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a(oba是什么职位)

▲ 2015年8月15日，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李庆勇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伊阿洛杜市被当地大酋长授予“皇家筑路匠”酋长称号。图源：新华网

中非人文交流是中非关系和中非合作行稳致远的基础。主席高度重视中非人文交流的基础地位和战略意义，并在多个场合作出重要指示。中非之间的人文交流既需要政府引导，也需要中非社会各界参与，从而推动双向民间交往，实现“文化馈赠、文化互鉴和文化融合”。主席曾强调，中非关系根基和血脉在人民，“只有双方人民热情参与，中非友谊才能永葆生机活力，中非合作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主席进一步呼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非洲的华人和中国企业身处中非民间交往的第一线，是中非人文交流的重要参与者。据不完全统计，非洲的中国企业已超3 500家，在非华人已达100万之多。这些华人主要从事与工程建设和投资贸易相关的经济活动，其中不乏事业有成、造福当地发展并拥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人士。

近些年来，国内外媒体上频现非洲华人酋长的报道，国内自媒体和各类短视频平台上也有相关咨询和评论。然而，这些报道充斥着大量吸人眼球的内容，甚至不实信息。国内外学界对非洲华人的历史和现状已有较多研究，这些研究涉及非洲华人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涵盖了大多数非洲国家案例，有助于我们了解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全貌及其在当地的影响。但迄今为止，学界对于华人酋长现象缺乏系统和深度研究。鉴此，本文试图对非洲华人酋长出现的背景、数量、特点、类型，以及在非洲当地的社会反响进行分析。笔者系统收集了150余份国内外媒体对非洲华人酋长的报道，统计出24位华人酋长（参见表1），分布在尼日利亚、加纳、喀麦隆和利比里亚等西非国家。中文资料主要来自新闻和电视台报道，涉及华人酋长的生平事迹和访谈；外文资料主要是非洲国家的英文和法文报道，涉及当地社会对华人酋长的反响。此外，本文借鉴了国际学界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复兴和外籍酋长的相关研究，试图在非洲社会经济转型中来理解华人酋长现象，进而超越中非关系的简单叙事和以华人为中心的单一分析视角。研究非洲华人酋长现象不仅可窥见华人在非洲的融入程度及其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迁。

华人酋长的出现是中非经贸与人文交流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华人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写照。不过，如果在解读该现象时只关注中国对非洲发展贡献和华人在非洲的作为，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它无法解释为何华人酋长集中在西非以及为何当地授予华人“酋长”而非其他荣誉头衔。此类解读还可能使人产生中国人积极寻求非洲酋长头衔、扩大影响力的片面印象，既容易助长负面论调，也会忽视非洲能动性和自主性。因此，本文从近30余年来非洲酋长制转型和西非酋长制的开放性来分析华人酋长出现的社会背景。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的复兴

众所周知，酋长制是非洲国家民族传统和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传统的“酋长制”是指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领袖并通过习惯法对族群进行统治的一种政治制度。虽然非洲酋长制在殖民统治前就存在，但其作为一种固化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是殖民统治的“创造”，欧洲殖民者通过利用和扭曲酋长制度和亲族关系实现统治与剥削。因此，非洲国家独立后“酋长制”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殖民统治残余，很多国家明令废除酋长制或禁止酋长参与国家政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非洲酋长制出现明显复兴。例如，加纳政府以宪法形式保障酋长土地分配权；莫桑比克政府通过立法赋予酋长在司法、警察、税收、人口登记、分配土地和实施经济开发项目的权力；新南非以宪法形式承认传统领袖王权，并赋予其参与立法的权力。20世纪60年代非洲国家独立时，约15%的国家以宪法形式明确保护酋长制度，这一比例到2010年增至24%。酋长制的复兴不仅体现在政府法规政策上，非洲民众也非常认可酋长的职责。非洲晴雨表曾有民调显示，64%的非洲受访民众表达了对酋长的信任，远高于总统、地方议员和国会议员的信任度，他们认为酋长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和平、发展和。

非洲酋长制的复兴有三方面结构性原因，即冷战后非洲化进程、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以及国际发展新范式的兴起。首先，在选举体制下，非洲酋长成为连接政客与选民的桥梁。研究表明，酋长对选举候选人的认可不仅能帮助候选人及其政党获取选票，也会促进政客当选后履行承诺，提高选举体制的回应能力。其次，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经济结构调整计划”为代表）迫使非洲国家从经济管理中收缩，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供给和促进地方发展方面的支出大幅削减。酋长开始创造性地使用土地资源和传统身份，通过企业化和商品化的方式参与市场经济，为社区提供发展红利和社会福利，填补国家治理收缩后的空白，有学者将此过程描述为国家职能的“外包”。再次，国际发展机构在新的国际援助和发展范式的指引下，避开中央政府，深入地方开展项目，客观上强化了传统权威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酋长们作为地方精英团体积极发挥自身能动性，利用与大企业以及国际发展机构的合作，参与地方治理和发展转型，进而增强传统权威合法性和治理有效性。

