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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多大了(1997年多大了今年2023)

脾气很大 2023-06-17 20:52:55 用户分享

97年逝世，老战友写下8个大字评价，具体有何深意？

#走进博物馆#

1997年2月19日，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他自16岁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前往法国留学，便投身到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一生中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全面抗战与解放战争等中国新主义革命的四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不仅在为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殚精竭虑，更是三起三落却斗志不减，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之后，充分发挥了他的超人智慧，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小平同志

正是因为有了小平同志，才有了拨乱反正，才有了中国近几十年的飞速发展。

而他还策略性地创造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并以此完成了香港与澳门的圆满回归，解决了中国历史上遗留的殖民地问题。

小平同志的去世，不仅全国人民陷入悲痛之中，更是令许多与他一起在革命生涯与新中国建设中并肩奋斗的战友深感痛惜，他们痛惜中国失去了一个绝世英才。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就是与同志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并一直被称为小平同志得力助手的。

同志

他在同志的追悼会上所送的挽联，只用了八个大字，既表达了自己对小平同志的悼念，又表达了对小平同志的高度赞扬。

这副挽联上的八个大字正是：“一人千古，千古一人。”

当人们问及这两句话的用意时，他郑重地回道：“前者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哀思，后者则表达我对小平同志的敬仰。”

为何对同志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又对他如此敬仰，这要从两人在革命斗争与新中国建设生涯中的渊源说起。

小平同志与的早年历史

同志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而则是1908年出生于山西定襄，一个在西南区域，一个在华北区域，可两个人的命运便因为共同的革命事业，而逐渐地交集到了一起。

在人生早期的时候，两个人的人生轨迹并不相同，甚至有着很大的差异。

小平同志16岁的时候，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先是加入了旅欧中国主义青年团，接着便转为中国员，成为职业革命者。

比小平同志小4岁的，一直在家乡接受教育，1922年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学生进步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小平同志加入中国的次年，即1925年，也成为了一名中国员。

小平同志从欧洲辗转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于大革命失败前的1927年春，回到了中国。

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开始了武装反抗统治的武装起义，而此时的小平同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担任中央秘书长的高级领导职务。

随后应革命形势需要，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广西，先后发动了百色与龙州起义，并创建左右江根据地，同时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与第8军的创始人之一。

1934年，小平同志随中央红军一起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再次担任了中央秘书长。

此后，小平同志开始进入到部队，从事军事政工方面的工作。

而在大革命失败后，则投身在华北区域的统治区域，开展白区内的组织建设、武装暴动等革命工作，环境更为艰险。

正是由于这种九死一生的工作性质，让他遭到特务组织的多次逮捕，被捕4次，其中两次被投入监狱。

1931年6月，因为河北省委党内出了叛徒，导致在北平被捕，并被判刑8年，他在狱中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利用狱中组建了党支部，在敌人眼皮子底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这次入狱，令差点被杀害，后来在组织的努力营救之下，于1936年9月，才得以出狱。

随着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原本没有交集的同志与开始在抗日战争中，开始了革命生涯的第一次交集。

在华北地区共同开展抗日战争

在国共开展第二次合作之后，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统一阵线。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一开始小平同志与的工作并没有马上产生交集。

同志先是出任了八路军的政治部副主任，主要的着眼点是抗战的军事领域；而则重点进入山西，开展针对阎锡山的工作。

非常了解阎锡山的态度与心理，虽然国共双方达成了合作，但作为旧军阀出向的阎锡山重点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利益。

他无法明面上拒绝的国共合作指令，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于方面的合作是有着很深的抵触情绪的。

针对阎锡山的防范心理，提出了“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做中国的抗日工作”的策略。

阎锡山

所谓戴阎锡山的帽子，就是指在山西一带所发展的抗日武装力量，都归属于阎锡山的名下，归属于阎锡山的指挥与领导。

只有这样，才能让敏感多疑的阎锡山对在山西所开展的抗日工作放心，放下合作的芥蒂。

而说山西话这项，主要是考虑到阎锡山浓厚的家乡情结，他喜欢用山西人，喜欢跟山西人打交道，加上他“山西王”的身份，对任何都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特别是对外地人或外地口音的人，更是如此。

