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八字(国民党八字命理)

中国最具收藏价值金银币赏析——系列

1、中华二十一年双帆壹圆金币

市场估价（RMB）：420~480万

此枚金币直径为3.93cm，重为37.6g

中华二十一年像三鸟帆船壹圆金币为金币收藏中的珍稀品种之一。该金币发行于二十一年（１９３２年），俗称“三鸟币”。金币正面图案为文装侧面像，人像上方为“中华二十一年”字样，背面图案为一艘二桅帆船行于海上，船右方为旭日东升图案，船上方有三只飞翔的海鸟。

此币发行不久，民间流传：帆船右边海上旭日东升暗喻日本（因日本国旗即太阳旗），船上三只飞鸟暗喻日本轰炸机，因适值日本侵华，国人反日爱国情绪高涨，此币被认为有辱国格，是为不详之兆。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情，紧急收回，不再使用，同时改版设计新图样，去掉旭日东升和三鸟图案，准备再次铸造发行，但新币钢模制成时已是二十二年初了，造币厂于是将币模正面“二十一年”改为“二十二” 年，然后再次发行，这就是目前多见的二十二年帆船壹圆银币。“三鸟币”铸造时间较短，铸额小，传世的更为稀少。

2、中华十八年帆船纪念银币

市场估价（RMB）：420~48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1cm，重为26.7g

1929年（十八年），国民政府委托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奥地利等五国雕刻钢模，试铸像壹圆银币，正面图案为先生西装侧面像，孙氏头像上环刻铸造年份“中华十八年”字样，背面图案为三桅帆船驶于海上，帆船左、右刻面值“壹元”，这组样币因背面帆船上有三根桅杆，钱币收藏界俗称它们为“三帆船”币。

3、正脸中华十八年签字版帆船壹圆银币

市场估价（RMB）：400~48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2cm，重为26.8g

1929年（十八年），国民政府委托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奥地利等五国雕刻钢模，试铸像壹圆银币，正面图案为先生西装正面像，孙氏头像上环刻铸造年份“中华十八年”字样，背面图案为三桅帆船驶于海上，帆船左、右刻面值“壹元”，这组样币因背面帆船上有三根桅杆，钱币收藏界俗称它们为“三帆船”币。

4、侧脸中华十八年帆船签字版伍元银币

市场估价（RMB）：400~48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1cm，重为26.4g

1929年（十八年），国民政府委托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奥地利等五国雕刻钢模，试铸侧脸像伍圆银币，正面图案为先生西装侧面像，孙氏头像上环刻铸造年份“中华十八年”字样，背面图案为三桅帆船驶于海上，帆船左、右刻面值“伍元”，这组样币因背面帆船上有三根桅杆，钱币收藏界俗称它们为“三帆船”币。

5、正脸中华十八年签字版帆船伍元银币

市场估价（RMB）：400~48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3cm，重为26.5g

1929年（十八年），国民政府委托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奥地利等五国雕刻钢模，试铸正脸像伍圆银币，正面图案为先生西装正面像，孙氏头像上环刻铸造年份“中华十八年”字样，背面图案为三桅帆船驶于海上，帆船左、右刻面值“伍元”，这组样币因背面帆船上有三根桅杆，钱币收藏界俗称它们为“三帆船”币。

6、中华十八年签字版帆船壹圆银币

市场估价（RMB）：390~47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3cm，重为26.7g

中华纪念币是近代中国钱币中的精品，有着前史熏陶，是价值很高的革命文物，具有深远的前史纪念意义;一起，仍是考古和研究中国前史文化难得的实物。宝贵的中华纪念币记录了辛亥革命惊天动地的伟大前史，因为历经百年风雨，纪念币存世量极为稀少，尤其是品相好的更为稀缺。二十五年壹圆银币计版式四种，其中侧面像背配帆船，分别有壹圆大字版和壹圆小字版二种。二十五年布图版又分大小及厚薄重量之不同。

二十五年像帆船壹圆银币大字版 估价约400~600万。像帆船壹圆银币大字版参照金本位半圆图案设计、因此水波纹、帆船、壹圆等图样几乎近似。

7、中华国民政府十六年造签字版纪念银币

市场估价（RMB）：390~47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cm，重为26.1g

十四年(公元1925年)，先生为了商谈全国和平大局，毅然应邀北上，不想于当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十六年(公元1927年)，政府在南京钟山建造了中山陵，并将先生的灵柩从北京移至南京。1927年，由国共两党合作的北伐战争胜局基本奠定，北洋军阀统治集团遭受沉重打击，政府准备建都南京。政府有关部门为顺应当时，拟定停铸“袁大头”，开铸像银币。南京造币厂为此铸造了480枚纪念银币，赠送给护送委员会委员。“十六年造”壹圆银币，显然是与“中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关系密切。因那时已辞世，故背镌中山陵以资纪念

