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八字的女人嫁穷夫(什么八字的女人嫁穷夫不能娶)

中国历史上最有钱的人是谁？

一、陶朱——范蠡（前536-前448）

陶朱公即范蠡，春秋时期越国大政治家、军事家和经济学家。辅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

《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

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业的楷模。理应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二、猗顿（春秋战国时期）

猗顿独树一帜，他没有任何背景，完全靠白手起家，其所用时间之短、积累的财富数额之其他富豪毫不逊色，在当时就与全国首富陶朱公齐名了。

猗顿姓王，因为在“猗地停顿”发家致富而被后人称为猗顿。猗顿就象三国时的刘备三顾茅庐一样不厌其烦地拜访陶朱公，终于感动了“上帝”，陶朱公接见了他并授他八字秘诀：“子欲速富，当畜五牸”。

于是，猗顿成了养殖专业户，做大以后又开始制盐贩盐，之后又进入珠宝业。其家产“西抵桑泉，东跨盐池，南条北嵋”，方圆百里，皆其所有。疆域之大，范围之广，世所罕见。汉代《盐铁论》载：“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河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

三、邓通（汉文帝时期）

汉文帝男宠，凭借与汉文帝的亲密关系，依靠当时铸钱业，广开铜矿，富甲天下。邓通个性温和、谨慎，不喜欢张扬，更不善于交际。

有一天，文帝命令许负为邓通相面。许负说：“邓通的命会穷困饿死。”文帝说：“能使邓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说他会贫困呢？”于是将邓通家乡附近的大小铜山都赏赐给他，准许他铸钱。

邓通钱光泽亮，分量足，厚薄匀，质地纯，上自王公大臣，中至豪商巨贾，下到贩夫走卒，无不喜爱邓通钱。吴国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以质地优良取胜。这一时期，吴国与邓通所铸的钱币流遍全国。

文帝死，景帝一即位，便把邓通革职，追夺铜山，并没收他的所有家产。邓通，一旦落难，竟与乞丐一样，身无分文，最后饿死街头。

四、石崇（西晋）

其财富来源系任荆州刺史时拦劫沿途客商而得。最经典的故事是与晋武帝的舅舅王恺斗富大获全胜，可谓“富可敌国”也毫不夸张。

盖因不懂“外不露富”的古训，终为一才妓绿珠破财，最后连命也搭上。

五、富可敌国——沈万三（1330年-1376年）

元末明初江南巨富。以垦殖为根本，以分财为经商的资本，大胆通番。他可能算是历史上最早的国际贸易商人。

曾助朱元璋修南京城，个人承包三分之一工程费用。只可惜其孙卷入蓝玉之案又被朱元璋充军云南，财产没收。

六、刘瑾（明朝）

史上最有钱的人，太监身家66万斤黄金。明代正德朝大宦官，《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

据清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折合现币约38亿元)。其它珍宝细软无法统计。李自成打进北京时收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白银20万公斤。

七、和珅（清朝）

史上最有名的贪官，没收赤金就有580万两。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了。

据统计，和珅贪污的总额约是9万万两白银，也就是9亿两白银

八、第一富翁——伍秉鉴（1769—1843年）

商名伍浩官。清代广东十三行怡和行之行主。他凭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走私迅速成巨富。1834年已宣称有资产2600万元（一说为2600万两）。西方学者称其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资财，天下第一大富翁”。

1843年，清朝令行商偿还《南京条约》规定的 300万元外商债务，他独自承担100万。同年在广州病逝。

九、红顶商人——胡雪岩（1823-1885）

胡光墉，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着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

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

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十、王炽（晚清）

一代钱王，红顶商人。资本主义在西方巳兴起，生活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国商品经济萌动的态势，投巨资于刚兴起的银行票据汇兑行业。

以昆明“同庆丰”钱庄为龙头，在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的15个行省及香港、越南、马来西亚设立分行……被誉为“执全国商界牛耳”之云南金融业的开山鼻祖。

巨商王炽在英国《The Times》评选的19世纪10年代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红顶商人”，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称其为“犹如清廷之国库也”。

