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生辰八字

【人物】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任泽学

朱德（1886.12.1—1976.7.6），这是一个曾响彻山河、汇聚民心、震慑敌寇的名字。在中国工农红军之父、八路军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等称号中，更为突出并贯穿他革命征程始终的仍是朱德之“德”。他的“德”，立天地之间，传万世而不竭。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朱德时曾感叹道：“朱德”这个名字对于他本人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朱德两个字，在文字上就是“红色的品德”。实际上，朱德是“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士兵”，他的“德”，体现在苦难辉煌的人生中，闪耀在一个个震古烁今的故事里，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一、功盖千秋，彪炳青史的铁血担当

朱德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担当的一生，是同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和伟大胜利融合在一起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伟大象征”。青年时代，朱德和许多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样，苦苦地探寻着救国济民之道。在云南讲武堂求学时，就积极参加了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他曾“威势飞扬镇远关”，但黑暗始终笼罩着中华大地，中国并没有走上光明的道路。朱德对旧主义革命异常失望，却不改从戎报国救国救民的初衷：“岁寒劲节矜松柏，正直撑天永不移。”

朱德亲自筹划和指导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

大革命失败后，朱德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特别是起义军南下失败后，面对极端困难和险恶的情况，他受任于败军之际，以非凡的气概和胆略，勇挑重担，率领起义军余部冲破千难万险，转战湘粤赣边界，保存并发展了这支新型的人民武装。1928年1月，朱德和陈毅等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又胜利发动了湘南起义，并创造性地把武装斗争和农动结合起来，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大胆尝试。随后，领导两次起义部队共万余人开赴井冈山，与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共同组成了第一支主力红军——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大大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全盛时期。在和朱德的领导下，红4军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相互配合，开始点燃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的燎原烈火，为革命的发展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正确道路。随着红军的不断壮大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从1930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指示，红1军团和红3军会合后，成立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8月28日，中央总行动委员会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此后，朱总司令的称呼不断为军民所熟悉，“中国红军之父”成为广大军民给朱德勇于担当的最高赞誉。

在日本侵略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进攻、战局十分危急的时刻，朱德临危授命，作为八路军总指挥，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力挽狂澜。他和彭德怀坚决贯彻的战略方针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指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局面。武汉沦陷后，面对当局逐渐推行政治限共以至军事的政策，朱德敢于担当，铁血负责，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在朱德、彭德怀等同志领导下，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支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重要战略基地。到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由四万人发展到五十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派蓄意挑动内战的阴谋，朱德参与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在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情形下，夺取敌人盘踞的大中城市，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新课题。朱德再一次勇挑重担，亲自筹划和指导石家庄战役，首开攻克敌人坚固设防城市的先例，并向全军推广了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战略决战阶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他协助组织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1949年4月，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向敌人展开猛烈进击，所向披靡，迅速推翻了派在中国大陆的统治，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朱德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忘初心，接力担当。他历任党、国家和军队的主要领导职务。1955年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这时，他尽管年事已高，但仍不辞辛劳，经常到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生产、群众生活和军队建设情况，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即使是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坚信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一定会驱散乌云，在中国领导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朱德的一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一生，是功勋卓著的一生。

二、一心向党，矢志不渝的坚强党性

坚决听党话、铁心跟党走，是朱德青年时代就确定的人生目标。近百年来，他经历了旧主义革命、新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始终坚贞不渝。无论是生死关头，还是身处逆境，他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这一坚强的党性贯穿在斯诺所说的“为着忠于一个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主义而丢弃个人享受、财富和地位的故事”中。

1922年11月，朱德在柏林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国

青年时代的朱德曾在一无盘缠、二无同伴的情况下，只身徒步数千里，费时两个月，从四川去昆明报考军事学堂。其顽强意志，感人至深。为了寻找革命真理，朱德于1922年在上海找到了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但陈独秀却拒绝了朱德的请求。理由是朱德是从军阀混战中走出的滇军将领。面对挫折，朱德没有气馁，而是远赴德国，继续前行。他在德国遇见了旅欧组织的负责人周恩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于1922年11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从此，党成了朱德信念的灯塔，照耀他攻坚克难，一路向前，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主义的壮丽事业。

