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亥年是哪一年(己亥年是哪一年2019)

年俗｜为啥牛年春节这么晚？大年三十年味儿都在这

2019年己亥猪年为“六十甲子”的第36个年头，老话有一种说法

猪为什么配“亥”？

本文作者 倪方六

2019年，是农历猪年。

生肖有十二属，分别用十二地支中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12个字标示次序，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骑长嘴将军）

这样算起来，今年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个，过了今年的猪年，明年（2020年）就是鼠年，进入又一轮生肖纪年。

5个生肖纪年为60年，民间俗称”一甲子”、““六十甲子”、“六十花甲”。

六十甲子中，十二属的每一生肖出现5次。为了区分这5个相同生肖的不同年份，古人用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个字，与十二地支中的12个字分别配对，形成了同生肖的不同轮值年。

（猪年剪纸）

这样，每个生肖轮值5年，12个生肖刚好60年。在这60年里，每年天干与地支的组合都不会重合。如果一个人是鼠年出生，到60周岁时，刚好“从头到尾”，什么生肖年都过过了，这也算人生一幸事。

一个人一生基本上只有一个“花甲”，如果有两个就是120岁，真正的寿中之星，一般人过不到。所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应该满足于一个“六十甲子”。因为这个原因，人活到60岁时，家人会好好给其过个生日——六十大寿也！

（天津天后宫“六十甲子”殿）

在过去，“人生七十古来稀”，过了六十大寿，也算人生圆满了。接下来，多活一年就是“赚”的，开始享受人生，享受天伦之乐。明朝时，开国皇帝朱元璋以法定形式规定“六十致仕”，就是60岁退岁，让老人过个幸福、安康的晚年。现在的延退，在过去是违反人伦的。

话再说回来。

具体到猪年，是用天干中的乙、丁、己、辛、癸五字来区别，从头到后分别是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

再具体到2019己亥猪年，则是第3个轮值猪年，是六十甲子中的第36个年头。

（2019年猪年）

己亥猪年有什么讲究？古代命理家将之定为“道院之猪”，五行中属于“平地木”。命理不错，用俗话来说，这年出生的人“命好”。

当然，上述说法是老话了，是古老生肖纪年法的一种民间解读。

但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就是古人为什么要用十二地支中的“亥”来配对“猪”？换一种说法，猪为什么会排在最末第12个？

（西安韩森寨唐墓出土十二生肖俑，猪排在最后）

对于猪放在最后，古今学者都有不同的说法，试图找到真相，但始终没有令大家信服的结论。于是，民间编出神话故事，寻找其合理性——有一故事，想象十二生肖次序是玉皇大帝选出来的。

当时主持排座次的，是自告奋勇、主动站出来的猪。众生肖推荐排在第一的，是最辛苦最老实的牛，结果让老鼠钻了空子，排到了第一，其他生肖不服气，也互相论理争先后。在最后上报名单时，猪干脆把自己写在最前头——子猪、丑鼠、寅牛、卯虎……

玉皇大帝一看，觉得不合理，大笔一勾，将不负责任的蠢猪放在12生肖最后，并在旁边批示道——“无用蠢才，颠倒黑白。罚去吃糠，一年一宰。”

（汉景帝刘启阳陵出土陶母猪、猪仔）

从现古发现来看，将猪当“第12弟”，在生肖纪年起源时即如此，很古老的。

有关生肖的考古发现，近几十年已有很多。如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秦简、1986年甘肃省天水市放马滩1号秦出土秦简，1998年湖北省随州市孔家坡8号汉墓出土汉简……

我就这些简牍中的生肖内容，进行了专门的比较，与王充《论衡》中所列生肖，做成下表，早期十二生肖的变化和排序区别一目了然。

（秦汉生肖表）

从中可以看到，猪一直排在第12位。由此看来，古人是有意让老猪垫底的。既然猪排在第12个，那十二地支中的第12个字是“亥”，自然就是“亥猪”了，不过秦汉时称为“亥豕”。

