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2月22日申时八字(1976年2月26日农历八字)

算命不求人——农村民间算命经验口诀称骨算命，可以自己算命

每个人的一生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都是风雨飘摇、在跌宕起伏中度过。爱 的多少，财富的多少，事业的成功，婚姻的幸福度等等这些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朋友们都想用尺子去丈量一下。算命不求人——农村民间算命经验口诀称骨算命，可以自己算命。

站在科学的角度去看待易经算命，既不能因为某些没水平的预测师打着周易算命的旗号骗财骗色就一味的以为周易算命就是迷信，也不能因为某些精通五术，精通命理的预测师算的准就愚昧的相信算命就是神仙。因为算命也只是一门技术，预测师掌握的命理知识直接影响到预测的准确性。

现在不少年轻人相信算命，其中不乏有喜得贵子的年轻父母。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宝宝找人算命。无非是希望宝宝健康成长，迫切的像知道自己孩子的未来究竟怎样。这本无可厚非，但有一些没有江湖道义的江湖术士见了钱就走不动道。也乐于赚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钱。

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养生。小孩子的路还太长太长，以后出现的情况也多有变化。小孩子命也根本算不准。举个例子，就算孩子是好命，父母就因此娇惯放纵孩子。他的命也会因此而衰败。与其希望算命者多说自己孩子好话，倒不如家长自己在家多教育教育孩子，使其养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重要性格因素。

一个人出生的年、月、日、时各有定数，只要把称骨算命中年、月、日、时的重量加在一起，所得即为八字重量，按照后面的“称骨歌”一查，就可预知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出生年的重量：

1941：6钱 1942：8钱 1943：7钱 1944：5钱 1945：1两5 1946：6钱 1947：1两6 1948：1两5 1949：7两 1950：9钱 1951：1两2 1952：1两 1953：7钱 1954：1两5 1955：6两

1956：5钱 1957：1两4 1958：1两4 1959：9钱 1960：7钱 1961：7钱 1962：9钱 1963：1两2 1964：8钱 1965：7钱 1966：1两3 1967：5钱 1968：1两4 1969：5钱 1970：9钱

1971：1两7 1972：5钱 1973：7钱 1974：1两2 1975：8钱 1976：8钱 1977：6钱 1978：1两9 1979：6钱 1980：8钱 1981：1两6 1982：1两 1983：7钱 1984：1两2 1985：9钱

1986：6钱 1987：7钱 1988：1两2 1989：5钱 1990：9钱 1991：8钱 1992：7钱 1993：8钱 1994：1两5 1995：9钱 1996：1两6 1997：8钱 1998：8钱 1999：1两9 2000：1两2

出生月的重量：

一月：6钱 二月：7钱 三月：1两8 四月：9钱 五月：5钱 六月：1两6 七月：9钱 八月：1两5 九月：1两8 十月：8钱 十一月：9钱 十二月：5钱

出生日的重量：

初一：5钱 初二：1两 初三：8钱 初四：1两5 初五：1两6 初六：1两5 初七：8钱 初八：1两6 初九：8钱 初十：1两6 十一：9钱 十二：1两7 十三：8钱 十四：1两7十五：1两 十六：8钱

十七：9钱 十八：1两8 十九：5钱 二十：1两5 廿一：1两 廿二：9钱 廿三：8钱 廿四：9钱 廿五：1两5 廿六：1两8 廿七：7钱 廿八：8钱 廿九：1两6 三十：6钱

出生时辰重量：

子时：1两6 丑时：6钱 寅时：7钱 卯时：1两 辰时：9钱 巳时：1两6 午时：1两 未时：8钱 申时：8钱 酉时：9钱 戌时：6钱 亥时：6钱

（时辰表：子时：23：00――1：00 丑时：1：00――3：00 寅时：3：00――5：00 卯时：5：00――7：00 辰时：7：00――9：00 已时：9：00――11：00 午时：11：00――13：00 未时：13：00――15：00 申时：15：00――17：00 酉时：17：00――19：00 戌时：19：00――21：00 亥时：21：00――23：00）

