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八字命格(新加坡命理)

明星｜倪虹洁，命里带风

本刊记者 张明萌 实习记者 金雅如 发自北京 图 受访者提供

编辑 杨静茹 rwzkyjr@163

北京的天灰蒙蒙的，一轮淡日昏昏欲睡，咖啡馆玻璃蒙了尘，渗进来的光也没点儿透亮。演员倪虹洁进来的时候，原本静止在光里的粉尘因之四散。她的代表角色之一祝无双的台词可以形容这一刻：“有的人就是命里带风。”

命里的风吹不尽身边的粉尘螨。早些年倪虹洁眼睛痒，去检查发现自己猫毛过敏，指数已经超过了100IU/ml（正常数值为小于等于0.35IU/ml）。现在她已经有了呼吸道反应，和猫在一起久了，轻则像感冒，重了咳嗽不止、呼吸困难、器官全肿。

从2006年接受采访开始，倪虹洁面对“如果不做演员你会去做什么”之类的问题，“开一间宠物店”几乎是没有变过的答案。《武林外传》剧组谈到她，内容多是“她在片场喂猫喂狗”。对于乐与宠物共处的人来说，过敏太残忍，情感寄托与身体健康之间不得不二选一，倪虹洁愣是开出第三条路，她诉诸物理疗法，剪板寸，降低毛发附着；戴口罩，隔绝猫毛进入呼吸道。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前，她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口罩——仅限在家里，连睡觉都戴着。实在受不了了就出门，有时在北京重度污染的天气里走一走，呼吸顺畅不少。

她长居上海，工作需要时到北京，天冷了或过敏实在严重了就去海口。北京有她的三只猫，上海有两只猫一只狗，最近一次去海口，她捡了一只鸟。“现在不敢捡太多了，实在养不了。”

采访到一半，一位工作人员带着自己养的宠物鹦鹉和她打招呼。“健健！”她叫着它的名字，拿过来放肩膀上，摸着它和我聊，不时扭头问，“健健你说是吧？”倪虹洁社交不多，在家常和宠物说话，尽管听不懂它们的回应。读书时，她的铅笔盒里永远养着蚕宝宝；藏小鸡在课桌里，上课老是叫，换成了鸭子；买了零食舍不得吃，全喂给它们；养兔子了，怕跳走，捂在肚子上；天热得不行，她拿着扇子，不停给兔子扇风，自己满头大汗。这些动物养着养着都无疾而终了。

健健进来后，她神色松弛不少，嘴角上扬的频率越来越高。和动物相处能让她放下感官的敏感，她苦其久矣。尤其是演戏时，片场额外的声音和画面常让她失神。她眼睛大，眼白多，进入角色后，这双眼睛能增添不少张力。可一不注意，被杂音岔开，人就从戏里跑了。导演的声音叫醒她：“你怎么了？眼神有点空。”

“我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特别有眼力见儿。跟我没有关系的事情我都能看得见，都能听得见。旁边人在说什么、做什么表情、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用动脑子都能知道。”她生于常熟，从小被父母寄养在上海的奶奶家，奶奶年老后，由姑姑管家。奶奶家教严，9点前要回家，不能穿吊带装，演戏更是想也别想——“以色事人，上不得台面。”她暑假才能见见爸妈，总觉得自己“寄人篱下”。三个人吃饭，她特别小心翼翼，想多吃块鱼都不敢伸筷子。“也不是说不让你吃，但我一想明天我姑姑要带菜，我夹了是不是就没有了？”

学校里，倪虹洁是借读生，要交借读费，本地同学免费。因为这点，她和同学打过架，她瘦小打不过，还是得打。“他打我我觉得好痛，我打他他根本没反应。”她打完就走，也不叫疼，次数不多，大多数时候还是一个人玩——和动物们。

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她对电视剧《武林外传》的拍摄格外怀念。拍摄时，大家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共患难般生出了革命的情谊。白天一起吃饭、一起拍戏，晚上一起啃西瓜、一起看星星。她独来独往的四十年里，这是为数不多的群居时光。

剧组驻扎在北京平谷，大家都想下山吃东西。她特地买了辆黄色的polo，一次能坐五个人。下了戏她就开几趟，把人都送下去，一起吃火锅。2012年，这辆车被她作为废品卖了。16万买入，只卖了1万。但流失的不仅仅是15万差价，还有她六年多的时间。这段日子里，她经历了《武林外传》电视剧、淡出影视行业、《武林外传》电影、再复出拍戏。同剧演员作品一部接一部，更衬得她演艺生涯黯淡。但种种落在心里，她在意的只是：“为什么拍电视剧时大家那么好，过了几年拍电影，连聚一起吃饭都那么难呢？”

演祝无双前，倪虹洁的头衔是“中国十大广告明星”。她的作品“婷美内衣”“朵尔胶囊”两个广告在众多电视台循环播放，报纸上也能见到她身着婷美的形象。前者作为中国早期的内衣广告，罕见地在电视上展现了一位成熟女性凹凸有致的身材，一批男孩每天偷偷打开电视，只为等着她在荧屏上出现。后面一个广告里，她留着齐耳卷发，化了浓妆，穿着白色礼服，对着镜头微笑，为了让她的长脖子不那么出挑，还围了一条白色丝巾，更显老气；由于她五官英气、眉眼凌厉，谣言横生——这位模特是男的假扮，丝巾是为了遮喉结，有位医生还站出来接受采访，称是自己帮忙做的手术。

当然，这两个广告对倪虹洁人生的积极影响远大于无稽笑谈。她不仅因此进入了影视行业，也因此拍了第一部电视剧、拍了《武林外传》，哪怕是2014年拍摄的、对她至关重要的电影《蓝色骨头》，导演崔健对她的最初印象也是：“我看过她广告，扎着丝巾那个。”

尽管演《蓝色骨头》铆足了劲儿，也拿了些奖，但倪虹洁的演员生涯未因此大红大紫。她接了不少电影，上映者寥寥。好不容易再出现，已经是《过春天》里面的孩子妈。影评人韩松落写她：“被世事打磨过了，跟自己也较了很久的劲，内心的蒙克已经喊破了喉咙（也没有人来）。虽然还是端着的，矜持的，闺秀范的，但已经有点鬼气了，像个华丽的、有点颓相的废墟。乖女孩没有变坏，只是腐坏了。”顺着韩松落写的往她脸上看，她眼睛大且湿，光打进去眼波盈盈。皮肤极好，右眼下边冒出的浅黄色小斑都没有损耗她的美，反倒增添一丝“腐坏”的壮烈。

她常像个局外人，如风一般过而无痕。《武林外传》里，她是突然闯入同福客栈、破坏别人感情的缺爱小师妹；现实生活中，她是少与父母共同生活、从小寄居的借读生；哪怕是主演的《蓝色骨头》，她的形象也只存在于男主角的回忆中。

但她身上有不少职业的伤痕。《武林外传》电影上映的时候，她只去了首映礼，其他时间都在帮一个朋友拍戏。片场在四川遂宁的郊区，每天4点多起床，开车到两小时外的地方，还得走一个多小时，都是大泥地，鞋子黏到不行。她为了一场戏要摔在地上，摔到左手，想着不能耽搁进度，随便上了点药继续拍。后来去检查，医生说韧带断了，养了十年，终于有些好转。现在左手肘关节有一块凹进去，两手粗细差很多。不痛的时候她会忘记，撑在床上整个关节会弹出来，再缩回去。疼痛提醒她，少给别人帮忙，多想想自己。

她遗憾演祝无双的时候还不会演戏，不然这个角色会诠释得好一些。也遗憾现在自己好像摸着了一些演戏的门道，但可供选择的机会不多了。她的思维与人生际遇总在错位，就像《蓝色骨头》里唱的，“太可惜，也太可气，我刚刚见到你。你是春天里的花朵，长在秋天里。”这样的错位拉扯出另一种美：年轻时样貌成熟但空洞，中年了容颜渐老却天真。

