灞(灞桥)

灞桥 你有多少记得

横垮灞河的桥而得名灞桥。現在多了去了，没弄清有多少座。但记得儿时，就只有一座，就在今古灞桥遗址附近，哪是上

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哪会儿，还小呢，只听大人说灞桥这啦那啦的，神气的很，勾的小魂就想去看看走走，试试踏着桥过河和光脚丫子过河有什么不同，站在桥上能有啥感觉，…

想着……想着……

九十年代来了……

去下稽大伯家坐着客车路过灞桥，我看见桥，可桥没理我，也没给我那种向望的神一般的气味，所以也就平淡随着車摇晃晃而过。

新时代来了，温习传统文化的风，把我摧到了灞桥。

第一次去…再次耒…还来…

到灞桥的次数多了，倒迷茫了去灞桥的目的。

灞桥，除了有几座桥和一个碑以外，还有（桥下）流水、新合（新型合作医疗）、屠夫（读书）、柳停（不见亭），再没看见什么。

我在灞桥寻什么？找什么呀！？

问问百度。还别说，百度比桥两头的人知道的多。百度说:

六十年代那会的灞桥，是清朝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建修的，长150丈，阔三丈，49年进行了一次加固，1955年把原石板桥改为新式钢筋混凝土桥，为公路交通运输通道。

现代灞桥两头的人说的老灞桥就是五五年重建的这座新式钢筋混凝土桥。就这座桥也于20世纪80年代被洪水冲垮。政府将原桥彻底拆除，重建起八车轨道的双面大桥。

那宋朝时的灞桥在哪呢？我需要找到它和灞桥驿，寻找宋朝，由长安去蓝田的路，在这条路上寻找我家老祖宗的脚印。

灞桥，你知道多少？快告诉我！

河岸旁有一块碑没妄我的苦心，它向我诉说了他的经历。

灞桥从秦汉起就有，不过各朝代所建位置不同。以隋朝石灞桥为基，西曾建造过秦汉石灞桥，东曾有唐朝木灞桥。

历史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杨坚代周建隋，都于长安。开皇五年（585）九月，改霸水为滋水。在秦汉灞桥 东南5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新的灞桥。新灞桥为新型石桥，与大兴城（即唐长安城）的通化门（通化门遗址早已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城市建设中被破坏，遗址应在今长乐西路陕西省电力建设总公司之南，长乐西路以南约100米，东距金花北路180米处。）

直对，从而大大便利了京城与东方各地的联系。

隋朝灞桥桥墩

到了唐代，长安城人口激增，灞桥空前繁忙。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鉴于灞桥地处潼关路、蒲津关路、蓝田关路的交汇

处，人流、车流很大，于是在隋代灞桥之南另建一桥，形成南北二桥的局面，以缓解东西交通方面的压力。

隋唐之灞桥至宋代沿用，宋神宗（公元1068至1085年）时，将灞桥重修一次。元废，灞桥被逐渐淹没在河沙之中。1994年，在灞河取沙发现桥墩。2004年10月1日，被大水冲刷出的灞桥遗址则为隋桥，因在原灞桥址以南，今称“南桥”。

1994年挖沙时挖出的桥墩

（待续）

探秘汉文帝霸陵

　 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会议上公布：位于西安市白鹿原的江村大墓，就是西汉第三位皇帝汉文帝的霸陵。这一消息迅速刷屏朋友圈，登上热搜。

　　什么是江村大墓？确定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的依据何在？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亲临现场，探秘汉文帝霸陵。

神秘的江村大墓

　　冬日的西安东郊，大雾弥漫。依山傍水的白鹿原，因位居灞河之上，史称“霸上”，也作“灞上”。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有云：“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此处的“霸上”，就是西安东郊的白鹿原。白鹿原上的江村，近日因一座大墓举世闻名。

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12月14日下午，记者进入江村大墓考古现场。彼时，1号发掘点已被围起栏杆，围栏内是用钢材、篷布、彩钢瓦搭建的一处大型防雨帐篷。记者一行穿过坑内搭建的钢架，顺着台阶逐级而下，近千件重叠堆积的汉代陶俑便呈现在眼前。

