慵(慵来妆)

饕餮少女 2023-06-13 06:20:45 网友整理

殷商古国——庸国，典故“庸人自扰”来自这里，牧誓八国之首

我们熟悉的庸国历史大多集中在春秋时期，事实上庸国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频繁出现，卜辞中“庸”也作“（彳用）”。庸国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古文明史上至少有过两次辉煌，一次是在商朝早中期。商代时期，庸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群蛮之首，实力强大，族人善战，文明已经较为发达。据说庸地盛产金属，庸人擅制青铜，“镛”是大钟的意思，即由庸人擅长铸制青铜大钟而得名。早在一期卜辞中就有大量“敦庸”的记载，敦庸，即伐庸，庸国远离殷商王畿，按理不可能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商王为何要对庸国大肆侵伐？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为了掠夺庸地丰富的矿物资源，有说法认为商周时期的大量青铜器都出自庸人之手；而另一次是在西周时期到春秋早期。西周时期，庸国由于地处西南荒蛮，不受中原地区邦国林立的地域限制，国力发展迅猛，疆域也空前辽阔。据学者张良皋考证，庸国在鼎盛时期疆域包括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东周兴起的楚国也曾受到过庸文化的影响，后被取而代之，比如楚国的巫文化、冶铸业等等。庸国的地理位置在哪？《括地志》说：“方城山，庸之都城。”方城山在哪？《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伐庸……及庸方城。”杜预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有方城亭。”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一带。

“庸”的造字本义说法很多，有说“庸”为“墉”的本字，源于用棒槌舂夯捣土筑墙，后加土为“墉”，庸的本义消失；也有说法认为“庸”上为“用”，即桶，下为“井”，用桶汲水，不偏不倚，申引为“中用”，即“中庸”；有的甲骨文带“攴”，意为手持，“用”为一种舂米器具，于是又有说“庸”的本义为打谷舂米。前后两种说法比较接近，一个是“舂夯捣土”，一个是“舂米打谷”。“庸”字可能来源于当地部族的生产劳动，从“墉”、“镛”等派生字来看，庸人当是一个聪慧勤劳、有创新能力的部族。

庸的甲骨文

卜辞显示，庸国在商代中后期长期受到商王的征伐，同组卜辞中，商王在征伐庸国之前先攻打归国。归国，卜辞中有“归伯”，归为伯爵，在庸国附近，据说是春秋夔kuí国的前身，在今湖北秭（zǐ）归县境内。商代归国也是商的敌对国，被商王一并讨伐，同组卜辞中有“八月，伐归”、“十月王敦庸”，可见商王的征伐路线为先伐归，后敦庸。商王为何要对归、庸一起征伐？可能归庸是同盟关系。“辛未卜，王执庸。”庸国此时已被商王征服，对庸地进行执事。“丁卯卜，止册庸大戊戊辰。”大戊，商代第九代王。卜辞大意是商王伐庸得利，俘获大量俘虏，用他们来祭祀先王大戊，这也是商人一贯的作风。

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

庸人对商朝虽然有过一时的臣服，但这显然不是出于真心，庸人一直在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商末，周人兴起，隐忍了百余年的庸人终于等来了时代变革的因缘际会，他们毫不犹豫的投靠了周人。《尚书·牧誓》武王克商前夕的宣誓辞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说明商末庸国参加了改变时代的“牧野之战”。庸人因功得以正式册封，继续坐镇古庸之地，同时造就了庸国的第二次辉煌。进入东周以后，随着楚国和秦国的相继崛起，庸国逐渐走向没落，至春秋中期，已沦为一方小国，最后不得不向东南面的楚国称臣。但庸人不甘寂寞，由于长期受到楚国的制约，庸人一直在等待反扑时机。终于，机会来了，楚庄王即位后，三年匍匐不动，又恰逢楚国闹饥荒，周边的戎人趁机攻打楚国，楚国一时陷入危境。庸人紧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遇，率领群蛮揭竿反叛。庸人见群蛮四起，楚国又军粮紧缺不敢出兵，开始轻视楚军，以为楚国“不足与战矣”，居然“遂不设备”，就是不设防备。谁料，这是楚庄王在故意向庸人示“弱”呢，事实上楚王早已收服了蛮人，并联络秦国、巴国结成联盟，庸国已被孤立。最终，楚、秦、巴三国形成三面包抄之势，一举灭了庸国。可怜庸人被稀里糊涂的亡国了，还留下了“庸人自扰”的笑话。

古庸地岩葬文化

现在“庸人”带有贬意，可能就是从这个典故里产生的。其实庸人并不平庸，早期庸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懂得隐忍，目光远大，几度崛起，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古庸文化。秦楚联军灭庸后，庸地在秦国和楚国之间几易其主，最后沦为楚地。而一部分庸人则继续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湖南张家界（大庸市）一带，据说其境内有“大庸水”，即为庸人活动痕迹。后世将湖北竹山县一带称为上庸，将湖南张家界一带称为下庸。

