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22日(1958年11月22日阴历是多少)

党史学习教育 | 中国大事记·1958年

1958年

　　1月11日－22日　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预算。会议前后，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在会上再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3月3日　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3月8日－26日　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近四十个文件。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

　　4月1日－9日　中央在武汉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与会的省、市委书记汇报从1957年冬季以来本地区生产高潮的情况，提出提前实现“农业四十条”的目标。多次讲话，批评“反冒进”。也提出巩固高潮必须务实，要压缩空气；但是又说空气并不少，只是改变一下状态，反冒进则是砍掉空气和氧气。

　　4月下旬　中央在广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讨论十五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冶金、化工、铁道、煤炭、水电、石油、地质等部门负责人表示了各自超英赶美的决心。讲话说，口号超英国不变，超美国是第二本账。我们六亿人口，又反了右派，一年抓四次，十五年赶美国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虚实结合，以政治带动业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4月　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校长马寅初。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4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章，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5月5日－23日　中国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中央根据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的意见，正式改变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集团”。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25日　中国八届五中全会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

　　5月27日－7月22日　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5月30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四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6月1日　中国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忽视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　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七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2日　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6月15日以前完成”。到6月25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百分之八十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混乱。

　　6月10日　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6月19日　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今后三年到五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二千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东北、中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三千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6月22日　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八百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7月31日－8月3日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等中央领导人讨论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8月上旬　先后视察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30日　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8月23日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8月29日　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账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9月13日－20日　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9月19日　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10日　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视察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主义社会》。

　　11月21日－12月10日　中央在武昌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1月21日至27日）和八届六中全会（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第一次郑州会议起草的文件和1959年计划草案。八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和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同意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2月20日　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本年度国民经济状况：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比上年增长32.2%。重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上年的26.6%提高到36%。农业的比重由上年的43.3%下降到33.5%。工农业产品产量：钢，800万吨（另有300万吨不能用的土钢)，比上年增长49.5%；原煤，27000万吨，比上年增长1倍多；原油，226万吨，比上年增长54.8%；粮食，2亿吨，比上年增长2.5%；棉花，196.9万吨，比上年增长20%；油料，477万吨，比上年增长13.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269亿元，比上年增长88%。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48亿元，比上年增长15.6%。进出口贸易总额128.8亿元，比上年增长23.3%。国家财政总收入387.6亿元，总支出409.4亿元，赤字21.8亿元。

来源 | 中国新闻网编辑 | 林松鑫 审核 | 吴骥

再见了，老朋友！上海又一路“辫子车”退役

新疆八大富豪排行榜 新疆最有钱的人排名 2021新疆首富是谁

导语

2021年上榜胡润百富榜的新疆富豪总共有8位，分别为拥有390亿元的新疆首富孙广信，位居第二的是拥有245亿元的米恩华，第三则是拥有140亿元的顾伟，以70亿元排在第四位的张新，以50亿元排在第五的陈伟林。那么余下的三位新疆富豪有哪些？请看下文了解吧。

孙广信，1962年12月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毕业于西安陆军学院，高级经济师，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公布，孙广信以39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第151位，蝉联新疆首富，是该年度新疆最有钱的人。

米恩华，1958年4月生，高级经济师，新疆华凌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入选中央部、全国工商联《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揭晓，米恩华以245亿元人民币财富获得262名，位列新疆富豪排行榜第二位。

顾伟，1965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公布，顾伟以14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第512位。与去年相比，财富减少了50亿元，排名下降了235位。

张新，1962年11月6日出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2021年10月27日，张新位列《2021年胡润百富榜》第1044位，财富70亿元人民币。

陈伟林，1960年出生，高级经济师，现任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新疆特变阳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公布，陈伟林以50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第1399位。

郭念昆，新疆创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永源投资有限公司等法定代表人，新疆创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欣信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股东。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揭晓，郭念昆以36亿元人民币财富获得1857名。

冯东明，1958年12月22日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美克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荣获“2007长江年度人物奖”。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公布，冯东明以34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第1967位。

李明

李明，1963年6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新疆东方环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1年10月27日，《2021年胡润百富榜》公布，李明、李伟伟以21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第2690位。

以上数据来源于《2021衡昌烧坊·胡润百富榜》，解释权归属胡润百富。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的财富计算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25日。富豪归属地以常住地为唯一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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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章开端”58式警服，新中国人民警察服装历史图绘（第三章）

