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农历6月14日八字(1976年农历12月19日什么命运)

周恩来与“”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党的文献》授权中国新闻网独家发布,请勿转载)

[摘要]周恩来在“”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他赞成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新方向,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

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80 年代初,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其在“”期间的这段历史。其实,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适应蓬勃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举措,它在“”前已形成较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 年至1961 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通过给知青写信等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955 年,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2 页。),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启动,也成为了激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1967 年7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655 页。)周恩来十分赞同和关于将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新方向的思路和举措,并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具体阐释。1957 年6 月26 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 10多个省、市共组织了 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

周恩来还通过给知青写信来鼓励他们上山下乡。1957年 12月 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10页。)。1958年,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1958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大加赞扬,并说“要到北京演出,一定会受到欢迎”。同时,对这个戏如何进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3月 2日。)按周恩来指示修改过的《朝阳沟》在北京公演,后来又被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1955年至 1961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相比后来,规模小、人数少,时断时续。从 1955年到 1957年,共有 7.9万多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也使知青下乡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愿垦荒队多数也没有坚持下来。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央总书记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 71岁生日晚宴,坐到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

1976年丙辰龙的下半生，竟是如此的“势力单薄”！

生命中那些得不到的、握不住的，都要学会放下。“提起千斤重，放下二两轻”，一念放下，万般自在。所谓放下，就是要放下那些自私的欲望和心头的恶念，放下那些无谓的执着和顽固的偏执。风起时，笑看落花；风停时，淡看天际。懂得放下，生命才会更加完美，不以得为喜，不以失为忧，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1976年为农历丙辰龙年，纳音为“沙中土”，我们俗称土龙命。丙辰年生：为人聪明伶俐，四海春风，礼仪周全，事业显达；好玩权术，看重名誉；喜交泛结，身闲心苦，苦在伤情；中年事业发达，晚年财运兴旺；女命多为旺夫益子之人。土龙的人有着旺盛的进取心，又肯努力苦干，做任何事非常地积极。头脑灵活，如果能继续不断地努力下去，相信会有很大的成就，可是他却有半途而废的坏习惯。

属龙人出生时的天气状况对属龙人今后的生活有很大影响。在暴风雨中诞生的孩子会走一条暴风雨般的、充满冒险性的生活道路，会历经更多的艰险或磨难。在海和天都很平静的白天出生的属龙人，一生都会得到保护，而且这样的属龙人性情会很可爱。属龙人当然是属于成功的属相，但属龙人也是权迷心窍的狂妄自大的人。

属龙的人，工作上较为尽力，待人也诚实，厚道的生肖龙从不做对不起任何人的事。七月中旬到年底，事业有成，财运当头，存款暴涨，买房买车，工作上也越来越有长进，步步高升！财路上横财迸发，容易赚大钱，数钱数到手抽筋！7月中旬好运来袭，横财天降，钞票如雨，金库暴涨，他们的运势一天比一天好。迎来“大丰收”！不仅有贵人相伴左右，事业稳步提升，而且家中喜事连连，感情中顺顺利利，相处融洽，大吉大利。

进入2018年戊戌狗年，辰戌相冲，命理上称之为冲太岁，同时遇【七煞】、【栏杆】等凶星临命，意味着今年有小人、是非、疾病、压力等缠绕，【栏杆】代表遇事多有阻碍，难以顺利进行，故此全年运势定必定充满困难险阻，尤其是工作上会面临重重阻力，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克服；辰戌相冲，为土土相冲，加上天干也为戊土，属龙人今年土气较为厚重，土代表肠胃，因此狗年里肠胃非常容易出问题，要注意规律科学的饮食。作为属龙的朋友，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学会自我调节与放松，才可保持最佳的状态，迎接这动荡不安、难以平静的一年；同时冲太岁会有较多难以确定的事情发生，各方面都会面临较大的变化，属龙人要主动求变，根据现实的情况不断调整策略和心态，经商者持续创新，反而会在变化中创造出不俗的成绩，令各方面都更上一层楼。

