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4月1号的八字(1994年4月1日生辰八字)

张玉环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9778天的牢狱之灾在张玉环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转入监狱前，他曾在看守所日夜戴着脚镣度过600多天，以至于双脚变形，走路时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现明显的“外八字”。

与身体上的伤痕相比，断裂了近27年的人生更难弥补。

26岁被抓，53岁无罪归来。8月4日黄昏，当张玉环身戴大红花再次回到江西省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望着在家门口迎接的众家人，他只认得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大多数面孔他都极其陌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呈现在他眼前的故乡，已没有了往日的炊烟和人气，满眼是荒废的砖房和杂草。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原本与张家相熟的邻居和远亲前来探望，张家村许久没有如此热闹了。

张玉环在倒塌的老宅前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卫佳铭 摄

在倒塌老屋门前的一片荒草中，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媒体，张玉环努力回想着二十七年前被卷入那起命案前后的种种细节。他屡屡卷起裤腿，向记者展示伤痕，说这是刑讯逼供留下的，又在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哽咽中，眼眶不自觉地泛红。

久在牢笼无人问，一朝平反天下知。

张玉环不止一次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不需要道歉，但必须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5日上午，张玉环一家为先父张国福上坟。

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无罪释放回家后的第一个夜晚，张玉环整宿未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个小时前，他刚踏进家门时的画面。大儿子张保仁突然猛推了他一把，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监狱中，他曾无数次想象过父子重逢的场面，唯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他问躺在身边的小儿子张保刚：“保仁为什么这么恨我？”张保刚一时语塞。

张保刚说，他了解哥哥从小受的痛苦和委屈，“看到二十多年没见的爸爸，就像一个孩子在撒娇，发小孩子脾气，爸，你能理解不？”

距离张保仁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19年了，那还是2001年张玉环案重审开庭时。这段记忆在张保仁的心里像扎了一根刺：12岁的他看到父亲戴着脚镣，在法警陪同下走上被告人席。张玉环看到前来旁听的家人就大喊“冤枉”，还伸出手，做出拥抱的姿势。

张保仁说，他永远记得父亲想要冲破阻拦抱自己的动作，可他的面容却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模糊。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2001年11月28日，江西高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张保仁一直以为，缓两年的意思是先坐两年牢，时间到了，仍然要枪毙，“我以为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2020年7月9日，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张保仁陪着母亲宋小女在进贤县法院观看视频直播，他几乎想要凑到屏幕上，想看清楚父亲的脸，但镜头中只能远远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身影。

8月4日，江西高院宣告张玉环无罪。得知父亲沉冤得雪后，张保仁和张保刚火速赶到了张家村，搀着母亲和婆婆（江西方言，即奶奶）等待他回家。终于，父亲身戴大红花，在众人的簇拥下走来，他径直走向了张炳莲，没有在张保仁面前作任何停留。

回家后的张玉环和母亲张炳莲在一起。

张玉环后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没有认出儿子，在迎接的人群里，几乎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即便是他自己的弟弟张平凡他也不认得，“一切都变了”，能认得出的只有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

父亲从自己眼前擦过，宛如陌生人，张保仁觉得十几年的等待瞬间落空。没等反应过来，站在他身边原本就有高血压的宋小女又忽然昏倒了。此刻，张玉环已被涌入家门、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推进了堂屋。这一幕，让张保仁彻底“失控”：“这些年母亲和我们兄弟所受的委屈一下子都窜到我脑中，他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张玉环无罪释放回家的第一晚，宋小女因激动过度昏倒，张保仁和张保刚用120送母亲去县城医院治病。

冲着父亲说出那句话后，张保仁独自一人跑进了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老宅，蹲在瓦砾堆上掩面哭泣良久。之后，他和120急救车的医务人员一起，把四肢发麻的宋小女抬上了车，送往进贤县人民医院。和父亲重逢的第一面，就这样结束了。

混乱中，有亲戚质问张保仁：你又为父亲付出了多少？“这确实是一句灵魂拷问”，他说，他不是不想，只是做不到，“我结婚比较早，经济方面也是不允许，我不能不工作，不然我小孩和媳妇就没饭吃了。”

张保仁曾对澎湃新闻坦言，他没有期许过父亲出来后能与他好好相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从小没有这些给我，在我记忆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但年幼时，他也曾许下愿望，希望来日能成为一名律师，在他心里，律师是能救爸爸性命的，是很高尚的职业。

“保仁推了爸爸一把”这件事在张家内部引起风波，长辈们对他颇有责备，连说“不懂事”，但张保刚懂得哥哥。他告诉澎湃新闻，哥哥只是太想知道他在爸爸心里到底有多重了。

5日中午，张玉环终于等来了大儿子张保仁，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8月5日中午，张玉环大哥张民强携妻子、妹妹妹夫、弟弟弟媳以及三家的小辈一起，在张家老宅摆了一桌团圆饭，菜是从县城饭店做好了带过来的，侄子们开车送菜，来往了很多趟。可到了饭点，张玉环却执着地站在太阳底下，等待大儿子保仁回来，无论亲人怎么劝说，他都不肯进屋。

11点50分，张保仁的电话打了进来。张玉环捧着手机，独自走向家门口的小径，带着哭腔大喊：“爸爸想你啊，我想你啊，你快回来。”

