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称骨算命润月(八字称骨算命)

阆中古城兴废史略（上篇）

说明：本篇根据《华阳国志》《四川通史》和历代阆中地方志所载的基本内容，结合相关研究资料整理而成。相关研究资料的来源，除文中注明的外，全在文后列出。不再一一注明。

国务院向世界介绍的阆中

位于四川省北部，是古代巴蜀军事重镇。汉为巴郡，宋以后称为阆中，历代多为州、郡、府治所。清兵初入川时，曾为四川首府。古城内有许多会馆等古建筑，还保留着主要的历史街区，传统风貌保存较好。汉、唐为天文研究中心之一，现存唐代观星台遗址。文物古迹还有张飞庙，桓候祠，巴巴寺，观音寺，白塔等，城东大佛山有唐代摩崖大佛及石刻题记。丝绸是著名的传统产品。

——国发（1986）104号文件

“阆中”名解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阆，门高也，从门，良声。巴郡有阆中县。”

春秋管仲《管子·度地篇》：“天子中而处，此渭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土阆，是高大的土墙，与高门义同。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

后晋沈昫《旧唐书.地理志》载:“阆水迂曲,经郡三面,故上曰阆中”。蜀汉谯周《三巴记》： “阆水迂曲，经其三面。”《康熙字典》也引《三巴记》：阆苑白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插上述三书图）。《保宁府治》载:“阆水纡曲，迳其三面，故名。”咸丰《阆中县志》载：“阆中以阆水迂曲，绕县三面，故名”。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阆中县,附郭。秦县,汉属巴郡，以阆水纡曲绕县三面而名。晋宋以后，皆为巴西郡治。隋改县曰阆内。唐复为阆中县阆州治焉。宋元因之。今编户十里。

杨林由先生认为，阆中周围山形似高门，因名阆山；嘉陵江流经阆山一段，古称阆水。阆水“迂曲”绕三方，城在阆山阆水之中，故名阆中。

卫星遥测阆中地势地貌

新石器时代 （约距今4500年—5000年），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阆中即有先人生息

兰家坝新石器时代遗址

1979年春，在阆中县城北郊兰家坝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位于城关附近沙溪公社一大队四生产队江边台地上，台地距江面20米，长约1000米，宽约100米。兰家坝和王家嘴相交处有一条东西向的自然冲沟，深达2米，表土下0.7—1.2米深处暴露出战国文化层，再下0.5米发现新石器晚期文化层。兰家坝遗址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考古》1983年6月载，据《四川嘉陵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阆中县兰家坝遗址中，遗物暴露出来的有陶器、罐、瓮、釜、碗、杯、缸、器盖钮、石器、铲、斧、杵、锛等。其采集的石器都是用于砍伐农耕的生产工具，陶器的种类与中原北方、长江中下游等农业部落相近。表明这些遗址的居民们过着以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经济生活。阆中新石器文化，其时间大致在殷周之前。

王家佑，李复华《关于三星堆文化的两个问题》认为，阆中遗址属于三星堆早期蜀文化类型。赵殿增《巴蜀原始文化的研究》（《巴蜀考古论文集》）也认为：阆中兰家坝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属同一文化范畴，属中兴场类型。绵阳边堆山遗址、汉源狮子山遗址，阆中兰家坝遗址距今5000年（14C测定）。

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最后一个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年代大约从1.8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原始(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以磨制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铲，琢制的磨盘和打制的石锤、石片、石器为主要工具。这个时期，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将植物的果实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单纯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食物的来源变得稳定。同时，农业与畜牧的经营，也使人类定居下来。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

1、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

2、发明了陶器；

3、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

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

新石器时代出土的文物

阆中：华胥孕育伏羲之地

南宋 .罗泌（音：bi）《路史》载：“太昊伏羲氏，母华胥，居于华胥之渚，孕十有二岁而降神，生于仇夷，长于起城。”注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乃阆中渝水也。”

《华阳国志.巴志》载：“阆中有渝水”。

明.曹学佺（音：quán）《蜀中名胜记》注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乃阆中渝水也。”

《周地图》解释：“阆中水即渝中水。”

清道光《保宁府志》序载：“夫阆中渝水为华胥之渊，伏羲所都，三巴首导神功也，五丁始通奥区也。”

伏羲：中华民族的始祖

《辞海》“伏羲氏”词条：“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由他和女娲氏兄妹相婚而产生。”

关于伏羲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代孔子《易·系辞下 》、先秦《山海经.海内经》、西汉刘向《战国策》等古籍。

孔子《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卷130）载：“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

东汉班固《汉书》突破《史记》的界限，将上古帝王从黄帝推至伏羲，从此，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汉书古今人表》中首叙伏羲，次列炎、黄，以伏羲为历史源头，认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因而他是百王之先，而炎、黄诸帝继伏羲而王。《白虎通义》言：“三皇者何谓也，伏羲、女娲、神农是也，”把伏羲推到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地位。晋代皇甫谧所著《帝王世纪》，是一部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所叙上起三皇，下迄汉魏。三皇首列伏羲，言伏羲功业：“继天而王”、“作八卦”、“造书契”、“作瑟三十六弦”、“制嫁娶之礼”、“取牺牲以供庖厨”等。到了唐、宋，史学家们根据古籍所载，经过整理，有了更为系统的记述，主要有唐代司马贞的《补史记•三皇本记》、宋·苏辙的《三皇本纪》、宋·罗泌的《路史》、宋·胡宏《皇王大纪》等。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 。大多都以伏羲为三皇五帝之首。

三皇之名见于周礼，而其说有：1.天皇、地皇、泰皇（司马迁《史记》）；2.天皇、地皇、人皇（三国．徐整《三五历记》）；3.伏羲、神农、女娲（曹魏．宋均《春秋纬运斗枢》）；4.伏羲、神龙、祝融（汉．班固《白虎通》）；5.燧人、伏羲、神农（汉．伏生《尚书大传》）；6.伏羲、神农、黄帝（明．孙瑴《古微书》）；７．伏羲、女娲、神农（汉．应劭《风俗通义》。以上除天皇、地皇、人皇之说外，其余诸说大多都以伏羲为三皇之首。而明. 孙瑴《古微书》关于伏羲、神农、黄帝为中国最古三帝王的说法，因其书的影响力而得到推广。

《荀子》始有五帝一词出现。自西周至春秋战国，先后出现了很多古帝或宗神名号，于是在许多古帝王中，出现了下列五种五帝说：①黄帝、颛顼（音：zhuān xū ；高阳氏）、帝喾、尧、舜（《大戴礼记》）；(2)庖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3)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4)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⑤伪《尚书序》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因其经书地位之尊，后史籍皆承此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五史新编•史记》，对三皇五帝作了一个新的概括：“三皇之说不一，一般认为是伏羲、女娲、神农。传说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而考古发现，我国最古老的文字，就在约五千年前。因此，伏羲氏确实应该看成是我国文明最早的一位代表。（女娲氏在伏羲以后为天下共主，她作笙簧，可以看作是音乐的开始；而她炼石补天的传说，实际上是改革前代政治的曲折反映；她聚芦灰以止滔水的传说，则是一次治服洪水的记录。神农氏（炎）继女娲之后为天下共主，传说他是农耕和医药的发明者，又创造了五弦瑟，开始蜡祭和市易。看来，自此以后，我们的先民开始进入农耕社会。”

楚帛书：中国人的创世纪神话

1942年长沙出土的楚帛书，出土地点是长沙东郊子弹库的王家祖山一座楚墓。1973年对该墓葬发掘的报告判断，墓葬年代为战国中、晚期之交。帛书写作年代，当与此年代相同或稍早。楚帛书出土后数易其主，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1966年，大都会馆用红处线拍摄的制帛书照片，图文清晰，成为学者释读该帛书的主要资料。

楚帛书为四方形，中间有两组文字。一组八行，一组十三行。两组文字上下互倒，好比八卦的阴阳鱼，四边还有文字，并配有彩色绘图。中间八行者称甲篇，十三行者称乙篇，四边的文字和绘图称丙篇。

有学者对甲篇内容作了以下描述：

“在大地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混沌状态之时，先有伏羲、女娲二神，结为夫妇，生了四子。这四子，后来成为代表四时的四神。四神开辟大地，这是他们懂得阴阳参化法则的缘故。当禹与契来管理大地，制定历法，使星辰升落有序，山陵畅通，并使山陵与江海之间阴阳通气。当时未有日月，由四神轮流代表四时。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单，老三叫白大柟，老四叫墨干。

一千数百年以后，帝喾生出日月。从此九州太平，山陵安靖。四神还造了天盖，使它旋转，并用五色木的精华加固天盖。炎帝派祝融以四神奠定三天四极。人们都敬事九天，求得太平，不敢蔑视天神。帝喾于是制定日月的运转规则。

后来，共工氏制定十干、闰月，制定更为准确的历法，一日夜分霄、朝、昼、夕。”

由上可知，帛书甲篇是很标准的创世纪神话。在现有的中国先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还没有比它更完整、更明确的创世纪神话，其珍贵是不言而喻的。

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楚帛书残片（右）及临摹图（左）

女娲抟土造人

女娲，即女阴，是生育之神的化名。女娲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的一位女神，与伏羲为兄妹，人首蛇身。

唐代李冗的《独异志》卷下载：昔宇宙初开之时，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为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二人为夫妻，而姻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只，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取妇执扇，象其事也。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解字》卷十二）这是说，包括人类在内的万千物种，都是女娲所化生。