此枚签字版先生银质纪念币，俗称“纪念币”。正面图案上端镌有“中华国民政府”八字，中央为先生正面大头像，在右肩上镌有英文“KOSHSH”字样。显然，这是英文签字版的标志。KOSHSH是当时天津制币总厂第二金牌雕刻师，他与泉友们熟悉的意大利雕刻师乔治L.GIORG齐名，签字同出一辙。浅浮雕，双眼炯炯有神，面目栩栩如生，须发清晰可辨；背面中央为竖写面额“壹圆”两字，下方为铸造年份“十六年造”四字，左侧是青松和旭日东升、光芒四射的太阳，右侧是中山陵祭堂的建筑图案

8、中华十八年签字版壹圆银币

市场估价（RMB）：380~45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3cm，重为26.5g

1929年（十八年），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广东造币厂试铸了面值为壹元的银币样币。该 币正面镌先生正面像，上铸“中华十八年”七字。背面正中镌“壹元”二字，外圈有两束嘉禾，其刻模手法非常独特，两嘉禾禾芒芒尖刚好相接，这是其它币所从未有过的。此币是银币之中的大珍品，极具收藏价值与投资价值。

9、中华十八年帆船签字版壹圆银币

市场估价（RMB）：380~45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2cm，重为26.1g

1929年（十八年），国民政府委托美国、意大利、英国、日本、奥地利等五国雕刻钢模，试铸像壹圆银币，正面图案为先生西装侧面像，孙氏头像上环刻铸造年份“中华十八年”字样，背面图案为三桅帆船驶于海上，帆船左、右刻面值“壹元”，这组样币因背面帆船上有三根桅杆，钱币收藏界俗称它们为“三帆船”币。

目前留存下来的十八年壹圆银币计版式共四种：其一，侧面像背配帆船，分别有壹元大字版和壹元小字版二种；其二，侧面像背配布图壹元，分别有直径32毫米小型版和直径35毫米大型版二种；其三，有十八年侧面像背配布图壹元一种。其中十八年壹元小字版帆船目前为孤品，因为此币的图案设计与国民政府的要求不符，故币模未送往中国。所以，它与中国银币中的“奉天一两”齐名，为中国银币中的罕世珍品

10、中华十五年签字版壹圆纪念银币

市场估价（RMB）：380~45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3cm，重为26.4g

1926年（十五年），广州国民政府决定由广东造币厂试铸了面值为壹元的银币样币。该币正面镌先生正面像，上铸“中华十五年”七字。背面正中镌“壹元”二字，外圈有两束嘉禾，其刻模手法非常独特，两嘉禾禾芒芒尖刚好相接，这是其它币所从未有过的，而且还是签字版。，币是银币之中的大珍品，极具收藏价值与投资价值。

11、中华二十一年帆船签字上三鸟版银币

市场估价（RMB）：360~43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5cm，重为26.6g

此币为1932年(二十一年)版，正面为像，上边有“中华二十一年”字样，背面为双帆船图，帆上有飞鸟三只，船的右边有太阳，左右两边是“壹圆”二字，也就是俗称的“三鸟币”。当时三鸟币发行后被民众认为暗喻日本轰炸机，是为不详之兆，所以被国民政府紧急收回不再使用。因产量少，再加上此款是极少数的签名版，故收藏价值极高。

12、中华二十五年壹圆纪念银币

市场估价（RMB）：360~43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1cm，重为26.2g

二十五年像背布图壹圆小型银币，直径32mm、成色七二、重20克。币模由前上海中央造币厂委托美国费城造币厂制作，系试作时之样币。改成古布图案设计之目的，是财政部计划发行减重降色银币时以此区分成色，又称“厚片”极为罕少。据说钱币收藏家王亢元曾为求得一枚直径32毫米的小型二十五年布图壹圆银币，竟动用了一幢洋房的代价

中华二十五年孙小头钱币聚集了其时政治、经济、对外等社会境况，能真实地反映出那时候的前史情形，可谓是前史意义极深。跟着岁月的逝去，时刻的沉淀。当越来越多的人对古钱币发生爱好的时候，此刻，钱币的保藏价值和市场价值就凸显出来了。保藏市场上，钱币不断以高价成交，尤以晚清时期的钱币最受欢迎，可谓是一片红火。

13、总理纪念银币

市场估价（RMB）：350~42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1cm，重为26.3g

1927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政府取代北洋军阀统治，在此情况下，国民政府的财政部决定用纪念币等新银币，取代使用多年的“袁世凯像银元”。当时的南京造币厂因绘样镌模种种手续短期内无法开工而拖延时，为筹措资金、发展厂务，海军马尾造船所于1927年初向福建财政委员会提出承办铸造银辅币的业务。福建的造币厂抢先一步，获得“总理纪念币”的铸造权。

1911年10月武昌辛亥革命起义成功后，更被推选为中华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宣告中华临时政府成立。先生是反清革命团体同盟会总理，反袁时期又任中华革命党的总理，故人们都称他孙总理。1927年，福建造币厂为纪念逝世，铸造了一套总理纪念银币，这是废除封建帝制后发行的第一种贵金属铸币，有壹圆、贰角和壹角三等记值，署“总理纪念币”，计四款。此为壹圆款，收藏价值极高。