半个小时后，赶来的张保仁和父亲相拥着走进老宅，张玉环激动地举起纸杯，说道：“这是我们家27年来第一顿团圆饭，我感到太高兴了。”

张保仁和张玉环坐在老宅门前谈心。

午饭后，张玉环又拉着保仁在倒塌的老宅门前聊了许久。横亘在父子间的冰山好像在正午炙热阳光的烤晒下慢慢融化。

艰难适应：“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

一夜未眠，早晨六点不到，张玉环就起床了。他在家里摸索着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的摆放位置，张保刚耐心地告诉他，但一转头，父亲好像又忘了。张玉环说，可能是刚回家事情太多，抑或是在“里面”太久，出来记性变差了。

张玉环用圆珠笔在废纸板上写下未曾谋面的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姓名。

他拿一小块硬纸板，一笔一画地用圆珠笔记下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名字，一遍记不住，他又抄了一遍，放在床边上的箱子上。

张玉环回家前，保仁和保刚就商量好了，要给父亲买一只智能手机，方便他跟远方的孙子孙女视频。回家的第一天，张玉环在儿子的指导下学会了打电话，保刚把家里所有亲人的电话都提前存在了手机通讯录里：民强、小凡、小女、保仁……

张保仁和张保刚为父亲提前购置的新手机，里面存好了全家人的联系方式。

南昌的8月，酷暑难当，老宅没有空调，保刚让父亲吹电扇乘凉，张玉环盯着电扇，好奇地问：“这个扇子怎么还能摇头的？”

27年的牢狱之灾，锐利得像一把刀，把张玉环和现代社会割裂，他的思维仿佛仍停留在出事前的1993年。他对张保刚说，出来最要紧的事是解决住房问题，他预备花两三万元在老宅的地基上盖一栋新房子。张保刚无奈地笑了，“爸爸呀，现在农村随便盖栋房子也要几十万了喽。”

“啊，要几十万啊？”张玉环吃惊地看着儿子，好像听到了天文数字。

除了房子，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打算：请政府分两亩地，种田赡养老娘。不仅如此，他还劝说张保刚也辞掉在福建的工作，回家一起陪他种地。张保刚没有当面回绝，顺着父亲应了下来。

他说，父亲刚出来，就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他，“等他知道现在种地不挣钱了，他就会转变想法的。”他和哥哥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轮流“陪护”父亲，直到他适应出来后的生活。

5日清晨，张保刚用电动车载着张玉环出门购物。

5日清晨，张保刚骑电动车去村里的小卖部购置食物和日用品，他特地叫上张玉环一起，让父亲看着他如何用手机付款。

角色似乎变了。曾经缺席了儿子成长的父亲，如今变成了“孩童”，而张保刚试图在帮助父亲适应新生活的互动中，寻找那些年缺失的父爱。

不过，张玉环有时还是会教导儿子，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违法乱纪的事千万不要做。张保刚又有些哭笑不得，他回道：“爸爸呀，我们现在才听你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张玉环听了，没有说话。

1994年起，宋小女便外出打工挣钱，以养活两个儿子，出门前，她把他们分别托付给婆家和娘家的亲人，保仁留在张家村，保刚则跟着外公生活。

张保刚至今都觉得，比起哥哥，他要幸运得多。外公格外疼他，常常把他拉到其他孙儿找不到的房间里，把偷藏起来的好吃的留给他。

然而，对留守在张家村的张保仁来说，白眼、谩骂、甚至殴打，都是家常便饭。他不敢还手，因为顶着“杀人犯儿子”的帽子，他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受了委屈，他也不敢告诉婆婆。张保仁说，自从父亲出事，婆婆的性子就变得暴躁，动不动就是一顿打。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冰箱，每到夏天，猪肉都放坏了，婆婆也舍不得扔，“那就是吃蛆，知道蛆吗？”

大约八九岁时，张保刚回村里找哥哥玩，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把张保仁摁在地上，还往他的嘴里塞牛粪，哥哥却躺在那里，打不还手。张保刚气不过，抄起路边的木棍把他们赶跑了。

张玉环回家后，现年84岁的张炳莲逢人就咧着嘴笑，年轻时的她曾经被同村人评价“嘴巴不饶人”。儿子出事后，要强的她一个人揽下了田里的活计。没人帮忙，只能拉着张保仁一起干。

直到现在，村里人还会说起张保仁小时候跟在奶奶身后放牛的场景：“小小的崽啊，还不到十岁，站在稻田里，水没过大腿，躲在牛背后，几乎看不到人。”

回忆起这段岁月，内向寡言的张保仁只说，“只有自己知道就好，心中的苦讲给别人听，别人也听不懂。”他知道父亲是冤枉的，但他选择逃避，不与人争辩，因为无用。

1997年，宋小女的父亲因病去世，张保刚也随即被送回了张家村，兄弟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有时两人犯了错，害怕被婆婆责罚，就整夜躲在牛棚或者稻田里，不敢回家。生病了，哪怕发高烧昏在路边，过路的村里人也只用脚踢两下，看看是否还有口气在就走开了。