关于命理常识，真的是浩瀚如海。八字算命，天人合一，它是一门统计学，也是一门运用学。下面的这些经历口诀期望对你有所协助：

一、八字定律：

命局财多愚，才多劳，官多贱，杀多死，印多孤，枭多凶，食多愁，伤多害，刃多残，劫多败，禄多贫，马多奔走，冲多不安，合多热心，阳多坦荡，阴多深重，墓库多克六亲，无财不真实，无官少压力，无印少福分，无伤不别致，无杀不神威，无根难自立。

二、正官正印：

分缘好，为人和蔼，看的高，望的远，有福分。

正官正印口诀：正官正印福自来，稳吃稳坐打江山，威名远布逍遥客，荣华富有自天排。

三、四凶神多：

四凶神多者，没有很好制化，为人诡测，机敏多变，很难同处，如：比劫伤官，为人小气，小气，占便宜，人见人嫌，臭名昭著。偏印伤官，唇舌对错，说话尖刻刻薄，心胸狭隘，容不下人，报复性强。偏印劫财，懒散，坐收渔利，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戏弄鬼点子，喜欺诈。伤官七杀，不务正业，狐朋狗友，背叛心极重，容易流入黑社会，流氓。

四、祖业爸爸妈妈：

财官印食在年月旺相，一般来说祖业好，根基深厚，有的祖上是地主，有的是官宦之家，有的是书香门第等。枭伤杀劫一般来说为贫寒家庭，根基浅陋，六亲无靠，有的祖上泼辣恶名，残疾早夭，打斗牢房等。四凶神成才者，一般都为寒门贵子。

五、容颜：

四吉神者，长得规矩，容颜堂堂，一表人才，为人和蔼，举动优雅。四凶神者，长的粗狂，骨骼独特，机敏干练，为人叵测，举动粗鲁。

六、工作：

四吉神顺境中开展，社会环境命运较好。四凶神者窘境中开展，社会环境恶劣，否极泰来。所谓乱世出英雄就是四凶神。

七、婚姻：

四吉神相对安稳，男人顾家，考虑全局，有责任心，反之四凶神，就不一样了。

婚姻口诀：何知男人像游蜂，明财暗花旺又凋，劫财伤官连七杀，不在红楼也逍遥。四凶神，喜爱影响，新鲜，冒进，斗胆，像个蜜蜂一样喜爱处处摘花惹草，搞外遇，婚外情，泡妞，特别是劫财伤官连七杀三个凶星一同，就更乱了。

八、七杀：

口诀：七杀多了鬼当家，一天到晚事如麻，不是官灾纠纷起，伤灾磕碰病交集。

七杀多了是死神，飞灾横祸侵人身，四凶齐到观存亡，五行逆乱命不存。

马到崖前欠好勒，难临头上有原因，只因机伶多专横，因果循环报伪君子。

九、月令点窍：

财官印食本秀物，好种好栽好耕耘；枭伤杀劫应铸造，饱经沧桑始成金。就是说但凡月令为四吉神，只需不被强力破坏，命主注定是吉命。反之月令为四凶神，如果没有制化，就是凶命无疑。

月令点窍口诀：家里藏官就是福，无伤无劫喜透出，财来相济印来助，今生今世功利足。经常听到算命先生说这个八字有福分，其实最大的福分就是月令阃官，正官就是福分星。

算命不求人——民间算命经历口诀

十、口诀：家里藏刃更不强，喜有偏官做武郎，但逢刑突破害地，一片红云见血光。羊刃就是人世凶器，月令羊刃就是刀枪星。组合好者拿刀枪管人，组合欠好拿刀枪杀人或被人杀。

十一、七杀：生来七杀月中藏，射中手足定见伤，爸爸妈妈爹娘不得力，死守家财少赋税。此命就该往外走，出门见贵有人帮，加工修造你精干，发财立业走异乡。

十二、偏印：生来偏印月中藏，男女都要把情伤，性格有点神经质，多愁善感射中占，聪明起来像山公，模糊起来似甲由，求财望利易激动，上当受骗也应当。冤魂野鬼不离体，求神拜佛是家常。

十三、口诀：用之食神怕谁伤，财能护卫禄能帮，最怕枭杀同来并，非灾即病入牢房。食神本是一演员，得财得禄上青云，枭旺杀强成赌客，朝朝暮暮败家荫。食神有用福寿根，慢福慢贵是天然生成，若逢正官无七杀，遇的财星如皇门。

