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5午时的八字(1969年9月25日是什么命)

属羊人1955年出生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相信不少朋友都曾经被命运“捉弄”过，不少人甚至还因此而狼狈不堪。命理学上研究发现，相同生肖属相的人往往都有着相似的命运，只是因为受后天因素的影响，才导致每个人的命运看上去不同。那么，对于1955年出生的属羊人来说，命运又是怎样的呢？下面请看华人开运网为大家带来的：属羊人1955年出生命运。

属羊人1955年出生命运,1955年出生的属羊人命运

1955年出生的属羊人为乙未羊，五行属金，属于敬重之羊，为沙中金命。天干乙为阴之木，地支未为阴之土，是木克土之相。

1955年乙未羊年生沙中金命：

“沙中金命”出自《三命汇通论》，是一部现今比较流行的古代算命书。沙中金命在六十甲子纳音中对应甲午、乙未年，即出生于甲午、乙未年的人皆属于沙中金命。

注释：沙中金命是五行算命中出生年的年命，出自于三命汇通论，在六十甲子纳音中，沙中金命对应的是甲午年、乙未年。乙未纳音金，沙中金者，刚形布地，宝质藏沙，直教陶洗为珍，必须因人始责。此金非炉火则不能制，但甲午见丙寅，寅中火生，寅午合局，柱无长生之土则燥，更值木助。

属羊人1955年出生命运：

1955年出生的属羊人性格和蔼可亲，待人有礼，富有同情心，肯帮助朋友，人缘颇佳。只是六亲少靠，凡事须亲力亲为。妻子品性贤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少年勤俭，初年平顺，兄弟少靠，子息不孤，立家兴隆，晚年大有聚财。女人持家相夫、益子之命。

口述历史｜百战归来（2）：宋寿彭、海、朱庆南

【专栏说明】红色热土耒阳，居住着一群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曾经英姿勃发、投军报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援越抗美战场浴血奋战、英勇杀敌，后来解甲归田、深藏功名，如今英雄迟暮，垂垂老矣。为了抢救他们的历史，2021年2月—6月，朱文科和王宜泽牵头发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民协开展老兵口述历史采写活动，组织二十多名民协会员分成7个红小组，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深入城乡寻访老兵，共采写187人，对老兵拍照、录音、笔录。活动引起众多媒体关注，《湖南日报》、《衡阳日报》头条报道。我们整理老兵口述经历，查找档案史料，严谨考证、研究，反复修改，最终确定109篇，汇编为《百战归来——耒阳老兵口述历史》。经省委党史办、省档案局专家组审定，原计划2021年底前出版。由于缺乏经费，书稿至今未出版，却有十多名老兵先后离世，成为他们的遗憾。我多方找市领导和相关部门争取，市财政确实困难，百般无奈之下，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发给《文史博览》杂志选载部分文章，二是发给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事历史》主编、党史专家潘宏大校。军事科学院高度重视，打算派专家组到耒阳补充拍摄视频。

与老兵对望，就是与历史对望。值此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特在本公众号开辟老兵“口述历史”专栏，连载这批文章。每期刊登三篇。愿以这本著作，向敬爱的党献礼，也献给每位参战老兵——那些人民的英雄、祖国最可爱的人！期待社会爱心人士赞助出版此书，功德无量！

宋寿彭：月老是个老八路

口述/宋寿彭 整理/朱文科

【人物简介】宋寿彭，男，1929年11月出生于河北省怀来县，1945年参加八路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63年转业到耒阳县，先后在药材公司、耒阳卫校、食品公司等单位任职。1982年离休，长期在灶市街开办“月老婚姻介绍所”，市民亲切称他为“月老”。著有自传《一棵小草的故事》、诗词集《山水集》。

我的故乡在河北省怀来县西八里村，地处内长城和外长城之间，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出生的时候，正当军阀混战，听到的是枪炮声，嗅到的是火药味。两岁那年，日本强占我国东三省，鬼子的铁蹄很快就踏到了我的家乡，横行乡里，烧杀抢掠，妇女，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家破人亡。因此，我从小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我父母育有五个儿女，我是家中老满。家里虽然比较穷，但父母还是咬紧牙关，送我读了几年小学。