“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见《楚辞·天问》王逸注）“皇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淮南子·说林篇》）

侯国刚先生认为，上述两条传说，是讲女娲创生人类万物，一天要化生七十次，但她是与诸神合作：皇帝造阴阳两性，上骈造耳目五官，桑林造 手足四肢，女娲担任主要工作，最后完成创造人类的伟大工程，工作量大，故需一日化生七十次。这里讲的皇帝，不是轩辕皇帝，古代神话传说，天上有东、西、南、北、中五方上帝，皇帝是位居于中央 的天帝。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搏黄土作人，剧务 力不暇供，乃引绳泥中，举以为人。”（《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风俗通》）

《太平御览》载：女娲在造人之前，于正月初一创造出鸡，初二创造狗，初三创造羊，初四创造猪，初六创造马。初七这一天，女娲用黄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一个个小泥人。她造了一批又一批，觉得太慢，于是用一根藤条，沾满泥浆，挥舞起来，一点一点的泥浆洒在地上，都变成了人。

女娲炼五色石补天

《淮南子》载：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共工羞愤的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猛兽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洪水不再漫流，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堵塞住向四处铺开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着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晨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我们传大的女娲的补天神石的彩光。

公元前约3000年—2100年，炎帝时阆中属戎州。

《阆中建设志》载，阆中于太古为八荒之区，炎帝时属戎州，高莘氏时为蜀国之境。

公元前约2070—1600年，夏朝阆中在《禹贡》中属梁州。

《保宁府治》载：“巴西在禹贡为梁州之域”。

《华阳国志.巴志》载：“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已属梁州。”

《禹贡》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汉马融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唐孔颖达说： “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方史料集，保存了上古部落活动的历史文件和政史论文，是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尚书》相传由孔子所著，实际上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禹贡》篇，一般认为是讲贡赋之法。其说源于“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汉孔安国将“任土作贡”释作“禹制九州贡法”。后之学者注释大致类此。

《禹贡》内容以大禹治水为主，向来列于虞夏书中，以至古来认为是大禹的亲笔。《禹贡》之成书年代，学界各说不一，迄无定论。有代表性的说法，大凡有四：一、辛树帜的西周说；二、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三、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四、〔日]内滕虎次朗的战国末至汉初说。其中顾颉刚先生的战国中期说，尊者较多。

《禹贡》全文仅1193字，固无卷数。历代注释家为了行文方便，往往提到禹贡扬州章、徐州章，或禹贡导山章、导水章。

《禹贡》的体裁属于地志，其迟于《山经》，早于《汉书·地理志》，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有人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产生于春秋末战国初的《山经》，是中国地理著作最古的开山之作；产生于战国中期的《禹贡》，运用战国时期迅速发展的地理学知识，突破原始的幻想阶段，以征实为目的，崇尚实地考察，比《山经》又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人说，《山经》作者在中国地理学史上率先开了结集的一派，而《禹贡》作者则“青出于蓝”，开了征实的一派。《禹贡》对后世地理学发展的影响，甚深且巨，以至清代学者李振裕说，“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

《尚书》

《禹贡》

公元前约1600-1100年，阆中在商代为雍州之西域。

公元前约2100-1100年,阆中属巴国。

巴人起源和变化

《辞源》：“巴者，古国名，位于今重庆市及四川省东部一带地方”。

巴人的起源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太葜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太葜(音：qiā])即伏羲，后照为巴人始祖。

《华阳国志·巴志》载：巴人为“黄帝、高阳之支庶”。

巴人、巴国的最早文字记载始见于殷。夏禹时期，巴国加入夏王朝，成为夏王朝的诸侯之一。《左传·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商代，巴没有完全臣服加入殷，反而和殷发生过战争。殷商卜辞（殷墟甲骨卜辞是殷商王家的文书）记：“我收人伐巴方”，“令妇好……伐巴方”，“商（赏）于巴甸”等文字，殷墟文字记载说明，公元前13世纪的殷武丁时期，武丁和妇好都曾经征讨过巴国。

巴因水得名

巴因水为名说，即“巴字水”之说，认为巴的得名来源于河流走向。

谯周《三巴记》载：“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

唐李吉甫基本沿用谯周的看法，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剑南道》中记载“渝州”条下说：“在《禹贡》梁州之域，古之巴国也。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谓之巴，然则巴国因水为名。”

公元前约1046—1043年，周武王以梁、雍二州合并为巴，并封其宗姬于巴，镇抚南方，为巴子国。

《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淩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封)其宗姬於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中国史纲》载，周朝新建的国家和商代的归属国或独立国加起来可考的，应该有一百三十多个……其中至成王时代新建的应该是七十一国，其中姬姓的五十三个（《荀子•儒效篇》中“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巴子国疆域

《华阳国志.巴志三》“其地，东至鱼复（今奉节），西至僰道（今宜宾），北接汉中，今汉中) , 南极黔、涪”。辖境大致包括今重庆嘉陵江、涪江、南溪县以东至奉节县, 大巴山以南, 贵州东北部地区。

公元前330年，周显王39年，巴子国迁都阆中。

《四川通史》载：“战国中期，巴在接连失去长江三关以后，川东之地已无险可守，而川中又面临一个赫赫蜀国。巴王室只得退保阆中。”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时邑都江州重庆，或治垫江（合川），或治平都（丰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李文福先生认为，战国时代，巴国在阆中建立了都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76年）》云：“凡邑，有先君宗庙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刘熙《释名·释州国》云：“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国都作为拥有广大土地、人民的一大政治经济中心，一般说来都是城市。以此可证明，战国时代，巴国在阆中建立了都城。阆中早期城市所可知者，无土砌城垣，仅在城周树立樊篱。《史记·张仪列传》索隐曰：“芭黎，即织木葺以为苇蓠也，今江南亦谓苇蓠曰芭蓠也。”芭蓠即樊篱，今阆中呼之为“篱芭”。织木葺为篱，应是阆中都城周围的粗陋的防御设备。

公元前316年，周慎王五年，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巴，置巴、蜀及汉中郡，后置阆中县。

《华阳国志·巴志》：“周显王时，楚国衰弱，秦惠文王与巴、蜀为好。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仪贪巴、苴之富，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三十一县。仪城江州。司马错自巴涪水，取楚商于地，为黔中郡。”巴郡后为秦始皇36郡之一。

三十一县指秦末巴、蜀、汉中三郡辖县数。其中，可考的有：成都、郫、江原、什邡、蒲阳临邛、武阳、南安、青衣、严道、僰道、湔氏、葭萌、江州、垫江、阆中、枳、朐忍、鱼复、宕渠、南郑、成固、西城、上庸、房陵等二十五县。

《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前314）‘置巴郡’。

《四川通史.郡县制的推行》载：“巴郡在巴蜀三郡中最先设立。《华阳国志.蜀志》载：周赧王元年（前314）‘置巴郡’。巴郡初期的治所可能在阆中。”

《四川通史.巴郡有属县12》载：“公元前314年，秦县，阆中县辖今地阆中，仪陇，苍溪，南充，南部，西充，巴中部分，遂宁部分，蓬溪（或应为蓬安）。主要依据：《元和郡县志.山南道》。”

《元和郡县志》载：“阆州,在秦为阆中县也”。

明嘉靖《保宁府治》、清道光《保宁府治》、清咸丰《阆中县治》、十五年《阆中县治》记，阆中县建县在316年。杨林由先生认为，此为误解。

1993年《阆中县治》记：“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 始建阆中县，隶属巴郡。”杨林由先生认为，置巴郡与建阆中县同时。

秦置县时阆中境域

杨林由先生考证，阆中县境域在秦建县时为最大，含今阆中、苍溪、南部、仪陇、蓬安、西充、南充七县及巴中恩阳河、岳池西境、北境、剑阁东南境。

秦汉阆中遗址

青龙堡遗址 位于白溪乡龙潭村嘉陵江边台地上。遗址长300米，宽100米，从地层被冲割的断面上，能看到文化层的遗物暴露。采集的陶片能判断出器形的有敛口瓮、盆、缸，小口罐、带系罐、卷云纹瓦当等，还采集一件磨制石斧的残部，仅刃部分。为秦汉时期的遗址。

彭城坝遗址 位于彭城乡一村沿嘉陵江的右岸台地上。遗址长1000米，宽100米，文化层厚约50厘米，距地表50至80厘米.采集的器物有泥质灰陶甄，泥质灰陶盆、泥质灰陶绳纹罐等.属秦汉时期遗址。

张仪城

《阆中建设志》载：阆中县既曾为巴国别都，自当有域，惜无从指认。“张仪域”，在今阆中城东20里地之白沙坝，当属另筑。白沙坝应是张仪的大营后扩建为域。

阆中彭城遗址试掘（换阆中文管所照片）

明嘉靖《保宁府志》载：张仪城在府城东二十里，秦时所筑，旧有张仪庙。唐载初元年尝徙阆中县于此。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载：阆中城府东二十里。秦筑。亦谓之张仪城。县旧治此。

《四川通史.首批城邑的改造》载：阆中城，传为张仪筑。然张仪攻下阆中后即返咸阳，可能还顾不上亲自领导修建一座县城。但视其为秦城是可以的。秦城址约在白沙镇一带。该城原利用三面环阆水为屏障，新筑城不一定四面皆土城，亦有部分利用阆水为屏。

