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八字(努尔哈赤八字命理)

海东青，海东青，满族养鹰的传说

关于满族养鹰的传说

东北民谣《抛砖》唱道:“一块砖、两块砖,老罕王起事长白山”。努尔哈赤就是《抛砖》歌中的老罕王。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身材高大，壮实，不胖不瘦，大长脸，高鼻梁，面色黑红。和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画像基本一样。满洲风俗，男子皆剃发,只留脑头发,上下两条,辫结一垂。留八字胡。努尔哈赤本人笃信佛教，这在多种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如《满文老档》曾载努尔哈赤语：“古来的神佛书上，述说千言万语，心贵正大为上”。

努尔哈赤出身低微，无权无势，在这人世上想做出一番大业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只能志怀安忍，伺机而起。最后，向世人证明出身低微，也能一统天下。

为了彰显自己“君命天授”就必须来点佛教的东西和神话传说。

在明朝嘉靖38年（1559）的金秋，当嘉靖皇帝正在紫禁城装神弄鬼的时候，在东北赫图阿拉这个地方，明朝的掘墓人，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诞生了。努尔哈赤的母亲，是阿古都督王杲之女，名额穆齐。

本来是正常出生的孩子，为了凸显伟大，就出现了神鸟。史书记载，她怀努尔哈赤的时候，曾梦见天眼大开，飞出一只雪白羽毛，金色爪子的神鹰，直扑胸怀，于是就怀孕。于是，便有了努尔哈赤是小白鹰下凡投胎转世的传说，这当然是“天命神授”的宣传。可是10岁时，努尔哈赤母亲就病逝了。从此努尔哈赤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开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但他仍不忘勤奋好学，练功习武，文韬武略杰出超群，统一满洲。后来，满洲贵族都有养鹰的爱好，并且不准滥杀神鹰。

其实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每到夏天，鼠蛇出谋，危害人类，老鹰又以鼠蛇为食，对人类生存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认为鹰是神物。生活于这里的人们都喜欢养鹰。

海东青，海东青，满族养鹰的传说

关于满族养鹰的传说

东北民谣《抛砖》唱道:“一块砖、两块砖,老罕王起事长白山”。努尔哈赤就是《抛砖》歌中的老罕王。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身材高大，壮实，不胖不瘦，大长脸，高鼻梁，面色黑红。和我们在故宫博物院看到的画像基本一样。满洲风俗，男子皆剃发,只留脑头发,上下两条,辫结一垂。留八字胡。努尔哈赤本人笃信佛教，这在多种文献中都有所记载。如《满文老档》曾载努尔哈赤语：“古来的神佛书上，述说千言万语，心贵正大为上”。

努尔哈赤出身低微，无权无势，在这人世上想做出一番大业还真不是那么容易，只能志怀安忍，伺机而起。最后，向世人证明出身低微，也能一统天下。

为了彰显自己“君命天授”就必须来点佛教的东西和神话传说。

在明朝嘉靖38年（1559）的金秋，当嘉靖皇帝正在紫禁城装神弄鬼的时候，在东北赫图阿拉这个地方，明朝的掘墓人，清王朝的开国皇帝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诞生了。努尔哈赤的母亲，是阿古都督王杲之女，名额穆齐。

本来是正常出生的孩子，为了凸显伟大，就出现了神鸟。史书记载，她怀努尔哈赤的时候，曾梦见天眼大开，飞出一只雪白羽毛，金色爪子的神鹰，直扑胸怀，于是就怀孕。于是，便有了努尔哈赤是小白鹰下凡投胎转世的传说，这当然是“天命神授”的宣传。可是10岁时，努尔哈赤母亲就病逝了。从此努尔哈赤的人生发生了改变，开始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但他仍不忘勤奋好学，练功习武，文韬武略杰出超群，统一满洲。后来，满洲贵族都有养鹰的爱好，并且不准滥杀神鹰。

其实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每到夏天，鼠蛇出谋，危害人类，老鹰又以鼠蛇为食，对人类生存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认为鹰是神物。生活于这里的人们都喜欢养鹰。