时至今日，她性格中细碎的部分仍未被收置归宜，没有剧本的人生里，她的表情随感官变化，视听吸收剧烈，都化作表情从脸上生出来。拍了二十多年戏，她在人前的反应依然不加掩饰。真人秀的镜头欣喜于记录这样一位小表情不加控制的女明星，她的呆、失神、欢喜、手舞足蹈都呈现在节目里：喜欢的观众说她年过四十依然天真烂漫，不喜欢的说她神经质，没有一个“女明星的自觉”。两个都不完全是她，但又都是她。

“哎呀，”她叫了一声。健健跳到她头上，抓乱了头发。她吐吐舌头，眼珠往上，露出下面大块眼白。她看到支棱的头发，“你把我脑袋当窝的呀。”声音轻飘飘的，听着有些漂泊。她说话有些长三角口音，抱怨自己普通话不够好，阻碍接戏，后来请过台词老师，练发声和普通话，“我现在是不是好多了呀？”

她边说边双手捧住健健，放回肩膀，往它脸上蹭了蹭，笑了。那个画面就像短剧《花木兰》的最后一幕，她蹭着马的脸微笑。在那个镜头里，倪虹洁放下了疲惫，消解了愁苦，眼睛无需刻意用力也充满神采。

以下为倪虹洁口述：

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看过《武林外传》

祝无双真没演好。我以前不想提祝无双，（自己也）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后来老被问，仔细想了想，因为我也觉得不好。

《武林外传》的剧本一天给一集。反正我是把台词背出来了，从来没想过做功课。现在做功课，剧本上我写得密密麻麻。原来觉得拍戏挺简单的，词儿背出来，导演反正不会骂我，演得没有毛病的呀。

我第一次演戏就这样。那时候不知道镜头在哪，但这不算毛病，我就拍过两次广告嘛。镜头都在我面前，正对着我。那次跟丁黑导演合作，我在片场看了看，哪哪儿都是人，镜头在哪儿呢？演了半天听到导演很大声喊：“你能不能看看镜头在哪儿？你转身！”我一看，有条轨道铺在我后面，摄像机一直在动，我也一直在动，永远挡着摄像机。但丁黑导演后来就不说我了，后来拍《长恨歌》还找我去演了一下顾玛丽，一条哭戏让我演了十几遍。“还行，再来一条。”“嗯，不错，再来一条。”他不会跟我说演得挺好，挺不错，但私底下能感受到他的善意。他拍《依然邓丽君》，力荐我去演。他觉得我一直在努力拍戏，一直在进步。这次他就没让我重复那么多条了。

但我也不会去问他我这20年有什么进步，如果我要是那么会沟通，我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有些话题我问不出来，觉得自己没有被骂过，那就只要把台词背出来就好了，祝无双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完整看过《武林外传》。

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拍了一部分了。那时候说邢捕头要去拍别的戏，就得写一个新角色进去，就有了祝无双。制片人看了我演的广告，特地到上海来找我。我跟他去了平谷，看到喻恩泰。我好开心呀，我说你是那个小汤姆！之前他和姚晨一起演过《都市男女》，姚晨演苏清清。喻恩泰在里面老断电，像这样（做断电状）。我转了一圈，看他们生活环境，觉得好开心，就答应了制片人。

我当时没想过角色要怎么演。现在我会知道，祝无双这个角色挺好，是我作为演员没有演好，没有把她演得讨喜。我演谈恋爱就是谈恋爱，剧本写开心我就笑，剧本说浪漫我就给镜头一个眼神。但这些都是要考虑人际关系前因后果的，处理好了才可以呈现角色。

比如你想，郭芙蓉走了，我跟秀才在一起。那我要考虑到的不是我单纯地喜欢他、他喜欢我，还要想到他和郭芙蓉什么关系，我不能那么主动冲上去或者我应该带有一些愧疚……我的情绪需要复杂一些，可以有爱，但是不能对其他的满不在乎。当时想不到这些。

进组之后，我每天特别忙。那里很多野猫野狗，我很喜欢。午饭都吃不下的。看着一桌子菜心里想的都是：这一块要给狗吃的；今天有火腿肠，收工早的话我要到山下去，喂庙里寺门旁边那只狗。哎呀，猫粮没了，我得攒。我心思都花这上面了，但真的好开心。

和大家在一起也很开心，没有人轧戏，都在山上，在那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住一样的房子，一间挨一间。都是水泥地，水泥墙，床也是刚弄过去的。一开门就能打招呼，前面有个这么宽的走廊（比划），夏天在门口一块看足球喝啤酒，那儿总是特别热闹，聊各种事情。一家人的感觉。我第一次遇到那样的剧组，以后也没遇到过。

后来尚敬导演打电话给我，说要拍电影版《武林外传》。那时候我因为一些私事，已经有两年多没拍戏了，但想着当时拍摄很美好，就答应了。

一开始拍一场佟湘玉给祝无双介绍相亲对象的戏，我拿着一把大刀就走了——为数不多的几场有台词的戏。我特紧张，一下子那么多机器对着我，周围那么多声音，有强烈的不适感，词都说不溜了。我也知道自己演得不是很好。拍完那条尚敬导演说：“倪虹洁，我怎么觉得你变木了？”我还挤了一脸笑。那个笑容就是《演员请就位》里面，陈凯歌导演说“我觉得你对我有意见”，我抠着桌子时那样的笑，就是尴尬的笑容，你知道吗？想哭又不敢哭，努力憋住，还觉得自己应该露出笑容来。我心里好难受。我也没去问尚敬导演为什么那么说，换现在我可能会问一下。

但是你看啊，每个人都在过这样那样的日子，总有消化掉的时候。我自我安慰能力特别强。后来有场戏，我和燕小六被绑了，拍了一天。尚敬导演一直在说小六，就没说过我，我在旁边看。后来再演，他好像说了句“可以”，也好像没有，反正就那意思。我一下就好了，就消化掉了。他估计到现在都不知道他说过我，他不会记住的。

现在他也会叫我去帮忙，事先跟我说你来帮忙啊，我说好的。假设他没找到合适的人，或者有别的动作，就没消息了。下次还是会事先找我帮忙，我还是说好的。这个情一直都在的。

遗憾的是拍电影的时候，大家嘻嘻哈哈在一起的时候很少了。有的房间有玻璃，像包间一样，有些演员愿意坐在里面。房间有限，有些演员就坐在外面吃饭。也有演员很忙，不一定每天都在剧组。

有次我和恩泰出来吃饭，去酒店附近一个大排档。我们在黄山拍戏，安徽菜好好吃，说打电话叫几个人一起吃吧，打过去说累了就不出来了。最后就变成只有我们吃。其实想想，白天拍戏累，或者在别的地方工作了一天，晚上回来很辛苦，再出来就没必要了，也不是吃不饱，谁还差一顿饭呢？反正到拍完，我们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聚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我们好奇特，拍完戏那么久，唯一建过的一个群是姚晨拉的，说动画版的《武林外传》要找我们打官司。2016年《王牌对王牌》邀请我们剧组去，也是在那个群里说的，我们还挺开心，虽然也没有凑齐。那次是这么多年人最多的一次了，再后来就没有了。

现在回忆起来会难过，因为我每天都觉得明天会有时间在一起。在一天一天的度过中发现，这样的机会越来越少，最后就……没有发生过（哽咽）。

“你把一个配角演成了主角”

有天我在家躺着呢，尚敬导演打电话给我。我一看是他，马上挺了起来。他说崔健找你，他要拍个电影，我把你电话给他了，你什么时候回北京去见他？我说好的。想着导演说要见肯定要见，能不能选上不重要。我觉得我已经拍不了戏了。