食神本是一演员，为艺术星。文武双全，技艺，手工，医艺，演艺，才艺，文艺，等等这是食神的天分，具体定位看组合。

(一)食神喜爱见财，食神生财富有自天来，但要日主得禄有助。

(二)食神最怕七杀和枭神一同来搅局，命就欠好了，不是多灾多难带伤残就是牢房之灾。

(三)食神格见旺枭和七杀，喜爱，是个败家子的命。

(四)食神格没被破坏，有福有寿，寿数最长，幸福安康。

(五)食神格见财，又遇正官，有权势，组合好的，官至部级。

十四、口诀：用之偏印怕谁伤，儿来激怒杀来帮，最喜偏财和杀比，三贤友善富有长。偏印本是一苦根，克父伤母自立根，劫多成骗伤多盗，有杀无财是小人。偏印有用也不难，食伤互化有余钱，杀若多时财不制，断指伤残体不完。

偏印是苦根，偏印就是长在黄连上的，偏印为何必，他是专夺食神福分，所以天分就是薄命。天然生成就有克爸爸妈妈的资讯，组合欠好恶疾，伤残，自杀，短寿者很多。偏印多为白手起家之人，给偏印算命叫靠山山要倒，靠水水要干，六亲无靠。

(一)偏印格喜见七杀和偏财三个星组合好就会富有持久，由于只有偏财抑制了偏印的凶性，才干友善同处。

(二)偏印格见比劫旺，这个是坐收渔利组合，偏印主歪脑经，鬼机伶，劫财主骗钱。

(三)偏印格见伤官，这个是的组合，偏印主歪脑经，鬼点子伤官主冒险举动，技术手工。

(四)偏印格见七杀，没有财星来抑制，是小人心性，利令智昏。所谓小人得势，就是这种人。不过七杀多了就要断手断脚，要伤残的。

八字没有完美无瑕的，人生也没有一往无前的，总是缺了这个少了那个的。可是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心，心圆满了，人生也就圆满了。多读《了凡四训》，总能找到人生的突破口。爱往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仁慈的人总是有好报！

周恩来与“”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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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恩来在“”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他赞成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缓解城镇就业压力的新方向,通过给知青写信、肯定有关上山下乡题材的剧本等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60年代上半期,他提出了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指导思想；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了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力度；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在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确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健康有序开展。

[关键词]周恩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

中国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一直延续至80 年代初,其中,最为人瞩目的是其在“”期间的这段历史。其实,作为一种缓解城镇就业压力、适应蓬勃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举措,它在“”前已形成较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与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倡导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其中,周恩来是积极倡导者,并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

一、1955 年至1961 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周恩来通过给知青写信等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开始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初是与中国城镇就业压力增大,而农村又急需有文化的青年来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快速发展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1955 年,在为他亲自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62 页。),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的启动,也成为了激励知青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中央在1957 年10 月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在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中最初使用的是“下乡上山”这一提法。1967 年7 月9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正确方向”社论,从此,“上山下乡”成为全国通用的提法。)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年版,第655 页。)周恩来十分赞同和关于将上山下乡作为城镇青年就业新方向的思路和举措,并在不同场合对此作了具体阐释。1957 年6 月26 日,他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以外,多数都应该参加工农业生产。”(《周恩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151 页。)他还对当时劳动工资方面的规定有碍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表示担忧。1957 年9 月5 日,他在国务院座谈会上指出:目前有关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是许多规定刺激人口增长,不是鼓励人们上山下乡,而是鼓励人们进城。(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73 页。)同年9 月26 日,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作报告时提出:“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和精减人员,鼓励下乡上山,广开就业门路,提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9 页。)

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也采取多种方式鼓励知青上山下乡。20世纪 5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志愿垦荒队,被视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先驱。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就是在周恩来报告的感召下组建的。1954年 9月 23日,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了保证增加农业的产量以适应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在发展合作化的同时有系统地推广新式农具,推广抽水机和水车,推广良种,改进农作技术,增施肥料,防治病虫害,并且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人民日报》1954年 9月 24日。)周恩来在这里提到的尽可能扩大耕地面积增产粮食的思路,打动了很多知识青年。在场的北京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乡长杨华听了,“心里就像着了一盆火”。晚年他回忆说:“正是由于周总理在1954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番话,才使我从此毅然决然地向党组织提出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成了全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队长。”(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8年版,第51、58页。)继北京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萝北县之后,天津、上海、河北等 10多个省、市共组织了 50多批青年远征垦荒。