阆中秦时为巴郡治所考

丁艺《巴郡初期郡治是阆中》文载：《华阳国·巴志》载，秦惠文王后元十一年（公元前314）置巴郡，治江州。《水经·江水注》也说，张仪等置巴郡，治江州。但是查有关史实，上述记载是不够准确的。巴郡的郡治并不只是江州，初期的治所应该在阆中。公元前314年，江州这块地方还被楚国所占据。张仪于当年灭巴之后，便“执王以归”，返回了咸阳，并没有接着去攻打当时属于楚国的江州之地。第二年，他受命使楚，去拆散齐、楚联盟，也不可能发动攻楚的战争。虽有张仪筑江州城的传说，但这时张仪并未去江州，当然也就谈不上筑江州的事。那么，当时巴郡郡治是否可以设在别的什么地方呢？据有关资料，那时嘉陵江流域只有阆中一座城池，巴郡郡治不可能设在别的地方。所以新编《四川通史》（1993年版）说：“巴郡初期的治所可能在阆中。”直到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才带兵去攻打被楚占据的黔中。三年后即公元前227年，蜀守张若又攻取楚巫郡，夺回鱼复等地。这两次进攻，秦虽未能灭楚，但夺回了楚所占据的巴国之故地，这时张仪才有可能去江州筑城。故《四川通史·大事年表》在秦昭王二十七年即公元前277年载：“巴郡治由阆中迁江州，筑江州城。”

公元前202年，西汉高祖五年，阆中人范目率賨人助汉军平定“三秦”。分阆中县南境，置安汉县。

《史记·淮阴侯列传》载：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

《华阳国志·巴志》载：汉高帝灭秦，为汉王，王巴、蜀。阆中人范目，有恩信方略，知帝必定天下，说帝，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侯。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而难伤其意，遂听还巴。谓目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徙封阆中慈乡侯。目固辞。乃封渡沔(县)侯。故世谓三秦亡，范三侯也。

《四川通史》载：刘邦留萧何镇守汉中巴蜀，部署诸将，以賨人（板楯）为前锋，于这年（前206年）五月从故道（县名，属武都）出兵，首先攻击章邯统辖的咸阳以西地区。章邯出兵迎击，双方会战天陈仓（今宝鸡）。章邯大败，退走，再战于好畴（今乾县），又大败。刘邦军入咸阳，八月定雍。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皆望风而降，遂定关中。在这一战役中，阆中賨民各部分外骁勇，冲锋陷阵，为平定三秦立下大功。刘邦封阆中賨人首领范目为长安建章乡侯。但賨人世居阆中，不愿远行，在刘邦欲出击关东之时，阆中賨人要求还乡。刘邦知道不能勉强这支部落军，嘉其功而难违其意，遂同意其要求。他对范目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耳。”于是徙封范目为阆中慈凫乡侯。范目固辞，刘邦又封他为汉中沔县侯。范目接连三次封侯，人称“三秦亡，范三侯”。据《华阳国志·巴志》载：刘邦还复除参战賨民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姓不供租赋，以资奖赏。

《阆中县志》载：范目，阆中人，有恩信方略，知高帝必定天下，说帝募发賨民共定秦。目率七姓为前锋，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候，帝将讨关东，賨民皆思归，帝嘉其功，遂听还巴。

巴渝舞

《阆中县志》载：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渝舞是阆中渝水土著巴族賨人所创造的民间舞蹈。賨人天性劲勇，俗喜歌舞。汉高祖刘邦伐三秦建大汉时，被募为汉军前锋。他们那种“巴师勇锐，歌舞以凌”的气势和战斗力，赢得了汉高祖的喜爱，并将宗人的战争武舞取名为“巴渝舞”，引进宫廷，历经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虽曾数易其名，仍盛演不衰。唐以后，“巴渝舞”在宫庭中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了。但在民间仍在世代承传，历经演变，原始的武舞演变成祭祀性舞蹈和庆典性舞蹈。留传至今的“八仙鼓”（又名“巴象鼓”）即是历经演变的“巴渝舞”的一种表现形式。“八仙鼓”为长柄双面兽皮鼓，鼓面绘有八仙或图腾图案，直径约30--40厘米，鼓柄约120厘米。八仙鼓舞多为10人以上的群舞，适宜广场表演。表演时，沙锣一道，鼓手随后，一面击鼓，一面呐喊，不断变换队形，浩浩荡荡，威武雄壮。

阆中县图

（注：左上绿小方块为汉城遗址）

汉代为巴渝舞配了4篇舞曲

一曰矛渝，二曰安弩，三曰安台，四曰行辞。巴渝舞的基本形式是“执仗而舞”。“仗”，兵器，“执仗”即执干戈；伴奏则是击鼓。班固《汉书》载：“巴渝鼓员，三十六人”。他讲的是宫廷燕乐的巴渝舞。征伐战场上的巴渝舞，有多少人战斗,就有多少人歌舞：在阵前拼杀者，执看挺戈，大声呼呵；后面伴奏者，则击鼓顿足，以增威势。这就是史书所为的“前歌后舞”。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这样描绘巴渝舞的壮观场面：“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山谷为之荡波。”为了“耀武观兵”，朝廷接待“四夷使者”，便常常表演巴渝舞。

巴渝舞

巴渝舞

公元前1l0年，西汉武帝元封元年，阆中人落下闳应诏赴京城长安参加历法改革。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载：落下闳，巴郡阆中人。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至前104年），为了改革历法，征聘天文学家，经同乡谯隆推荐，落下闳由故乡到京城长安制《太初历》。制定后，汉武帝请他担任侍中（顾问），他辞而未受。

落下闳

（前156年—前87年）复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中国古代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以历算和天文学的杰出成就著称于世，为中国最早的历算学家。他对我国天文学的三大贡献是：

（一）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创制我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新历《太初历》（即沿用于今的农历）；

（二）创制世界第一台比较精密的完整观测仪器浑天仪；

（三）他提出的浑天学说是世界上最早以地球为中心的先进宇宙结构理论。

太初历

西汉建立初始，仍沿用秦代历法，即“颛顼历”。至汉武帝元封年间(公元前110—前105年)，历经100余年，误差积累已很明显。于是，太史令司马迁等人上书建议改历。汉武帝下诏广泛征聘民间天文学家。落下闳在同乡谯隆的推荐下，来到京城长安参加改历工作。

在改历过程中，形成了18家不同的历法。经过比较，汉武帝认为落下闳与邓平的《太初历》优于其他17家，遂予采用，于元封七年颁行，并改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因此，新历又称为太初历。

《太初历》实行后，受到司马迁、张寿王等人的反对。张寿王甚至提议改回到殷历。为此，朝廷组织了一次为期3年的天文观测，同时校验太初历和古六历的数据。结果表明，《太初历》更为符合天象。并在此后使用了近200年(公元前104—84年)。为表彰落下闳的功绩，汉武帝特授以侍中之职，落下闳却辞而不受，隐居于落亭。

公元2004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在北京被正式命名为“落下闳小行星”，以此纪念著名天文学家落下闳。

落下闳

二十四节气在黄道上位置

农历二十四节气图

古六历

汉·班固在《汉书》中提到了我国古代的

六历，即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其实都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所用的历法。六历都是阴阳合历，都以19年7闰的闰周和364日的岁周为基础，故又称为四分历，区别在于各家所取的历元(就是每一种历法所规定1年、1月、1日的起点)不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统一推行“颛顼历”，结束了战国以来历法混乱的局面，大大便利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在古六历中，颛顼历“疏阔中最为微近”，比较合于天象。

浑天仪

古人在测定季节的时候，已经发现了一年中的季节变化与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位置有一定关系。但观测太阳与观测星辰不同，因为太阳太亮了，人们看到太阳就看不见星星，而观测者不能借助恒星作为指标或背景，便无法测知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所以只能通过间接的方法，即观测恒星的相对位移来测定。于是，古人发明了简单的观测工具土圭，又称圭表。

落下闳在土圭的基础上，进一步创制出了直接观测天象的测天仪器，这就是浑天仪，又称西汉浑仪。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第一座天文观测仪器。

落下闳制作的观测仪器，即浑仪（又名浑天、浑天仪），是由赤道环绕和其他几个圆环同心安置而成，直径8尺。有的环固定，有的则可绕转，还附有窥管以供观测之用。

浑仪由赤道环与望筒组成。赤道环的装置与天球赤道面相平行，环上刻有精密的度数，天文工作者通过望筒观测得知某一时刻某一星辰在赤道上运行的赤道度数，再参照古时的钟表——漏刻。即可推算出日月五星等天体的运行快慢．还可以很方便地测算出赤道二十八宿星区的相距度数。称赤经差。这是古人制订历法的重要依据。

联合国总部的浑天仪

在欧洲，一直到16世纪左右，才出现与我国北宋时期所制浑仪同等水平的天文观测仪器。

经落下闳改进的赤道式浑天仪，在中国用了两千年。他测定的二十八宿赤道距度（赤经差），一直用到唐开元13年（公元725年），才由一行重新测过。

据《后汉书·律历志》记载，西汉宣帝时，曾任大司农中丞的著名天文历算家耿寿昌通过落下闳浑仪，测出太阳和月亮在二十八宿赤道上各个天区的运行速度是不均匀的。

落下闳浑仪关于五大行星会合周期的观测推算，其与现代所测定的数值比较：误差最大的火星为0．59日，误差最小的水星，仅仅相差0．03日，即43．2分钟，已经相当精确。

落下闳与他发明的“浑天仪”