在与阎锡山打交道方面，是有优势的，跟阎锡山交流时使用山西话并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地道的山西人。

而做这一切的终极目的，就是利用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的资金，做中国的抗日工作。

当年在山西对阎锡山与合作时，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山西的抗日武装，其中力量最大的便是“牺盟会”，到1939年最高峰的时候，“牺盟会”会员达到300多万人。

与此同时，还在征得阎锡山的同意与支持下，以为阎锡山创立抗日新军的名义，组建了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

而这支名义上归属阎锡山，实际上由领导的抗日新军，很快便从一个纵队发展成四个纵队，而这支队伍最终成了一支不容小觑的抗日力量。

而这支队伍一开始就与八路军展开对华北日军的协同作战，成为八路军正面战场抗战的重要辅助力量。

正是这种联合，开始让与同志在八路军内开始了革命生涯的交集，在八路军中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就成了的上级。

1938年，同志从八路军总部的工作转向到八路军的129师任职政治部主任，从而开始了中国革命历史上极为紧密的“刘邓”合作。

和在一起

而所领导的决死队一纵队，便成了刘邓领导的129师的建制外的联合军事力量，在刘邓的领导与指挥下，发动了众多的对日作战。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通过与同志的频繁接触，对小平同志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他不仅钦佩小平同志的个人能力，也十分推崇小平同志的人格。

在对人对事方面，对于同志，让最为赞许的是小平同志的兼收并蓄、胸怀宽广，在对待下级方面，小平同志更是十分包容，与他打交道时，总有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同志为挺身而出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央财政方面。

1952年推出了新的税制，结果这个税制一推行，既有人赞同与拥护，也有人否定与反对。

而且反对的声浪一度非常高，这种反对不仅来自基层，在中央也有很多人提出强烈质疑，更有些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发挥，想把工作上的分歧上升到路线问题，并以此对进行人身攻击。

1953年，在全国的财政工作会议上，事情开始爆发。

刚做完财政工作的相关报告，本来是财政政策发布与交流的会议，在一些人的影响与左右下，很快就成了对的声讨会。

这种声讨与责难，从一开始的工作层面，陆续上升到人身攻击层面，一顶顶的大帽子被扣到了的头上。

一个正常的会议，被开成了的检讨会。

为了将会议重新拉回到正轨，也为了求同存异，以便财政政策能得到继续推行，让新中国的财政工作能得以顺利推进，尽管心中百般委屈，可还是在会上违心地做了检讨。

可挑起事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些人，却不依不饶，嫌检讨不够深刻，非得让他继续大会上公开检讨。

受到这种屈辱，还一直顾全大局的，再也忍无可忍，窝了一肚子火，便直接拒绝了再做检讨。

周恩来和同志陪同毛主席接见代表

此时的毛主席与周总理，也感觉到了会议的氛围不对，可这种本就允许公开讨论的会议，又不能不让其他人发言，两人只能商量对策。

如果任由这个节奏被带下去，受到打击的可不仅是个人，还将牵扯到同志与周总理，这必将对新中国的财政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构成十分不利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党内的严重不团结。

经过两人商议之后，既然会议已经变成了讨论会，那么就多找些可以站在一边的力量，与反对的声音抗衡。

于是，毛主席便安排人把与本次会议原本无关的陈云与同志都请了过来。

此时的小平同志所担任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虽然他并不主管财政工作，但是，他的出现，代表的是周总理与国务院，完全可以站在的立场上说话。

同志一进会场，就上了讲台。

他非常策略性地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批评的错误，我赞成。可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的过错，就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小平同志非常策略性地以退为进，他首先代表国务院接受大家对财政政策的异议，但是，却义正词严地厘清了工作错误与路线错误的不同，避免有些人上纲上线。