1945年春，晋察冀边区宣怀县二区武工队到我村宣传八路军抗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告诉我，只要愿意参加八路军武工队，就可以去打鬼子。我只有十五岁，对八路军毫不了解，但心里渴望打鬼子，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们走了。最初，我们武工队主要是组织群众破坏铁路。我们利用夜晚袭击，由于缺乏工具，根本起不了几个道钉，下不了几个螺丝，砍不断几根电杆。后来，我们改变了方法，挖路基，并用路基上的土来埋铁轨，立杆见效。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跑到新保安西园子，利用铁路小桥，把一棵树干插下去，上端露出部分超过铁轨，致使日寇的一列火车颠覆，交通瘫痪，打了一场漂亮仗。可我不满足小打小闹的敌后抗日，期盼着去战场，上阵杀敌。队员们说，我们破坏敌人交通运输前，让敌人的粮食、不能及时运送到前线，也是打鬼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我们武工队都被分回到区里。区领导让我当了区儿童团团长，负责指导各村庄成立儿童团，带领他们站岗、查路条、反巫婆、反懒汉。一个月后，经第五专区推荐，组织上送我到部队卫校培训，学习战地医护知识。我珍惜这次机会，如饥似渴学习。由于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国内战争全面爆发，使一度出现的和平希望化为了泡影。我们这批卫校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随军区编入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一部分留在北岳军分区。我被分到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第18旅，担任卫生兵。六纵队由冀中军区独七、独八旅及察哈尔、北岳军区部分部队合编组成，下属16、17、18三个旅。我们18旅旅长是肖永银，后来担任十二军军长，开国少将。从此，我随这支部队南征北战。

我们第一仗打定陶战役。1946年9月2日，战斗打响。我和同学孙兆庆到石门兵站负责转运伤员、检查包扎物、松止血带、急救等工作。我分在分类组，负责对所有伤员进行初步检查，根据伤势轻重分类，填写伤票，并在他们衣扣上系上红、白条标识。部队流行这样一句口号：“轻伤不下火线，重伤绝不哭泣”。有的战士捂着流血的伤口，还在奋勇杀敌。有的伤势很重的战士，我们都来不及问他叫什么，就永远地走了。我记得有天半夜，前线送来一个重伤员，年龄跟我相仿，军装让鲜血染红。抢救的时候，他艰难地从脖子上取下一块玉佩，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同志，我叫东儿，17旅的，请帮我把这个交给组织，要他们交给俺娘，告诉俺娘，东儿对不起她。”说完，这位小战士就闭眼牺牲了。我们在场的每个医护人员都哭起来。

定陶战役，我军歼灭了不可一世的整编第3师。此后，我们先后参加了巨野、鄄城、豫北、鲁西南、大别山等战役战斗。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孟县与阎锡山部队进行交锋，阻止了阎锡山妄图进攻石家庄的阴谋。这一杖消灭了敌人一个师，还活捉敌师长。为了配合大兵团作战，我们经常要连续行军，时间最长的一次行军，连续七天七夜。有时又累又困，经常是边走路边睡觉。打下包头后，我们又打下了万全、郭鑫庄等地，这也是平津战役的序幕。平津战役历时66天，战事非常激烈，我们卫生兵每天都穿越在枪炮声中，抢救伤病员。有时还要去战壕，在死人堆里去寻找有生命体征的伤员，然后用担架抬到后方医院抢救。

1948年冬，张家口解放。部队再次进行改编，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成立，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因此也称杨李兵团。第6纵队转隶该兵团建制，纵队司令员文年生，向仲华任政治委员，我们18旅改隶第3兵团。我们乘坐的火车，通过我阔别多年的家乡西八里村，透过车窗看到远处熟悉的山峦，我泪如雨下。第6纵队从绥远兼程南下，参加了平津战役，攻万全、围张垣，解放宣化，取得生俘敌中将军长袁庆荣、歼敌9000余人的战绩，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序列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改称第20兵团，第6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8军，隶属第20兵团。我们18旅改为204师，隶属68军，罗文坊任师长，严庆堤任政治委员，辖610、611、612团。4月，我们参加了解放太原战役。解放太原是我参加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仗。我军浴血奋战，部队伤亡很大，伤员一茬接一茬，最后连纱布、绷带都用光了。我们就把床单、衣服撕下来包扎伤口。无数战士的鲜血和生命，最终换来了太原的解放。我军以付出伤亡4.5万人的惨重代价，全歼守敌13余万人、民团8万，生俘敌少将师长张忠以下官兵8337名。此战，成为解放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城市攻坚战。太原战役结束后，部队进驻山西阳高、天镇、罗文皂、金家庄地区整训练兵。