1958年11月1日，民警服装施行新制式的提议通过，并于当年设计定型，即“58式”警服。

1959年5月，公安部下发《关于改进中国人民警察制服问题》的通知，民警服装新制式是在55式警服的基础上进行修改，1959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换发。

58式警服相对55式警服的改动为：

1.对原规定佩戴的各种布质胸章取消，改为各警种一律佩戴红领章，上嵌金色盾形符号，盾形中镶有国旗上的五颗星；

2.警服主体色调由藏青色改成藏蓝色；服装面料由斜纹布改为棉平布，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抗折耐磨性；

3.改进服装制作工艺，将前襟左右两侧的贴边和袖口接头取消。前襟改为扎两道明线，增加服装的挺阔性；夏、冬季制服上衣领角改为5公分；男上衣前襟下侧左右加口袋，取消女警左胸下插袋；男女制服上衣领子、袖口，大衣前襟、口袋盖的红色牙线取消；取消肩袢；1960年，女民警夏季裙装由对折裙改为四折裙；

4.大檐帽取消帽墙绿色丝带，冬季棉帽取消羊皮帽沿；

58式警服服装制式具体规定：春夏秋三季，户籍、交通、铁路等公安警种上衣为漂白色，裤和裙均为藏蓝色。男上衣为小立领，四个暗口袋。下装为西式裤，两侧镶红牙线；女上衣为大翻领，下侧两个暗袋，西式裤和裙子，两侧镶红牙线。男女民警夏季套白色帽罩。

公安警种冬季服装，男女民警上下装均为藏蓝色，男民警样式同夏服，女民警上衣为双排扣列宁服。男女民警冬季戴同款藏蓝色的布顶栽绒帽。

男女民警下装牙线：警官（民警组长/小队长及其以上干部）为5毫米，警士（民警组长/小队长以下人员）为2毫米。

男女民警冬夏配发皮鞋。

春夏秋三季，消防、武装、经济等专业警种，上衣为棕绿色，下装为藏蓝色，两侧有红色牙线（宽度同公安警种）。男专业警察警官（小队长以上）上衣为四个暗兜，警士上衣为胸前两个暗兜、明扣。女专业警察夏服上衣为大翻领，下侧两个暗袋，西式裤和裙子，两侧镶红牙线。男女专业警察夏季套棕绿色帽罩。

专业警种冬季服装，男专业警察颜色、款式同夏服；女专业警察上衣为双排扣列宁服。男女专业警察冬季戴同款棕绿色的布顶栽绒帽。

58式警服，交通警察夏季执勤沿用55式白色凉盔，风镜不再配发给个人，每个岗位公用。冬季执勤戴无帽檐的剪羊绒皮帽，样式为黑羊皮帽面，其余样式与布面棉帽相同。皮面短大衣样式沿用55式。下装马裤增加护裆、护膝，两侧镶有宽2毫米的正红色牙线，穿毛皮高筒皮靴。着冬季制服时，执勤佩戴白套袖。

1958年3月，根据公安部下发的通知，消防战斗服全国统一样式，整体为棕黄色，上装为双排扣列宁服式，胶鞋改用防钉橡胶靴或牛皮战斗靴，头戴战斗部队头盔。除服装外，还配备了消防手套、安全绳、小手斧等装备。但是那时候没有专业的呼吸设备，面对浓烟，消防员们只能用水打湿毛巾，捂住口鼻进行防护。

58式警服的着装范围：1959年，根据公安部规定，各大、中城市公安分局内外侨科、交通科、交通中队、监所看守员、派出所、武装民警中队、消防中队、经济民警中队、水上民警队；铁路公安处下属乘警队、押运队、看守所、铁路公安派出所；森林公安等以上单位人员均可着装。公安分局内户政、治安、预审、政保、经保科等科室干警，以及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干部人员均不着装，穿政府工作人员服（中山装、军便服等）。

1964年，根据公安部规定，各大中城市公安局交通、消防处科级干部和公安机关从事外国人管理工作的干警均穿着人民警察服装。

1958年初，原属地方公安部队建制的东北护林警察队（武警森林部队的前身），开始逐步转归地方改为非现役制的经济警察；同样被改编为非现役制经济警察的还有派驻在各地重点厂矿企业的原公安部队。

1965年4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内务部、财政部、国家编委《关于公安消防民警实行义务兵役制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精神,消防民警小队长以下实行义务兵役制。

