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总的八字(江的八字 博客)

人生一直如初见，致敬江总那一路上人性的光辉

江总辞世让我怀念我高中岁月见证的为人风采，媒体都在总结伟人的功绩，而我更怀念江总那一直的人性光辉：人生一直如初见。

我高中时看到江总的记录：

1:江总努力工作，不断进步

2: 得到汪道涵的赞赏

3: 汪在家人离散，江总夫人冒风险收留多年汪的女儿。

4: 汪闲居北京后，江经常拜会，交流，亦师亦友

5: 汪复出后，赞赏江的能力+人品，一路推荐，高升

6: 如果只是一个人推荐你，还见不到能力，如果你被推荐后，其他人也继续推荐你更高，那就是人品真不错，能力真不错，江总就是

7: 我当年高中，读到江总一路的奋斗，有机遇，更有担当，有能力更有人性，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坚信：人生可以一直如初见！

论风流，还得看胡适

胡适

王国维

《人间词话》

撰写的《人间词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被胡适略带调侃地评价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

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写给杨杏佛的信中说：“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鲁迅）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它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后来在“批胡”中，面对亲朋故旧、同事门生的倒戈相向， 内心悲凉的胡适还曾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傅斯年

胡适刚到北大讲哲学史时，一上来就把历史脉络从西周割断，直接从东周讲起，因为他认为东周以前无确切的历史，直接不讲了。那些不认同胡适这一观点的学生便闹起来，想把他赶走。不过，当时北大学生中的第一牛人傅斯年却对胡适非常满意，于是对闹事同学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才把风波平息了。

胡适一生得过35个博士学位（自称35个，不过有人说32个，也有说36个）。除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是通过求学时正式考试得到的外，其余的都是欧美各大学自愿赠送的。

考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留美时，胡适一开始读的是美国的农学院。后来据说因为要分辨三十多种苹果让他十分头大，自知不是学农的料，于是转学哲学。

此外，刚到北京大学任教时，胡适其实是还没有得到博士学位的。胡适在“哥大”一共读了两年，连博士学位研读过程中的“规定住校年限”都不足，更谈不上通过层层考试了。而学位论文也只完成了一个“导论”。直到1927年胡适才得到学校正式颁予的“哲学博士”学位。

中国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学识渊博，在北大任教时，因为与当时的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关系不甚融洽。任教期间始终都没有去胡适家拜访过，还被同事钱穆称为“此亦稀有之事也”。据说此事弄得胡适很难堪，后来胡适以“文通上课，学生有不懂其所语者”为由，将其解聘了。

钱穆

不过，与胡适失和的钱穆，倒是一直被胡适继续聘任为北大教授。不过，也仅止步于教授职位。有一年，历史系系主任陈受颐休假，有人提议让钱穆接替系主任职位。可胡适只是回应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然后这个提议也就不了了之了。

再后来，胡适与钱穆都到了台湾，胡适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他有生之年，钱穆一直没能评上“院士”。

吴健雄

1936年10月30日，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给刚到美国进修的学生，也就是后来被誉为世界物理学皇后的吴健雄写了一封信，教授治学的秘籍：“凡治学问，功力之外，还需要天才。龟兔之喻，是勉励中人以下之语，也是警惕天才之语。有兔子的天才，加上乌龟的功力，定可无敌于一世。仅有功力，可无大过，而未必有大成功。你是很聪明的人，千万珍重自爱，将来成就未可限量。这还不是我要对你说的话，我要对你说的是希望你能利用你的海外住留期间，多留意此邦文物，多读文史的书，多读其他科学，使胸襟阔大，使见解高明……做一个博学的人。”又说：“凡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极渊博的人，取精而用弘，由博而反约，故能有大成功。”。

《华罗庚》

《尝试集》

华罗庚上初二时，国文老师是胡适的崇拜者，要求他读胡适的《尝试集》，并写心得。

这书有一序诗：“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言未必是，我今为之转一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认为这首诗中的两个“尝试”，概念根本不同，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尝试”，第二个“尝试”则是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了。于是，认为胡适对“尝试”的观念尚且弄不清楚，他的《尝试集》不读也罢。

