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森批八字(杨森八字命理)

曾给批过八字的算命大师，把算命的门道都说明白了

文/熊猫文史汇

“小伙子，算一卦吧，算不准不要钱”

我一看，是街边摆摊算卦的老头，用手拍着面前得马扎，示意我坐过去，地上放着八卦，上面写字，“一卦二十，不准不收钱”

最近正有些闹心事，我想:不行算一卦，反正才20块钱。我正要坐过去，一起的朋友拉住我:“算啥算呀，先不说准不准，难道准了你就能改变吗？少操心了”

我点点头，不禁让我想起有个算命大师说的关于算命的门道

中国传统所有算命打卦，不管是易学还是麻衣神相等等之类都来自于一本书《易经》

如今《易经》是孔子整理后的版本，里面加上了自己的见解。最古老的《易经》叫《易》，相传从黄帝时期就有，周文王又发明了文王64卦，进一步发展。

《易经》是五经之首，所以传统知识分子都会基本的《易经》算命，因为《易经》里记载了最早的算命方法“蓍草法”。

所以算命这门玄学古已有之，上到达官贵人，下道平民百姓都会算那么两下子。至于到底准不准，还真不好说，比如时期曾经给算过命的仇瞎子说出了算命打卦的门道

算命这门“学问”，算得最准的是瞎子，至于为啥，谁也说不明白。比如这位仇瞎子，原本不瞎，本名仇庆云，没瞎之前读过很多书，对儒释道三家如数家珍，尤其是对《周易》更是精通。后来行走江湖，慢慢地有了名气。

根据仇瞎子自己说，四川的军头邓锡侯、杨森，云南的龙云，华北的宋哲元，嫡系邱清泉都找他算过，他还说，连都找他批过八字。

这个仇瞎子云游四海，还有个秘书， 他每到一地就包下当地最豪华宾馆的包间，大肆宣传。

在宾馆门口放个大镜框，上面有仇瞎子的照片，下面写上对自己的介绍:

说自己是“现代哲学家”，以哲学为基础，科学为依据，能知人贫富贵贱，凶吉祸福。凡诸婚姻、求子、发财、升官、人口走失，等等等等无一不可。后面还罗列了找他算过命得大人物，比如上面提过得那些民阀，还有。在旁边还我一个小镜框，画上他给批过的八字。这样一宣传，毕竟门庭若市。

每次顾客来算卦，得先挂号。由秘书在外间登记顾客的姓名、籍贯、岁数、职业等信息，越详细越好。信息用一种特别的胶质墨水，写在瓦楞纸上，再通过一个小洞塞进里间的一个抽屉里，只要仇瞎子用手一摸，就可以了解顾客的基本情况。

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后，不管是摸骨还是打卦批八字，以仇瞎子的经验都会说得八九不离十。

算命的过程中，仇瞎子会套顾客的话，这些都是基本能力，不会套话的算命先生一定算不好。

通过了解对方的情况和心理，说一些模棱两可似懂非懂的话，反正总留有余地，不会把话说死，至于怎么理解就看人自己了。

这就是仇瞎子料事如神的原因了，他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充分通达人性又了解了时事，从而通过话术来解决顾客的问题，至于《易经》本身是否真能算命就不知道了，只是仇瞎子说，如果按照《易经》去算命，早被人打死了

其实人算命无非求个心安，仇瞎子只要做到这点就可以了。

仇瞎子的秘书说，日本侵略中国时，仇瞎子生意最好，想来也是，国家不强大，国家都受欺负，任你是怎样的达官贵人也没有啥好命，可能前几天还腰缠万贯，这几天就流落街头了。所以国家强大又和平的时候，普通人也是命好的。国家不强大又遇上战争，达官贵人命也好不到哪去。

第一妖人刘神仙：传闻全省官员见他都磕头，解放后被判死刑

时期，四川军阀刘湘身边曾有一军师，名叫刘从云。

据传闻，此人以能掐会算、相面灵验，被人称为“神仙”，1925年被刘湘请到了府上，聘为军师。刘从云自比“刘伯温、诸葛亮”，靠着一蒙二骗的手段，在军队中地位日渐显赫。

而主政四川的刘湘，在得到刘从云后势力逐渐壮大，这也更让他坚信自己能在诸多军阀中拔得头筹，与这位“刘神仙”不无关系，由此将他奉为座上宾。

于是，刘湘凡有军事行动，必然会请他卜上一卦，算算吉凶祸福。旁人问及刘湘为何会对一位术士如此迷信，他常说：

“别人要那么多小老婆，我只要这么个神仙。”

虽是玩笑话，足以看出刘湘对此人的喜爱。能以江湖术士的身份，稳坐刘湘“军师”一席长达数年，这个刘从云肯定不只是“会骗”这么简单。

刘湘

四川这地方山高路远，素来落草为寇者众多。到时期，盘踞此地的大小军阀无数。

若说皖系、奉系等军阀相争，是属于“大开大合”的那种；那么四川军阀相争，就好像搭台唱戏，你方唱罢我方来。

从1912年到1935年，四川军阀之间大大小小的仗打了478次，这还不算中间没有擦枪走火的小摩擦。而在众多川系军阀中，刘从云无疑是最特殊的一位。

刘从云其实从名义上来说算不上什么军阀，但却能凌驾于军阀之上。刘湘奉其为军师，四川大大小小的军阀尊其为“神仙”，甚至有不少军阀还是他的关门弟子。

据说川军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营级军官，都是刘从云的门徒，见到他都得磕头。

但是这个数据到底是否可信无从知晓，不过这也足够可以证明，刘从云招揽徒弟的触手，已经伸到了各军阀的高层之中。

刘从云之所以这么备受信任，还得从其创办一贯先天道说起。

1883年，刘从云出生在四川威远。

幼年时读过一些杂书，智商很高。但没读几年，就因家境贫寒辍学回家。后来被一位江湖术士相中，收为徒弟。

江湖术士素以看相、算命出名，刘从云的师傅也算有几分本事，本就聪慧的他，将师傅一身本事学了个七七八八。拆字、看相、算命、卜卦，无一不通。而他还有一手绝活——点道作功。

刘从云在山中学了几年本事之后，他以“白鹤”为名，下山开始招摇撞骗。据说当刘从云作功运气之时，立顶命心冲出一寸三分高，现出一条红线，红线上面有一颗红珠，他将此说为“天珠”。凡念及天珠，必然心想事成。

所谓红线、红珠，其实就是汗液遇到碘化物的一种反应，都是些江湖把戏。奈何时代如此，不少人都相信刘从云是有大本事的人。

街头算命

就是靠着这种占卜、看命等手段，凭借几句“印堂发黑”、“三花聚顶”的话术，刘从云在川中名气渐大。没多久就创建了“一贯先天大道”。

在他的蛊惑下，其信徒纷纷加入“一贯先天大道”，教徒以四川威远为中心，向附近辐射，人数多达上万人。

在这些教徒“以讹传讹”下，刘从云被神化成了无所不知的“神仙”。甚至附近的官吏、豪绅、袍哥头目纷纷上门拜访，一时间风头无二。

从普通江湖术士，到一派“开山鼻祖”，他算是将江湖术士那套连坑带骗的手段可以说运用到了极致。可这还不是刘从云最终追求，他所求不仅仅是名气、金钱，还有权力。

于是，在其教徒刘佛澄的介绍下，刘从云认识了大军阀刘湘。

刘湘

刘佛澄既是刘从云的弟子，也是川军21军的副官长，1925年，在刘佛澄的引荐下，刘从云认识了刘湘。

在刘从云坑蒙拐骗下，刘湘被他说的心花怒放，自觉遇到了个“现代诸葛亮”，于是主动要求加入一贯先天大道，道名“玉宪”。

但入教归入教，刘湘毕竟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虽然早就对刘从云有所耳闻，但自己没亲眼见识过刘从云的“本领”，是肯定不会完全相信那一套的。