14、中华二十一年金本位壹圆帆船下三鸟版银币

市场估价（RMB）：350~420万

此枚银币直径为3.91cm，重为26.5g

二十一年金本位银币试铸样币共有一套四种面值，分别是一圆、半圆、二毫、一毫，其中一圆有齿边和梅花边两种，半圆和一毫则为光边。这种二十一年下三鸟金本位银币由上海造币厂设计试铸，由于并未这套银币并没有通过审核，所以上海造币厂也就铸造了极少的样币，目前存世极少，为银币中的名誉品，极为珍贵。

败退台湾：有8大原因，自己却一个也没分析对

败退台湾：有8大原因，自己却一个也没分析对！

1949年底，已经过了62岁生日，这时的他头发花白，已经逐渐进入老境。

和他“风烛残年”的生理年龄一样，他在大陆的日子更是没几天，每天都处在担惊受怕当中。新中国已经于10月1日成立，大陆已经基本被解放军解放，虽然已经败退台湾，但每天都在煎熬。

这种日子，比当年在西安被张杨扣押的日子更难捱。1927年，率北伐军狂飙突进的时候；1928年底，他扫除群雄、“统一全国”的时候；1945年秋，他享受二战4大战胜国元首的崇高声誉的时候，绝没有想到他会沦落到今天的日子。

在日记里，这个老人止不住哀叹：所有经余二十余年所建立之国民革命基业，皆为其十个月内毁坏殆尽，呜呼！局演变至此，国几不国！

1949年11月14日，从台湾飞往重庆，这是他最后一次踏上大陆的土地。但解放军的进军速度极其凌厉，没几天就打到重庆城下，他只好仓皇逃往成都。当时的情况特别狼狈，像陈立夫这些要员逃走时都没挤上飞机，是坐火车来成都的。

强装镇定，每天都和胡宗南等人召开会议，可每次都是胡宗南哭丧着脸从屋里出来。除了煞有介事的开会，每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对着军事地图，一呆就是好久。

12月10日，截获一项绝密情报：已经起义的原云南省主席卢汉建议西康省主席、川康滇黔4省联合“剿匪”副总指挥刘文辉，干脆把扣起来交给解放军。

大吃一惊，立即决定离开成都，这时刘文辉的布置的人已经基本控制了住处一带。在关键时刻，不忘“风度”，他做完祈祷之后，和蒋经国一起高唱国歌，之后才赶入凤凰山机场。

这一天的下午3点，通过飞机上的窗户，向成都看了最后一眼，飞机刺穿天空，隆隆飞去，于下午6:30到达台北。

这是对中国大陆的最后一瞥。

最后仓皇逃离大陆，当然是全方位的失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但最关键的，是其军事上的失败。在解放战争中，部队被消灭了800多万，如果军事上没有败得这样惨，就谈不上彻底的失败。

临进北京前，主席在西柏坡就曾说过：“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再一次使用了“全方位”这个词，全方位的优势，就是绝对优势，那个时候几乎没人敢相信几年之后会被解放军赶到台湾岛上去。

包括解放军的领导人们，也不敢相信胜利来得如此之快。

主席第一次表达要解放全中国，应该是在抗日战争临近末期的1944年12月，他说：“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

但更多的人只把这句话理解为信心和愿望的表达，而不是真正的规划。事实上，中国何时能彻底解放，包括主席自己也曾多次做调整期望。

因为解放战争前的双方实力对比，实在太悬殊了。

当时军队450万，散布在各地的我军加起来，也不过127万，才是对方的四分之一多；部队的武器装备本来就明显强于我军，再加上接收了日军全部在华装备，又有美国大量军援，而我军除了战斗中缴获来的日式装备，基本还是小米加步枪，甚至有些地方部队连“一人一枪”都做不到。

从兵种上看，两军的差距更是一目了然，相对于泰森和赵丽蓉的实力对比。

有空军，根据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周本是陆军上将，因得到陈诚的赏识后来执掌空军，1946年出任空军总司令）的报告，有可以用于作战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而解放军在敌机来袭时，除了卧倒隐蔽之外，最多是拿机枪，连一架与敌作战的飞机都没有。

同时，军队有海军，各种舰艇240多艘。

而我军的“海军”呢？对不起，要等张爱萍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那时已经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了，而全国海军的正式成立、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则是1949年10月份的事。

先看几个有意思的事例：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揭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当时刘邓大军用的什么船？答案是破木帆船。

1948年3月23日，主席、周副主席和弼时同志率从陕北东渡黄河前往华北，用的是什么船？答案仍是木船。

1949年4月21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向全国进军，用的是什么船？答案还是木船！

这就是海军和解放军“海军”的对比。在日记里也对自己的优势得意洋洋：“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装和特种兵。”