属龙的人是优雅大方的存在，对待人时，总能亲切有礼，进退有度，在人际交往上是一把天生的好手。在中年之后，属龙人在长久积累下的人脉可以帮助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不仅运气上扬而且还会有很好的表现机会到来，让他们事业上能够更上一层楼，从而能够让事业带动财运，后半生福气满满，财运亨通。

龙虽不是天生一切顺风顺水，还是会遇到一些小波折，但是这辈子终究可以锦衣玉食，名利收收。经过一些波折，才可以更好的磨练到你，让你更有能力去为自己开创美好的将来呢!他们的前半生可以说是一部辛酸史，早年的话比较辛劳，诸事不顺，运势比人差，做什么都不容易成功。后半生钱财来了挡也挡不住，就是坐着也会在不经意间收获钱财，真是让人羡慕。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属龙人要知道人的心有多宽，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宽，如果不能打碎心中的壁垒，即使给你整个世界，你也找不到自由的感觉。人生的坚持，就是学习的坚持，尽管是遭遇困苦，但是我们却是能在一次次的苦难中去成长，重新的去爬起来。这就是奋斗的人生。总体来说，属龙人的“运势”算是很不错的，就看自己会不会把握机遇，遇事三思而后行，与人相处捎带“圆滑”，好运自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建议属龙人可以尝试佩戴守护神配饰，可压制自己的“心火”，助你多逢贵人，远隔小人，事业顺利，万事安泰）。

1976年周恩来病逝，百姓沿街送别，邓颖超含泪提出：不保留骨灰

1976年1月8日的早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人民都悲痛万分，甚至全世界的人都在哀悼这位伟大的人物，很多人都会因为中国失去了这样的一位领导人而感到可惜。

尽管在当时严令禁止人们为周恩来戴孝，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的黑纱和白花还是在一夜之间被买光了。

在当年，全国十几亿人民用真挚的泪水送别了我们这位伟大的总理周恩来。而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更是因为周恩来的去世而悲痛欲绝。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还一直在为国家的前程奔波着。

机器也有损耗的时候，更何况是一个人呢？如果一个人长期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即使身体素质再好也会有撑不住的一天。

1967年的二月份，周恩来突然感觉呼吸困难，胸口绞痛得非常厉害，因此，周恩来只能放下手上的工作到医院做了检查，最后，周恩来被确诊出了心脏病。

为了让生病的周恩来能够好好地休息，很多党内的同志都不停地劝说他，叫他不要那么拼命。

周恩来为了不让同志们为他担心，口头上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实际上还在硬撑着完成的各项工作，有时候，甚至好几天都没有合过眼。

这样过度的劳累，让本来就患有心脏病的周恩来经常出现心绞痛的症状，因此，他每天必须得服好几次药，每个夜晚必须得吸氧后才能安心地入睡。

九月末的时候，为了迎接国庆节的到来，周恩来在的要求下，准备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的祝词。

当周恩来提起笔的时候，他的手就开始不听使唤地颤抖着，根本无法提起笔来，坚持不住的周恩来不得不在秘书的陪同下到医院接受治疗。

后来，为了周恩来的身体，不得不派医护人员寸步不离地守在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外，以便周恩来发病时能够得到及时的抢救。

（接见外宾）

1972年5月，医生在为周恩来做体检时，发现了周恩来的尿液出现了红细胞，医生非常的担心，就赶紧派人对周恩来的身体进行全面的检查。

后来，周恩来被检查出了膀胱癌，这样的检查结果如晴天霹雳般地打击着周恩来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病痛的折磨下，周恩来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日渐消瘦，但是他每天还是坚持工作着。

直到1973年的一月，周恩来出现了尿血的症状，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的病情进一步地恶化，感觉非常的不乐观。