但是，如此排序并不会这么简单，古人在设计十二生肖和确定先后顺序时，应该是根据当时的生活生产经验，寻找出与人类最紧密的12种动物。并以这12动物来纪年，形成了十二生肖。但是，在十二生肖定型过程中，是次序是有变化的，十二生肖中的动物也有不同。如马就曾在不同位置出现，叫过“未马”，占了现在的“未羊”位置；虫、鹿、鬼都出现过在十二生肖中。

（云南江川县李家山13号汉墓出土的铜人猪饰）

但猪的位置和与亥配对一直没有变。这里，其实是因为“猪”与“亥”的关系特殊。

“猪，者豕也”。从文字学上说，“豕”与“亥”字形上很相似。殷墟甲骨卜辞中，豕和亥两个字均已发现，写法、结构接近。

甲骨卜辞中的“豕”——

甲骨卜辞中的“亥”——

到后来的秦汉简牍中，两个字更相似了。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汉简中的“豕”——

湖北荆门包山战国楚墓出土楚简中的“亥”——

由于两字差不多，古人也容易弄混。《吕氏春秋·察传》（卷第二十二）有这么一个读史笑话，有一卫国人将“晋师己亥涉河”一句，念成了“晋师三豕涉河”，正好让孔子的学生子夏听到了，指出他读错了：“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因为两个字很相似，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两字实为一字，都出于猪身上。他在《说文解字》中说:“古文亥，亥为豕，与豕同。”

因为猪与亥配对，在猪的众多异称，亥日成了猪日，有了“亥日人君”之雅称。

（湖北武汉出土的隋代生肖猪俑）

由于豕与亥的字形相似，明人杨慎就此在其《艺人伐林》书中提出一个观点：“子鼠丑牛十二属之说，朱子谓不知所始。余以为，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为也。日中有金鸡，乃‘酉’之属；月中有玉兔，乃‘卯’之属。日月阴阳，互藏其宅也。故篆字‘巳’作蛇形，‘亥’字作猪形，余可推而知矣。”

这当然是一家之言，字形相同并一定就是配对的必然理由。

（北京白云观十二生肖浮雕）

如果从“亥”字方面来分析，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明人李长卿《松霞馆赘言》，解释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配对的原因，称：“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

（距今7000年的猪，这是一种野猪，河姆渡陶钵上图案）

大概意思是，在相当现代21时-23时之际，天地间又浸入一片混沌。如同果实包裹着果核那样分不清。而猪呢蠢货一个，除了吃食别无追求，也是混混沌沌、糊里糊涂的家伙，猪这习性与“亥”的意思差不多，于是猪成了亥之映象，配成了对。

显然这种说法以也有漏洞。有关“亥”与“猪”配对的观点和说法还有不少，但基本上都是一家之言。

其实，十二生肖是从民间兴起的，不会有准确的记载，也没必要找出真相，分清谁是谁非。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来了解就行了，讲得过于清楚反而少了一种味道。

（清代年画）

《己亥》龚自珍与余世存们的中年危机

龚自珍 （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其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图为画家李世南所画龚自珍像，源自网络。

余世存 诗人，学者，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著有《人间世》《一个人的世界史》等。

《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

作者：余世存

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龚自珍48岁的时候，京城已经容不下他。

这和当代的作者余世存形成鲜明的对照。余世存在48岁的时候，开始解读178年前龚自珍所作的《己亥杂诗》。解读之际，不免心气相通，有了代入感。他遂以第一人称完成了龚自珍的精神自传。