八字分析如果崇祯迁都南京，明朝会灭亡吗？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言如果当初崇祯果断迁都南京，明朝绝不可能灭亡。其理论根据是，南京本来就是明朝的留都，当时明朝有两个都城，一个是北京，另一个就是南京。南京有一套与北京一样的行政班子，被称为南京六部，除了六部以外，还有都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国子监等机构。南京不仅有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而且还有南京紫禁城，与北京的紫禁城在宫殿建筑的规制上是一样的。以上条件是明王朝立国江南所具备的最基本条件，如果崇祯皇帝真的迁都到了南京，可以马上立国。从战略上来讲，如果明朝让出北京，李自成则可能比满清先占领北京。这样，大明就有一个极其有利的局面。反观李自成就会处于不利，因为李自成北面要防守满清，南面要防守大明，处于腹背受敌，迟早必败。迁都南京，南明的各个藩王也不会因为谁是正统而内部厮杀。整个南明王朝尚有百万军马，山海关有吴三桂的五万关宁铁骑，李自成不会傻到去打山海关，让后金乘虚而入。崇祯退守南京，很可能会让吴三桂回师南方，满人依然会入关，首先会与李自成决战，大明尽可隔岸观火，让二贼相争，坐收渔翁之利。李自成的大顺本是乌合之众，其势不可久，应徐图之！崇祯却要和他们硬磕，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而当时的后金到关内来其实也就是抢些东西，并没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即使其有称霸中原的野心，凭其仅有的十万军队，谅其也不敢打到南方来。而当时的江浙一带，并没有陕西、河南那样的蝗灾旱灾，相对来说，经济繁荣、人民安康，待在南京站稳脚跟，整军备战，假以时日，再去对付李自成和后金，崇祯完全有翻盘可能。所谓的退一步海阔天空。

其实当时崇祯也考虑过迁都事宜的。只不过，在中国古代，迁都是一件大事，帝王的宗庙、社稷、陵寝，皆在京师附近，抛弃宗庙、社稷、陵寝，罪过非常之大，就像“冲家”一样。因此，迁都是非常令人忌讳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一国之君是不敢也不会迁都的。尽管崇祯本有迁都欲望，但是朝廷内部没有人敢于为皇帝承担责任，加之一些言官、大臣极力反对，迁都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不迁都的结果就悲催了：1644年3月18日夜，走投无路的崇祯皇帝在煤山的一棵歪脖子树下上吊自杀了！延续了二百七十余年的大明王朝就此灭亡。实在令人唏嘘。

如果当初崇祯迁都南京，明朝就不会灭亡，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并且这种论断一直持续了三百多年。

对于崇祯的自杀，笔者也一直觉得非常可惜。毕竟明朝是我国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但是如果崇祯迁都了，明朝真的就不会灭亡了吗？

我们不妨从崇祯的八字上来分析一下：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公元1611年农历辛亥年腊月二十四日卯时

辛亥 庚寅 乙未 己卯

1岁起运。大运分别为：

1岁：己丑

11岁：戊子

21岁：丁亥

31岁：丙戌

41岁：乙酉

观此造，乙木生于寅月得助，年日时支亥卯未三合木局，木势极旺。地支四字皆与己一伙，地支者，代表远近不同之土地与人民，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造贵为皇帝就不足为奇了。1627年，天启帝驾崩，朱由检于皇极殿即皇帝位，以次年为崇祯元年。

应该说，崇祯是明朝最倒霉的一个皇帝，经过万历、天启帝后，明朝已被折腾得奄奄一息。崇祯上台伊始，好不容易搞掉了阉党，又出来党争、后金入侵。本想坚持几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再去收复大好河山，结果陕西、河南连出天灾，民变不断。派出一拨又一拨的猛人，刚收拾完民军，后金又来入侵；后金收拾得差不多了，结果又出来更大的民变。因此，崇祯当政的十几年，一直处于焦头烂额的内外交困中。他这个皇帝，真不是好当的！崇祯很节俭，工作很努力，每天白天上朝，晚上加班，据史料记载，每天要工作七八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小时），第二天还要接着干，日日如此年年这般……这要放在今天，这态度，这工作量，妥妥地劳模+铁人！

