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丁丑年是哪一年(民国丁丑年是哪一年属什么生肖)

白石老人自述：我的晚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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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我七十七岁。

早先我在长沙，舒贻上之鎏给我算八字，说：「在丁丑年，脱丙运，交辰运。辰运是丁丑年三月十二日 交，壬午三月十二日脱。

丁丑年下半年卽算辰运，辰与八字中之戌相冲，冲开富贵宝藏，小康自有可期，惟丑辰戌相刑，美中不足。」

又说：「交运时，可先念佛三遍，然后默念辰与酉合若干遍，在立夏以前，随时均宜念之。」又说：「十二日戌时，是交辰运之时，属龙属狗之小孩宜暂避，属牛羊者亦不可近。本人可佩一金器，如金戒指之类。」

念佛，带金器，避见属龙属狗属牛羊的人，我听了他话，都照办了。我还在他批的命书封面，写了九个大字：「十二日戌刻交运大吉」。

又在里页，写了几行字道：「宜用瞒天过海法，今年七十五，可口称七十七，作为逃过七十五一关矣。」从丁丑年起，我就加了两岁，本年就算七十七岁了。

二月二十七日，阴历正月十七日，宝珠又生了一个女孩。取名良尾，生了没有几天，就得病死了。

这个孩子，生的倒还秀丽，看样子不是笨的，可惜是昙花一现，像泡沫似的一会儿就幻灭了。七月七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那天正交小暑节，天气已是热得很。

后半夜，日本军阀在北平广安门外卢沟桥地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事。卢沟桥在当时，是宛平县的县城，城虽很小，却是一个用兵要地，俨然是北平的屏障，失掉了它，北平就无险可守了。

第二天，是阴历六月初一日，早晨见报，方知日军蓄意挑衅，事态有扩大可能。果然听到西边嘭嘭嘭的好几回巨大的声音，乃是日军轰炸了西苑。接着南苑又炸了，情势十分紧张。过了两天，忽然传来讲和的消息。

但是，有一夜，广安门那边，又有拍拍拍的机枪声，闹了大半宵。如此停停打打，打打停停，闹了好多天。

到了七月二十八日，阴历六月二十一日，北平天津相继都沦陷了。前几天所说的讲和，原来是日军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的一种诡计。

我们的军队，终于放弃了平津，转向内地而去。这从来没曾遭遇过的事情，一旦身临其境，使我胆战心惊，坐立不宁。

怕的是：沦陷之后，不知要经受怎样的折磨，国土也不知哪天才能光复，那时所受的刺激，简直是无法形容。

我下定决心，从此闭门家居，不与外界接触，艺术学院和京华美术专门学校两处的教课，都辞去不干了。

亡友陈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于九月间逝世，我做了一副挽联送了去。

联道：「为大臣嗣，画家爷，一辈作诗人，消受清闲原有命；由南浦来，西山去，九天入仙境，乍经离乱岂无愁。」下联的末句，我有说不尽的苦处，含蓄在内。我因感念师曾生前对我的交谊，亲自到他尊人的灵前行了个礼，这是我在沦陷后第一次出大门。

二十七年（戊寅·一九三八），我七十八岁。瞿兑之来请我画超览楼禊集图，我记起这件事来了！

前清宣统三年三月初十日，是清明后两天，我在长沙，玉溡绮师约我到瞿子玖家超览楼看樱花海棠，命我画图，我答允了没有践诺。

兑之是子玖的小儿子，会画几笔梅花，曾拜尹和伯为师，画笔倒也不俗。他请我补画当年的禊集图，我就画了给他，了却一桩心愿。

六月二十三日，阴历五月二十六日，宝珠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第七子，宝珠生的第四子。

我在日记上写道：「二十六日寅时，钟表乃三点二十一分也。生一子，名曰良末，字纪牛，号耋根。

此子之八字：戊寅，戊午，丙戌，庚寅，为炎上格，若生于前清时，宰相命也。」我在他的命册上批道：「字以纪牛者，牛，丑也，记丁丑年怀胎也。号以耋根者，八十为耋，吾年八十，尚留此根苗也。」十二月十四日，孙秉声生，是良迟的长子。

良迟是我的第四子，宝珠所生的第一子，今年十八岁，娶的是献县纪文达公后裔纪彭年的次女。宝珠今年三十七岁已经有了孙子啦，我们家，人丁可算兴旺哪！

美中不足的是：秉声生时，我的第六子良年，乳名叫作小翁子的，病得很重，隔不到十天，十二月二十三日死了，年五岁。

这孩子很有点夙根，当他三岁时，知识渐开，已能懂得人事，见到爱吃的东西，从不争多论少，也不争先恐后，父母唤他才来，分得的还要留点给父母。我常说：「孔融让梨，不能专美于前，我家的小翁子，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

不料我有后望的孩子， 偏偏不能长寿，眞叫我伤心！又因国难步步加深，不但上海南京，早已陷落，听说我们家乡湖南，也已沦入敌手，在此兵荒马乱的年月，心绪恶劣万分，我的日记 「三百石印斋纪事」，无意再记下去，就此停笔了。

二十八年（己卯·一九三九），我七十九岁。二十九年（庚辰·一九四○），我八十岁。自己丑年北平沦陷后，这三年间，我深居简出，很少与人往还，但是登我门求见的人，非常之多。

敌伪的大小头子，也有不少来找我的，请我吃饭，送我东西，跟我拉交情，图接近，甚至要求我跟他们一起照相，或是叫我去参加什么盛典，我总是婉辞拒绝，不出大门一步。他们的任何圈套，都是枉费心机。