文/堰风

殷商古国——莫国，典故“讳莫如深”出自这里，莫姓发源地

陈寅恪和钱锺书为何都撰文讨论“狐臭”问题？

钱锺书、陈寅恪喜谈秽亵事。这个判断，凡熟悉钱陈的人都大体认可。《围城》里方鸿渐海外归来，到中学演讲，开口即是梅毒，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涉此类事极多。陈寅恪也有这个趣味。记得有则学林掌故说，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朱延丰参加毕业考试后，陈寅恪问朱延丰考得如何，延丰以为还不错，陈笑曰：“恐不一定。当时还准备一题，后觉恐较难，故未问，即中古时老僧大解后如何洁身。”延丰未作声，另一学生邵循正回答：“据律藏，用布拭净。老僧用后之布，小僧为之洗涤。”陈初闻未语，后深表赞许。虽属学林掌故，但此类事放在陈寅恪身上一般不错。其它如“杨贵妃入宫时是否”，也是陈寅恪专门谈过的问题。陈寅恪《论再生缘》起始即说自己少喜读小说，“虽至鄙陋者亦取寓目”。钱锺书和陈寅恪均是中国大学者中喜读小说之人，而小说叙述最不忌繁杂芜秽，他们共同的趣味可能由此产生。

《容安馆札记》

狐臭的雅称“愠羝”，钱锺书、陈寅恪都专门谈过此事。《围城》里有个细节：

唐小姐坐在苏小姐和沈先生坐位中间的一个绣垫上，鸿渐孤零零地近太太坐了。一坐下去，他后悔无及，因为沈太太身上有一股味道，文言里的雅称跟古罗马成语都借羊来比喻：“愠羝。”这暖烘烘的味道，搀了脂粉香和花香，熏得方鸿渐泛胃，又不好意思抽烟解秽。心里想这真是从法国新回来的女人，把巴黎大菜场的“臭味交响曲”都带到中国来了，可见巴黎大而天下小。（《围城》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钱锺书后来在《容安馆札记》中又多提此事，并引述了许多西文资料。他读马提亚尔(Martial)讽刺诗提到形容薇图斯蒂拉(Vetustilla)丑状时说：“气味类母羊之夫”，并引陶宗仪《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考“狐臭”当作“胡臭”，即《北里志》所谓“愠羝”。还指出胡侍《真珠船》卷六袭之，认为“吾国古人正亦以羝羊为比”。然后引梁山舟《频罗庵遗集》卷十四《直语补证‧狐骚》条，标出《山海经‧北山经》中曾说：“食之不骄”后的注认为：“或作骚，臭也。”并说梁玉绳《瞥记》卷七也有同样的说法。钱锺书同时又引《杂阿含经》卷四十天帝释败阿修罗一段中异仙人所说偈言：“今此诸牟尼，出家来日久。腋下流汗臭，莫顺坐风下。千眼可移坐，此臭不可堪。”钱锺书还提到《别译》卷三中有：“我身久出家，腋下有臭气。风吹向汝去，移避就南坐。如此诸臭气，诸天所不堪。”钱锺书同时指出《春渚纪闻》卷一中说黄山谷曾患腋气，还说钱饮光《藏山阁诗存》卷十二《南海竹枝词‧之五》有个自注：“粤女多腋气，谓之‘袖儿香’，媒氏以罗巾拭腋送客，验其有无”，同时引俞蛟《潮嘉风月记》说：“纽儿儿肤发光腻，眉目韶秀，惜有腋气。遇燕集酒酣，辄熏满坐，往往有掩鼻去者。独周海庐与昵。余拈《黄金缕》调之曰：‘百合香浓熏莫透，知君爱嗅狐骚臭。’海庐大惭。”钱锺书认为，汗臭最难忍，他再引孔平仲《谈苑》史料：“余靖不修饰，尝盛暑有谏，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钱锺书最后抄出希腊诗人关于腋气的史料。（本段借用“视昔犹今”新浪博客《容安馆札记》释读文字。此君将《容安馆札记》全部释读并公之于众，功莫大焉！）

《寒柳堂集》

1937年，陈寅恪有一篇幅名文《狐臭与胡臭》。陈寅恪认为，腋气本由西胡种人得名，“迨西胡人种与华夏民族血统混淆既久之后，即在华人之中亦间有此臭者，倘仍以胡为名，自宜有人疑为不合，因其复似野狐之气，遂改‘胡’为‘狐’矣。若所推测者不谬。”（《寒柳堂集》第1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陈寅恪最后结论是“胡臭”一名较之“狐臭”更早且正确。他同时指出，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是不够的，还应当注意腋气。

陈寅恪此文一个明显特点是不引常见书中的史料，而专引中国医书，如巢元方《诸病源候总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和李时珍《本草纲目》。另外涉及崔令钦《教坊记》、何光远《鉴诫录》。

《狐臭与胡臭》初刊于1937年，钱锺书1938年由法国归来，按常理推测，钱锺书应该读过陈寅恪此文。《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书中提到“愠羝”，后《容安馆札记》中又搜罗相关史料，但没有提到陈寅恪的文章，凡陈文引过的书，钱锺书一概不提，似乎是有意扩充陈文的史料，同时特别指出《辍耕录》卷十七《腋气》条已考“狐臭”当作“胡臭”，此论与陈寅恪看法相同。这个顺手的史料中可能暗含一点对陈文灵感和原创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