公元前106年，西汉武帝元封五年，巴蜀故地设立益州，阆中归益州管辖。

公元155年—158年，东汉恒帝永寿年间，云台山上刨建云台观。

云台仙山

明嘉靖《保宁府志》载：云台观创建于东汉恒帝永寿年间。

《十道记》：“灵台山在（阆中）县北，一名天柱山，高四百丈，即汉张道陵升仙之处。”杨林由先生认为，灵台、云台，实为一山。

公元143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创立了道教24治，云台观为成为17治，即下八治之首。为张道陵传道炼丹大药之处。

公元1358年（元至正五年）扩建，遂成三观相连。东观、中观属阆中，西观属苍溪，有钟楼。寺前有玉丹、玉鱼二池，寺外有松根、蟠桃二岩，麻姑、芙蓉、平仙、峻仙四洞。清代以来，仍称云台观。

1953年，调整县界，云台观及山上田土全部划规苍溪。

1984年，西观钟楼拆毁，观中碑碣散失殆尽，所幸洞岩石刻完好无损，今渐修复。

云台观现有张道陵墓、飞仙洞、炼炉、炼丹池、丹灶堂、九转亭、浸药泉、麻姑、芙蓉、平仙、峻仙四洞、玉丹亭、玉鱼池、松根、蟠桃二岩等遗址，被誉为“云台仙山”，为阆中十景之一。

阆中云台观（换阆中自己拍摄的）

张道陵

东汉·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邑（今江苏丰县）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十年（公元34年）。他的八世祖张良辅佐刘邦打天下，建立了两汉王朝，被封为“留侯”。张良功成身退，随赤松子学辟谷，导引轻身之术。张道陵的父亲叫张大顺，也好神仙之术，自称“桐柏真人”。

《太平广记》载：张道陵“本太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汉顺帝时，张道陵来四川修道，居阆中云台山传道、炼丹，并作道书24篇，创立道派，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道教始祖。

云台仙风

明杨瞻

深山爱景不知还，

只为深山见好山。

玉女房边风淡淡，

碧桃花外鸟关关。

云移树色供清玩，

水弄琴声笑开颜。

光转井栏八卦剥，

苍苔铺石尽成斑。

公元201年，东汉献帝建安六年，刘璋三分巴郡，以阆中为巴西郡治，筑土城，后人称为“汉城”。

《阆中县治》载：公元194年(东汉兴平元年)，征东中郎将赵颖（安汉人）欲得巴名，建议三分巴郡。益州牧刘璋遂分巴郡为巴、永宁、固陵三郡，阆中隶属巴郡，郡治安汉（今南充）。公元201年（东汉建安六年），鱼复人蹇胤争巴名，刘璋又改原永宁郡为巴郡，改原固宁郡为巴东郡，改原巴郡为巴西郡。巴西郡移治阆中。

到东汉献帝建安六年( 201)至成汉嘉宁二年(347)，阆中又为巴西郡治。东汉辖阆中、安汉、垫江、宕渠、宣汉、汉昌、南充国、西充国八县。

《四川通史》载：东汉晚期，发生了巴郡分郡之议。此事从安帝、顺帝时期，巴郡郡椽们首议开始，至建安六年(201)刘璋确定‘三巴’郡名，前后经半个多世纪。据古籍载，安、顺时期，巴郡郡椽百余人次，先后向历任都守提出分郡建议，皆被置之不理。孝桓帝时，泰山人但望任巴郡郡守。郡守椽吏赵芬等二十人，再次要求分郡。理由是：巴郡辖地太宽，有时下县，往往冬季去夏季才能返回，夏季去冬季才能返回；百姓到郡治服役等，往返时间太长；郡吏家中发生丧、吉、凶各类事件，难及时相见。水陆交通艰难，山有野兽猛龠，赶路者常陨身江河，投身虎口。永兴二年，但望上书朝廷，要求分郡，朝廷置之不理。

汉城

明嘉靖《保宁府志》载：阆中城在嘉陵江北，与锦屏山相对，为后汉建安六年（201年）益州牧刘璋所筑。

《四川通史》载：“汉初刘璋筑土城”，即城墙主要为土墙。到了东汉时期，城墙开始采取泥土夯筑砖砌外层的建法。

《阆中建设志》载：阆中可指认的城为汉城，遗址在今城北郊王家咀营房一带。遗物有九块石，毁于1938年修飞机场时，地点在今靶场即清代演武厅附近，为汉城北门残余，石上杠洞犹存。在王家咀河坝，距今河岸150米处，又有巨大石条砌成的码头及河堤遗迹，地址汉城西门外。据明嘉清《保宁府志》和清咸丰《阆中县志》所载，汉城在唐代曾三次迁徙：一次是贞观十一（637年），徙州东二次是咸享二年（672年）徙盘龙山侧。三次是武后载初元年（689年）徙县治于张仪城。迁徙原因是江水啮城。但除武后载初元年徙20里外，其余两次不过三五里。迁徙的主要是官衙机构，但由于房舍街衢，迭遭江水摧损，所以城市逐渐南移。唐玄宗之后，城址基本稳定。

刘璋

刘璋，字季玉，江夏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人。东汉兴平元年（194年），继其父刘焉任益州牧，至建安十九年（214年），益州被刘备夺取，统治益州凡二十年。

刘璋秉性温和、仁慈，他的手下共同推选他为继承人。后刘璋领益州牧，张鲁对他多次挑衅，刘璋怒而杀其母及其弟，二人便成为仇敌。

刘备的军队将刘璋围困在成都。其时,当时成都尚有三万精兵，粮草足够吃用一年，而且官兵都愿死战。但刘璋言：“父子在州二十余年，无恩德加以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开城投降。

荆州南方四郡（含益州）

公元214-221年，巴西太守张飞增修阆中城。

《阆中建设志》载：蜀汉，张飞任巴西太守时，增修了阆中城。

张飞

《三国志.蜀书》载：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今河北涿州）人也，少与关羽俱事先主。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先主从曹公破吕布，随还计，曹公拜飞为中郎将。先主背曹公依袁绍、刘表。表卒，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当阳之长阪。先主闻曹公卒至，弃妻子走，使飞将二十骑拒后。飞据水断桥，瞋目横矛曰：“身是张益德也，可来共决死！”敌皆无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封新亭侯，后转在南郡。先主入益州，还攻刘璋，飞与诸葛亮等溯流而上，分定郡县。至江州，破璋将巴郡太守严颜，生获颜。飞所过战克，与先主会于成都。益州既平，赐诸葛亮、、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其馀颁赐各有差，以飞领巴西太守。

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飞犹不悛。先主伐吴，飞当率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临发，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飞营都督表报先主，先主闻飞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飞死矣。”追谥飞曰桓侯。

八蒙摩崖张飞书

汉桓侯祠

桓侯寺，也称汉桓侯祠，俗称张飞庙，明代又 叫雄威庙，位于古城西街北侧，距今有1700 多年历史，是纪念三国时蜀汉名将张飞的祠庙。汉桓侯祠包括张飞的陵墓和祭祠，原祠虽遭兵火毁坏，但累毁累建。明代典膳黎重，在墓冢四周筑围墙47丈。此后还有多次续修。现在的桓侯祠为明清时重建的多重四合院式古建筑群，占地10余亩，由大门、敌万楼、牌坊、大殿、后殿、厢房、墓亭、墓冢组成，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

张飞葬身于阆中。阆中人慕侯之忠勇，且遗惠于中民，故于墓前立庙奉祀之，前蜀刺史崔善《新建巴蜀郡守张桓侯记》云：“自桓侯之死，迄今五百年，土宇几更，墓田如故。”

至宋，宋曾巩《桓侯庙记》云：“张侯之冢 ，至今千余有年，而庙祀不废。公元1620年（神宗万历史48年）重修。越二年，至1622年（启宗天启二年）落成。祠前有公元1612年（明神宗万历12年），铸铁狮一对。1940年日本飞机轰炸阆中时其一胸前被击一洞。

山门有敌万楼。楼下置唐宋铸铜佛三尊。大殿有张飞塑像，墓拱中有铁铸张飞坐像，前置万历47年（1620年）铁铸油鼎，天启元年（1621年）铁铸香炉各一。

“”中，塑像、铁像、铁鼎、铁炉、铁狮、铜佛全毁。1984年年以后，陆续培修祠墓、重塑泥像、重雕石狮、重置石鼎，新悬匾联等。使之焕然一新。

1991年3月，四川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12月，国务院批准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谒桓侯祠墓

清.许磐

敌万人偏与士伍，将才即此难比数。智勇功名震一时，英灵俎豆馨千古。吁嗟乎孙曹割据成灰烬，何将军一杯土。

汉桓侯祠联

清梁清芬

上通南郑，下接西川，全仗葭关之险。想汉天子业虽偏安，藉此可能成一统。

誓灭东吴，气吞北魏，常昭阆苑之灵。看张将军神留遗像，至今犹觉恨三分。

张飞庙一角

公元347年，东晋永和三年，阆中为北巴西郡治。

公元509年，南朝梁武帝天监八年，置南梁北巴州，州治阆中。

县保城。

公元553年，魏恭帝元年，置隆州，州治阆中。

公元581年，隋文帝开皇元年，因避隋文帝杨忠讳，改阆中县为阆内县。

公元607年，隋炀帝大业三年，改隆州为巴西郡，治阆内。

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巴西郡复改为隆州，阆内县改为阆中县。

公元621年，唐高祖武德四年，阆中建开元寺。

开元寺

开元寺在城东郊。唐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铸“开元通宝”钱币。开元者，开新纪元也。开元寺的含义与此同。公元655年（高宗永微六年），高祖第十九子鲁王灵夔来守隆州时，开元寺已是名刹。住持高僧宣释，博通经曲，灵夔异之。