（二）非洲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

非洲酋长制复兴过程中，西非国家酋长不仅在推动地方发展和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展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其开放性至少有3个因素值得重视。其一，从历史上看，数世纪的欧洲与西非贸易促进了西非社会的开放性。据乔治·布鲁克斯（George Brooks）的研究，自15世纪开始西非社会就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欧洲商贩和欧非混血后代，允许其按照本地习俗租住土地，娶当地人为妻并在沿海定居，欧非混血成为欧非贸易重要的中间商。其二，西非地区是英国间接统治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殖民政府不仅扶持酋长阶层，还在没有酋长传统的地区强行任命“委任酋长”。该政策打破了酋长世袭的前提条件，弱化了其神圣性，使得有声望地位的人可以谋求酋长头衔，成为国家与基层民众的中间人，并导致部分地区酋长头衔过快增长。其三，当代西非酋长制在面临国家治理失序和发展困境时展现出的能动性也是关键。现以加纳和尼日利亚出现的“发展酋长”（Nkosuohene/hemaa）、“海归酋长”（return chief）和“移民酋长”（diaspora chief）三种新机制说明西非酋长制的开放性和对外籍酋长的吸纳能力。

1. 发展酋长机制

加纳的发展酋长最具代表性。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政府曾试图限制酋长权力甚至考虑废除酋长制，但在国内遭到了巨大阻力，未能实施。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型中，加纳酋长的核心职能开始转向发展，其地位也愈加重要。1992年，加纳第四共和国宪法进一步明确保障酋长权力。事实上，加纳的发展酋长来自南部阿散蒂地区的特维语“Nkosuo”一词，意为“进步和持续发展”。发展酋长理念可追溯至1985年，当时的阿散蒂国王瓦勒二世（Otomfuo Opoku Ware II）认为经济发展是当务之急，他受到西方国家政府设立国际发展署的启发，下令在辖区设置发展酋长，由有作为的个人担任，赋予他们动员当地资源和人力的权限。著名商人奥赛（E.K.Osei）成为第一位被任命为发展酋长的阿散蒂人。此后，获封发展酋长的不仅有当地人，还有海外非洲裔和欧美白人。由于海外非洲裔往往使人联想到奴隶贸易和黑奴身份，欧美白人则更是异族，但阿散蒂法规和习俗禁止公开讨论他人身世来源和身份。一句阿散蒂谚语清晰表达了这种习俗，即“没有人有资格对他人非自由的身世或非阿散蒂人的身份指指点点”。这种包容理念强调人本身对社会的价值，反映出阿散蒂社会的国际开放性和吸纳能力。阿散蒂社会的主体是阿肯族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发展酋长机制也被加纳南部其他民族所采纳。

加纳的发展酋长应有数百人之多，外籍人士只占一部分。据统计，截至2006年加纳至少给54位外国人授予了发展酋长头衔，其中包括14名美国人、11名荷兰人、7名英国人、7名德国人、5名瑞士人、3名日本人、2名奥地利人、2名加拿大人，以及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和牙买加人各1名。2012年，加纳外籍酋长的数量增长至70人左右。这些酋长中既有企业家，也有在外国政府任职的官员，还包括学者、音乐家等专业人士。近年，在加纳的传统节日庆典上常有白人外宾被授予酋长头衔，但不少外籍发展型酋长没能履行发展责任，加纳民众开始质疑酋长头衔被滥用的现象

与加纳不同，尼日利亚并未出现统一的“发展酋长”称号，而是呈现出高度分散性，酋长头衔种类繁多，但大多是为促进地方发展而设立。尼日利亚在殖民时期是英国间接统治最重要的试验场。英国殖民者不仅利用了豪萨—富拉尼人的酋长统治尼日利亚北部穆斯林，还在东南部没有酋长传统的伊博人中设立“委任酋长”，实现统治和剥削。殖民政策扭曲了尼日利亚民族传统，给独立后的民族建构带来严重挑战。酋长制常被认为是尼日利亚政治动荡的根源之一，其独立后的内战和都与三大族群（即豪萨—富拉尼族、约鲁巴族和伊博族）的地方民族主义有关。因此，1999年尼日利亚新宪法没有对酋长制作出明确规定，这一方面意味着联邦宪法没有给予酋长正式的法律保障和政治权力，同时也意味着酋长制在州级和地方层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性与灵活性。