正是有了他的发言，原本打着想趁机扳倒，并借此为难周总理的一班人，也只得收敛了下来。

可以说，这一次小平同志的出马，很好地保护了，让他因为此事，一直都对小平同志的仗义执言而深表感激。

成小平同志改革开放得力助手

1979年，同志重返工作岗位之后，重新启用了。

此时的，已经开始了中国改革开放体系与政策的规划与设计，而则成了他极为看重的得力助手。

在主导设立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时，他将这个专门负责改革的部门交给了来负责，由此，不难看出，他对的重视。

如果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那么在则是系统性地把的改革开放设想体系化与可执行化的第一人。

与同志

他不仅高屋建瓴地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小平同志规划的蓝图，变成了一项浩大的全国与全民工程，而且，他还亲自直接参与到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即几大特区的建设。

可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居功至伟。

结语

的去世，让这位亲密战友十分痛心，一路走来，他不仅把小平同志当成自己的老上级，而且，还把他当成了良师益友。

他与小平同志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友，又变成新中国建设时期的同事，在共同的革命与建设工作中，他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小平同志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计个人危险，勇于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而在小平同志为了国家发展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又义不容辞地站到了小平同志的身边，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日本著名预言家再次发言，对2023年做出预言，真的可信吗？

对于预言不知道大家信不相信？可能很多人对此并不相信，但不可否认，有一些预言确确实实成功了，就比如英国女王的去世，在这之前就有不少预言家，成功预测到了这一点，这也让很多人对于他们的预言深信不疑。

　　而随着新一年的到来，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很多预言家对2023年做出了预测，就比如日本著名的预言家龙树谅。

　　对于这个名字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说起它的另一个绰号大家应该多多少少听过一二，那就是“日本漫画预言家”，之所以叫它漫画预言家，这是因为在她所画的一本漫画中，竟然成功预言到了多件大事。

　　这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日本“311大地震了”，这件事发生在2011年三月11号，在那天的下午，日本发生了9.0级的大地震，并引发了一海啸，造成了近两万人的死亡，而事后人们惊讶的发现，在一本名叫《我所看到的未来》的漫画书上，竟然早就预言到了这一切。

　　甚至在这本漫画的封面上就写着：2011年3月11日将发生大灾难，这也让这本漫画一夜爆火，最火的时候，一本二手漫画的价格竟然达到了40万日元，而随着《我所看到的未来》这本漫画的爆火，很多人也都对这本漫画产生了兴趣，想看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结果经过调查人们发现，《我看到的未来》这本漫画，最早连载于1994年，这一连载就连载了5年，到1999年这才发现了单行本，也就说龙树谅确实预言到了地震的发生。

　　最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这本漫画在连载期间就已经预言到了很多大事，就比如1995年日本坂神大地震，还有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去世等等！也是因为这些预言，让龙树谅成为了日本著名的预言家。

　　而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网上也出现了许多冒充龙树谅的骗子，这也让龙树谅不得不站出来解释，据她所说，她之所以能预言到这些东西，这是因为她会经常做一些古怪的梦，最开始她并没有当一回事，只把梦中的内容当做了漫画的素材记录了下来。

　　直到有一天她家附近发生了一场大火，她这才猛地意识到，自己的梦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她给自己的笔记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梦的日记”，并开始了对她那些梦境的研究，结果她发现自己的梦境应验的时间十分有规律，发生的时间距离她梦到的时间，不是日就是年，就比如在梦后的第五天，或者第五年，第十天或者十年，以此类推。

　　就比如英国著名摇滚乐队皇后乐队主唱的去世，据他所说她第一次梦到皇后乐队主唱Freddie Mercury，因病去世的时间是在1976年11月24日，结果在1991年11月24日Freddie Mercury真的去世了，还有英国戴安娜王妃之死，她第一次梦到戴安娜王妃出车祸去世的时间是在1992年8月31日，结果五年后，戴安娜王妃因为躲避狗子的追拍，真的出了车祸。

　　可以说她所做的梦非常的不可思议，而对于2023年她也做出了预言，那就是饥荒，她表示在2023年全球会爆发一次饥荒，会影响到多个国家，那么这个预言真的可信吗？这个还真不好说，毕竟随着龙树谅出名后，冒充她的人还真不少。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别的方向分析一下，那就是做梦梦到未来的可能性，据一位教授所说，梦反映了记忆处理功能，这其中53.5%的梦是记忆痕迹，也就是说它与自身的记忆有关，另外25.7%的梦与特定的即时事件有关，就比如在睡前你看了一个恐怖电影，那么在睡觉时很可能就会梦到一些相关联的内容。