刘从云自然也知道，要想完全获得刘湘的信任，那还得拿出点本事。

算命

好巧不巧的是，刘湘问计几次，都被刘从云说中了。尤其是刘湘打军阀杨森的那次。

1928年，刘湘在国外买了一批军械，但是被扣在了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刘从云赶紧告诉刘湘，重庆马上就要打仗，做好准备。

刘湘虽然一头雾水，但还是听他的话照办了，加强了重庆的军事防御。

果不其然没多久，杨森就联合其他军阀进攻重庆。但是因为刘湘早有准备，杨森被打得大败。

杨森

经此一事，刘从云名声大噪，原本有所怀疑的刘湘，自此对刘从云也深信不疑。

其实，刘从云他之所以算得准，主要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些信息渠道。毕竟一贯先天大道的教徒众多，遍及四川各处，刘从云通过他们打探消息，事先就摸清楚了杨森军队的动向。

而此时又扣押了刘湘的重武器，这对于杨森来说可是个大好时机。于是刘从云料定杨森必会进攻重庆。

战争最重要的就是情报。有了一些关键信息，也就不难判断战争最后的走向。

但是，这种旁人一看就明白的道理，刘湘这等地方封疆大吏难道不知？若刘湘真是个稀里糊涂，谁都相信的主，也不可能在川系军阀中稳坐头把交椅。

而他之所以如此看重刘从云，更大原因还是在利用刘从云。

前面提过，四川多军阀混战。但打来打去，各地军阀总得补充兵力。可又怎么让青年人到己方参军呢？

刘湘就选择了一条既不用花什么钱，也不用得罪老百姓的方法——精神控制法。

时期，大多数普通百姓都是封建迷信的。而刘从云在川内名气大，还是“一贯先天大道”的创始人，自然人们就容易被其蛊惑，先入教，后参军。

正是凭借着这种手段，刘湘的势力一点点壮大了起来。

再加上刘从云前前后后的确提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在刘湘主政四川过程中立下了不少功劳，由此倍受信任。刘湘甚至说：

“前有诸葛亮，后有刘从云。”

随着“诸葛亮”的名声越传越远，刘湘自然也是高兴。要知诸葛亮辅佐刘备成了蜀汉王，如今刘湘自己得了“诸葛亮”，他就是“刘备”，自己最起码能稳坐一方诸侯了。

正是如此，刘湘对刘从云愈发毕恭毕敬，从饮食起居到行军打仗，必然事事顺从，还为其专门修了“神仙府”，尊其为军师。

然而这个“刘备”和“诸葛亮”两人，最终差点闹出人命。

当时刘湘对刘从云的信任可不是一般的高。

刘湘打仗之前，命令领路者必须是两个拿罗盘看方位的道童；军事会议上，刘从云披着道袍，穿的不伦不类地端坐主位；刘从云占卜时，刘湘手下的众将领必须下跪。

对此，川军将领颇有怨言，向刘湘进言这很可能是在养虎为患。但刘湘却笑称：

“旁人要那么多小老婆，我只要这么个神仙。”

可见此时，刘湘或许不仅视刘从云为控制部众的工具，而很有可能真心奉其军师。

可谁能想到，川军将领的怨言，没多久竟然一语成谶。

早在1929年的时候，刘从云就私自培养了一支军队，他挑选了一百名一贯先天大道的忠诚教徒，进行训练。

然后以这一百名教徒为基础，组成了一支新兵大队，一贯先天大道的教徒纷纷加入，军队规模越来越大。

但在刘湘面前，刘从云却称他是要为刘湘成立一支“神军”。

1931年，刘从云提出要给这支“神军”一个正规的编号，希望更名为21军模范师，并配发武器，刘从云自己担任师长。但刘湘迟迟不愿答应。

可刘从云却有眼不识泰山，一再催促刘湘。显然，刘湘给够了刘从云尊重、荣誉、信任，只是希望其能做一个听话的军师，而不是一个拥有实权的师长。

但不愿撕破脸皮的刘湘，最终还是答应了刘从云的请求，可刘湘提出了一个条件，刘湘自己必须是模范师的师长。

可谁都知道，即便刘湘是师长，但这支模范师都是由一贯先天大道的教徒组成，实权还是掌握在刘从云手中。自此，刘从云算是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正规军”。

而刘从云自从之后，更是飞扬跋扈，除了刘湘，他谁都不放在眼里。而这无疑引来川军将领的不满，甚至有人动了杀心。

其实自从击败杨森部开始，刘湘离川地头把交椅越来越近了，目前最大的敌人就是刘文辉了。

在此过程中显然，刘从云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小。并且这个时候，“刘神仙”的威名就突然不灵了。

刘文辉

往日众将领捧着刘从云，是因为他的确有点本事，还能充当各路军阀谈判的纽带。旁人虽然心里不服气，也不敢有丝毫小心思。

如今刘从云的用处越来越小、捞好处的本事却越来越大，甚至还握有一支军队，如何不招致他人嫉妒、不爽。

尤其在1932年，刘从云撺掇刘湘进攻刘文辉失利后，一些川军将领再也忍不住，上书刘湘杀了刘从云。对此刘湘并未作出回复，心里却不像过去那样信任刘从云了。

并且没过多久，刘从云又遇到了一支将他“刘神仙”的威名彻底打没的军队。

1934年，刘湘听从的号令，兵分6路围攻在巴山的徐向前。

其实早在1932年之时，刘湘就接到了类似围攻命令，但当时他坐山观虎斗，想借助红军消耗各军阀势力。

因此，川地大大小小军阀几乎都和红军交过手，但都没有落得好。

这次亲自出面给刘湘发号施令，刘湘只能硬着头皮上。结果红军用了十个月的时间，不但成功完成了反六路围攻作战，而且共歼敌八万人，缴枪大炮数百门，枪3万支。有“神军”助阵的刘湘一败涂地。

后来刘湘向请罪，免去“四川剿共总指挥”一职。但刘湘却将失利的原因，尽数归结到刘从云身上。

“一遇到红军，刘神仙就不行了！”

川地流言四起，刘从云名声大减，川军将领纷纷吆喝着让其下台。刘湘虽然还留着刘从云，但和这位“刘神仙”的关系算是降到了冰点。

可刘从云被刘湘撤了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会长一职没多久，他就又自寻死路了。

1936年，刘从云未经刘湘允许，私自调换了模范手枪队的俩排长。

这件事情本来不大，刘从云之前没少私自干过这种事。但今时不同往日，刘湘手下纷纷上报给刘湘，陈述刘从云之前屡次私自调军，这是刘从云蓄谋谋反。刘湘其实不打算就此收拾掉刘从云，但奈何手下人都不愿意留着刘从云。