尼日利亚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政治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酋长在促进地方发展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时就已经有大量富商名流被封荣誉酋长，该做法在近20年则更加盛行。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和布哈里都曾被授予酋长称号。而社会精英对酋长身份的狂热追逐滋生了贿买酋长和滥用头衔的现象，损害了传统酋长的威望和价值。在看到颁发酋长现象背后的精英网络、权力寻租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酋长对发展的促进作用。例如，约鲁巴族酋长和社会精英经常通过传统仪式和节日庆典募集发展资金、建立社区银行以及投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此类发展倡议中，酋长不仅动员当地社会团体，也愈加重视海外移民的经济动员能力。这表明酋长的权力范围不仅局限在当地，他们也可通过海外移民网络将权力辐射至全球。

考虑到尼日利亚人口规模以及其酋长制的分权特点，该国外籍酋长尚未有统计数据。不过，其数量应该远超加纳，至少是数百人规模。这其中既包括对尼日利亚国家和地方发展做出直接或间接贡献的外籍人士，也包括在文化研究和人文交流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外国学者和专家。在美洲，很多来自巴西、古巴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非洲裔人士非常热衷于在尼日利亚谋求酋长头衔，进而增强其在海外非洲裔中的宗教和文化权威。尼日利亚外籍酋长中不乏欧美知名学者。伯明翰大学荣休教授、约鲁巴文化研究著名英国学者凯琳·巴伯（Karin Barber）因其杰出的学术贡献被约鲁巴族封为“智慧之母”酋长（约鲁巴语为“Iyamoye of Okuku”）。2019年，田纳西大学的罗萨琳德·哈克特（Rosalind Hackett）、杨百翰大学的科尔·杜伦（Cole Durham）以及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马克·希尔（Mark Hill）三位教授因在约鲁巴宗教和法律方面的研究贡献被约鲁巴族封为荣誉酋长。截至2023年初，还未有华人学者因研究尼日利亚文化而获封此类酋长称号。

2. 海归酋长机制

与“发展酋长”相关的现象是“海归酋长”的涌现。事实上，这两个群体高度重合，绝大多数海归酋长担任的就是发展酋长。在加纳，海外移民传统由来已久。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危机进一步迫使大量加纳人背井离乡。据国际移民组织估算，至2010年前后，约有150万~300万加纳人生活在海外，集中在非洲、欧洲和北美地区。在过去20年中，加纳政府开始呼召海外侨民归国，促进国家发展。与本土酋长相比，海归酋长促进地方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们通常有欧美名校教育背景，熟悉西方社会，善于与国际发展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且在海外非洲裔群体中拥有声望、人脉和动员能力。阿散蒂国王奥塞图图二世（Otumfuo Nana Osei Tutu II）和阿切姆·阿布阿夸（Akyem Abuakwa）国王奥弗里帕宁二世（Osagyefuo Amoatia Ofori Panin II) 是阿肯族人最有威望的两位大酋长，两人都有长期海外经历，可视为海归酋长。在尼日利亚，海归酋长也较为普遍。例如，伊博族海外移民散居全球各地，他们当中很多人积极为家乡发展提供财力支持，并借此获取酋长头衔以得到社会认可，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荣归故里。

3. 移民酋长机制

在西非的大城市里，当地大酋长经常会设立“移民酋长”。这一做法在尼日利亚尤为典型。此处的“移民”并非指外国人或移居国外的尼日利亚人，而是指尼日利亚国内“移民”，即移居他乡的“外地人”。外地人通常会在移居城市里设立类似同乡会的本族人社团，其领袖则会被推举为酋长来领导族人，协调与当地人之间的纠纷。移民酋长传统可追溯至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但英国殖民当局分而治之的策略限制了族群混居和传统权威重叠的情况，因此移民酋长大规模出现是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以北方大城市卡诺（Kano）为例，该市主体人口是豪萨—富拉尼人，1974年卡诺出现第一个移民酋长，即约鲁巴族移民社区酋长（Oba），1988年当地伊博族移民也推举出自己的酋长（Eze）。随着过去几十年快速的城市化，尼日利亚大都市里涌现大批“移民酋长”，但在不同地区名称有差异。例如，在卡诺的移民酋长通常会被冠以“领袖”称号（即豪萨语“wakili”）。

与世袭酋长不同，移民酋长大多是成功商人或企业家，不具备与生俱来的家族权威。因此，他们需努力获得三重认可，即移民社区认可、当地酋长认可和祖籍地酋长认可。据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大卫·艾尔哈特（David Ehrhardt）研究，移民酋长不仅能借助酋长身份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他们作为代表也会被当地酋长会议接纳，参与当地社区治理，为本族移民争取发展资源。与此同时，移民酋长制度也可能会固化少数族裔的“外地人”身份，并将其参与治理的方式限制在非正式权力框架之内，长期而言或会影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在卡诺获封“华人领袖”酋长的张光宇就是典型的移民酋长。换言之，当地酋长将原用于外乡移民的制度创造性地用于外籍移民，一方面加强对外籍人士的管理，同时利用外籍人士的资源促进当地发展。