　　而最后37.4%的梦是未来事件的来源，但是它却与过去的一些具体经验记忆有关，虽说它可以梦到一些未来事件，但是这些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做梦者可以想象的预言，或者说是在经验规则范围内预测到的东西。

　　就比如一个人要去一个公司面试，在这之前你准备了很多东西，但还是有几分心虚，那么在晚上睡觉时他就很可能梦到面试失败，毕竟一个人的本领有多大，自己心里最清楚，既然心虚那么失败的概率必定会高。

　　所以说梦境并不能预言未来，那些预言我们也就当故事看一看就好，那么大家感觉呢？好了，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内容，也可以给我留言，如果合适我会整理发表出来，让我们一起讨论，寻找最接近现实的答案。

濮存昕：迈入70岁后的进与退

濮存昕这几年才当起导演
同时继续每年演出几十场话剧
支撑着北京人艺的那些压箱底大戏
而同一时刻，他已经逐渐往后退
将年轻人推向前台
进退之间，他迎接着自己的晚年
濮存昕七十岁了。他每年依旧以李白、常四爷、周朴园、老舍等身份定期出现在剧场，永远气宇轩昂，风度翩翩。他也常常以朗读者的身份，在各种场合朗诵诗词与美文，中气十足地示范汉语的抑扬顿挫。但走下舞台后，衰老已经逐渐爬上他的身体，头发已然稀疏，面对面听人讲话时，他也需要侧过头，用一边耳朵仔细听，然后习惯性地思考片刻，定格在侧身的动作，仿佛在接收空气中漫长的余音。
“我今年整七十，我知道我的好时光可能还有三四年。”他有些悲观地说。这天下午，他坐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曹禺剧场外空旷的大厅里，此时窗外正在落雨，打在整面玻璃幕墙上。
几个小时后，话剧《海鸥》即将在曹禺剧场上演。《海鸥》是濮存昕导演的一出新戏，剧本由契诃夫写于1896年，这是北京人艺的第二个《海鸥》版本，由全青年班底出演。在他精力尚可的时候，他把这出戏当作献给北京人艺的最后一个礼物。
类似的话两年前他就说过一次，那时他导演了新版《雷雨》，自己也在其中扮演大家长周朴园，他说那是告别舞台前送给人艺的礼物。疫情期间，人艺演员准备在网上做《海鸥》的剧本朗读，他从书柜拿出这本书重读，读出了以前没读到的东西，决定执导。
“重读经典是人生中挺有趣的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你能读出难言之隐，读出没有表露的密码，读出埋伏暗藏的线索，突然间发现有多大的空间，可以在契诃夫的剧本中读出来，就有了冲动。”
濮存昕这几年才当起导演，同时继续每年演出几十场话剧，支撑着北京人艺的那些压箱底大戏。而同一时刻，他已经逐渐往后退，将年轻人推向前台。进退之间，他迎接着自己的晚年。
重读经典
契诃夫的朋友、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投影在巨大的幕布上，流动着四季的变换，两棵巨大的枯树立在舞台左侧。忽然间电闪雷鸣，巨树轰然倒塌。发生在戏剧结尾的这一幕，预示着庄园里日常生活的终结，也象征着不被理解的青年科斯佳生命的终结。在濮存昕心里，这一声巨响也预示着，世界是可能会毁灭的。
年轻的时候，他看到的是爱情，是庄园里一对对死去活来的人，到了七十岁，他越来越关注到那些形而上的东西。这些内涵隐藏在契诃夫的字里行间，他年轻时根本没读懂，重读时才发现。
随着巨树倒塌，背景幕布也瞬间坠落，露出曹禺剧场舞台后面的钢架与黑暗的虚空。“一开始，我们还想在后面打出星球（的图像），几十亿年以后，人类的轮回结束了，又开始一个新的轮回，单细胞在夕阳的浮水里生成，那个单细胞的生命却附着着曾经人类所有的精神。这是科斯佳在戏中戏里描写的景象，这样就呼应起来了。”濮存昕看向远处。