而今年又逢己亥之年，余世存的《己亥：余世存读龚自珍》得以出版。此时，余世存50岁。他解读的对象，龚自珍50岁时，暴病而亡，死于江苏丹阳某个书院的讲席。

现在回到三个甲子前的己亥那一年。自杭州北漂至京城，当一个小公务员的龚自珍，终于被北京的权贵们挤出局了。那一年，他不得不展开“逃离北上广”的旅程。

进取之路一败涂地

京城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圈子。龚自珍最知名的朋友有魏源和林则徐。这一年，魏源还没有写出他的《海国图志》，影响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尚没有发生。而林则徐则在这一年去了广东，开始为虎门销烟作准备。临行时，他婉拒了龚自珍请求随行的动议。

的确，龚自珍这个人的毛病太多。他听从外公段玉裁的教诲“要做名儒、做名臣，不要做名士”，因此屡屡戒诗，但又屡屡开戒。他又有天生的名士气和做派，行为不甚检点，议论朝政，出语伤人，是常有的事。他甚至说，整个朝中和江湖，都没有有才能的人，全是一帮傻子。

他还有一个毛病，甚会得女性欢心。尽管他是个五短身材，面貌崛强，但丝毫不妨碍他以诗歌的才能进入女人的心扉。顾太清被称为大清第一女词人，她曾经是一位王爷的侧福晋，因为与龚自珍过从甚密，诗词唱和，引来非议，最终被逐出王府，流落民间。据说，己亥这一年龚自珍的离京，与这段经历有莫大关系。

48岁时，龚自珍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对新疆、西藏的地理有深入研究，希冀能派上用场，朝廷有朝一日让他去拓疆安土。然而这样的机会迟迟不来，他只能做一些秘书和校对的工作。他的剑生了锈，箫在秋天里也只能呈现萧索之意。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去西山或南城赏花了。他和文友们骑着马，饮酒作诗，享受大自然的恩惠。

由于朝中的挤对，以及来自八卦的风言风语，龚自珍在京城的进取之路一败涂地。他眼中所见，皆是满目苍凉。帝国的气运和他的命运在这一年里形成了某个隐性的转折点。他预见到摧枯拉朽的力量即将到来，但又滋生出无能为力之感。

此时，龚自珍与所有中年状态的人士一样，有了家室之累：正室侧室，一双儿女。他的身心经历了疲惫的淘洗，他也并没有在为官的时候实现财务自由。

安身未卜，立命未卜。龚自珍是个彻底的失败者。除了拥有一些诗名之外——他在这一年沿途写的诗，会因为传诵早于他抵达家乡。途中有道士在乞雨，听说大诗人龚自珍来了，请他写醮词，他大笔一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诗人和巫师的双重人格合体了，龚自珍扮演了那个求雨之人，他用文字的灵性呼吁天地之间来一场大的洗涤，将腐朽与没落彻底扫除。

一路上，他不在醉中，便在诗中。他的朋友们，与他谈论诗文与学问，时政与苍生，这给了他不少慰藉。从春天走到夏天，他才回到了杭州。

人心亡，则世俗坏

48岁时的余世存如何看待这一年的龚自珍呢？一个是遭弃用的士子，而另一个，是一介以知识分子自命的布衣。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额头上，都悄然出现了白发。龚自珍心心念念于天台宗的佛学，希望自己能把那些经书反复宣诵三万遍。而余世存的目光也在收敛之中，从家国天下转向性命之学。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士子究竟是该“以天下为己任”还是以“安顿性命为旨归”。思想的流淌，驱动着不同的行事风格和人生路径。48岁的龚自珍一无所有，两手空空，他不停地否定自己，既没有在小学领域接续上外祖父的学问，又没有在做官上展示新的策动论力。他不过是讥人讽事，愤愤不平而已。有人称他龚疯子，背地里却想这是一个愤青、刺头、麻烦。

余世存的方式要恬淡许多。人到中年，经历了婚姻、生子、病痛和家人亲友的死别，相貌上已现悲悯之相。早年酣畅淋漓的士子作风，如今早已不会大呼小叫，徒然地表白心迹。书斋生活，足以抵御庙堂和江湖的风雨。先灵活动于意识的边界，那一瞬间，或许时空的局限性都已被勘破。