王炽的商德商道，对后人都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十一、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据说在任财政部长期间，靠垄断美国对华军援物资业务，其财富在当时早已首屈一指。

上个世纪30年代，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应着妹夫的春风，随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7000多万美元。1949年6月抵美后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他在美国度过了22年的“寓公”生活。

他很少出门，和家人深居在别墅里，闲暇时，就和老朋友相聚打牌来消磨时光，要么就是玩自己的石油股票和期货。为了安全起见，他还在宅邸周围安装了警报系统，这更保障了他一劳永逸地生活在自己的王国里。

以上几个都是富甲天下的人物，只有猗顿是白手起家致富。和珅、刘瑾是因贪致富；邓通是依靠皇权致富；石崇是靠抢劫致富；陶朱公是弃官从商致富；伍秉鉴靠走私致富，其他几个都是与政府做生意……

奇谭：算命先生收大军阀为弟子，“省主席”带头跪拜称神仙

奇谭：算命先生收大军阀为弟子，“省主席”带头跪拜称神仙

文/老张在路上

四川自古以来就号称“天府之国”，《蜀警录》有一句名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虽然偏处西南一隅，但其战略位置却得天独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正因为如此，从秦始皇大一统开始直到结束，四川都是军阀混战的温床。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

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刘湘与刘文辉都是四川大邑县人，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小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六岁。

让后来人想不到也难以理解的是，这一场关系二刘两人命运的大战，刘湘一方的“军师”竟然是一个算命先生，刘湘方面的一切军事计划，都是这位算命先生制定，刘湘执行。而这位算命先生本人还组建了一个“模范师”，亲自参加了“二刘之战”。

这位刘湘的“军师”，就是史上的奇人之一，四川大大小小军阀奉为“神仙”的刘从云。

的四川军阀，实力最强的五个有“金木水火土”之称：邓锡侯（金）、杨森（木）、刘湘（水）、刘文辉（火）、王陵基（土）。这5个人，全是刘从云的弟子，见了称老师还要跪拜的。

01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曾经刊发过一篇《刘神仙与四川军阀》的文章，作者署名为蒋尚朴，后来坊间传闻的刘从云的一些轶事和传闻，大多源于此文。按文章作者自述，他自己就是“刘神仙”的道徒。

刘从云，字宗培，四川省内江威远县人，生于1883年。早年读了一些旧书，成年后以算命、占卦赚取钱财。后来参加了威远县刘永宽的 “一贯先天大道”。

刘从云工于心计，能言善道，又在乡间掌握了地主、袍哥和乡民们的一些情况，他所算的命、测的字多半“灵验”，渐渐有了“名望”。

1911年，刘永宽死后，刘从云自号“白鹤”，开始在威远、荣昌、自贡、富顺、内江、资阳、资中等市县传道。

刘从云从小在江湖术士那里学习过气功，精通此术。他为了使道徒们相信，并服从于他，他就用一套言语来神化自己，吹得云天雾罩。这样一来，就给道徒洗了脑，让人将他视为“活神仙”。

在刘从云一番神神秘秘的说辞下，他的门徒深信不疑。加之刘从云非常聪明，江湖经验丰富，他精通面相、骨相、手相、体相、福相、八字、占验、卜卦、圆梦、释签、测字、扶虬、降体、灵试、堪舆风水等等。大凡旧时的江湖术数，无论是哪一种，他无不可以信手拈来，而且做得滴水不漏，天衣无缝，使求术者或观术者心服口服。

按照蒋尚朴的回忆：“先训练几十名‘乩手’（按：乩，拼音为jī。乩，是指占卜问疑。通过占卜问吉凶。如扶乩，又叫扶鸾。二人扶丁字形木架在沙盘上划字，说是为人决疑治病，预示吉凶。乩手是施术过程中的助手，有时也主持扶乩）和‘体生’（降体附体，降僮灵试时神仙依附的媒体）作他的帮手。每逢‘降乩’‘降体’的时候，不是‘关夫子临坛’，就是‘李老君降世’，装模作样，写出或说出一套预先编好的词句。这种花样本是算命测字的别一种神而化之的表现。人们的吉凶祸福，托诸神仙之口，一经巧合道中，就不免被落后群众信服得五体投地。”