武后天后元年（公元690年），诏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阆中开元寺遂为大云寺。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敕天下大云寺并改为开元寺，阆中开元寺遂复旧名。公元1933年（元至元五年），大佛寺摩崖碑刻有“传灯弘教大师开元禅寺住持定禅”题名，可知元代尚为阆中大剎，后渐残圯。

公元1496年，明代寿王祜封藩保宁，在西城修建王府，将明初的观音寺拆迁到开元寺旧址，重新进行修建。从而使观音寺取元寺成为阆中最大的寺院。

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

明.元稹

忆君无计写君诗，写尽千行说向谁？

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

公元648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袁天罡奉唐太宗李世民之命“测步王气”，首次到阆中。

《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中有望气者谓西南千里外有王气。传太宗令袁天纲入蜀步王气。至阆中见此山，以为王气所锺，乃凿断蟠龙山脊，至今称作锯山垭。

《古今图书集成》载：“唐贞观中，有望气者上言太宗，观测天文，西南千里之外有王气。太宗令袁天罡测步王气，由长安到四川，行至阆中，果见灵山嵯峨，隹气葱郁，其脉在蟠龙山山系之小蟠龙山鞍部。袁天罡在此处凿断石脉，水流如血，阆中人呼其地为锯山垭。”此地现今尚在，有守城者在此设关，又名“锯山关”。

公元650年，唐高宗永徽元年，袁天罡奉旨到阆中建观星台以观天象。

《阆中县志》载，袁天罡“官火山令，善数术，居阆中蟠龙山筑观星台，以观天象。”唐朝初年，著名天文学家袁天罡，奉皇命到阆中建观星台以观天象。

《阆中建设志》载：袁天罡、李淳风寻访先贤遗迹，二人不谋而合，会晤于蟠龙山锯山垭后定居阆中，留下了观星台、天宫院等古迹。

袁天罡

袁天罡，唐初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善风鉴，累验不爽，曾仕于隋，为盐官令。唐时，为火山令。著有《六壬课》、《五行相书》、《推背图》、《袁天罡称骨歌》等书。

《唐书》记载袁天罡最著名的相术传奇事迹，是为女皇武则天看相。当武则天还在幼年襁褓中时，袁天罡一见到武则天的母亲杨氏，便吃惊地说：“夫人法生贵子！”武则天的母亲把两个儿子武元庆、武元爽领出。袁天罡一看说，可以官至三品。杨氏又唤出武则天的姐姐（后封韩国夫人）让袁天罡相，袁天罡称：“此女贵而不利夫！”最后保姆抱出穿着男孩衣裳打扮的武则天。袁天罡一见襁褓中的武则天，大为震惊，说她“龙瞳凤颈，极贵验也！”又遗憾地说：“可惜是个男孩儿，若为女子，当作天子！”不幸言中。

袁天罡在唐太宗时官至火山令，专司全国地理勘舆之职，于高宗永徽5年（公元654年）来到阆中，并在蟠龙山筑台观天象，后沿隆山驿古道入阆中西南的天宫乡，因见其地理格局朗阔，风水绝胜，有如仙家灵地，遂定居于此，命终后葬于观稼山。

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高祖第十九子鲁王灵夔为隆州刺史，为政清简，不事营建，数年后徙绛州。

公元656年，唐高宗显庆元年，李淳风循剑阁石牛道入阆中。

李淳风是袁天罡的好友。其于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循剑阁石牛古道入阆中，追寻挚友袁天罡察得的“风水宝地”，后亦定居于阆中天宫乡，死后葬于五里台，与观稼山袁天罡之墓遥遥相望，在中国风水学的历史上，传为千古奇事。

李淳风

《旧唐书·李淳风传》载：李淳风，公元602年（隋仁寿二年）生于岐州雍（今陕西凤翔岐山镇）。17岁成为李世民的谋士，参与了反隋兴唐大起义。618年，李渊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李淳风成为秦王府记室参军。李淳风对唐初行用的历法《戊寅元历》做了详细研究，对这部历法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意见，时年20多岁。因此，公元627年（贞观元年）被授予将仕郎，进入太史局置掌天文、地理、制历、修史之职。他的主要贡献：

改进汉代落下闳发明的浑仪，加黄道、赤道、白道三环（古称三辰仪），使天文观测更便捷精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唐以后所制浑仪都仿此结构，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复制的古浑仪亦仿此结构。

他受诏主持注解《周髀算经》和《古算十经》颁行为全国教材，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教材，对后世东方数学影响巨大深远。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一直沿用到近代。李约瑟博士称其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著作注解”。

他上书改进《戊寅元历》，唐太宗亲自主持专家评议，最终采纳了李淳风七条建议。

他编著《晋书·天文志》时，总结的慧星尾“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常背太阳的规律，比西方早九百多年。被李约瑟誉为“天文学知识的宝库”，对后世天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他集近40年对天文观测、推算的成果，编制了《麟德历》，术者称其精密。

他在淳风村隐居期间，用自己设计的“三脚鸡风动标”观风、测风，并将风定为八级，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定级的古代科学家，1000年后，欧州人才在李淳风所定八级风基础上细化为十三级风。

《推背图》影印本

《古今图书集成》 原函原套

《古今图书集成》

公元679年，唐高宗调露元年，唐高祖第二十二子滕王李元婴为隆州刺史，建阆苑。

杨林由先生考证，唐高宗调露元年，滕王李元婴为隆州刺史，以为衙宇卑陋，遂大肆营造，华丽拟于宫殿，称为隆苑，在城之西隅。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避唐玄宗李隆基讳，改隆州为阆州，隆苑亦改为阆苑。千余年来，阆苑成为阆中县名和邑名之别称。除隆苑外，李元婴还兴建了南楼、玉台观、滕王亭等，自唐迄今，阆中古城第一次大的开发和营建。

滕王李元婴

李元婴是李世民同父异母的弟弟，李世民当皇帝后封他为滕王。李元婴恃才旷物，诗酒为伴，高朋满座，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正因为如此，李世民对他爱护有加。

太宗之后，高宗李治继位，将他贬到了洪州（也即现南昌）。李元婴到洪州后，在赣江左岸建起滕王阁。自此在阁中与四方名士高谈阔论，饮酒作赋。

高宗闻知此事，下旨拆除了滕王阁，从洪州再贬滁州。李元婴到了四面皆山的滁州后，依然逍遥自在。未已，高宗又将他贬往隆州（阆中）。李元婴一到隆州，便择一优美处建滕王亭。每日坐亭中四顾山水，操练丹青，心无旁骛。特别是当地蝴蝶众多，日日绕亭翩然而飞，令李元婴的眼睛一亮，于是日夜揣摩，苦练画蝶之法。数载之后，他画蝶的技法已有了大名气，故有“滕王蛱蝶江都马”之誉。他也因此成为滕派蝶画的鼻祖。

阆中滕王阁

滕王阁坐北朝南，是一座王宫式建筑。楼上楼下共有24根朱红大立柱，顶着两层檐的大屋顶巍然屹立。阁内金碧辉煌。从滕王阁右边上行数十步，是一狭长的爬壁长廊，有摩岩石刻，刻满历代诗文。明代邵元善书杜甫《滕王亭子》诗，字大如拳，笔法苍劲。

在阆中滕王阁，现在还保留着唐代佛塔一座。该塔为四方形塔基，刻有四瓣梅花形须弥座，塔身为覆钵形，正中开一船形龛，内刻一佛结跏趺坐于莲台。该塔有一种特别的视觉效果，无论朝任何一个方向看，塔身都朝一边倾斜，独特的视觉效果，在文物界和建筑界引起轰动。被称为“唐代斜塔”，经过专家考证，由于此塔建筑艺术珍贵，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滕王阁（换自己拍摄的）

大殿（换自己拍摄的）

唐代佛塔（换自己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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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光楼（南楼）

华光楼初建于唐代，后毁于火灾，于明代重建，在清朝时又得到修复。唐时该楼名为大观楼，明时为镇江楼，清朝复建后更名为华光楼。

华光楼位于上华街和下华街之间，紧靠嘉陵江岸，正对南岸南津关连峰楼，系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传，此楼建在唐滕王元婴所建南楼的旧址上，故明以前仍称南楼，清代以来称华光楼，历代迭遭火焚，现存为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重建，原占地8亩，建筑面积150平方米。 华光楼是一座过街门楼，楼身建于5米高的石砌台基上，通高36米，共四层，三重檐歇山式屋顶，全盖以翠绿色琉璃瓦，脊饰繁复，重脊套人、兽、邸（古指鹞鹰）吻，正脊为珠宝形叠顶，高达3米。各层装以花隔门交有回廓周匝，楼层内有“阆范十二楼”缩影和名人书画。登览古城风光，美不胜收。宋仁宗时知州李献卿《南楼》诗云：“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可知华光楼是阆中古城的标志性建筑。楼底石台基南北向起拱形门洞，供行人通过，石供门上刻有当年红军标语。底楼侧门上有郭沫若题写的“独秀三巴”四个金字的横匾一道，上、下华街和华光楼内外，昔日为阆中闹市区，金玉麟《夜登华楼》诗写道：“春城天不夜，人语市如潮。”