综上所述，“发展酋长”“海归酋长”和“移民酋长”等新机制体现出西非国家酋长制转型中在吸纳海外发展资源、维系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创造性和开放性。正是这种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使得西非社会能将酋长头衔赋予包括华人在内的“外人”。事实上，从数量上看，华人酋长只占西非国家外籍酋长的一小部分。加纳2012年有据可查的外籍酋长至少为70人，而公开报道的华人酋长仅为2人；在尼日利亚，华人酋长仅有21人，但其外籍酋长达数百甚至上千人。因此，西非华人酋长并非孤立现象，有着深厚而独特的社会背景。

华人移居非洲的历史可追溯至17世纪，但华人在非洲获封酋长则是新现象。近年，华人能在西非获得酋长头衔当然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华人酋长的规模和类型来认识他们在当地的作为和贡献。

（一）非洲华人酋长的数量与特点

媒体常将2001年在尼日利亚获封的胡介国误传为“非洲首位华人酋长”甚至是“非洲唯一的华人酋长”。事实上，非洲第一位华人酋长是原籍上海的香港商人朱南扬（Eric N.Y.Chu）。朱南杨自幼在中国内地接受教育，20世纪60年代到香港开办搪瓷厂，70年代前往尼日利亚投资，在尼日利亚华人“四大家族”之称的董氏集团搪瓷厂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朱南扬辛勤耕耘尼日利亚市场，即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困难时期也没有放弃，与该国人民和政府建立了密切合作关系，为当地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1986年7月19日，朱南杨被拉各斯市伊克贾工业区土王莫莫杜·伊洛任命为该工业区酋长，并获得酋长中最高级的“伊克贾区首席工商长老”的勋衔，成为获得此酋长职位的第一位华人。

胡介国是有据可查的第二位华人酋长。他出生在上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父亲来到尼日利亚。1997年，胡介国斥资800万美元在拉各斯兴建金门大酒楼，号称全非洲最豪华酒店，时至今日它也是拉各斯最为知名的华人酒店和地标建筑。胡介国热心当地发展，积极推动中尼经贸合作。2001年，尼日利亚大酋长埃米尔任命胡介国为终身制酋长。胡介国将自己的头衔命名为 “服务总管”（baba ase）。他在接受采访时说道，“[酋长]的任命不通过竞选，主要看其在当地的影响和贡献。酋长不参政，只是议政，不领薪水……最大殊荣就是很受尊重，可随时见州长、总统，在地方上有很大号召力……对外国人来说，这更是一种荣誉。”

自胡介国之后，非洲华人酋长数量增速加快。截至2023年3月底，至少有24位华人获封酋长。通过分析各位华人酋长的经历，可总结出5个特点。其一，华人获封酋长主要发生在2001年以后，特别集中于2012年至2022年，这十年间共有16位华人获封。其二，华人获封酋长主要在西非国家，特别是尼日利亚，有21位（含3位在尼日利亚和别国获封的“双料酋长”）。其三，华人酋长中民营商人数量略超国有中资企业代表。获封的民营商人12名，国有中资企业和单位派驻的工作人员为10名。私营商人大多来自中国南方，尤以浙江商人为主，其余来自上海、福建等地。其四，有7位华人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酋长称号，既包括在两个国家获封，也包括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获封的情形。例如，河北保定的刘建军在科特迪瓦和尼日利亚均获封酋长称号；浙江温州商人倪孟晓被尼日利亚的伊博族和约鲁巴族两大民族封为酋长；北京华远卫士保安服务集团的郑晓鹏分别在尼日利亚和加纳两国获得酋长封号。其五，华人酋长绝大多数为男性，女性仅一人，即倬亿国际集团（Choice International）董事长陈秀霞女士（Diana Chen）。倬亿国际集团是在尼日利亚经营中国品牌商品的运营商，主要销售格力空调、广汽传祺乘用车和郎特品牌家用电器，在尼日利亚市场可谓家喻户晓。2015年，陈秀霞首次在拉各斯州奥肖迪（Oshodi）荣获酋长头衔——“奥肖迪的财富之母”（The Iyalaje of Oshodi）。此后，陈秀霞于2016年在翁多州（Ondo）和2021年在拉各斯州伊鲁王国（Iru Land）又两度获封，是华人获封次数最多的酋长，共计3次。