　　2000多年前，这些倒伏在地的陶俑，原本整齐成排伫立在外藏坑的木椁内。陶俑高约50—60厘米，有真人的1/3大小。它们的形体符合人体结构比例，身体各部分做工细腻，甚至连毛发窍孔也细致入微。彩绘表情也是异彩纷呈，它们长相各异，千人千面。通过近距离观察，陶俑的男女特征清晰可辨，甚至连宦者俑性别特征也都十分明确。

　　2号发掘点位于另一处外藏坑，坑的两侧分别保留了仅可供一人通过的斜坡小路。记者下到外藏坑底部，发现土质和石块均较为平整，深度约8米，一段留有台阶，保留着考古工作人员发掘的痕迹。负责管理维护该处外藏坑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发掘点于2017年开始发掘，2019年完成，发掘出土的物品均为陶俑，未见其他陪葬物。

　　截至目前，江村大墓共勘探出115座外藏坑。考古人员对江村大墓东北、西南区域的8座外藏坑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各类着衣式（个别戴有刑具）陶俑1000多件，金、银、铜、铁、陶质文物3000余件，还有众多漆木器遗迹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外藏坑中还清理出“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等明器官印多枚，这表明江村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

　　在国家文物局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表示，本次考古工作自2017年持续至今，勘探试掘了江村大墓的“石围界”、围合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的外陵园墙，以及建筑遗址、陶窑等，发掘了江村北陶窑遗址、江村大墓外藏坑、南陵外藏坑、栗家村汉墓等，成果丰硕。

江村大墓K15 出土的部分彩绘着衣式陶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时钟拨回到1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季，记者曾经跟随西安市公安局文物支队的民警，来到这里查看暴露在麦田中的盗洞。地处白鹿原上的江村，土地平旷，在刚刚收割过小麦的田野上，金黄色的麦茬像地毯一样铺向远方的秦岭。无论是在地面平视，还是用无人机从天空俯瞰，都看不出这里有一座古墓。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盗墓活动猖獗。西安、咸阳两地汉唐时期古墓遗迹屡遭盗掘。2001年，盗墓贼张小彦在白鹿原盗掘了180件西汉时期的陶俑，几经转手，一部分陶俑被倒卖出境。2002年3月，陕西警方获知，美国索斯比拍卖行即将拍卖来自中国西安的6件黑陶俑，起拍价为每件6000—8000美元。当时距离拍卖开始仅剩下一天两夜。陕西省政府就此向国家公安部、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发出特急电报，请求紧急追索。时任阳陵考古队队长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与拍卖机构交涉，以11条证据据理力争：为什么说6件陶俑是中国的？为什么说6件陶俑出自陕西？为什么说6件陶俑是西汉的？……最后，在中国驻外使馆的强烈交涉下，6件被盗出境的西汉黑陶俑撤拍。2003年6月17日，经中国政府有关方面通过外交途径长达1年多的交涉，美国将这6件黑陶俑归还中国。

　　经过众多考古专家的观察研究，这6件陶俑除了体表乌黑之外，其形态、大小、结构与汉阳陵出土的着衣陶俑几乎一模一样。随后，公安部门对这6件陶俑的来历展开了调查，最终确定陶俑是张小彦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的江村古墓盗掘的。据张小彦交代，这批陶俑出自江村古墓。至于为何其通体呈黑色，可能与更早时期该墓被盗时木炭被引燃有关。

　　在确定了这些陶俑出自白鹿原江村后，考古人员对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2006—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这里进行了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勘探结果让考古人员大吃一惊，这里竟然隐藏着一座有着四条墓道的“亞”字形大墓。在没有确认墓主人身份之前，这处墓葬一直被考古学界称为“江村大墓”。　　

陵墓若都邑

　　古人“事死如事生”，墓主生前日常生活的场景，通常会被完整地复制到地下。墓葬平面为“亞”字形，墓室边长约72米，墓室四周发现115座外藏坑，以陶俑作陪葬，辅以“中司空印”“中司空丞”“山官”“仓印”等明器官印，一应人马，应该是汉家王朝公卿官署的再现。