从地盘上看，双方又是怎样的差距呢？

抗战刚胜利，军队就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了控制了全国大部队地区，早在1945年9月23日，就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收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祸患已除其半矣！”

当时留给我军的只有北方的几块根据地，而在南方历经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艰苦创立的根据地，后来都根据谈判协定让给了。

正因为有了这些极大的差距，才自信满满，他多次在日记中表达了“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在各地都进展顺利时，说：“共果不就范，一年内可削平之。”

林罗刘在四平失利后，更是得意忘形，说解放军“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如果配合得了，运用灵活，就一定给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结果只用了四年时候，就被消灭了800多万，被从中国大陆赶到了台湾那几个海岛上。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但今天我们只尝试分析在大陆失败的军事原因，因为这是最根本和最关键的原因。而对于除军事因素的其它原因，留到时机合适时再谈。

在的军事生涯中，确实有好几次他占据了明显的上风。

第一次是在北伐中，最终的结果是孙传芳、吴佩孚和张作霖被全部消灭，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服从南方的领导，这是第一次辉煌，因为他完成了未竟的事业，“统一”了全国。

第二次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全国苏区在军队的重压下大面积缩小，最后不得不放弃苏区进行长征，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正是主席、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所在的中央红军。

第三次是经过多年的抗战之后，击败了强大的日寇，结束了日军对中国的侵略，也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此时，个人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中国位列“四大战胜国”，许多人一度认为中国实现了强国梦。

人生的这三大辉煌，都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北伐战争统一全国，有北伐军英勇善战，有北洋军阀不堪一击，但有相对北京而言，南京的青春朝气和锐意进取，因为有一定进步性，战胜敌人是自然的事。

第二次战胜红军，迫使三大红军先后踏上长征之路（也包括红25军的单独长征），那个时候军队和红军最大的不同是，军的空前强大，还有他们的对手并非主席，而是李博等人，李博用现在的观点看，根本不是会打仗的。

最后，打败日寇，因为这是对抗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另外，当时的在国仇家恨面前，有过可圈可点的表现，而且放大背景看一看，有强大的美国，有强大的苏联，如果只靠的单打独斗，绝无打败日寇的可能性。

但解放战争对来说很可悲，他沉浸在自己以前的辉煌中无以自拔，完全不懂与时俱进的道理。

1946年夏，数十万大军云集宣化店，不得不率军突围，“中原突围”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到时候为止，一直认为解放军在战术上红军时代没多大差别——既然敌军战术没有变化，那自己也不需要改变战术，就能轻易制服解放军。

十多年前，不就是这么做的吗！

我们可以看看解放军在这些年经历了什么变化，红军时代，由于敌军过于强大，、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游击战，事实证明这是对付反围剿的最佳办法。主席是游击战的开创者，他总结的16字游击战方针至今耳熟能详。

但到解放战争，大家突然发现，不可能再和武装到牙齿的重装军团打游击战，必须转变为打阵地战。阵地战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应用，但很少，延安为此也争论过是“游击阵地战”好还是“阵地游击战”好。

然而在和打了几仗之后，解放军就迅速掌握了阵地战的要诀，学会了怎样在大兵团、重装备、正规化的敌军面前打阵地战；尤其可贵的是，东北的林罗刘在锦州之战之后、徐向前在晋中和临汾之后，都学会了城市攻坚战——陈粟的华野最早学会攻坚战，而华野的攻坚能力之强也一直全军闻名。

解放军的打法，是一种大开大合，十分高效而务实的战术，不会过多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也不会在什么“国际声望”上做纠结，在西北战场放弃延安就是一招高明的棋术：以延安为诱饵，导致胡宗南和马家军数十万大军在西北游荡，无法想象，如果这些兵力用于其它解放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而正好相反，究其一生，都困在“守土有则”的怪圈中，部队可以被消灭，但地盘不能丢，问题是军队都没了，地盘还怎么守？解放战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在守城，从而又在不断地丢城……

很多地方都能显示出解放军的灵活性和军队的呆板和僵化：

解放军没有军饷，军饷成为压垮它的重大原因：很多省主席唯一的任务就是筹措军饷，为了征粮收钱，很多省份不管丰歉，农民有高达90%的收成都被收走。甚至还出现主管钱粮的官员被上司逼死的闹剧。

解放军解决兵源的办法有多种：可以从翻身农民中获得，可以由以前的伪军中获得，也可以由战俘中获得，边训练，边打仗，边进行觉悟提高，只要有用，就可以充实到部队里来，同时进行思想教育。所以林罗刘出关时只有11万人，等3年后重新入关，军队就达到恐怖的百万之众。最早时候，黄克诚他们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把东北军队从10几万变成了30几万！

唯一的办法是拉壮丁……

解放军干部没有私产，这在军队中是不可思议的。个人财产把次牢牢地拴住，想灵活都灵活不了，围绕着私产，的部队成为一支庞大而僵化的怪物，在解放军灵活而凌厉的打击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决定战争胜败的最根本原因是人心向背，什么是人心向背？像解放军这样能动员得了人民的，才是向，否则就是背。

