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甲戌日八字(十月甲戌的阳历是哪一天)

甲戌本《石头记》首页

1960年，胡适（右一）与长子胡祖望、儿媳曾淑昭、孙子胡复在一起

当年胡星垣的来信，信封和信件保存完好

《石头记》甲戌本的问世，被认为是红学考证派最终代替索隐派成为学术主流的历史转折点。而甲戌本自1927年为胡适意外购得，至2005年被上海博物馆购回，78年的时间中有着诸多曲折。作者李彤先生将此中原委爬疏考证，细加阐述。在胡适先生辞世59周年之际，本版特刊发此文，以飨读者，以慰先生之灵。

从哪里来？

多少钱买？

1927年4月胡适离美归国之际，国内的形势严峻，正处于又一次大变局的风云激荡之中。他在5月17日乘船回到上海，迎面遇上了《红楼梦》版本史上的一件大事。且看次年2月，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的记录：

去年（1927）我从海外归来，便接着一封信，说有一部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愿让给我。我以为“重评”的《石头记》大概是没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转交给我看。我看了一遍，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把此书买了。

什么叫“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时过境迁之后，五十年代一粟（周绍良、朱南铣）编《红楼梦书录》，作这样的理解：“（甲戌本）后归上海新月书店，已发出版广告，为胡适收买，致未印行。”胡适认为“这是无意的误解或有心的歪曲”，他在1961年5月作《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时，为此进一步说明：

这句话是说：当时报纸上登出了胡适之、徐志摩、邵洵美一班文艺朋友开办新月书店的新闻及广告。那位原藏书的朋友（可惜我把他的姓名住址都丢了）就亲自把这部脂砚甲戌本送到新开张的新月书店去，托书店转交给我。那位藏书家曾读过我的《红楼梦考证》，他打定了主意要把这部可宝贵的写本卖给我，所以他亲自寻到新月书店去留下这书给我看。如果报纸上没有登出胡适之的朋友们开书店的消息，如果他没有先送书给我看，我可能就不回他的信，或者回信说我对一切“重评”的《石头记》不感兴趣……于是这部世界最古的《红楼梦》写本就永远不会到我手里，很可能就永远被埋了！

那么卖书人是谁？这历史细节似乎永久地被封存了。谁也没有想到，过了六十多年，这封信居然奇迹般地从胡适留在北京的档案里重新现世：

兹启者：敝处有旧藏原抄《脂砚斋批红楼》，惟祇存十六回，计四大本。因闻先生最喜《红楼梦》，为此函询，如合尊意，祈示知，当将原书送阅。手此。即请

适之先生道安

胡星垣拜启 五月二十二日

连信封也保存完好，“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之先生台启，马霍路德福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

6月30日，上海报纸刊登了新月书店的新张广告，7月1日正式开张。这是原来在北京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一群故交，为避乱南逃来到上海，而招股集资创办的，以胡适为董事长。开张后不久，通过书店转交，胡适买到了甲戌本。此书的买价何如？胡适文中有意不公开，只称“重价”。又一个没想到，在新千年之后，有人在旧报纸中有了新的发现。

1928年3月15日，胡适在上海的一次饭局上神侃，被记载在三天后的《申报》“自由谈”副刊上：

胡君又言，近得一部曹雪芹生前《红楼梦》之抄本，凡三册（应为四册——笔者），计十六回，内多今本所未见，代价值袁头三十。书中于雪芹殁时之年月日，均历历可稽。

因此知胡适购买甲戌本的价格是银元（袁头）30块。这里隐藏了一个疑点，或者说叫历史的遗憾。胡适在1961年后悔道：“我当时太疏忽，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而实际上，卖书人胡星垣的地址就清楚地写在信封上，躺在他的文案堆中。其实即使忘记了地址，也可以在通过新月书店转交书款时重建联系啊！不知为什么，胡适没有见到也没有再联系胡星垣。据陈林考证，从胡星垣的住处到新月书店之间，只有不到一公里距离，可谓近在咫尺。但是胡适在上海住了三年半时间，却始终没有与胡星垣联系过。