　　外藏坑殉葬的陶俑为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汉陵考古队副队长曹龙告诉记者，准确地说，这些裸俑应该被称为“着衣式陶俑”。陶俑早年埋葬时榫接有木质的臂膀，穿着代表各自不同身份的丝绸或者麻布的有机质衣服。但经过2000多年地下环境的腐蚀，衣物和木臂腐朽殆尽，发掘出土时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断臂赤身”的“俑”。马永嬴说，根据这些年的考古工作情况看，着衣式俑绝大部分出土于汉代皇帝、皇后的陵寝，是专为皇室成员使用的一种高等级陪葬品。

　　在对外藏坑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首次发现了刑徒俑。这些刑徒俑的脖子、手腕以及脚踝上都有着铁环状的刑具，象征着在修陵时征发的各种徭役。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朱晨露指着一个陶俑对记者说：“你看，这件女性陶俑脖子上戴有铁钳，头上没有发髻，是一个光头形象，这就是受了髡刑。”

　　据马永嬴介绍，考古团队根据既往考古工作成果，对江村大墓外围进行了大规模详细勘探，以此为线索，发现了一道东西长约1200米，南北宽约860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围在一起。另外还有115座外藏坑围绕着陵园，总体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根据这些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成果，考古团队认为，江村大墓及其周边遗迹遗存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判断其为汉文帝霸陵。

江村大墓K27 出土的刑徒俑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葬者，藏也，中国帝王陵历来秘而不宣。但是现古发现，揭开了帝陵的神秘面纱，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视野，一些考古学家也从墓葬勘探中形成了独特的视角。焦南峰认为，霸陵位置的明确，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外藏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显示出西汉帝陵制度的发展、演变，奠定了西汉中晚期帝王陵墓制度的基础。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西都赋》中写道：“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汉文帝的霸陵、汉宣帝的杜陵在咸阳东南；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和武帝茂陵，这五座帝陵分布在咸阳北原。在西汉十一座帝陵中，霸陵和杜陵在渭河南岸，其余九座帝陵沿渭河北岸由东向西一线排开，绵延近百里。从2015年8月到2016年盛夏，记者从西安出发，绕杜陵，登霸陵，经“泾渭分明”的泾渭交汇处一路向西，沿渭河踏遍咸阳古道，探寻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历史沧桑。金代学者赵秉文有诗云：“渭水桥边不见人，摩挲高冢卧麒麟。千秋万古功名骨，化作咸阳原上尘。”汉文帝霸陵的考古发掘为西汉帝陵制度形成与发展演变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考古资料。

　　在江村大墓考古发现对外公布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喜不自胜。他表示，江村大墓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使包括汉文帝霸陵在内的西汉帝陵规模、形制、布局及内涵被考古工作者基本掌握。焦南峰也认为，江村大墓竖穴土圹、双重陵园、帝陵居中、多座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分布等陵寝制度，基本与秦汉时期帝王陵墓规制吻合，表明了皇帝独尊、中央集权的西汉帝国政治理念的确立。此外，霸陵平面格局上承长陵、安陵的“无为而治”，下启阳陵、茂陵、平陵及杜陵的“独尊儒术”，是西汉帝陵制度发展演变的关键环节，折射出西汉国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

　　陵墓若都邑，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不同的遗迹遗物，在不同学术研究目的上的作用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秦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帝陵是都城“物化载体”的表现形式。对于帝陵而言，主要是通过地下的寝宫、外藏坑及地面陵寝建筑的“外向”发展表现出来的。外藏坑陪葬品、祭祀活动及“陵寝建筑”及其中的祭祀活动，是秦汉“陵墓若都邑”的集中体现。

　　西汉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时代。历史文献对西汉帝陵形制的记载，已被不少考古发现证实。据焦南峰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先后对包括高祖长陵、武帝茂陵、元帝渭陵等十五座帝陵进行了系统调查、勘探，对景帝阳陵展开了大规模持续性的发掘研究工作。现有研究表明，西汉帝陵是整个西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的缩影，保留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凤凰嘴”陵址乌龙