（二）华人酋长的类型

华人获封酋长的根本原因是在发展方面的贡献，因此整体上华人酋长可被视为“发展型”酋长。从他们发展贡献领域看，大体可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基建酋长”。此类酋长获封原因是他们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特别集中在发电站、道路和油气设施建设等领域。例如，山东电建三公司的项目经理房一波参与建设了尼日利亚奥贡州（Ogun）帕帕兰多（Papalanto）燃机电站，解决了帕帕兰多镇居民用电难的问题。该地区大酋长授予房一波“拜里阿姆”酋长称号，意为“光明使者”，成为当地26位酋长之一（含4位外籍酋长）。2012年，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曹保刚被尼日利亚阿夸伊博州乌友地区（Uyo）和十字河伊科姆地区（Ikom）的酋长委员会分别授予酋长称号，头衔是“基础设施发展与进步”酋长。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曹保刚带领团队参与了多项道路、铁路和楼宇建设，并于2014年签下了近120亿美元的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海外工程。2015年8月15日，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总经理李庆勇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伊阿洛杜市被当地大酋长授予“皇家筑路匠”酋长称号，以表彰其对当地交通和道路建设的杰出贡献。2019年，时任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事业部经理的孔涛被尼日利亚布吉瓦地区大酋长封为“工程主管”酋长（豪萨语为“Wakilin Ayyuka”）。2015年11月，中国四达时代集团尼日利亚首席执行官刘金泉被当地伊博族人授予“恩库努祖”酋长头衔，意为“拥有先进技术的酋长”，原因就在于四达时代数字基站建设使得尼日利亚南部观众可收看到质高价廉的电视节目。

“基建酋长”不仅是一项个人荣誉，更是代表了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广大中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贡献。例如，中土集团尼日利亚公司的4任总经理均获封酋长称号，可见中土集团在非洲基建领域的经济贡献和社会影响力。孔涛在采访中坦言，在尼日利亚接受酋长称号经过中土集团批准，“这份荣誉不是我一个人创造的，这成绩背后有无数中方员工前赴后继、坚守海外的牺牲，也有无数当地员工呕心沥血、不舍昼夜的付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的口号是‘与尼日利亚共成长’”。此外，中集宏图的刘志勇获封酋长时，西非主要华文媒体《西非华声报》评论道：“两次被当地部族加封酋长，不仅是刘智勇经理本人的荣誉，更是中集宏图和所有在非中国企业的荣誉。”因此，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资企业继续在非洲基建和发展领域做出更大贡献，在非洲还将涌现出更多华人“基建酋长”，助力中非在基建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第二类是“侨领酋长”。“侨领酋长”与“基建酋长”存在明显差异。一是他们主要是民营工商业者，大多从事贸易、服务与制造业，而非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他们在当地居住工作时间长，在华人社群中具有影响力和公信力，扮演侨领角色；三是他们通常工作和生活于经济活跃、华商相对聚集的大城市，代表日益壮大的华人工商业群体。“侨领酋长”身负双重使命：负责管理华人社区内部事务，协调华商与当地商人及客户的利益纠纷和冲突；作为中非经贸往来的桥梁，吸引华人投资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2004年，来自浙江舟山的孙国平被尼日利亚政府授予“华人酋长”称号。孙国平是尼日利亚拉各斯中国商城董事长，也是拉各斯中国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其掌管的中国商城是拉各斯乃至整个西非最大的“中国制造”商品集散中心，为当地华商提供了极大便利，成为集中国商品、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贸场所于一体的中国名片。同样，2019年在尼日利亚北部城市卡诺获封的浙江商人张光宇也是“侨领酋长”的代表。张光宇最初来到尼日利亚从事服装和电子产品的外贸生意，后来在当地兴办实业，创办饮料加工厂。张光宇获封的酋长称号为“卡诺华人主管”或“卡诺华人领袖”（Wakilin Yan China Kano）。在面对质疑时，力主册封张光宇的卡诺州埃米尔回应道，“如今卡诺中国人越来越多，需要有人负责管理华人社区事务，协调非洲商人与中国商人之间的纠纷。让中国人担任酋长，是以开放的心态来拥抱世界（的一种方式）”。张光宇获封后，很快成立尼日利亚华商联合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起捐资救助活动，并积极推动绍兴市与卡诺州友好城市建设。前文提及的胡介国以及2004年获封的何烈辉等人由于在华商中的威望很高，也可视为“侨领酋长”。

第三类是“个人商业酋长”。“个人商业酋长”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中非文化交流方面的职能与“基建酋长”和“侨领酋长”有部分重合。其一，“个人商业酋长”与前两类酋长一样，其经营的商铺或工厂通过引进商品和创造就业惠及当地民众，他们也经常作为当地大酋长（或“土王”）的发展顾问建言献策，协助招商引资。其二，“个人商业酋长”经过一定时间可能成为当地华人侨领，但在获封时主要是因个人商业贡献以及与当地政府或酋长的友好关系，而并非其突出的侨领身份和地位。例如，在尼日利亚和加纳获得“双料酋长”的郑晓鹏曾在非洲从事太阳能路灯和水泵建设，同时关注弱势群体，积极参与公益事业。2018年郑晓鹏正式获封为伊博族酋长，即负责中非关系和发展的“皇家特使”（Onodebeze）。同样，2019年在尼日利亚科吉州获封酋长的“80后”干嘉璇在当地创办木材加工厂，雇佣200名当地员工，并协助浙江企业家前来投资带动就业和经济发展。其获封的头衔是“为巴吉多增添荣耀”（Gbeluniyi of Bagido Land）酋长。干嘉璇不仅获封酋长，尔后还被任命为尼日利亚青年协会科吉州西部分会会长，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出任青年协会会长的外国人。

