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之身八字(官商命好不好)

八字伤官详解

伤官的特点：

伤官是日主所生的并且阴阳相吸，主要表现为个人向外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和技艺。这些才艺通常是表达方式另类、前卫、热烈的外向型才艺，如唱歌、舞蹈、表演等。伤官也代表着子女的含义，因为它是由日主所生。

古语有云，聪明不过伤官，伶俐不过七杀。伤官人格因其聪明敏捷、口才流畅、性情好色且生育能力佳，因此常喜欢炫耀，表现自己。此外，伤官因其多才多艺、擅长赚钱，在经济方面也有很高的慧根。平时，伤官人格喜欢露出自己闪光的一面，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优点。

伤官星的最明显特点是自视甚高，常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表现出傲慢自大的态度，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因此，伤官星需要其他星座的印绶来平衡，以便发挥其优势。

伤官的喜忌：

1：伤官星为凶神，需要靠印星来制约。这种命格喜欢伤官旺盛，印星有力，并且印星要避免被财星破坏。

2：伤官喜见财形式伤官生财的格局，适合依靠自己的特长和知识来赚钱。这种格局的人通常能够通过自己的技能和学识获得财富。

3：伤官喜见七杀，八字中的七杀，具有强烈的进攻性，需要加以控制和化解。若能适当地控制和化解七杀，最易获得财富与地位的成功。利用伤官克制七杀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一份奏折引出的“皇商”辨析

一份奏折引出的“皇商”辨析

崔满红

一份奏折的别样解读

“山西商人研究学术活动群”是十分活跃的晋商研究学术交流平台，起到了资料共享、观点互动的重要作用，是我每天都会关注的一个好去处。

今天一位朋友发上来一份乾隆朝的奏折，是说朝廷采办的铜转运的事情的。顺带了他的一篇解读——《乾隆朝里的太谷皇商》，里面涉及到了对“皇商”的不同理解。

朋友对奏折中的“官商”两字的理解有了一个自己的判断——凭此认为孙家应该是“皇商”。

关于皇商的一孔之见

奏折中的“官商”两字怎么解？“官商运解”应该是指官家委托商人运解铜这件事。一孔之见。

为皇家采办商事的，概称“皇商”不准确，有史以来中国早期的多数商人做的大部分商务都涉“皇”，耳熟能详的明初开中制涉及山西很多商人为边关采办军需，都不能称为皇商——晋商中能称为皇商的应该算清初八大家，很多商人高估一点应该算红顶子商人，距离皇商还是很远的。

秦商自称“帝国商人”，其实也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皇商，只是身居长安，皇城根儿下是老家罢了。

皇商是受皇室委任，代表官方营商，垄断由朝廷经营的重要产业的商人。隶名内务府，代表皇家营商，以官方身份管理由朝廷经营的产业，为皇宫供应各种物资的资本家便名“皇商”。

皇商是特殊的商人阶层

皇商隶名于内务府，清朝的皇商有些按例会赐封官衔，不少人品级在五品以上，如皇商范毓馪并赐封正二品太仆寺卿、江春赐封正一品光禄大夫、胡雪岩赐封从二品布政使、张弼士赐封正一品章服顶戴、叶澄衷赐封正二品章服顶戴、伍秉鉴赐封从二品官衔、盛宣怀任从一品邮传部尚书。

皇商享有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经营范围极广。清朝的皇商在皇室与朝廷的支持下垄断许多重要行业，且结交权贵，功名迭出，不但是把持经济命脉的大资本家，亦是参与科举功名，担任高官要职的官僚世家。

清廷入关后，顺治帝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八大晋商家族，封官授爵，并召之入籍内务府，御封为“皇商”。八大家族因为清廷入关提供军需物资支持而建下功勋，得到了清朝皇室的信任，成为直达天庭、既富且贵的皇商，从此世代效忠于清王朝。

由皇帝任命，以官方身份管理朝廷经营朝廷的重要产业，代表皇室营商的商人即为皇商。

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晋商家族，顺治皇帝亲自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爵位，范永斗等人竭力推辞。于是，顺治封他们为“皇商”，授予官方身份和皇家背景，隶籍内务府。

在内务府皇商中，地位最高的，便是领内库帑银行商的皇商。能支领皇宫内帑，说明已经充分得到了皇室的信任，支出的皇帑越多，也就说明和皇室的关系越密切。内务府家臣做到拿着皇帝内帑私财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说自己的地位真正超过了外朝臣子。介休范氏、扬州总商江春、以及曹雪芹的祖父的曹寅，都是此类皇商的典型。

皇商的主要职责有五项，其一是代表皇室，经营由朝廷垄断的商业，如铜铁、盐业、茶马、丝绸、皮草、铸银等；其二是管理皇家在各地的资产，如京城及各省的皇店、东北乌苏里的人参种植等；其三是在战争时期为朝廷运送军粮、军备等各种军需物资并承办军火的生产；其四是代表清廷官方主持对外贸易事务，管理港口海运与洋船货物；其五是为宫廷生产并供应各种物资，如康乾时期的介休范家。