我穿的也很朴素，一条白色连衣裙，扎个小辫子就去了。我没看过剧本，他就坐那儿给我讲。我还想着崔健做摇滚的嘛，应该特别不羁。一看，嘿，和蔼小老头。没有距离感。他给我听《蓝色骨头》，说这是要放电影里面的，就是那个女孩儿写的。那会儿4点多，夏天，阳光特别好，照到他房间里，亮得的能看见空气里的灰尘颗粒。我看看太阳，又看看音箱，音乐放的时候还有灰尘往外弹。“太可惜，太可气，我刚刚遇到你。”（唱）——我唱歌经常走调，其实可能没有唱错，但我特别不自信，我觉得我肯定唱不好，就真唱不好了——我就哭了，这个女孩真是生错年代，现在她可能会很幸福。那个时候只能可悲。

后来他就叫我演了，可能觉得我能听懂他的音乐，也是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他剧组的工作人员还说别选我，说我是演情景喜剧的，问崔健有没有看过《武林外传》，崔健说没看过，但看过她那个广告，扎了丝巾的，还蛮好的。

他问我会弹吉他吗，我不会，他说没事，我们可以找手替。我还是想试试，买了把吉他在家练。我还看不懂五线谱，（记者：吉他看六线谱的……）啊，你看，我都不记得了。就把哆唻咪画下来，各种小点点再画上，照着弹（做弹吉他状，左手按弦）。啊？我不是左撇子……对哦，吉他是右手拨弦，我忘得好彻底。反正就练得有模有样，但只会那一首。后来弹出来，也用到了片子里。

我特别喜欢《蓝色骨头》的拍摄。他们可能对我要求太低了，觉得我差不多就那样（手伸出来比划），没想到我能演成那样（手举高）。导演也没导过戏，说你怎么说哭就哭呢，怎么还能哭那么久、那么多次呢？特别可爱。反正大家都鼓励我，我得到越多的鼓励，越觉得自己该做得更好，就会更努力。

我特别相信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女人在爱情面前就会做出电影里的事情，我特别相信她会因为讨厌自己把容貌毁了。“蓝色骨头”就是是身上的不羁，连血液都是蓝色的。我相信有这样的人，只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是红色的，有的会被隐藏，有的会改变，有的可能就被毁灭了。红色和蓝色不是正确和不正确，而是适不适应现在的时代。我不太适应……嗯，还可以吧。我看那个片子最大的感觉就是幸好我没有生在那个年代，竟然生出了一点在太平盛世的一种安全感。

《蓝色骨头》之后，我演了很多小成本的文艺片，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拍完都没有剪，有的剪完了，我们内部看一遍就没有下文了。我演过一个开酒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弟弟，喜欢一个女孩子，她帮弟弟把女的骗过来，关在暗室里面，折磨她、杀掉她。她弟弟有间歇性失忆症，每天都喝醉，记不得事情，都是她在打理，我觉得她是为这个男人而活的一个女人。演得很爽。最后也没上映。

那拨片子里，好不容易上了一个就是《过春天》，我演女主角的妈妈。那个角色挺复杂的，其实是个被包养的二奶，从十几岁就开始被包养了，没有正经工作，不会干任何事情。她在深圳，男人在香港，也不怎么能见到。她深爱女儿，看着每天打麻将混沌度日，其实一直在为女儿存钱，绸缪两人的生活。但碍于种种现实因素，原本很完整的剧情在电影里被剪了一些，没有原本那么丰富饱满。不过也挺好了，总算有个被大家看到了。

我有一两个月老在焦虑，快四十那阵儿。这几年没什么东西出来，好多角色我已经演不了了。我花了那么多精力、演了那么多片子大家都看不到。我不能再这么不现实了，所以有时候经纪人说的话是对的，好的团队、好的导演、成熟的剧本很重要。我觉得好，我只是喜欢角色而已，但一个作品要方方面面的因素才能决定，不然连被看到的机会都没有。

我现在接角色就看有没有发挥的空间，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些年没怎么接到女一号的角色，要么是妈妈，要么是反派，好像发挥的空间特别大。我最近接了个毒枭的，找了十几个聋哑人制毒，说杀就杀眼都不眨。但她爱弟弟，也很爱钱。但这个也可能放不了，可能被剪得也没啥了。

我不介意戏份多少，我就怕我不演了别人根本不知道我能演。我演《摩天大楼》，就是因为选角导演看了《过春天》，推荐我给导演，导演连试戏都没有。我拍第一场戏就是歌舞厅的戏，头一次见导演和对手演员。导演告诉我机位怎么走，人怎么走，就开始拍了。那部戏12集，我只有四十多场戏，还有好多是0.1秒的闪回。后来导演找我帮忙串他别的戏，跟我说：“你真是强，把一个配角演成了一个主角。”所以不存在戏份多少，只要你给我机会，我一定会演得很好。

我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干这行挺逗的，总是被人问起20年前的事，我就特别茫然，想好久。不采访根本不会想起来。

我最初入行是因为拍了一个矿泉水的广告，我演一群群演中的一个。那广告拍出来半秒镜头都没有。导演看到我乐呵呵，说：“姑娘长得老灵咧，你拍张照片给我好伐？”后来一星期不到就让我拍了朵尔胶囊的广告，给了我2000块巨款。本来矿泉水广告只给200块的，群头说，小姑娘我以后还要找你，这200块是我多给你的。以后别人找你你不要去，我找你你要来的呀。他后来也没找过我，我听人说他拿回扣被关进去了。

那天晚上我1点多才回家，上海的冬天好冷，我在外面吹了一天风。回家了，姑姑背对着我，壁灯在后面，她转头冷冷看我。我心想惨了惨了，一小步一小步走过去。这种心理很奇怪啊，明明我在外面也挺累的，搞得好像是我犯错了一样。我把400块掏出来，都不敢解释有200块是多给的。她说：“这么晚回来，以后别去了。快去洗吧。”

我是知青子女，爸妈都在常熟工作。我只有寒暑假能回去，一年最多和他们待一个月。一岁的时候，我白天都在一个远方亲戚那儿，每天妈妈下班来接我。那时候奶粉都要用温水泡，摇匀了才能化的。她给我的永远都是上面白水、下面奶块。有天我妈妈提早下班来接我，看我站在一个桶里面，那个桶我爬不出去的。我手里还拿着东西，她走近一看，我正在吃屎，她瞬间就哭了，说一定不能再这样了，就送我到奶奶家了。这都是她后来告诉我的。

寄人篱下的感觉可能还是不开心的。导演叫我去考上戏，家里人听了，觉得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要找一份正经工作——他们觉得除了演戏都是正经工作。我后来就找了份别的工作，高中也不读了，就想快点挣钱。我给爸爸写了一封长信，我不想在上海了，要么我回去，要么我找工作。

工作那段时间调整过来了，又觉得文凭挺重要的，回去复读，考了同济的经济信息管理。读了三年多就有人找我拍电视剧，都没来得及考英语四级。现在我只有一个结业证书，没有毕业证书。中间我还去过北京，海润影视当时想拍《玉观音》，让我签他们的公司。我也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干这一行，家人不支持我，我一看还要送到新加坡培训，签七年还是十年。想了想怪吓人的，算了算了。后来我又碰到《玉观音》出品人刘燕铭，他说我是唯一一个给了合同没有音讯的，问我过得怎么样。我心想：不怎么样……

后来开始演戏了，我把演员当成工作。别人找上来，我不会拒绝。我帮别人演过很多戏，包括那些小成本影片，有的成本不够，我还会贴钱。演戏依然能让我倾注所有的热情，现在我觉得这会是我一生的事业。虽然争取角色越来越难，还老被换掉。