就在刘湘在杀与不杀之间摇摆不定之时，刘从云嗅到了一丝危机。最后刘从云被逼的没有办法，连夜离开成都，逃亡上海避祸。

到上海后，刘从云无依无靠，只能干起了老本行——算命。

领兵打仗，他不行；算命堪舆，那不是轻车熟路。果不其然，没多久他就名声鹊起，在上海扎稳了脚跟。

刘从云又在上海收了一帮教徒，来到神仙府上的达官显贵也多如繁星。要想见一见刘从云的话，必须得有地位、有金钱，否则难见其一面。

他之所以在上海能东山再起，自然靠的还是一蒙二骗。但他若是以此为生，做个“单纯”的算命先生，虽不至于大富大贵，但也能保证性命无虞。然而刘从云不安分，非要掺和政事。

1948年4月，选举总统、副总统。

此次选举本来就是和李宗仁之间的明争暗斗，就连其他高层大多都不敢随意置喙。但在民间的一个小小算命先生刘从云，却开始拿着参选者生辰八字胡乱点评。

甚至他还将等人与上海“花界”联系在一起，还四处张贴此类评语，结果惹来不满。刘从云觉察出事情闹大了，赶紧又逃离了上海。

离开上海的刘从云，选择回到川渝地区，准备利用往日名声，重现一贯先天大道之荣光。但1938年刘湘死后，川地再也没人罩着他了，刘从云此时就算回来了，也难复往日权威。

1949年底，解放军进入四川。1950年4月，四川全境解放。但不想在新时代来临之时，刘从云依然在搞一贯先天大道，那不就是在顶风作案。

别说人民不信，政府也不答应。走投无路的刘从云，只能东躲西藏。1953年，人民政府还是抓住了他。

经过审理，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听完审判结果，他人都傻了。

刘从云一生可谓坏事做尽，早年间蛊惑人心，招摇撞骗。跟了刘湘后，领兵围剿红军部队。抗战那几年，刘湘川军在前线，他却躲到了上海招摇撞骗，什么贡献也没有。

在狱中两年，刘从云成日郁郁寡欢，结果还没等到执行死刑，就在保外就医过程中病死。

素有“神仙”之名的他，自己却没算到自己会有这般结局。

杨鹏升：一生大起大落，曾慷慨资助晚年的陈独秀，最后结局很不妙

老覃在前几天写了《包惠僧：一大代表，因病错过南昌起义，是陈独秀死前最想见的人》一文，文中提到了陈独秀的晚景凄凉——颠沛流离、频繁搬家，最终定居于江津鹤山坪，却是入不敷出，生活拮据。在此期间，却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资助，有同乡友人邓仲纯、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后人杨明钦、名流罗家伦、高语罕、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薜农山、赵元任、段锡鹏，以及代表他参加过一大的包惠僧。

其中给陈独秀提供援助最大的四川渠县人杨鹏升。

杨鹏升出生于1900年，比陈独秀小21岁。

他和陈独秀只有数面之缘，交往并不多。

他之所以资助陈独秀，主要是敬重和仰慕陈独秀的才学和人品，不忍心国士落魄，潦倒民间。

他前后曾资助陈独秀 4500元。

陈独秀对杨鹏升的馈赠“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

由于杨鹏升对文学、对绘画、对书法，尤其对金石篆刻有高深的艺术造诣，陈独秀就以文与之交往，书信往来频繁。

据统计，从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函就达40件之多，相当于一月一封。

老覃特别在这里提一下，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有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视若为珍宝。老覃在更早一些时候写的《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党内，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党内，为何最终没回？》一文中提到，1941年，有小偷光顾陈独秀安置在江津鹤山坪石墙院的家，不但偷走了他呕心沥血写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手稿，还偷走了这方四字章，让他欲哭无泪，并为此大病了一场。

陈独秀在写给杨鹏升的信中，呼杨为兄，谦称自己为弟，视之为可以倾诉衷肠的知己。

杨鹏升资助陈独秀时，居住在成都西门外北巷子九里堤劲草园，担任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军。

也就是说，杨鹏升是一个儒将。

说起来，杨鹏升也是官宦人家之后，他的一生大起大落。

他的祖籍为湖广韶阳县大东路，先祖曾到四川为官，后来移居到了四川省渠县三汇镇平安寨。

杨鹏升出世之时，他的家势中落，成为了工商业兼官僚地主的破落户。

少年杨鹏升读书非常刻苦，在达县白衣庵苦读，后来又回家乡平安寨山上采药“修道”。

“修道”期间，杨鹏升靠自学练就一手好字，在篆刻上更是自成一家。

年纪稍长，他便以卖字为业，流浪江湖，幸得四川军阀杨森赏识，招入军中，并得资助到北大就读。

在北大，杨鹏升成了陈独秀的铁杆粉丝，对《新青年》爱不释手，每有陈独秀的讲演，必想尽千方百计到场亲聆。

杨鹏升于1920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并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

回国后，先是在邓锡侯部四川陆军第二师任军法官，后为吴佩孚所器重，得任“讨贼联军”总司令部中将政务参赞，成为了吴佩孚私人代表。

杨鹏升有两次到日本留学的历史。

如果说第一次到日本留学是他人生的跳板的话，那么第二次到日本留学留下了一段灰色回忆。

在1930年，他再度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未及毕业，就在静冈县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入伍，最后转读日本千叶县陆军步兵专门学校。

因为机缘巧合，他结识了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和滨口雄幸，并在此两人的支持下在日本举办了个人金石书画展。

犬养毅携广田外相、高桥藏相亲临捧场。

犬养毅还手书“中国第一手笔”赠杨鹏升，使杨鹏升赢得了国际声誉。

因为这个原因，杨鹏升对日本产生了一种“亲切感”，以至于“九·一八”事变后，他亲切地拉着日本步兵三十四联队队长远藤五郎的手，一再高唱“日中亲善”的论调。

此后又致函明治大学校长松本龟次郎声称“中日同种，永久共存”。

杨鹏升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在“一·二八”会战期间，参与了日军作战。

1938年，陈独秀获释，曾到好友高一涵所在的武昌小潮街居住。杨鹏升恰升任武昌任少将参议和武汉防空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这个时候，他们才正式初次见面。

武汉沦陷之后，杨鹏升调任四川成都，陈独秀也辗转到了江津寓居。

杨鹏升不遗余力地对陈独秀施予援手。

老覃顺带在这里解释一下杨鹏升资助给陈独秀这 4500元的购买力。

话说，1918年，毛主席到北大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时，月薪是8块大洋。

我们看电视剧《中流击水》，剧中的毛主席领了薪水之后，开心极了，但想着故乡韶山家里的母亲有病，便把其中的6个大洋邮寄回韶山，自己只留下两个大洋。

在这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一块大洋的购买力绝对不会低于现在1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甚至更多，否则，毛主席很难凭两块大洋在北京捱过一个月的时间。

虽说到了1940年物价上涨，陈独秀在1940年12月23日曾致函杨鹏升，里面提到：“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

但他也提到，在1940年2月，他在重庆住院看病，收到了杨鹏升资助的医疗费300元，信中称：“先生此时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可乎……”

即当时杨鹏升的月薪不过是300多元。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毛主席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时，蔡元培时为北大校长，月薪是600块；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块；胡适为北大哲学教授，月薪为280块；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主任，月薪160块。

另外，陈独秀在江津鹤坪山隐居时，还享受有两项固定收入，一项是好友薜农山让他兼了《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衔，月入 160块；另一项北大每月汇来的 300块。

由此，这前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政府职员的薪金收入变化并不大。

杨鹏升前后共资助了陈独秀4500元，可谓义薄云天。

可惜的是，杨鹏升的结局并不好。

1949年12月25日，他随川西北救国自卫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王缵绪率部起义投诚，一度在重庆西南美专供职，担任国画、雕刻教授，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

但在1954年12月4日被以“残余历史罪”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最终在狱中病故，终年68岁。

所幸，在1983年，他的起义将领身份被确认，撤消了原判。

【人物】李致：风雨百年 书生依旧

本文 载《巴蜀史志》2021年第6期

风雨百年 书生依旧

口述：李致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

李致，1929年出生于成都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其父李尧枚是作家巴金的大哥，也是巴金名作《家》里高觉新的原型。李致1岁多时，父亲因家庭破产，自觉对不起家人而自杀。1942年四爸巴金回成都时，为正在上小学的李致写下：“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这4句话，影响李致一生。

“”中，巴金受到冲击。1973年李致冒着政治风险，悄悄去上海看望四爸，极大地拉近了叔侄间的距离。他们平日书信往来频繁，有300多封，至今保存下来250余封。在巴金眼中，李致是“理解他比较多的人”。