皇商享有封建王朝所赋予的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大规模地从事与封建王朝的财政、军需和经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商业活动。在清代的官商中，以内务府的皇商最为著名，其资本之雄厚、经营业务之广泛、与封建王朝的经济、政治联系之深，都远远超过历代的官商。皇商在清代整个官僚阶层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皇商经济对清代商业资本的发展，乃至对清政府的财政和社会经济，都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皇商长期参与清朝上层的政治军事活动，出任重要官职，从事与当时封建国家财政、军需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铜、盐运销、对外贸易以及其它一些重要的大规模独占性商业，垄断了清初时期对蒙古的全部贸易，和清朝皇帝、王公贵族、部院大臣以及许多地方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八大皇商范家为耀

八大皇商

八大皇商是指山西商人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这八个皇家商人。清王朝建立之后，厚赏八大家，顺治专门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许以官职爵位，顺治封他们为“皇商”，也就是专门为皇家服务的商人，籍隶内务府。

清政府把张家口附近的五百里地赐给他们开垦，义务是“每年办进皮张，交内务府广储司库”，以供皇家专用。八大皇商在顺治初年正式入籍内务府，代表皇家营商，经营朝廷垄断的产业，此后历代世袭皇商之业。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介休范氏的范永斗，他受命主持贸易事务，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采购业务，由此，范家又被民间称为“皇家参商”。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范氏地产无数，在各地有房产一千多间、茶场五座、茶山五千亩、洋船六艘，这还仅仅只是范氏财富的冰山一角，而且功名迭出，既有进士，又有武举，官高权重，世代皇恩。可以说皇商在有清一代，真正是富贵流传，财雄势大，声名显赫，手眼通天。

八大皇商在皇室与清廷的支持下，垄断了全国的铜铁、皮草、盐业、丝绸、茶叶、人参等等支柱产业，甚至朝廷的军粮军备供应及军火生产也由八大皇商垄断，并受朝廷委任，管理港口和海运，代表清廷官方主持对外贸易事务。

介休范家

介休张原村范家，祖籍陕西，后迁居介休县张原村。据《张原范氏家谱》记述：“始祖志纲公于前明成化年间由陕徙晋，寄居于介休城中，后迁于张原村。”范氏自志纲传至第六世范明，始携长子永魁到塞外经商，收入颇丰。明末三子范永斗（字肖山），继承父兄事业，成为操纵张家口一带贸易八大商人之一，主要与外蒙古族和辽东女真族开展马市交易。

康熙执政时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乱，由于路途遥远，且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每石米运到军中需120两白银。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范永斗的两个孙子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联名呈请皇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三分之一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

这一重大军功，为范氏与清王朝进一步结合开辟一条坦途。当时的范家既富又贵，担任官职的有五十多人，仅以第三代的毓字辈和第四代的清字辈计，毓字辈大儿子任太仆寺卿，二儿子任布政司参政，三儿子又破例擢为正定总兵官，署广东提督等职，“皆为显官”。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在科举功名方面，得中进土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庠生若干人。

范氏迭出功名，实任朝中或地方官吏。所谓“兄弟从子，各艳当世”。这一家族当时允文允武，半商半官，上通朝廷，下连市井，也算是钟鸣鼎食、富贵逼人。

尽管范氏成为一门朱紫的豪贵，但其家族特征仍是皇商本业。范氏的商业成就及巨大财力，为取得政治权力提供了可能，而入官以后门楣光大和掌握权力，更进一步为家族商业提供支持。官商融合在皇商范氏家族发家史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范家商史

顺治初年，范家被赐产在张家口定居，正式入了内务府籍，顺治帝还要赐给范永斗官职。清王朝更以特许经营等方式，给皇商范氏带来种种经济特权。

范永斗是范氏家族承任内务府皇商的第一代，在其子范三拔襄助下，成为内务府诸皇商中最得力与最受宠的。范家最初受清王朝委托，往来于关内外进行边贸。随着爱新觉罗氏君临全国，又受委托大规模经营铜、盐，这些生意属于独占性商业。当时，范家“运铜、铅于诸省，国用流通”。

从康熙到乾隆初年，范氏家族在经济和政治上达到鼎盛的时期。其中，范三拔的三个儿子(范氏入关后第三代的三个代表人物)，为清王朝运送军粮，有力地支持平定准噶尔叛乱，建立重大的功勋，因而大大提高范氏家族的政治地位。

重大军功

据《清史稿》记载：范氏故巨富。康熙中，师征准噶尔，输米馈军。六十年(1721年)再出师，范氏请以家财转饷，受运值视官运三之一。雍正间，师出西北二路，怡亲王允祥荐范氏主饷，累年运米百余万石。寇犯北路，失米十三万余石，范氏斥私财补运，凡白金百四十四万。世宗特赐太仆寺卿衔，章服同二品。将帅上其功，赐职太仆寺卿二品官。