但那仍然是隐隐有个中年危机的。与俗子的中年危机不同，士子考虑的不是个人际遇、职场争斗、子女教育，而是对一块大陆共同的深情，对吾民同胞的休戚之感。多一些公平，多一些正义，多一些文明；同时，少一分谎言，少一分愚弄，少一分卑劣。

一切归结于人心，龚言“人心亡，则世俗坏”。再好的制度，不去执行，仍是一张废纸。国民教育如果仅仅是知识的获取，而非智识的增长，那和皇帝的新衣有何区别？

人到中年，一切都还来得及吗？能看到机运昌明的那一天吗？为什么龚诗能一发千钧，自此影响中国近代思想界的走向？一个诗人，一个命定的诗人，为何能天心人心，打成一片？

先知的声音

龚自珍仍沉溺于归途中的酒与色，诗与友。他缓缓归矣。家人与市民用超乎寻常的热烈欢迎了他。求字、求墓志铭，络绎不绝。他不得不在吃了半个月酒席后，又闭关半个月，完成稿债。他终归是个名士，他的名声，他的不妥协，传遍了整个杭州，他的诗文被传颂，行迹被模仿——他终于成了外公所痛恨的人。

他的名句在一点一点发酵，原来“美人如玉剑如虹”是他的句子啊。“但开风气不为师”是多么美妙的境地啊。“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十年香”，又是何等的深情直白啊。

他考虑了接下来的生活，他要在杭州附近的昆山，把自己的别墅在山中建好。余生以待，他有一个自我休憩与优游的空间。如此退隐，岂非中年的激流勇退，岂非上苍待我不薄的田园之乐？

他甚至偶尔内心一动，希望将沿途交好的歌伎召入府中，从此不问外事。但世俗与礼教的束缚又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他将心迹都付诸诗篇当中。当人们阅读这些诗篇时，不免有人骂他是玩弄女性感情的大混蛋。好几次，他不敢面对歌伎与他的送别，仓惶驾船先行。有一位与他长情的女子早逝，对自己的母亲遗言说，如果龚先生要来墓前，那还是可以的。

显然，现实中的书生余世存没有这般地狂放。他多是温文尔雅地对待他人，心平气和地展卷阅读。己亥这一年的中国对应着公历的2019年，四海有升平之貌。近百年的外侮侵略经历不复存在了。人们的思维被眼前的焦虑折磨着。无论是住房、孩子的教育还是医疗体制，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压力。中产阶层还未长成，就被股市和金融一轮轮地洗去。

对于龚自珍而言，己亥（1839）是个由盛而衰、盛极而衰的年份，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国家，都感受到无以复加的光荣的顶点，但燃料就快烧完了。大清的迷梦被随后而起的战争（1840）拉开了屈辱的序幕；十年后，太平天国运动（1851）又将之冲击得摇摇欲坠。

是龚自珍在己亥之年发出了先知的声音，他在这一年的归乡之旅中，看到了大半个中国的真实现状：人们的困苦和上流阶层的无知，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可弥合的鸿沟。

“士子”最终会选择“悄隐”，原因很简单，有底线的斗不过没底线的。在巨大利益面前，盘根错节的关系会消耗人无穷的精力，智商与情商再高的人，也会受“看不见的手”的拨弄，这只手的名字叫“利益”。要么，选择进入这张大网，贡献聪明才智，成为家族的代言人；要么，与之决裂，放弃既得利益，成为一个自谋出路、不负所学的个体。

人到中年后，容易变得犬儒而非奋起，社会空间又往往是铁板一块，不可理喻的事情太多，荒诞的新闻也不少，面对世事人心，“士子”的呼告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是否能为年轻的一代做一个有效的示范？或是为茫茫浊世注入一道别样风景的清泉？

□胡赳赳（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