周恩来知道自己的病情之后，就更加拼命地工作，他每天都在争分夺秒地批阅着文件，以及接待那些络绎不绝的外宾和访客们。

他想让工作来忘记自己的病痛。

周恩来总是希望自己在活着的时候能够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

1975年6月，一直忙于工作的周恩来，因为膀胱癌的恶化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治疗。

在病痛的折磨下，周恩来的身体已经非常的虚弱，他感觉到了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周恩来就把妻子邓颖超叫到了自己的病床前，再次交待自己的后事。

周恩来说：“我死了之后，要进行火化，不设墓碑，骨灰不要保留，拿到地里当肥料，或者撒进水里喂鱼，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也不要开追悼会，我们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

（周恩来夫妇）

邓颖超听了周恩来的话之后，含着泪默默地点了点头。

1976年一月初，周恩来已经陷入了昏迷的状态，但在一月七日的晚上十一点左右，周恩来突然在昏迷中醒了过来。

他看到了他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时，就用他那微弱的声音对吴阶平说：“我这里已经没事了，你还是去照顾其他病人吧，他们更加的需要你，你走吧，没事。”

周恩来说完后，又再次陷入了昏迷的状态。

此情此景，为了让周恩来能够苏醒过来，医生开始全力地抢救着，他们想带着最后的一线希望挽回周恩来的性命。

但是，事与愿违，在1月8日上午九点四十分左右，我们这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旧心系他人的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与世长辞了，享年78岁。

周恩来去世后，生前一直在为他理发的理发师朱殿华，被请来给周恩来最后一次的理发。

当朱殿华看到周恩来那憔悴的遗容时非常的难过，他伤心得都下不去手为周恩来修容了，没办法，他只能把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徒弟来完成。

周恩来修完容之后遗体被安放在了西花厅，并盖上了党旗。

第二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对外公布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但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伟大的周恩来总理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周恩来去世的消息一传开，举国悲痛。

一月十日，人们在西花厅为周恩来做遗体告别，邓颖超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来给她的爱人献上了花圈，她哭得非常的伤心，不相信与自己相伴五十多年的爱人就这样的离开了。

1976年1月11日下午四点，人民群众与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结束后，他的遗体被灵车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火化。

邓颖超在遗体火化前提出一个要求：完整、安全。

完整就是骨灰要全部完整地放到一个骨灰盒内；安全则是指火化前、后，都要把火化炉清扫干净。

1月11日，正值寒冬，在长安街上，北京城的上百万群众冒着凛冽的寒风，默默地站立在街道上的两边，不分男女老少。

他们的手臂上都戴着黑纱，手上捧着周恩来的遗像，泪流满面，非常的悲伤，他们只希望能够送周恩来最后一程。

周恩来的灵车缓缓地驶过了长安街，人们都无法控制住悲伤的情绪，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位伟大的总理离世的现实，纷纷在灵车的后面追赶着，还不停地哭喊着。

他们多么的希望这位伟大的总理在他们的哭喊声中能够苏醒过来。

邓颖超看到全城的百姓们因为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都万分的悲伤，便趴在了周恩来的棺材上大哭了起来：“恩来，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们将要永别了！”

邓颖超的伤心感染了灵车上所有的人，此情此景，他们都跟着放声大哭起来。

在路上，甚至还有人跑到了灵车的前面去阻止火化周恩来的遗体。

但是，遗体火化是周恩来的遗愿，他早在二十几年前就已经在火葬的倡议书上签了字。

1956年，为了节约国家土地资源，让更多的老百姓得到温饱，全国推行了殡葬改革：人死后进行火化。

土葬的风俗，在我国已经绵延了几千年的历史了，人死后都希望能够入土为安，但突然要求人们改变这样的风俗，群众们在短时间内都是无法接受的。

为了让火葬制度得到顺利的推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周恩来带头在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字。