有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张保仁上手去修，裸露的电线把他整个人都电麻了，左手掌心烧出一个大窟窿。弟弟见状，上去拉哥哥，也被电得不轻。为了救人，张保刚爬上二楼平台，拽着电线往下跳，这才把电线扯断了。

“当时村里的人都传闲话，说我们兄弟两个不死，是老天爷不收。”张保刚说。只是，这些苦涩的成长经历，他们在成年之前都未曾对人说过。

回家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张玉环听保刚断断续续地讲述着他和哥哥的成长经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自责，“儿子怨我，我理解，我都理解的，我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不容易”。

申诉往事：“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高墙之内，过去的二十多年，张玉环过得同样煎熬。最初在看守所时，同监舍的人都不喊他的名字，叫他“花生米”（即“枪子儿”），意思是很快就会被拖出去枪毙的人。

张玉环两次被判死缓，戴脚镣的时长超过了六百天，以至于张平凡说，哥哥出来后走路都不一样了，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外八字”。

张玉环说，在当时，像他一样的量刑，进监狱服刑后，如果积极改造获得减刑，十几年也就出来了。但他起初始终不肯认罪，即便是被投入南昌监狱后，他仍坚持每周写一封申诉状，一封封积累起来，等到大哥张民强前去会见时，托他带出去。

张民强告诉澎湃新闻，张玉环在牢里写的申诉状总数以千计，他有时候都会劝弟弟，也别写得太频繁了，省得看管的狱警不耐烦。每次从监狱里带出来申诉状，张民强都细心地纠正错别字，有条件的情况下，他还会托打印店的老板把文字输入电脑里，再一张张复印出来，投递到各级政府部门：进贤、南昌和北京，都有。

除了寄材料，张民强也四处打听，为弟弟寻找律师。直到2017年，他等到了王飞律师和他的申诉律师团队。王飞翻阅过历次判决书和申诉材料后，还特地去南昌监狱会见了一次张玉环。隔着玻璃，他冷不丁问张玉环：你到底有没有杀人？张玉环很坚定地说：没有。

王飞说，那一刻，他确信，这应该就是一起冤案。他教张民强开通了微博，定期将申诉的进展发出去，当时已年届五旬的张民强哪懂这个，他不是跑去工作所在的大学宿舍楼里找大学生请教，就是问律师和记者，“微博文案这样写可不可以？有没有错别字？还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然而，外界的这些努力，监狱中的张玉环知之甚少。他说，自己每天都会仔仔细细地阅读报刊，收看新闻联播，关注点有二：一是自己的案子有没有被媒体报道，二是有没有冤假错案平反。

他会认真地记下其他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名字：赵作海、刘忠林、廖海军。尤其是看到廖海军案平反的报道，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律师王飞的名字，他激动地给张民强打去亲情电话，问“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直到今年7月9日张玉环案在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出庭检察员建议改判无罪之后，有管教干部悄悄地告诉张玉环，说他的案子已经有媒体报道了，还告诉他老家的房子坍塌了。张玉环想再追问些细节，对方却怎么也不肯说了。

从再审开庭到宣判无罪，张玉环又等待了26天。得知宣判日期的那天，他激动地没有睡着。监狱里一些狱友见他要出去了，还有想托他转达申诉的。

出来后，张玉环觉得自己的视力明显糟糕了，他说那是在监狱里加工衣服熬坏的，他央弟弟张平凡去给他配一副眼镜。同时，他还要求儿子为他准备一本空白的日记本。监狱里养成的习惯，他还留着。

他努力地学习着周遭的新事物，但一切都变得很难。他更习惯回忆过去的事，他会拉着保刚的手说起他小时候有多顽皮，保仁的脾气就要和顺很多。但说着说着，笑容又突然停止。

张玉环对着媒体讲述自己被卷入冤案的前后细节。

围观之下：“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无罪至今，除了和亲人相见团聚，张玉环还要不间断地应付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对着成排的镜头，他紧张万分，用手搓红了手臂上的皮肤。

提问几乎如出一辙。他一遍又一遍回忆着他是如何被卷入案子，如何经历严刑拷打，如何在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中坚持下来的。

张玉环向澎湃新闻展示手上被打留下的伤疤。

每每说到被刑讯逼供的细节，平常讲话轻声细语的他总会异常激动，并卷起裤腿，露出留在大腿根部的疤痕，说是受审讯时当年被狼狗咬伤。车轮战似的采访让他应接不暇，实在累得不行了，他就躲进老母亲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一会儿，还没睡着，记者的电话又来了。

从张玉环的讲述中，人们能够大致拼凑出他出事前的生活图景：父亲生前是村里的能人，人缘颇好，哥哥从事粮油生意，他自己是木工，一家人生活得自给自足。

可这一切都被击得粉碎，他总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处境。

宣判无罪当日，江西高院法官和其他官方工作人员等20多人到监狱向张玉环赔礼道歉，回家当晚，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连说了三遍以上“感谢政府，我接受道歉”。

可渐渐地，张玉环说自己不想接受道歉了，“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他反复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希望能够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我这个案子就是刑讯逼供造出来的，他们放狼狗咬我，把我的手背着铐起来，我才招认的。”

张玉环不知道的是，他的讲述通过媒体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舆论热议，被宣判无罪之后，与他相关的话题连续三天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