李致的人生，映射出时代的变迁。1945年李致与同伴创立破晓社，1946年加入地下党，新中国成立后在共青团工作17年，几经风雨，初心不改。改革开放后，他在四川出版、振兴川剧、文艺工作和文学创作上，都做出了显著成绩。

李致，尽管饱经风霜，依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

家国情怀

我出生在1929年12月，中国节气大雪的那一天。

1942年，我正上小学最后一学期，我的四爸巴金第二次回到成都，住在我家里。

那时，四爸巴金已成名，很多年轻人来找他题字。我也做了个纪念册，请他题字。他为我写了4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

幼年，我的3个姐姐在华阳县立女子小学读书，该校初小同时招收男生，为方便姐姐带我上学，母亲让我也上了这所学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深入。老师对我们讲：一些强国蚕食我国领土，称我们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在上海租界的公园外，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愤愤不平。

北方天气寒冷，川军出川抗战，却是短裤加绑腿，于是，学校开展为抗日战士捐寒衣活动。每天早晨，值日生喊声“起立”，大家站起来，一起唱冼星海谱曲的抗日儿歌：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

我们放声歌唱，歌声穿过教室，载着少年的心，飞向前方！

同学们把捐的零用钱放进一个瓦罐。我把自己每天仅有的一枚200文铜元，也丢了进去。

1938年，日本侵略军打到河南，军队消极抵抗，决堤黄河，老百姓因此受难。我所在的高琦初中发起义卖赈灾，出售学生自己做的小手工艺品。那两天，我们白天上课，晚上上街义卖。市民的爱国热情高涨，很多人愿意拿出钱来，买我们制作的小玩意儿。

破晓，破晓

1944年秋，我跳级上了华西协合高级中学（简称华西协中）。这个学校没有围墙，可不穿全国统一的麻制服，荡漾着浓厚的自由空气。经好友陈先泽的四姐介绍，我和先泽参加了燕京大学、华西协合大学两校大学生的进步组织——“未名团契”。

团契的核心人物是贾唯英，她是地下党员，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我和先泽叫她贾姐姐。贾姐姐组织我们学习的《新主义论》。大学生的思想很活跃，常常围绕时势辩论，我很有启发。

1945年12月1日，国共和谈破裂，开始内战。昆明的青年学生发起“反内战、争”的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积极响应。我们在成都也参加游行，从华西坝进城，经过春熙路，到少城公园（现人民公园）集会。一路上，我走在华西协中同学队伍的最前面领头高呼口号。

我们6名参加了“一二·一”运动的华西协中学生，发起成立破晓社，还写了社歌。其中4句：

打从“一二·一”走向自由的日子，

打从专制的魔窟到，

誓和法西斯强盗斗争到底，

战斗一刻不停息。

破晓社逐步扩大，成员来自五六所高中，到1947年底，已有30人。大家亲如一家，以兄弟姐妹相称，因崇拜屈原，共姓屈，各自取单名。我们定期聚会，学习的《新主义论》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讨论时事，两次纪念鲁迅，请从延安回来的同志讲“山那边，好地方”，唱歌，朗诵诗，做集体游戏……在贾姐姐引导下，我们积极参加。正如社歌所唱：“我们从梦想走向实践，又在实践中学习！”我还订了《新华日报》，在学校积极推销记者赵超构写的《延安一月》。

1946年12月8日，我17岁生日的第二天，贾姐姐把我叫到她家里，对我说：“根据对你近两年的观察，现在准备吸收你加入地下党，你愿不愿意？”

我立即回答：当然愿意！贾姐姐说，党的“七大”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但我是特殊情况，且还有一年候补期。这样，我就成为破晓社最早入党的人。以后两年，破晓社的多数成员，也先后加入地下党或地下社。

贾姐姐给我介绍在校担任英文教员的马谦和（即马识途），要我支持他的工作。我和马老，当时是师生关系；建立友谊，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高琦初中的校长是杨立之。

那时校长亲自教“公民”课，实际是政治课，每周一堂。他爱提问，我爱回答。有一次我生病请假，课堂无人发言。他说：“怎么今天李国辉（我以前用名）没来，就没人回答问题了。”

两年后，他到华西协中当校长，就任前把我和先泽叫到他的“公馆”谈话，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当然支持他，但我们热心搞，对他来讲是巨大的压力。

1946年底，北平发生美军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大中城市学生和各界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抗议美军。我们在学校发起罢课，校长非常头痛；加上我几次游行领喊口号，被校方和三青团盯上。因此，学校在期末“通知书”上写道：“该生一心向外，无心向学，准予转学。”这是变相把我开除。贾姐姐认为我离校是一个损失，就设法请学校的加拿大籍校董云从龙，陪我一起去和校长谈判，以保留学籍。

在外国人面前，校长不便说要我“转学”是因为我参加，只说我成绩不好。我说不及格可以补考，考不及格可以留级。校长说：“如果这样，你必须写一份悔过书。”我当时年少气盛，拒绝写悔过书，扬长而去。

那时，中国同盟在重庆创办西南学院。该校入学考试不考数学，只考政治和作文，于是我报考了西南学院。口试我的是杨伯恺老师，他也是地下党员，但当时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彼此认识。一年前，破晓社在他报社的印刷厂，印了5期半月刊。他了解我的政治立场。

杨伯恺随意地问我：“你被开除了？”我答：“是。”他又问：“为啥要考新闻系？”我答：“新闻是武器。”我还等着他口试，他却说：“已经结束了，你可以走了。”

不久，学校发榜，我被录取，且名列成都考区第一名。

初到重庆

1947年2月，我与破晓社的十妹，同乘一辆长途汽车到了重庆。

西南学院在重庆南岸区的南温泉。第二天早上，我们错过第一班去学校的汽车，要等到下午。趁这个空隙，我和十妹乘车到市中区七星岗《新华日报》门市部，看见书桌上摆放的《新主义论》和党的《群众》周刊等，感到十分亲切。

正在翻看书刊，店员塞了一张纸条给我，要我们注意身旁那个人。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男人，显然是在监视进出书店的人们。我立即把十妹拉出书店，事后才对她解释。

下午，我和十妹坐车到南岸换渡船。因各有1个铺盖卷和1个手提箱，渡船的卖票人以行李占地方为由，不让我们上去。

旁边有人马上说：“你们来，坐木船！”他抢过我们的铺盖卷就走，我们不得不跟着他上了小木船，顺水漂流而下。浩浩长江，小小木船，摆荡起伏，十妹很害怕，我强作镇静。没有手表，也不知坐了多长时间才靠岸，只记得下船时，我们的裤脚和铺盖卷都湿透了。

第二天，我乘公用汽车去市中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简称文生社），看我的大姐和小叔父，他们都在那里工作。汽车从南温泉去南岸大概要半小时，快到南岸时，突然“嘣”的一声，汽车翻了！有人满脸流血，有人哭喊着要赔偿。我从空隙中钻出来，摸了摸手脚，没有受伤，便很快离开现玚，坐渡船过江，到了文生社。下午的《重庆晚报》披露，此次车祸当场死了4人。

第一次出远门，就遇到特务盯梢、坐木船横渡长江和车祸。这预示着人生不是一帆风顺，我鼓励自己学会坚强。

想去解放区没成

到了文生社，小叔父得知我考上的是西南学院，认为这个学校太“红”，坚决反对，不给我学费。我的学费是四爸供给，但四爸在上海，由小叔父代管。

原华西协中校长吴先忧，在南温泉筹办南林学院，他是四爸的好友，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保护过员。小叔父把我叫到南林学院，当着吴先忧的面，流着眼泪劝我报考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新闻系。我自知数学太差，根本考不上这两所学校。

没有学费就无法上学，怎么办？只有去解放区。早在破晓社时，我就向往解放区。我请西南学院教务长李文钊给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何其芳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思想进步，是巴金的侄子，想去解放区，请其帮助。