的系统，无力也不可能对全国实行真正的动员。因为他无法解决人民的根本利益，甚至他连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什么都不知道。

反而解放军，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深入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他不喜欢待在中央（就像他和瞿秋白说的：不愿意和你们一样住在上海的高楼大厦里），而是喜欢蹲在条件艰苦的农民，和普通农民坐在地垄上拉家常，到了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代就开始致力于解决土地问题。

可以说，中国问题的钥匙就是土地问题。

整个的大陆时期，他们都没掌握把钥匙。

不懂土改，不能解决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你拿什么来进行全国动员呢？

确实，也在全国范围内做过尝试，进行总动员，还提出了许多口号，像什么“戡乱”、“新生活”、“总体战”，但在普通老百姓看来，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在大陆的最后时刻，尽管解放军已经向江南进军，他一再发布各种动员令，但不管是广州、成都还是重庆，从老百姓的脸上，他看到的都是冷漠和麻木。

即使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前夕，到重庆，发现四川的老百姓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衣食住行，而不是军队所谓的前途和安危。

能做的，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弄丢了中国大陆。

反观解放军这边，进行全国总动员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因为从解放区被开辟的第一天起，解决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就被提上各级干部的日程。

土改做全国农民都成了解放军最强大的依靠，翻身农民成为解放军的兵源，支前的主力也是翻身农民，敌人来的时候坚壁清野、为解放军收集情报、陷敌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不就是真正的动员吗？

当在全国动员问题上主席显现出远高于的眼光时，战争的结果其实已经注定了，唯一不同的是，到底用多久才能把他这点家底儿折腾光……

按说，是科班出身，毕业于著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主席却一天军校也没上过，但最后的结果却是，野路子打败了正规军，喝洋墨水的被喝土墨水的赶出了中国大陆。

事实证明，虽然是科班出身，但他的军事水平，不见得比一个师长更高明。在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并没有建立起像样的军事思想体系。而只读过《三国》、《水浒》和《资治通鉴》的，却有着像游击战16字方针和“十大军事原则”这样足以指导部队打胜仗的思想。

在日本学到了什么呢？

乍一看，非常体系，非常正规，非常标准，很容易复制。如：每队以一旅为单位、每日行军不超过25公里、行军顺序完全按照教科书等，还有一些类似“坚壁清野”、“主动出击”、“攻中有防、防中有攻”这样的军事原则，看上去特别具体而严整。但战争不是沙盘推演，事实上在战场上的敌情瞬息万变，哪能机械地照搬课本？那和李德用地图指挥、连一门迫击炮放在哪都有规定有什么区别？

至于他总结的那些战术原则，确实正确无比，但毫无用处。

看看解放军是怎么样进行战术训练和推广的，拿东北林罗刘为例，他们总结的“三三制”、“一点两面”、“四快一慢”等，一有空就连训带讲，结合实际战例讲解，不要说指挥员，就连普通士兵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好。

客观地说，也不是一无是处，他的大局观和战略眼光还是不错的，但往往落实不下去。一到那些大区长官那里就被抵制，因为这些长官各有各的算盘，不管是东北的卫立煌还是华北的傅作义或是华中的白崇禧，唯一例外的是杜聿明，因为杜是蒋的嫡系（杜的问题等下再说）——而一被抵制，就毫无办法，最终以自己妥协了事——所以，他的战略眼光好是相对的，不被执行有什么用呢？等于零。

最要命的是，坚守城池的原则始终像一根绞索一样吊在的脖子上，这是他永远无法摆脱战略被动的最主要原因。地盘决不能丢，地盘就是命根子，这种思想和主席不纠结一城一地得失的思路比起来，高下立判。本来，作为最高首长，强调守住城池是没有问题的，但把它绝对化了，后来简直成了他的一种“守土情节”，因此永远放不开手脚，战线越拉越长，兵力越来越分散，哪个点都想保，哪个点都不想失，哪个点都要派兵驻守，因此被机动灵活的解放军打败就再正常不过了。

对此毫无办法，他只能在日记里无奈地说：“防不胜防，此剿彼竄（窜），颇难为计。”

在军事指挥上还有一个爱好：喜欢越级指挥。

他不了解战场实际情况，但总爱干涉前方将领用兵，他长途遥控指挥，但他的命令下达时，战场情况早就发生变化，而那些处于一线的军长、师长，怕被“军法从事”，只能违心地执行他的命令，这样做尽管输掉了战争，但没有违抗命令，因此不会被追究责任。

即使是他的嫡系将领，对这种喜欢插一杠子的作风也头痛，杜聿明为了在关键时刻甩掉他，在战场上专门关了通讯器材，没想到相当执着，竟派了飞机空投手令……

简单看下的用兵，四渡赤水出其不意，放弃延安换取主动，跃进大别山无后方作战转守为攻，三大战役摧枯拉朽，一切指挥只有一个原则，务实，战场情况要求怎么用兵，他就怎么指挥。

