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九月初二的八字(1982年九月初二的八字是什么)

近平是正定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

采访对象：王玉廷，1938年生，河北行唐人。1983年9月任正定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1988年任正定县委书记。2000年退休。

采访组：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4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玉廷同志家中

采访组：王玉廷同志，您好！您是1983年9月到县委工作的，之前您在县直机关工作。您到县委工作之前认识同志吗？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王玉廷：近平是1982年春天到正定来的。当时我还在县农机局任局长，单位在火车站那边，离县委大院比较远。那时我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正定县科委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委员，偶尔也到县委去办事。有一次，评定技术职称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县委去找县科委主任李德祥同志。

那天，近平恰好在李德祥同志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个头高高的，带着一股子精气神。

李德祥给我介绍说：“这是咱们新来的县委副书记——习书记。”

我跟他握了握手，聊了几句。

他问我：“王局长，你任职多长时间了？”

我说：“有几年了。”

他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

他说：“你在西北上的大学？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说：“我老家就在这边——石家庄地区行唐县。习书记，你的老家是哪儿的？”

他说：“我是陕西富平县的。”

我说：“陕西富平啊，我到你们那个县收过麦子，有十几次呢。”

近平一听，笑了笑说：“是吗？你在那边工作过？”

我说：“是啊，我毕业以后，在宁夏农机管理局工作了七八年，那时候西北地区的联合收割机很少，我经常调动联合收割机到陕西渭南地区去，给富平县收割麦子的次数可多了。”

我们两个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位年轻的习书记待人很亲切、很随和，言谈举止很沉稳，但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感觉他还有点学生味儿呢。聊了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很简单。

我和近平的第二次见面，是我有一次到县里去汇报工作，碰到近平，跟他打招呼，聊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见过面，直到我调到县委工作。

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从那以后，我在近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就比较多了。

1984年8月，我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我和近平的办公室挨着。那个时候，我们干部实行粮食定量，食堂伙食也不好。再一个，我们经常开常委会，有时候开到很晚，散会后食堂早就“打烊”了。近平因为家不在这里，吃饭都在食堂，所以一旦赶不上饭点，就要饿肚子。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就请近平来我家吃过几次饭。近平很随和，我爱人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采访组：您从1983年到县委工作就和同志搭班子了。那个时候，您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印象？

王玉廷：在和近平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体会比较深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组织制定了正定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二是他高效组织人才队伍，组织动员起正定繁荣发展的力量；三是他着力创造繁荣发展的环境，为正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四是他扎实开展了正定繁荣发展的实践，给正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是近平在党的之后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讲出来的，而早在30多年前，他就本着这个信条来做工作，为正定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那个时候，国家以粮为纲，正定县又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这个荣誉放在第一位，所以征购指标相当高，导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副业也发展不起来。老百姓没办法，要到周围县里买山药干、红薯干才能填饱肚子，生活很苦。近平为了给正定减轻粮食征购压力，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近平的努力下，正定成为石家庄第一个通公共汽车的县。上世纪80年代初，离石家庄市区15公里的正定县，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往返，火车也没有几趟，运力不足，很不方便。长途汽车在正定火车站设了一个停车点，县城里的人要想去石家庄，都要走5里地去火车站坐长途客车，并且班次少，很拥挤，开车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候等半天不走，有时候赶过来，车已经满员，就坐不上了。无奈之下，有的人就选择骑自行车去石家庄，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算是“大件”，也要凭票购买，很多老百姓买不起。这种情况下，近平与石家庄市委书记积极沟通，开通了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每15分钟就发一趟，不仅大大方便了正定老百姓的出行，也为石家庄市里的人到正定参观旅游提供了方便。这是近平为正定做的一件惠民生、顺的实事，在老百姓当中反响特别好。

80年代初，城乡普遍都用蜂窝煤当燃料，用来取暖和做饭，不仅污染大，而且很费事。近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跟石家庄市要了一批煤气罐的“户口”。当时，石家庄能用上煤气的家庭还不多，他就给我们正定要来了一批煤气罐，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

近平刚到正定时，有一段时间由他来主抓改造“连茅圈”，把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分开。县里的主张是“一刀切”，快刀斩乱麻，到农民家里直接强制性地改造，改完就完成任务了。但近平并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在两个村搞试点。

近平觉得，这个事，直接铺开搞，突击搞，肯定会有反复，强制性地把老百姓家的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人家肯定反感，人一走，老百姓马上就可以拆掉——拆几块砖头还不容易吗？这个事要想办好，首先是让大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才行。所以，应该先搞两个试点，让大家都能看到好的效果，然后再全面推开。