据乾隆《介休县志》记载：“康熙六十年，西征准噶尔，道远粮运，范氏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且省国费以亿万计。”

《参政范公墓志铭》记载：“公壮而敢为，倜傥有大志。转粟北塞也，先后凡八年，涉危险，驰绝漠，声震朝野。

范氏成功地输送大量军粮到西征准噶尔前线，卓越完成后勤供给，这是一桩了不起的功劳。尤其是出私财数百万两支援军需，在官商史上更是前所未见，正如《清史稿》作者赵尔巽等人所说：“范氏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求诸往史，所未有也。”

范氏承任皇商最初几十年中，拥有巨额财富，保持着强大的经营和组织能力，并且充分利用本家族累世积累的边疆活动经验，才能完成承办粮草这一难度极大的任务。

官商融合

范家对朝廷的报效当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补偿。1729年，雍正特赐范毓并正二品的太仆寺卿衔，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后世另外一个更出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被授予从二品的布政使衔江西候补道，在官衔上尚不及范家。范毓考上了武举，从千总干起，当过天津镇总兵，累官至广东提督，1750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00来字的小传。

垄断盐业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范家在经济上的实惠当然更大，其中的一项是，获得了中国北方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范家摇身而成盐商之首。仅在长芦一地，范家就持有盐引10718道，按每道引200斤计，就控制了食盐214.36万斤。而且，限定的销盐地区条件十分优越，靠盐场近，人口稠密。范氏在潞安、泽州、直隶、河南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1732年（雍正九年），原来在大兴等八州县承办盐业的皇商李天馥积欠30多万两盐课银，面临破产，范氏收购之。最兴盛时，范氏供给1000多万人口的食用盐。

多元产业

范家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清初以白银为本位货币，但民间交易多用铜钱。国内只有云南产铜（“滇铜”），矿源缺乏，康熙年间起从日本进口“洋铜”。最初由沿海民商承办，用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及其他杂货换取日本铜，利润极高，据记载，“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十”。范家联络张家口的五个皇商，要求承办对日铜贸易。从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范家每年贩铜60万斤，占进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后，年贩铜140万斤，占进口量的1/3强。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张家口有商店6座，归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1家，在张家口有地106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此外，范氏还从事木材、马、皮毛、人参等贸易，并与英商进行玻璃贸易，开采铅矿。范氏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范毓在老家介休张原村修筑范家大院，极尽奢华，被当地人尊称为“小金銮殿”。

功名迭出

皇商范氏为清王朝效力，也得到了清王朝褒赏。仅以范氏毓字辈和清字辈计，先后有二十余人任官职，其中毓宾任太仆寺卿，毓奇任布政司参政，毓覃以武举破例升为正定总兵官，后署广东提督。此外，还有太仆寺少卿一人、员外郎二人、郎中一人、道员一人、知府一人、同知一人、县丞二人（其中有些系捐纳）。在科举方面，进士二人、举人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范永斗、范三拔等也以子孙而贵，被追赠为骠骑将军、资政大夫、奉直大夫、儒林郎等，他们的妻子也追赠为夫人、宜人等。范氏不仅是皇商，而且有不少人获得功名，任中央或地方官吏。范氏是上通朝廷、下连市廛、半商半官的豪门富贵之家。

范家的重大军功，为范氏与清王朝的进一步结合、跻入官场的更高层，开辟了一条坦途。使范氏一族成为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作为家族最重要的皇商本业，为其赚到巨大财力，也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方便与可能，进一步密切了与朝廷各级官府的联系，又为本家族的商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有力的后盾，走上一条与封建政府紧密结合的道路。

官僚商人混到可以拿着皇帝的钱做生意的地步，才敢说自己真正成了“皇商”。范氏在雍正、乾隆两朝也是颇受恩宠，当经营出现巨额亏损后，乾隆皇帝还六次拨给范氏累计140万两内帑银钱，希望范氏的情况能逐渐好转，直到亏空越来越大，实在无法填补才被抄家，但乾隆依然酌情从轻处罚，对范氏后人颇有照顾。

皇商特点与利弊总结

当时比较大的皇商有这样的特点：

一是皇室借助他们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饷供应；

二是皇商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在战争期间，他们负责为皇家督造兵器运输粮草，而政局稍微稳定之后，凭借和皇室的特殊关系，他们和朝廷进行了更密切的联系，大到垄断各种支柱产业，小如替皇室采买大内物资，如宫廷修建的木材、后宫的衣服织造、宫廷花木种植、胭脂水粉等，东西虽小，但量大，且待遇丰厚。所以，皇商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好的差事，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国企。但是皇商和皇室联系过于紧密，牵一发而动全身，就像《红楼梦》中所言：“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皇商作为和皇家联系紧密的商人，很容易牵扯到宫廷派系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