有热心的网友看到报道以后，特地带着一家老小驱车从县城赶到张玉环家，送上安慰。有的说是被张家人27年坚持申诉的经历所感动，有的则说是想见一见“被羁押最久蒙冤者”的真容。

无论如何，张玉环以这样尴尬的方式红了。

他问来的人：“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事？”对方答，网上都报了。

“什么网啊？是这么大的网吗？”他一脸疑惑，用手在空中比划着画了一个圈。

(来源:澎湃新闻)

张玉环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9778天的牢狱之灾在张玉环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转入监狱前，他曾在看守所日夜戴着脚镣度过600多天，以至于双脚变形，走路时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现明显的“外八字”。

与身体上的伤痕相比，断裂了近27年的人生更难弥补。

26岁被抓，53岁无罪归来。8月4日黄昏，当张玉环身戴大红花再次回到江西省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望着在家门口迎接的众家人，他只认得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大多数面孔他都极其陌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呈现在他眼前的故乡，已没有了往日的炊烟和人气，满眼是荒废的砖房和杂草。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原本与张家相熟的邻居和远亲前来探望，张家村许久没有如此热闹了。

张玉环在倒塌的老宅前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卫佳铭 摄

在倒塌老屋门前的一片荒草中，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媒体，张玉环努力回想着二十七年前被卷入那起命案前后的种种细节。他屡屡卷起裤腿，向记者展示伤痕，说这是刑讯逼供留下的，又在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哽咽中，眼眶不自觉地泛红。

久在牢笼无人问，一朝平反天下知。

张玉环不止一次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不需要道歉，但必须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5日上午，张玉环一家为先父张国福上坟。

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无罪释放回家后的第一个夜晚，张玉环整宿未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个小时前，他刚踏进家门时的画面。大儿子张保仁突然猛推了他一把，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监狱中，他曾无数次想象过父子重逢的场面，唯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他问躺在身边的小儿子张保刚：“保仁为什么这么恨我？”张保刚一时语塞。

张保刚说，他了解哥哥从小受的痛苦和委屈，“看到二十多年没见的爸爸，就像一个孩子在撒娇，发小孩子脾气，爸，你能理解不？”

距离张保仁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19年了，那还是2001年张玉环案重审开庭时。这段记忆在张保仁的心里像扎了一根刺：12岁的他看到父亲戴着脚镣，在法警陪同下走上被告人席。张玉环看到前来旁听的家人就大喊“冤枉”，还伸出手，做出拥抱的姿势。

张保仁说，他永远记得父亲想要冲破阻拦抱自己的动作，可他的面容却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模糊。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2001年11月28日，江西高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张保仁一直以为，缓两年的意思是先坐两年牢，时间到了，仍然要枪毙，“我以为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2020年7月9日，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张保仁陪着母亲宋小女在进贤县法院观看视频直播，他几乎想要凑到屏幕上，想看清楚父亲的脸，但镜头中只能远远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身影。

8月4日，江西高院宣告张玉环无罪。得知父亲沉冤得雪后，张保仁和张保刚火速赶到了张家村，搀着母亲和婆婆（江西方言，即奶奶）等待他回家。终于，父亲身戴大红花，在众人的簇拥下走来，他径直走向了张炳莲，没有在张保仁面前作任何停留。

回家后的张玉环和母亲张炳莲在一起。

张玉环后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没有认出儿子，在迎接的人群里，几乎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即便是他自己的弟弟张平凡他也不认得，“一切都变了”，能认得出的只有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

父亲从自己眼前擦过，宛如陌生人，张保仁觉得十几年的等待瞬间落空。没等反应过来，站在他身边原本就有高血压的宋小女又忽然昏倒了。此刻，张玉环已被涌入家门、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推进了堂屋。这一幕，让张保仁彻底“失控”：“这些年母亲和我们兄弟所受的委屈一下子都窜到我脑中，他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张玉环无罪释放回家的第一晚，宋小女因激动过度昏倒，张保仁和张保刚用120送母亲去县城医院治病。

冲着父亲说出那句话后，张保仁独自一人跑进了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老宅，蹲在瓦砾堆上掩面哭泣良久。之后，他和120急救车的医务人员一起，把四肢发麻的宋小女抬上了车，送往进贤县人民医院。和父亲重逢的第一面，就这样结束了。

混乱中，有亲戚质问张保仁：你又为父亲付出了多少？“这确实是一句灵魂拷问”，他说，他不是不想，只是做不到，“我结婚比较早，经济方面也是不允许，我不能不工作，不然我小孩和媳妇就没饭吃了。”

张保仁曾对澎湃新闻坦言，他没有期许过父亲出来后能与他好好相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从小没有这些给我，在我记忆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但年幼时，他也曾许下愿望，希望来日能成为一名律师，在他心里，律师是能救爸爸性命的，是很高尚的职业。

“保仁推了爸爸一把”这件事在张家内部引起风波，长辈们对他颇有责备，连说“不懂事”，但张保刚懂得哥哥。他告诉澎湃新闻，哥哥只是太想知道他在爸爸心里到底有多重了。

5日中午，张玉环终于等来了大儿子张保仁，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8月5日中午，张玉环大哥张民强携妻子、妹妹妹夫、弟弟弟媳以及三家的小辈一起，在张家老宅摆了一桌团圆饭，菜是从县城饭店做好了带过来的，侄子们开车送菜，来往了很多趟。可到了饭点，张玉环却执着地站在太阳底下，等待大儿子保仁回来，无论亲人怎么劝说，他都不肯进屋。

