等书中皆记载了古人以斗柄建时的方法,说明北斗在古代建时系统中是非常重要的。

在确定四季的基础上,古人把北斗星绕北极星顺时针旋转一周的天空划为十二等分,以天干命名,用“招摇”星即斗柄端处的第七星“摇光”的指向确定月份。“招摇”指向十二天干的寅位为正月,“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

北斗七星是古人观察农时、管理农事的重要依据。《逸周书·周月解》有“(一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阳气亏,草木萌荡”的说法。《尚书·舜典》中有舜即位后“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记载,《史记》对此的解释是“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尚书大传》曰“七政,谓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为政也”,意即舜通过观察北斗七星运行规律,勘定节序,判分寒暑,辨别四季轮换,带领民众安排农业生产等事务。

北斗七星接近北天极,终年常显不隐,在北方夜空中非常容易辨识,由此成为夜间指示方向的重要参照坐标。《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言,“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

掌握人间阳寿,主控世人富贵

因北斗七星能厘定时节、导航方向,古人逐渐赋予其掌管天下众生富贵寿夭命运的神性。古人认为北斗是宇宙的中心,藏布元气,繁衍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随北斗斗柄的指向而变换,北斗在信仰世界中成为造化之枢机,人神之主宰,有回死注生之功,消灾度厄之力,民间由此把北斗称为“延寿司”。

大约汉末三国时期成书的《三辅黄图》中,记有西汉时长安百姓“就北斗星辰求长命”的习俗。东汉桓灵之际,辞赋家赵壹才华横溢,傲视权贵,遭遇党锢之祸被株连,幸得友人解救才免于一死,感叹朋友搭救之情如“收之于斗极,还之于司命,使干皮复含血,枯骨复被肉”。据东晋干宝《搜神记》记载,三国管辂曾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北魏大臣崔浩在父亲病重时,“夜在庭中仰祷斗极,为父请命,求以身代,叩头流血”。明朝《三国演义》小说中,诸葛亮为兴复中原,点七星灯,踏罡步斗,祈禳北斗延寿,也源自北斗主控生死寿数的信仰观念。

在古人的观念中,北斗除掌握人间阳寿,还主控世人富贵。在天枢、天璇等名字外,古人给北斗七星另取了7个别名,“第一曰破军,第二曰武曲,第三曰廉贞,第四曰文曲,第五曰禄存,第六曰巨门,第七曰贪狼”。从七星名称上看,北斗操控着官员仕途上的福禄、将军战场上的胜败等。

七星之中,尤以二星武曲、四星文曲最为百姓津津乐道,人们认为名臣名将多为两星下凡。《水浒传》开篇《引首》言宋仁宗朝“文有文曲,武有武曲”,说的“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二人一文一武辅佐仁宗打造清平之世。

给帝王打上北斗印记

人间最能操控世人富贵命数的,莫过于皇帝。天上星辰万万千千,都随北斗七星围绕北极星旋转,有“众星拱北斗”之说,所以北斗又和帝王有深度关联。

在古人的天文信仰中,北极星为帝星,北斗七星自然为天帝之车。《史记·天官书》有“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的说法,意即北斗星是天帝的座车,由它的转动带动众星运行。《汉书·五行志》曰“北斗,人君象”,可以出号布政,控御四方。故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下令建造专门祭祀北斗的祠庙。

在古代天人感应的政治氛围中,给帝王身上打上北斗神秘印记的做法,既增强了帝王的神圣性与权威性,也给制约皇权留下了很大的操作余地。

古人认为,“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北斗七星的明暗变化,可以作为君主德行好坏的象征、国家治乱兴衰的预示。《白虎通义·封禅》有“(皇帝)德至天则斗极明,日月光,甘露降”的说法;《史记正义》言,“斗星盛明,王道和平,爵禄行,不然,反是”;《开元占经》也保留了古人“七政星明者,其国昌;不明者,其国有殃”“北斗星明,王者治”“王者逆道,则北斗不明”等观点。