未顾及寻访流传前史

此本后来被称为甲戌本。不要小看这仅仅一个抄本的发现，1921年胡适写《红楼梦考证》时，立志要研究“著者”和“本子”，至此才获得了早期抄本的实证。甲戌本问世，被认为是考证派最终代替索隐派成为学术主流的历史转折点。

在进行了初步研究后，胡适写成研究报告《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3月在他们自办的《新月》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脂评本始为学界所知。俞平伯读过之后，在4月25日致胡适信中问：“脂本十六回，何日全部重刊？至盼。”这说明，胡适购得这一“孤本秘籍”之后，并没有将它珍藏秘敛，秘不示人，而是到处昭告。

胡适在1930年11月底二进北大，担任文学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文科研究所主任等职。这时俞平伯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师友重逢，胡适就把珍贵的脂砚斋评甲戌本借给俞平伯阅读。转过年后的1931年1月3日，俞平伯又将此书转借给同事讲师浦江清。浦江清看了11天，“觉胡适之的考证确实不容易推翻。”1月13日浦江清把书还回俞平伯。俞平伯在3月26日“是晚始节抄脂砚斋评在我的《红楼梦》上（第一卷毕）”。

应胡适的要求，俞平伯6月19日在甲戌本第四册的空页上作跋。他并没有高度赞扬甲戌本，反而是在“商榷”“此书之价值”，强调“非脂评原本，乃由后人过录”；脂批也许“经后人附益，亦属难定”。甲戌本在俞平伯手中停留了半年左右。胡适读到俞平伯贬多于褒的跋语，肯定是出乎意料，大失所望。

1933年1月，胡适又看到了一部七十八回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是徐星署先生前一年在北平隆福寺书摊上偶然碰到，花八元购得。胡适在认真考察后，写成长达十一页的《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得庚辰本与甲戌本并列而立，“新红学派”的基础更巩固了。

在30年代和40年代，胡适两度在北平住了近十年。那时甲戌本原收藏者刘铨福的儿孙两代都活跃于琉璃厂，是知名的金石篆刻家。胡适也常与琉璃厂书商联系买书，却未顾及寻访刘氏后人探问甲戌本流传前史，这是又一次历史的遗憾。

责其私藏，胡先生有点冤枉

胡适把甲戌本私藏了34年，方在1961年付之影印。这个事实和时间之长，受到不少批评。最有代表性的是吴世昌先生，他在60年代初写英文的《红楼梦探源》时，根本拒绝“甲戌本”这个名称，并“指责胡适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十六回残本长期占为己有，不予公开印行是独霸材料、阻碍学术研究的行为”。周汝昌先生到1986年仍有类似指责。我们在九十多年后平心而论，胡先生是有点冤枉。

首先，从胡适的主观意图来看，垄断资料不符合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准则。事实上，胡适一直在可能的条件下，把甲戌本无私地借给最需要的人。

其次，是出版商方面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要影印一部古书，不光取决于书主一方面的意愿，更重要的是出版商方面的意愿和条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背景下，需要并愿意买甲戌影印本的有多少人？出版商卖多少本才能盈利？那时对古本《石头记》（还是残缺的！）的需求，与几十年后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出版商肯定要将本求利，不能做亏本买卖。另一方面，当时具备制版影印技术的印刷公司，集中于上海。张学良1928年计划影印沈阳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也必须借重上海的技术工人，最终也没办成。但1932年“12·8”战事期间，上海的出版公司如中华、商务等，多遭日寇炮火轰炸，损失惨重，此业遂受重创，其后十余年间，一蹶不振。这样的客观条件不可不察。