周恩来还通过给知青写信来鼓励他们上山下乡。1957年 12月 23日,他致信上海市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希望你们能够在同农民共同劳动和过集体生活中,“逐渐锻炼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知识的集体化的农民,并且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110页。)。1958年,上海随之出现了一个上山下乡高潮。1958年4月,周恩来在观看了反映城市知青上山下乡题材的现代豫剧《朝阳沟》后,大加赞扬,并说“要到北京演出,一定会受到欢迎”。同时,对这个戏如何进一步提高,他也作出了指示。( 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3月 2日。)按周恩来指示修改过的《朝阳沟》在北京公演,后来又被搬上银幕,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知青上山下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1955年至 1961年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相比后来,规模小、人数少,时断时续。从 1955年到 1957年,共有 7.9万多名城镇青年上山下乡。自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也使知青下乡工作一度沉寂。青年志愿垦荒队多数也没有坚持下来。

二、1962年至 1966年: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在这一时期,周恩来对知青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高度重视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深刻阐述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

20世纪 60年代初,党和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重大调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和精简政策的同时,从 1962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周恩来对知青上山下乡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把推动知青上山下乡作为党和国家工作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来抓。1962年,他在接见各大区农办负责人时指出:“计划生育和组织城市人口下乡,不能看成是一件小事,应当经常抓这件事情。”(《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11页。)1963年 2月 13日,他在中央举行的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又强调:“我们对人口、劳动力、城市人口怎么样安排,这是一个大事情。总的口号就是面对农村。就是下乡、上山、下水,搞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533页。)他多次主持会议讨论研究知青问题。“”前,一共召开过八次全国性知青工作会议,其中,周恩来亲自到会四次。有一次他听知青工作情况汇报竟长达六个小时,足见他对此项工作的重视。

周恩来还多次深刻阐述知青上山下乡的重大意义。1962年 11月 8日,他指出:“我们安置城市下放人员是积极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就业范围、解决城市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是个长期任务,我们是从这个目的开步走的,所以说这是有前途的事业。”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2页。) 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提出,今后 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36页。)1965年 2月,他又明确指出,知青上山下乡这一工作是延绵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远瞩,长期打算,认真做好这项工作。(参见《人民日报》1977年 1月 17日。)

2、将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知青的安置方向。

20世纪 50年代的知青上山下乡,由于缺乏专门领导机构组织协调,不可避免地出现职权不分、彼此掣肘等问题。随着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有计划地展开,知青安置工作也经历了从无序到有序,从无计划到有计划的转变。这一重要转变,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完成的。

周恩来曾多次强调,知青上山下乡不是临时性的措施,而是长期的方针。根据他的指示,在 1962年 10月召开的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上,首次把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纳入国家计划,就安置对象、方式、经费、物资等制定了相关政策、计划和保障措施,并组建了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1963年 6月 29日至 7月 10日,中央召开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要求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要编制出城镇知青上山下乡 15年(1964—1979)的安置规划。根据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提出 15年内,“估计每年有百万左右的人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04页。)。1965年 2月,周恩来在各大区和重点省、市、自治区安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又强调:动员城市知青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是城乡劳动力安排上的一个方面,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目前在城乡劳动力安排上存在着分散现象,需要加强统一管理。(参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 430页。)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精神,在当年 4月 22日中央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中得到体现。

知青的安置方向也受到周恩来的关注。城市知青最初主要安置在国营农场,但农场能容纳的劳动力有限,国家财政负担也重,各地都在寻求更好的安置办法。周恩来肯定了时任中央总书记提出的插队办法和浙江嘉兴安置插队知青的经验,积极倡导以插队为主安置知青。1963年 7月 9日,他在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会议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提议的,我赞成。嘉兴的生产队能安置为什么其他地方不能这样干呢?……实践证明,只要我们一号召,就会到处有人响应。”他提出:“今后安置方式,插队是主要的,往农、林、牧、渔场安置是第二位。要勤俭办事业,要节省花钱。你们回去订计划时,第一插队,第二插场,第三新建、扩建场。这样就投资少,效果大。”(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39页。)