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只当过半年兵，之所以有最后的结果，可能别的都不好解释，唯一能解释的，恐怕就是智慧问题了。对的军事指挥能力，只能有一个评价：典型的军事教条主义者。

从学历和背景上看，将领可以说是非常辉煌，有国外名校毕业的，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保定军校毕业的，中生代将领则多出自黄埔。而解放军的高级将领，除了朱德和等人外，只有个别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而黄埔军校，实际只是基层干部的短训班而已。

张灵甫是北大高材生，廖耀湘是法国著名军校毕业的，邱清泉是邱疯子不假，但也是个军旅诗人……

那为什么最后是学历高的战胜学历低的？要知道在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有很多人最初的文化相当低，包括后来成为元帅的贺龙，都没受过多少文化教育。

主席曾说过：“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又说：“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

解放战争中，有过多次堪称“灾难”的换人，比如在东北，他先派熊式辉和杜聿明，又换陈诚，最后换上卫立煌，还把杜聿明也拉去。客观地讲，这几位水平都不差，要么是军事水平高，要么是对蒋忠诚，要么是军政干才，但这几位努力的结果是不仅成就了军事天才林罗刘，更关键的是把东北全境都丢了。

在徐蚌战场，派“猪将军”刘峙在前，又让杜聿明“掺沙子”于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刘峙被伤了心，而杜聿明也被捆住手脚毫无作为；在华北，傅作义不肯向南撤军；在西北，胡宗南被彭德怀耍得团团转；在华中，白崇禧拥兵自重，只想把赶下台……

如此多的牛人，怎么会被用成这个样子？

并不认为他拥有很多军事人才，在、周恩来等人渡过黄河进入华北时，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载：“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内部并非无人，但用人只有两大标准：一是看派系，二是看听话与否。

白崇禧是内部少有的军事统帅型人才，只因为他是桂系大佬，是蒋的政敌，因此从来不敢放手使用；另一个极端是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最多是一个师长的水平，却因为既是的老乡，又是黄埔系，就硬被提拔成西北战略大区最高主官。凭心而论，当时的西北，如果换了白崇禧、傅作义等人，只怕以毛、周、任为首的中央会极度危险。

何应钦曾直接批评的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不妨再看看的用人。

最初他派林总去东北，但当时东北最高领导人是彭真，后来为了统一东北领导，调彭真回延安，东北由林总一把抓，最终东北一举解放；陈毅曾在淮北六战一胜，但主席派他坐镇华野，而由粟裕行使部队军事指挥权，结果华野威震天下；在西北，主席把贺龙的部队交由彭德怀指挥，成立西北野战军，拖垮了胡、马的数十万大军……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一句话，主席让解放军的将领们敬畏和佩服，而则让他的指挥官们厌烦，这恐怕是两人的一大区别吧。

派系林立属于军队先天软骨病，从娘胎里带来，没法治好。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只要看看部队最初的组成和成因，就知道这是从根儿里落下的毛病。

军，起源于北伐甚至更早些时期，那时候，部队里除了为代表的黄埔军（中央军嫡系）之外，还有李济深的粤军、李白黄的桂军、唐生智和程潜等人的湘军、朱培德的滇军（他后来又主持江西军务），再加上后来刘湘等人的川军，被他利用红军进入长征后吃掉的王家烈黔军，中原大战后收服的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等，还有西北的马家军和新疆的盛世才，如果再加上更小些的军阀，那的部队简直就成了一锅大杂烩！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一碗水端平，因此，整个部队就成为一个松散的大联盟，不时有人挑事儿造反，于是就不断重组，派系斗争从来都没间断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历史上曾有三次下野，这三次下野全部都是派别斗争导致的，还全都和桂系的翻云覆雨有关系。

即使是在军中派系斗争相对较少的抗战时期，也不时被军阀们激怒，他在1945年3月的日记中曾经非常露骨地辱骂出身彝族的云南省主席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猡猡就是彝族的蔑称，对龙云的不齿和愤怒无以复加。

但如果你认为军队中的矛盾仅存在于不同的派系之间，那就大错特错了，就是中央军的嫡系之间，相互拆台、相互使绊子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用土木系大佬、曾任参谋总长的陈诚的话说就是“贪婪怯懦，毫无生气”。

邱清泉一向被人称为“邱疯子”，意为打仗不要命的意思。但这可实在是误会了这位先后就读于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和德国陆军大学的高材生，其实，邱清泉在牺牲友军、保存实力方面也有着相当的造诣。

1948年夏，时任第5军军长的他坐视75师的覆灭而袖手旁观，气得在日记里大骂：“此全由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暗淡乎？”

不过，除了在日记里骂骂邱清泉外，居然拿他没有任何办法。于是，之后的邱清泉再接再厉，一再上演见死不救的好戏，淮海战役第一阶段，黄百韬兵团的被围被歼，和他的自保和缓慢有直接的关系。