后来，我们在吴兴和塔元庄这两个村搞了试点，效果都很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两个村为标杆，进行宣传和推广，让各个村的群众慢慢接受。

过了一段时间，地区开汇报会，我和近平去了，也把实际情况说了一下。地委领导因为我们没有大刀阔斧地改造“连茅圈”，点了正定的名，要求我们加紧搞。从会上下来，我跟近平说：“你看，上面催得紧了，咱们开始弄呗。”近平摇摇头说：“那种‘运动式’的弄法，肯定劳民伤财，推广越大，损失越大，群众也不会满意的。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去跟地委领导汇报，把情况讲清楚。”近平后来具体怎么跟地委领导谈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我们正定后来就是按照近平主张的这种方式，通过试点稳步推进，后来县里各村“连茅圈”改得都很好，反复也很小，而那些“一 刀切”改造的县，后来都有很大反复，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

近平所做的这些大事小事，都是为群众着想，解决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问题。每天，他脑子里想的都是县里的事，想的都是老百姓的事，他自己的生活则是能简单就简单，能凑合就凑合。

近平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骑自行车下乡，吃百姓饭，穿平常衣，他常穿的衣服就是绿军装，冬天穿一件军大衣，很简朴。他的办公室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满了书的小书架。生活上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采访组：您觉得同志在工作上有什么突出特点？

王玉廷：近平虽然年轻，但他站得高，看得远，善于学习，知识丰富，也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把握新形势新政策。

到正定以后，近平常到老干部家里串门，一方面是关心他们，表达对他们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通过他们了解正定更多的情况。他不带县委办公室的人，常常一个人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老干部家里拜访了。

他也经常走访北京的有关部门和研究机构，每到一处都会得到不少最新的信息。深圳那边刚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近平在正定也马上就提出来了，他希望我们能够跟上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思想，并迅速转化为行动。

事实证明，近平所做的这些扎实、细致的工作，确实让正定这个传统的农业县在很多工作上越来越超前，干部群众的思想也越来越解放，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也越来越顺利。

在县委书记任上，近平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过去，县委都是搞年度计划，近平当县委书记后，县里面很快就制定了一个经济发展战略，相继制定了发展“半城郊型”经济、工业兴县、旅游兴城、繁荣振兴正定县城等等思路明确的战略，并且迅速上马一批项目，开始做针对性的工作。

近平认为，正定是传统农业县，这个原本的长处不能丢，而且还要大力发展种植、养殖等副业。在近平主政时期，正定发展了一批种植、养殖和试验相结合的农业基地，先后被评为“小麦种植基地县”“瘦肉型猪基地县”“果品基地县”，这些荣誉的背后，是近平带领我们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所做的大量的工作。

近平为正定制定的发展战略，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是看准了我们正定今后长远的发展道路的。过去没有人搞过战略，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制定过正定的发展计划。30多年过去了，近平当年为正定制定的发展路子，现在也还在对正定的发展起着指导作用。

正定这个地方，文化比较发达，地理位置优越，滹沱河从县里穿过。近平看到了正定历史文化的优势，推动修缮了大佛寺，筹资建设了荣国府。可以说，这两个项目，后来成为正定旅游业发展的奠基性工程。在此基础上，正定又建成了好多旅游景点，封神演义宫、西游记宫、军事俱乐部、旅游机场等等。旅游机场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创意，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没坐过飞机，旅游机场可以拉着游客飞一圈，体验一下坐飞机的感觉。这些项目中，虽然有很多是在近平离开以后才正式建成，但策划、筹建和推动，都是他做的。

采访组：实施人才战略是同志当时的一个重要举措。您曾在县委组织部工作，请您谈谈正定当时都引进了哪些人才？

王玉廷：先讲讲用干部。拿我本人来讲，我是县里提拔知识分子的重要例子之一。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任县委副书记。包括我在内的一批干部，都是近平在县委书记任上，响应号召，大力推行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而提拔起来的。

近平主政时期，为正定各方面发展，从全国各地请了很多顾问来给正定出谋划策，也请了很多专业人才来为正定管理企业。那时候，人才来了，是由县里直接分配。

邱斌昌，就是由县里直接招过来，担任油泵油嘴厂厂长的。他来正定以后，关系直接挂到我们乡镇企业局和工业局。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他还在这里干，后来他就在正定县退休了。