胡适出身宦家，早年丧父，但是人品相貌和资质才气都高人一等，很多上门订婚的人。对于他的身价，他们村子里还有一个“值百金”的说法，意思是胡适若为女子之身，就可得到最高的聘金了。

胡适与江冬秀

不过，他的妻子江冬秀却是个小脚太太，人较矮，眼有翳子，识字不多，相貌平平。

一开始，江的家长看上了胡适，但胡家却不太乐意。因为女大男的一岁， 按胡适家乡的俗谚“宁可男长十岁，不可女大一年”来说，这是忌讳的。另外女虎男兔，生肖相冲。不过，女方不死心，请了江冬秀的老师——胡适的本家叔叔当说客，这人巧舌如簧，扯了一大堆吉祥话，硬生生地把胡母说得动心了。后来，胡母请算命先生给他们算八字，结果又出人意料地好。不过，胡母还不放心，又将江的八字与其他几个候选媳妇的八字一起放到竹升里，供在灶司老爷座前，隔了好几天，见一切安稳，也没有犯神的迹象，才虔诚地用竹筷从竹升内夹出一个写着姑娘八字的纸条，打开一看，仍是江。于是就定了。

胡适14岁订婚。他18岁时，母命他从上海回家结婚。胡适因为家中没钱办婚事，自己也没钱养家，就以求学要紧，坚决地拒绝了办这桩喜事。直到27岁，从美国回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时才完婚。

虽然江冬秀没有文化，还极爱打麻将、推牌九，不过到也有厉害的一面。比如，胡适的好友梁实秋想和老婆离婚，另娶新人，江冬秀就把梁实秋的老婆接到自己家里，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堂堂北大教授梁实秋竟然败诉，一时间传闻沸沸扬扬，丢尽了大教授的脸面。

胡适的三嫂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叫曹诚英，比胡适的年龄约小十岁。曹诚英当作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的伴娘。 1923年夏天，三十刚出头的胡适到杭州疗养，而已婚的曹声当时正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两人相逢，恋爱了，相约各自离婚。曹很快就办好了离婚手续。但是一向当惯思想巨人、行动矮子的胡适却始终没有向妻子提离婚。为此，曹诚英还差点堕入空门了。

与曹热恋期间，还给她写过诗：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曾有诺贝尔奖金委员会成员想提名胡适获取文学奖。

胡适私下想，如果这笔奖金是因为作为中国五四文学革命发起人所做的工作颁发的，他可能会接受，但如把他作为一名作家授予这笔奖金，他可能不会接受，他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这个荣誉。

确实，作为一位散文家，胡适是一位具有简明、清晰活泼风格的大师，但他在文学创作上建树有限。

胡适和钱穆都是北大教授，而且都研究《老子》。

胡适继承传统的说法，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创立新说，认为老子略早于韩非，后于孔子。

两人的观点不一样，但是胡适的研究论著先出，钱穆著书批评他，他却按兵不动。钱穆很气愤。有一次，两人在一个会上相遇。

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

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胡适早年在上海曾有过一段浪荡无羁的生活历史。那时年轻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求学，有时会与一些灰心的浪漫朋友一起陷入轻度的放荡之中。他们饮酒、，也常常光顾灯红酒绿的。胡适后来说：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有时候，整夜地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后来，有次在一个雨后的傍晚狂饮之后，在回家的路上竟与警察争斗起来，当晚就被抓进监狱蹲了一夜。第二天，当胡适面对镜子打量他那张青肿的脸时，想起了李白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懊悔了。于是在朋友的帮助下，胡适关起门来发愤读书。几个月之后，他考取了当年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

胡适是位有很高国际声望的人，50年代美国《展望》杂志推举100位当时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伟人”，胡适就位列其中。胡适一生交游遍及海内外，因此有许多见过或未见过、了解或不了解的名流，每每与人谈到胡适，都称其为“我的朋友胡适”。

其中有个轶事。

珍珠港事变前，芝加哥大学教授史密斯当选众议员。胡适曾与之有一面之缘。当时胡适在美国当中国大使，为表庆贺，于是请史密斯来中国大使馆吃晚餐。谁知这位议员在匆忙赴宴途中竟忘掉了主人的名字，好在吃饭时满口“大使”“阁下”相称也已足够应付。酒席结束后，胡适送客，礼节性地邀请史密斯到中国旅游。

“中国我是一定要去观光的!”史密斯肯定地说，“到贵国观光，我第一个要拜访的便是我的朋友胡适博士。大使先生，胡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呀?”

