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八字(戴笠的八字以戌土为用神)

我所知道的戴笠（一）

黄康永著

戴笠

戴笠从小流氓成性

戴笠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保安镇，生于1893年（属蛇），死于1945年三月十七日。

戴笠小名春风，别号雨农。他从1933年四月一日任中华民族复兴社干事会特务处处长后，至1946年三月死亡时止，曾经用过的化名有：洪淼、汪涛、江汉清、涂清波、金马、金水、沈沛霖、雷云、马行健、高崇岳等。由于戴笠深信麻衣相法，说他的年庚八字五行缺水忌土，所以戴笠在军统特务组织里用的化名，大都引用有水偏旁相联的字体，以填补他八字命运的缺陷。

戴笠父亲早死，靠母亲抚养成人。他也学着颂扬母教的故事，以孝母自诩。他之所以能够从生活中得到的青睐，也被说成是母教的培养。他的妻子毛氏，也是江山人。她于抗战以前，曾经常居住在戴笠家与娘家之间。因戴笠生性好色，妻子不过名义上是家庭组织的成员而已。她于1940年病死在家乡，戴笠却从妻子身上大做文章，以此通令全体军统特务分子，在抗战时期内，无论何人都不准结婚，如果违犯他的规定，一律禁闭四年，不准提前释放。但事实上戴笠个人虽没有正式继续结婚，而其名义上的情妇，则难以数计。他的前妻毛氏曾养过一子，取名藏宜，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过两年书，他自称是复旦大学毕业。这个儿子是个花花公子，同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个色中饿鬼。奸女，作恶多端。1949年全国解放后，他终于受到人民的惩罚，被捕镇压。

戴笠住在重庆，除身边办公的人员和警卫外，他就一个人独住。为了行动秘密，他在重庆的住址就有：曾家岩151号公馆、上清寺康庄三号小洋房、神仙洞公馆；乡下有杨家山公馆、松林坡公馆、乡下中美合作所大礼堂后临时住宿处。他除了重庆这些房子之外，在西安、兰州、成都、贵阳、衡阳等处，都有他的秘密住宅。他于抗战结束后，在上海、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北平、郑州、福州、厦门、苏州等地，都有几个大小不同的秘密公馆和几辆保险汽车。由于戴笠的情妇胡蝶同唐生明的妻子徐来很接近，所以戴笠同胡蝶住在上海时，大都住在旧金神父路十一号唐生明的家里。

戴笠于幼年在江山硖口读私塾，由于他生性好赌好色，在生活上不务正业，因此乡间亲朋大都对他鄙视。当时对于抽头聚赌，一般也要受到禁止和关押罚款的，所以一些人聚赌的时间，大都设在夜里，戴笠常靠骗钱生活。他自己承认，在上有弄假的本领，如偷牌、识牌、换包等各种做假的小动作他都能。因每天都要到聚赌的地方去，从硖口镇去隔着一条河，他每天就用打稻的谷桶从周王庙下水偷渡河去赌。因他长期以骗取家乡亲友的钱，也曾被乡亲毒打过，在硖口也就蹲不下去了，1926年他逃到杭州，投入周凤岐部当学兵。当时也正是大量需要兵源的时候，他当然被收用了。但是象他这样好色好赌之徒，哪里能受军纪的约束？不久，又是故态复萌。白天在兵营里接受训练，到了晚上吹过熄灯号，他就偷偷地越墙逃出兵营去。他既有一套以赌骗钱的本领，手头上比较宽裕，他就利用金钱广结朋友，在兵营里显得相当活跃，并且在杭州结识了不少流氓光棍，由此拜某某为师投入清帮。因在周凤岐学兵营里惯施流氓伎俩，也常受到惩处，他无可奈何，只好离开杭州去上海另找门路。经他帮会师父介绍拜上海大流氓黄金荣为老头子，于是他又在上海过其更加放荡的流氓生活。那时他表弟张冠夫正在上海经营小生意，生活也不宽裕，租住在亭子间里，戴笠初到上海只得投靠张冠夫，同住在一道。戴笠到上海后，人地生疏，但他很会虚装门面，他白天穿的衣服，当晚洗净压平，第二天还是这一套。他就这样在上海滩上进行着招摇撞骗的勾当。戴笠这一套，却得黄金荣的赏识，经黄写信向推荐，戴就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被录取为黄埔第六期入伍生，经过三个月的入伍训练，就分配在骑兵科学习。他在军校六期骑兵科是没有毕业的。直到1939年兼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问到他，才知他不是党员，也还没有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正式毕业。乃下手令追认戴笠为黄埔军校第六期正式毕业生，并由蒋亲自介绍他为党员。戴笠的学历也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取得的。