古人甚至将这种天象政治学细化。《诗纬含神雾》曰“七政星不明,各为其政不行”,北斗七星中每一星不明,都代表着天子在某方面履职不力,德行有亏。《孝经援神契》言,“天子不事祠名山,不敬鬼神,则斗第一星不明;数起土功,坏决山陵,逆地理,不从谏,则第二星不明;天子不爱百姓,则第三星不明;发号施令,不从四时,则第四星不明;用乐声淫泆,则第五星不明;用文法深刻,则第六星不明;不省江河淮济之祠,则第七星不明”。这就要求天子根据北斗七星各星的明暗,反思施政得失,顺应天道,刷新政治,具体就是多行敬天顺民、从谏如流、不劳民力、关爱百姓、不夺农时、清心寡欲、执法平恕、慎罪恤刑、兴修水利等仁政。天象政治学虽然是荒诞的,但在古代制约君权上有着特殊的正面作用。

古人以北斗喻君,斗柄由此获得权柄之含义。天子所在京城的建筑布局,也往往模仿北斗之形,使京城位于天地之中,以彰显天子权威,同时祈求得到上天庇护,实现江山万年、长治久安。

西汉长安城即是如此,其北城墙西北段蜿蜒曲折,形如北斗;南城墙中部突出部分和东段曲折如南斗,后人便认为长安城设计蓝图是对北斗星图的模仿,模拟“斗在天中,周制四方”之义。加之渭水环绕长安,恰好对应天上银河位置,所以长安城又有“斗城”之名。《三辅黄图》有言,“(长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

北斗所击,不可与敌

正因古人的信仰世界赋予七星如此多的功用,北斗又成为力量的象征。《淮南子·天文训》曰:“北斗所击,不可与敌”,认为北斗斗柄所指之处得到上天庇佑,所向匹敌,无法抗衡。早在先秦时,军队就将北斗画在战旗上,求天意护佑。秦汉时期军队出征前,都要举行祭祀北斗仪式,借助七星神力鼓舞士气,确保出师大捷。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汉朝征讨南越,“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太一锋,命曰‘灵旗’,为兵祷,则太史奉以指所伐国”,武帝告祷太一神后,将画有日月、北斗、登龙的战旗交于太史,在作战时指向所伐之地。是年冬,南越国灭,其地划为大汉九郡。

中国古代对北斗七星的信仰,无疑发轫于其定明四季节气、辨明东西南北的功能。在天上北斗与地上人间的关系互动中,人们掌握了以北斗七星为代表的星辰运动规律,把无序变为有序,将天象变幻转换为人世图景。

从厘定节气到指引导航,从掌控寿数富贵到神化限制皇权,从规划都城到克敌制胜,北斗七星广泛影响了华夏先民的生产生活,深刻参与了华夏信仰文化的生发生长,成为中国人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指路明灯。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博士)

来源:中国青年报

德字的含义

最早的本意是七曜的自然运行轨迹。甲骨文德字是一只眼睛在看木桩的影子运行,眼睛观看七曜的运行。道生之,德畜之,顺应天地运行的自然规律,顺应天理而为之,便是德。舍欲之得,得德。慈、俭、让,不欲以静,致虚守静,虚心无身。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有钱有势的女婿为何被称作“金龟婿”?跟历史有关

文·段宏刚

“金龟婿”在词性上属于褒义词,指代身份地位高贵、有钱有势的女婿,其近义词有“东床婿”和“乘龙快婿”。这个称呼能诞生并广泛流传开来,还要感谢晚唐大诗人李商隐(813年——858年)的一首七言绝句《为有》。

通过这首诗的传播,让“金龟婿”这个称呼在民间迅速普及,成为许多大家闺秀挑选如意郎君的主要标准,从侧面也证实了从古至今,人们面对婚姻生活,非常看重门当户对。

李商隐擅长写情诗和闺怨诗,其风格缠绵悱恻,秾丽凄美,温婉精巧,充满了柔情蜜意,给唐代诗坛留下了别具一格的清新之风,《为有》诗恰恰就是李商隐闺怨诗的代表作。

李商隐

跟“诗仙”李白一样,李商隐命运多舛,始终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困境,只因为他出生后不久,大唐王朝的不幸卷入了以牛僧孺、李德裕为首的长达40年的“牛李党争”,几乎牵连了所有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士大夫,生活在这样的大环境里,李商隐无法逃离。

《为有》大约写作于850年,李商隐此时正值中年,“牛李党争”发展到了鼎盛时刻,雪上加霜的是,他的妻子王氏也在这时因病去世,从个人仕途再到家庭处境,都让他尝到了世态炎凉、举步维艰的滋味,因此,他借助一个高官家庭的女主人之口,写作了这首诗,来吐露自己的苦闷之情。