半年后，新中国成立。由于野战医院撤销，我被调入68军军医科当司药。和平的日子没过多久，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7月6日，我随部队入朝作战，保家卫国。在朝鲜作战的几年里，我们住在山洞，条件艰苦。由于长期吃不到青菜，好多人患了维生素缺乏症。只有司机才发维生素AD丸，目的是防止司机患夜盲眼。为了躲避美军飞机的轰炸，我们昼伏夜出，给各战区运送药品物质，走的是偏僻山路。由于路况不熟，加之早被敌机轰炸得千疮百孔，一不小心，就可能车毁人亡。碰到上山路，只能拿着三角木，跟在车后走，随时准备塞车轮，防止车子往后倒。那一趟趟跋涉，可以说是历尽了千难万险。

1953年，我们68军203师、204师参加了著名的奇袭白虎团战斗，志愿军全线进攻，打得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好多和我一个车皮拉过去的战友，永远地躺在异国他乡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金城战役中，一个重伤员右手臂被打飞了，鲜血汩汩直流。他趴在担架上，倔强地要求用自己的鲜血写一封情书给他未过门的媳妇，信没写完，他就牺牲了。后来，我把这封残缺的血书交给了组织，再后来听说信中的女子终身未嫁。这就是残酷的战争，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我们68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许多英雄单位和英雄个人，其等功臣13名，一等功臣178名，“奇袭白虎团”的著名战斗英雄杨育才、志愿军女英雄解秀梅、坦克英雄胡连，都产生在这支英雄的部队。

1954年9月，我们68军奉命担任永柔以西，隶川以东、新安州西南地区防空作战任务。1955年3月奉命回国。1962年，我结束将17年的军旅生涯，转业安置到地方。当时，山东、河北、江苏等老区不缺地方干部，68军的军转干部只能在湖北、湖南、新疆三个省份里选。我想到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毅然选择了湖南，被组织安置到耒阳县。北方人不太适应南方湿热气候，尽管“水土不服”，我却从没后悔过，把耒阳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深深地扎根这块土地。我先后在耒阳县药材公司、耒阳卫校、耒阳县食品公司等单位担任领导职务。1982年，我光荣离休。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卖过烤红薯，办过口琴培训班，出租照相机，摆过公用电话摊。当然，最得意的还是办过月老婚介所。

提起我当“月老”的事，起因于1987老伴病逝，我突然感觉到孤独，想找一个老伴，就在《耒阳报》上登了两次征婚启事，费了不少周折。我想，像自己这样失去老伴、想找老伴的人不少，可就是缺乏一个能让求偶者相互认识、相互交往的场所。要是能办个婚姻介绍所那该有多好！于是，我就向耒阳市民政局打报告申请。因耒阳市没有这方面的先例，民政局不肯批。就这样拖了几年，直到1995年，终于取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我掏出自己的工资，在灶市街五轨道附近租下了一个临街门面，装了电话，买了电脑，还添置了部分办公设备。耒阳历史上第一个婚介所就这样诞生了。