我怕他们纠缠不休，懒得跟他们多说废话，干脆在大门上贴一张纸条，写了十二 个大字：「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我原来是确实有点心脏病的，并不严重，就借此为名，避免与他们接近。「心病」两字，另有含义，我自谓用得很是恰当。

只因物价上涨，开支增加，不靠卖画刻印，无法维持生活，不得不在纸条上，补写了几句：「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那时，囤积倒把的商非常之多，他们发了财，都想弄点字画，挂在家里，装装门面，我的生意，简直是忙不过来。

二十八年己卯年底，想趁过年的时候，多休息几天，我又贴出声明：「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起，先来之凭单退，后来之凭单不接。」过了年，二十九年庚辰正月，我为了生计，只得仍操旧业，不过在大门上，加贴了一张「画不卖与官，窃恐不祥」的告白，说：「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

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这里头所说的：「官入民家，主人不利」的话，是有双关意义的。我还声明「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像。」

在绝止减画价的下面，加了小注：「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另又声明：「卖画不论交情，君子自重，请照润格出钱。」我是想用这种方法，拒绝他们来麻烦的。还有给敌人当翻译的，常来讹诈，有的要画，有的要钱，有的软骗，有的硬索，我在墙上，又贴了告白，说：「切莫代人介绍，心病复作，继难报答也。」又说：「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这些字条，日军投降后，我的看门人尹春如，从大门上揭了下来，归他保存。春如原是清朝宫里的太监，分配到肃王府，清末，侍候过肃亲王善耆的。

二月初，得良元从家乡寄来快信，得知我妻陈春君，不幸于正月十四日逝世，寿七十九岁。春君自十三岁来我家，熬穷受苦，从无怨言，我在北平，卖画 为活，北来探视，三往三返，不辞跋涉。相处六十多年，我虽有恒河沙数的话，也难说尽贫贱夫妻之事，一朝死别，悲痛刻骨，泪哭欲干，心摧欲碎，做了一副挽 联：「怪赤绳老人，系人夫妻，何必使人离别；问黑面阎王，主我生死，胡不管我团圆。」又做了一篇祭文，叙说我妻一生贤德，留备后世子孙，观览勿忘。良元信 上还说，春君垂危之时，口嘱儿孙辈，慎侍衰翁，善承色笑，切莫使我生气。我想：远隔千里，不能当面诀别，这是她一生最后的缺恨，叫我用什么方法去报答她 呢？我在北平，住了二十多年，雕虫小技，天下知名，所教的门人弟子，遍布南北各省，论理，应该可以 的了，但因亲友故旧，在世已无多人，贤妻又先我而去，有家也归不得，想起来，就不免黯然 了。我派了男子六人，女子六人，儿媳五人，孙曾男女共四十多人，见面不相识的很多。人家都恭维我多寿多男，活到八十岁，不能说不多寿；儿女孙曾一大群，不 能说不多男；只是福薄，说来眞觉惭愧。

三十年（辛巳·一九四一），我八十一岁。宝珠随侍我二十多年，勤俭柔顺，始终不倦，春君逝世后，很 多亲友，劝我扶正，遂于五月四日，邀请在北平的亲友二十余人，到场作证。先把我一生劳苦省俭，积存下来的一点薄产，分为六股，春君所生三子，分得湖南家乡 的田地房屋，宝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现款，春君所生的次子良黻，已不在人世，由次儿媳同其子继承。立有分关产业字据，六人各执一份，以资信守。分产 竣事后，随卽举行扶正典礼，我首先郑重声明：「胡氏宝珠立为继室！」到场的二十多位亲友，都签名盖印。我当着亲友和儿孙等，在族谱上批明：「日后齐氏续 谱，照称继室。」宝珠身体素弱，那天十分高兴，招待亲友，直到深夜，毫无倦累神色。隔不多天，忽有几个日本宪兵，来到我家，看门人尹春如拦阻不及，他们已 直闯进来，嘴里说着不甚清楚的中国话，说是：「要找齐老头儿。」我坐在正间的藤椅子上，一声不响，看他们究竟要干些什么，他们问我话，我装聋好像一点都听 不见，他们近我身，我只装没有看见，他们叽哩咕噜，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也就没精打采地走了。事后，有人说：「这是日军特务，派来吓唬人的。」也有人 说：「是几个喝醉的酒鬼，存心来捣乱的。」我也不问其究竟如何，只嘱咐尹春如，以后门户，要加倍小心，不可再疏忽，吃此虚惊。

三十一年（壬午·一九四二），我八十二岁。

在七八年前，就已想到：我的岁数，过了古稀之年，桑榆暮景，为日无多，家乡辽远，白云在望，生旣 难还，死亦难归。

北平西郊香山附近，有万安公墓，颇思预置生圹，备作他日葬骨之所，曾请同乡老友汪颂年写了墓碑，又请陈散原、吴北江、杨云史诸位题词做纪 念。

只是岁月逡巡，因循坐误，香山生圹之事，未曾举办。二十五年丙子冬，我又想到埋骨在陶然亭旁边，风景旣幽美，地点又近便，复有香冢、鹦鹉冢等着名胜 迹，后人凭吊，倒也算得佳话。