郝月普，是个“土专家”。近平不拘一格，把他直接邀请到我们县里办化工厂。

梁士冲，这是经过我手引进的一位同志，他原来在北京炼油厂工作，来到正定以后，挂靠到乡镇企业局，在正定办了诸福屯编织袋厂，后来也是在正定退休的。

以这些同志为代表的一批人才，在近平的感召下，很多人在正定扎了根，一直工作和生活下来，为正定的繁荣发展奉献了半辈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采访组：您曾与同志搭班子工作，他离开正定以后，您也担任过正定县委书记。请谈谈他的工作对您本人的影响。

王玉廷：1988年，我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我上任以后，主持正定县全面工作，基本上还是按照近平的思路搞。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受益很大。

在班子建设方面，我向近平学了很多经验。我当县委书记的时候，河北省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两年在省委党校办全省的县委书记学习班。这两年，我们都介绍了正定的先进经验，一次是基层组织建设的经验，一次是学习型县委领导班子的经验。这些，其实都是近平留下的经验或是在他启发下形成的经验。

荣国府的建造、大佛寺的重修、正定乒乓球基地的建设，这些都是近平任上主抓的项目，在他走了以后才正式完成。

近平在正定的时候，我们的各项工作，都是地区和省里的先进典型。1990年，正定县被评为河北省经济“十强县”，我当时是县委书记，感到很光荣。但实话实说，我完全是按照近平过去定的工业兴县、旅游兴城、农业特色基地等等这些路子走下来的，所凭借的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基础，都是近平打下的。

近平留下的东西，有的我能学到，有的我怎么学也不如他。比如，团结人方面，我不如他。要协调一个班子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很艰难。一个班子里面，各种性格的人都有，近平能把大家都团结在他周围，每个人都服他，都跟他很“铁”。老百姓支持他，干部支持他，都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配合他。他在正定的时候，也是我们班子最顺当的时期，是全县干部心气儿最高的时候，大家一心一意干工作、搞建设，没有半点儿歪门邪道，都是一呼百应，没有一个搞派系的，没有一个背后嘀嘀咕咕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近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了工作上、用在了正定的发展上，一身正气，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和他一起做事的人，自然也就受他的影响，不想也不敢搞什么旁门左道的事。

再比如，掌控全局方面，我也不如他。他能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很顺畅，做得很顺利。近平一直能把全局的情况考虑在内：有多少人，有多少事；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些，他头脑很清晰，都有一个预判。很多事情，近平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在常委会上，每次都是他主动提议题，而不是等着问题来了再被动地去处理。这一条，我比不了。

采访组：同志离开正定之后，您是与他保持联系比较多的一位老朋友。请您介绍一下你们以后的交往。

王玉廷：1985年，近平参加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到美国艾奥瓦州考察学习农业生产和玉米加工技术。他在美国访问期间，中组部就决定调他到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他回到正定后的第二天，我没有找到他，他那天可能到省里和地区去临行告别，或者办一些手续。

那天晚上，我问吕玉兰书记：“怎么找不见近平？”

吕玉兰说：“是啊，咱们应该和他照几张相。”

我说：“他晚上肯定回来，咱们三个在我家吃饭吧。”

我回家就动手做了几个菜，还包了酸菜馅的饺子。我家房子很小，那时候老房子结构也不合理，客厅很狭窄，中间放一个桌子，再放上凳子，两边就过不去人了。近平回来后，我们三个人就挤挤巴巴地坐着吃了一顿晚饭，虽然环境不好，但是饭菜挺可口，聊得也很高兴。

近平离开正定6年之后的1991年，我已经任县委书记3年了，那时我估计，1992年就要换届了，这样的话，我在正定也不会再待多长时间。那一年春节之前，我就跟我老伴说：“近平走这么长时间，咱们是不是邀请近平回来一趟？在家里招待他吃饭。”我老伴掌勺，我肯定得问问她同不同意。我老伴痛快地答应了。

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我往福建打了电话。我说：“近平，你在福建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他说：“玉廷，我今年回北京过年。”我说：“你走了好几年了，没回来过，你这次是不是回正定来看看？”他很痛快地回答说：“行！我回去看看大家，我也很想念同志们！”

大年初一的中午，近平和就到正定来了。我召集了四大班子的同志，还有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后来，我们还看了看正定在近平走后竣工的旅游景点，近平边走、边看、边聊，非常高兴。