邓公培养了其他两位接班人，为何最终选择江老？邓公晚年给出答案

邓公作为我国老一辈革命家，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是我国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在任期间，他深刻的意识到，党内缺乏制度和交接制度，会导致国家出现接班人能力不足，使国家遭到重大损失。

为此，邓公经常说：“我有1个观点，如果1个党、1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那么，邓公是怎样避免此种事再次发生的呢？接班人又是怎样顺利交接的呢？

早在1975年，邓公第二次复出时，就在考虑接班人的培养问题，此时，他们已经都是七八十岁了。

邓公为了能给国家选拔和培养正确的接班人，能让更多新鲜血液注入国家的各个部门，带动领导层变动，他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邓公明确提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选择接班人。这是1个庄严的职责。”

1977年，此时邓公已经73岁高龄，党内外都希望他可以担任国家总书记、主席，可他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未来发展考虑，全部都拒绝了。

邓公表示：“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从整个事业来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

邓公早就提出过退休的请求，只不过党内同意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留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职务。

退休之后的邓公并没有闲出来，他积极筹划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建立和选拔，为此，他找来、姚依林等同志提出初步的规划，与此同时，他还与中央负责人多次提出必须重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建立。

邓公强调：“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1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

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拔上，邓公特别强调，要“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的信任、拥护，要“胸襟开阔、从大局看问题，要放眼世界，放眼未来。”

邓公按照斗争经验、工作成就、政治思想水平，选拔出两位最合适的接班人，但问题并没有的到解决，两个都以失败告终，而且并不是经济上的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头。

与此同时，邓公也是表现出巨大的政治勇气，及时否定了自己选定的这两个人，并经过反复的确认，最后认定江老。

江老是以邓公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精心培育下逐步形成和确定的，在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老担任总书记。

江老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党的事业矢志不渝、奋斗终身，对党和人民关爱的坚贞不渝、无限赤诚。

1926年，江老出生于江苏扬州市，父母是一对爱国的知识分子，受家庭的影响，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从小就扎根在他的脑海中。

江老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遭到日本侵略军占领，此时，他还是一个孩子，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家乡，被日本侵略者肆无忌惮的破坏而无能为力。

为了发泄心中悲愤之情，江老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吊唁，并将日本侵略者所做的恶行深深埋在心底。

江老为了能够尽快完成学业，尽早成为国之栋梁，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

在校期间，江老积极参加学生抗日爱国活动，学生游街抗议行动，却遭到日本军队的强烈驱赶，甚至开枪袭击，面对日本侵略军的丑陋恶行，他立下誓言，务必赶走日本侵略者。

不仅如此，江老还积极参加先进的思想运动，在一次课外学习中遭到派的镇压和驱赶，并将他们的书籍撕破损坏。

这两事情发生后，江老常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放在嘴边。

不久之后，抗战胜利，江老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并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党员。

江老利用学生身份，从事危险的地下工作，并多次救出被迫害的爱国学生和革命人士，一直到毕业。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在上海建造一座四层楼高的食品生产厂房，主要生产冰激凌、冰棒等冷冻产品，其中以“美女”牌最受欢迎。

与此同时，江老担任益民食品厂副厂长，他看到美国食品产品备受中国人民的喜爱，提出建造属于自己的民族品牌，获得大家的一致赞成。

益民食品厂想要生产冷饮，必须有一个名字，经过多天的讨论，江老提议取名“光明”，寓意“天亮了，解放了，光明照亮中国，”商标中间是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寓意“红红火火。”

江老还提出，“光明”牌必须在口感上和宣传上超过“美女”牌。

“光明”牌除了在电视广播上和报纸刊登宣传，还把一辆废旧的美国汽车改装成宣传车，车上装上麦克风喊着：“国营工厂是人民的工厂，请食用自己工厂的产品。”在上海来回穿梭。

不仅如此，“光明”牌冷冻食品在全上海开设供应点，不管在哪里都能见到销售员带着大草帽，拉着长音吆喝着：“光、明、牌、冰棒。”