小城冒出家婚介所，当时确实新鲜。每日前来咨询的男男女女真不少，但正儿八经登记的却不多。我对每人只收10元登记费，如果相中了再交40元介绍费。这就给一些贪小便宜的人钻了空子，有些征婚者见面后就找各种借口不来交钱了。有个男青年在登记时满口许诺成功后加付几倍的酬金，经我介绍成功后再也不见人影儿。直到结婚生孩子了，我去电话催“债”，对方还赖账。这样一来，我连每月120元的房租都交不起。为了把婚介所维持下去，我不得不增加一些趣味性小生意：在店门口卖水果，不论斤两论手抓，一元钱一抓，能抓几个就拿走几个，办口琴吹奏学习班，出租照相机，卖茶水和旧书刊、给人取名，代写书信等等，总算维持了婚介所开支。十年间，有两百多名未婚青年和丧偶中老年人，通过我这个特殊的“月老”找到了如意伴侣。我没有足够的钱到报纸或电视上去做广告，就自己做了一块宣传小木牌，绑在旧单车上，走到哪儿，广告就做到哪儿。每次市里搞活动，我就会叫来家里人守店，自己骑着单车四处做“活广告”。我还在店子门前办了块黑板报，冠名“月老报”，不定期刊登征婚信息、婚育知识和谜语。逢春节、元旦、五一、国庆等重大节日，或逢国内外重大新闻，如逝世、北约炸我使馆、三峡截流、中美撞机、党的十五大、、十七大召开等，还刊出全版大字专刊。港澳回归前，我开辟了一个倒计时栏，颇受群众欢迎。

我为人耿直、随和，说话幽默，拉二胡，吹口琴，打快板，街坊邻居没事都喜欢往我这儿凑。平时爱管闲事，若是马路下的自来水管漏水了，或路灯电杆下的电线漏电了，最先报告“险情”的是我。我当义务收发员，婚介所周围好多居民的信件、邮件，都由我代为投递。我最痛恨贪官，曾向全国人大建议一个贪污犯判刑公式：判刑年限=贪污金额÷全国人均年收入。死刑判定=全国人均寿命-罪犯年龄-判刑年限，如出现负数则枪毙。1998年8月，洞庭湖区遭遇特大洪灾。我翻出家中30余件旧衣物，另取出一千多元钱买了40条棉毯一起印上字，全部捐给灾区。此事传开后，电视台记者上门采访，问我：“为什么不捐现金？”我解释：“怕有人贪污了捐款”。记者追问：“为什么要印字？”我说别人就不敢吞卖了。

2014年，我被确诊为肺癌。对于死，我不怕，与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相比，我现在能够活到九十高寿，晚年过得幸福安详，一万个知足。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对为社会做点贡献，让自己死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与耒阳市红十字会签署了《人体器官捐献协定》，承诺死后我躯体的任何软组织，都可无偿捐献给医疗和科研使用。如果要问我还有什么心愿，我希望国家能再多造几艘航母，壮军魂，扬国威!为此，我还向交了一万元特殊党费，以慰此愿!

【宋老已经病逝。本文刊载《文史博览》杂志2021年第七期】

海：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成长

口述/海 整理/朱文科

【人物简介】海，男，1927年8月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1948年3月入伍，先后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安阳战役、宜昌战役以及湘西剿匪，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成长。1954年起，长期在安仁、桂阳、耒阳等县武装部任职，荣立三等功5次，出席师军级代表会议4次。1969年9月25日在北京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

我的故乡是黑龙江省巴彦县图道村孔家屯，生于1927年8月22日，家贫，无房，无地，五岁丧母，十五岁丧父。少年时期，在地主放猪、抗活，终年受尽地主的剥削和压迫，吃不饱，穿不暖。1948年3月5日，我报名参军，成为松江军区巴彦县独立团一营三连战士。从此，我在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受到锻炼成长。

【郑老病重之际，朱文科在医院看望】

塔山阻击战首次立功

我入伍之初，懂得的革命道理不多，只知道当兵是为了保卫广大穷苦农民的翻身果实，打倒地主阶级，却不知道革命是百年大计，对主义的理解不够。后来，经过诉苦和阶级教育，慢慢了解什么是主义，干革命是为了穷人打天下，心中树立了“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的崇高志向。因此，我苦练杀敌本领，行军打仗样样行。

1948年8月，我担任副班长，从哈尔滨出发到沈阳，这一路上很艰苦，有时连饭也吃不上，日夜不停地急行军。有的战士贪生怕死，害怕打仗，思想开小差，我配合班长、排长、连长，主动做这些战士的思想工作，稳定军心，激发战士们的斗志。我们到沈阳后，辽沈战役打响了。为解锦州之危，组成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葫芦岛和沈阳地区东西对进，增援锦州。我部奉命增援塔山地区的东北野战军两个纵队，阻击东进兵团。塔山是塔山堡的简称，意指一座有塔有山的士兵堡垒，然而塔山并没有塔也没有山，只是一个百户人家的小村庄，距离锦州六十里。