公元704年，大周长安四年，铸武后铜钟。

武后铜钟

武后铜钟是一口直桶式铜钟，又叫做佣钟。它造于“大周长安四年（704年）”，高79厘米，直径57厘米，材料为青铜，重400斤（唐制），现重160公斤。

铜钟顶部挂钮为交融组合的四条游龙，形象生动，铸工精湛。钟身四周有双层方井纹上下两段，顶部铸有“武周新字”莲花瓣纹，形如开放的莲花，花中有虎纽。有阴文70字，内有武则天执政时新造和公布推行的双沟字，字迹清秀遒劲，记叙了铸钟的时间地点和原委。

铜钟外形精美大方，铸造工艺精细，发声宏亮悠长。据《保宁府志》、《阆中县志》记载，铜钟先置保宁府署内，旧置衙神祠，以后移府署前清远楼、南楼，清乾隆时又移府署后凤凰楼。建国初，与省重点保护文物天宝铁塔一起置东门铁塔寺，1956年便被列为四川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最后又移张飞庙。

武后铜钟为何流落阆中呢？据说武则天执政时期，合州（今合川）庆林观主蒲真应等为取宠于圣上而铸造了一口的铜钟。据考证：因为钟重400斤，由陆路运往长安太困难，便由水路溯嘉陵江运往长安。运至保宁府（今阆中）时，传来中宗李显即位、武则天死去的消息。蒲真应觉得现在送钟已无必要，返回又嫌太重，因此便遗弃了铜钟。

“”中，有人以破“四旧”为名，企图砸烂卖铜。不知是谁出面保护使之仅伤其挂纽，后为阆中中学师生收藏，送交文管部门保存，而天宝铁塔却在那次浩劫中毁于一旦，成为人们遥远的记忆。

武后铜钟距今1260年了，但仍光亮如旧，敲之，发声清宏。据说，这样的钟全国目前仅存一口，是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

现已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武后铜钟（换阆中拍摄照片）

《南充晚报刊唐代铜钟》

公元745年，唐玄宗天宝四年，铸造保宁铁塔一座。

铁塔寺

阆中铁塔又名保宁铁塔。原塔在四川省阆中县城内广场之东南隅。1956年,省文管会曾派员调查,将其资料收录在《四川文物简目提要》一书中(油印本)。铁塔于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年）铸造，覆以八角亭。塔顶为石造,塔身铁铸,高4.32米,呈八面柱形,每面宽38厘米。塔身满铸八分体隶书阳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为国内所罕见。清末及初年，寺为小学，后为幼稚员。其后寺圯，惟余铁塔。“文化革命”中，铁塔碎毁，遂无遗迹。

公元763年，唐玄宗天宝四年秋，杜甫来阆中悼房琯，冬归梓州。

阆山歌

杜甫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

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

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

阆水歌

杜甫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

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

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

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公元791年，唐德宗贞元七年，阆中人尹枢状元及第。其弟尹极宪宗和八年（公元813年），状元及第。时有“梧桐双凤”。

尹枢状元卷上加盖“尚书礼部之印”。

尚书礼部之印唐

（补贡院中的状元卷照片）

公元809年，唐宪宗元和四年, 何居士凿岩刻大佛摩崖造像，为释迦座像。

大佛寺（东山园林）

大佛寺因崖峦石刻释迦坐佛得名。据府县旧志载，公元985年（宋太宗雍熙二年）敕名“永安禅院”。公元1103年（徽宗崇宁二年），因院名与皇家永安陵相犯，避讳改名“福昌院”。明代复称大像寺，亦称大佛寺。但明清至今，通称大佛寺。

对大佛创建时间，历代有宋太宗雍熙年间、宋太祖开宝年间、五代唐天成年间诸多说法。公元1982年，在佛像南侧石壁，发现《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碑刻，据碑记计算，成像距今已1200余年。

据崖龛内壁刻记于唐元和四年的《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此佛为阆中人何居士所刻，成于公元809年以前。

这座位于嘉陵江东岸大像山上的大像山摩崖造像，主体为崖峦石刻大像。这尊释迦坐佛，就天然石崖凿造而成，高9.88米，是四川10座大佛之一。佛像头饰螺髻，脚踩莲台，袒胸露怀，左手平放膝上，右手屈施无畏状，衣纹凸起，端庄慈祥。

五代龙德元年（921年），在大佛身后添刻高10.2厘米小佛4000余尊，整齐排列，工艺精巧。

宋神宗元丰八年，对大小佛像贴金身。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新建千部华法经藏楼。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对大小佛像进行彩妆。元惠宗二年（1336年）为大佛贴金身。年间，佛金为人盗剥。

大佛由三重檐楼遮护。 大佛旁有观音像两尊：一为南海观音，一为送子观音。大佛右侧有石窟两龛，内有经幢和佛像，为唐、宋摩崖造像５尊、陀罗尼经幢一处。摩崖石刻中现存宋徽宗御批敕牒、碑记等石刻特别珍贵。这份敕改“永安禅院”为“福昌院”的诏书，被原样凿刻在大佛右侧的石壁上，现仍依稀可见，极为珍稀。此外，在大佛寺左侧摩崖上，刻有楷书“虎溪”两个大字，每个字长５米、宽４米，恢宏刚劲，为“上柱国注赐金鱼袋统治河中母恩书”。传说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曾来此采药，在这里治好一只生病的老虎，这条山溪遂有“虎溪”之名。今更置药师庙，以为纪念。

大佛寺右侧还有大像精舍和黄家亭子等名胜古迹，占地１６４亩，建筑面积２７３５平方米。大像精舍为凿造大佛的何居士居家礼佛之处。黄家亭子杜甫曾游，并有咏黄家亭子诗二首，“野畦连蛱蝶，江槛俯鸳鸯。日晚烟花乱，风生锦绣香”，杜甫诗盛赞这里的田园花草和临江风光的秀丽。

自唐以来，寺内历代摩崖碑刻甚多，除天然剥蚀者外，未遭人为破坏。其中最有价值的有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阆州永安院新建千部法华经藏记》、宋徽宗崇宁二年《敕改福昌院牒》、元惠宗至元五年(1339年)《福昌院桩大像佛记》、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重建大佛寺摩崖记》等，皆完好。

大佛寺殿宇历代屡毁屡建，明嘉靖间曾全面修葺。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知府庄学和斥佛崇儒，拆大佛寺楼宇，取其巨木建锦屏书院于东园故址。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比丘通明，心慧师徒募化善缘，重建大殿。嘉庆五年（1800年），县令李天培又拆迁锦屏书院，取其良材，重建大佛寺全部庙宇。其后寺渐圮毁，仅存大佛正殿层楼。文化革命中，层楼亦被拆毁，大佛暴露于风雨霜雾之中。所幸佛像及摩崖石刻碑碣龛窟，除自然剥蚀外，未遭人为破坏，被誉为国之瑰宝。寺楼多次被拆毁，现为1991年重建。

大佛尊像（换）

大佛寺全景

（寻《东山大像精舍何居士记》碑图）

农历不是阴历，传教士帮中国编制农历就是一个天大的无耻笑话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突然就甚嚣尘上了。原来，狼和狈沆瀣一气，筹谋数年，现在觉得火候差不多了，打算明抢。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先有“很厚”平台的所谓旅美学者跳将出来，公然宣称农历是西方传教士送来的，是舶来品，是阴历，引发网上热议。

农历是阴历？？？农历明明是阴阳合历，好不好？连这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吗？就这水平？

至于说是传教士带来农历，这就更扯淡了，但别人不管，大有一窝蜂而上、指鹿为马造成既定事实的观视感。

小英博物馆上阵

FIFA23也跳了出来，被网友发现暗戳戳地恶心人

迪斯尼也出来了，把Chinese New Year（英文简称CNY，中国春节），故意说成Lunar New Year Festival（农历春节）。

花旗国大使馆也不说中国春节，故意说“农历春节”，英文也是Lunar New Year，没有Chinese，没有中国的。

2022年虎年时，他们也故意玩双标，英文用Lunar New Year，但却称之为“韩国春节”。

至于网上为此摇旗呐喊的水军，那是一个接一个，一点儿也不少。毕竟，主子都一个个表态了，挣吃食的怎么会少呢？

一起来看看“西方传教士为中国带来农历”这种无耻谎言是如何诞生的。

最近几年来，网上流传着一种“貌似很有道理”的说法：现行“农历”乃是明清之际来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编制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看法，还搬出了CCTV10的探索发现节目来背书。

2009年，百度贴吧“明朝吧”中有人发起了一个讨论：中国现行的农历真的是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发明的吗？

该发起人如是写道：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刚才看了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修订的。”

2014年4月27号，“汤若望与中国农历”的博文出现，副标题为“中国农历是汤若望编著——你不可不知道的事情”。

蹊跷的是，文章第一句话便似曾相识：

“一直惊叹于我国现行的农历，觉得很精确。曾经以为这是几千年朴素的劳动人民在劳动耕作过程中对地球运行、气候变迁的经验总结，结果直到昨晚看了CCTV10的探索发现，才知道目前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随后，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发明了农历的说法不胫而走，甚嚣尘上，愈演愈烈。

通过溯源可知，2009年那篇第一次发了没什么反响、然后2014年又接着重发的稿子，其说法引用了央视十套“探索·发现”频道播出过一部片子，名曰“他与帝国同行——汤若望神父”。

该片错漏百出，末尾处打出了这么一句解说词：

“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纂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密切联系的农历。”

应该说，这便是上述言论“西方传教士编制农历、创造农历、发明农历”的出处。

那么，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

明显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很离谱，连基本的常识都不顾、连基本的脸面都不要了。

以下，笔者列出基本事实与证据，来驳斥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无耻谎言。

1、欧洲天文台

汤若望于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抵达澳门，在中国生活47年。

欧洲最早的巴黎天文台1667年始建，1671年才完工，首任台长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