知道你曾替人成全过，就也托你一次，可惜你不久离平南行，这事停顿至今。

上年年底，你回平省亲，我跟你谈起旧事，承你厚 意，和陶然亭慈悲禅林的主持慈安和尚商妥，慈安愿把亭东空地一段割赠，这眞是所谓「高谊如云」的了。

正月十三日，同了宝珠，带着幼子，由你陪去，介绍和慈 安相晤，谈得非常满意。看了看墓地，高敝向阳，苇塘围绕，确是一块佳域。当下定议。

我填了一阕「西江月」的词，后边附有跋语，说：「壬午春正月十又三日， 余来陶然亭，住持僧慈安赠妥坟地事，次溪侄，引荐人也，书于词后，以记其事。」

但因我的儿孙，大部分都在湖南家乡，万一我死之后，他们不听我话，也许运柩 回湘，或是改葬他处，岂不有负初衷，我写一张委托书交你收存，免得他日别生枝节。这样，不仅我百年骸骨，有了归宿，也可算是你我的一段生死交情了。

（次溪 按：老人当时写的委托书说：「百年后埋骨于此，虑家人不能遵，以此为证。」我曾请徐石雪丈宗浩，画过一幅陶然京白石觅圹图，名流题词甚多，留作纪念。）

那年，我给你画的萧寺拜陈图，自信画得很不错。你请人题的诗词，据我看：治芗传岳芬题的那首七绝，应该说是压卷。我同陈师曾的交谊，你是知道 的，我如没有师曾的提携，我的画名，不会有今天。

师曾的尊人散原先生在世时，记得是二十四年乙亥的端的节左右，你陪我到姚家胡同去访问他，请他给我做诗集 的序文，他知道了我和师曾的关系，慨然应允。没隔几天，序文就由你交来。

我打算以后如再刊印诗稿，陈、樊二位的序文，一起刊在卷前，我的诗稿，更可增光得 多了。我自二十六年丁丑六月以后，不出家门一步。只在丁丑九月，得知散原先生逝世的消息，破例出了一次门，亲自去拜奠。

他灵柩寄存在长椿寺，我也听人说起 过，这次你我同到寺里去凭吊，我又破例出门了。（次溪按：散原太世丈逝世时，我远客江南，壬午春，我回平，偶与老人谈及，拟往长椿寺祭拜，老人愿偕往，归 后，特作萧寺拜陈图给我，我征集题词很多。

傅治芗丈诗云：「盘盘荩世一棺存，岁瓣心香款寺门，彼似沧洲陈太守，重封马鬣祭茶村。」）

三十二年（癸未·一九四三），我八十三岁。自从芦沟桥事变至今，已过了六个年头，天天提心吊胆，在忧闷中过着苦难日子。

虽还没有大祸临身，但小小的骚 扰，三天两头总是不免。

最难应付的，就是假借买画的名义，常来捣乱。我这个八十开外的老翁，哪有许多精力，同他们去作无谓。

万不得已，从癸未年起，我 在大门上，贴了四个大字：「停止卖画」。从此以后，无论是南纸店经手，或朋友介绍，一概谢绝不画。家乡方面的老朋友，知道我停止卖画，关心我的生活，来信 问我近况。

我回答他们一首诗，有句云：「寿高不死羞为贼，不丑长安作饿变。」我是宁可挨冻受饿，决不甘心去取媚那般人的。

我心里正在愁闷难遗的时候，偏偏 又遭了一场失意之事：十二月十二日，继室胡宝珠病故，年四十二岁。

宝珠自十八岁进我家门，二十多年来，善事我的起居，寒暖饥饱，刻刻关怀。我作画之时，给 我理纸磨墨，见得我的作品多了，也能指出我笔法的巧拙，巿上冒我名的假画，一望就能辨出。

我偶或有些小病，她衣不解带的昼夜在我身边，悉心侍候。春君在世 时，对她很是看重，她也处处不忘礼节，所以妻妾之间，从未发生龃龉。

我本想风烛之年，仗她护持，身后之事，亦必待她料理，不料她方中年，竟先衰翁而去，怎 不叫我洒尽老泪，犹难抑住悲怀哩！

三十三年（甲申·一九四四），我八十四岁。我满怀积忿，无可发泄，只有在文字中，略吐不幸之气。

胡冷庵拿 他所画的山水卷子，叫我题诗，我信笔写了一首七绝，说：「对君斯册感当年，撞破金瓯国可怜，灯下再三挥泪看，中华无此整山川。」

我这诗很有感慨。我虽停止 卖画，但作画仍是天天并不间断，所作之画，分给儿女们保存。

我画的鸬鹚舟，题诗道：「大好江山破碎时，鸬鹚一饱别无知，渔人不识兴亡事，醉把扁舟系柳 枝。」我题门生李苦禅画的鸬鹚鸟，写了一段短文道：「此食鱼鸟也，不食五谷鸬鹚之类。

有时河涸江干，或有饿死者，渔人以肉饲其饿者，饿者不食。故旧有谚 云：鸬鹚不食鸬鹚肉。」

这是说汉 们同鸬鹚一样的「一饱别无知」，但「鸬鹚不食鸬鹚肉」，并不自戕同类，汉 们对之还有愧色哩。

我题群鼠图诗：「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许！旣啮我果，又剥我黍。烛炧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

又题画螃蟹诗：「处处草泥 乡，行到何方好！昨岁见君多，今年见君少。」我见敌人的泥脚愈陷愈深，日暮途穷，就在眼前，所以拿老鼠和螃蟹来讽刺它的。有人劝我明哲保身，不必这样露骨 的讽刺。