　　“凤凰嘴”位于白鹿原西部，是一个突出的山头，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12月15日，记者在白鹿原上观察到，“凤凰嘴”通过一个土梁与白鹿原相连，其北坡呈规整的三角形状，高有百米。“凤凰嘴”下，留存有10余通石碑，其中一通较为高大的石碑为清乾隆年间陕西巡抚毕沅阴刻楷书“汉文帝霸陵”。

　　据元代学者骆天骧撰写的《类编长安志》记载，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清嘉庆年间编撰的《咸宁县志》也记载：“霸陵，在杨家屹塔北凤凰嘴。”此外，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也曾提到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但没有提及具体方位。20世纪上半叶，多名中外学者先后到凤凰嘴考察，都认定凤凰嘴就是霸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数次考古调查，也得出同样结论。

　　21世纪初，考古工作者陆续采用考古勘探、地质探测等多种技术手段，多次对“凤凰嘴”进行了大范围的细致探查。令人惊讶的是，除其下的十余通明清碑石外，“凤凰嘴”并未发现陵墓类遗迹，甚至没有发现人为开凿过的痕迹。

　　历史上一直有学者怀疑“凤凰嘴”不是霸陵，一方面依据西汉帝陵传统，陵园一般建于黄土台塬的边部，除帝陵陵园较为高隆外，整个陵园内较为平整，高差不大。曹龙认为，“凤凰嘴”与陵园内最低处高差达230米，在建陵过程中难以建设外藏坑、礼制建筑等设施。另一方面“凤凰嘴”离窦皇后陵太远。汉惠帝安陵与张皇后陵相距仅260米；汉高祖长陵与吕后陵相距280米；而窦皇后陵与“凤凰嘴”居然相距2000多米。按照汉朝的帝陵建制，帝陵与后陵应相距不远。

江村大墓K27出土一组印章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依据这样的推测，考古人员对北距“凤凰嘴”约2000多米的窦皇后陵进行了考古勘探，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线索。2006—2009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霸陵陵区进行抢救性勘探和试掘，发现了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坑。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开始推测江村大墓才是真正的汉文帝霸陵。“虽然大家心里都比较确定，但是考古人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在消息正式公布前，还需要足够多的考古证据。”马永嬴说。

　　江村大墓地面无封土，墓葬形制为“亞”字形。北距凤凰嘴约2100米，东距窦皇后陵800米。墓室边长约73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5座外藏坑。“石围界”边长约390米，四面正中外侧有门址。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体现了汉代帝后合葬的“同茔异穴”。这些特征与《史记·孝文本纪》记载的“治霸陵皆以瓦器”“不治坟”十分吻合。霸陵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中，印章、封泥及其他带字文物，证实了“陵墓若都邑”、帝陵“模仿现实中的西汉帝国”的建设理念。这些发现，纠正了元代以来历史文献记载汉文帝陵墓在白鹿原“凤凰嘴”的错误。

　　汉文帝霸陵真实地点得以确认，也与汉武帝刘彻之妃“钩弋夫人”墓被盗一案有所关联。2016年7月，汉云陵遭盗扰。公安部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直接组织指挥陕西省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工作。警方循线追踪，从一个盗墓团伙挖出其他盗墓团伙，再扩线、扩人，历时一年多，打掉了8个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91人，侦破、盗掘、倒卖等文物案件96起，扣押涉案车辆10台，追缴文物1100余件。追缴的文物来源直接指向江村大墓及其陪葬墓及外藏坑。

　　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在5年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针对有人戏说是盗墓贼发现了江村大墓，盗墓贼才是汉文帝霸陵的真正发现者，焦南峰驳斥道：“发现不是看见，更不是挖过、盗掘过；发现是看见了、知道了，并且科学地解释了。”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严重的犯罪行为，这种盗掘对历史文化的破坏往往是不可挽回的，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可能就在盗墓过程中灰飞烟灭；考古工作者是历史文化的保护者、捍卫者和研究者，我们的考古研究是在保护性、科学性、计划性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人员奇缺、工作量极大，导致很多重要的已知的遗址、墓葬没有来得及调查、勘探就被破坏和盗掘，只有国家加大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力度，使文物保护、考古调查、勘探走在基本建设的前面，抢在盗墓贼前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才能摆脱目前这种被动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