第四类是“文教酋长”。与前三类酋长不同，“文教酋长”首要职能并非直接的经济发展，其贡献体现在教育、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等领域。截至2023年初，在文教领域获封的华人酋长只有余章宝一人。余章宝是厦门大学教授，外派担任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2019年，余章宝被阿南布拉州授予“大学第一友”（Ezi Oyi 1 of Unizik）荣誉酋长称号，成为该州伊博族的第一位华人酋长。在任职两年里，余章宝积极为当地培养人才，传播中国文化。余章宝在采访中提到，“（加冕酋长）让我感受到咱们中国人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同和尊重，以后将有利于传播中国文化。这个荣誉不仅属于我，更属于全体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院人。”

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华人酋长有长期在非洲发展奋斗的经历，并非短期投资客或游客。他们的封号各异，贡献领域不同，但均因帮助当地发展获得认可和社会影响力。华人酋长与其他外籍酋长存在明显差异。其一，“基建酋长”是一大特色，其背后代表的大型中资国有企业是其他外籍酋长所不具备的，反映出中非合作的优势和特点。其二，中国政府官员或前政要在非洲获封酋长的只有林松添大使一人，并且获封的主因是中方在利比里亚的基础建设贡献，可视为“基建酋长”。相比而言，获封酋长的海外非洲裔群体中有不少在国外担任官职的人士。例如，加纳的外籍发展酋长就包括纽约州参议员露丝·哈塞尔-汤普森（Ruth Hassel-Thompson）和华盛顿市长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他俩均为非洲裔美国人。此外，2007年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塞拉利昂被授予荣誉大酋长称号。其三，与来自欧美的外籍酋长相比，华人酋长中女性、学者和艺术家比例较低。截至2006年，在加纳的54名外籍酋长中，19人为女性，且有不少是音乐家和学者。本文统计的24位华人酋长中，女性和学者分别仅有一人，尚未有从事非洲语言、音乐和艺术研究的中国学者或专业人士获封酋长。需要强调的是，获封酋长并不意味着获得“正式权力”（如立法和政府任职等权力），也不需要拥有东道国国籍，但酋长身份意味着他们得到了非洲国家“非正式权力”（酋长制）和当地社会的接纳。获封酋长有利于华人酋长个人及所属单位的经营发展，但他们也肩负着管理华人社区、调解华人与当地人摩擦、为当地招商引资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等多重责任。

华人酋长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华人社区和中资企业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总体评价是积极的，特别是对基建酋长和侨领酋长的评价，但在某些具体问题和特定个案中，也存在部分质疑和争议。

（一）非洲社会对于华人酋长的积极评价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积极评价主要体现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首先，在国家层面，部分华人酋长由于突出的社会经济发展贡献，不仅获封酋长称号，还被授予国家级荣誉奖项。例如，2004年胡介国被时任总统任命为经济顾问，负责为尼日利亚中小企业发展出谋划策。胡介国还曾获得尼日利亚“2010/2011年度国家荣誉奖”。胡介国表示，“国家荣誉奖并不是颁发给我个人的，而是对扎根于尼日利亚几代华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肯定。”拉各斯中国商城董事长孙国平获封酋长时是由德高望重的96岁的尼日利亚全国妇联主席（她也是尼日利亚新当选总统博拉·提努布的母亲）为其颁发“华人酋长”称号，体现出他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来自浙江诸暨的企业家何烈辉自20世纪90年代在西非从事服装贸易，2002年成立达之路集团，并将业务拓展至经济特区的投资和运营。因其对中非经贸合作的贡献，2004年1月5日，尼日利亚驻华大使馆官员和驻华首席贸易代表特地前往浙江诸暨，代表尼日利亚政府授予其酋长头衔。

部分华人酋长还在国家层面促进中非民间交流。“双料酋长”郑晓鹏不仅在尼日利亚获封酋长，还被该国政府任命为尼中友好协会副秘书长。该协会成立于1994年，是经尼日利亚外交部和联邦信息文化部批准的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增进尼中两国政府、企业界和人民之间的友谊，是被中国官方承认、与中国人民友好协会对等的民间外交机构。华人酋长中唯一女性陈秀霞女士不仅三度获封，而且因突出经济贡献获得尼日利亚《先锋报》评选的2021年度人物“最佳外国投资者奖”，是首位非尼日利亚裔获此殊荣。《先锋报》是尼日利亚最具影响力的官媒，其评选的年度人物旨在表彰对本国经济发展、政治地位、民族文化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与陈秀霞同时获奖的包括非洲开发银行行长和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集团总裁等重量级人物。陈秀霞也曾获得尼日利亚汽车行业年度最佳首席执行官（Auto CEO of the Year）大奖，以表彰其对该国汽车行业的贡献。陈秀霞还在尼日利亚成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其公司也是中非民间商会尼日利亚代表处，积极促进尼中两国经贸合作与商界交流。