戴笠的主要经历

戴笠于1928年以黄埔军校失业学生，在南京太平桥过着打流生活，虽然每月可以领到十几元的食宿补助费，而他是不会安分地生活下去的。那时他却想出一套阴谋诡计，偷偷地在失业同学中搜集牢骚怨言以及其他反蒋言论，作为材料编写成情报，经常在南京总司令部门口附近守候，等到蒋的汽车到达时，他就将这些秘密材料亲自递交。时间长了，也就对他逐渐信任。蒋的汽车每到了总司令部门口也就停车接收戴笠的秘密情报。认为戴笠有情报才干，并且十分“忠贞”，就交由侍从室情报小组当组员。当时是由胡靖安担任组长，胡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由于性情暴戾，逐渐不加重视，就派戴笠为侍从室参谋，每月拨给他三千元活动经费，要他负责搜集和反映各方面反对蒋的言论和活动的情报。从此戴笠就得到宠信。蒋认为他是独特的情报干才。

1932年，由刘健群、潘佑强、戴笠等向建议，组成“中华民族复兴社”，经亲自指派戴笠为复兴社干事会特务处处长。特务处于1933年四月一日正式在南京成立。1933年，他揭露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调查课课长邓文仪包庇南昌飞机场火烧的贪污案，撤去了邓文仪的课长职务，派戴笠兼任课长。调查课下辖徐州行辕调查科，武汉行辕调查科，以及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陕西等地保安处谍报股。同时，戴笠要求培养特务骨干，由派他为浙江省警官学校特派员，掌握该校组织、人事、训练大权，大力培养公开警官人员和各级特务骨干分子。这批培养出来的学生，大都是军统后期的高级的特务分子，如毛森、萧勃、章微寒、楼兆元、黄佑等，都是该校培养的高干。1936年计划统一全国警官训练，在南京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浙江警官学校就此结束。从第五期招收的学生都并入南京的中央警官学校，派戴笠兼任该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开始后，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于戴笠在当时内部的资历还浅，从名义上要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局长，并亲自指派戴笠为副局长，掌有实权（局长是无权过问军统局内部事务的，形同虚设）。军统局的全盘组织，人事及情报活动、行政措施等，都由戴笠一人独揽。从1938年到1946年戴笠死时的时期内，军统局先后开办了约百来个特务训练班。其中属于综合性特务训练班的，有临澧训练班、兰州训练班、黔阳训练班、息烽训练班、重庆训练班、东南训练班；属于情报性特务训练班的有外事人员训练班、外交人员训练班、外语人员训练班、荣誉军大训练班、密检人员训练班；属于行动性特务训练班的有检查人员训练班、重庆爆破人员训练班、国术技击人员训练班、湘水擒拿人员训练班、警犬训练班、各省站爆破训练班、江山周王庙行动训练班、修水中美训练班；属于警察方面特务训练班有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上海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北平中美特种警察训练班；属于对方面特务训练班的有重庆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班、汉侦班、界首特侦班，属于思想方面特务训练班的有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重庆暑训班；属于电讯方面特务训练班的有金华电讯人员训练班、东南电讯人员训练班、遵义译电人员训练班、重庆译电人员训练班；属于军事方面特务训练班的有谍报人员训练班、忠义救军官教导团、衡山、陕坝、建瓯、息烽等地中美训练班；属于地区性特务训练班的有南洋训练班、越南战地工作干部人员训练班、台湾工作干部人员训练班；属于行政方面和业务方面特务训练班的有经济监察班、经济研究班、视察人员训练班、管理人员训练班、勤务人员训练班、司法人员训练班、司机人员训练班、通讯人员训练班，财政部重庆、衡山、西安查缉干部人员训练班、东安军医人员训练班、气象人员训练班等等。这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都用戴笠的名义为主任，另派副主任负责全部行政、训练责任。总之，大约训练了特务学生约两万余人和特务武装五万余人。1939年至1942年戴笠兼任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同年，由于要戴笠统一掌握全国帮会组织，在重庆成立全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由他兼任主任委员。1940年兼任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同年，又兼任财政部缉私署署长。1942年，他将署长职务派军统局机要科秘书王抚洲担任。1942年十二月，由批准他与美国海陆军情报局合作在重庆建立中美合作所，戴笠担任所长，美国海军准将梅乐斯担任副所长。1943年因缉私署揭露孔二小姐（孔祥熙之二女）走私案（实际是林世良走私案），激怒了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宋蔼龄，要求命令戴笠放弃缉私署，由孔祥熙派遣宣铁吾担任署长。1944年，由于戴笠在内部的羽毛已渐丰满，就把他正式升为军统局局长。戴笠除以个人名义担任的职务外，由其控制的机关有军令部第二厅、侍从室第六组、侍从室警卫组、军委会特检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各省市地方警察局、警察训练所以及各稽查处、军委会西南运输警务组、外交部驻各国使馆武官和副武官、中国警察学会。他又以调济粮食为名，在重庆南岸、江北、沙磁区等地开办了五家裕民米店，实际上是盗购军粮，囤积粮食。他还在重庆珊瑚坝飞机场上坡开了一家飞虹照象馆，实际上是偷摄各有关反蒋人士从飞机上来去和接送人员的照片，作为情报。