为进一步统内外认识,有序地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1963年 10月,周恩来又指示:“要搞一个决定发下去,越快越好”。(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6页。)1964年 1月 17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知青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草案)》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动员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40页。)

安置方向调整后,插队比例迅速提高。1962年至 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安置到农场,插队只占 6%。1964年插队比例猛升到61%,1965年进一步上升为63.1%,1966年达到 70%以上。(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79页。)

3、深入总结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经验,及时回答在推进上山下乡工作中需要把握好的方向性、政策性问题。

知青上山下乡推进几年后,动员工作较为顺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迫切需要作出进一步解答。在这种情况下,1965年 2月26日,周恩来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因地制宜；投亲靠友为主；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统一安排,各方协作；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这些经验,涉及知青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提高各级各部门领导的认识,增强他们做好知青工作、关心知青成长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无疑有很大帮助。同时,也增强了广大下乡知青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在这七条经验中,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好地诠释了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持有的基本态度。周恩来指出:下乡知青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我们总要替他们想一想,他们前途怎么样?我们要不关心后代,那么什么人关心呢?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人在服务嘛!我们就要指引他们,告诉他们往哪一条路上走是正确的；帮助他们,检查他们,负责到底。两句话:国家关心,负责到底。一定要这样他们才放心。发生了错误,我们就要纠正错误。发生了偏差,我们就要去纠正偏差。关心不够,我们就要多去关心。遗留下来的事情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就替他们解决。这样才能使他们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安下心,将来就是很好的农村有知识的劳动者,反过来也是能劳动的知识分子,就结合起来了。(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页。)自 1965年以来,周恩来提出的“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这两句话多次出现在中央、国务院关于指导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文件中和各级领导人的讲话里,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上山下乡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贯穿于城乡动员和安置工作之中。

4、通过培养和宣传先进典型人物、指示拍摄有关知青题材的电影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鼓励知青上山下乡。

周恩来特别看重先进典型人物在知青上山下乡中的带动作用。1963年 10月 15日,他在与各大区负责安置工作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华东写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青年一代’、‘第二个春天’等好剧本,北京为什么不能写一个?铁姑娘、邢燕子、侯隽就不能写个剧本?华北局要推动一下。”“其他大区也要抓典型,每个大区、每个省都有这样的青年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41页、58页。)在20世纪50年代和 60年代前期的回乡、下乡知青中间,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周恩来高兴地赞叹说:“天涯处处有芳草,祖国处处有英雄”。他重视培养邢燕子、侯隽、董家耕等知青典型,多次接见他们。1964年 12月 26日,经他安排,邢燕子和董加耕参加了 71岁生日晚宴,坐到身边。(参见卞庆奎:《董加耕:没有看错的年轻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8年版,第 2页。)他们后来都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很有影响的带头人。

周恩来还指示将知青上山下乡拍摄成有关电影。1965年 2月 26日,他召集刘白羽等人,提出要把知识青年下放等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题材拍成纪录片(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713页。),并亲自定名为《百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

5、倡导“半农半读”,推动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

知青上山下乡这一举措,无论对社会结构还是对人们的传统观念,都是一次大的冲击。1964年,鉴于城市升学就业压力和大批毕业生不愿意下乡的现状,国家主席多次论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并把它与上山下乡联系起来。1965年,在倡导半工半读的同时,又提出“城来社去”的新设想。周恩来十分赞成的意见。1964年 12月 21日,他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是一种教育同劳动相结合的新型学校。这种新型学校能够培养出既能体力劳动、又有文化技术的全面发展的新型的人来,为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这种新型学校,是社会主义、主义教育的长远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64年 12月 31日。)1965年 11月 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半工半读办法,当教育部长何伟谈到和安置办公室同志商量,准备抽一点安置经费,采取半工半读办法,动员城市青年上山下乡时,周恩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办法”(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55—56页。)。1965年 12月 28日,国务院批转当年 8月下旬至 9月中旬召开的安置工作座谈会工作计划时指出:遵照刘主席、周总理对全国城市半工半读教育会议的指示精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明年应结合动员城市知青下乡上山,重点试办半农半读的劳动大学,为逐步推行两种教育制度积累经验,为促进农村文化革命、实现科学种田造就人才。(参见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第 61页。)