在这次战斗中，我不怕死，冲锋在前，与敌人搏杀，身上两处负伤，荣立三等功。战斗胜利结束后，松江军区3个独立团整编为东北军区整训第1师。我们巴彦县独立团也在其中，营连排编制不动，我被提拔为一营三连的班长，并加入了中国。

1948年12月，整训第1师结束休整，开始南下，从长城沿线取捷径隐蔽地挥师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刚一进关，我班发生一个战士开小差逃跑了，连长知道后，批评我没有巩固好部队，没有管理好战士。我觉得有些委屈，就在党小组会上提出不当班长了，保证做一个好战士。党支部严肃教育了我，我才想通了，没了怨气。我军先用“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完成对北平、天津、张家口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了傅作义部队南逃西窜的通路。

平津战役在1948年11月29日打响，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战役结束，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歼灭和改编军52万余人的巨大胜利，基本上解放了平津地区，标志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新的国家即将诞生。

宜沙战役打得最辛苦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利用休整期间进行整编。1949年3月，东北军区整训1师改称步兵第160师，归四野十三兵团第47军建制。下辖478、479、480三个团和直属炮兵营。师长朱子修，政治委员李信。原来的160师转为独立第207师，隶属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司令部。我在47军160师479团炮兵连担任班长。我们在天津武清县梅厂镇隆重举行了新160师成立大会。全师官兵集合在一个大操坪上，各团的炮兵排在最前列，一排排八二迫击炮昂首挺立，威武雄壮。此时的四野，兵强马壮，连毛主席都说：“他壮得很呢！”

整编后，47军编入13兵团，随大军南下。我们在河南配合42军参加安阳战役。我们160师负责外围阻击，炮兵连在城郊隐蔽待命，指战员憋足劲，只等敌人出城就炮轰。遗憾的是，安阳守敌被全歼在城内，我们一炮未发，战斗就结束了。我们奉命向新乡移动，准备参加新乡战役，哪知新乡守军阵前起义，我们还是没有捞到仗打，实在是憋屈啊。

6月，我师抵达湖北襄阳、樊城地区整训。宋希濂部4个军及保安团队，共约10万人，布防于秭归至郝穴间的长江两岸，企图阻止我军由此渡江。为此，程子华司令员指挥13兵团所属38、47、49军和配属的39军，以及湖北军区独立1、2师，共约25万人，发动了宜沙战役。我们原以为宋希濂部战斗力强，哪知不堪一击，战斗一打响，他们就迅速溃逃。程司令员命令各部队奋勇追击敌人，务必消灭敌人大部。山高路陡，我们炮兵行动缓慢。团政治部主任亲自下到我们炮兵连作动员，全部轻装上阵，将迫击炮拆卸开来，几个人一组轮流扛运，其余战士每人背两枚迫击炮弹，还是人数不够，只好从步兵连调来两个排的战士帮助背运炮弹。我们一天跑七八十里山路，有时还吃不上饭，甚至冒着大雨露营。漫山遍岭地追击宋希濂的部队，追得非常辛苦，最终仅仅消灭宋希濂部1.5万人。

炮兵营的战士们都懊恼地说，这一仗打得最辛苦，收获却最小。

【床上摆放着郑老的立功证书和荣誉证书】

常德剿匪再立新功

宜沙战役结束后，我军进入湖南。当时，为了开展支援前线、剿匪、反霸等工作，湖南军区经请示华中军区，决定将46军159师、47军160师、49军162师、165师四个野战师，实行主力地方化，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地方军分区。160师奉命脱离47军建制，调归12兵团，也就是湖南军区。478团被改编为湖南军区独立十六团，即邵阳军分区，479团被改编成湖南军区独立十七团，即常德军分区。我在二营四连二排担任班长。常德军分区司令员田厚义，湖北大悟人，是一位老红军。