就这样，“光明”牌冰棒很快占领了市场，一举打败美国的“美女”牌，“光明”牌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成为中国第一家能够以工业方式大规模生产冷饮的企业。

不久之后，江老进入肥皂厂参与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事物，并面对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湖”。

江老毫不畏惧直面困难，身穿人民装昂首挺胸，不缓不慢的走进外滩18号，一进门就感受到浓浓的洋氛围，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英国代理人戚惠昌。

江老委婉谦虚的走过去，经过一番问候，进入正常的交谈，他发现这位英国代理人竟是中国人。

在接触中，江老并没有把戚惠昌当做外国人，以交朋友的姿态主动与他坦诚相待。

戚惠昌起初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在江老的言行举止影响下，思想逐渐发生改变，仅不到半年时间，他就将香港企业交给了江老，并签订了转让协议书。

半个世纪过去了，江老还清楚的记得，他说“那个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

在此之后，江老被调任为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他为了能够保证全国人民顺利度过寒冬，下令企业必须在3个月之内完成发电煤改油的转变。

江老为了保证完成任务进度，第一时间派人前往大庆，购买大量的原油，与此同时，他紧急号召工人将原有的上班模式改为轮流三班倒，保证人休息机器不能听。

江老为了鼓励大家表示：“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不要怕犯错误。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也一定会解决的。”

3个月的不懈努力，不少工人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倒下了，但他们依旧坚持在工作的岗位上，拖着伤病的身躯，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1962年，江老又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倾注大量心血，查阅各类书籍，亲自制定课题研究及方案，实验条件差，他就不顾个人安危，冒着被水银毒害的危险，全程参加实验，持续长达半年时间。

江老明确提出“远近结合，已近为先”的“八字方针”。

最终通过技术鉴定，带领团队为我国获得一系列的科研成果，为我国自行研究出新一代中小型电机、低压电器，填补我国这块的空白。

1985年，59岁的江老出任上海市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研究，利用6天半的时间了解城市规划问题，并召开干部大会，参加大会的就有1万多人。

江老会上强调：“要解放思想，把集中力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作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选择。”

会议结束后，奠定了开发浦东的策划，特别是江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敲定支持开发浦东的战略思想。

江老特别强调:“不要留情面，要让大家看了发急出汗，坐不住。”

在江老的带领下，浦东开发创造了奇迹，上海现代化的建设，推动改革开放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特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胜利。

62岁高龄的江老，面对全球能源危机、人口危机、资源紧缺包括后起的新兴工业与老工业市场争夺，国际缓和气氛紧张，中国现代化事业受到影响。

江老看到苏联工业、运输设备生产力过剩，农业、森林、矿产资源丰富，这恰好是中国发展的急需资源，与苏联展开补偿贸易，以物换物、合作发开等形式互帮互助，给双方经济都带来巨大好处。

邓公亲眼目睹同志为中国做出的艰苦付出，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邓公退居二线，以江老为核心形成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公同中央领导谈及选择、培养江老的原因，他这样说：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同时表示说：

“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江老在任期间，他领导、团结中央集团，依靠全国各族人民，从容面对、解决一系列我国突发事件，战胜经济领域、发展领域等种种困难成功应对金融危机，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

正如邓公所说：“我对同志为核心的班子很信任，他们方向、路子正确，工作得很好，我非常放心。”

2022年11月30日，江老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6岁，按照他的生前遗愿，将骨灰撒入大海，他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他的精神一直存活在我们的心中。

刘鑫被判赔偿江秋莲69.6万元：改名难翻篇，刘暖曦还是被骂上热搜

江秋莲在庭审现场

江歌母亲江秋莲诉刘鑫（现改名刘暖曦）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案一审已经宣判。刘鑫被判赔偿江秋莲69.6万元（各项经济损失496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0元），并需承担全部案件受理费。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应该没出江秋莲的预期（赔偿款将全部捐出去），因为宣判前她就表示：“虽然这只是民事起诉刘暖曦，没有办法让她为你偿命，但这份判决对你，对妈妈，对姥姥，都是非凡的裁决。”