在丁亥大运，情况尚可维持。但一进入丙戌大运，丙火直克官星，戌土刑坏乙木的坐根，破坏了亥卯未三合，情况急转直下。1641年，由于河南连年大灾，李自成在河南的起事势如破竹，此年攻克洛阳等重要城市，活捉福王朱常洵等人，传说李自成下令将福王的肉剁碎，并与鹿肉一起放在大锅里烧滚，谓“福禄宴”，犒劳将士。应该说，李自成攻克洛阳是他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由于“闯王来时不纳粮”，还管饭吃（粮食皆来自朱常洵之流以及一些大户的粮仓），处在饥饿线上的民众，热烈响应李自成农民军的号召，纷纷参军。李自成农民军迅速壮大成为拥有百万的大军，成为明末农民军的主力。历史记载说：“远近饥民荷旗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是而后，所过无坚城，所遇无劲敌，诸将皆望风走。即秉钺者以名节自许，不过以身予敌而已矣。”这是李自成平生的重大转折，也是明末农民战争的重大转折，从此农民军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劣势变为优势，由分散的、小规模的流动作战，进入大规模的、以夺取为目标的新阶段。1642年，清军攻克松山。巡抚丘民仰及总兵官曹变蛟、王廷臣等皆死。洪承畴、祖大寿被俘（此二人皆当时为数不多的军界牛人）。后二人皆降清。此年张献忠、李自成连连攻城拔寨，迅速占领大片领土。1643年，李自成攻陷承天（今湖北钟祥），建立大顺。张献忠、李自成继续攻城掠地，崇祯岌岌可危。1644年，后来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李自成用不到两个月时间，便从山西打到北京，一路所向披靡，都没有遇到明军象样的抵抗，很多明朝将士直接没有任何抵抗就缴械投降，没三天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

如本文题，如果崇祯果断迁都南京，明朝会延续吗？

笔者的结论是：

不能！

南迁的话，即使崇祯挺过了1644年，但他也挺不过1646年！因为1646流年为丙戌，而从1641年开始走的大运亦为丙戌，所谓的“岁运并临”，且丙、戌皆为凶字，此年崇祯即使不自杀，也会被他杀！

或有人问：如果迁都南京明朝于1646年灭亡，那会亡于谁手呢？是亡于后金还是亡于李自成？笔者认为，必亡于李自成！因为如果迁都，李自成不太可能去攻打没有政治意义的北京（至多是打过抢点粮食就跑），况且北京离后金那么近，而转头攻打南京。从崇祯的八字和大运看，其病在戌，李自成为戌人，因此崇祯必亡于李自成（或又问：李自成不是于1645年被人杀了嘛？怎么说1646年仍亡于李自成呢？须知，这里是基于崇祯迁都的假设。如果崇祯迁都了，李自成就不会去攻打北京，吴三桂就不会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就不会被吴三桂和后金联军打败，1645年李自成就不会被人杀死。其实命运有时是双选题，而不是单选题！）

我们分析一下崇祯当时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崇祯本人的个性，其实也不难得出这个结论：

1、从崇祯的个性来说，偏于软弱，生性多疑，没有决断力。比如他所提拔内阁大学士（内阁是明朝位高权重的部门，拥有代替皇帝起草批示的权力，内阁大学士自然是官场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其中排名第一的叫内阁首辅），由于党争、派系斗争，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崇祯帝居然采用抓阄的方法来任用内阁大学士，实乃儿戏。试想，这种通过抓阄方法上台的官员，反正又不是崇祯直接指任或者通过考核其“德能勤绩廉”上台的，不会对他感恩戴德，谁还会为他卖命干活呢？并且，崇祯在任的十七年，频繁更换内阁首辅和内阁大臣，仅内阁首辅就更换了五十位，一般也就干个几个月就下台了。而他杀了袁崇焕，也是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自己想迁都时，如果自己真下定决心迁都，还是可以迁成的。但他为了不承担迁都的责任，偏要征求群臣的意见。特别是当左中允李明睿在朝会上提出迁都议题时，内阁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带头反对，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激烈谏阻，全是冠冕堂皇的高调，还有言官激动得痛哭流涕，仿佛崇祯帝要是南迁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甚至出了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的言论。崇祯帝一看，这不行，既然有大臣反对，只好作罢。看来崇祯帝尚不懂什么叫“集中制”，光知道“”，而不知道“集中”。