常德境内匪患严重。常德地委利用关系，动员土匪投诚、自首、交出武器。同时，军分区集中兵力进剿安乡、桃源土匪。我们479团（独立十七团）驻桃源，在干部群众协助下，剿灭了毛里湖的三马匪部200余人，捕获了匪首马珊玉、马昆武。一些大股土匪暂栖太浮山中，休养生息，等待时机。12月，军分区发动了对慈利江垭和太浮山区土匪的重点围剿。江垭镇是一个盆地，群山环抱，适合包抄合围。12月30日下午，我们479团从慈利县城分两路出发，军分区调动414团、480团各一个营从石门樟树角出发，急奔江垭。次日上午8时，三路部队发起全面围攻，炮兵在碾盘山向江垭后山的碉堡发射六0炮，驻守堡内的张沼吴部赵中庆团遭到突袭，慌忙向石家峪方向逃窜，逃到飞凤岭遇到剿匪部队狙击，走投无路之下，只得束手就擒。与此同时，驻江垭镇内的张沼吴部一团团长张岸伯率部向东南方向逃窜，钻进479团三营伏击圈，遭到猛击，插翅难逃，缴枪投降。土匪头目张沼吴率警卫团逃至江垭以西的卓家峪，并向赵家岗逃窜。我所在四连二排在副营长赵金林率领下，抄近路截敌。我看到张沼吴慌慌张张钻进路旁的“李云记”饭铺，带着两名战士冲下山去，边冲边喊:“张县长，缴枪不杀!”张沼吴只得举起双手走出来，他手下180多名土匪乖乖放下武器。

江垭一战，给了张沼吴、朱际凯匪部以毁灭性打击。我在这次剿匪中，荣立三等功。朱匪虽未被擒，但他逃到石门西北部之后，走投无路，在480团包围之下，被迫放下武器。紧接着，我们对躲避在太浮山区的土匪侯宗汉部进行围剿。太浮山区地跨五县边区，崇山峻岭，森林密盖，侯宗汉在此为匪二十多年。1950年4月，剿匪部队主力像铁桶一般围住匪区，同时以两个机动营遍山搜捕，生擒匪大队长黄鳌，迫降匪政治处长祝英。侯部余党被毙56人，有200多人缴械投降。只有侯宗汉率50多个亲信逃往自家后山的螃蟹洞，上天无门，下地无路，饥肠辘辘，只得于4月9日被迫爬出洞来交了枪。

常德的剿匪斗争历经一年有余，到1950年10月获得全胜。我军民共毙俘土匪官兵16700余名，缴获长短枪5200余支、大炮25门、大量及军用物品，铲除了在常德的军事残余，扫除了新区开辟工作的主要障碍，为随后开展的土地改革、镇压、抗美援朝提供了条件。

1952年，我在湖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学习，并在学习期间荣立三等功。1954年转入安仁县兵役局担任少尉助理员。此后，我先后在安仁、桂阳、耒阳县武装部工作，历任上尉副科长、大尉科长、副政委、政委（正团），1977年10月，任耒阳县委常委、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政委。1980年担任耒阳县武装部党委书记、郴州军分区党委委员。直到1987年光荣离休。回首我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也是艰苦的一生。党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授予功勋章、纪念章6块，立三等功5次，出席师军级代表大会4次，被评为积极分子、先进个人和嘉奖20多次。1969年9月25日16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亲切接见“军队团以上干部”，我荣幸地身在其中。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难忘的日子。

【郑老已于2021年病逝，享年95岁】

朱庆南：从湘南游击队走来

口述/朱近南 整理/朱文科

【人物简介】朱庆南，男，现年93岁，1949年7月参加湘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不久转为解放军46军136师408团二营文教干部，开拔到湘西剿匪，1950年底部队移防广东汕头整训。1952年9月，46军奉命入朝作战。1953年7月26日，朱庆南在三打马踏里战斗中负伤，被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转业到地方工作。

我叫朱庆南，1928年农历7月29日出生于大义乡石镜村一个农民家庭。祖父在乡间行医为业，父亲朱辉韫老实忠厚，母亲陈菊贞勤劳节俭，生育四男一女，我在兄弟中排序第三。父亲在我五岁那年病故，母亲在我十二岁那年也病逝了。我跟随二哥朱福祥生活，放学之余就干农活，上山看牛、砍柴、寻猪草、挑煤炭。哥嫂节衣缩食供我读书。1948年春，我从衡阳成章中学毕业，考入永兴县省立三中读高中。一年后，我怀着报国之志，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湘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队，从此义无反顾地走向了革命道路。