在这个意义上，显然赔多赔少并不是主要的，甚至从始至终我们都很清楚，江秋莲就是想让刘鑫“低头”（付出实质性代价）。可现实的困境是，恩怨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一来二去就能缓解，即便双方的吵闹始终在镜头下展开。

要知道只有判决结果出来后，江秋莲才能卸掉诋毁，从根本上站住自己的立场，因为她跟刘鑫之间的恩怨是从被诋毁开始的。在这个事情上，判决结果中也强调：“（刘鑫）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在事发之后，非但没有心怀感恩并对逝者亲属给予体恤和安慰，反而以不当言语相激，进一步加重了他（她）人的伤痛，其行为有违常理人情，应予谴责。”

对于如此认定可能有人会觉得，既然判决结果中也强调刘鑫违背的是“常理人情”，怎么又跟法理扯上关系了呢？对于这个问题，法理的考量是：刘鑫作为江歌的好友和被救助者，对于由其引入的侵害危险，没有如实向江歌进行告知和提醒，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在面临陈世峰不法侵害的紧迫危险之时，为求自保而置他（她）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将江歌阻挡在居所门外被杀害，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简而言之，江秋莲之所以不放过刘鑫，就在于江歌遇害的前前后后中，刘鑫的作为始终在违背常理人情。按道理讲，违背常理人情是个道德问题，但要是违背常理人情的过程中存在主观的“别有用心”，并且跟核心案情勾连的很紧，那么受害方要是主动起诉，是可以置于法理审视之下（民事诉讼）。

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并意味着违背了“法理的归法理，道德的归道德”。因为我们在谈论“法理的归法理，道德的归道德”，主要是基于旁观者的围观姿势，而对于当事受害方来讲，只要法理框架内允许诉讼，就意味着并不出格。因此就江秋莲死磕刘鑫的事情来讲，既然走到对簿公堂的地步，那么就先以法理的视角审视，至于双方该不该如此闹腾，也没必要搞成“异口同声”。

事实上，透过舆论场对判决结果的评议，很容易发现判决结果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判决结果中要显示江秋莲的起诉是正义的。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审判的大旗才能再次升起，将刘暖曦骂上热搜才会理直气壮。

当然没出人们所料，“刘暖曦”确实被骂上热搜。实际上刘鑫改名应该是为回避“社死”（当然也不排除特别的含义），但是因为双方的闹腾足够久，使得改名也只是改名，并不等于可以翻篇。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一审宣判后，如果双方没有任何异议，那么“刘暖曦”被骂上热搜是第一次，应该也是最后一次。因为对于道德审判来讲，如果当事人决定不再闹腾，基本上舆论场也就不再会持续设道场。

另外江秋莲在宣判结束后强调：“不接受刘鑫道歉，因为第一次见面，面对摄像机前刘鑫给我道过歉，但转头就在网络上持续地攻击诋毁江歌，这一切都是她想逃脱法律责任，如果她真诚的道歉，就不会有今天这个案子。”

不得不承认，法理也只能起到平息的作用，而对于双方的恩怨，注定会成为永远的伤疤：“你说我对不起你，我说你不够意思”。至于江歌的命运，无论是刘鑫的叙事，还是江秋莲的叙事，都属于“真实的存在”，即便可能并不是“绝对的真实”。

当然这已经并不重要，尤其对于旁观者来讲，就算此时此刻声嘶力竭的谩骂着，可能也只是出于朴素的道德情绪，而对于江歌是谁，江秋莲是谁，刘鑫是谁，陈世峰是谁，可能根本并不关心。

就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便江秋莲再怎么不想让江歌跟刘鑫产生关系，但是回到个人的命理维度上，江秋莲、江歌、刘鑫、陈世峰注定有不可抹去的关系，因为事实但凡发生了，就意味着永远发生了。

至于江秋莲说：“我尊重判决结果，我要去告诉江歌这个结果，妈妈做到了。”显然更像是亲缘使命的达成，个体心结的了却。而对于刘鑫来讲，透过她邻居的说法（很久没见过刘鑫一家），大概可以说明，她对判决结果也是有预期的（所以策略性的“回避”）。

与此同时，再结合判决结果出来后，刘鑫没有再公开发声，基本可判定这算是最后的吵闹，因为决定双方接下来是否再起风波，主要看刘鑫对判决结果是否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