我会想很多替换的理由安慰自己，然后妥协。我从小就这样，妥协惯了，在家很听话，在学校也好脾气，好像什么都不重要。但也没觉得自己被伤害成什么样。但现在不能再这样了。录《演员请就位》的时候，有天我们拍照，我穿个红色的礼服，很紧，坐不下去，我很想赶快拍了。大家都在排队，但一会儿就有一个插队的一会儿就有一个插队的，好不容易排到我了，连着了两次，说我们有事能不能先拍，我就说好呀。我想再有人来一定不能这样了，我一定要说不。结果又有人来了，说裙子太大了能不能让她先拍，我还是说了好呀。好奇怪，好难改，我每天都告诫自己，说不行，不要答应，不能够……但好像一次都没有。

只有演好每个角色才能有更多的角色，我没有捷径，也没有关系，除非你觉得我合适我才去。我也很感谢以前种种，我的机会变多也是因为我的过去，因为我之前的角色，不然我连上综艺的资格都没有。这都是环环相扣的，没有一分努力不被发现，只是早晚而已。

我演的角色好像都挺不顺利的，但是阳光总在不远处，总会好的。不做坏事就挺好的。遇到坏人我都记不住，不开心的事儿我也记不住。你和我聊天就感觉到了。我觉得此刻挺好的，好像有不开心的时候，但都过去了，以后也应该不太会有。那些事都不重要，而且我不也这么过来了吗？

如此良辰吉日，新加坡人民果真都去存钱了？

今天立春，在这样一个“良辰吉日”里，新加坡人不吃春饼，不谈养生，却一窝蜂地往银行跑......

各大银行门前都是这样的：

或是这样的：

这是怎么了？银行发钱了？原来，立春这天，对于新加坡人而言，最要紧的事就是：

去！存！钱！

朋友圈里一大早就各种约起：

新加坡坊间传言，在立春这天存钱可以让未来一年财源滚滚！风水师们还算出了不同生肖的“存钱吉时”，为了求好运大家都是蛮拼的~

存钱的时候，许多人会换上红色衣服，为了能讨个好彩头。至于存钱的数目，讲究的人会请教大师或是上网查不同生肖该存放的数额，不那么讲究的，也会保证存款尾数是“8”，就为了来年发发发！

衣服也换了，钱也备好了，然而大部分银行周日不开门啊！没关系，人之所以能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因为我们长了脑子啊，自动存款机真是好伟大的发明......

一大早，新加坡的各大银行门口和自动存款机前，就排起了长龙......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取款机前面人丁稀薄、门庭冷落......

立春存钱可以说是新加坡独有的习俗了，然鹅，问了一些年长的人，竟说他们小时候压根没听说过，这是近几年才有的说法！

嗯？难道是新加坡各大银行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细思极恐啊......但是，你再再细思一下，财大气粗的银行能看上你存的这8块钱？！戏不要太多好不啦？

除了存钱，新加坡人在立春这一天还会做什么呢？

有人请知名风水师在这个良辰吉日为家里安神：

▲视频/图片：承瑞命理风水

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是把“一年之计在于春”这句话发挥到了极致，今天特别忙，接连为两个活动打call：

他先是去了勿洛的心动大厦（ Heartbeat@Bedok）的开幕典礼。

心动大厦占地近两公顷，历经三年建造，综合了甘榜菜市民众俱乐部、勿洛综合诊疗所、 乐龄护理中心、图书馆等多种设施。

接着又在Facebook上发文，提醒大家今天是国际癌症日，在新加坡，平均每天就有35人被确诊为癌症。

其实，李显龙总理让大家关心自己身体，也是很应景的。毕竟，立春宜养生，古人认为立春后阳气生，要充分吸收天地之中的阳气。

你可以学孙俪娘娘泡个脚，也算是为一年的健康做准备了~

除了上面这些，作为民以食为天的华人，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少了好吃的？我们都说今天要“咬春”，就是吃萝卜、青菜，或者春卷和春饼，都有咬得健康之意。

老北京人吃春饼讲究：豆芽儿、韭菜、摊鸡蛋，肘花儿、粉丝卷中间儿，高高兴兴聚一块儿，欢欢喜喜聊大天儿。

附上一段（暴露年龄的）《大宅门》吃春饼片段~内容高能！不止适用于今天，可以一直用到情人节撩妹......

另一道立春特色菜就是京津冀一带吃的炒合菜了。合菜就是将肉丝、粉丝、豆芽菜、韭黄、嫩菠菜炒在一起，上面一定要盖一张鸡蛋饼，取“金银满堂”之意。

而金门人则保留了立春吃七色菜的习俗，七色菜必须用无叶蔬菜制作。吃七色菜时必须吃干净，不可有剩余或倒掉，以免“福气”被倒掉。

（摄于新加坡金门会馆今日聚餐）

当然，嫌炒菜麻烦的，那就立个蛋玩玩吧~据说，蛋如果立住了，可以使学业兴旺！在新加坡上学的小朋友们不妨试一下，毕竟过了年考试就来了......

最后，经过全体人民各种时辰的辛勤排队，ATM机终于挂出这样的免战金牌，哈哈哈哈~钱满满的幸福！祝大家立春大吉，一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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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算命在2019

“算命，一个给人希望的生意。”

作者 | 林sir

编辑 | 周欣

三个月前，韩江以内容负责人的身份加入了一家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互联网算命创业公司。

但和很多人预期的并不一样，三个月后，团队的人走了一半，公司面临解散。“说实话，从0到1的难度非常大。”

“算命说到底是一个给人希望的生意，所以往后肯定会有市场。”一位小有名气的投资人曾说。

韩江告诉《锐问》，这位投资人初期对该项目相当感兴趣，虽然最后放弃投钱，但他们还是接洽了与他关系紧密的众筹机构，拿到了种子轮。此外，感兴趣者还不乏从OFO离职的核心高管。

可是事与愿违，团队短时间快速扩张，从两人扩张到六个人，人力成本迅速提高，更重要的是旧有变现渠道突然走不通了，新的渠道远不到变现的程度，加上每月高昂的推广费用，使创始人最终下了狠心。

"说实话，我其实一点不懂算命，我们创始人其实也不太懂，我做内容、他做产品，就是觉得有机会！”

一、风起于2019年

到了2019年，前几年还处在话题中心的创业潮已跌到谷底。裁员的寒流，从年前贯穿到年尾。

10月16日，经纬张颖的呼吁引起很多创业者的感慨，“这段时间，外部融资环境比较恶劣，融资难度无限加大。希望各位都能拿捏好节奏，高效用好帐上的每一分钱，不要因为大意，错判而断粮。”

越是危险的时候，焦虑、浮躁的氛围也越是笼罩。当对人生不确定性到达一定阈值，很多人便开始寻求外在的寄托或证明，算命的需求也应运而生。

说到算命，实际上有东西方的分野，在互联网上受众更广是“西方算命”，主要包括星座、占星术、塔罗占卜等；而“东方算命”，包括手相、面相、八字、紫微斗数、风水等，最早只是流行在民间相关爱好者群体中。

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不少创业者看到了“东方算命互联网化”的机会。事实上，前几年也有一些这样的项目案例，但都没有今年这样“来势汹汹”。算命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寒冬的当下再度受到热捧，与这个行业低成本、现金流好等特点，不无相关。

主打机器测算的台湾公司桃桃喜目前已经在大陆深耕4年，公开信息显示其产品拥有4000万微信用户的授权。在谈及创业初衷时，其联合创始人兼首席产品官吴明光告诉《锐问》：

“主要切中了不可避免的市场缺口，举个例子，即便你今天很有钱，但还是避免不了你家里的老人会变老、小孩会变大，未来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风险，当这类事情屡见不鲜，自然会对命运产生困惑。”