由于全国的警察机关大半都掌握在军统特务的手中，因此戴笠妄图在抗战结束之后担任全国警察总监，作为掩护特务活动的公开运用机关。他第二个意图，计划在抗日结束之后，在内部掌握一部分军事力量。他在抗战期间同美国海军情报局有密切联系，日轰炸美国珍珠港事件和日军要在菲律宾登陆，军统局于事先都有情报反映。当时美国不相信日军会在珍珠港进行轰炸，因此遭受到损失，而对日军要在菲律宾登陆则作了准备，因此美国得到胜利。这样，美海军在抗日结束后，支持戴笠充当海军总司令。但这两个意图，戴笠因于一九1946年坠机殒命而都成为泡影。

戴笠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六年这十三年中，公开得到的奖章有：西安事变纪念章、二等宝鼎章、二等云麾章、甲种光华奖章、忠勤勋章、抗日胜利勋章等。

戴笠死亡的经过

胡碟

戴笠于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奔走于宁、沪、平、津、青岛之间，其主要的秘密，是为作消灭的阴谋布置和指挥特务组织活动。他于1946年三月十六日由北平乘航委会拨给他使用的一架222号专用运输机改的客机，当天在天津住了一宿，第二天由天津起飞，准备十七日到上海参加胡蝶与潘友声的离婚签证，以保证他同胡蝶正式结婚，然后转重庆，以实现他与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争夺建警计划，由他兼任警察总监的企图。同时，他还决定要在重庆主持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大规模军统局成立纪念“四·一大会”。但当时据航空气象的反映，气候恶劣，对于飞行有危险。戴笠坚持于十七日要赶到上海，命令多带汽油，如果在上海不能降落，就改为南京降落。他的决定是任何人不能反抗的，飞行员只得冒险起飞，因为上海气候不好，又是大雨，飞机不能降落，从而改飞南京。南京也是滂沱大雨。遂由空军派了四架军用机起飞导航，因云层低，又有雷雨，导航机和戴笠222号专用机联络不上，飞机与地面联络也受到障碍。到十二点半以后，地面的联络和戴笠222号座机联络中断，地面已叫不到222号的联络。这时戴笠座机已闯入江宁板桥镇南面的戴山腰上。据目击者言，飞机先撞在一株树上，然后再冲及约二百公尺高的岱山上，一声巨响，全机焚烧。一代杀人恶魔就此结束了生命，同机十三人（连机组人员）全部被焚身亡，无一幸存者。