11点50分，张保仁的电话打了进来。张玉环捧着手机，独自走向家门口的小径，带着哭腔大喊：“爸爸想你啊，我想你啊，你快回来。”

半个小时后，赶来的张保仁和父亲相拥着走进老宅，张玉环激动地举起纸杯，说道：“这是我们家27年来第一顿团圆饭，我感到太高兴了。”

张保仁和张玉环坐在老宅门前谈心。

午饭后，张玉环又拉着保仁在倒塌的老宅门前聊了许久。横亘在父子间的冰山好像在正午炙热阳光的烤晒下慢慢融化。

艰难适应：“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

一夜未眠，早晨六点不到，张玉环就起床了。他在家里摸索着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的摆放位置，张保刚耐心地告诉他，但一转头，父亲好像又忘了。张玉环说，可能是刚回家事情太多，抑或是在“里面”太久，出来记性变差了。

张玉环用圆珠笔在废纸板上写下未曾谋面的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姓名。

他拿一小块硬纸板，一笔一画地用圆珠笔记下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名字，一遍记不住，他又抄了一遍，放在床边上的箱子上。

张玉环回家前，保仁和保刚就商量好了，要给父亲买一只智能手机，方便他跟远方的孙子孙女视频。回家的第一天，张玉环在儿子的指导下学会了打电话，保刚把家里所有亲人的电话都提前存在了手机通讯录里：民强、小凡、小女、保仁……

张保仁和张保刚为父亲提前购置的新手机，里面存好了全家人的联系方式。

南昌的8月，酷暑难当，老宅没有空调，保刚让父亲吹电扇乘凉，张玉环盯着电扇，好奇地问：“这个扇子怎么还能摇头的？”

27年的牢狱之灾，锐利得像一把刀，把张玉环和现代社会割裂，他的思维仿佛仍停留在出事前的1993年。他对张保刚说，出来最要紧的事是解决住房问题，他预备花两三万元在老宅的地基上盖一栋新房子。张保刚无奈地笑了，“爸爸呀，现在农村随便盖栋房子也要几十万了喽。”

“啊，要几十万啊？”张玉环吃惊地看着儿子，好像听到了天文数字。

除了房子，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打算：请政府分两亩地，种田赡养老娘。不仅如此，他还劝说张保刚也辞掉在福建的工作，回家一起陪他种地。张保刚没有当面回绝，顺着父亲应了下来。

他说，父亲刚出来，就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他，“等他知道现在种地不挣钱了，他就会转变想法的。”他和哥哥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轮流“陪护”父亲，直到他适应出来后的生活。

5日清晨，张保刚用电动车载着张玉环出门购物。

5日清晨，张保刚骑电动车去村里的小卖部购置食物和日用品，他特地叫上张玉环一起，让父亲看着他如何用手机付款。

角色似乎变了。曾经缺席了儿子成长的父亲，如今变成了“孩童”，而张保刚试图在帮助父亲适应新生活的互动中，寻找那些年缺失的父爱。

不过，张玉环有时还是会教导儿子，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违法乱纪的事千万不要做。张保刚又有些哭笑不得，他回道：“爸爸呀，我们现在才听你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张玉环听了，没有说话。

1994年起，宋小女便外出打工挣钱，以养活两个儿子，出门前，她把他们分别托付给婆家和娘家的亲人，保仁留在张家村，保刚则跟着外公生活。

张保刚至今都觉得，比起哥哥，他要幸运得多。外公格外疼他，常常把他拉到其他孙儿找不到的房间里，把偷藏起来的好吃的留给他。

然而，对留守在张家村的张保仁来说，白眼、谩骂、甚至殴打，都是家常便饭。他不敢还手，因为顶着“杀人犯儿子”的帽子，他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受了委屈，他也不敢告诉婆婆。张保仁说，自从父亲出事，婆婆的性子就变得暴躁，动不动就是一顿打。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冰箱，每到夏天，猪肉都放坏了，婆婆也舍不得扔，“那就是吃蛆，知道蛆吗？”

大约八九岁时，张保刚回村里找哥哥玩，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把张保仁摁在地上，还往他的嘴里塞牛粪，哥哥却躺在那里，打不还手。张保刚气不过，抄起路边的木棍把他们赶跑了。

张玉环回家后，现年84岁的张炳莲逢人就咧着嘴笑，年轻时的她曾经被同村人评价“嘴巴不饶人”。儿子出事后，要强的她一个人揽下了田里的活计。没人帮忙，只能拉着张保仁一起干。

直到现在，村里人还会说起张保仁小时候跟在奶奶身后放牛的场景：“小小的崽啊，还不到十岁，站在稻田里，水没过大腿，躲在牛背后，几乎看不到人。”