据韩江透露，只要在贴吧或豆瓣的算命群里发帖免费测算，一个小时内，会有几十上百个求测的需求，“主要是测感情和事业”。

一位前知名互联网公司资深员工去年曾为一位知名易经老师推广线下课程，该老师曾担任李嘉诚家的御用风水顾问，其高端课程价格达到十多万。她告诉《锐问》，自己进入这个行业，最早是基于好奇，“觉得能学到东西”，但她是少数情况，更多人其实“都比较逐利，更关心什么时候好运，什么时候发财，这些事情。”

前不久，一款“AI相面”产品风靡网络。尽管该产品噱头远大于准度，几乎“过把瘾就死”。但《锐问》获悉，该产品最火的时候月流水可以达到上亿元，背后公司单月营收达到2000万元。

二、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AI相面”是一款通过识别用户面部特征，形成面相报告的机算产品，今年在朋友圈等社交渠道广为流行，但其生命周期非常短暂。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机器类测算平台所面临的主要困境。因为产品不成熟、政策等多方面风险，它们并不敢大力推广；而只要大力推广，它们就有可能会遭到。

吴明光忿忿地对《锐问》说，“现在有些机器测算的平台找到我们要我们提供流量，分成比例是0.5比9.5，对方只拿0.5，我们拿9.5，所以，机算的生态链已经被玩坏了，机算已死！”

当新玩家加入市场，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用户流量已经被更早的玩家瓜分殆尽的局面。

《锐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七个已成立运营数年的算命创业项目（桃桃喜（4年）、帮帮测（4年）、高人汇（4年）、灵机文化（13年）、两岸易理网（5年）、明鲤（4年）、神棍局（3年））在过去的2016-2018年之间获得了融资，融次包含天使轮到A轮，金额从百万元到千万元不等。

梳理以上项目发现，它们通常以APP（高人汇、灵机文化、帮帮测）、微信公众号（神棍局）、小程序（桃桃喜、两岸易理网）、微博（明鲤）等作为引流和变现平台，这与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人工智能的创业红利期几乎是同步的，从而完成原始用户积累。显然，如今从头打造一个APP或微信公众号并不简单。

这些项目创始人兼CEO多为资深算命师，例如桃桃喜创始人兼CEO简少年、两岸易理网创始人兼CEO梅骏骑、神棍局创始人兼CEO杨苗波，而它们之所以能够获得融资，也与投资人有“算命”的兴趣爱好相关。

2016年3月，桃桃喜在经历上百场路演无果后，遇到了天使轮投资机构——拉卡拉资本创始人孙陶然，“他看了我们的种子轮融资人和团队，他也喜欢算，也是爱好者”，吴明光回忆称。此外，桃桃喜的A轮投资机构心元资本投资人也是在“算后觉得准”才答应投资的。

曾获天使轮100万元融资的两岸易理网创始人梅骏骑对《锐问》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在一个众筹平台路演，有个投资人很快就认投了，认投的原因是在路演的时候他偷偷叫我给他算了算，他觉得算的很准，就投了我们。”

据南方周末报道，当时投资的蓝衫创投唐绍奇唐其实并不想投项目，主要看上了梅骏骑看八字的能力，想让他做自己的易经顾问。

而创业邦也曾披露，神棍局Pre-A阶段的投资方易和资本和微影资本的投资人也是通过这一方式确定了融资，微影资本的投资人甚至是神棍局的铁杆粉丝，关注一年之久。

由此可见，这更多是一个“算命师”发起，由爱好者参与投资的创业领域，他们其实早早地掌握了大部分技术、用户、资源，并抓住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红利，从而建起了一道看不见的护城河，非局外人能够轻易进入。

三、商业模式之争

梅骏骑认为，当时一批项目能拿到的融资的原因还在于国外已经有了成功的项目模板，包括主打人工智能算命的Zappallas（日本，2009年上市），以及主打线下算命的新天地集团（新加坡，2012年上市），国内自然理应产生一批同类型的成功企业。“况且这本来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的东西。”

但国内平台实际上走出了不一样的商业模式。由于国内社交媒体的发达和作为流量中枢的地位，造就了对社交平台的普遍依赖，主要形成了三类商业模式：

A：以算命师为主的平台模式。主要代表为帮帮测、高人汇。它们从线下签约了一批传统算命师傅，为用户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价格从几百到上千不等。平台和老师，一般五五分成。

该模式关键取决于平台流量，有了流量，才能留住更多的老师，也才有更多的议价权。

高人汇采取的方式是网站导流。据《锐问》了解，“高人汇目前很希望转型新媒体，因为传统网站倒流模式已经落伍了”。

自称是“国内最大的周易在线服务平台”棒棒测，目前微信服务号头条平均阅读量在5000-1W不等。此外，团队还运营几十个微博、拥有几百个微信个人号（算命号），建起了深厚的流量池。

B:“网红大V”模式。主要代表为神棍局、明鲤等。主要模式为通过文字、视频等内容打造一个权威的“大师人设”，掌握“溢价权”。网红大V的单价可以涨到数千甚至上万元，甚至不乏几十万元的大单。

很多人对神棍局并不陌生——曾经以“10万＋”风水爆款文章走红，结果因”望京soho风水局“文章损害名誉权遭到封号。当时，它的单价区间在1200-10000元。

还有一个盛产爆款文章的公众号大V“灏泽异谈”，咨询单价直接定为13000元。此外其知识星球入圈费为3880元，目前入圈人数超过1200人，仅这一项收入便接近500万元。

打造“网红大V”，是大部分从业者都跃跃欲试的商业模式，有匿名微博知名命理博主向《锐问》透露，“有一定积累的大V可以达到三年五百万的纯收入。”

韩江团队就是通过微博、抖音等平台批量打造“网红大V”。但他对《锐问》分析说，“内容敏感、专业度不够高，导致我们短期内很难成功”。

显然，这一模式还存在偶然性、不可复制性、高风险等问题。

C:“AI或机器算命”模式。主要代表为桃桃喜、两岸易理网。以桃桃喜为例，其初期主要通过“人生成绩单”等爆款免费小程序，在微信朋友圈裂变增长积累用户，再通过其他付费测算产品转化变现。

吴明光告诉《锐问》，“这两条路线上，我们花了很多心血，有一只叫’真命天子’的付费产品前前后后改了14个版本，就是为了确认哪个版本有最高的转化意愿，免费产品每周都会更新1-2只。”目前，桃桃喜付费产品单价均价为68元，人均复购率为一年三单以上。

机算产品无疑是人工智能大潮下的趋势，但随着“AI相面”爆红爆死，“AI算命”在舆论中已经变得相当负面，也给该赛道的未来蒙上了阴影。

四、跑了、变了、转了

吴明光认为，未来一年，行业会经历一轮洗牌。

事实上，相比于资本和创业者的蠢蠢欲动，恐惧和阴影也同样笼罩在整个行业。

9月，一条新闻“算命大V团伙落网”登上了微博热搜。所谓“算命大V”是指微博大V“看相禅师”等，行骗模式主要是通过热点评论吸引关注者，再冒充“大师”行骗。

其中，安徽、重庆等地当地警方打掉数个算命大V犯罪团伙，抓获从业人员超百人，涉案金额超过了令人惊讶的7400万元。

“‘看相禅师’是真的骗，他们那些人不会算，拿着话术本搞的。”上述匿名微博知名命理博主针对上述事件对《锐问》说，因为害怕出现纠纷等法律风险，他们也都会配有专业律师，为他们法律支持。

不少从业者也开始意识到“风向”，据韩江透露，以前公众号都会接他们的软文推广，这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变现渠道，后来“公众号就变得谨慎了”，与此同时，知乎、小红书等内容平台也在封禁该领域内容。

“官方媒体已经报道了，同时很多国企也发了文，以前会有不少银行采购我们的课程，现在可能都不行了。”一位在去年底入局算命领域的创业者，现在已经放弃了该项目。

事实上桃桃喜在创业之初，对自己的定位就不是纯算命平台，即“女性情感娱乐占卜平台”，侧重强调娱乐属性，弱化算命属性。

“付费产品的单价不宜过高，68元就不能再高了，如果用户以娱乐的心情体验我们的付费产品，她会产生一种惊喜感。”吴明光称，行业内机算产品客诉率为十分之一，桃桃喜能够压低到二十五之一。