刘从云记忆力极好，见过一面的人，多年后仍能在人群中认出来。说过的事情，随时都能说得与原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出入。因而，他不会无意中出什么差错。他又极其注意搜集和分析各种消息、情况。那个时代四川政、军、财、工、商、学，乃至于袍哥、士绅、烟赌、娼、匪，所有重要人物，他全都把底细摸得一清二楚，并整理成材料保存下来。

1925年前后，四川各路大小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四川战争不断，真是“城头变幻大王旗”。

刘从云宣传“浩劫就要来临，眼看桑田变成沧海”等等，创立“孔孟道”，结命他原来的基础，徒众多达万人。就在此时，刘从云不甘于当一个小小的会党头目，他开始结交四川上层人士，把势力和触角伸向军政绅商各界。

刘从云分别把信奉他的四川军政要人组织到成都的“静候馆”、重庆的“静德馆”、万县的“事园馆”，共有108位将星。此外，在荣、威、富、内各县乡外镇设分馆坛。在他自己家设“明通总馆”，总馆下设6个通部，总揽一切。

（刘湘）

02

刘湘（1888年7月1日－1938年），谱名元勋，字甫澄，法号玉宪，四川成都大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35年2月，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川军带病奔赴抗日前线。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中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1925年，刘湘在重庆经人认识了刘从云，并加入了他的“孔孟道”，道名玉宪。刘湘随即介绍四川的另外几个大军阀也加入进去，同属万县的“事园馆”。

刘湘介绍的几个同时加入的军阀是：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外号潘鹞子，刘湘死后替补成为川军五行中的一人。二级陆军上将。

（唐式遵）

唐式遵（1883-1950），字子晋，二级陆军上将。和潘文华一起并称刘湘最亲信的将领，但因缺乏军人阳刚气质，人送外号唐二瘟。

王缵绪（1886—1960），字治易，四川西充人，与刘湘、杨森是同学。抗战初期担任四川省主席，在抗战中恳请赴前线指挥战斗，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继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重庆卫戍总司令，1949年12月25日率部起义，促使四川和平解放。

王陵基（1883年9月—1967年3月17日），字方舟，人称“王灵官”，四川省乐山人。

抗战初期出川抗战，后来为第九战区副司令，抗战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四川解放时被俘，是功德林里唯一货真价实的上将。

范绍增，原名舜典，号海廷，四川大竹县人。自幼便被称为“范哈儿”，川军第27集团军第88军军长 ，1949年9月，被委任为重庆挺进军总司令，1949年12月起义。

这5个人，除了刘湘法名玉宪外，潘文华法名玉羽，唐式遵法名玉美，王缵绪法名玉道，王陵基法名玉豹，范绍增法名玉泉。刘湘任“事园馆”馆长，潘文华、唐式遵任副馆长。

除万县“事园馆”外，成都“静候馆”多为当地士绅，重庆的“静德馆”馆长也不是等闲之辈，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邓锡侯，做过集团军总司令，为陆军二级上将，法号玉齐。

除了以上这些人是刘从云“孔孟道”道徒外，刘文辉、贺国光、杨森、田颂尧、李家钰、罗泽州，都纷纷加入，几乎囊括了时期四川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川军中的营级以上军官，百分之九十都是“刘神仙”的门徒。

（潘文华）

03

刘湘本来就相信术数，想以此保证自己的权势地位，并不断加“福”增“运”，认识刘从云后，他又以神治军，刘从云成了他的“军师”，从而演出了史上一出闹剧。

1927年，刘从云借口“事园馆”、“静德馆”的“灵根”还未调齐，出川前往汉口、上海一带活动。临行前，刘从云对刘湘说，如果军中有难事而又不便通电写信时，可以直接派人前去找他当面问讯。