回忆起这段岁月，内向寡言的张保仁只说，“只有自己知道就好，心中的苦讲给别人听，别人也听不懂。”他知道父亲是冤枉的，但他选择逃避，不与人争辩，因为无用。

1997年，宋小女的父亲因病去世，张保刚也随即被送回了张家村，兄弟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有时两人犯了错，害怕被婆婆责罚，就整夜躲在牛棚或者稻田里，不敢回家。生病了，哪怕发高烧昏在路边，过路的村里人也只用脚踢两下，看看是否还有口气在就走开了。

有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张保仁上手去修，裸露的电线把他整个人都电麻了，左手掌心烧出一个大窟窿。弟弟见状，上去拉哥哥，也被电得不轻。为了救人，张保刚爬上二楼平台，拽着电线往下跳，这才把电线扯断了。

“当时村里的人都传闲话，说我们兄弟两个不死，是老天爷不收。”张保刚说。只是，这些苦涩的成长经历，他们在成年之前都未曾对人说过。

回家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张玉环听保刚断断续续地讲述着他和哥哥的成长经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自责，“儿子怨我，我理解，我都理解的，我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不容易”。

申诉往事：“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高墙之内，过去的二十多年，张玉环过得同样煎熬。最初在看守所时，同监舍的人都不喊他的名字，叫他“花生米”（即“枪子儿”），意思是很快就会被拖出去枪毙的人。

张玉环两次被判死缓，戴脚镣的时长超过了六百天，以至于张平凡说，哥哥出来后走路都不一样了，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外八字”。

张玉环说，在当时，像他一样的量刑，进监狱服刑后，如果积极改造获得减刑，十几年也就出来了。但他起初始终不肯认罪，即便是被投入南昌监狱后，他仍坚持每周写一封申诉状，一封封积累起来，等到大哥张民强前去会见时，托他带出去。

张民强告诉澎湃新闻，张玉环在牢里写的申诉状总数以千计，他有时候都会劝弟弟，也别写得太频繁了，省得看管的狱警不耐烦。每次从监狱里带出来申诉状，张民强都细心地纠正错别字，有条件的情况下，他还会托打印店的老板把文字输入电脑里，再一张张复印出来，投递到各级政府部门：进贤、南昌和北京，都有。

除了寄材料，张民强也四处打听，为弟弟寻找律师。直到2017年，他等到了王飞律师和他的申诉律师团队。王飞翻阅过历次判决书和申诉材料后，还特地去南昌监狱会见了一次张玉环。隔着玻璃，他冷不丁问张玉环：你到底有没有杀人？张玉环很坚定地说：没有。

王飞说，那一刻，他确信，这应该就是一起冤案。他教张民强开通了微博，定期将申诉的进展发出去，当时已年届五旬的张民强哪懂这个，他不是跑去工作所在的大学宿舍楼里找大学生请教，就是问律师和记者，“微博文案这样写可不可以？有没有错别字？还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然而，外界的这些努力，监狱中的张玉环知之甚少。他说，自己每天都会仔仔细细地阅读报刊，收看新闻联播，关注点有二：一是自己的案子有没有被媒体报道，二是有没有冤假错案平反。

他会认真地记下其他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名字：赵作海、刘忠林、廖海军。尤其是看到廖海军案平反的报道，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律师王飞的名字，他激动地给张民强打去亲情电话，问“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直到今年7月9日张玉环案在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出庭检察员建议改判无罪之后，有管教干部悄悄地告诉张玉环，说他的案子已经有媒体报道了，还告诉他老家的房子坍塌了。张玉环想再追问些细节，对方却怎么也不肯说了。

从再审开庭到宣判无罪，张玉环又等待了26天。得知宣判日期的那天，他激动地没有睡着。监狱里一些狱友见他要出去了，还有想托他转达申诉的。

出来后，张玉环觉得自己的视力明显糟糕了，他说那是在监狱里加工衣服熬坏的，他央弟弟张平凡去给他配一副眼镜。同时，他还要求儿子为他准备一本空白的日记本。监狱里养成的习惯，他还留着。

他努力地学习着周遭的新事物，但一切都变得很难。他更习惯回忆过去的事，他会拉着保刚的手说起他小时候有多顽皮，保仁的脾气就要和顺很多。但说着说着，笑容又突然停止。

张玉环对着媒体讲述自己被卷入冤案的前后细节。

围观之下：“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无罪至今，除了和亲人相见团聚，张玉环还要不间断地应付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对着成排的镜头，他紧张万分，用手搓红了手臂上的皮肤。

提问几乎如出一辙。他一遍又一遍回忆着他是如何被卷入案子，如何经历严刑拷打，如何在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中坚持下来的。

张玉环向澎湃新闻展示手上被打留下的伤疤。

每每说到被刑讯逼供的细节，平常讲话轻声细语的他总会异常激动，并卷起裤腿，露出留在大腿根部的疤痕，说是受审讯时当年被狼狗咬伤。车轮战似的采访让他应接不暇，实在累得不行了，他就躲进老母亲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一会儿，还没睡着，记者的电话又来了。

从张玉环的讲述中，人们能够大致拼凑出他出事前的生活图景：父亲生前是村里的能人，人缘颇好，哥哥从事粮油生意，他自己是木工，一家人生活得自给自足。

可这一切都被击得粉碎，他总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处境。

宣判无罪当日，江西高院法官和其他官方工作人员等20多人到监狱向张玉环赔礼道歉，回家当晚，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连说了三遍以上“感谢政府，我接受道歉”。