其次，华人酋长在地方层面赢得了酋长委员会和当地民众的认可。部分华人酋长的贡献不在拉各斯、阿克拉等大城市，而是集中于偏僻小镇或农村地区。华人酋长在地方上获得尊重的根本原因是其对当地发展的贡献，他们建设的工程项目、道路、工厂以及带动的就业是当地民众能直接感知的。因此，当地酋长会议的表决以及民众态度是检验其认可度的标尺。2007年，经过当地25位酋长讨论后一致表决通过，山东电建项目经理房一波被授予“光明使者”酋长头衔。酋长称号拉近了他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他在当地走访时都会受到欢迎和拥护，有时村民还会跑来送水果等食物。同样，2019年干嘉璇在尼日利亚科吉州获封酋长前向当地酋长会议汇报企业经营状况和未来规划，27位酋长全票决定授予其酋长称号。科吉州治安状况一般，常有绑架案发生，干嘉璇曾主动承担与绑匪交涉重任，保障人质平安归来。当地人举办婚礼、葬礼或获得博士学位等庆祝活动时，干嘉璇也常被邀请出席。虽然部分当地人对册封外国人提出质疑，但支持者们认为，“就是这个外国人，带动了我们的经济，带动了我们的就业。”

华人酋长们也在地方上开展社会公益，履行社会责任。例如，孔涛2012年带人在派佩村修建了3间全新校舍，确保村里孩子能继续上学读书，派佩村小学也成了孔涛的定点帮扶学校，他经常和同事去开展爱心活动，当地人感激地称他为“孔校长”。2013年，孔涛个人出资帮助当地人把一座破败的清真寺修葺一新，还平整了通往勾萨中央垃圾处理场的道路，并为卡拉马吉吉村的孩子们建了一个简易足球场。此外，来自福建福清的郑岳峰自2015年开始在尼日利亚经营木材和金矿生意，与拉各斯州的奥乔王国（Ojo Kingdom）大酋长有密切合作。为了回馈社会，2019年他为当地捐款建了一座学校，完工后当地酋长为了表彰其贡献，授予他“嘉惠乡里”（Gbobaniyi）酋长称号。郑晓鹏在加纳阿散蒂王国获封发展酋长后积极为王国引入绿色农业，惠及农户，他在参与王国节庆活动时民众会主动伸手与其亲近，以示膜拜和尊重。

（二） 部分非洲民众对华人酋长的质疑

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也存在质疑，主要集中在3个层面。其一是对华人酋长是否合格履职的质疑。虽然大多数华人酋长是荣誉性的，但有时会附加领地管理和咨询职能。中资企业的华人酋长本职工作繁忙，对本土文化和社会事务也缺乏深度认知，容易忽视领地管理的职责。孔涛在采访中透露他曾被当地大酋长“提醒”和“批评”。大酋长来电问询他是否知晓外国人在其领地附近买地事宜，但他毫不知情。大酋长告诫他，“你是工程领袖酋长，你要履行你的职责，对你周边的一草一木都要关注”。房一波也曾坦言，他作为酋长有协助大酋长管理领地民众的职责，但因其是外国人，同当地民众的交流、对土著文化的理解以及语言能力有欠缺，其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本职工作上。非洲华人酋长基本属于发展酋长，由于其头衔是终身制，民众对他们助力当地发展的期待同样具有长期性。因此，倘若华人酋长的投资和发展举措是短期行为，甚至经常不在当地出现，就容易引发批评。不过，此类批评并非针对华人酋长，其他外籍酋长也存在这种现象。