朱德始终具有坚定的主义信念，坚信人类这个最美好的理想一定能实现。自从他确立这个伟大理想后，就终生为之奋斗。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危急关头，他总是坚如磐石，从不动摇。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部队思想混乱，许多人经不起考验，甚至“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朱德却信念如炬，泰然自若，九死不悔。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即使“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大家。陈毅后来说：“朱总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低落到零度，灰心丧气的时候，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增加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一道共事，朱德一贯宽宏大度，谦逊礼让，而张国焘却拥兵自重，妄自尊大，专擅用权。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后，便尽力排斥朱德。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上，张国焘明确要朱德表态支持自己，支持他南下“吃大米”，甚至挟持红军总部同对抗。朱德鲜明提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我是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南下是没出路的！”当张国焘强迫朱德断绝和的关系时，他旗帜鲜明地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的关系。面对张国焘的威胁，朱德斩钉截铁地说：“过去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而死，是可以的。”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朱德始终视党的事业高于一切，党指向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在“”期间，朱德对、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各种方式的抵制和斗争。在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的困难情况下，他始终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当得知周恩来不幸逝世，重症缠身时，他不顾年迈体弱，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动要求增加工作，横眉冷对“”的疯狂叫嚣。1976年3月6日，朱德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字以铭志，充分体现了一个人一生的理想、奋斗、追求，全系于国家的繁荣，民族的自由解放，人民的幸福安康。甚至在7月6日逝世前他还不断地说：“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三、敢于胜利，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朱德为革命战争而生，为胜利而生。面对残酷的战争环境，他以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屈服，在血与火、灵与肉的战场上拼杀，在擘划军事、驾驭战争的“棋局”中运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成为斯诺笔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

1938年，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

朱德自小就喜好军事，爱读兵书，即使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也常常手不释卷。加入了中国后，他豪迈地表示：“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南昌起义失败后，所余部队孤立无援，强敌尾追，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朱德不但敢于斗争，而且敢于胜利。他泰然自若地说道：“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首先制定了“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作战方针，率余部决心甩开敌人重兵，隐蔽北上。在经过“赣南三整”离开茂芝到达石经岭附近的隘口时，军又派一个师的力量尾追。部队必须尽快通过隘口。只见朱德“带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后侧发起攻击”，抢占了敌人据守的隘口，确保了部队顺利进入赣南山区。粟裕后来回忆：“经过这次石经岭隘口的战斗，我才发觉，朱德同志不仅是一位宽宏大度、慈祥和蔼的长者，而且是一位英勇善战、身先士卒的能将。”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路线，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后，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以堡垒对堡垒”，企图以此达到粉碎“围剿”的目的。但军队在攻占了广昌、建宁后，更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全面进攻。在四面告急的情况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消极。“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朱德担负起了红军长征前苦撑战争局面的责任。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地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战法，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这样就事实上有了温坊大捷，这一胜利，不但歼敌四千多人，缴获大批武器，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得到了最大一次补充，也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打得最好的一仗。彰显了朱德在不利情形下敢于“亮剑”，在逆境的情况中敢于胜利的胆略和魄力。

遵义会议后，在著名的土城作战中，由于情报有误，我军对敌人数量和实力的估计严重不足，战局发展对红军越来越不利。川军甚至突破红5军团的阵地，一步步向土城方向压来。如果不能及时把它顶住，后面是赤水河，红军将背水而战，后果不堪想象。在此关键时刻，朱德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苦战中的红军将士看到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和作战，无不受到巨大鼓舞，在战场上筑起了“铜墙铁壁”，顶住了川军的一次次冲锋，巩固了阵地。长征途中，朱德曾多次这样在危急的时刻亲临前线，化险为夷。越是在危险的时候，他越是从容、镇静。表现了一个优秀军事指挥员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革命英雄气概。

1938年春，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向临汾一带大举进攻，与由临汾动身回太行山前线的朱德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遭遇。当时，朱德身边只有200多警卫、通讯战士，日军则是极富战斗力的不可一世的苫米地旅团。如果避而不打，朱德很容易就把总部转移到安全地带，但必然会使尚未做好迎敌准备的临汾军民遭受重大损失。朱德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愿拼热血卫吾华”，毅然率领他身边少得可怜的战士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部队，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通过侦察，敌人得知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便以为是立功受奖的时机到了。一小时后，十几架日军机，满载炸弹，来了个轮番轰炸，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但在日军指挥官惊喜若狂、饮酒祝捷时，朱德却率部又缴获了敌人两门炮和几挺机枪。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军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结果把沁县西南的古县镇炸成了一片火海，朱德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与日军激战3天3夜，为保证广大群众和在临汾的军政机关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解放战争中，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首次战略上的外线作战。但我军还完全没有攻克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为此，朱德在解放石家庄前就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动员和部署，反复强调“要勇敢加技术”。得知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后，专门给发电要求：“朱总到杨得志、杨成武处帮助整训一时期很好，但杨、杨举行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委，不要亲临前线。”朱德却风趣地说：“你们不都在这里吗？未必飞机就专来找我朱德。”由于充分的准备和正确的指挥，我军最后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完全胜利。在解放战争战略的形势图上，石家庄成为第一个插上红旗的大城市。朱德在《喜闻收复石门》中写道：“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尽灭全师收重镇，不教胡马返秦关。攻坚战术开新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四、宽厚过人，光明磊落的优良作风