周恩来还提出了“平坟还耕”的要求，并将从坟地里挖出遗骨进行火化。

为了表达自己对殡葬改革制度的诚意，周恩来便回到了浙江绍兴老家，带头平掉了自家的祖坟，还让人在原来的那块坟地上种上了庄稼。

为了表达自己对先人的哀思，周恩来只从祖坟上捧走了一把土带在自己的身边，从此以后周恩来的家族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坟墓。

周恩来遗体火化完的第二天，邓颖超到了西花厅的党支部，把副卫士长张树迎，贴身侍卫高振普和赵炜叫到她的办公室，跟他们商量着如何抛撒周恩来骨灰的事情。

邓颖超对他们三个人说：“恩来不保留骨灰的请求，已经得到了的批准，今天来找你们，是为了跟你们探讨一下，准备把恩来的骨灰撒在什么地方。”

周恩来的逝世，让全国人民悲伤不已，更何况是陪伴在他身边多年的张树迎、高振普和赵炜呢，这么多年来，他们已经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的悲伤程度是无人能懂的。

高振普曾经向邓颖超提出了一个请求，他说：“周总理去世了，全国人民都非常怀念他，能不能让总理的骨灰在西花厅缓留几日再去抛撒。”

邓颖超听了之后，便摆了摆手，说：“不可以，如果恩来的骨灰留在西花厅被人知道了以后，他们肯定都会跑来吊唁，这样影响很不好。”

高振普听完邓颖超的解释之后，理解地点了点头。

邓颖超还交代了他们，在抛撒骨灰的时间和地点只能秘密进行，不能让人民群众发现，以免惊扰到百姓。

邓颖超还担心要是抛撒骨灰的地方被人们知道后，将来会成为人们纪念周恩来之地。

于是，邓颖超就让他们三人秘密地找好了抛撒地点，然后到了夜间再去完成抛撒任务。

1月份的北京天寒地冻，他们几个人冒着凛冽的寒风找了几天，但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后来，中央决定抛撒骨灰的地点要根据周恩来生前的遗愿进行确定，并由郭玉峰、罗青长、高振普和张树迎4个人乘坐飞机去执行撒骨灰的任务。

1月15日，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结束后，晚上七点半左右邓颖超领着张树迎罗青长、郭玉峰等人走进西花厅。周恩来的遗像和骨灰盒静静地放在了西花厅的正大厅里，骨灰盒上面盖中国的党旗。

邓颖超带着几位同志在周恩来的遗像前默哀着。

默哀结束后，邓颖超走到了骨灰盒的前面，她用那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骨灰盒，并抚摸着骨灰，两眼含着泪水说：“恩来同志，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你安息吧！”

此情此景，在场的人再也忍不住悲痛，全部放声痛哭了起来，他们的悲伤难以言表。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张树迎、高振普等四位同志从邓颖超手中接过骨灰盒乘车到了机场，随后，邓颖超在她的秘书的陪同也乘车到达了机场。

张树迎、高振普等四位同志登上飞机后，秘书搀扶着邓颖超目送飞机起飞。

飞机起飞后，他们在北京上空撒下了第一把骨灰、飞机飞到了北京的密云水库上空时又抛下了第二把骨灰、到了天津的海河上空抛下了第三把骨灰，最后到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将周恩来骨灰全部撒在了那里。

周恩来的骨灰每撒一处都有一定的含义：第一把骨灰撒北京，与首都人民心连心；第二把骨灰撒密云，难忘治水为人民；第三把骨灰撒天津，津门起步闹革命；第4把骨灰撒滨州，亲山亲水报母亲。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一生无儿无女的，但却一直在不停地为全国的老百姓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而操心，直到周恩来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不停地牵挂着别人。

周恩来的去世让还在病重之中的毛主席伤心不已。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他听到了用哽咽的声音宣读悼词的时候，我们伟大的领袖竟然大哭了起来。可见周恩来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

虽然周恩来的骨灰没有留下来，中国的土地上没有他的坟墓，但，我们伟大的周恩来总理一直留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