浪漫的、诗人的气质灌注在他身上。说起一件事的时候，他常常将视线望向虚空中的一个点，有时似乎是望向往事，有时是望向某种忧愁。眼神中五分专注、五分迷离，仿佛任何一件事都会让他跌入深深的思考之中。说起《海鸥》女主角妮娜在酷寒的冬天回到庄园，在前男友的门外，她进来还是不进来，濮存昕怀想起自己在黑龙江插队七年半的日子，“我能够想象到那个天气，她终于还是要进来，太冷了。”
“我们想在电闪雷鸣时，让所有人物上场看大片儿。世界发生了太多太多天翻地覆，人类毁灭的那些瞬间，我们在安定的中国，不过如此地在张望，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北冰洋融化，和我们有关系吗？森林大火和我们有关系吗？战争和我们有关系吗？世界上那些灾难性的事情和我们有关系吗？其实科斯佳让妮娜代他去讲出人类将会毁灭，我们怎么去面对的时候，这个戏就有了超脱出爱恨情仇的世俗生活的那么一点点形而上的解读。”
他的创造力仍然旺盛。60岁之前，他老老实实做一个演员，偶尔客串一名朗诵者。60岁之后，他才开始跨界当戏剧导演，执导的作品至今仅有《哈姆雷特》《雷雨》和《海鸥》三部。《哈姆雷特》是为上海戏剧学院藏族班的孩子们导的，另外两部都是为了老东家北京人艺。
这几年，北京人艺面临着演员的新老交替。濮存昕、杨立新、梁冠华、冯远征、吴刚、徐帆、何冰等一代名演员或已退休，或临近退休，新一代演员正在接班。北京人艺近年排的多部新戏，都是青年演员挑大梁。濮存昕导演新版的《雷雨》和《海鸥》，也是希望借此帮年轻演员扶上马，送一程。
《雷雨》和《海鸥》分别是中国和世界戏剧经典中的经典，没人敢轻易去排新的版本。因为历史负担太重，改动太大容易被骂，改动太小也会被骂。但濮存昕不愿意谨小慎微地完成任务，他必须投入自己的想法，“我排的戏都是我曾经没演好的，或者是我发现了新的空间，才会冲动，才会斗胆想试一试。”
戏剧导演、“三拓旗剧团”创始人赵淼看了濮存昕导演的《雷雨》后，十分惊喜。濮存昕这一版依据的是曹禺1934年写作的剧本，而非50年代北京人艺修改的版本。赵淼感觉，在濮存昕的导演之下，人物变得更加饱满，也更悲悯，呈现出新的表达。他觉得近五年来，濮存昕反而进入一个旺盛爆发期。
“欧洲不论是莫里哀还是莎士比亚的剧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的表达、新的视角，会跟当下产生联系，不能只有一种固定模式。曹禺先生的剧本太具有现代意义了，每年排都应该不一样。”赵淼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但北京人艺历史太厚重，不易转身，我觉得只有他敢跨出这一步，否则后面的年轻人想突破会更麻烦。说是他的勇气也好，智慧也好，魄力也好，我觉得他是在帮大家去撞开冰山。”
至少，现在去做契诃夫的戏就是一件挺不寻常的事。“全国的艺术院团，现在还在排契诃夫的，还有哪个？”赵淼笑着说。
濮存昕或许没有想这么多，说起为什么要做《海鸥》，怎么做《海鸥》，他的回答就两个字：直觉。
弥补遗憾
《海鸥》男主角、科斯佳的扮演者是北京人艺青年演员李越，他接到这个经典剧本的时候，濮存昕并没有跟他们阐述他读到的那些形而上的意义，而是直接进入故事，读剧本，“直接就下地开干了，去感受、呈现、试错，导演在反复修正中，告诉我们他想要的这部戏剧是什么样子的。”
濮存昕希望年轻演员不要被经典压得喘不过气，也不要拿腔拿调，因为《海鸥》说的就是年轻人的故事，年轻演员可以用生命特质去体会。“他们愿意听我唠叨，那好吧，一起来。”他说。
跟濮存昕排练戏剧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他是演员而非专业导演出身，排练现场更像是演员之间的切磋和启发，而不是根据导演流程按部就班执行。演员们常常逗他，故意在他面前念起话剧《李白》的台词：“何处觅诗魂～”。濮存昕一听：“你想演《李白》啊？”然后就站起来即兴来上一段。“就像一个老顽童跟一群孩子打成一片似的，”李越说，“互相也会激发出一些新的灵感来。”