我想：残年遭乱，死何足惜，拚着一条老命，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六月七日，忽然接到艺术专科学校的通知，叫我去领配给煤。艺专本已升格为学院，沦陷 后又降为专科学校。

那时各学校的大权，都操在日籍顾问之手，各学校里，又都聘有日文教员，也是很有权威，人多侧目而视。

我脱离学挍，已有七年，为什么凭空 给我这份配给煤呢？其中必有原因，我立卽把通知条退了回去，并附了一封信道：「顷接艺术专科学校通知条，言配给门头沟煤事。

白石非贵校之教职员，贵校之通 知误矣。先生可查明作罢论为是。」煤在当时，固然不易买到，我齐白石又岂是没有骨头、爱贪小便宜的人，他们眞是错看了人哪！朋友因我老年无人照料，介绍一 位夏文珠女士来任看护，那是九月间事。

三十四年（乙酉·一九四五），我八十五岁。

三月十一日，卽阴历正月二十七日，我天明复睡，得了一梦：立在余霞峯借山馆的晒坪边，看见对面小路上 有抬殡的过来，好像是要走到借山馆的后面去。

殡后随着一口没有上盖的空棺，急急的走到殡前面，直向我家走来。我梦中自想，这是我的棺，为什么走的这样快？

看来我是不久人世了。心里头一纳闷，就惊醒了。醒后，愈想愈觉离奇，就做了一副自挽联道：「有天下画名，何若忠臣孝子；无人间恶相，不怕马面牛头。」这不 过无聊之极，聊以解嘲而已。

到了八月十四日，传来莫大的喜讯：抗战胜利，日军无条件投降。

我听了，胸中一口闷气，长长的松了出来，心里头顿时觉得舒畅多 了。

这一乐，乐得我一宵都没睡着，常言道，心花怒放，也许有点相像。十月十日是华北军区受降的日子，熬了八年的苦，受了八年的罪，一朝拨开云雾，重见天 日，北平城里，人人面有喜色。

那天，侯且斋、董秋崖、余倜等来看我，留他们在家小酌，我做了一首七言律诗，结联云：「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看到眼中来。」

三十五年（丙戊·一九四六），我八十六岁。

抗战结束，国土光复，我恢复了卖画刻印生涯，琉璃厂一带的南纸铺，把我的润格，照旧的挂了出来

。我的第五 子良巳，在辅仁大学美术系读书学画，颇肯用功，平日看我作画，我指点笔法，也能专心领会，仿我的作品，人家都说可以乱眞，求他画的人，也很不少。

十月，南 京方面来人，请我南下一游，是坐飞机去的，我的第四子良迟和夏文珠同行。先到南京，中华全国美术会举行了我的作品展览；后到上海，也举行了一次展览。

我带 去的二百多张画，全部卖出，回到北平，带回来的「法币」，一捆一捆的数目倒也大有可观，等到拿出去买东西，连十袋面枌都买不到了。

十二月十九日，女儿良欢 死了，年十九岁。良欢幼时，乖巧得很，刚满周岁，牙牙学语，我教她认字，居然识了不忘，所以乳名小乖。

自她母亲故去后，郁郁不乐，三年之间，时常闹些小 病，日积月累，遂致不起，我既痛她短命，又想起了她的母亲，衰年伤心，洒了不少老泪。

三十六年（丁亥·一九四七），我八十七岁。三十七年 （戊子·一九四八），我八十八岁。这两年，常有人来劝我迁往南京上海等地，还有人从杭州来信，叫我去主持西湖美术院。

我回答他一首诗，句云：「北房南屋少 安居，何处清平耆老夫？」那时，「法币」几乎成了废纸，一个烧饼，卖十万元，一个最次的小面包，卖二十万元；吃一顿饭馆，总得千万元以上，眞是骇人听闻。

接着改换了「金圆券」，一圆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刚出现时，好像重病的人，缓过一口气，但一霎眼间，物价的涨风，一日千变，比了「法币」，更是有如无 已。

囤积倒把的人，街头巷尾，触目皆是。他们异想天开，把我的画，也当作货物一样，囤积起来。拿着一堆废纸似的「金圆券」，订我的画件，一订就是几千张几 百张。我案头积纸如山，看着不免心惊肉跳。

朋友跟我开玩笑，说：「看这样子，眞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了。」实则我耗了不少心血，费了不少 腕力，换得的票子，有时一张画还卖不到几个烧饼，望九之年，哪有许多精神？只得叹一口气，挂出「暂停收件」的告白了。

注：齐白石七十一岁时，曾乞吴江金松岑为其作传，因自述其生平，由张次溪录寄金氏，备作传记取材之需，中因世事推移，或作或辍者再。及齐氏晚年，体力渐衰，难于久坐，又复屡续屡断，故八十九岁以后之事，尚未整理完成，自述暂止于此。

名门望族｜黄川模：四川南溪西城曾氏家风故事

文/黄川模

清末“民”初，四川南溪县城的名门望族，民间有“曾包郭董黄”之说。其中，南溪西城曾氏家族涌现了进士、解元、举人、贡生、监生数人，名列“”版《南溪县志》。如今，曾氏“大夫第”“进士第”遗迹犹存。本文记述本支曾氏家族的源流世系、家风故事及老宅遗迹。

南溪西城曾氏“大夫第”“进士第”匾额（示意）

源流世系

曾成周（1731—1801），清雍正九年辛亥十月十九日生于广东梅州兴宁县南厢，嘉庆六年辛酉五月十一日殁于四川叙州南溪县西城家里。妻张氏（1751—1821），生于乾隆十六年辛未冬月二十六日，殁于道光元年辛巳冬，伴夫合葬。