桃桃喜将未来押注在技术上。据介绍，其技术团队占整个团队的七成，也是行业最早拥有小程序团队的公司，人数达到三十多人，分散在台湾和南京两地。

而“国内最大的周易在线服务平台”帮帮测，在现金流、资本实力等方面具有领先优势，每年现金流达千万级。招聘网站显示，帮帮测正积极扩展团队，新招岗位多达十多个，包含编导、短视频编剧、产品经理等。而且目前已经涉足塔罗、情感咨询等领域，这些领域风险小，受众更广，也更易被市场接受。

两岸易理网，则已于去年彻底转型。2018年底，梅骏骑成立了众筹投资平台“伯乐天使”，通过众筹资本开展外对投资，赚取投资收益。其机算产品不再面向一般客户，而成了筛选创业者或投资人的工具，其判断投资项目优劣的核心还是看创始人的生辰八字。

“投资人在我们平台亏了，我们有补损机制，简单来说，亏了算我的。”梅骏骑对《锐问》说。由此，梅骏骑完全规避了相关风险。

事实上，从古至今，算命行业从没有正规化规范，也缺乏公认的评价体系，而且，即使资深算命师傅，也不敢保证测试的精准度，目前，行业人普遍认为70%左右的精准度已经算高准度。——鱼龙混杂、口碑第一，是这个行业的不变特征。

此前，算命，更多流行在一些娱乐圈和传统商界这样的小众圈层。这几年，随着互联网创投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这一行业开始慢慢变得大众起来。但是浮躁的创业环境，加上难以评判的价值标准，以及政策等风险，其负面影响也被成倍放大，口碑管理变得极其困难，从业者一不小心就可能反噬自身。

灾难记忆与灾后反思，如何构筑一部全球人类史？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与灾难相伴随的日子其实占据着大部分时间，无论是地区性的自然灾害，还是国族间的征战杀伐，都在形塑着人类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灾难记忆成为人类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灾后的反思与重建，也成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方科技大学的王晓葵教授，致力于灾害记忆、战争记忆和记忆理论研究多年。在本文中，他通过对历史上三场破坏力极大的地震灾害——里斯本大地震、东京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的灾后反思，来谈论人类对灾难认识的路径变化和层次升级。

他提出，里斯本大地震改变了欧洲的格局，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然灾害的发生原因，对灾害的归因从宗教神学、天谴论转化为更科学理性的认识，它也促使启蒙运动中的思想家们思考人与神、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日本人则将东京大地震视为本国历史的重要节点，认为日本历史从此由“战后”进入“灾后”，并重新思考科技进步如何与人类家园和谐统一的问题。而中国人对唐山大地震遇难者的祭奠，则经过了从国家记忆向个体记忆转化的过程。

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性灾异，它已经造成了世界性的经济社会动荡，这篇对灾难的反思之作，对我们重新认识眼前的灾异大有裨益。

撰文 | 王晓葵

（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始于2019年底的这场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演变成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如今，感染者每日攀升，病毒侵扰之处，经济停摆，交通阻断，医疗物资短缺，无人能置身事外，人类似乎进入了“至暗时刻”。但是纵观历史长河，它或许不过是人类航船在无数惊涛骇浪中的一次搁浅，每次大灾过后，痛定思痛，人类总有能力调整方向，重新扬帆启航。从这个角度说，灾难既是加害人类的罪魁，也是文明发展的催化剂。

众所周知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丧失了近3亿人口。但是，在和黑死病对抗的过程中，人类发明了检疫制度，确立了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焚烧的制度，形成了公共垃圾箱的设置，公共浴场的建立等公共卫生的种种规范，防疫医学的概念也由此产生。1995年发生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催生了救灾志愿者的产生，因此在日本，1995年被称为“志愿者元年”，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人们表现出来的互助与奉献精神，以及对原有制度、生活习惯、自他关系以及公共性的反思，都必将为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提供精神资源。

为此，为了早日迎接战胜新冠病毒之后“高光时刻”的到来，回顾人类过去几次重大的“灾后”，对于我们反思自我、战胜灾难不无裨益。

里斯本大地震

将灾因论从神学拉回到科学与现实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发生了里氏8.5级的大地震，这次地震连同引起的海啸一共夺去了近3万人的生命。地震发生的那一天，正是天主教赞美神之恩宠的日子——“万圣节”。自古以来，耶稣会就习惯将天灾尤其是地震，视为神对罪人的惩罚，但是这一次地震中，许多虔诚的信徒在弥撒中遇害，从而彻底摧毁了“万能慈悲的神支配下的我们的世界无所不善”的说教。而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正在强力推进以英法为典范的现代国家建设，国内科学理性与旧宗教势力在激烈的争斗之中，这场灾难直接加剧了新旧实力对抗的烈度。

表现里斯本大地震灾难场景的画作。

里斯本大地震之后，耶稣会在市民中鼓吹地震不是自然现象，而是天谴，说如果人类不思悔改继续堕落，地震还会发生。这些言论在市民中造成极大恐慌。当时的执政大臣、务实派的庞巴尔侯爵果断采取措施，弹压了鼓吹“天谴论”、煽动宗教狂热的教会人士，迅速组织收拾、埋葬尸体以避免疫病流行，为灾民提供临时住处和食物，推出了免除赋税、强化治安等措施，迅速安定了局势。这些有效的做法，也成为后来欧洲以及世界各国灾后重建和减灾的范本。而这次震灾对欧洲的影响远远不止如此，因为当时正值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时代，伏尔泰、康德、卢梭等巨匠都参加了由灾害引起的有关自然、人、神之关系的论争，他们提出的认知灾害的解释框架，奠定了人类思考灾难的基本逻辑，且在26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

伏尔泰（法文：Voltaire，1694—1778），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伏尔泰在地震后写下了《里斯本灾难哀歌》

（1756年）

，全诗的基调是对神善恶不分地降临灾害惩罚人类的谴责和对死难者不幸结局的哀叹。他质疑道：婴儿何罪，也要受罚? 和里斯本相比，巴黎与伦敦要堕落得更多。灾祸为何降临在罪恶较轻的里斯本? 在这部作品中，伏尔泰放弃了自己原来信奉的世间局部的恶，无损于神创造的世界的整体为善的观点，而对人类世界的诸多不可解释的现象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1759年，伏尔泰又创作了讽刺小说《老实人》，在这篇小说中，他更进一步阐发了他的灾难观。对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特别是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表达的“世界是众多可能的世界之中最好的，因为上帝会选择最好的一个”主张进行了批判。书中的主人公“老实人”甘迪德是德国一位男爵妹妹的私生子。他在男爵府邸中接受了家庭教师邦葛罗斯的乐观主义思想，深信男爵的家就是人间天堂。后来，因他爱上了表妹居内贡小姐而被逐出男爵家门，他开始周游四方，从西欧到南美，再从南美回到西欧。在漫长的旅途中，作者安排了各种天灾人祸，让这个认为“一切都好”的老实人，去慢慢正视现实，在最后，历经苦难的甘迪德与婚约者重逢，决意要结婚朴素平淡地度过余生的时候，邦葛罗斯继续他的说教，告诉甘迪德到手的幸福，正是经历的苦难的结晶。甘迪德听了他的话，答道：“先生所言极是，可我还有地要去耕种，再见”。小说到此结束。

《老实人》，[法] 伏尔泰著，傅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17年8月。

伏尔泰无情地嘲讽了人世间任何事件都是由全能的神命定的、任何局部的恶都是整体的善的一部分的神学式灾害观。他主张人类应该正视眼前的苦难和悲剧，以现实理性的态度解决问题。