其二是对个别华人酋长获封原因的质疑。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加纳。2020年9月5日，木材商人孙强（音）在加纳夸乎·阿贝提费（Kwahu-Abetifi）东部地区获封“发展酋长”，同时被授予特维语名字“施惠者”（Ayeboafo）。孙强获封后骑坐在加纳民众肩上游行的照片在媒体上迅速传播，社交媒体和网络上出现了较为激烈的批评论调。一部分人认为“他既不是当地居民，也不是加纳与外国人的混血，本地民众对他一无所知，不适合担任酋长。”更主要的批评是质疑孙强的经济活动是出于“个人利益”而非“社区利益”。加纳社交媒体知名评论家、曾留学中国多年的沃德·玛亚（Wode Maya）走访该地区后在“油管”平台发布视频，认为孙强只是在当地经营木材和矿产生意的私营业主，其获封主因并非发展贡献而是与当地酋长私交甚好，并且有生意方面的合作。面对社会批评，当地酋长阿昌蓬（Nana Kofi Achiampong）表示，孙强给当地建造了一所学校，捐赠了50袋水泥用于酋长宫殿建设，并成立了木材和木薯加工厂创造就业机会。迫于外界压力，孙强最终公开宣布放弃酋长称号，但表示会继续致力于当地发展。这件事情反映出民众对发展酋长的合法性和透明度有较高要求，他们将矛头指向册封的当地酋长，而非孙强本人。与此类似，2013年加纳华人淘金风波中，很多批评也是针对给非法采金者开绿灯的地方酋长和官员。大多数华人发展酋长在当地拥有私营生意，如何平衡个体利益和社区利益，并做好正面宣传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其三，西非地区是历史上间接殖民统治的重要实施地，历史记忆和族群政治也可能造成对外籍酋长的批评。这类质疑指向所有外籍酋长以及授权册封的传统权威，而非专门针对华人酋长。以喀麦隆为例，来自宁夏的“90后”李满虎曾因基建工程在喀麦隆埃考克（Ekok）获封酋长头衔，但他获封酋长的资讯在喀麦隆当地网络上已无法查获。2022年9月11日，龙星装备公司（Longstar Equipment）总经理龙先生（Long，音译）在喀麦隆获封荣誉称号，被当地媒体称为喀麦隆历史上首次获封三级酋长（third degree chief）的外国人。该报道表明喀麦隆主流媒体并未记录或承认李满虎的“酋长”封号。但该事件立刻引发广泛社会讨论和质疑，当地酋长不得不通过喀麦隆国家电视台澄清，龙先生获封的是“高级顾问”（Notable Advisor），而非实质性“酋长”。喀麦隆经历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传统酋长”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这种历史记忆使得民众对外籍人士获封酋长极为敏感，很容易引发所谓“新殖义”担忧。与此同时，授予外籍投资客酋长头衔客观上也会引发不同民族之间对国家权力和外部发展资源的竞争。事实上，在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媒体上也存在将华人酋长冠以 “新殖义”的批评论调，其背后逻辑未必是针对华人本身，而是殖民记忆和当代族群政治所引发的担忧。加纳和喀麦隆的案例表明，非洲酋长和民众有着极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一方面，册封决定权在非洲酋长而非华人，这与殖民时代的“委任酋长”有本质差别；另一方面，非洲民众的监督也可以左右外籍酋长任免，通过舆情对酋长作为进行问责，确保酋长服务于公共利益。

本文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24位在非洲获封的华人酋长，分析了他们在西非国家获封的社会背景、规模和类型，以及当地社会的反应。由此可见，华人能在西非获得酋长头衔离不开他们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但东道国酋长制度本身的开放性和吸纳能力也同等重要，两者缺一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近30年非洲酋长制的转型过程中，西非国家出现的“发展酋长”“海归酋长”以及“移民酋长”等新机制在吸纳外籍酋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这些机制，西非社会一方面可以撬动外部资源为当地发展做贡献，另一方面也将“外人”纳入社会治理体系进而维持社会秩序。西非的华人酋长是广义上的“发展型”酋长，从职能看可分为“基建酋长”“侨领酋长”“个人商业酋长”和“文教酋长”四大类型。华人获封酋长是一份荣誉和认可，也是一种责任与义务，同时也是华人融入非洲、服务非洲的真实写照。华人酋长参与非洲当地的社会治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酋长制在非洲国家属于非正式权力安排，华人参与非正式权力一方面可能会固化其少数族裔边缘群体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在客观上阻碍其参与正式权力。非洲社会对华人酋长的评价总体积极，但也存在一些质疑，主要涉及履职状况、获封原因以及外来者身份等方面。华人酋长只是西非外籍酋长中的一小部分，很多质疑并非针对华人，而是指向外籍酋长履职可持续性和任命透明度等共性问题。由于华人酋长主要从事工程建设和工商业，他们需要在平衡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做好社区服务和管理工作，同时辅之以积极宣传回击“新殖义”等不实言论。

主席在论及“一带一路”建设民心相通价值意蕴时引用古语，“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之交在于心相亲。”的确，华人酋长的出现是中非民间交往和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发展的反映。华人酋长代表广大的非洲华人和企业，他们了解当地民众需求和华人社区特点，架起了中非民心相通的桥梁，有助于提升中非合作水平，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打造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事实上，华人酋长只是华人融入非洲的一种方式，且集中在西非。在华人移民定居历史更悠久的南部非洲和东非（如毛里求斯、津巴布韦和南非等国），已出现华人移民及其后代通过竞选议员、担任政府公职的方式积极参与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的案例。近期，莱索托也有华人参与议会选举，并引发社会讨论。因此，学界有必要通过更多个案和比较研究来分析华人融入非洲、参与治理的实践和效果。

*文章刊于《西亚非洲》2023年第3期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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