想到将去解放区，我非常激动。何其芳是诗人，我很喜欢他的诗集《夜歌》，深夜还在背诵他的诗：“你呵，你又从梦中醒来 / 你又将睁着眼睛到天亮 / 又将想起你的过去的日子……”第二天早上，我带着行李去找何其芳，刚到南岸，就听到报童叫“号外，买号外”，原来是宪兵把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给包围了。此时再去《新华日报》社，无疑是自投罗网，我只得带着行李去找大姐。

大姐和小叔父看见我很高兴，以为我是来自习考大学，并不知道我是准备去解放区未成。文生社共3层楼房，第一层是办公室，第二层是宿舍，第三层是堆书的仓库。他们在三层空处，放了一块凉板和一张桌子，让我居住和自习，以报考燕京大学和复旦大学。

大姐经常来检查我的情况，发现我根本没学习，多数时间是在写新诗。住了一个半月，大姐觉得这不是办法，于是请我的好友、破晓社的三哥王竹，在他就读的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为我找一个床位；又请自己在重庆大学的好友丁秀涓，帮我和王竹补习数学。于是，我搬到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在王竹的监督下，只得认真学习。

“六·一”大逮捕

1947年6月1日凌晨，宪兵突然来我们宿舍抓人。

同室的何文波，是在重庆参加“抗议美军”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宪兵盯上。何文波立即把自己写的一副政治对联扔到窗外；我紧跟着把《面包与自由》和《抗战八年》两本书，也丢了出去。《面包与自由》是巴金翻译俄国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抗战八年》是写消极抗战。

何文波刚被抓走，又来了个特务，大声问：“外面这书是谁丢的？有一本书是写‘自由’的。”我承认是我丢的。特务翻开我枕头，找到一封信。这封信的收信地址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特务误以为是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我立即解释，特务根本不听，把我也抓走了。

我被塞进一辆美军的10轮卡车。

我并不害怕。如果在成都，因几次游行领呼口号，肯定是在劫难逃；但我初到重庆，又改了名字，没参加任何活动。唯一担心的是那封信。那是破晓社一位不到15岁的妹妹写来的，她说破晓社的大姐告诉她，“中秋节要打到成都吃月饼”。天刚破晓，阵阵凉风吹过。我站在卡车上，低声地唱：为而战，为自由而亡！

10轮卡车把我们载到城里，关押在中山二路的“渝舍”，这是重庆市市长杨森早期的公馆。里面已关了几十上百人。重庆的人士多数互相认识，握手交谈。我只认识两个人：一位是谢立璟，重庆大学学生，改革开放后任重庆大学副校长；另一位是汪文风，西南学院学生，“”后期编选《革命诗抄》，是“童怀周”的主要成员，打倒“”后当选中央纪委委员，曾任审、集团案件办公室副主任兼审讯组长。

中午，我们被分别关进一排小屋，每个房间20人。晚上，每人发两床黑色毛毯，一床垫一床盖。显然当天是出不去了。

不久，我们被先后叫到地下室提审。地下室没有电灯，点着蜡烛。提审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学生。又问我怎么跑重庆来了，我说来读书，准备考大学，没说我考上了西南学院。问我反不反对内战，我想如果我什么都不懂，不像是高中学生，于是回答“刚刚和平，打内战不好”。问我平常读什么书，我答“老舍的《四世同堂》”；特务根本不知道老舍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四世同堂》。他们没有追问那封信，如果盘问，我打算说是成都的小娃娃乱写的，估计他们也无法去查证。

第二天晚上开始放人，有的叫带上毛毯，有的没让带。大家分析：带毛毯，可能被转移到监狱；不带毛毯，可能会被释放。

第四天半夜，听到屋外喊“李致”，我问：“带不带毛毯？”说要带毛毯，我感到前途不妙。我被塞进10轮卡车，卡车遮挡得很严，什么都看不见。不久，车停下，我和汪文风被叫下车，安排睡在这个礼堂的长凳上，说明天再审问。第二天中午，我被释放了。原来是吴先忧保释我出去。吴伯伯笑着嘱咐：“以后当心点，赶紧到你大姐那去，你大姐着急得很。”于是我赶到大姐那儿，大姐看到我很高兴，我对她讲了这几天的遭遇。

后来我才知道，释放我和汪文风，是因为我们两人都不在抓捕名单上；而是碰巧在现场，捎带着抓去，在全国一片抗议声中，就把我们这些“额外”抓的先放了。其实，在我们那间屋子里的20人中，只有我是员。

这次大逮捕，遍及国统区各大城市，史称“六一”大逮捕。杨伯恺老先生在成都被捕，解放前夕牺牲在十二桥。

恢复地下党工作

我离开成都前，贾姐姐说会把我的党组织关系转到重庆。我原名李国辉，贾姐姐约的暗号为“李国光”；她告诉我，在重庆，若有自称李国光的人来找我，就是地下党的同志来和我接关系。

在重庆1年多，没有李国光来找我。我原计划考大学，是想有一个工作阵地，其实我一心反抗，无心埋头读书。1948年，我彻底放弃考大学，开始独立做学生工作。

我在重庆大学有一间小屋，结识了不少青年学生。我和丁秀涓组织了一个社团，叫“大家读书会”，有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南开中学的十几位学生加入。我们定期阅读《世界知识》和《观察》杂志，讨论国家大事，关心解放军进展，唱进步歌曲。这时我已和丁秀涓结婚。

一天，重庆大学训导长侯枫，假借清理学校的家具，到我们的小屋搜查。幸好前一天晚上，我们把进步书籍都藏在了竹片做的望板上。他们搬走几件家具，别无所获。1950年镇压时，侯枫在重庆大学的团结广场被枪毙，这是后话。

1949年初，我在沙坪坝偶遇贾姐姐的丈夫王宇光，他知道贾姐姐发展我入了党。我非常高兴，一把将王宇光拉到我住处。我问：“怎么一直不和我联系？”他听我讲了这两年的情况，决定另派人来与我接组织关系。

不久，有一个自称老张的人来找我。他给我讲当前形势、斗争策略，说中央有一个决定，三大战役胜利后，地下党员的任务，是隐蔽起来迎接解放，保护好电厂、自来水厂等跟民生有关的设施。他还教我许多方法和策略，使我懂得：不仅要敢于斗争，还得善于斗争。

重庆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中央南方局决定，川康特委派人到重庆，成立川西派遣组，包括沙磁区工作组。我被指定为沙磁区工作组成员。沙磁区工作组共3人，组长叫老王，另一成员叫老杨，我叫小陈。我们3人定期碰面，约好时间地点开会，但彼此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和住址。这是以防万一有人被捕，也无法供出他人。

老张与我分析了“大家读书会”成员的情况，决定发展丁秀涓加入地下党，由老王办手续；另几人参加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青年联合会，简称“民青”。

新中国成立后，我才知道老张是地下党成都市委最后一任书记洪德铭。老王叫刘康，老杨叫张君平，都是北京大学学生，从北平派到重庆加入川康特委川西派遣组。

1949年初，国统区经济崩溃，大学教授生活很困难。学生自动发起“尊师运动”，得到绝大多数学生和老师支持。3月，上千学生游行到市中区西南行政公署请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4月21日，正要发起全市“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时，地下党内线传来信息，市长已下令：如再有大规模游行，就用机枪扫射。我们决定改为分散在各区游行。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做法，既保护学生积极性，成功地发动游行，又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丁秀涓的伯父，是一位著名银行家，他既保护过人士和员，又与高层有所往来。一天，丁秀涓到伯父家，正好碰上徐远举来打麻将。徐远举是在西南的头号特务，小说《红岩》里徐鹏飞的原型。他看似玩笑地对丁秀涓说：“三小姐，我看在我们两家大人的面子上，才跟你提个醒，不要去接触那些坏人哦。” 丁秀涓问：“徐伯伯，你能不能跟我说哪些是坏人嘛？”徐远举笑着说：“哎，三小姐，你太狡猾了，你还想在我这里套出话来。”