濮存昕执导的三部话剧《哈姆雷特》《雷雨》和《海鸥》，年轻时他都演过，都没演好。北京人艺的第一版《海鸥》排演于1991年，特意将莫斯科艺术剧院总导演叶甫列莫夫邀请来执导。1898年，《海鸥》便是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后一炮而红，导演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出戏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具有标志性意义，以至于该剧院的院徽就是一只海鸥。北京人艺筹备《海鸥》的时候，濮存昕已经被挑选在电视剧《三国演义》中扮演诸葛亮，由于北京人艺副院长于是之向叶甫列莫夫的推荐，濮存昕拒绝了电视剧，专心当起《海鸥》的男主角。
回想起来，他觉得有些后悔，只是把它当做了一次普通任务。这些年过去，他忘不了叶甫列莫夫常常流露出的一种眼神，那是一种清高，觉得中国戏剧“太差”，印象里只有《三岔口》和《大闹天宫》。那种微妙的情绪让濮存昕受到了刺激。叶甫列莫夫希望演员完全听自己的指导，有的演员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演，两人再也没说过话。
叶甫列莫夫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1991年8月19日，苏联解体的危机出现了。那一天，濮存昕在叶甫列莫夫的眼神里看到了另一种东西：失望。
叶甫列莫夫回国之前，北京人艺的同事们从家里拿来面粉，为叶甫列莫夫包饺子送别。按照苏联人习惯，他走到每个人面前一一告别。他对濮存昕说，你是一个聪明并且努力的演员，如果你懂得了内心惊涛骇浪，而表面平静如水，你就成为好演员了。
濮存昕当时没有听懂，依然浑身使劲儿地演。直到数年以后，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作室，因为没有太多资金，经常找熟识的濮存昕帮忙。濮存昕跟着林兆华排了好几出戏，才渐渐懂得叶甫列莫夫的那句话，叶氏留下的一句“禅语”，最终在林兆华这里得到回响。他在诗歌朗诵中也践行着叶甫列莫夫的忠告，朗诵《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的抒情长诗，可以完全不需要肢体配合。
后来，濮存昕两次到访莫斯科，都去了叶甫列莫夫墓前看他。莫斯科艺术剧院院长办公室里挂着四幅人像，前三幅是百年前的契诃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丹钦科，最后一幅就是叶甫列莫夫。“我非常怀念叶甫列莫夫，我一定从他的眼神中看到过对我的失望。”他如今回忆道。
叶甫列莫夫是在《海鸥》演出三天后离开的，而这出戏也只是惨淡地演出了两轮就封箱了。于是之很纳闷：“这么好的戏，怎么不上座？”
自从5月1日首演以来，新版《海鸥》场场满座，这当然也得益于今天北京文化消费的火热。濮存昕挺高兴，现在有这么多的观众关注北京人艺。他的导演阐述只有短短两句话，第二句谦卑地说：21世纪，我们为这部话剧经典完成了一次舞台习作。
“让他们往前走”
除了在北京人艺的工作，濮存昕这些年还将很多心血投向西藏。2017年，他接受上海戏剧学院的邀请，参与上戏第六届藏族班的教学。这是一个四年制的表演班，他每年都会花时间跟藏族学生们在一起。藏族学生十分投入，演情侣吵架，抬手扇巴掌毫不含糊，挨了巴掌继续从容地演，濮存昕为这份真切所触动。毕业的时候，他给他们排了毕业大戏《哈姆雷特》。
《哈姆雷特》排了汉语和藏语两个版本，毕业时公开售票，是上戏毕业大戏中首次公开售票的话剧，引发小小的轰动。全班22个学生原本最多只有15个可以进入西藏话剧团，戏演完后，西藏话剧团借来几个编制，将整个藏族班全员接收。孩子们找到了好工作。几个月后，他们在拉萨演这出戏，把濮存昕请了过去，他看到孩子们的父母高兴地涌入后台，由衷地欣慰。