夫妻俩共生4子：曾荣开、曾荣芳、曾荣辅、曾荣华（迁至云南）。其传承字辈部分为：“成荣廷龄继，万世永兴昌。国正传家远，清勋绍遂长。”

乾隆十年（1745），14岁的曾成周由粤入川，定居在叙州南溪县西城，成为本支曾氏始祖。初始，曾成周以小贩为生。至其长子曾荣开主事时代，曾氏家族开始发家，所经营的糖霜产业远销至云南镇雄。

第三代曾廷璋、曾廷玉善于经营，家族商号的规模已扩展为南溪城内的首位。曾廷玉还捐得直隶州闲职，为子孙转型为仕宦打下基础。曾廷玉之后，曾氏家族在南溪县城政商两界所取得的成就，已使其跻身于南溪城五大家族（曾包郭董黄）之首。

曾荣开，字翊之，配伍氏，生子曾廷璋。续娶胡氏，生子曾廷枢、曾廷杨、曾廷标，后3子均在云南镇雄立业。

曾廷璋，字达士，生子曾锡龄、曾松龄、曾桂龄。

曾锡龄，字寿山，生子曾继光、曾继唐、曾继辉。曾松龄（繁昌），字伯乔，生子曾继勋、曾继培。曾桂龄，字云乔（云樵），生子曾继霖、曾继旭、曾继畅。

曾继光，字镜秋，生子曾万彝。曾继勋，字克成，生子曾万轼、曾万轩、曾万辂、曾万轺。曾继霖，字德施，生子曾万让（次廉）。

曾荣芳，字春辅，生子曾廷玉、曾廷兰、曾廷忠、曾廷仕。

曾廷玉，字温加，号蕴辉，生于道光元年辛巳（1821）二月二十七日。配萧氏，生于嘉庆丁丑年（1817）十月二十五日，生子曾鹤龄（鸣皋）。

曾鹤龄，生子曾继祖、曾继瀛、曾凤喈、曾春喈。曾凤喈，生子曾孟良（万钖）、曾仲良、曾叔良、曾季良。

“”版《南溪县志》中，“科举-封荫“记载曾氏的部分书影

家风故事

《南溪曾氏族谱》载有《祖训十则》，其中“慎官守”云：“幸登仕籍，须慎官箴。清洁为民，三省思深。勤慎廉洁，四言谨记。正君在身，在心。孟尝还珠，杨震却金。勉尔后生，贪取谁欤？”

曾氏自觉继承其远祖宗圣曾参的修齐治平儒学思想，努力弘扬忠信、勤敏、慎独的“三省”（“吾日三省吾身”）家风，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良师，留下清正为官、良善为民的家风故事。

曾鹤龄（1839—1915），字鸣皋，举人，户部郎中。父亲曾廷玉，由经商致富。

曾鹤龄从小聪明出众，跟从舅舅、塾师萧颖读书。他认真学习八股文、诗赋和骈文，学习周礼中的各种经典，学问和修养相当优秀。清光绪丙子年（1876）乡试中举，次年会试不第，乃捐任户部郎中。阎敬铭为户部尚书时，需编定户部贺表录，曾鹤龄所撰文因有“安不忘危、外宁内忧”等语入选，遂在京城清廉为官10多载。

1890年，曾鹤龄含泪叹道：养亲大事也，名位虚器也。父母养子为何？怎忍违背初衷？倘若身为独子而不幸未为双亲养老，那可是罪不可恕的。

因此，曾鹤龄于当年弃官归隐。取狄仁杰“白云亲舍”之意，自号云白子。之后，在南溪县内奎峰书院、龙腾书院任主讲。他爱学生如晚辈，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不仅有堂弟曾繁昌、堂侄曾继光，还有何棫、钟朝煦、高僖（此5人皆为举人）等。“故邦人士，沐浴教泽者，多有闻于时。”

1902年，曾鹤龄在县城西郊铁柱山川主寺侧修筑息园，取“休息”之意，撰有《息园记》存世。园中水池、房舍和竹木都很漂亮。

曾鹤龄作诗学习白居易，作骈文学习徐庚。著有《瓣香堂诗集》二卷，自序云：“诗虽小道，然工叶极难……积久成帙，计若千首……大率古以排奡胜，律以工致胜，绝以生动胜，虽不能至，窃心向往之……”

从其《龙腾山》二首，可见其诗清新幽雅的特色：

好鸟枝头唤，遽然晓梦惊。

市声疑近郭，江气讶连城。

钓艇鱼呼卖，农家犊叱耕。

晨炊尤未熟，日影下窗明。

渐觉群嚣息，书灯一点明。

树深多鸟宿，草密只虫鸣。

月喜穿云出，风疑夹雨行。

倦来方倚枕，能否梦青城？

清朝灭亡后，曾鹤龄改穿道袍。四川战乱不止，人民遭受苦难。只要跟人谈到这些，曾鹤龄就会伤心落泪：“政教弛矣，其何能国？”虽归隐居家，犹自心系君国，对不堪的时局愈益感愤。