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是于1675年8月10日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格林尼治花园奠基，开始建设，若干年后才竣工，又若干年后，天文观测设备到位，才开始使用。

也就是说，汤若望来华时，欧洲连个天文台的影子都没有。而在上述两大天文台建立之前，西人没有系统的书面文字，没有一代代的天文观测数据，甚至没有天文台和相关设施，连仰观天象的习惯都没有。敢问，汤若望编制历法的储备知识从何而来？从天下掉下来吗？

2、汤若望没有太多真才实学

朱载堉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他曾上书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更改常出差错的《大统历》，得到皇帝应允。

邢云路是明末著名天文学家，曾参加两次改历运动（1595年和1610年）。朱载堉为其著作作序，并称自己与邢“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邢“摘历史紧要处问难”，朱“于灯下步算以答”，二人“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

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没有太多真才实学，其供职之处是占星台，并非其吹嘘的天文台、司天台。这个传教士无耻至极，在明朝灭亡后，窃取了当时邢云路、朱载堉的成果，以及参与编撰的《崇祯历书》献给了满清统治者，从而获得青睐，有资格随意进出禁中，甚至被孝庄尊称为“爷爷”，一时手眼通天。

李亮在《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一文别指出：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100多年来，把持华夏钦天监篡改天文数据，欺骗朝堂，行径十分卑劣。

南怀仁的自叙（详见《传教士盗取中华文明颠倒世界历史》），一不小心就暴露了其真实嘴脸：

“即便是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的表格和计算常常都会出现与实际观测到的天象之间的巨大差异……

正是由于上帝格外的恩惠，在中国人把我们的天文学和计算同天体运动进行比较的这么多年中，竟然没有发现有丝毫的差池……

这是因为神的仁慈掩盖了任何可能的误差；通过观测者的粗心、阴云或者上天对我们某种类似的骄纵，因为它要让一切朝有利于我们宗教的方向发展。”

搞笑的是，汤若望在明朝著述颇丰（托名之作），参与编写翻译的著作就有《远镜说》《主制群征》《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实际上其中涉及天文历法的，基本上全都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与《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在满清治下，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居然一本书都没有写出来，再也没有任何创造性的著述。

羽陵在《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中写道：

“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清政府。且当时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汤若望对《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

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被孝庄救下，新帝登基，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

汤若望又千金求购回回历（回回历基础是授时历），并以此为契机，对《崇祯历书》进行删改修订，被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但他水平太差了，以致于给自己埋了颗雷而浑然不知，后来被发现修订后的历法“具大不合”，且在涉及荣亲王安葬日期一事上，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因此触了皇家逆鳞，犯下大错，牵连一众官员连带亲人俱被斩首。

有判词为证：

“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具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正预、五品挈壶下上，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东官正朱充显、申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等，俱斩，立诀！”

印度著名学者潘尼迦（K. M. Panikkar, 1895—1963）批评说：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影响被大大夸张了，他们的‘科学贡献’是不确实的。我们应该记住：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的工作是在‘占星台’，却被称之为‘天文学’;从严格意义上将，这不是科学。……汤若望(报告)是不诚实、不道德的。”

3、“农历”的真实由来：现行农历出自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与汤若望等传教士更没有半毛钱关系。

据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石云里介绍，他原本以为“西方传教士发明编制农历”是一个不屑一顾的问题，然而，令他感到震惊的是，他居然在一个国际会议的主旨演讲中居然也听到了类似的说法，而且现场在座的一两百位与会者竟然无人起来质证。

为此，石云里教授不得不临时跑题，在自己的报告中对此做了一番辩驳和解释。

石云里教授明确表示：

“农历”主要指按照传统格式编制和印发的民用历书。其内容除了年月日和（二十四）节气等核心的日期信息外，还包含有逐日列出的“每日宜忌”等附加内容，以供择日使用。

这种不用多说，用咱们老百姓能理解的通俗语言来讲，就是老黄历。哟，传教士也懂老黄历？

按照华夏传统，每年过年之前，全国各地会有大量的老黄历上市，但南北却有些不同流派。北方谓之黄历，喜大普奔、喜气洋洋的格式，而岭南一般使用香港沿袭下来的流派，是红绿纸的（也有多色的，不过一般认为是新派，不太正宗），通常用作择日、水牛预示旱涝等等。香港的黄历卖到台湾省去后，当地又赋予这种黄历一个新的名称，即“通书”（讳读作《通胜日历》）。

其样式如下：

老黄历还有另一种形式，名曰流年运势，例如，“2023流年运势”“卯年流年运势”等等。为了彰显可靠、行销方便，往往会在名称前冠以“香港某某名家”的头衔。这种黄历附带内容也很多，包括药方、器物保养、养殖、巫术、武术、占卜（蓍草、铜钱、圣杯）、六十甲子生肖图、八字五柱、命理改名、紫微斗数、称骨等等，不一而足。

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等人懂堪舆风水、懂八字五柱、命理改名、紫微斗数，懂药方，懂器物保养？

如果真懂堪舆风水，还会在选皇陵时出现差错，硬生生把自己害死，还连累一大帮人被斩首吗？

根据石云里教授的介绍，在皇朝时期，这种历书一般会有一个专用的名字。例如，在清朝，这种历书最初名为《某某年时宪历》。从乾隆朝开始，为了避皇帝的名讳（弘历），又改名《某某年时宪书》。

至时期，每年仍然会印发这种民用历书，但印刷和发行早已突破政府专营的限制，为适应市场的需要，历书的形式和名称也变得多式多样，便有了南北各流派的区别。不过，这些历书依然会沿用清代历书命名的一些习惯，例如，将其称为《时宪书》、《某某年农历通书》。

民间俗称农历为“阴历”，其实是广为流传的谬称。

阴历的特征是：只考虑月相的周期性变化，而不考虑回归年长度。月份与季节无关，不设置闰月，新年可以出现在四季的任何时候。比如，《伊斯兰教历》就是一种阴历。

而现代通用的“农历”是阴阳合历，其中的月份是按照月亮的圆缺周期（朔望月）来排的，属于阴历，但年份则是根据太阳运动的回归年周期来排的，直接体现回归年周期的就是二十四节气。

现行农历版本是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负责计算，节气和朔望的时间计算以东经 120 度标准时（北京时间为准），执行的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3661-2017《农历的编算和颁行》，所以也可以称作《标准农历》。

农历的历月长度是以朔望月为准的，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大月和小月相互弥补，使历月的平均长度符合朔望月。

自唐代以来，农历即完全采用天象确定历年、历月，从而使农历的平均历年与回归年完全一致。

上古时代，曾将闰月放在一年的末尾，谓之“十三月”。秦汉时期则把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汉武帝太初元年，又把闰月安置在一年中不包含中气的月份来作为前一个月的闰月，直到今天中国仍沿用着这个规定。

4、朝鲜的真实历史：使用华夏历法，沿袭华夏习俗，但会有些许不同

“朝鲜”国号在历史上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李氏朝鲜。

箕子为商纣王之叔父，因贤德人品可与比干、微子齐名。周武王封箕子为朝鲜侯，封地大致位于现今朝鲜半岛地区及中国辽东部分区域。

《诗传旁通》‬：“箕子朝鲜之域，与辽阳壤地相接，然此亦槩言之，地形如犬牙相入，故不截然整齐也。”

《高丽史》：“商封箕子于朝鲜，是为后朝鲜。逮四十一代孙准时，有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来夺准地都于王险城，（险一作俭即平壤）是为卫满朝鲜。

根据《殊域周咨录》卷之一记载：

“朝鲜，周封箕子于此，同三恪不臣。《朝鲜》云者，以其在东，取朝日鲜明之义也。秦属辽东。汉初，燕人卫满据其地；武帝平之，置真蕃、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汉末，公孙度开府行牧事于辽东，并有其地，三传而为魏所灭。

晋永嘉之乱，扶余别种酋长高琏入据其地，称高丽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丽，拔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其国东徙，距鸭绿江千余里。

五代唐时，王建代高氏，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而为一，建都松岳，以平壤为西京；其后子孙遣使朝贡于宋，亦常朝贡辽、金；历四百余年，其主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画慈岭为界。”

箕子朝鲜享国九百余年，后被西汉初期逃亡而来燕国人卫满所窃。卫满到达朝鲜后积蓄势力，驱逐国君箕准，自立为国君，后为汉武帝平之，置为乐浪、临屯等四郡。唐征高丽，又置安东都护府。

注意，箕子朝鲜三恪不臣后，便以其在东，取“朝日鲜明”之义，——后来，小日子窃取了这个思路，又抄袭大明旗帜（有白底红日旗），与孟加拉、帕劳一起，各自弄出了自己的国旗。

明洪武二年，正月，国主王颛上表贺即位，遣使来贡，明太祖朱元璋赐予金印，并赐“大统历”，仍封其为高丽国王。

根据《朝鲜赋》记载：

“本朝洪武廿五年，高丽国王王瑶昏迷多杀，失众心，国人乃共推门下侍郎李成桂权知国事。遣其国知密直司事赵胖来请命。后成桂更名旦，且以易国号上请。上曰「东夷之号惟‘朝鲜’最美且久」，诏改曰朝鲜。既得命，遂迁都今汉城府，以此为留都云。”