朱德待人诚恳，汪洋大度，堪称团结的典范。他搞五湖四海，从不搞团团伙伙，不划“圈圈”和“摊摊”，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一贯不计较个人恩怨得失，他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体现了一个人无私的风骨和博大的襟怀。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了士气，但是整个部队仍面临着严重困难，不但给养无法解决，越来越少，而且伤病员得不到治疗，非战斗减员逐日增加。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已成为巩固部队、保存革命力量的重要问题。正在这时，国民革命军第16军军长范石生，派人送信，表示愿意联合反蒋。范石生是朱德在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们曾结拜为兄弟。有了对朱德品行和胆略的了解，范石生同意在建制不变、组织独立、政治自主、军事自由的前提下与起义军合作。由于朱德和陈毅采取了这一“大胆策略”，不仅将起义军隐蔽在敌人腹地，待机行动，而且还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一个难得的休整机会，为在湘南重振旗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朱德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

历史上，我们党因为客观存在的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又因中国长期小农经济和封建势力的影响，山头主义倾向是存在过的。特别是王明路线统治时期，又大搞宗派主义，开展“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党和红军的团结，造成过严重危害。朱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把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平江起义等数支革命武装力量，拢成团结战斗的集团，花费了大量心血。同时，对宗派主义者打击、排斥和“邓毛谢古”（指、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大批领导骨干，进行了有力抵制和坚决斗争，确保了中央红军的高度团结。他的“浑厚老成，平易近人”，赢得了将士的尊重，人格的魅力，确保了“朋辈志同意自投，团成砥柱止中流”。

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首次会合后，由于张国焘怀有野心，四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和红一方面军，甚至公开伸手要权；教条主义者又用“左”的眼光看待红四方面军，指手划脚，横加指责，致使两军会合后的团结受到不应有的损害。对于张国焘另立中央，朱德痛心疾首，一面坚持对张国焘进行斗争，一面耐心做团结干部的工作。“天下红军是一家”这句话，就是朱德曾经常说的，并曾在红四方面军广为流传，影响甚大的一句话。有一次张国焘要朱德给发电报，取消那边的中央。朱德说：“那个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徐向前元帅曾坦言，如果没有朱德的砥柱中流作用，要战胜张国焘的主义，实现第二次北上，真不知道艰难多少倍。对于朱德在坚决同张国焘斗争的同时，注重团结各种力量促使红四方面军北上，曾赞叹：朱德“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

“朱总司令”，是全军的总司令，不是一个山头的“总司令”。长征胜利结束后，对于三个方面军的干部，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对老干部和新干部，朱德都无亲无疏，一视同仁，为全党全军共同称道。抗战开始前后，因清算张国焘的错误，牵连红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弄得部分同志灰溜溜的。不久，张国焘叛变投敌，这些同志的日子更不好过。朱德力主公道，把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和张国焘严格区分，予以充分信任，大胆使用，使许多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在开展华北敌后游击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党内斗争中，朱德实事求是，严己宽人，既坚持原则，又爱护同志。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对“左”的党内斗争方式保持警觉，开展批评从不说过头话，而是摆事实，讲道理，让人心服口服。庐山会议期间，朱德因实事求是地反映人民疾苦，对“大跃进”中某些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仍以大局为重，泰然处之，宁肯心受委屈而决不怨天尤人，真正体现了所说的“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五、洁身修德，清廉自律的高尚情操

朱德一贯坚持贴近群众，走近人民，服务人民，关心群众疾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寓伟大于平凡，寓“总司令”于士兵，几十年如一日，同群众心血相系，风雨同舟、同甘共苦，始终保持了普通一兵的革命本色。1946年，为朱德题词，用“人民的光荣”评价他，赞誉他。

长征途中，朱德已年过半百，但仍像年轻人一样，生龙活虎，爬雪山，过草地，吃糌粑、青稞、野菜、树皮、草根，甚至指战员还说：“朱总司令最会吃野菜”。行军打仗之余，他还和指战员打篮球，浑身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钢铁般力量。翻越大雪山时，为保证朱德安全，部队给他准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里，冻得无法入睡，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大家战胜风暴雪山。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认为“朱德爱护他的部下是天下闻名的”，同时，朱德严格要求自己也是闻名的。他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时，反复强调，不论在党内，在军内，每个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以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行。在纪律检查工作中，他提出要加强对党的高级干部的监督，使党的纪律能够约束住每一个党员干部。朱德要求全党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自己始终如一克勤克俭、清正廉洁。三年困难时期，朱德家里亏了50多斤粮食，工作人员想让机关补上，他硬是不同意，并通过吃菜糊糊，用“瓜菜代”的办法把所亏粮食补了回来。他认为：“人们都是从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有些人本来出身很苦，但进城以后就变了，不俭朴了。我们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只有我们才能用这么大的力量和时间来改造社会，不但要改造经济，而且还要改造思想意识和道德风尚。……如果不养成朴素、节约的习惯，生产无论怎样发展，人们的欲望也是难以满足的。”

朱德之“德”，在于一生坚持为人民服务，而不思索任何利益；他位显而不奢，自甘淡泊，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他功著而不骄，待人平等，始终以普通一兵工作和生活。他自己保持了高度的节俭，却还要嘱咐家人，在他去世后把仅有的2万元积蓄都交了党费，这种感人至深的崇高风范正是人的“红色品德”。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任泽学