2、明朝的官员当时已经透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崇祯三年，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剩下五万石；到地方，还剩两万石；分到下面，只剩一万石；实际领到的，仅五千石。官员当官，没多少是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

3、明朝党争严重。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4、明朝末年，连年灾荒。据史料记载，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崇祯十年，河南蝗灾旱灾；崇祯十一年，河南蝗灾旱灾；崇祯十二年，河南蝗灾旱灾；崇祯十三年，河南蝗灾旱灾。民众没有生路，很多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看来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是太差了。在此种情况下，出现民变、兵变，就在所难免了。

5、后金不断骚扰。明末国内外矛盾的激化，明廷忙于对付内地流贼，疏忽了对努尔哈赤部的防范。前后两次在朝鲜的抗倭援朝，国力消耗巨大，从而给了努尔哈赤在东北做大的机会。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此后，后金军队不断对明朝疆域内的人民进行烧杀抢劫，而使明朝南北腹背受敌。

6、明朝民众的负担重。明朝中后期，军屯遭到破坏，屯粮减产，屯军逃亡，明政府不得已实行了募兵制；加之战事逐渐频繁，军费开支成为明政府财政沉重的负担。又因皇室的奢侈腐化和宗室的膨胀，明王朝财政入不敷出，陷入了财政困境。为走出困境，明政府少有开源节流，而是直接向民众增派税收，引发了民众抗税的风潮。特别是在陕西、河南等地连年灾荒的情况下，民众的负担不降反升，从而使明朝极大地失去了民心。

7、崇祯已经得不到官僚以及民众的支持。由于崇祯在官场的瞎折腾，使崇祯失去了“官心”。由于民不聊生，崇祯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这也符合伤官大运的本性）。特别是在崇祯的最后一天，召集群臣开会，没人理会；想要出城，守城的不让。一个皇帝到了这种地步，实在让人心寒，除了吊死自己，其他也实在做不了什么了。

史家如何评说这段历史，如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角度不同，研究结论便自然不同。本文仅是易灵从命理角度得出的结论，即：如果崇祯真的迁都南京，至多只能让明朝多延续两年而已，到1646丙戌年必亡。从本质来说，一个国家的运气，其实也与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运气密切相关。如果领导人的运气好，则这个国家的运气就好。试想，如果崇祯不走到那样倒霉的大运，料明朝也不会那样快灭亡。因此，古人将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皇帝）称为“天子”还是有道理的。如果皇帝的命运真的能顺应天道，一直走好运，对这个国家的臣民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努尔哈赤和他的两位皇后的归葬之地——沈阳福陵

连续几天沈阳的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6度，而我却顶着烈日、冒着暑热去游览了一把福陵。

福陵位于沈阳的东郊，始建于后金天聪三年，也就是明崇祯二年（1629年），基本竣工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孝烈武皇后乌喇那拉·阿巴亥的陵墓。福陵和沈阳城内的昭陵、新宾的永陵合称“盛京三陵”，也是山海关以东仅有的三座帝陵。昭陵和福陵是沈阳境内的两座著名帝陵，但由于昭陵在城内，而福陵在远郊，因此到过福陵的人应该比到过昭陵的人要少许多，我多次游览昭陵，也是第一次造访福陵。

福陵前面的这条河叫浑河，古称沈水、辽水，是沈阳的母亲河；背靠的山叫天柱山，为长白山余脉，原叫咀头山、东牟山，是满族人在努尔哈赤埋葬于此后才将其改名为天柱山，寓意努尔哈赤在他们的心中如同擎天之柱。