和伏尔泰不同的是，康德和卢梭则从文明论的视角讨论灾害的原因。他们认为，这次灾害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里斯本居民集中居住在高层建筑中，享受大都市的繁荣，结果才招致如此灾祸。卢梭指出，“从自然的角度来看，两万栋六至七层的房屋挤在一起，是不可想象的”。灾害的起因虽然源自自然，但是，如果地震发生在人迹罕至的沙漠，就不会造成任何破坏。人们是为了享受都市文明便利和舒适，才遭此不幸。

在这里，可以看到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和《论科学与艺术》中一贯主张的文明批判。人类追求舒适、方便、富裕的生活，希望减少劳作，事半功倍地达到目的，甚至为一己之利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随着学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人类在不断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恶弊。对此，卢梭的解决方案是，人类既然已经打开了欲望的潘多拉之盒，就无法再走回头路，文明发展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只有用新的文明来解决。这个态度，不仅仅是应对灾害，也适用于所有的社会问题。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 让-雅克·卢梭，邓冰艳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2015年3月。

美国政治学者朱迪斯・N・史科勒

（Judith N. Shklar）

认为，里斯本大地震在欧洲引发的人、自然和神的关系的思考，开启了近代思想的发端。她从政治学的视角指出，任何一个看上去稳定的社会，都可能存在弱者和受害者，为这些弱者和受害者说话，对权力造成的非正义进行质疑和挑战，这就是政治理论的价值所在。她指出，任何被认为无可抵抗的自然力造成的不幸

（misfortune）

，背后实际上都存在相关人员的过失和不作为。质疑和批判这类人为造成的不公正

（injustice）

，是近代主义成长的市民社会的核心。基于上述理解，她高度评价康德与卢梭的将自然灾害的社会属性作为考察对象的做法，亦即，世界上并没有所谓不可回避的悲惨命运，任何不幸都有人类文明自身的原因。由此产生的对现有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的批判，才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好途径。

如果说伏尔泰的贡献是将灾因论从神学领域拉回到社会现实的认知，那么康德和卢梭则是建构了灾害社会和文明批判的反思性话语。据此思考今天的新冠肺炎事件，我们无疑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

东日本大地震

重思灾难责任问题，受害者or共谋者？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了里氏9级的大地震，这场简称为“3・11大地震”的灾难，由于地震引发巨大海啸，海啸不仅摧毁了东北沿岸地区的大片农田和工厂，夺去了近两万人的生命，还破坏了位于福岛的核电站的供电系统，导致炉芯冷却装置运行中断，进而引发炉温过高而发生核泄漏。这次地震-海啸-核污染造成的连环破坏，程度空前，是日本灾害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日本历史学家御厨贵指出，无论从受害的深度广度，还是影响时间之长远，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都是过去的灾害无可比拟的。他认为，以此为标志，1945年8月15日后开始的漫长的“战后”时代终于结束，日本进入了可以称之为“灾后”的时代。

“3・11大地震”灾害现场。

御厨贵认为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就没有再发生过能够形成全民体验的战争或者大的灾害和事件。而东日本大地震打破了这个局面。这场灾害的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了东北地区本身，由于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日本全国各地都陷入电力、燃油供应不足和空气中蔓延的核污染的恐惧之中。因此，这次地震对日本人的基本观念和行动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内在的理由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推行的发展科学、增加人口、推动经济高速成长的国策，虽然早已遇到瓶颈，但是日本社会一直沿着原有的惯性滑行至今，而这次巨大的天灾加人祸的复合型灾害，给日本社会一个很好的契机，能够实现从战后到灾后的转变。

重要的变化之一表现在对科学技术的观念上。以灾后重建为例，日本一直奉行的是里斯本大地震时葡萄牙首相庞巴尔侯爵的技术路线，其核心就是不断推进技术的进步，以技术的革新和发展来弥补旧技术的不足，以此来对抗自然的破坏，保证人类的安全。但是，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围绕灾后重建的种种矛盾和对立，这样的思维定式遇到了挑战。

在受灾最严重的东日本气仙沼唐桑地区，基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啸的强度的精密计算，防灾工程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在海边修建高十米的堤坝，才能抵御未来可能发生的海啸。保证住民的安全。它在技术上符合科学基准，而且由国家提供预算，不给住民造成任何负担。地方官员为了这千载难逢的能从中央政府获得的大笔预算，不遗余力地制定具体方案。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但是，这些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的受灾者——渔民们却选择了拒绝。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看到大海，停在海边的渔船，就像自己的爱人。他们在海边看潮涨潮落、听海鸥的鸣叫，呼吸咸湿的海风，这些日常的感受，构成了他们幸福感的基础。从生计的角度来说，渔船、渔港、鱼货加工厂、酒吧、饭馆、甚至赌场，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全部。

而自古以来这里总是有人因为海啸、海难、战争、疾病死亡，他们在海边建立慰灵碑、寺院、神社，超度亡灵，祈祷平安。人从来就是生死相依，风险与机会并存，从未设想过有能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更不用说牺牲自己的日常生活，去换取抵御千年一遇的海啸的安全。在他们看来，大海寄托了他们对生活和生命的所有想象和希望，甚至海啸夺取了他们的财产和亲人的生命，他们还是“对大海恨不起来”。拒绝不惜代价的绝对安全，而选择有风险的幸福，与灾害并存，与风险共生，在生命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是日本人从这次巨大灾害中获得的生活智慧。这对于今后长期可能面临灾害威胁的我们，不无参考意义。

“3・11大地震”灾害现场。

民众主体意识的空前强大，也是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三个月后，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在2011年6月9日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奖的颁奖仪式上，以《作为非现实的梦想家》为题发表了讲演，村上引用了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慰灵碑的碑文“请安息吧，过失将永不再犯”为例，提出了当事人责任的问题。这个碑文曾经被批评没有责任主体，没有明确到底是“谁”犯的“过失”。村上认为，主语应该有两个“我们”，一个是作为受害者的“我们”，另一个是作为加害者的“我们”。村上的意思很明确，作为核爆炸的牺牲者，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同时，对于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来说，日本人又是加害者。村上以此讨论了“3・11地震”造成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的责任者问题。他说，“对核电站应该严加管理，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为了推进原子能利用的政策，政府降低了安全基准，”村上说，责任虽然在政府，“但是，我们纵容或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从这点而言，我们理应自我批判”。

村上认为，这次核事故标志“日本长年积累并以为自豪的技术能力的神话彻底崩溃”，而让这种局面成为现实，“是我们日本人的伦理和规范的败北”，“我们批评电力公司和政府，都理所当然。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把矛头指向我们自己，我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共谋者”。

村上在这里提出的日本全体国民的“共同责任”问题，让我们联想起战后的日本政坛出现的“一亿总忏悔”的言论。皇室成员东久迩稔彦于1945年8月17日组阁，28日接见记者时说：“在重建日本之际，首先一亿国民都必须进行忏悔。”当记者问道日本战败的原因时，他说，“我国战败的原因是作战力量的迅速崩溃”，他还举出战时日本民众参与黑市交易的事例说，“国民道德的低下也是败因之一”，“此时此际，我认为，军官民、全体国民都应该彻底地反省并忏悔。我相信，全国人民总忏悔是我国进行重建的第一步”。很显然，这个皇族内阁的首脑，把战败的责任归结于诸如军力不足，国民没有积极配合政府等技术性原因，而没有从道德层面反思战争的性质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逃避战争责任的“甩锅”行为，在他的眼中，日本人是天皇治下的“臣民”，而不是“主权在民”意义上的国家意志的主体。“臣民”需要反思的，当然不是决定国家未来的政策制定层面的失误，而是没有能够忠实履行天皇圣谕的失职行为。