可渐渐地，张玉环说自己不想接受道歉了，“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他反复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希望能够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我这个案子就是刑讯逼供造出来的，他们放狼狗咬我，把我的手背着铐起来，我才招认的。”

张玉环不知道的是，他的讲述通过媒体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舆论热议，被宣判无罪之后，与他相关的话题连续三天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

有热心的网友看到报道以后，特地带着一家老小驱车从县城赶到张玉环家，送上安慰。有的说是被张家人27年坚持申诉的经历所感动，有的则说是想见一见“被羁押最久蒙冤者”的真容。

无论如何，张玉环以这样尴尬的方式红了。

他问来的人：“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事？”对方答，网上都报了。

“什么网啊？是这么大的网吗？”他一脸疑惑，用手在空中比划着画了一个圈。

(来源:澎湃新闻)

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大家好，我是启航

电影《长空之王》片尾这段飞行员在飞机失事前最后时刻留下的真实录音，戳中了不少观众的心。

这是他们留在世上最后的声音，是爱意，也是愧疚，是对未来的期许，也是对使命的践行。

关于电影各有分说，按下不表。观影过后再回想，印在脑海中的是“试飞员”三个字，和那几个事关奉献、克难、遗憾和牺牲的场景。

胡军扮演的试飞队长张挺的牺牲，是对试飞员壮烈、敬业和奉献的注脚。

由此我们知道，危险和牺牲是试飞工作与生俱来的附加品。这一点，不少试飞员用生命告诉了后人。

而鹰击长空的战机，就是在试飞员的各种危险乃至献出生命的基础上，一次次换回来的。他们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和青春，换取他们觉得更宝贵的国防和胜利。

试飞员被称为“刀尖上的舞者”，这个队伍一直赓续，从未中断，且愈发壮大。

飞出极限

“发明一架飞机算不了什么，制造一架飞机也没什么了不起，而试验它才无比艰难。”

德国著名飞机设计师奥托·李林塔尔的这句话，一直在国际航空界流传。同时，它也是试飞员锚定自己价值的坐标之一。

这句话毫不夸张。一架战机从设计制造到列装部队要经历好几个阶段，其中周期最长、要求最多、风险最大的便是试飞。

试飞好似给要入伍的新兵做体检，合格了才能进军营。但它又比体检复杂、困难和危险，作为“检测仪”的试飞员，要经历极限的考验。

新飞机在设计和研制过程中难免存在着各种缺陷，有些甚至危及飞行安全。试飞，就是去发现和暴露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探索一架新飞机的极限和验证种种未知。

而未知带给人的常常是恐惧。

最早的时候，没有专业的试飞员，大都是飞机设计师或工程师自己试飞，试飞的项目和过程也比较简单，保证其基础功能得以运行即可。

随着战机结构愈发复杂、先进，专业的试飞员随之出现，试飞的难度和要求也陡然上升。发达国家成立了专门的试飞学员学校来培养专业试飞员。

1994年4月1日，中国试飞员学院在西安阎良中国飞行试验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中国成为除美、俄、英、法外，第五个拥有试飞学员学校的国家。

试飞不像大家理解的开飞机到天上转一圈下来那般简单，它是个系统性的工程。在首次离地试飞前，还要进行地面试验，检验各种工作性能，并对试飞队伍进行培训。

此外还要进行低、中、高速的地面滑行测试，确保各种状态下的滑行功能正常。其中，高速滑行最为危险，滑行速度达到200~240公里/小时。

上述准备做完后，新型飞机便进行首飞。有时候，首飞会在高速滑行的阶段无意间完成。首飞后，进入调整试飞和定型试飞阶段。

调整试飞相当于新型飞机的“摸底考试”，对其可能存在的设计缺陷和试制问题进行一一排查。其后的定型试飞更加重要，像是“毕业考试”。要对飞机进行全面的体检，从最基本的飞行性能到航电系统、机载武器系统等，都要进行全面测试。

定型试飞在国家飞行试验研究基地进行，这个阶段风险最大、耗时最长，科目也最多。国家歼-10功勋级试飞员徐勇凌曾提到，歼-10转场到飞行试验研究基地后，进行了近4年的定型和补充试飞。

图/《长空之王》

这期间，仅徐勇凌一人记录的各类故障就有2000余起。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试飞员需要去探索新型飞机的极限和安全边界。业内将其称作飞机的“包线”，如最快飞多快不至于解体、最慢飞多慢不至于坠落、最高飞多高、最大迎角多大、最大过载值多大等。

这些测试都是在危险的边缘试探，甚至是越过极限边缘，在死神眼皮底下做实验。而只有经过这样一番全面和极限的检验，飞机才能列装，安心交给飞行员。

某种程度上，是试飞员在用自己的危险换取之后飞行员的安全。

一把骨灰都没有

试飞工作探索未知和极限的本性，注定了它的危险。

从1952年组建人民空军飞行组至今，70多年里，中国空军试飞员成功试飞180余型、22000余架国产飞机。

但在其背后，是500多次的重大险情和不计其数的故障，是32名试飞员献出的宝贵生命。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40岁，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2岁，是别人的父亲、丈夫、儿子。

