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奇八字测号(易奇八字号码吉凶)

手机号码有吉凶吗

目前市面上很多预测手机号码吉凶的体系，也是近几年刚刚开始兴起的一种形式。有的是借用八宅风水，有的梅花易数，有的河图五行，有的六爻，有的奇门，很多人疑问手机号码到底有没有吉凶。经过几年的不断验证，笔者认为号码没有吉凶而言，却有适合与不适合之说，适合就是符合个人八字命理，不适合就是不符合八字命理。那八字命理至少大家要知道自己的喜用神和大运是什么五行属性。知道了这些就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手机号码了。

“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写作对我的影响与启示

作者：张闻昕（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

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际，不少人都向往以往的平常生活。“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成为美好的祝愿与心中的期待。这个温暖人心的句子，出自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照 资料图片

总体上说，汪曾祺的作品，紧贴着生活的本真面目，充盈着烟火气的质感与色泽，他在生活现场记录、捕捉、回望、酝酿，他在用心地打量周遭的人、事、物、情，再用素朴的文字，抵达人性深处，给人心以宽慰，让汉语的韵味绵延。

3月5日，是汪曾祺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们特地刊发两篇文章。王澄霞教授主要聚焦汪曾祺对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写作风格的承继与拓展，写出了文脉的传承。张闻昕是在读研究生，也是青年作家，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汪曾祺作品的熟稔与青睐，思考也颇有见地。“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收尾的这句，道出了文脉的传承有了新生力量。

汪曾祺说：“我欣赏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实上，将这一句话当作汪曾祺创作生涯的注脚，也是很妥帖的——当我还是位小读者时，我这么想。后来我成为一名创作者，仍然这么想。

我喜爱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于对他笔下可亲世界的向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写作的道路，落了笔，才发现他对我影响至深。我究竟向他学习了什么？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托付出的一颗赤子之心？也许我应该循着他的步子，从头看起。

所有的创作，都起于作家对生活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

开启一次创作，试图“无中生有”，对大多数写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简单的事。且不论灵感迸发不常有，更何况如刘勰所说，“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肠之余，我从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毕竟他总有那么多生机勃勃的人物与故事。一回，他借小说主角之口，说出他这个“写小说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对所有的人都有兴趣，包括站在时代的前列的人和这个汉俑一样的卖蚯蚓的人。”

他确实对所有人都感兴趣。女儿汪朝写他上早市，出门前先揣两根烟在口袋里——那是给卖鸡人抽的，递根烟，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对方的生活。对生活拥有一份持续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长大成人，这天性便逐渐地丧失了。然而作家不能这么干，作家得永远留着那双好奇的眼睛。

因为所有的创作，无论之后如何雕栏画栋，都起于最初捕捉到的那点激动和惊奇。而要达到创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对生活熟悉到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并且这种熟悉不能局限于与所写题材相关的生活，连题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顾。你瞧，对生活缺乏兴趣的人断做不到如此。

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

会看，不一定会写。将目中所视、脑中所思誊到纸上，又是一道关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简单：“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说是这么说，“准确”表现在文章里，到底是个什么劲儿呢？

在许多人眼里，写作是场围猎，要描述的对象是一只能跑会跳的兔子。作家用尽可能多的描写充当猎人，面面俱到，不断接近，从各方面包围猎物。运气好，那只兔子便收入囊中；运气不好，则既丢猎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处于云蒸雾罩之中。

我想汪先生对这种做法是不会满意的。他要准确，是要人写如击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着。为磨炼出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养成时时观察的习惯，用明晰的语言将印象固定住。积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选择，层层过滤出看似浑然天成的“准确”。用汪先生的话说，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会说，“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饭，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衬百味。这里头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识到，仅仅把握平淡，文字会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迹象，他还不太服老。有句诗可陈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用最普通的字词，写让人耳目一新的句子。这对小说家提出要求：别醉心于一套自己过于熟稔的语言模式，上句还没完，下句就黏糊过来，连读者都摸得门儿清。还是要和自己的语言保持距离，在写每一句话时，都要像第一次学会说这句话。留着时间去打量它，在与变换的新语言反复熟识的过程中，再挖掘与埋藏“言外之意”。