还没进大门，就看到了大门两侧的两座青石牌坊。这两座牌坊均为四柱三门三楼，冲天式，柱头顶端饰有蹲兽。

福陵的正门称正红门，也叫大红门，建于清朝初年，单檐歇山顶，开三个拱券门洞，门两边为装饰有五彩琉璃云龙图案的八字墙。大门、八字墙及延伸开来的围墙均以黄色琉璃瓦覆顶，红墙碧瓦，呈现出只有皇家陵寝才有的不凡气度。老沈阳人说，福陵的大门至少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昭陵的大门是后来才建造的。

走进正红门，眼前是一条石板铺就的笔直神道。

在神道两侧茂密的松柏林中，依次排列着卧骆驼一对、立马一对、坐虎一对和坐狮一对石像生。这组石像生在天聪八年（1634年）议定竖立，顺治七年（1650年）始告完成，前后历时16年。

在这四组石像生的首尾，还各有一对华表。

林间空地上，可见一通刻有满、蒙、藏、汉四种文字的“下马碑”。这种下马碑按理说应该立在陵寝的外围，出现在这里，估计是出于保护的需要，从外围移来至此。

尽管气温很高，但处在林木葱茏的环境里，你会暂时忘记暑热，忘记36度的高温。就这一点说，东陵公园确是避暑的好地方。

神道的北端就是福陵最有特色的设计“一百零八磴”——108个台阶分成多组顺山势逶迤而上，不仅丰富了中轴线的高低变化，也避免了从神道开始就对整个陵区的一览无余，是所谓“一眼望不断”。一般帝陵都有的神桥被设计在了“一百零八蹬”的两端，更使“一百零八磴”被赋予了天桥的意味。但这“一百零八磴”并非刻意设计，而是因地制宜产生的神来之笔。这种“一百零八磴”设计，全国只有两处，另一处在五台山的菩萨顶。

爬上这108个台阶确实需要点体力，特别是在暑热难耐的季节里。我自认为体力还不差，但中途还是歇了好几歇，等爬到最上端，已经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

“一百零八磴”的尽处，是九脊重檐歇山顶的“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亭。

该亭建立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内中保存的“大清神功圣德碑”碑文由康熙帝亲自撰写，以满汉两种文字镌刻，记述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生平业绩。

这通碑的碑材来自北京房山，仅碑身重量估计就超过50吨。相传，每当阴雨天，该碑的碑阴就会浮现出状若观音的影像，被当地人称为“美女石”。旧时“沈阳八景”中的“神碑幻影”说的就是这块“美女石”。把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御碑说成是美女石，沈阳人也真够可以的。

过“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亭，道路两侧可见一组均为硬山顶的祭祀辅助用房，包括晾果楼、省牲所、涤器房、齐班房、果房、茶房和膳房。晾果楼，顾名思义，是晾晒祭祀用果品的地方；省牲所则是主祭和助祭审察祭祀用牲畜的场所；涤器房，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洗涤祭祀器皿的所在；齐班房类似今天的值班室或警卫室，是守陵官兵的办公室和寝室。

继续往北，就是陵寝的主体方城。方城为等边四方形，围以高5米周长370米的青砖墙，四角建有十字脊重檐角楼，正南所开拱券式大门称隆恩门，门额以满、蒙、汉三种文字镌刻。仔细观察门额三种文字的排列顺序，我们会发现这里面藏着满族人的一点小把戏。见过沈阳故宫各种匾额的人都知道，在满、汉两种文字同匾的情况下，一直都是汉文在右、满文在左。但在福陵这，汉文则被挤到了最左边。估计到了这个时候，以康熙帝为首的满族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了竖立满文地位、压制汉文，进而在整个文化上取得统治地位的重要性。隆恩门上部建有面阔五间、三重檐、歇山顶的门楼，称五凤楼。

从一张“伪满洲国”时期发行的明信片上看到，当时的方城角楼和门楼还都是灰瓦覆顶，而不是现在的黄色琉璃瓦；隆恩门前还有一株已经倾倒的古柏。

隆恩殿是方城内的核心建筑，坐落在石砌须弥座之上，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黄色琉璃瓦覆顶，四面出廊，前置月台。