再次，是大时代的风云际会，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且看胡适那三十多年是怎么过的：1927年以后的三年里，胡适在上海一边做中国公学的校长，一边办《新月》杂志，向政府“争”，惹恼了当局，被迫离开上海，他哪有心思印甲戌本？胡适移居北平未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民族危亡，他与朋友办《独立评论》，讨论时局，已经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学术事业中去。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原来的朋友王克敏（庚辰本的介绍人）做了华北的伪“委员长”，成为头号汉奸。但人各有志，胡适接受政府征召，先是去欧美开展国民外交，尔后又担任驻美大使。在任大使的四年里，“从没有写过一篇中国文字”。卸任大使后，胡适因心脏病仍居住在美国，先后长达九年之久。此时的胡适，又迷上了《水经注》研究。从1934年到1947年，是胡适《红楼梦》研究生涯的空白期，他的研红情愫，要等待一个青年学生周汝昌来唤醒。

周汝昌与甲戌本

1947年秋，燕京大学学生周汝昌在燕大图书馆发现了胡适久寻不见的《懋斋诗抄》，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三进北大担任校长的胡适也因此而发现了红学后继者，与周生开始了既忘年又忘却地位差别的书信往还。1948年6月4日周汝昌致信胡适，商请借阅多种书籍，包括代借别家和自藏的甲戌珍本。这多少有些冒昧和过分奢求。两人于6月27日在东厂胡同一号胡适家中相见，胡适在奖赞鼓励之外，对借阅甲戌本一事慨然允诺，亲手将书交给了周汝昌。周汝昌将书带回天津郊区咸水沽家中过暑假，因极其喜爱又机会难得，便与四兄周祜昌一起抄了一个副本，却是先斩后奏，未经书主同意。暑假期间他曾两次致信胡适，都只字不提，必要将生米做成熟饭。同时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跋脂文”，批驳俞平伯在书内的跋甚至讽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却寄给胡适求发表。

待返校开学后的9月11日，他才惴惴不安地报告了抄副本的事。胡适在13日非常大度地回信说：“我读你信上说的你们弟兄费了整整两个月的工夫，钞完了这个脂砚甲戌本，使这个天地间仅存的残本有个第二本，我真觉得十分高兴！这是一件大功劳！将来你把这副本给我看时，我一定要写一篇题记。这个副本当然是你们兄弟的藏书。我自己的那一部原本，将来也是要归公家收藏的。”

此时，古小说专家孙楷第先生从北大转到燕京任教，成为胡适与周汝昌之间的送书使者。周汝昌擅自在甲戌本上写下题记：“卅七年六月自适之先生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卅七、十、廿四。”10月27日，周汝昌收到胡适的挂号信，告：“《四松堂集》，又你的长文，今早都托孙楷第（子书）教授带给你了。”并嘱：“脂本的原本与过录本，都可以请子书先生看看。他若高兴题一篇跋，一定比平伯先生的跋更有价值。”

在连续两天里，周汝昌与孙楷第两次见面，周得到了《四松堂集》，孙楷第却空手而归。这里是一个疑点，周汝昌没有遵胡适嘱把甲戌本交给老师，也许书并不在手边。周汝昌在10月29日回信胡适，除表示“感谢不尽”外，还说：“孙子书先生昨天特别亲过敝屋，把先生的来信已给他看过了，我预备今明日就把脂本正副都拿给他看……脂原本本想立即归还，但因先生提议给孙子书先生看，我想等和《四松堂集》一并奉还吧。”周汝昌这样说了，但并没有做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孙楷第看到过甲戌本。

11月末，北平城外解放大军已形成合围之势。周汝昌的同窗周培章邀他一起进城，到东四七条朋友王家借宿。周汝昌带上了甲戌原本和录副本，与周同学步行走到西直门。第二天，周汝昌再次走到东厂一号胡宅还书，在门外把甲戌原本交给了胡适的二儿子胡思杜。很可能是在得到还书的当晚（12月1日），胡适在书末再加题跋：“现存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共有三本……今年周汝昌君（燕京大学学生）和他的哥哥借我此本去钞了一个副本。我盼望这个残本将来能有影印流传的机会。”