到最后，蒋家王朝临近崩盘时，对将领们也处于失控状态：“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于不顾。”

可能蒋先生对于军队的派系与倾轧，唯一的出气对象是日记，而日记也只能起到树洞的作用，对于消灭派系、增进团结协作则完全无用。

我军的政工系统，在保证军队不变色、保持战斗力方面，起到了最为核心的作用。

从建军之初，等人就十分重视政工系统的作用，从“三湾改编”一直到井冈山，再到“古田会议”，健全政工体系、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是军队建设的重中之重。

就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的几乎同时，朱德和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也进行了类似的举措：重新登记党、团员，把数十名党、团员分散到各连队去发挥带着作用。

所以，不管是红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亦或是解放军，都是人民的武装，都是党领导下的军队，都是凝聚力超强的部队。

但看看部队，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其实，在部队建立早期，他们也和苏联军队看齐，在部队中设立过党代表一职，不过，后来的军队向美军学习，政工干部就成为只做些琐碎的后勤工作，对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完全不起作用。

解放军的队伍中，政工元帅罗荣桓、政工大将谭政和政工上将萧华等十分著名，其实，即使在十大元帅中，像罗荣桓这样的政工元帅也不是个案，如陈毅元帅和聂荣臻元帅，最初也是政工干部出身。

陈毅最初是南昌起义中被周恩来和任命为主力部队73团的政治指导员，在后来的转战过程中，陈毅的政工作用非常突出，和朱德一起保存了起义火种，并把这800多人带上了井冈山；而聂荣臻是在苏联深造过的，到中央苏区后先后担任了总政治部主任和红1军团政委，情况类似的还有，只不过他是红3军团政委。

这里还要再提另外一个著名的政委，即129师、晋冀鲁豫军区和中野政委，他和司令员正好是一对互补，在中野，大家对更多的是尊敬，对更多的是敬畏。对于决定中野的方向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他是战略型政委，不管琐事，具体事务都由张际春他们负责。

只要看看几大战略区的政委，就知道部队的政工干部为什么不行了：东北军区政委是林总，野战军政委罗荣桓；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野战军政委陈毅；中原军区政委，野战军政委也是；西野政委是彭德怀，华北军区政委是。

几大军区之间，几大野战军之间，从来都是配合作战，从来没有本位主义，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淮海战役中的双堆集之战，歼灭蒋军重装集团黄维兵团，缴获大量重武器，但陈毅一声令下，让华野的陈士榘和陈锐霆把这些重武器全部留下，让中野“补补身子”。稍早前，有句名言：“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反观部队，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因此谈不上什么部队的精气神，1949年，行将覆灭，但大家谈论起来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和自己毫无关系。系统的松散和冷漠可见一斑，也更谈不上什么军纪了。

尽管到后来，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大声疾呼：“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一直到死，都不知道什么叫人民的军队，从而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政工的重要性。

不管是在的身边，还是胡宗南等重要军事将领的身边，都有我军派出的情报人员。最有名的莫过于郭汝瑰、刘斐和熊向晖等人，方面的重要行动对解放军来说形同虚设。

周副主席曾说：“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实情。

胡宗南是“天子第一门生”，是浙江宁波人，又是黄埔一期生，是双料嫡系，所以尽管才具平庸，仍然把西北交给他。但就是在这样一位最受信任的主要将领身边，熊向晖潜伏多年却一直没被发现！在毛周任转战陕北期间，胡宗南、刘戡经常率几万大军尾随只有几百人的中央，却一直被戏耍，不管对毛主席还是对胡宗南，都算得上“奇迹”了。

身边的重要幕僚人员郭汝瑰和刘斐两人曾长期不和，一个赞成的，另一个必要反对。这不是演戏，而是真的，当时双方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其实是红色间谍。在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中，郭汝瑰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第三厅就是作战厅；而指挥淮海战役（方面叫徐蚌会战）的核心三人组，即是、周菊村和刘斐。

完全想不到会有红色间谍渗入，别人多次跟他讲，他还拒绝相信。他的贴身工作人员熊丸后来回忆说：“刘为章（刘斐）本身正是个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觉得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敢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

解放战争中，几乎所有重要的作战信息，解放军都能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而且，长期潜伏在军队系统中的高级将领，总是在最关键时刻率师起义，打一个措手不及。特别是淮海战役中的几个人，碾庄圩围歼黄百韬第7兵团时张克侠和何基沣的起义，双堆集歼灭黄维第12兵团时的廖运周起义，都是解放军取得辉煌战果的重要原因。也包括之前的韩练成，如果不是他在关键“临阵脱逃”，陈粟又怎能顺利取得一战歼敌5万人的莱芜大胜？