戴笠的性情和作风

戴笠从小就是流氓成性，最善于伪装。这就形成了他在建立军统特务组织后的思想言论基础。他为了鼓吹“戴笠”的名字，他就标榜自己的名字是有来源的，他说：“古诗有云：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君担签，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在军统组织里是必须遵循的准则，所以在军统局训练处设立了一个编撰科，专门搜集和记录他平日的言行，并由编撰科主办了《家风》和《清白》两种刊物，刊物的内容主要为他自吹自擂，是每一个特务必须阅读的刊物。军统的长期标语是：“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些标语不仅长期挂在礼堂里，还在《家风》和《清白》刊物上交替刊登，也就是从他的性情和作风上反映出来的“意旨”作为军统政治活动的基础。为了哄人，他在不少集会上，最喜欢引用孟子的一段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实，戴笠这个人是两面三刀，很难捉摸的。他对于可利用的人，奉承巴结，对另一些人则凶残暴戾，令人害怕。从他交结朋友和驾驭部属就可以看出他的真正面貌。胡宗南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早就得到的信任，因此从师长爬到军长、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的高位，是黄埔一期生中爬得最快最高的。戴笠同他形同手足，不仅在面前吹捧他，而且把自己的学生兼情妇叶霞翟介绍给胡宗南做老婆。只要对他有利的，不论是内的元老派、军政大员、金融界巨头、海外商人，或上海流氓等，都有他的朋友。如程潜、汤恩伯、杜聿明、曾扩情、章士钊、何浩若、贝淞荪、伍仁硕、林可胜、杜月笙、黄金荣等，都有交往。他更会走的裙带门路，如宋美龄这条线，从秘书到女佣人，逢年过节都要送礼送钱，因此博得“夫人”对他赞不绝口，深为器重。与宋子文也很交深，用“戴笠”的亲笔签名可以在中国银行取款。与蒋经国又亲如兄弟。由于他善于弄虚作假，经常运用情报特权，制造假象，说好说坏，随他为之。在家庭之中，从女佣人到宋美龄对他倍加亲近，因而戴笠更加得到的重用和信任。就曾经说过，“只要雨农插手，我就放心了。”当1946年戴笠死后，就表现得非常伤心，曾多次去南京灵谷寺向戴笠灵柩凭吊。但是，戴笠对于部属有一套驾驭方法。军统特务组织的纪律是残暴的，既不遵守国家行政法规，也没有自己的单行法例，戴笠认为不许可的事或违反自己意旨的一切行为，就是违纪犯法。首先就是禁闭，这种禁闭大都没有时间，如果戴笠稍不如意，就很有可能遭枪杀。因此，在军统特务组织里的特务成员，无不害怕戴笠的“家规”。军统局里的高级骨干，如周伟龙、余乐醒、谢力公等都先后受到戴笠禁闭。他自认为最能干的特务许忠午、楼兆蠡等，在军统十三年的历史里就禁闭过七、八次。军统东南训练班副主任桂运昌由于闹人事矛盾，曾被关押在息烽阳朗坝监狱里。当桂运昌从息烽监狱出狱后，担任息烽训练班政训处长时，他只要听到息烽阳朗坝几个字就满面发青，汗流浃背，有时偶然路过这座监狱，也会心惊胆战，吓得两脚抬不起来，要人搀着才能行动。由此，监狱里的残暴管理，也就可想而知。前已提到，戴笠于1940年死去了老婆，他就异想天开地强令别人也不要有老婆。他下了两道手令：第一道手令，凡有家属在重庆的特务，都要把家属迁回老家，至少也要离开重庆，理由是有家属在身旁就不能安心工作。第二道手令，他硬性规定军统组织里在抗日战争没有结束前，不论何人都不准结婚，如果违犯了这个规定，就一律禁闭四年，决不特赦释放。对于第一道手令，我就是将妻子儿女迁回湖南家乡的，至于触犯他第二道手令的，从1940年到1945年因私自同居或秘密结婚而被禁闭的就有一百多起。戴笠对于部属还更残酷无情的是动辄秘密制裁（就是枪决）。黔阳训练班教官王伯刚，是戴笠黄埔骑兵科同学，1935年调衡山游击干部训练班担任教官，这个班当时是同合作开办的，戴笠认为王伯刚同人员过往密切，就调回息烽监狱禁闭。戴笠最忌军统分子同人接近，说要杀一做百。当时有不少人担保王伯刚是无异心的，但戴笠终于将王伯刚秘密制裁了。戴笠的杀人是不择手段的，在旧法律规定怀孕的妇女如犯了死罪，要待分娩后再决定执行。贵阳邮电检查所检查员杨某因生活困难私拆了二十元汇款信件，戴笠亲自决定判处死刑，不管她即将分娩，仍然立即执行。这一枪也结束了无罪婴儿的生命。在军统内部戴笠凭个人意气擅行枪决的就将近二千多人。但戴笠用一套猫哭老鼠假慈悲的办法，认为他这样地制裁军统特务，是为了维护军统特务的“纪律”。对这样死了的特务，称之为。“殉法”、“殉职”、“殉难”，在每年的“四·一”大会也列为“烈士”，一同设灵堂悼念。每年参加这个大会时，也要亲自主持祭奠。军统特务组织里的成员，既没有开除，又不许脱离，如果有人自行请求长假的话，不仅不会得戴笠的批准，甚至还有被关押的危险。戴笠就说过：”我们团体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当然有不少人对于这种规定是听而生畏的。但他也用一套利诱的方法，特务处原只有七百多人，不到十三年的时间，就扩大到三万多人和十几万外围人员，还有不计其数的运用人员。戴笠的基本特务的待遇较一般军事机关同级人员待遇要高一些，公开的外围特务除本身待遇外，还享受军统的特权待遇。至于那些不计其数的运用特务，大都有不同数额的津贴。此外，还有工作活动特别费、节日特别费。就是那些被禁闭释放人员，在释放之后，不仅可以获得工作，还可以由戴笠亲自批发一笔特别费。戴笠为了诱致青年当其骨干，还正式订定有选拔才能和晋级提升的人事制度。由于戴笠残暴狡诈的性情和虚伪善变的作风，形成他那一套驾驭控制部属的手段，使得他在军统特务组织里能够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