连续几年深秋，戏剧导演、“三拓旗剧团”创始人赵淼总能在大凉山见到濮存昕，他们同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发起人。四川大凉山是脱贫不久的少数民族地区，濮存昕觉得这里需要更好的文化资源。作为第一发起人，他利用自己的能力为大凉山送去戏剧，每年都有几十出戏剧在大凉山上演，包括北京人艺的话剧。
在大凉山，赵淼对濮存昕的两次“后退”记忆颇深。第一届戏剧节在邛海边举行仪式，濮存昕领着所有嘉宾和专家往后退，让100多位戏剧人站到前面；另一年戏剧节闭幕式上，请来了大凉山本地的老艺术家，濮存昕也让嘉宾退后，将麦克风交给老艺术家们，将文艺演出改为老艺术家讲述他们的故事。
“我们给他们摇旗呐喊，他们是舞台的主角，让他们往前走。”濮存昕经常这么说。
将近20年前，北京大学生戏剧节和北京人艺青年作戏剧展上涌现出一批年轻戏剧人，濮存昕几乎是台下出现频率最高的戏剧前辈。在年轻人眼中，濮存昕是明星大腕，是德艺双馨的前辈，是一张正气凛然的国脸。但他常在黑暗中流连于北京人艺小剧场、先锋剧场、9剧场等小剧场中，看年轻人演戏。看不懂新的表达方式时，他会去问，听他们的想法。受过他帮助和关注的年轻人不计其数。
他在这些“野生”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创造力。为大凉山戏剧节做策划时，他提出的标准是：自由的、多样的、最有活力的。“不能只有‘苏州园林’，要有原始森林，让杂木林在荒原里生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人才了，现在年轻人中有好苗子。”他说，“只种一朵花、一棵草、一棵树，就不存在生态，需要自由生长，需要最原始的生态。”现在全国各地陆续兴起的戏剧节，在他眼中是“初级阶段的生态”，正在孕育优秀的人才，但得慢慢来。
“我觉得他对剧院、对中国的戏剧有自己的想法，他实际上是在使劲儿。”赵淼说。
赵淼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濮存昕的时刻。那是1997年，在电影《爱情麻辣烫》剧组，青涩的赵淼和高圆圆饰演两个中学生，濮存昕也在其中出演。凭借《英雄无悔》《清凉寺的钟声》等影视剧，濮存昕正当红，赵淼和高圆圆早早就期待见到他。他们第一次见到濮存昕时，拘谨地站在一边看着，不敢吱声。濮存昕主动上前跟两个孩子说话，让他们别有距离感，不用紧张和陌生。赵淼对他儒雅的微笑记忆犹新，20多年过去，他觉得濮存昕在这一点上丝毫没变，依然对所有人儒雅、平等。
但70岁的濮存昕已经变了很多，他不想总站在舞台中央。他在北京人艺生活了一辈子，他的父亲苏民是人艺第一批建院演员。曹禺剧场旁侧的首都剧场建于1956年，只比他小3岁，他从小在首都剧场的后台长大，又在舞台上度过了半生。
“人生中有这么多奇妙的瞬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样式，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是一段历史。人们的痛苦不尽相同，快乐也不一样。”再读《海鸥》，濮存昕读出了新的意味。
雨已经停了，太阳在傍晚猛烈起来，天空蓝得不真实。过不了多久，观众就将走进这间剧院，等待《海鸥》开场。年轻人在台上演，濮存昕会坐在台下看。
发于2023.5.22总第1092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濮存昕：进退之间
记者：倪伟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