对于解放军的情报系统来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我们都知道著名的“龙潭三杰”，特别是钱壮飞深入虎穴，探听到顾顺章叛变的绝密消息，立即上报从而将周恩来、陈云等人安全转移，这可以说是传奇中的传奇。但在那个时期，我军的情报系统实际是相当困难，也是相当危险的，因为那时敌我实力对比十分悬殊，像“龙潭三杰”这样渗入敌人情报系统的，当属个案。

一直到抗战开始后，国共实现合作，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和李克农等人的领导下，深入系统的情报网才大规模拉开，用本人的话说，就是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红色特工，著名的如熊向晖、沈安娜等人，他们长期潜入核心将领的周围。甚至，一些军政要人的亲戚，本身就是红色特工，如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和陈布雷的女儿陈琏等人。

对解放军来说，的作战命令完全是公开和透明的，的全面溃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解放军取得最终的胜利，其实从延安时期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当时的中国，存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国统区，大家看到的是、官僚、混乱和浊水横流，而在延安为代表的解放区，人民感受到的却是一股清流，这是大家从未体会到的一种感觉。

从平型关大捷到百团大战，我军坚持抗战，人们开始敬慕八路军；而延安带来的清苦和奋斗风潮，使得众多知识青年大批来投，甚至统治区的社会贤达也纷纷组团来访。可以说从那时起，延安就俘获了全国人民的心。

抗战即将胜利时，黄炎培曾经和在延安的窑洞里有过著名的“窑洞对”，主席向黄炎培提出，我们可以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周期率的支配，因为代表人民的利益，因此可以长盛不衰。“窑洞对”作为佳话流传十分广泛，使全国几乎所有高级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而不是重庆。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到重庆谈判，我方的诚意是显而易见的，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都做出显著的让步，这让全国人都看到了曙光。柳亚子对主席莅渝十分激动，称之为“弥天大勇”。

解放战争使得和的形象持续恶化，四大战胜国荣光迅速成为泡影，国统区一片混乱，王云五的财政改革使普通民众的生活陷入崩溃边缘，卖点生活必需品都有大包小包去，里面装着成捆的钞票。

当一意孤行出尔反尔，宣布召开伪国大时，他就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他自己彻底变成一个民贼，爱好和平的人被抛弃，居间奔走了多时的民盟被宣布非法。张澜，这个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朱德和罗瑞卿的老师，为和平呼号了多年，结果自己苦心经营的民盟成了“非法组织”……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站到的对立面去！

不仅如此，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和冯玉祥等人，也从阵营中分化出来，成立民革。这是一个信号，标志着的已经走到历史的反面，根本无法代表人民。

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关键，解放军搞土改，解决人民的利益问题，搞金融改革，把钱都捞到权贵手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权贵阶层的代言人，在他的背后不是普通百姓，而是虞洽卿这样的大买办！

最终，人民选择了用脚股票，1949年10月1日，在城楼豪迈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同一时间的，只能躲在他剩余不多的地盘上苟延残喘。

丢掉中国大陆之后，余生就在台湾度过。你知道这个时候他最恨谁吗？他最恨的既不是解放军（把他赶出大陆），也不是他自己（亲手丢掉大陆），他最恨的有两个方面，这让人出乎意料。

他最恨的一是美国，二是桂系。

早在1949年初，他就说过：“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而是失败于俄史（史即斯大林，旧译史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美国马歇尔）。”

这其实对美国和马歇尔是一种莫大的曲解，“美马”完全可以感到很委屈。事实上，在援助对抗解放军一事上，美马可以说是问心无愧。只是到后来，美马发现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对他援助根本就是无底洞，这才决定走马换将的。

比起美国和马歇尔来，更恨的是桂系，前文说过，一生有三次下野，这三次下野的背后，都有桂系的暗中捣鬼。更有甚者，认为自己在大陆的溃败，完全是李白的阴谋所致，如果不是桂系的逼宫，解放军就不会获胜。

的自欺欺人，到了一定的境界。

新中国成立前夕，还在日记中大骂白崇禧“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

坦白说，丢失大陆真的不关李白的桂系什么事，而且，在对抗解放军时，桂系屡次顽强阻击，若非桂系，只怕的江山丢得更快。远的湘江战役不说，就说陈毅在泗县的失利，刘邓在大别山的艰难困境，以及在青树坪的回马枪，都是桂系干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罗刘之所以有段时间在东北打得特别艰难，和白崇禧有直接的关系。

桂系想取而代之是真的，白崇禧和美国人眉来眼去也是真的，李宗仁不听招呼非要竞选“副总统”更是真的，但这一切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是不行了，局面没法收拾了，李白才“应运而生”的，这个因果逻辑关系要弄清楚了，不然就会像一样闹笑话。

在的反省总结中，几乎没有一样说到点子上，只有一样勉强算是说对了，那就是对军队和军人的评价，说到这些，他一连用了12个“无”字，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但这些归根到底只是现象和结果，更深层次的原因和本质在哪里？他不知道，也反思不出所以然来。

至于上述分析的8大原因，更是连边都没有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