从他们进入机舱、驾驶飞机离地那刻起，生命就不再掌握在自己手中。危险可能随时来临，毫无预兆。

“每往前飞一步，死神就离你近一步。”英雄试飞员李中华如此描述试飞的危险。

1993年8月28日，试飞员同往常一样驾机升空试飞。没有任何征兆，发动机在空中突然停车。没有慌，他是老试飞员，具有近1800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边向地面报告，一边试图挽救飞机。

在那之前，他刚经历过一次空中发动机停车的险情。在3000米高度时，他化险为夷，重启了发动机。这一次，他同样操作，但幸运没有再次降临，飞机在空中解体爆炸。

作为试飞员，他们知道危险，但更明白自己驾驶飞机的重要性，尤其是其中的试飞数据。所以很多时候，就算出现致命险情，很多人也不愿意弃机逃生，而是尽最后努力都要试图保住飞机和试飞数据。

2011年7月，年轻的试飞员余锦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空中发生特情，你会不会选择跳伞？”

“不会。飞机摔了，损失的是国家巨额财产，是千万科研人员夜以继日付出的心血与努力。作为试飞员，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想办法把飞机飞回去。”他如此答道。

或许是命运之神的喜怒无常。3个月后，2011年10月14日，余锦旺在进行低空飞行时发生险情，他没有跳伞，而是跟战机一起融入蓝天。

余锦旺：只要有一线机会，我都要想办法把飞机飞回去

余锦旺牺牲后第三年，试飞员卢志永和温智平驾驶一架全新的歼轰-7AⅡ“飞豹”战斗轰炸机，进行一场超低空高速突防实验。

在做一组机动动作时，战机发生解体故障。当时，战机正经过渭南市一座村子上空，为了防止战机坠落误伤村民，卢志永二人驾驶战机继续飞行，从而错过最佳跳伞时机，机毁人亡。

电影《长空之王》中，队长张挺的牺牲跟卢志永类似，也是为了避免战机落在居民区，错过了最佳跳伞时机，消失在了坠机的爆炸和烈火中。

悲惨的是，因为事故的惨烈和大火，他们牺牲后或许连一把骨灰都没有。

当年，试飞员驾驶的战机在空中爆炸解体后，战友们在事故现场四处搜寻，只寻回他一小块没烧尽的肩章。后来安葬时，妻子在骨灰盒里放了一架飞机模型。

因事故的惨烈，飞行员牺牲后或许一把骨灰都没有/《长空之王》

电影中，队长张挺牺牲后也没有遗体，只剩一块残破的秒表。葬礼上，张挺的妻子掀开覆盖遗体的国旗时，发现下面只是一个假人，而非遗体。

这对家属而言无疑是残酷的，他们连最后的安慰都无法得到。

可尽管如此惨烈，试飞工作并未因有人牺牲而停下。

余锦旺牺牲后，战友李吉宽整整守了两天灵。妻子白丽丽担心，劝他：“转业吧，咱不干了，行吗？”

“飞，还是要飞的。这是我的工作。”李吉宽说。

长空之王

试飞员不停地飞，换来了中国战机和飞机的不断进步。

“航空科学的每一次突破，都以试飞员技术突破为基础，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试飞总师周自全曾如此肯定试飞员的重要性。

这并非一句恭维的空话，而是被不少事实验证过的真相。

1956年，试飞员吴克明驾驶第一架国产歼-5飞机，冒死飞出8个G的过载，经历三次发动机空车停车，最终试飞成功，助力中国航空迈入喷气时代。

7年后，汤连刚、张海等8名试飞员，首次在空中完成三机对接加油。中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空中加油技术的国家。

而回想1959年，中国的飞行研究院在陕西西安的阎良区刚诞生时，连加油车都没有，大家拿着脸盆，一盆一盆打到加油口。

再到1999年4月，试飞员李中华和战友试飞“三角翼失速尾旋”项目。

这曾是世界公认的“死亡禁区”项目。当时，中国的航空专家在经过数十年的科研攻关后，试飞理论上已经取得突破，但一直无人敢验证。

除了“三角翼失速尾旋”项目，2005年5月20日试飞员李中华与战友共同驾驶三轴变稳飞机进行试飞

直到李中华和战友成功完成了凶险的失速尾旋，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

“我研究了近30年的课题，今天终于全部攻克了，你们真了不起！”当时试飞院“失速尾旋”总工程师李树有眼含热泪地跟李中华说道。

不止于此，在战机研制过程中，试飞员也会参与其中，提出相应建议。像李中华在歼-10研制过程中，提出了10多项改进意见，均被采纳。

运-20的座舱布局、控制板、显示器、机组操作手册等方面的设计，也有试飞员邓友明的深度参与，其建议也被设计团队充分采纳。

所以，当下的试飞员，不再是靠勇气和技术在长空搏击的孤胆英雄，而是兼具高超技术、扎实理论和创新思维以及高学历的专家型试飞人才。

不少试飞员在佩戴上一枚枚闪亮军功章的同时，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等科研获奖证书。

正如曾为牺牲试飞员余锦旺守灵的战友李吉宽所言：“一名优秀的试飞员，不仅是科学的冒险家，还是航空理论的探索者、飞机设计的参与者和飞行的先行者。”

他们无愧为“长空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