石镜村位于耒阳东南角，与永兴县交界，到处是石山石崖石洞，一条十里长的小溪穿越九座石山，贯穿全境，人称“十出九没”。湘南游击队司令员谷子元就是石镜隔壁的白云村人。我们在白云、石镜、香梅、上架一带打游击，白天隐蔽在山上和石洞，晚上出来活动，专门袭击地主恶霸的武装，张贴宣传标语，秘密组织农民起来斗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湘南地区造势，迎接解放。

1949年7月，我和战友们随同谷子元从石镜村出发，经耒阳县的文冲村、永兴县的张家洲、安福司、树台下，安仁县龙海塘、承坪岭、安平司，到达茶陵县界首，迎接解放军四野12兵团46军136师。我们游击队与解放军汇合后，一路转战，相继解放安仁、永兴、郴县。在攻城战斗中，我们游击队队员都很勇敢，不怕牺牲，跟随主力部队冲锋。湘南地区解放后，部队驻防郴县火车站。随即，湘南游击队队员分配工作，司令部决定，调派我和石镜老乡符俊泉跟随政治部副主任雷天一，前往桂阳县参加土改工作队，配合南下工作队进驻桂阳进行土地改革。就这样，我们在桂阳县开展土改工作。

解放军四野46军136师的前身是冀东军区12旅、9纵25师，战斗力很强，在锦州外围战斗中表现出色，从东北过黄河跨长江，从南到北一路征战，部队急需补充员额。经46军136师与湘南游击队协同就地补员，选调一批有文化的游击队员充实部队。在桂阳县搞土改期间，我荣幸地被组织上选调，告别战友、老乡，光荣加入到人民解放军，成为46军136师408团文教干事。其时，湘西匪患猖狂。136师开拔到湘西剿匪。我团进驻绥宁、会同一带剿匪，历时近一年。我在剿匪战斗中表现出色，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1950年底，46军奉命由湘入粤，136、137、138师分别进驻普宁、潮阳、惠来，驻防整训，准备解放台湾。军长是萧全夫，政治委员是吴保山将军。我先后调到406团六连、四连、五连担任文教干事。

【红1组朱文科、王宜则、赵娟等人采访朱老】

1952年春，中央军委命令46军调防北上。我和战友们以为马上攻打台湾。部队从汕头码头上船直航靠向广州黄埔港，从广州改乘火车一路北上。火车经过耒阳灶市街的时候，我听到县城传来放鞭炮的声音。原来，这天恰好是春节，别人都在吃团圆饭，我们却无法与亲人团聚。北风呼呼，天寒地冻，我们冒着严寒抵达沈阳，整装待命，这才知道抗美朝鲜战争爆发，部队番号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6军。9月15日，46军入朝参战。我调入营部担任翻译文书。出国过丹东鸭绿江前，我与战友们收拾简单的行李，每个人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我们都明白，这是与祖国和亲人告别。我在离开的时候，往祖国的土地上抓了一把泥土，用纸巾包了装在背包里。这一去，是为了祖国的安宁、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勇往直前，英勇战斗。

我们46军入朝后，累计作战150多次，歼敌近1.5万人，打了很多大仗、恶仗，最为辉煌的战绩是“三打马踏里”。我在朝鲜战场两年，一直在营部担任翻译文书，负责与朝方翻译沟通以及我方上传下达战斗指令的文字工作，还随营到前线参加20多次战斗。1953年7月8日至7月26日，为配合中朝、美韩板门店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东线的反击作战，我们136师驻守在板门店东侧半公里以东一线阵地，先后对马踏里东山岭之敌实施三次攻击作战，战斗取得胜利。这也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斗。

马踏里东山岭位于临津江北岸、开城以东，由四个小高地组成，属于美军在三八线以北的支撑点，拿下它可将我军阵地向前推进，该高地威胁美军西线的交通供给线。美军阵地上单列桩铁丝网、蛇腹形铁丝网和大小地堡、明暗火力点等星罗棋布，交通沟纵横交错，是一块易守难攻的硬骨头。我师先后组织两次攻打马踏里的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我师接到军首长转达的志愿军司令部关于向马踏里发起第三次攻击的命令。为了支援这次战斗，军首长把所属炮兵团一百多门大炮全部加强给我师。