1915年冬天，滇军在泸州和宜宾一带混战时，曾鹤龄伤心得吐了很多血，身体枯瘦如柴而去世，终年76岁。墓在仙临场石公石母附近。

其子曾继祖，字绳武，廪贡生，曾任什邡县教谕。

曾锡龄（？—1895），字寿山，才识高迈，博通经史。师从侯植三学医，故精通中医。因父亲早逝，故友爱诸弟，将几岁的小弟曾松龄、曾桂龄抚育成人。其子曾继光考中光绪庚寅进士后，分发广西任知县。

为让儿子做个好官，曾锡龄专门为其写下《官箴》。梁启超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曾氏此文却强调一个“诚”字，至今蕴含现实借鉴意义，全文如下：

一日居官，则竭一日之心。要术无多，第于所谓诚者，勉之又勉之而已。

爱百姓如赤子，防胥吏若鬼蜮。毋假意于左右，毋邀誉于流俗。毋取人以辞色，必求其实；毋任情为喜怒，必得其当。外揆于人，内度诸心，可质鬼神，可对君父，则表里洞达，而诚之德充矣！

惟俭可以养廉，惟勤可以生明。勤则事无滞留，廉则无不可对。人之钱，第于勤敏之中，当寓节宣之意。

亟要务，略细微；戒冗语，损闲气。劳而不疲，乃可任繁剧。不然，丛迫无节，必生烦恼。烦恼不已，遂成躁率。既伤于性情，必有害于公事。特忙中不察耳！

大抵事变无常。以诚为主宰，以从容为节度，以安定为统摄。其中高下轻重，随时可以权衡也。

执法者，失之固。通情者，易于流；气勇者，必拗；心杂者，多为人所乘。既欲自立，必求取法古人，勿私心自用，则得云。

曾继光（1871—1941），字镜秋，解元，进士，知县。光绪戊子（1888）乡试解元，庚寅（1890年）三甲第91名进士，任广西灵川县知县，署理桂林府警务。

灵川县地瘠民贫，曾继光到任后，以清官自励，不贪不贿，不惧权势，为民做主。当地商帮送上白银万两，归新官作为调剂，这是清代公开行贿、相沿成习的陋规，称规银，一般认为是“取不伤廉”的财源，但曾继光对此一概拒收。

为防属吏暗通关节，曾继光事必躬亲，官防大印随身带。在审判一桩抢劫案后，父亲对他说：“此案，你断得好！”他顿疑父亲受了贿，又将此案重审另判。

曾继光任职期间，父母均死在广西任所。曾继光清贫，只得挪用少数库银将灵柩运回南溪，之后又无力偿还，终以族叔曾鹤龄相助代偿，方才了之。

灵川当地豪绅横行乡里，尤其以岑氏家族最为嚣张，全省侧目。某日，岑氏之子在长街跑马，踩翻小贩货摊，竟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受害商民赴警局喊冤。曾继光自掏腰包，以补助商民损失了事。不久，岑子又跑马伤人踹摊，曾继光立即杀马以警主，民心大快，而岑子却怀恨在心。

灵川大旱之年，饥民成群结队，请求赈济。曾继光本着以民为本，来不及上奏，打开粮仓放粮救济，民情因此平息。岑氏因宿怨，谎奏朝廷，说曾继光擅自打开粮仓收买民心，试图从中捞好处。朝廷竟对曾继光罢官，抄家追赃。抄家时，曾继光在南溪草市街的“进士宅第”，除书籍外，别无长物，证实借赈贪污实系仇家中伤。

罢官回南溪后，曾继光不插手地方政事以渔利，以清廷孤臣遗老、清流名士自居，固留长发，号佗发舟子，言行怪异，家境越发贫穷，聊以诗文自娱。他被百姓尊称为解元公，也被戏称为曾疯子。

袁世凯称帝，北洋军入川，终遭惨败，退却时四处劫掠。曾继光为此撰联曰：“大军过后狸终毙，亡国山河鼠亦妖。”

曾继光早年致力于经史，古诗文功底深厚，“川南文豪”钟致和自叹不如。其诗《夜渡廖家庄》云：“日入犹未息，行行君子乡。暗惊山木合，时有野梅香。远火双溪路，危桥独夜霜。须臾三十里，犬吠识村庄。”他平时多有讽时泄愤的诗联作品流传民间。

1901年，南溪知事延请曾继光做龙腾书院主讲。1941年，曾继光病逝，南溪士绅为他举行追悼会，宜宾专员冷薰南送来挽联致哀。

举人曾繁昌的笔迹印鉴

曾繁昌（1851—1923），谱名曾松龄，字伯乔。7岁而孤，育于兄曾锡龄。端谨纯笃，默识多闻，研习古文用力尤深。尝抄书30册，墨无潦草。虽贵为光绪癸巳（1893）举人，但1895年“自桂林奉兄嫂丧归，淡于仕宦”。后任县高等小学教员10多载，为教学名师。逝后，县人公葬。墓在城西15里棬子湾。

其子曾继勋，以文学见长，撰有《云白子传》存世。直率任情，不随流俗。师从堂伯父曾鹤龄读书于龙腾书院。3次乡试均落榜。科举被废除后，乃取《左传》《国语》《史记》《汉书》朝夕钻研，不近俗事。其文“刻画事理如鉴取形”，又十分谦逊，如其文获人指正，则大喜致谢。晚年定稿文章20篇，请同乡孙炳文（革命烈士）为其印行，但值孙游学欧洲，曾继勋不久病逝。