丁秀涓有位同学，曾给她写过一封信，抒发对现实不满；这封信被特务查到，可能是徐远举“提醒”的原因。加上侯枫曾来我们住处搜查，看来我们已经暴露，不宜再留重庆。经组织同意，1949年5月，我们撤退去了成都。

跌宕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王宇光给地下党员分配工作，问我愿意干什么？我说：“当话剧演员。”他笑着批评道：“现在正缺干部，你当什么演员，到青年团去。”于是，我到了青年团工作。从团成都市工委、团重庆沙磁区委、团重庆市委、团四川省委，一直到共青团中央。

1964年春，我调到北京，在共青团中央任《辅导员》杂志社副总编辑。很快，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我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任《辅导员》杂志总编辑。

1966年，“”爆发，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很多“当权派”受到冲击，被“”夺权。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不少所谓的“牛鬼蛇神”，被集中起来，关进南院的一栋小洋房。团中央少年儿童部和杂志社，有两人出于私心非要置我于死地，因此，对于被关进南院，我有思想准备。4月21日晚，我对妻子说，如果被关进去，我有3条保证：第一，绝不自杀；第二，绝不会在压力之下，承认没有的问题；第三，绝不会乱去揭发别人的问题，卖友求荣。那一晚，我还带着两个孩子玩了气球，他们很高兴，我却不知何时才能再同他们相聚。

果然，第二天中午，我被大会批斗，我高呼口号反抗，被拳打脚踢。接着，我被抄家，被关进南院——以后，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统称“牛棚”。我和被关在同一房间。小组规定，“牛鬼蛇神”没有任何自由，不许外出，甚至同屋的人都不能交谈。这是很大的精神折磨。

有一次，机关全体人员去郊区参加秋收，大概要劳动一两个星期。小组的人早上说：“今天下班后你们都可以回家，明天早上带着自己的东西，7点半在这里集合。”想到晚上就可以见到妻子和孩子，我心里充满期待。

下午6时，解散回家。那个想置我于死地的人突然说：“李致，你的问题很严重，你不能回家。”这对我打击很大。第一，我想和家人团聚，这下落空了；第二，所有人都放了，只关我一个人，会让人误认为我的问题最严重，我的家人也会感到压力。

当天晚上，我突然意识到：那两个要把我整垮的人，首先想把我的精神整垮。我为什么要配合他们打倒自己？这么一想，像黑暗中一盏明灯，把我照亮。第二天，吃过早饭，我独自一人，面带笑容，在院子里洗衣服，搓呀拧呀，牵绳子晾晒，忙个不停。我想让我的妻子与女儿在楼上看见：天没有塌、地没有陷！我甚至还像阿Q似地想象，整我不垮，那么难过的该是那两个想整垮我的人。

1969年4月，“牛棚”解散。不久，机关全体人员到河南省潢川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在干校的3年多，我不怕艰苦，努力劳动，既增强了身体，又学会多种技能，包括赶牛犁水田。1969年底，历时几年，查不出任何问题，我被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

1972年下半年，我在干校悄悄给四爸巴金的女儿小林写了一封信，得到小林回信，知道萧珊妈妈逝世，继后又与四爸通信。1973年春，我从干校回北京探亲，在返程途中，冒着政治风险绕道去了上海，看望还戴着“敌我”矛盾帽子的四爸。四爸的3层楼房，第二、三层被封，他住在底层客厅，沙发被搬走，放了两张床。一张单人床是弟弟小棠的，他在农村插队；另一张双人床，是四爸的。我像小时候一样，与四爸同睡大床。

我不敢与四爸深谈。他问我家庭情况，我告诉他有些老同志很关心他。临走的前一天下午，在二楼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我对他说：“如果你的问题不能解决，你就回成都，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劳动来供养你。”我在“”中学会蹬三轮车，我想即使蹬三轮车，也能养活四爸。

第二天一早，我不得不离开上海。那天下大雨，我不想惊动他们，但四爸和九姑妈都起来送我，四爸把他的雨衣给我披上。我当然不舍得走，但我岂敢不回到要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五七”干校。我毅然提起行李，头也不回地走向公共汽车站。我脸上全是水，有雨水，也有泪水。

幸运的是，这次在北京探亲期间，我去看望了团中央常务书记胡克实同志。胡克实长期分管学校部、少年部工作，从1955年起就认识我，又同是“牛棚”的难友。在胡克实家，我见到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民，克实和苗前民过去在老区一起工作。我向苗前民提出想回四川，他了解我，说没问题。

1973年夏，我被调回四川。

出版风云

回到成都，我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

1976年，粉碎了“”。“”10年， “书荒”严重，人们无书可读，这种现象持续到“”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买一本新书，书店门口，常有读者通宵达旦排队。有人调侃：“排了一天零一夜，才买到一本《一千零一夜》。”

出版社本应填补这个空缺，但地方出版社执行“三化”方针，即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所出书籍多是突出政治、围绕中心、配合运动、宣传典型，字大、图多、本薄、价廉。重要的文学著作、学术著作，只有北京、上海的出版社才能出版。马识途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是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印出征求意见稿，结果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和上海出版的名著，分配给各地的数量很有限，一般只占发行量的3%—6%。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分到四川只有两三万本，远不能满足当时四川1亿人口的需求。这个“三化”方针，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出版社的出书范围。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崔之富，早已不满这个“三化”方针，但束手无策。

我没有“三化”方针的意识和约束。

这是因为：一、四爸巴金既是作家，又是编辑家，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出书面向全国。二、我当总编辑的团中央《辅导员》杂志，是全国公开发行。三、我早年任总编辑的《红领巾》杂志，是地方刊物，但《刘文学》专刊发行量达120万册，《中国少年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全文转载，促进了在全国少先队员中开展“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活动，这证明即使是地方刊物，也能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影响。

在崔之富支持下，四川人民出版社带头突破“三化”方针，出版了一大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图书。时任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的陈杰和袁明阮，先后主管出版社，也认可并鼓励我们这样做。

1977年，我们征得邓颖超同志同意，出版了《周总理诗十七首》。这本书发行了100万余册。

我们还出版了《李大钊诗选》《吴玉章诗选》《罗瑞卿诗选》和《张爱萍诗选》。

“”中，全国大批作家被打倒，我们率先、陆续出版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丁玲、周立波、严文井等一大批老作家的近作。“近作”丛书，客观上为这批作家平了反；后来担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刘杲说：“近作”的出版，在全国人民心目中，为这些作家恢复了名誉，起到比红头文件还重要的作用。接着，我们又出版了这些作家的代表作，即“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和“当代作家自选集”丛书；还出版了地方话剧《抓壮丁》（曾被批判）以及《马季相声集》。

这类例子很多，无法一一列举。

四川人民出版社，公开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高质量地出书，赢得一片赞誉。全国很多作家、学者都愿意在四川出书，形成“孔雀西南飞”的局面。

后来，湖南、吉林的出版，也这么做。

这在当时有很大争议，有人说：“面向全国，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也有人说：“这样就把全国出版搞乱了！”

1979年12月9日，国家出版局在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针对地方出版社“面向全国”的方针，争论得十分激烈。10日晚，国家出版局代局长陈翰伯同志，约见四川出席会议代表，我们向他汇报了四川的出版情况，他对四川解放思想、突破“三化”方针，表示理解和支持。会议最后一天上午，我在会上作《突破“三化”是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发言，介绍四川出版界的思考与实践，受到与会领导和许多代表的肯定和支持。