在村上视野中的日本国民，当然早已今非昔比，日本市体的社会运动，在战后从来就没有停止，就反核运动而言，作为唯一受到核武器攻击过的国家，日本社会一直有反对的声音，但是，就如村上所说，由于政府和大公司的各种宣传和利诱，大多数人事实上“默认”了现状。但是，福岛的核事故让日本人明白了所谓的政商鼓吹的核设施的“安全神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日本沉寂30多年的反核运动重新兴起。据统计，2011年3月11日到第二年的6月，日本就爆发了至少1000次街头运动。这些街头运动的内容和目的各异，组织者也有不同的政治背景。但是，这场灾难让广大日本国民明白，决定国家命运的“国政”，需要每个人具体的参与和关心，而不是听任权力与资本的摆布。

日本民众的主体意识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被唤起和强化的历史，早在1995年发生的阪神大地震的重建计划制定过程中就可以看到端倪。阪神大地震之后，各地开始由政府统一协调制定重建规划，核心人员是城市规划专家和相关行政部门的官员。神户市东滩区森南地区的重建过程中，市政当局在地震后的25天，就制定了一个“科学合理”的重建规划。这个所谓合理的计划，以居住区间整齐划一、道路笔直宽阔，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合理为特征。但是，这个看似“科学合理”的规划，却遭到当地居民的抵制和反对。规划公布之后，当地居民有28000多人联署，向市政当局提交了一份《森南地区街区重建宪章》，其中写道：

“阪神大地震一瞬间夺去了众多人的生命和财产，把我们推向悲痛和穷困的深渊。但是，我们如今已经从废墟中一步一步走出来，开始重建新生活。为了在废墟中重建我们自己的社区，全体住民制定了这个《重建社区宪章》。

我们的社区重建，将遵循如下原则：我们社区灾前的记忆，是我们的珍贵的财产。现在，化为废墟的这个地方，绝不单单是一块土地，这里埋藏着我们生活的记忆。我们不接受将我们的过去清扫一空的《城市规划》，我们的目标是，把震前的生活和震亡的80多位居民的记忆，铭刻在心，重建美丽家园。”

这个宪章表达的核心是“记忆”，其中包括了幸存者和死者的双重记忆。日本学者寺田匡宏评论说，如果说地震造成了第一次破坏的话，灾后行政当局清理废墟，以重建为名的再造街区，是第二次的破坏。对于居民来说，这里的记忆绝非仅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怀旧。那些经历过生与死的洗礼，还处在“悲伤和苦难”深渊中的人们，在重建自己家园的时候，首先把记忆的保存作为首要条件提出来，充分说明对他们来说，在和灾害对决的极限状态中，记忆和历史，应该成为他们未来生活空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个记忆，将成为他们迈向未来的基石。

唐山大地震

从公共记忆到个体记忆的进化

在中国的灾害史上，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的“灾后”，可以说是最为漫长，其在社会文化上的意义也是最值得关注的。2006年、2010年、2013年，三部同样以《唐山大地震》为题目的影视作品问世，其中冯小刚于2010年执导的《唐山大地震》，不但在国内票房不菲，而且被翻译成为日语，成为少数能在日本主要院线上映的中国影片。2016年7月28日，国家领导人依照惯例，亲赴唐山参加地震四十周年纪念仪式。这足以表明，唐山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了多年，但我们今天依然处在这个漫长的“灾后”之中。

2010年，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剧照。

唐山大地震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3时，震级7.8级，地震中死亡24.2万余人，重伤16.4万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唐山大地震发生的1976年，也是中国政治地震的一年，这一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被捕，第二年复出，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目不暇接的变化，让人一时无暇顾及这场灾难。直到震后第8年1984年，唐山市政府决定建造唐山抗震纪念碑，这座建在市中心的纪念碑高耸入云，主碑碑座高3米，碑身高30米，主体上端造型有四个收缩口，象征人定胜天。碑身四周高1.5米处，为8幅花岗岩浮雕，浮雕主要描述地震灾害和抗震救灾的场面。在碑身高8.5米处镶有一块不锈钢匾额，上面刻着“唐山抗震纪念碑”七个大字。

直接表达这个空间意义的是纪念碑的碑文。唐山抗震纪念碑碑文共866字，这段碑文的内容先概述地震经过，然后是唐山人民的自救，在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唐山迅速恢复重建。最后，文章重点着落在如下结论:“中国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在最后，表明了矗立此碑的目的在于，“告慰震亡亲人，旌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

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

从1986年开始，每相隔十年，在这个抗震纪念碑的纪念广场上，国家领导人都会出席一个盛大的纪念仪式，在这里，24万死者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祭祀和纪念的。也就是说，24万死难的同胞被看作是“我们”——“全体中国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一部分，他们的死，被理解为如同我们一部分的丧失。如此，在纪念碑广场中、在纪念碑前、在纪念馆里，在公祭仪式上，追悼者通过对不幸遭遇的共情，相互产生连带意识，从而使失去亲人的孤独得到部分的消解，心灵的创伤得到慰藉。这可以说是公共祭祀的意义所在。

但是，在唐山之后发生的故事，让我们开始理解灾害记忆的另一个面相，在每年的7月28号晚上，唐山的很多十字路口，都可以看到有人在烧纸，网络上有如下留言：“

(7月28日)

早上出门，只见所有的十字街头都是纸灰！老唐山告诉我们，那是半夜亲属在烧纸钱给去世的亲人，因为当时根本不知道亲人埋在哪里了，只能判断当时运尸体的军车是往哪个方向走的，然后每年就在路经的十字路口上烧纸钱，以慰哀思。”

从这个现象看，我们不难理解，官方的纪念空间和纪念仪式虽然解决了作为公共事件处理的灾害记忆问题，但因为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们失去的不是抽象的二十四万分之一，而是不可替代的唯一的存在。他们是慈爱的父母，可爱的儿女、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等。他们有自己的情感、生活、社交圈、人生理想。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都拥有一个生命的全部故事。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他们的死的纪念与记忆也不是完全可以用一个数字、一个公共仪式所能包容的。他们需要个人化的、属于自己的祭祀和纪念。而矗立在唐山市中心的那个抗震纪念碑，无疑无法满足死者家属的这种个性化需求，他们需要“看见”、“听见”、“触摸”已经逝去的亲人。来确认家人生与死之间的联系，完成身份的自我认同，维系家族亲情的纽带。

终于，在2006年初，唐山市政府决定出资修建一座免费的纪念墙，并决定在南湖建立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新的纪念墙于2008年7月28日正式竣工。所有遇难者家属只需提出申请，经过简单的验证手续，就可免费在纪念墙上镌刻亡故亲人的名字。这座纪念碑将对灾难的纪念从24万死亡人数这个集合数字的记忆方式，转换到将每一个具体的人名刻印在墙上，让死者家属可见可触，这种对人的个体性的尊重的记忆方式，应该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的纪念墙上，刻满了地震遇难者的名字。

从里斯本大地震开始，人类经历了从宗教性的灾害观转向科学认知自然，进而对人类文明自身进行反思的思想进程；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人们开始对科学技术的价值与生命意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反思和评价，并推进了民众自我启发，自我管理的社会进程。而唐山大地震的“灾后”，则给我们呈现出中国四十多年来国家权力和社会心理逐渐“人性化”进程的图景。由此，我们或可不必把灾害解释为“天谴”，但是可以当作一次“天启”。灾害在造成破坏的同时，也成为社会进步的推进器。

日本学者吉见俊哉以奥林匹克的口号为题，表达了日本社会对自身发展愿景的变化，他说，如果说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的话，那么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日本，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奥运会的目标应该是“更快乐、更温柔、更持久”。

吉见的这个思考，对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不无借鉴。这次新冠肺炎事件虽然给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也一定能够浴火重生，让这次灾后的中国和世界变得“更人性、更宽容、更幸福”。

作者｜王晓葵

编辑｜徐伟 罗东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