曾云樵（1855—1933），谱名曾桂龄，字云乔，著名中医师，秀才出身。毕生行医，自甘清淡，自食其力，开办寿康药号。其子曾德施，承其医术，人称曾师。

曾云樵幼时，父亲曾达士经常生病，母亲生下曾云樵3天后就离世了。后来，曾云樵两次去省城考试，因考前患病，未入考场。于是，曾云樵放弃功名，师从侯植三专攻医术。

曾云樵行医重医德，结合所医病例告诫药店同仁说，凡处方用药，既要治其现今之病，还要考虑今后的演变；只知追求速效，过分用发散表邪的药治现在的病，病虽治好了，由于过分伤动元气，难免会导致患病的人今后气血虚弱。

曾孟良（1898—1952），谱名曾万钖，四川法政学校毕业。1923年夏至1925年夏，任南溪县高小校长。他聘请董燧蒸、王雨村、万梓咸、高蝶仙、包伯绅、陈润余等优秀教员，改进教学方法和各项管理制度，注重职业教育，增设劳技课。

学校原来只招男生，曾孟良认为女孩也应受教育，主动上门动员亲友，如曾万镶、曾万锵、高秀云等女孩报名读书，该校女子班终于办起来，他的女儿曾世馨便是女7班学生。

这一时期，毕业生能升入江安三中、宜宾叙属联中的特别多。1926年春，南溪县初级中学成立，曾孟良任事务主任，负责校舍改造、师生食宿、教学用具及图书仪器添置等，1927年还兼任简易师范班的公民课，任务非常繁重，为学校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时任教务主任的吴季昌（遂宁人），曾当众称赞他是颇具办事才干的能人。

1927年暑期，由重庆中法大学回县的胡明鑫、廖时勉、吴淡斋等，在县初中成立学术研究会，宣传马列主义，会员多是初中班和师范班的进步学生。会上，学校领导吴晓坡、叶幼裴、曾孟良都讲了话。次年，一些会员参加南溪农民暴动，事情失败，吴、叶被迫离县。曾孟良涉嫌，被列入黑名单，知将被搜捕，深夜从姻亲萧独青家出走。后以诗记此事，其中有两句：“任他谄媚学澹台，耿介谁知种祸胎。”

1929—1931年，曾孟良出任南溪县教育局局长，革除南溪教育界许多陋习，如在新办的教育刊物上公开教育局经手的钱粮和开支经费情况；鉴于当时小学都集中在县城和场镇上，乡村学生上学极其不便，私塾教学内容陈旧，于是在石鹅寺、桂溪寺、登高坪增办了3所初级小学，家长们无不拍手称颂。

曾孟良主持教育行政期间，收到前任温汝航拨款向上海书局购置的《万有文库》和《四部丛刊》各一套，由邹绍谦、高望衡等几人，按册清点，分橱陈放，布置成临时的书报阅览室。从此，每天前来阅读者络绎不绝，这是受到县人欢迎的又一件好事。

南溪西城曾氏“进士第”老宅现状（部分）

老宅遗迹

曾鹤龄于光绪二年中举后，入京任户部郎中，其祖曾荣芳、其父曾廷玉、其叔曾廷兰、曾廷忠、曾廷仕5人皆因曾鹤龄尊贵而被封为中宪大夫（正四品文官散阶），故于县城广福街住宅加挂“大夫第”匾额。

曾鹤龄的族侄曾继光于光绪十六年考中进士，族人在县城草市街住宅加挂“进士第”匾额。

两处府第位置相近。“进士第”老宅主体建筑为传统木架构四合院，坐南向北，灰砖青瓦硬山顶，左右厢房，中天井，前后两排各五开间，九柱落地进深，前排右开门，柱础石刻、后排台阶石雕多为松鹤延年、福寿双全、富贵平安等吉祥图案，月梁、撑拱、门雕尚存，并配以牡丹、葵花、云纹等雕饰，彰显古雅韵味，具有一定的文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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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丑奇荒”献大爱的李春台

光绪二年（1876 年），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情，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1878 年），大旱连续三年。在大旱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年（1877 年），这一年为干支纪年丁丑年，北方九省赤地千里，受灾人口多达两亿多，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直接饿死及被感染瘟疫而死的人数达1300 万，其中山西、河南最为严重。山西死亡500 多万人，占当时山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河南死亡300 多万人，也占到当时河南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这就是历史上的“丁丑奇荒”，又称“晋豫奇荒”，是清朝开国二百年来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荒。在“丁丑奇荒”中，我们长治地区也没有躲过大灾。天灾无情人有情，在抗灾自救过程中，潞城的乡村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周武村的李春台就是一位大灾面前献大爱的可歌可泣的义士。

乐善好施的李春台

李春台，字熙民，清武生，周武村（今长治市潞城区店上镇周武村）人。该村原名叫暴村，后改为周武村，是为纪念周武王的。周武村位于店上镇东4 公里处，虽然属丘陵山区，但周武村的李家，却是大户殷实之家。

李春台自幼习武，后考为武生。在清朝，科举制武生和儒生一样，分为：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殿试，即指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第二名是武榜眼，第三名是武探花。李春台考为武生，属于哪个等级的武生，历史资料没有记载。

李春台虽是习武之人，但在为人办事上，重义气、讲团结，做事小心谨慎，非常仔细。尤其是他乐善好施，常常救助他人，遇到村里贫穷人家无钱购置物品结婚、或穷苦人家无钱安葬死者，他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给以量力资助。即，凡村里因婚丧嫁娶困难者，李家均施舍钱粮；对特别贫困户的丧葬之事，李家亲送棺材一口，让其入土为安。