1928年，刘湘从外国买进一批武器被扣留，同时感到所部驻地只有江北、巴县、壁山，周围其他军阀逼的很紧，他就派蒋尚朴去找刘神仙想办法。

（王缵绪）

蒋尚朴在汉口找到了刘从云，刘从云说：“枪械已无希望，我曾阻止不买而玉宪不听。到了明年或者可以拿到一点子弹，由张必果（刘湘的驻京办事主任）运回。”

同时，因为刘从云眼线众多，结交广泛，他探听到了一些内幕消息，断定重庆要有战事，叫蒋尚朴立即回四川，告诉刘湘集中兵力，把王缵绪部由资中、内江调到重庆，战事发生时，刘湘必须亲自出马，指挥王陵基、王缵绪、范绍增等作战；由唐式遵守重庆，向江津赖心辉、永川刘文辉警戒；潘文华守桃子垭，向合川陈书农警戒。

9月下旬，蒋尚朴在回到重庆，刘湘照刘从云的计划作了布置。10月下旬，杨森、罗泽洲、谢德堪等部果然联合进攻重庆，被刘湘所部打得大败，杨森退到渠县，所有下川东二十九县防地都被刘湘占有。

刘湘经过这一次的胜利，对刘从云更加信赖。

1929年春，刘湘命蒋尚朴代表“事园馆“、董云宾代表“静德馆”全体道徒，前往汉口欢迎刘从云回川，“静候馆”徒众也同时发出欢迎电报。

刘从云随即春风得意地回到四川，经过万县受到了王陵基的款待，还为王扶了一次乩，但王陵基觉得并不灵验，从此对“刘神仙”不再信服。

（王陵基）

从万县溯江而到重庆，轮船尚未泊靠码头，已见朝天门码头上满满的都是欢迎人群，前面站了三个身着将官服的将军，正是四川的三巨头：刘湘、唐式遵和潘文华。

刘从云这次回川后，刘湘在重庆江家巷给他买了一所大房子，共花费银元4万元，在当时是很大一笔开支。

刘从云既在重庆安身，他就恭维刘湘是刘备再世，自己以诸葛孔明自诩，他对刘湘说:“你要和潘文华、唐式遵效法桃园三结义，内联邓锡侯、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罗泽洲、田颂尧等四川各路诸侯，外统云南的龙云、贵州的王家烈，把西南半壁打成一片，一俟时机成熟，即可问鼎中原，向外发展；到那时，你率所部顺江东下，邓锡侯率所部由川北向陕西出动，就可以立大业、成大事。”

刘从云又把他的主张通过亲信向四川境内大小军阀透露出去，各路军阀有求于刘湘的，都走刘从云的门路。

见刘湘如此信任自己，刘从云又有了新的想法，他已经不满足于单单做一个“军师”了，要有自己的兵马。

刘从云从威远、荣昌、内江、富顺四县挑选一百名有较高文化的青壮年道徒，集结于重庆南岸大佛寺。随后进入第21军警卫旅旅长何纯武所办的军事教导队正式受训。刘从云认为这是他的军事骨于，定名为百子训练班，挂“21军干部训练班的招牌”。

1930年春天，正式成立第21军第1师新兵大队，以百子为下级军官，士兵约三千多人，共编为五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五个中队，共为二十五个中队。这年夏，刘从云又将新兵大队改编为模范队九个营和一个手枪大队。

1931年春，刘湘以模范队九个营为基干，组建第21军模范师，师长由刘湘兼任，实际完全由刘从云主持。部队定期开坛施行术数，官兵都号称刀枪不入，称为“神军”。

1932年11月，刘文辉、田颂尧等在省垣成都发生战斗，刘从云为刘湘策划出兵直攻成都刘文辉。

这次战争被称为“二刘之战”，在时期四川军阀的大小混战中，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

（刘湘）

四川军阀实行“防区制”，每个防区几乎是一个独立王国。刘湘的第21军防区为重庆、万县、奉节等20余县，总兵力约10万人。刘文辉的第24军防区有70余县，占四川大部份地区，总兵力约20万人。