在领导知青上山下乡同时,周恩来也开始考虑下乡知青的合理布局问题。1966年 2月,当他听说各地知青都愿意到新疆而很少愿意到西藏去时,当即指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由新疆兵团组成一千多人的一个团,由知识青年组成,动员他们去西藏。广大知青听说周恩来希望他们去西藏,在三天之内报名的超过三万人,最后去西藏的有两千多人。(参见《人民日报》1979年 1月 18日。)

“”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步子比较稳妥,进展较为顺利,其工作成绩是主要的。1962年至 1966年上半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累计达到 129万,其中到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有 87万人,占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7.3%。

三、在推动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对知青十分关心、爱护,尽力解决知青生产、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体现了他细致深入的工作作风和对广大知青的深厚感情。

知青上山下乡在推进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一部分知青思想动荡,不愿劳动；相当一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知青的违法乱纪事件时有发生等。发现这些问题后,周恩来极为重视,并尽力予以解决。

设立知青工作的领导机构。周恩来很重视下乡知青的管理问题。1964年,遵照他的指示,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兼任组长,以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及有安置任务的区、县,也都整顿、充实办事机构,调配一定数量的专职干部。到 1965年 4月,全国安置工作部门的行政编制总数已达到 6000人。知青工作机构的逐步建立,对于推进上山下乡,解决下乡知青遇到的一些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重视对知青的业余教育,关心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关于下乡知青的教育问题,周恩来说:“事先要有动员教育工作,小学毕业不能升学的,你要不给他劳动教育,有个两三年准备,他怎么能下乡劳动啊!十二、三岁的孩子不能去,要给他准备,要给他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对这些人从平时的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就得准备。”(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2页。)为满足下乡知青的学习要求,他提出在城市开办劳动后备讲习所,鼓励在农村推广业余教育。按照他的要求,每次安置工作会议都要专题讨论研究下乡知青的业余教育问题,每次发文都会对此提出新的要求。周恩来格外重视在乡知青的精神食粮问题。1963年 10月 18日,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创刊 40周年联欢晚会上提出:今后每年要有大量知青上山下乡,这就需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1965年 2月 28日,他又提出:“《中国青年》杂志最好是面向农村,这样就可以供应青年精神食粮了。要使下乡青年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青年团要担负起来。”(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 63—64页。)

关心“出身不好”的下乡知青。从20世纪 60年代初开始,注重家庭成分的倾向严重起来,一部分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的知识青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周恩来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批评了这种倾向。1963年,针对有人质疑下乡知青典型侯隽的家庭出身问题,周恩来明确表态说:“我们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不要让孩子背家庭包袱。”( 侯隽主编《知青心中的周恩来》,第 83页。)1965年 7月,他在新疆石河子接见上海知青代表,在得知知青卓爱玲因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有些难为情时,周恩来告诉知青们:“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 741页。)周恩来的讲话发表在各大报刊上,对当时“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疑是很大的鼓励。

选派带队干部照顾知青。考虑到下乡知青多数是刚从学校毕业的青年学生,在异地他乡独立生活会遇到种种不便和困难,1963年周恩来在听取工作汇报时,提出动员城镇选派一定数量的干部带领青年下去,帮助安置地区做好安置和巩固工作。根据他的指示,中央下发的有关文件规定:“由城市配备好适当的带队干部,一起和他们下农场落户,至少是在农场工作一个时期,帮助农场做好对这些来场落户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6册,第 600页。)在知青转向以插队为主之后,中央又在1964年把这项措施纳入《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要求城市方面“适时派出干部协助生产队进行巩固工作”(《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8册,第 45页。)。

周恩来及时发现知青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缓解了知青遇到的困难,也缓解了上山下乡遇到的阻力。这是这一时期知青工作开展较为顺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段历史已经结束,但周恩来对知青工作的重视,对广大知青的关心、爱护,以及他亲切朴实的形象却依然长久地留在千百万知青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