胡适给甲戌本最后的安排

12月14日上午，胡适最后告别北大，连接南京的电话和电报，要派飞机来接他立即南行。胡适回家，只有两个多小时整理行装。他只带了父亲和自己的几份文稿，书只带了一部《石头记》甲戌本，作为他上万册藏书的代表。当天因故没有走成，12月15日下午飞抵南京。

1949年4月，胡适黯然赴美，甲戌本也随他漂洋渡海。当自己的生存问题还没有解决，他就想到了设法保护传承甲戌本《石头记》。1950年4月，胡适利用美国官方的资金和技术，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为甲戌本制作缩微胶片。当时拍摄了一套负片，洗印成四套正片。除国会图书馆外，三套正片分别赠予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红楼梦》英译者王际真，一套自己保存，以后送给了林语堂。

1958年，胡适离美赴台，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0年12月17日，胡适在钱思亮为他举行的七十寿宴上，对参加宴会的“中央印铸局”秘书张祖诒表示，想请他们影印甲戌本，当即得到慨允。1961年2月，胡适写了《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文中说：“三十年来，许多朋友劝我把这个本子影印流传。我也顾虑到这个人间孤本在我手里，我也有保存流传的责任。”在跋文中他再强调“甲戌本在四十年来《红楼梦》的版本研究上曾有过划时代的贡献”。1961年5月，以朱墨两色套印的甲戌本终于问世。此后，台湾、内地和香港多次据此翻印。几乎可以说，这是胡适最后的安排。

仅仅几个月之后，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猝然离世，享年70岁零两个月。在胡适身后，家属将甲戌本寄存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1980年，在威斯康星大学举行第一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甲戌本被借到会场上展览传阅。如此时光穿梭，一过四十年。

终归上海博物馆

2002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郭又陵和总编辑徐蜀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参观，见到了甲戌本《石头记》。那时，国图社正准备系统影印《红楼梦》所有相关的版本，于是提出能否用甲戌本作底本出版。馆方回答说不行，因为甲戌本的所有权并不属该馆，是胡适后人寄存的。

郭社长从美国回来之后，下决心商谈购买之事。他通过同学联系上了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和胡太太，即胡适的儿媳曾淑昭。方知胡祖望已83岁，得了老年痴呆症，要住养老院和做护理，需要一大笔钱。而胡适并没有给家里留下什么财产，所以胡家想卖出一些东西，将寄存在康奈尔的物品取回家来。郭社长请他的同学去胡家目验物品，这位同学还在胡家住了一夜。

郭社长通过同学做中间人，商量细节。国图想把价钱压低，与胡家反复谈价，一拖就是两年多。与此同时，胡家还接触了另一家国内的收藏机构，就是上海博物馆，商谈很顺利，上博不讲价钱，直接就同意了。成交的价格，据传是八十万美元。上海博物馆为什么对价格毫不犹豫？因为他们咨询了嘉德拍卖公司，嘉德出具了正式的估价函，是由古籍部总经理拓晓堂做出的。拓先生见到原本，研究之后，给出了三点意见：第一，年代对；第二，这是胡适收藏的那件《石头记》；第三，如果价位合理，应该收藏。过后，上海博物馆出资买下了这件《石头记》甲戌本。

2005年7月，新闻媒体报道：流失海外的孤本《红楼梦》甲戌本已由上海博物馆花重金从美国康奈尔大学购回，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图书馆内。上博很低调，不接受采访，也不透露甲戌本回归的过程。只是表示，甲戌本《红楼梦》购回之后，将不会对外展出，也不借阅，只供图书馆研究之用。

78年过去，甲戌本回到了它的出身之地。此时甲戌本已经化一为万，影印本唾手可得，其原件可以束之高阁了。胡适曾经希望将来“影印流传”，“归公家收藏”。甲戌本有幸，如先生所愿。供图/李彤

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