二刘之战的直接起因是刘湘占有川东各县，便于向外国购买先进武器，但对其他军队却一概禁运，刘文辉深为不满。后来双方商谈失败，剑拔弩张。

刘湘早有一统四川的野心，他经常公开声言：“我统一四川后，将如何如何”。“神仙军师”刘从云也经常在刘湘的耳边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刘)。”这更助长了刘湘要做“四川王”的野心。刘文辉亦是野心勃勃，他常向别人问计：“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俨然以统一四川为己任。

叔侄二人都想称霸四川，必然以对方为敌，战争就在所难免。

二刘之战具体过程不再细说，总之，经过几经争夺之后，刘文辉失败，率残部败退汉源。刘湘达到削弱刘文辉的目的后，为了保持四川军阀内部的平衡和顾全叔侄情面，在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的调停下，他下令停止进攻，并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遂得以回驻雅安。至此，刘湘达到了独霸四川的目的。

这次“二刘之战”的军事计划，都由刘从云拟订。战事到了最后，刘文辉眼看大势已去，就让三姨太杨蕴光去见刘从云，给“刘神仙”叩头，代表刘文辉行弟子礼。刘从云高兴之余，劝解刘湘：“打破脑壳都镇得起，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将事情做绝，留下同宗同族亲情。”不但劝阻刘湘不必穷追，还要刘湘拨给刘文辉棉军服一万套、军费十万元。“二刘”就此和解。

“二刘大战”后，刘湘彻底统一了全川，刘从云竭力怂恿刘湘整军经武，以待时机。

（刘文辉）

04

1932年12月，从鄂豫皖苏区转战而来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根据地，刘湘被任命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即率领川军6路大军前往围剿，刘从云又为刘湘出谋划策，并写成小册子散发。

这一次，刘从云的计谋失灵了。前敌总指挥王陵基遭到惨败后，向刘湘发电报称：“钧座之命绝对服从，刘妖之令誓死反对！”

刘从云怂恿刘湘以开会为名，令王陵基返回省城，将其软禁扣押。刘从云又要求刘湘拥护他任“四川剿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统一指挥6路围剿大军作战，故意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相比肩，刘湘居然同意了。

“刘委员长”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带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还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按照他的指令走，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

和红军交手，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川军上下一片哗然，主张严惩刘从云。刘从云只好夹起乩盘走人，随即通电辞职。

当时《大公报》对刘湘用算命先生指挥打仗的奇闻有一篇论述：“此次川中各军失利，匪势坐大之主因，实由于不知军事而妄为计划、胡乱指挥刘神仙致误。刘原属巫教，籍四川威远县，常为人算命看相，刘湘极信奉之，以其为军师，并兼领三旅之众。无论内战、剿匪，靡不由刘从云观天星、卜吉凶。近年从云竟轰动全川，虽妇孺莫不知有刘神仙其人。至今夏初，竟公然充当剿匪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负剿匪全责，并发滑稽怪诞不经之命令，故迭攻万源不克，进攻各部徒遭损失。”

刘湘无可奈何，在1935年年初，把刘从云礼送出境，刘从云只好灰溜溜地前往上海。

05

刘从云到了上海后，在范绍增的介绍下，又同杜月笙等人打得火热，自此，刘从云在上海以“相天下士”为名，恢复算命先生的身份。

杜月笙、范绍增为刘从云定润例：每相一命，金一两。

1949年，蒋家王朝已大覆将倾，刘从云同范绍增、杜月笙等去了香港。后来有人评价：“刘从云以一穷夫而蒙荣宠，指麾三军，权衡机要，雌黄出其唇物，稍逞凶淫，夫岂滔滔者所能主耶？君子美从云讽世及不畏摸虎殿之行，即所以衷哀世道之衰微也。不然，刘从云一术者耳，又何足道哉？”

1953年，刘从云在成都以罪被逮捕。1955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罪判处刘从云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57年2月12日，刘从云在保外就医中病死。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