1979年12月，国家出版局在湖南长沙召开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李致（右一）和袁明阮（中）与辽宁省、吉林省代表合影

最后，陈翰伯作会议总结报告，明确有条件的地方出版社，可以试行“立足本地，面向全国”的方针。

会后，陈翰伯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邓星盈写了一封信，他写道：“在长沙开会时我曾约谈四川代表详谈了一次。我对于你社出版书面向全国这点，极为赞赏。正是从四川得到启发，我们把这个方针推及到全国的地方出版社去了。”

多年来，我为出版社四处组稿，接触了许多作家。

1978年，《人民文学》11期发表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我乘飞机到北京，向曹禺提出出版《王昭君》，他很犹豫。我随即拿出四川人民出版社刚印出的郭沫若、茅盾和巴金等名作家的著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都很漂亮，他一本一本地翻看，立刻被打动了。3个月后，我们出版了《王昭君》，他十分满意，表示要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生死恋”。后来四川还出版了《曹禺戏剧集》。

冯至被鲁迅称为中国第一抒情诗人，我们出版了他的《冯至诗选》。他评价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这句赞扬的话，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决心为作者和读者服务，肩负起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

1985年，四川在北京举行书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张爱萍出席，明确赞许我们“要当出版家”的目标。

改革开放20周年时，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家协会认为，让有条件的地方出版社试行“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个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发挥了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解放了这部分生产力，对于全国的文化事业是一个重大贡献。

1983年，时任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的张黎群，在遭到另一著名出版社婉拒后，写信给我，希望四川能出版“走向未来”丛书。我当即拍板同意，并马上派出两位同志，去找当时正在江西南昌开会的张黎群，商讨出版事宜。这套丛书，共出版74本，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受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欢迎。改革开放30周年，《南方周末》推荐对改革开放起到重大作用的10部理论丛书，23位参与推荐的评论家，一致把“走向未来”丛书列为第一。

振兴川剧

“”时期，全国只能演8个样板戏，如果一定要演地方戏，也要用样板戏剧本，全国的地方戏难以生存。地方戏的解放，是从川剧开始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是四川人，喜欢川剧。1978年，到成都，要看川剧，他点了一批熟悉的剧目和演员。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马识途全部照办。看完后说：“这么好的戏，可以对观众演出嘛！”新华社立即对此作了报道。这一句话，就把全国所有的地方戏曲解放了。

1982年7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号召，并成立非常设机构——振兴川剧领导小组，以统筹和协调省委、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共同工作。1982年底，我被调到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和出版，兼任省振兴川剧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振兴川剧的日常工作。

小时候，舅妈常带我去看川剧，我只喜欢看武打。1952年，全国举行戏曲会演，四川演出的《柳荫记》等一批川剧剧目，大受欢迎。“看了《柳荫记》，从此爱川剧”，我就属于这类人。对振兴川剧，我当然全情投入。

振兴川剧，四川提出“八字”方针，即 “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并确定振兴川剧目的，是要出人出戏、赢得观众，特别是要赢得青年观众。第一次川剧会演时，我们通过四川省教育厅，组织上百名大学生看《巴山秀才》。开始学生们把看川剧当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不得不去，没想到看完后非常喜欢。这一做法得到文化部称赞。

全省举行过两次振兴川剧的会演。当时不少县有川剧团，我和席明真等专家，一个县一个县地去看他们的戏，并在剧情结构、人物刻画等方面，提出改进建议，为参加会演做好准备。

1983年，举行第一次川剧会演，全省各地的川剧团，聚集成都演出。文化部很重视，副部长吴雪亲临指导，部分省市也派代表团来观摩。第二年又举行一次川剧会演，效果也不错。我们既肯定成绩，也看到问题：会演规模大、剧团多，有的演出质量较低，且花费也大。所以，我们决定以后把会演改成调演，各地一有好戏，尽快调到成都来演出，并大力宣传，给予表扬或奖励。

谭启龙同志任四川省委书记时，省委、省政府发出振兴川剧的号召。他退居二线担任省顾委主任时，仍然关心川剧，他为会演题词：“振兴川剧，务求时效。千锤百炼，精益求精。” 振兴川剧晋京演出时，他力主邀请13位老艺术家同行，以壮声势。

曾任四川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严永洁，时任省委常委、振兴川剧领导小组组长的黄启璪，都为振兴川剧付出很多心血。黄启璪后改任部长、省委秘书长，仍大力支持振兴川剧；严永洁回到山东，也一直关心振兴川剧工作。

1983年9月，振兴川剧晋京演出，演出《巴山秀才》《绣襦记》和《丑公公与俏媳妇·八郎回营》3台戏；同行摇旗呐喊的陈书舫、周企何等一批老艺术家，应邀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折子戏，轰动文艺界、新闻界和首都观众。

全国剧协主席、戏剧大师曹禺，为振兴川剧举行座谈会；全国剧协也为每台演出举行研讨会。资深戏剧评论家黄宗江，宣称他在北京过了一个川剧艺术节，并说：“振兴川剧是振兴中华的一个组成部分！”

听力不好，怕听强烈的锣鼓声，本不打算来看这次演出，后经他的夫人、继母和妹妹鼓动，决定要看。演出安排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点了老艺术家的7个折子戏，两个小时演不完，只好把一些过场戏压缩掉，让他看最精彩的部分，即“折子戏片段演出”。

看完演出后，主动上台3次合影：第一次是和全体晋京人员；第二次是和13位老艺术家；第三次是与振兴川剧的工作人员。小礼堂的管理人员说：“3次合影，只有你们川剧团才办得到。”

接着，川剧团又去上海演出，受到热烈欢迎。

1985年夏，四川省川剧院应邀去西柏林“地平线”国际艺术节演出。传统戏《白蛇传》极为轰动，一票难求；观众热情高涨，开幕式首场演出，谢幕达14分钟。接着到荷兰、瑞士、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巡演，所到之地都引起“川剧热”；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谢幕达20分钟。各地报刊发表了很多好评。

1987年5月，应日本文化财团邀请，四川省川剧院再到日本演出《白蛇传》，共演出24场，仅在东京10天就演了18场，效果极好。1990年5月，新都县芙蓉花川剧团的《芙蓉花仙》，又被邀请到日本演出，总计观众6万人次。当时，西方国家正在抵制中国，中国驻日使馆评价“这次演出，起到某些工作起不到的作用”，并以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名义，向剧团写了感谢信。

赴欧和赴日演出，扩大了川剧在海外的影响。

无论是晋京演出，还是这几次出国演出，省委宣传部都指定我任团长。我也借此与川剧人交朋友，为他们服务。

通过振兴，川剧质量得到很大提高，群星闪耀。以魏明伦、徐棻为代表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剧作家，创作了很多好剧目；阳友鹤、陈书舫等表演艺术家，指导演出、教学生、写回忆录，作出很多贡献；四川省文化厅的录像室，拍摄了不少老艺术家的演出，为川剧的传承弘扬留下珍贵资料；四川有26位青年演员获得梅花奖。

全国主管文化艺术的中宣部副部长、评论家周扬说：“川剧在国内外，远远超过一个地方剧种的影响。”戏剧大师曹禺撰文表扬振兴川剧：“‘振兴川剧’，多么响亮的口号！有如空谷足音，预示着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行动即将来临。”

四川省川剧院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张燕与李致合影

1991年，我从宣传部领导岗位退下来，但我依然与川剧界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还当我是“领导”，更当我是朋友，不少剧团请我去看戏。我也决心终生为川剧鼓与呼。

心系文艺

改革开放初期，我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分管文艺编辑室、美术编辑室，与不少作家关系良好；这也是1982年底，调我到四川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宣传部，我除负责振兴川剧，也负责审查电影、电视剧、话剧和歌舞，与众多文艺工作者成为朋友。1991年，我从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岗位退下来后，当选为四川省文联主席；后一连三届当选连任，共18年。