那次，近平看望了卧病在床的吕玉兰同志，还到地区看望了老同志。大年初二，近平在市里又看望了一些老同志，照了不少合影。

有一段时间，过年时兴送挂历，近平每年过年就都给我寄挂历；后来又有一段时间时兴寄贺年卡，他又年年给我寄贺年卡。这么多年，他一直记着我，这也让我挺感动的。

2005年，近平还回到正定一趟。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市里住了，专门回到正定来见他。那天，我们见到了他，寒暄了很久。近平见到我们很高兴，还跟我老伴说：“嫂子，在正定的时候，我可没少在你家吃饭啊。”我那时候心里很感慨：是啊，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事，就像在昨天发生的一样。

现在，这一晃，又是10多年过去了。近平刚来正定时，不满29岁，还是一个血气方刚、朝气蓬勃的小伙子。他在正定工作了3年，他的真诚、务实、简朴，他一心为老百姓的情怀，他开拓进取的精神，勇于改革的气魄胆识，重情重义的人格魅力，科学的工作思路，高超的领导艺术，都深深扎根在我们全县干部群众心中，给正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为我们正定这30多年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平离开正定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正定的老百姓一提起他，还和30多年前一样，称呼他“习书记”。他几次回正定，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农民，见到他都叫他“习书记”。干部记着他，老百姓记着他，在正定人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我们正定的县委书记，是永不卸任的县委书记。（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这位99岁的慈善家走了，留给我们三百多所学校……

田家炳基金会10日发布讣告，香港慈善家田家炳当日上午安详辞世，享年99岁。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日对田家炳辞世表示深切哀悼，并代表特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林郑月娥说，田家炳是著名实业家和慈善家，一生致力服务社会，贡献国家，令人景仰，对其辞世深感哀痛。

田家炳1919年生于广东大埔，早年于南洋创业；1958年举家移居香港，凭着坚毅精神及辛勤耕耘，创办化工实业，为业界翘楚；1982年创办田家炳基金会，以“回馈社会、贡献国家”为宗旨，致力捐办社会公益事业，尤重教育，惠泽全国。

据田家炳基金会统计，至今，田家炳在全国范围内已累计捐助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约20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大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

田家炳几十年持续支持教育事业的善举赢得广泛赞誉。他在香港获得过“感动香港十大人物”“爱心奖”等奖项，被授予香港特区政府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

全国范围内，他也曾被数十所大学颁授荣誉博士、院士头衔或聘为荣誉教授。

2006年，田家炳先生曾接受媒体记者的独家专访。现以当年的文章纪念田家炳先生（文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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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捐钱最多，但是把自己总资产的80％都用于慈善事业的，在中国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田家炳。

24年前，田家炳成立“田家炳基金会”。迄今为止，他已累计捐资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

教 · 育

捐赠中小学，是因为“利润回报”比较高

从上个世纪80年始，田家炳就以捐办公益为业：1982年，他捐出价值10多亿元的4栋工业大厦，成立纯公益性质的“田家炳基金会”，将每年几千万元的租金收入用于公益；1984年，他将化工厂交给几个儿子经营，自己成为职业慈善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慈善捐助中，您为什么钟情教育事业？

田家炳（以下简称“田”）：我16岁时父亲就去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我刚刚读到初二，就只能忍痛辍学，接手父亲的砖瓦窑生意。

小时候没读多少书，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后来在印尼生活了20多年，也走过欧洲一些国家，发现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素质都很高，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的发达。

正是有了这些经历，我能深深地体会到教育对个人的成长和创业，对国家的发达兴旺有多重要。13亿人口是中国的一个大“包袱”，怎么把这个“包袱”变成财富？我认为就是办好教育！

记：与其他慈善家不同，您资助的重点在中国内地的中小学，您似乎有一种基础教育情结。

田：要教育办好，首先是基础教育要办好。基础教育是最基本的，如果搞不好，北大、清华这些好的高校就不可能有好的生源……

受基础教育的孩子比例比受高等教育的要高……内地基础教育也极需发展，这也是我重点捐助内地的原因。特别是山区的穷孩子，我希望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受到良好的教育。

同是100万元捐款，如用在内地，其发挥的成效可能比用在香港大几倍，因此基金会90％的捐款都用在内地。虽然基金会是在香港注册的，依例捐助内地要缴税，但我不计较税务得失。

我最乐意到内地经济较差、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去捐款……看到那么多的孩子能因此而有书可读，感觉会是毕生最大寄托。