全诗为:为有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大意为:云母屏风后面的少妇格外娇美,京城寒冬虽然已过她却担心春宵的到来。她不幸嫁给做高官的丈夫,丈夫每天忙忙碌碌,不贪恋温暖的床铺只想着去上早朝,留下她独守空房。

虎符

从这首诗的言外之意可以看出,在“牛李党争”的鼎盛时刻,每个高官为了明哲保身,必须每天早早起床去上朝,越是权高位重的人,越是担心受到连累,只好忍痛割爱减少家庭生活,留下妻子忍受无人疼爱的窘境。

如李商隐诗中所说,有资格“辜负香衾事早朝”的人,都是权高位重、有钱有势的人,他们所穿的官服和佩戴的饰物,跟普通官员有明显不同。

根据《唐书·职官志》记载,早在唐朝初年,朝廷推行“附身鱼符者,明贵贱,应召命”的政策,为了区分官阶等级,给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要佩戴鱼符和鱼袋。

鱼符

唐代的鱼符,类似于今天的身份证和名片的结合体,上面刻写有官员的姓名、籍贯、任职衙门,以及官阶等级。这玩意是官员身份的证明,方便官员被应召出入皇宫时验证身份所用。

鱼符用不同的材料制作而成,亲王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符,由黄金铸造而成。

五品到三品官员的鱼符,则由白银铸造。

六品以下官员的鱼符,一律由黄铜铸造。

为了更好地保护鱼符,给六品以上的官员,还专门制作了“鱼袋”,类似于古人的钱袋,专门用来存放鱼符。当然,鱼袋用什么材料制作,制作成什么款式,都有严格要求,往往跟官阶等级相匹配。

武则天

鱼符的前身是“虎符”,也叫“兵符”或“令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调兵遣将的凭证,用青铜或黄金铸造成老虎的形状后,从中间一分为二,皇帝和元帅各持一半,只有当两半虎符组合到一起时,才能起到作用,向军队发号施令。

虎符从诞生以来,就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凡是能手握虎符的人,非富即贵。

唐高祖李渊(566年——635年)于618年建立大唐王朝后,为了避讳祖父李虎的名字,并认为“鲤”跟“李”谐音,有吉祥喜庆的寓意,就下令把虎符改成了“鲤鱼符”,简称“鱼符”,作用跟之前的虎符完全一样。

公元690年重阳节,66岁的武则天(624年——705年)坐上皇帝的宝座,并改国号为“周”。武则天毕竟是女强人,不愿遵循李唐王朝留下的那一套规矩,认为已经改朝换代,就要体现新气象新风貌,于是,她把“鱼符”改成了“龟符”。

龟符

武则天改为龟符,同样遵循了一系列说法。她认为自己姓武,传统文化里,自古有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四大神兽镇守在四方,北方的玄武恰好带一个“武”字,被武则天想当然地认为是武氏族人的保护神,而玄武是一种神龟,有长寿的象征,因此,她把象征身份地位的“鱼符”改成了“龟符”,寓意武氏江山天长地久,“以武带李”的野心十分明显。

当然,在后来,武则天的美梦并没有成真,她还是把江山社稷乖乖交给了李渊的后人。不过,依靠她对官员身份凭证的改制,让“金龟婿”这个称呼像一颗种子一样,开始在大众之间生根发芽,为后来李商隐写诗传播这个称呼,提供了坚实基础。

唐代官服

李商隐是晚唐名气很大的诗人,他又擅长写情诗和闺怨诗,女性读者非常多,当他写出“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这句诗后,迅速在民间流传起来,那些待字闺中的少女,乃至目不识丁的老百姓,都知道手握金龟的“金龟婿”,是身份高贵、有钱有势的象征,嫁女嫁个金龟婿,是许多少女乃至天下父母的普遍愿望。到现在,这个愿望依然强烈,因为世上没有哪个女子会拒绝锦衣玉食的生活。

在现代语境里,“金龟婿”这个词汇的使用率同样很频繁,不过,含义发生了一些变化,“富”的含义逐渐增多,“贵”的含义慢慢在减少。就如同“贵族”一样,不仅仅指代物质的富足,更多的是指代精神的富足,身份的高贵,以及对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担当。而现在,这两个词汇渐渐丧失了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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