大灾面前献大爱

光绪二年（1876 年），北方开始大旱。光绪三年（1877 年），丁丑奇荒，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远行。这一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有资料描述当时的大旱灾情大致的情形是：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山西赤地千里，潞城也到处是“赤地”，庄稼绝收，大量土地荒凉，无数人被饿死。1877 年11 月26 日晚清老报纸（光绪三年农历十月初八）《京报全录》是这样记载的：“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臣曾国荃跪奏，为晋省被旱成灾已有七十六厅州县。”“窃照晋省山多地瘠，素鲜盖藏，去秋收成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后，雨泽愆期，粮价昂贵，贫民挖食草根树皮，情殊可悯，当经饬属出放仓谷接济，并劝谕绅富捐资助赈，或各赒各村，以教任恤。向来省城每年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设立南北饭厂，赈活贫民，本年人数众多，经费不敷。经前抚臣鲍源深率司道府县先后捐廉，并劝绅商人等均各捐助，于省城南北两隅各添粥厂数座，每日领粥贫民计三四千人，而闻赈归来者络绎不绝，省城一处如此，其他处可知。截至农历六月初十，所有省城官绅捐助银两购米之资，业已罄尽，自六月十一起动用赈银接办，事竣报销。

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甚，春间奏准开仓赈济，饬属查明极次贫民户口，核实散放。”“自夏徂秋，各属禀报，每逢阴云密布，旋为大风吹散，或仅得微雨，或一二寸不等，天干地燥，烈日如焚，补种荞麦杂粮出土后，仍复黄萎，收成觖坚。兹据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长治、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榆社、沁州等七十六厅州县，先后禀报秋禾被旱被雹成灾。”“……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三四百文，而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多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余文，斗米须银二两有零，窃思救荒首在粮运，本年灾区既广，为日又长，省南灾重粮缺，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食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惨不可言。瞬届冬令，饥寒交迫，立见转乎沟壑，窘迫情形实非笔墨所能殚述，亟应广筹粮运，以资限抚。”

面对这样的灾情，李春台大行善举，出钱买粮，广设粥棚，接济穷人。据说李家的粥有标准：筷子插到粥里不许倒。李家还打开自家粮仓，给大家发放小米谷物，救活无数灾民的性命。

光绪四年（1878 年），潞城继续大旱，又称“戊寅大祲”。《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升谓之大侵。”范宁注：“侵，伤。”杨士勋疏：“大侵者，大饥之异名。”唐柳宗元《贞符》：“岁丁大侵，人以有年。”元龚辙《逃荒别》诗序：“丁未大祲，殍殣蔽野。”也就是说庄稼严重歉收，仍然是大饥荒。在光绪七年（1881 年）四月，祁县高顺理撰书的《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从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重。本朝开国以来，治天下，十有八省以宽宏爱民为本，而惟山、陕两省之民，屡妥饥馑之苦者兹不胜纪。试以山西之地言之，自同治七年（1868 年）以至光绪四年（1878 年），其间屡遭旱灾。惟光绪三年（1877 年）阖省全旱荒极，汾、平、蒲、绛、辽、沁、潞、霍等处最为严重，黎民残伤困苦无比，饥者难为食，渴者难为饮。五六月之间，仰观天道密云而不雨，俯视地理禾苗而枯槁。粮价昂贵，祁县谷米每斗价值钱一千四百有零，各处粮粟斗斛不一，难以细载。银价过贱，祁县宝银每两价值钱一千二百上下，各处平银钱底不一。

当时，各处遭瘟疫传染，死者无数，民受困苦，未有盛于此时也！到处是死人，甚至有的村庄绝无人烟。真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潞城刘体中的《光绪丁丑大祲伤饥》描述当时的境况：

岁在丁丑劫运逢，亢旸不雨蕴虫虫。

陇亩田园胥憔悴，禾麻委地无西东。

富者充盈贫者急，哀鸿嗷嗷嗟无食。

斗米价值千五百，日求一餐不可得。

饥寒交迫如火煎，质尽衣衫复质田。

每向街头高处望，十室九空未炊烟。

无可奈何作流民，携妻负子渡关津。

那知到处人情冷，升合弗与不敢嗔。

翻然变计思转家，腹馁囊空路又遐。

况复堪忧是老稚，饿莩盈野乱如麻。

归途骨肉多分散，归来亲邻半不见。

吞声空对釜甑叹，靡有孑遗忆云汉。

君不见通衢旁，僵尸枕藉、白骨累累不埋藏，或则葬犬腹，或饱豺与狼。又不见阡南与陌北，沃壤腴田生荆棘，效贾涕兮太息，披郑图兮掩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大灾之年，李春台拿财物帮助别人办丧事，赙棺殓尸、掩埋尸体无算。大灾过后，潞城县令呈请上宪，奖给李春台五品千总职衔。千总，是当时基层的军官，明朝时候是六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团长到营长之间。周武村以及方圆村庄的人，对李春台在大灾面前施大爱而感激不尽，自发给李春台赠送“德被桑梓”匾额。据版《潞城县志》载：光绪丁丑、戊寅大祲，公赐粟赈饥，赙棺掩埋殓尸无算。县令呈请上宪，奖给五品千总职衔。村人感恩，因悬“德被桑梓”匾额。

俗话说：德被后代，功在桑梓。李春台以高尚的品德恩泽故土，被赞誉为“德被桑梓”，其大义之举堪为历史美谈。（来源：上党晚报 文/ 图郭存亭）

谢达山：关于纪年表述和异历换算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