高丽末年，时任高丽国王王瑶昏迷多杀，失去民心，被众人推举权知国事的门下侍郎李成桂趁机发动了“威化岛回军”军事，推翻王氏高丽，明朝选赐国号复为“朝鲜”，是为“李氏朝鲜”。

当中国颁布《时宪历》后，李氏朝鲜也引入此历。

根据朝鲜王朝实录《孝宗大王实录》记载：

“癸酉/观象监启曰: ‘时宪历出来后, 以我国新造历考准，则北京节气、时刻，与时宪单历，一一相合，我国单历, 与时宪历中, 各省横看, 朝鲜节气、时刻, 亦皆相合, 虽有些少换次之处, 而亦非差违。自甲午年, 一依新法, 推算印行为当。且历法已过改宪之节, 而三百年来, 无造历之人, 因循至今, 今之改历, 正当其时。我国之传学, 事势甚难, 而日官金尚范还自北京, 累朔推算, 幸而得之, 非但术业通明, 且有竭心成就之功。 其时同事译官李点, 亦多之劳, 似当有论赏之典矣。’命金尙范加资, 李点赐物。”

由此可见，朝鲜根本没有造历之人，一直使用的是中国历法，大统历如此，时宪历亦是如此。所以，韩国所谓的农历新年，理所当然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朝鲜深受华夏影响，过年会吃饺子、会吃年糕，也会贴春联。只是，朝鲜半岛的春联与满族的春联习俗一样，皆是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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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赋》云：“我国家自庚寅癸巳而上通儒名士多于中国，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 '小中华之馆。' ”

彼时，朝鲜为此沾沾自喜，还自诩为小中华。

5、华夏民族是世界唯一的天道民族，天文历法世代相传，且从未断绝

春秋以来，华夏便采用了十进制。

十天干是十进制的原型，乃为天数，十二地支则是地数。

时间分十二时辰，为什么叫小时？一个时辰太长，分为一半，故称小时。十二时辰对半均分，便有了24小时。

每小时用少（shào，15分，一刻）、半（30分，半小时）、太 （45分，三刻）分为四份，每份各有强、弱，共计十二份。少是一刻、15分，则“少弱”便不到一刻钟，定义为10分，“少强”比一刻多5分，是为20分。以此类推，一小时的十二个数，由此诞生。

数学来源于华夏天文观测，中国的天干地支是现代数学的始祖。

若没有天干，便没有十进制；

若没有地支，便没有小时、没有历法，人类世界将是一片混沌。

农历是阴阳合历，早在殷商便已经将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订入历法，春秋战国到先秦时代已经完善到八节气，增加了四立，也就是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已经明确的订入华夏历法。

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是《夏小正》，以后历法不断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制定《太初历》时，已经有了相当完善的历法规则。

汉武帝责成邓平、唐都、落下闳等人议造《汉历》，汉武帝元封七年历成。是年五月改年号为太初（即为太初元年），并颁布实施这套《太初历》。这部历法的显著特点是确立使用夏正建寅，确立使用无中气置闰之法则，自此之后中国历朝历代所颁布的历法版本，均为在此基础之上的算法修订，规则改动甚少，只有从平气平朔到定气定朔的改动，为了更符合天体运行，提升精确度。

从西汉《太初历》开始，农历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完整的写入农历，详细划分成十二节令、十二中气，成为农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初时，农历曾使用帝王在位纪年和岁星纪年。从汉武帝建元元年开始，使用帝王年号纪年；从东汉时期开始，干支纪年同帝王年号纪年一并使用。

辛亥首义时，黄帝纪年成为最后一个被官方正式文件认可的农历纪年。

清宣统三年（1911年）岁次辛亥，是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黄帝纪年4609）岁次辛亥。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使用农历计算的。农历正月初一日的农历新年有个传统名称，谓之元旦，三年（1914 年）改称为“春节”，但民间习称之为过年、新年。但即便如此，春节也并非从天而降，而是古已有之。只是恢复采用了另外一个名称而已。

华夏历代历法从未断绝，一览如下：

古六历：《黄帝历》亦称《调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元始前2698 年~元始前 221 年）四分法数，亦即测定岁实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365.25 日）领先泰西（西方） 2652 年矣。当时已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之二分二至得到良好的观测确定。史称观象授时。

《颛顼历》：秦朝、西汉（元始前221 年~元始前 104 年）当时二十四节气已经完备出现，订入历谱者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

《太初历》（三统历）：西汉、新朝、东 汉（元始前 104 年~元始 84年）首创无中气置闰法则，二十四节气正式分为十二节令和十二中气，订入历谱。

《四分历》：东汉（元始 85 年~220 年）、曹魏 （220 年~236 年）、东吴（222年）、 蜀汉（221 年~263 年）。

《乾象历》：东吴 （223 年~280 年）。

《景初历》：曹魏、西晋、东晋、刘宋（237年~444 年）、北魏（398 年~451 年）

《元嘉历》：刘宋、南齐、南梁（445 年~509 年）发现定朔算法。

《大明历》：南梁、南陈（510 年~589 年）废除十九年七闰。

《三纪历》：后秦（384 年~517 年）

《玄始历》：北梁（412 年~439 年）、北魏 （452 年~522 年）

《正光历》：北魏（523 年~534 年）、东魏 （535 年~539 年）、西魏（535 年~556 年）、北周（556 年~565 年）

《兴和历》：东魏（540 年~550 年）

《天保历》：北齐（551 年~577 年）

《天和历》：北周（566 年~578 年）

《大象历》：北周（579 年~581 年）、隋朝 （581 年~583 年）

《开皇历》：隋（584 年~596 年）

《大业历》 ：隋（597 年~618 年）

《皇极历》：作者刘焯，未被颁行，但首倡定气注历。明末西方传教士所谓的定气注历，华夏古人早在隋朝便已提出。

《戊寅元历》：唐朝（619 年~664 年）正式定朔注历。

《麟德历》：唐（665 年~728 年）正式废除闰周。改为定冬至，无中气置闰。

《大衍历》：唐（729 年~761 年）日月交食，五星行度的精准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五纪历》：唐（762 年~783 年）

《正元历》：唐（784 年~806 年）

《观象历》：唐（807 年~821 年）

《宣明历》：唐（822 年~892 年）

《崇玄历》：唐（893 年~907 年）、后梁、 后唐、后晋、后汉、后周（908 ~955 年）

《调元历》：后晋（939 年~943 年）、辽朝 （961 年~ 993 年）

《大明历》：辽（994 年~1125 年）

《钦天历》：后周（956 年~ 960 年）、北宋 （960 年~963 年）

《应天历》：北宋（963 年~981 年）

《乾元历》：北宋（981 年~1001 年）

《仪天历》：北宋（1001 年~1023 年）

《崇天历》：北宋（1024 年~1065 年；1068 年~1075 年）

《明天历》：北宋（1065 年~1068 年）

《奉元历》：北宋（1075 年~1093 年）沈括执掌司天台，访来民间盲人卫朴制，气朔交食五星疏，沈氏推托言历官世袭，责难卫朴无候簿校测，帝命卫修补后赐金遣返回乡。沈氏离职司天。此事对沈括产生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导致其难以释怀，晚年妄言“十二气历”，妄议废除华夏千载之历法道统。

《观天历》：北宋（1094 年~1102 年）。

《占天历》：北宋（1103 年~1105 年）。

《纪元历》：北宋、南宋（1106 年~1135 年）。

《统元历》：南宋（1136 年~1167 年）。

《乾道历》：南宋（1168 年~1176 年）。

《淳熙历》：南宋（1177 年~1190 年）。

《会元历》：南宋（1191 年~1198 年）。

《统天历》：南宋（1199 年~1207 年）测定岁实为 365.2425 日，即便按西方伪史计算，也领先其329年。

《开禧历》：南宋（1208 年~1251 年）。

《淳佑历》：南宋（1252 年）。

《会天历》：南宋（1253 年~1270 年）。

《成天历》：南宋（1271 年~1276 年）。

《大明历》：金朝（1137 年~1181 年）。

《重修大明历》：金、元（1182 年~1280 年）。

《授时历》：元（1281 年~1367 年）依照《授时历经》。

《大统历》：大明（1368 年~1644 年），南明（1644 年~1683 年），清（1667 ~1670年）依照《大统历法通轨》。

《时宪历》：清（1645 年~1666 年；1671 年~1725 年）依据《西洋新法历书》（即被汤若望删改的《崇祯历书》）。

华夏历法之所以精确，还因为华夏历史上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四海测验，一次由唐朝张遂（一行）领衔，一次是元代郭守敬领衔。反观西人，可能什么是“四海测验”，为什么要搞“四海测验”都没弄清楚。

如果说春节都是别人的习俗的话，那么敢问，华夏古人过了几千年的春节是什么？

如果说是西方传教士不辞辛劳、远涉千山万水也要当个好人，给中国人民送来“农历”的话，那么敢问北宋的农历又是什么？农历的二十四节气，西方有吗？？？

[北宋] 晁补之 撰《济北晁先生鷄肋集》（四部丛刊景明本）卷第六十三 “卷第六十三”有云：“……又作农历一百二十卷，言耕织刍牧与凡种蓺养生备荒之事，较齐民要术尤密。”

尽是些魑魅魍魉，大过年的不安好心，其心可诛。

请诸位牢记一点，农历有二十四节气，而西方没有二十四节气，这是最好记的、最容易识破对方把戏要点！

最后，恭祝大家：

辞暮尔尔，烟火年年；景星庆云，抬头见喜；

岁岁无虞，长乐永安；顺遂安泰，皆得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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