富 · 有

卖掉“花园式豪宅”，住出租屋

在自己的孩子还睡着拥挤的上下铺时，田家炳就开始关心别人孩子的生活。1959年，他担任香港新界最大慈善机构博爱医院的总理；1965年，他又出任香港华人最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的总理，参与推动社会福利工作。

记：听说，2001年香港“金融风暴”后，您为了多捐助内地建学校，甚至宁愿把自己原本居住了37年的“花园式豪宅”卖掉，与夫人一起搬去住出租屋。

田：经历了香港“金融风暴”，基金会的收入大大减少，手上能周转的资金又少，但已经答应了别人的申请，有了承诺就要做到，于是我就下决心把房子卖掉助学。

子女们不同意我卖别墅，但他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和太太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呢？而且，别墅卖的钱可以捐助20间学校，我也尽了绵薄之力了，很开心！

记：有香港媒体报道说您“越捐越过瘾”，会不会担心自己捐助上瘾，却无能力负担？

田：其实，这很平常啊。当时手头现金不足，就向银行寻求帮助，就像做生意一样正常，只是多了些利息负担，算不了什么。

记：几十年来，您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捐资兴建了1000多个项目，捐资数目高达10多亿元，捐出了自己80％以上的财产。

田：我虽然不是最有钱，但我一直在想尽自己的绵力。钱财都是身外物，特别是，看到一栋栋教学大楼拔地而起，听到万千学子的读书声，精神上的享受也比物质上的享受好得多。

记：听说您每建一所学校，都要亲自去给学生“打气”。

田：能去的我都希望去，去到也只是讲故事而已，给小朋友说些“脚踏实地”的故事，因为，捐赠的目的是育人，而育人最关键是“育品德”。

我有时会对老师说：“我捐钱盖了楼，不用你们感谢我，你们能把我捐资的学校办好，我还要感谢你们”。我最怕的不是钱捐得多，而是学校办不好！

节 · 俭

拥有亿万家财，每月用钱却不到3千元

正是为了把钱都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田家炳素有“吝啬”的美名：

他在生意场上从不搞铺张的仪式；儿女婚嫁一切从简；自己80岁大寿也不摆酒；一双鞋穿了10年，袜子补了又补；曾戴的电子表，因款式已旧得不便示人，只好装在口袋里……

记：听说您无论出差去哪里，无论下榻如何高级的酒店，都是用自己带的肥皂。

田：在我爸爸妈妈的治家格言里，一粥一饭当知来之不易……我是农村出来的，又有过艰辛创业的经历，很容易体会到每一样东西都是一种社会物资，都来之不易，哪怕是一根针、一粒米。

花钱多的时候，物品浪费的时候，自己心里都会很不安。

记：在商言商，作为一个生意人，对待金钱和物品是否除了“不浪费”外，还为了省钱？

田：也可以这样说吧，只不过要看是为了什么物品，及怎样省钱。

比如，我认为“够用”就好，所以，到现在没有购置专车，每天坐地铁上班，房租成为了我日常最大的支出。这样，当然可以省下一些“小钱”，但我却希望我的这点“小钱”能用在对的地方，比如为孩子、为国家、为民族。

名 · 声

担心太出名会华而不实，形成负担

田家炳本人的曝光率极低，多数人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事。

记：听说，先生所捐的学校都会改名叫“田家炳学校”。

田：一开始我只是捐钱，并没有命名。

用捐资人命名学校在香港比较普遍……我本无意以“田家炳”命名，他们觉得我捐助的几百万是很大的数目，而且是无偿的，就自动效仿我家乡的做法。

记：听到不好的议论，会感到心灰意冷吗？

田：做人但求无愧于己，对得起良心。

这当然不影响我对教育继续贡献自己的绵力，反而，看到这些“名”，这里有个田家炳中学、田家炳艺术书院等等，我就觉得很光荣，很高兴，也会尽力去做更多。

记：您在全国各地捐了那么多学校，但在媒体上却找不到一篇关于您的专访，为什么会如此低调？

田：我只是做我自己该做的事，用不着大张旗鼓吧（笑）。

我一向喜欢做实在的事情，名声太响了，就会华而不实，觉得是个负担；实而不华我更容易负担些，所以我不重视怎样去宣扬自己。

记：您获得了无数个头衔或称号，哪一个最让您开心和看重？

田：应该是用我的名字命名的“田家炳星”吧。那是天文学家们艰苦探索的成果，却用上了我的名字。据说这是中国第5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小行星，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荣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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