我一辈子都记得，7月24日晚上八点半，繁星满天，天气燥热，第三次马踏里战斗打响了。我师集中炮火砸向美军阵地，大地被震得发颤，两个主峰山头火光四溅。炮火急袭过后，136师各路突击队仅用二十多分钟就全歼060高地守敌，并向＋0238阵地发起纵深进攻。在短兵相接的争夺战中，敌我炮火交错，到处是爆炸的火光、升起的尘雾。一会儿是敌攻我守，一会儿又是我攻敌守，打得难分难解。我们406团主阵地在东山岭，我所在营击退美军十多次进攻，歼敌几百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我营二连一班班长栗学福指挥歼敌九十多人，全班战士牺牲，只剩下他一个人，打光了。一群美军叫嚣着冲进阵地，准备活捉栗学福。栗学福伏在战壕，等敌人围拢过来，拉响最后一根爆破筒，炸死十几个美军，栗学福被炸得晕了过去。这时，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把他抢救出来。他醒来后，又继续坚持投入了战斗。战后，栗学福被评为“二级英雄”，荣获朝鲜“一级国旗勋章”。著名作家巴金来到我们营采访栗学福，写下了长篇通讯《钢铁战士栗学福同志》。战友栗学福的事迹激励着我们在战场英勇杀敌。

这场激烈的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早晨，两个高地被我军控制。美军不甘心失败，不惜血本，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一次又一次疯狂反扑，始终未能将阵地夺回去。我在这次战斗中，让美军炮弹炸伤右腿和前额骨，所幸被战友及时抢救出来，把我送到伤员集中收集地。当天晚上，我乘坐护送伤员的列车回国。火车上的护理人员用清水清洗我的伤口，用钳子把弹片取出来，稍作处理。我忍受剧痛，一声不吭。火车经过四十六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停靠在吉林省佳木斯。广播里传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的消息。寂静的夜空下，我仿佛看到，山谷间回响着战友们欢呼和平的口号声。

我在佳木斯陆军医院疗伤一个月，伤愈后调入东北军区后方医院担任休养员（排级）。1954年春，我先后在东北军区健康七团、湖南省革命残疾军人学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主动申请转业，建设家乡。耒阳县委组织隆重的欢迎队伍，敲锣打鼓，学生献花，上万干部群众在灶市街火车站夹道欢迎我和战友们的凯旋。此后，我被安置到耒阳县人民委员会工业科工作，两年后调入耒阳县人民委员会农村工作部当秘书，1960年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多次遭批斗，放入耒阳县农科所劳动改造。家庭也受到株连，妻子符俊梅从城区学校发配到石镜小学当老师。

1962年，中央八千人会议召开，组织上为我摘除右倾帽子，安排到南京人民公社担任民政助理员。从此，我扎根基层工作20余年，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始终乐观豁达，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工作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深受上级领导和同事的好评。1989年元月，我从耒阳市烈士陵园管理处调到市民政局，光荣离休，从此安享晚年。我经常向年轻人讲述过去参加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斗故事，讲述那些牺牲的战友们的英雄归，激励三个儿子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为党和人民做贡献。

【本文刊登于2021年《文史博览》第五期。朱老已于2022年农历7月20日病逝，享年95岁。朱文科为他老人家撰写悼词，并到追悼会现场祭拜。】

【书稿初审现场】

《百战归来—耒阳老兵口述历史》审稿专家组

胡振荣（省委党史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彭 岗（省委党史研究院二级巡视员）

刘文典（省委党史研究院综合部主任）

禹丁华（原湖南省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龙 琛（湖南省档案馆编研部一级主任科员，原《档案时空》杂志编辑）

耒阳市参战老兵口述历史采写组

总调度：王宜泽、朱文科

红1组：朱文科、赵娟、谢玲玲、谷新则、朱柳婕、邓广义

红2组：谭小郴、周治中、蒋从陆

红3组：梁莹玉、贺清华、刘少斌

红4组：张育宁、虢应章、谷贤文、严志刚

红5组：龙鸿发、黄海峰、雷小专、李仕俊

红6组：曾传林、谷彦平、刘小朋

红7组：欧阳本法、龙建威、张小兵

宣传摄影组：刘源、杨敬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