月台前的丹陛石为精美的双龙戏珠图案，但有三分之一断损，有些部分应该是补刻的。这块丹陛石的用材不是通常的汉白玉，而是一种色泽暗红的少见石材。

沈阳故宫、昭陵的一些石构件，包括福陵的石像生用的都是这种石材。这种石材据说产自辽东，是一种砂岩，当地称红小豆石。这种石材不仅颜色不够理想，其材质也比较粗糙，耐风化的能力也比较差。隆恩殿始建于清军入关前，康熙年间曾经重建，现在的建筑应该再建于清末。

该殿为享殿，内中供奉有陵主神祗，是举行祭祀活动的主要场所。神龛前的珐琅彩五供，烧造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做工精良，年代确切，十分难得。

方城内还有东西两座配殿，均为面阔七间，单檐歇山顶，四周出廊。东配殿建于清初，后来曾经改建，是存放祭祀祝版和制帛的地方。隆恩殿维修的时候，陵主的神牌将会移至东配殿，暂时存放。西配殿主要用于喇嘛诵经。

隆恩殿背后是二柱门和石祭台。二柱门是俗称，其实就是棂星门，因为棂星门最基本的样式就是二柱一门，所以一般俗称“二柱门”。棂星门原称“灵星门”，灵星也叫“天田星”，是主农事的星宿。汉高祖时即有祭祀灵星以求风调雨顺的记载，至北宋天圣六年（1028年），始有在郊外祭坛设置灵星门的规制。后来这一形式被用于孔庙，而孔子似乎与农事无涉，于是将“灵”改为“棂”。再后来，棂星门逐渐成为陵寝的规制性建筑，被广泛应用。棂星门后面的石祭台上摆放着石五供：一个香炉、两个花瓶、两个烛台。在帝王陵寝中使用石五供始于明永乐帝的长陵，之后成为明、清帝陵的标配。

石五供再往后就是重檐歇山顶的明楼。明楼又称“大明楼”，高约15米，是福陵建筑群中的最高建筑。该楼始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两层结构，四面开拱券式门洞，内竖“圣号碑”，也就是刻有努尔哈赤庙号和谥号的石碑。努尔哈赤的庙号是“太祖”，谥号是“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汉字里比较高大上的字基本都收集全了。帝王陵寝的明楼始于安徽凤阳的明皇陵，当时为东南西北各一，到南京明孝陵时改为只在方城正北设一座明楼。

福陵的大明楼在1962年被一场起因不明的大火烧毁，内中的“圣号碑”也被烧裂。现在的大明楼恢复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楼体虽然基本复原，但“圣号碑”由于烧损严重，而当时财力、技术也有限，故仅用水泥进行了修补，面目已经全非。

大明楼的后面是形若下弦月的月牙城。关于月牙城的设计初衷，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为了有效地保护地。但为什么一定要设计成月牙形，则有多种说法，但以用月亮的盈亏来暗比人的生死似乎更有文化意味。用一座月牙形的小城来分隔阴阳两世，应该是古代文人和匠人在陵寝建筑设计上的一大创举，是对中华文化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深情意境的最好诠释。

在月牙城的弧形墙壁中间贴有一面琉璃照壁，壁心图案为花开富贵牡丹图。据说这照壁下面就是地宫的入口。

紧贴月牙城的馒头形封土称“宝顶”，宝顶下面的地宫里就安葬着努尔哈赤和他的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孝烈武皇后乌喇那拉·阿巴亥。孝慈高皇后叶赫那拉氏是皇太极的生母，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病逝。努尔哈赤在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去世后，皇太极将其和自己的生母合葬于福陵。而阿巴亥则是在努尔哈赤驾崩后的第二天被迫自尽，和努尔哈赤“同椁而殓”。阿巴亥命运凄惨，但其三个儿子却都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长子阿济格，次子多尔衮，三子多铎。

如今的人们游览帝王陵寝类景点，已经和祭祀、追思没有了太大关系，更主要的是通过游览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