1965年10月，公安机关管理的中国人民经济警察改编为公安部队。

1958年10月，经中央，中央军委批准，公安部队整编为人民武装警察(民警)部队。

1958年12月，公安部武装民警管理局和总参警备部（原解放军公安军司令部，1957年9月1日撤销并入总参）合并，地区公安内卫、边防部队和省公安厅民警处合编，组建省公安厅人民武装警察(民警)总队。

公安内卫部队、边防(边防工作总站、分站和部队、国境检查站、民航检查站)部队军需给养物资、营房营具等移交省公安厅,，和省武装民警管理处下属的各级人民武装警察一起整编为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军官转业，士兵作退伍处理，实行职业制(各县中队归武装警察总队代管，1958年至1961年,公安部队改编为人民警察职业制,兵员的补充实行志愿制,主要从地方和部队复员的战士中征召或直接转入，当时的专区、县公安部队集体转业改编为人民警察)。

各省人民武装警察(民警)总队隶属公安部六局、省公安厅双重领导，以省公安厅领导为主。改编后，通称为人民武装警察。省厅设总队，省直属地区设支队，市和专区设大队。支队相当团,大队相当营,中队相当连，分队相当排，小队相当班。武装警察的编制，在省委统一领导下，由省公安厅具体掌握、管理。

改编的初始时期，武警部队着装相当混乱，有原公安部队改编过来穿着陆军军服的，只是将解放帽陆军帽徽换为警察帽徽，并不在佩带领章和肩章的武警官兵；有大城市先期换装58式警服的原公安武装警察；也有仍穿着55式警服的原公安武装民警队。

1959年5月19日公安部发出通知，自1959年10月1日起全国武警部队换装58式专业警种警服。干警和警士均在警裤缝线上按各自级别镶红色平布牙线区分级别，具体如下：处以上干警镶7毫米的裤缝线，科以下干警5毫米裤缝线，警士为2毫米。干警、警士着夏服时均戴大檐帽，冬帽为棕绿色栽绒棉帽。

1961年11月23日，中央批准公安部党组提出的《关于改进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领导体制的报告》，报告指出：人民武装警察番号可不改变，建制仍属公安机关，领导体制改为由军事系统和公安机关实行双重领导。在执行公安任务和业务方面受公安机关领导，部队思想工作、党的建设、干部管理、军事训练、装备、通信和后勤、卫生等工作，由军事系统领导。总队党委接受地方党委和公安部队党委的双重领导，待遇、供应标准按军队规定执行。

1962年1月8日，武警部队司令部统一部队称谓，规定：部队全称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不再用“武装民警”的称谓。

1962年1月22日，武警部队党委发出《关于评定和调整干部军衔级别的指示》，将民警级、行政级和卫生技术级的干部都评定为军队级别，授予军官军衔(已授衔的，恢复其军衔），所有军衔前冠名武警上将—武警列兵的称号。

1962年3月23日，国防部、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警士服役制度和待遇问题的规定》，明确：武警部队的警士，实行义务制与部分志愿制相结合的服役制度。

1962年3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帽徽、肩章符号式样。干警、警士服装改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同样式（58式军服），但纽扣，帽钉均为人民警察的花边五星扣，帽徽及其领章符号继续沿用55式警察帽徽和58警察盾形国旗图案符号。士兵军衔领章缀订58式警察符号。从1962年6月1日起，武警部队干部，警士正式恢复军衔和军队级别。

1962年3月—1963年12月期间，干警平时使用58式军衔领章，戴解放帽。警士废除大檐帽，改用解放帽。边防检查站的干警佩戴大檐帽，肩章，肩章扣为麦穗环抱下的国旗图案，扎武装带。

1962年11月25日，由于边防斗争特殊性的需要，周恩来总理批准将中印边界民警服装改为暂用原武警服装，即58式专业警察警服。

1963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公安部命令，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分为公安内卫部队和公安边防部队，公安部队各直属内卫团代管部分市县队和直属中队。其建制和领导关系不变。

1963年12月9日，经中央批准，公安部队将现行的帽徽、符号式样改为在陆军帽徽“八一”红星后镶加公安盾牌，为公安部队帽徽；符号采用原公安军时期的符号，衣服钮扣、肩章扣、腰带钎子以及士兵超期服役证章均与解放军相同。这时期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除去帽徽为新设计的样式，并沿用55年公安军时期的领章符号外，其他和陆军着装完全一致，边防检查站干警执勤时佩戴大檐帽，扎武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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