无论是在省委宣传部分管省文联和省作协工作，还是后来担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我一贯主张：文联不要机关化，更不要衙门化，要成为文艺人的“家”；工作人员不要当文艺官，要和文艺人交朋友；作决定，要按文联和各协会章程办，不要主管领导一人说了算；每年要办一两件有较大影响的活动等等。

20世纪80年代，不时出现某些极“左”思潮，我们保护过一些好作家。

丁隆炎，记录《在彭（德怀）总身边》的作家，这本书不但受到读者喜爱，还受到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表扬，成都军区给他记了二等功。他接着写了彭总的《最后年月》，更是感人。可惜该书受到“彭德怀写作组”并非实事求是的指责，被停止发行；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批示开除丁隆炎的党籍。时为处级单位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党委，按照党章规定，越级写信向书记处上报，最后中宣部准许该书“内部发行”。

因《许茂和他的女儿》一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周克芹，在一段时间内被指责为“当代的陈世美”，但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四川省妇联的机关杂志为保障妇女权益，准备公开批评周克芹。我们以省委宣传部名义向省妇联领导建议：如确有问题，可在小范围内批评帮助，不宜公开批判。意见得到省妇联采纳。事后，该杂志主编在会上说，幸好没有公开批判，否则周克芹的家庭就拆散了。

作家崔桦，写了一本反映机关生活的小说《生活拒绝叹息》，得到沙汀、马识途等前辈的鼓励，但也有几位文人写信给省委宣传部，指责该书是小说。我请文艺处处长邢秀田通读后，她认为指责不能成立，并与写信人坦诚交换意见，达成共识。我们并没把这件事告诉崔桦，但他从旁得知后，把对省委宣传部的“感激，珍藏在心底”。

魏明伦写川剧，“年出一戏，一戏一招”，独领风骚。1986年，川剧领导小组调他写的荒诞戏《》到成都公演，受到欢迎。某权威人士反对此戏，指责调演该剧的行为，“本身就是荒诞的”；我们则公开强调“要允许探索”。后来全国有10多个剧种、100多个剧团移植上演该剧，包括台湾和香港。《中国当代史》有一章论述，肯定该剧。对魏明伦的看法一直有些分歧，有人指责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并批评省委宣传部包庇他。中宣部、全国文联派调查组来川了解情况，我摆事实讲道理，如实汇报。1998年，魏明伦当选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焦裕禄》。该片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和专家的极高评价，获1991年第十四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91年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1991年广电部1989—1990年优秀故事片奖；共发行567个拷贝，高居新中国成立后影片发行量首位。但该片在试放映阶段曾受到质疑，领导要求删掉“群众在大风雪中逃荒”的情节，这让我们很为难。我不愿改变看法，向峨眉厂厂长吴宝文建议，将该片上报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终审。最后，该片顺利通过终审，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聂大江，甚至称《焦裕禄》为“精神原子弹”。

我对四川省电视台的工作也很支持。他们拍摄的电视剧《家·春·秋》、反映南极的电视剧《长城向南延伸》和张惠娟拍的儿童剧等，我都给予关心和帮助。

我关心文艺界朋友的事例也很多，这里仅举几件。

我陪老作家沙汀去四川省人民医院看眼病，冬天为他联系去西昌休养。

《白蛇传》去日本演出，导演兼演员任庭芳受伤，我不仅去日本医院看他，回国后还多次爬上6楼，到他家中去探望。任庭芳很感动，经常提及此事。

成都市川剧表演艺术家、名丑李笑非，一度腿痛。我和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同志帮助他联系医院做CT，找到病因是脑有淤血，最后动手术治愈。他多次对人说：“省委宣传部救了我的命！”

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同志，多次和我谈心。对文联如何开展工作，我们的主张完全一致。他还强调文艺界要有不同的声音，一潭死水不好；要与作家、艺术家交朋友，朋友关系才没有压力；有的同志说心里话，即使有错误，批评一下就行了，不要随意说成是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应考虑到这个问题。我完全赞同周老的高见，我也是这样想的。

在省委宣传部，我所做的一切，都得到部长许川的支持。1982年底，许川和我同时调到省委宣传部，我们第一次碰头，就商定要在文艺界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工作中以表扬为主；出了问题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对有缺点的同志，以自我批评为主。我们的确是这样做的。

至今，我仍担任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四川省川剧理论研究会名誉主席、《红领巾》杂志顾问、巴金文学院顾问，偶尔也参加一些相关活动。

重拾笔杆

20世纪40年代，高琦初中一年一度的铅印校刊，每期都会选登一篇学生的作文。1943年，我的作文《偷营》印在校刊上，那年我14岁。受“五四”新文学影响，1946—1948年，我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习作。1949年初在重庆，艾芜主编的《半月文艺》，发表我的《散文诗两首》。这些习作，主要是揭露旧社会的黑暗、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以后，我全力从事地下党工作，为避免暴露身份，暂停写作。

1955年，全国“肃清胡风集团”，我被隔离审查半年，尽管最后结论是我没有问题，但我过去写作的文章，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我的思想也被搞乱了，发誓不再写作。这一搁笔就将近40年。1960年，我担任《红领巾》杂志总编辑时，奉命和另外两位同志合写过一篇报告文学——《毛主席的好孩子刘文学》，仅此而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的思想得到解放，开始写作。1981年，我在疗养院住了大半年，写了几篇短文。四爸看见后，建议我60岁以后再写，认为我毕竟还在担任公职，不便畅所欲言。我也感到60岁以后再写，思想会更成熟一些，理解事物会更全面一些。

1991年，我从省委宣传部退下来。1993年我老伴生病，无论她住院治疗，还是以后在家休养，只要她在休息、看电视或看书，都是我写作的好时机。回想起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不时浮现在眼前，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个人经历，也是时代的某些折射和缩影，值得记录。我没有什么宏伟的计划，只拟定一个总题目——“往事随笔”，写我的一生，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并重新审视和剖析自己。这些随笔，于人于己于事，绝对真实，不越雷池半步。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我努力在这些方面做一点探索；按照四爸的教导，说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从1993年起，我在省内报刊以及《人民文学》杂志、上海《文学报》上发表文章。有一天，在商业街遇见原省委组织部部长安法孝，他表示喜欢我的文章，鼓励我出一本集子；我的好友、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杨字心，愿为我做责任编辑。1995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往事》，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四爸认为写得不错，前后要了15本，送给他的一些朋友。

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的散文集《回顾》。200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我的《昔日》；正准备编辑《足迹》时，我想到按主题分类出书。作为个人的“”博物馆，我编印了《终于盼到这一天》；巴老百岁华诞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为我出版《我的四爸巴金》；2010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铭记在心的人》；2012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李致与川剧》；2013年，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李致与出版》；2014年，天地出版社为我出版“往事随笔”系列3卷本，即《四爸巴金》《铭记在心》《往事足迹》。

201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将我的作品汇集到一起，出版《李致文存》，共5卷6本。第一卷《我与巴金》，第二卷《我的人生》（上、下），第三卷《我与出版》，第四卷《我与川剧》，第五卷《我的书信》，并在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为《李致文存》举办首发式。

我尚未封笔，还在写作。

我已进入92载。

尽管还算不上是世纪老人，但也在望。总结我的人生感悟，十分简单：爱祖国，爱人民；任何时候都处于积极状态；做一件工作热爱一件，努力做到最好；世界上没有一帆风顺的事情，不要配合别人打倒自己；坎坷是前进的阶梯；活到老学到老；心态好，快快乐乐地过好每一天……

特别提示

转载请注明：“来源：方志四川”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口述：李 致

整理：《巴蜀史志》编辑部 考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