读者们都知道，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巨大。沈先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句教诲：“你这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说的是汪先生初学写小说，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太漂亮，太“玄”。让农民说大学生才会说的话，人物显得虚，立不住。再后来，汪先生就明白“贴到人物来写”，甚至“滚到里面去写”了。写谁，就成为谁。垂暮老人与缤纷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虽都有奔忙的人，他们的前方又怎会是一样的风景？要是用无关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记事》里的巧云多傻！何必去尝那辛骚的尿碱汤呢？十一子也不会因此苏醒过来。可是巧云要尝，她心爱的男人奄奄一息，是为了她，她尝一口有何不可？这只装着尿碱汤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给她，要她尝，而是巧云自己想尝，她把碗抢过去，汪曾祺根本拦不住她！汪先生就是这样实践着沈先生的教导。

语言不仅要向老师学。别人的话里，民间曲艺里，现代作品里，古代作品里……作家对语言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街头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词字：“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如此每日集几句，作家的语感逐渐被澄清，写起来就干净、有力，余味悠长。

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

下笔的轻重缓急，我已从汪先生处偷师不少。然而同时兼具青年与写作者两个身份，我更迫切的疑问是，时至今日，我立身于何处，又该如何面对生活？

这些问题也许听上去稚气，因为在这个激流滚滚的时代，题材俯拾即是，要描写的并非不够，而是太多。但正因为如此，我愈发感知到自己有在纷纷扬扬中迷失自我的危险。

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中国人。他不止一次地说。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国人，这毋庸置疑。20世纪40年代写着“洋味”十足的现代派小说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却回过头写很古典、很中国的小说，甚至被冠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号，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他用“中国人”的身份来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现一种态度。公正地说，他后来并没有完全抛弃现代主义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见现代主义手法的一点薄影。但汪曾祺意识到，“一个中国作家的作品永远不会写得和西方作家一样，因为你写的是中国的人和事，你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式的，你对生活的审察的角度是中国的，特别是你是用中国话——汉语写作的”。

西方很难理解东方语境下的所谓“文气”，安排语言，词与词，句与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同理，西方语境中，也一定有东方难以理解的参照之处。在当前这个讲求合作的氛围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阂，还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国作家之所以为中国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否定或放弃自己的立身之处。

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

至于该如何面对生活，这关乎我自己在写作中遇到的窘境。技术革新使得曾经遥不可及的地方被信号串联在眼前，作家似乎拥有了更多做梦的空间。然而与此而来的海量信息，让人疲于应付，却无法抗拒，愈来愈多人从信息流中“选择”，毕竟“选择”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选择了某一方，即选择了对手，不可避免地将迎接一场对抗。当类似的对抗激增，不仅可能淹没真正值得倾听的呐喊，还平白无故地增添许多戾气。我该如何描写它们呢？我应该描写它们吗？毕竟在我读过的众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写了两个世界剧烈碰撞后的尘土飞扬。

迥异于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难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尘土的痕迹，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冲击的状态。他的小说总像一潭静静的水，静静地流，在光下显出活色。后来再读，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击：《子孙万代》里，傅玉涛再在小古玩店见着他那对核桃，却只能无奈割爱时，唱着“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难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对冲突世界的弥合，而非冲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没有尖刻地冷嘲。他虽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热的，是有感情的。他不愿叫人绝望，“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大淖记事》中，巧云挑起一副担子，养起了伤重的十一子。《岁寒三友》里，三位老友历经艰辛，仍能在大雪天里共醉一回。他要给人们继续生活的信心。写出这样的作品，何尝不需要勇气呢？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诞辰。浩浩荡荡一百年，世界已发生太多的变化。回过头去看，当年面对众多的路，汪先生是选择了最古老、最朴素的那一条——诚实地描摹人物，真挚地相信生活。路难走吗？也许难的。可不应该因为难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这条路上走了一辈子。

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